自然生态论文范例

摘要：文中采用归纳法、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的文献，以及国内外的相关专业书籍，旨在对目前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理论和依据。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考古学上反映的距今 3000 年前后，辽西地区自然生态和由此影响的经济形态的变迁， 在中国东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动因可以从气候、环境变迁和民族迁徙等多方面探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上自然生态的每一次大的变迁， 都深深影响着一个区域的文明进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这无疑是今后东北史研究中应予以特殊关注的生态资源变迁问题之一。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一、对知识管理及高校生态安全的界定

知识管理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通常认为，知识管理指个人、组织或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知识和知识流动的过程、知识组织机构、知识资产、知识人员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以期实现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从而促进知识的价值增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内、外部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潜能，建立知识库，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从而达到最佳的知识产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功效管理过程。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结合狭义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安全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权、生存权、健康享乐权、必要资源权、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或人文）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系统工程，它是环境、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以上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高校的生态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社会生态系统安全三个方面，即能为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高校自身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科研服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

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

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对知识管理及高校生态安全的界定

知识管理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通常认为，知识管理指个人、组织或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知识和知识流动的过程、知识组织机构、知识资产、知识人员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以期实现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从而促进知识的价值增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内、外部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潜能，建立知识库，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从而达到最佳的知识产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功效管理过程。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结合狭义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安全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权、生存权、健康享乐权、必要资源权、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或人文）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系统工程，它是环境、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以上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高校的生态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社会生态系统安全三个方面，即能为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高校自身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科研服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

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

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作者：姜爱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由此引发的自然生态灾害日益严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明确列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因而“生态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开始受到众多领域里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我国世居着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下，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生态文化，这些独特的民族生态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关系，有利于寻求解决现阶段生态环境问题之路。笔者通过对近10年国内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力求真实反映学界的研究现状，并为进一步研究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

一、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研究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一词是随着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尊重自然与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1］(7～8)。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等多个领域，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袁国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经验性感知，当然更包括居住在特定自然生态条件下的各民族在谋取物质生活资料时由客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主观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2］。廖国强、关磊在比较“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区别与联系中，指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具体内涵，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一种“已然”的文化，“建立在本土生态观的基础上”，“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3］。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内涵丰富、各具特色，许多学者都展开了对不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廖国强、何明、袁国友系统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领域、制度和宗教中的生态文化以及朴素而深邃的生态伦理观［1］(19～144)。郭家骥对云南少数民族藏、纳西、白、彝、傈僳、普米、独龙、傣等民族的传统生态保护文化进行了阐述［4］。王永莉探讨了西南地区彝族、藏族、苗族、壮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及特征［5］。一些学者还展开了对某一个特定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内容的详细深入研究。如刘荣昆从傣族的宗教、稻作、服饰、饮食、傣寨、文学、音乐舞蹈等七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傣族的生态文化［6］(8～31);葛根高娃详细解读了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7］(14～176);杨红阐述了摩梭人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观［8］(60～96);王紫萱系统分析了古代蒙古族的生态文化［9］;何峰研究了藏族生态文化［10］(79～461);等等。学术界普遍按照文化学的分类标准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划归为三类: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观念文化，许多学者都选取了微观研究范式，具体阐述这三者中某一个维度的内容。

1．传统物质生态文化研究。物质生态文化意指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物质生产手段和消费方式等。崔献勇、海鹰分析了与维吾尔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剖析了维吾尔族的生态物质文化具有适应性、实用性、稳定性等特征［11］;廖国强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刀耕火种农业中蕴含的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12］;戴嘉艳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个典型的农耕村落为个案，分析了达斡尔族农业生产中的生态文化［13］;梅军、肖金香分析了黔东南苗族民居在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就地取材的节能手段、可持续开发的建筑构造四个方面所体现的科学性及合理性［14］。

2．传统制度生态文化研究。制度生态文化意指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社会机制、社会规约和社会制度，主要包括蕴藏着生态思想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族规家法、古代法等。刘雁翎认为，贵州苗族环境习惯法为保护苗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起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基础作用［15］;康耀坤认为，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文化与西部环境资源保护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16］;白兴发阐述了藏族、普米族、蒙古族等传统习惯法规范与生态保护的关系［17］;奇格、阿拉腾、盛明光［18］、阿茹罕［19］都探讨了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对环境的不断开发利用，以及人口的急剧增加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不断下降，人类生存的环境呈现出越来越脆弱的趋势。脆弱生态环境研究因而成为资源环境学科研究的热点，因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评估、驱动机制研究及生态恢复重建工作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课题。本文在分析国际国内生态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从重要文献主导原则、数量、区域、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对加强环境脆弱性的评价研究，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国际生态脆弱性研究动态   随着全球变化影响的深入，特别是对人类活动及人地关系影响的深入，“生态脆弱性”、“脆弱生态区”、“脆弱性评估”等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3］。脆弱生态环境是由群落交错带演变而来。1905年，Elements将Ecotone这一术语引入生态学研究［4］。1987年1月，M．M．Holland对Ecotone提出生态环境过渡带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且具有一组为空间和时间尺度以及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力所确定的特征，即抗干扰能力弱、界面变化速度快、可被代替的概率大、恢复原状的机会小等。在地学领域，Timmerman于1981年首先提出脆弱性的概念。脆弱性可分为人文系统的脆弱性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5］1－125。脆弱性最早是由脆弱带而引出的，但罗承平指出生态过渡带并非都是脆弱生态环境，它仅是敏感性环境的一个类型，只有具有退化趋势的敏感环境才称为脆弱生态环境。也就是说，脆弱性是敏感性和环境退化趋势的统一［6］。敏感性反映扰动，环境退化趋势反映脆弱生态环境受到外界扰动后变化的方向和可能性大小。脆弱性的研究内容是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或者其子系统在面对压力或冲击时的潜在损失和敏感状态［7］。   国外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研究，最早作为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内容，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对全球脆弱生态区范围的明显扩大和程度的明显加重，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问题开始引起了普遍关注。随着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人类活动以及人地关系研究的深入，有关生态脆弱性及其脆弱性评估等研究日趋成为全球性研究热点［8］。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70年代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以及80年代开始的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都把生态脆弱性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9］。1992年，美国生态学会指出:脆弱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管理、已受损害的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等应是生态学研究优先考虑的重点领域［10］。除了有关脆弱性概念等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之外，目前国外脆弱性评估开始由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及区域内简单关系的研究逐渐趋向于跨区域的脆弱性评估和多变量多数据的系统研究。同时，随着研究的进展，脆弱性评估的方法不断改进，脆弱性评估的模型化和GIS等技术在脆弱性评估中的运用日趋广泛。至今，国外的生态脆弱性研究已较为成熟，不仅借助遥感、GIS、GPS技术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估研究，而且出现了与景观学相结合或针对特殊条件的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其相关研究朝着更具针对性的方向发展。美国环保署正在实施的基于GIS的各种数据库和管理决策系统，其宗旨是通过对中大西洋地区生态脆弱性综合评估，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作为国际区域脆弱性评估项目，它反映了国际脆弱性评估研究的趋势。   二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现状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我国对脆弱生态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晚，中科院在“八五”期间开展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恢复技术研究拉开了大规模研究脆弱生态环境及其整治的序幕，取得了一系列有关理论与方法上的初步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进展，有关脆弱性的研究开始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脆弱生态环境概念、特征及区域评价体系及脆弱性评价方法和内容为研究对象，展开了一系列生态脆弱性评估及其人地关系实证研究。本文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电子版为基础，通过www．cnki．net检索，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生态脆弱性为题名进行初次检索，在此结果中再以GIS为题名进行二次检索，从重要文献主导原则分析、数量、区域、内容、方法五个方面对我国生态脆弱性进行研究，检索期间限定为1980～2010年。   以生态脆弱性为题最早的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是1994年苏维词发表的《贵州岩溶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类型的初步划分》，2003年以后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开始增加，当年发表7篇，2007年发表18篇，2010年达到25篇。核心期刊总共有114篇，期刊总论文有259篇，核心期刊论文占总论文数的44%。   (二)从数量上分析研究   以生态脆弱性为题名，检索国内的期刊，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有309篇，初期研究评价单元常局限于县市单元或其他行政单元。最早发表的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是1993年苏维词写的《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区划初探》，该文以县市为单元对贵州省乌江流域生态脆弱性进行了评价。之后，罗承平对北方农牧交错带进行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成因分析，民对太湖生态脆弱性的研究都集中在指标体系概念方面。1996年出现了第二篇生态脆弱性实证研究的论文，对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度进行了评价，1998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对塔里木河流域进行了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1999年吉林西部也开展了生态脆弱性的实证研究。以GIS和生态脆弱性为题名，检索到基于GIS的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有26篇，张佳华发表的《景观信息流及GIS对脆弱生态异质性制图的分析》是第一篇利用GIS技术进行分析的论文，主要是利用GIS进行制图。2004年，胡宝清发表的《基于GIS技术的广西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评价》是首篇利用GIS强大的输入、空间分析及制图功能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的论文，以县市为单元进行评价。2005年陈焕珍的《GIS支持下的山东大汶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对策》和覃小群的《基于GIS的广西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是国内首次以影像为基础利用GIS技术进行评价的论文，突破了以往以行政单元进行评价的界限。之后，福州市、南极无冰区、江西省、青海湖环湖区也利用GIS技术进行了生态脆弱性评价。生态脆弱性方面的博士论文有7篇，2004年1篇、2007年2篇、2010年4篇，集中在岷江上游、北方农牧交错带、新疆艾比湖湖泊湿地等。#p#分页标题#e#   由图1得知，我国从1993年开始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期刊论文总共有259篇，硕博论文总共有38篇。2000年以前期刊论文比较少，2005年急剧上升，2009年为45篇。2003年以前没有硕博论文，从2004年开始有硕博论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为8篇。   (三)从区域上分析研究   贵州是我国进行脆弱性评价最早的地域，之后，福建、塔里木、闽江、太湖、吉林西部、黄土高原、江汉平原、广州市、江西省、大别山、衡阳市、汶川、黄河流域也开展了脆弱性的实证研究，研究较多的实证区域主要是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农牧交错地带以及南方的西南岩溶地区等典型脆弱地区。近年来，我国脆弱度评估研究发展较快，实证研究的区域范围扩大，并且将区域脆弱性评估与区域生态安全调控对策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表明基于GIS的各种数据库和管理决策系统能直接为区域生态恢复建设提供政府决策服务。由图2得知，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最多，为84篇;西南石灰岩山地生态脆弱区次之，为65篇;再次是华北平原生态脆弱区，为53篇;北方半干旱－干旱生态脆弱区和西北半干旱生态脆弱区第四，分别为39篇、40篇;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区最少，只有11篇。由图3得知，北方总共143篇，南方总共151篇，1998年以前南方和北方数量相当，1999年后南方研究数量超过北方，2005年后南北方研究数量急剧增加。   (四)从内容上分析研究   在研究初期，有关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概念模型和定性分析仍占很大比例。随着“3S”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不断开发，我国有关脆弱性评估的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研究向基于GIS技术和模型化方法的脆弱度评估方法发展。概念方面的研究有《塔里木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黑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荒漠化》、《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退化生态系统》、《太湖生态脆弱性特征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太湖生态脆弱性特征与消除对策的初步探讨》、《塔里木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可持续发展对策》、《西南岩溶山地生态脆弱性研究》、《祁连山生态系统脆弱性与恢复重建措施初探》、《贵州省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福建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及其生态重建探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成因分析》。实证方面的研究有《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基于RS/GIS的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基于GIS技术的广西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评价》。从内容上分析，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有109篇，实证研究有184篇。2003年以前，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2004年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等，2005年后，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如图4所示。   (五)从方法上分析研究   目前国内外生态环境评价单元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基于面状的矢量评价单元，包括行政单元、流域和景观单元等;二是基于点状的栅格评价单元。评价单元的选择主要根据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来确定。由图5得知，以县为研究单元的有135篇，以栅格为研究单元的有49篇。2000年没有以栅格作为研究单元的，从2005年起数量渐渐增多。2010年以县为单元和以栅格为单元的几乎相等，分别是19篇和18篇。   遥感可以为矢量面状评价方法提供丰富的数据源，GIS起到数据的管理和制图的作用。以下是以矢量面状单元进行研究的文献:《主成分分析及MAPINFO在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中的应用》、《重庆市岩溶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研究》、《洞庭湖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恢复与重建研究》、《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初探》、《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干旱区资源与环境》。遥感、GIS技术可以为生态环境脆弱性提供丰富的数据源、建模基础和技术支持，实现数据的分析和表达。对比分析国内的文献，生态脆弱性的评估差异主要在于指标体系、单元选取和评价方法。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是对生态环境各因子系统内部的不稳定性以及人类活动和外界环境胁迫对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及其敏感程度的评价。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体系，影响生态脆弱性评价的诸多因素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评价因子与脆弱性等级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模型。   基于栅格的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性评价》、《汶川地震灾区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3S技术支持下的扎龙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多源数据支持下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定量遥感研究》、《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土地利用效应》、《遥感与GIS技术在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监测与评价中的应用研究》、《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区划初探》、《基于GIS的广西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GIS支持下的山东大汶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对策》。   三结论与讨论   遥感与GIS技术能满足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众多需求，可在模型建立、技术支持、数据源提供和展示平台构建等方面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提供技术支撑。在遥感和GIS技术日益广泛应用到生态学领域的情况下，如何发挥遥感、GIS的技术优势，将其方法融入到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中，开发区域尺度上兼备评价、预测与预警功能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模型，将是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对1980～2010年的学术论文进行检索与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从景观的角度探讨生态脆弱性的论文比较少，还没有实现脆弱性的三维可视化表达。   2．从重要文献主导原则上分析，核心期刊论文总共有114篇，期刊总论文有259篇，核心期刊论文占44%。   3．从数量上分析，我国从1993年开始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2000年之后，我国生态脆弱性研究成为研究热点，2003年以前没有硕博论文，从2004年开始有硕博论文，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p#分页标题#e#   4．从区域上分析，早期西南石灰岩山地生态脆弱区和华北平原生态脆弱区，北方半干旱－干旱生态脆弱区和西北半干旱生态脆弱区研究较多，后期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研究发展较快;1998年以前南方和北方研究数量相当，1999年后南方研究数量多于北方，2005年后南北方研究数量急剧增加。   5．从内容上分析，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理论研究论文数量有109篇，实证研究有184篇。2003年以前，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2004年理论研究数量和实证研究相等，2005后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   6．从方法上分析，在基于GIS技术的定量研究方法上，早期多以县为数据单元，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栅格法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运用，2005年起数量逐年增多。

摘要：在城市中，人们对居住区环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性化景观设计变得必不可少。笔者就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设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综述。通过探究与分析当今居住区景观设计案例文献等，探索出居住区景观人性化设计如何实现的道路，做到真正的人性化关怀，实现其设计价值。

关键词：居住区；景观设计；人性化；心理需求

1研究历史

目前，国内最早对居住区景观设计有所研究的是欧阳康、郁志新等（1988）从环境规划的角度展开分析的。在中国知网通过关于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设计研究成果查询，大致可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起步阶段主要停留在对居住区景观的功能要素上的研究，如道路、水体、绿化等方面较为浅层的研究，元萌、谭倩、刘燕（2004）在《华中建筑》上提出景观设计随着环境的提高逐渐从建筑设计中剥离出来，居住区景观设计在功能分区时，根据地形确定道路、下水道、汇水区的形态，绿化上要体现细节，绿化尺度也应考究。自此，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设计进入发展阶段，人们不再满足居住区于基本的功能需求，更多的是追求居住区的视觉上的享受，开始关注色彩、铺装等视觉要素。马卫华（2006）在《住宅科技》中阐述色彩是最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视觉要素，居住区景观色彩分为自然色彩与人工装饰色彩，从视觉角度分析居住区景观。随后，居住区景观设计逐渐成熟，开始关注居住区景观的内在文化与内涵。闫晓俊、陈其兵（2007）在《安徽农业科学》中讨论了在居住区景观中，居住区外部形态是形，蕴含在其中的文化与审美意境才是神，设计时要体现文化与美感。但在此期间的文献期刊大都只关注居住区景观的表层，并未上升到空间统一与精神关怀层面上。

2研究现状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来看，我国关于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设计该主题研究产生了新的方向，传统的居住区景观设计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居住区景观环境的品质提升。该研究方向大致从统一型与需求型两方面出发。统一型是指在居住区景观设计时要保持整体空间及其规划的协调统一，朱鹏屹（2015）在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中阐述了统一性，现代居住区景观设计要考虑景观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统一，在保持区域自然特征的基础上，设计出能够体现当地特色的居住环境。杜娟（2017）在《中国园艺文摘》上提出高档用材与奢华营销理念已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苍白无力，需将核心放在提升小区景观品质上面，从空间规划、空间设计等多方面出发进行完善统一，融合智能化技术，最终提升居住区环境与生活质量。需求型是指景观环境在设计时需满足人的需求，考虑其生理、心理上需求，关于需求型的研究可见于期刊和学位论文，例如：任全伟（2013）在《山东林业科技》上阐述了居住区景观能够改变人的情绪、人的行为，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变化，因此设计时需满足其心理需求，统一绿化与建筑的关系。陈祺、龚飞等（2014）在《住宅科技》上也对此做了研究，观点集中表现为设计者与用户缺乏交流、对安全与健康的重视程度不高，要根据居民的行为规律、生理与心理需求，注重生态性、实用性、经济性，提高自然生态意识，尊重细节，贴合人的行为，设计出温馨与幸福的人居空间。屈海燕、吴琼（2016）《华中建筑》中论述了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情感与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居住区景观需结合了心理学、生态学、美学等学科，其基础设施和社会关系更需满足人心理、生理及自身发展的需求才能产生归属感，要设计出适应老年人专属的慢节奏景观模式。笔者认为无论在空间统一还是满足需求上，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居住环境的品质，但都不够全面，我们考虑的不能只是当下，还应将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及趋势考虑在内。

3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