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理论范例

一、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现状及其与教育哲学的关系

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精神的载体兼具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受分科教育系统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担负人文精神传播的重任有其自身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即个人、组织有目的地将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面向民众进行广泛传播，社会科学普及是社会分工背景下成果共享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均衡发展、共求和谐的重要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组件，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科学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重要性的集中表述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中远期发展要求。社会科学普及主体的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受益范围、受益程度反映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效果，各级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主要组织协调者，民众作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客体主要接受了安防、法规、卫生、经济等方面的服务和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成效不仅仅表现在普及工作的具体实践现象中，而且还表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意义论证、载体创新、立法保障、与自然科普工作比较、战略提升规划等方面，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实践重点集中在普及主体素能提升、普及宣传、普及策略建设等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共同促进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本质上是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活动、社会性的教育行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社会科学普及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社会活动其目标必须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传播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在普及工作中已多有应用，但教育哲学论的辨析鲜见。教育哲学以反思教育理念前提和实践基础为特征而区别于教育学对教育过程的控制，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使教育活动能够建立在稳固的哲学基础上避免教育的狂妄和迷失。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宏观指向目标具有导向作用，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具体实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以教育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既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自我反思也是教育哲学理论的实践检验。目前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升普及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度成为新时期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建设是普及工作的理论前提。研究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客体性状和诉求是普及工作的必要准备，也是普及工作自身建设的运行保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探析可以依照普及工作的知识传播规律进行传播学、教育学构建，也可以对普及工作的运行理论前提和过程基础进行教育哲学探析，选择教育哲学视角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行评析是相关理论的补白和实践探索的新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发生在社会有机体中，教育哲学的视角不仅能够在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普及的方向也能在具体实施中促进反思和改良。宏观指向保障了其工作方向的先进性，普及工作的具体实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着力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教育哲学探析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和有益性。

二、社会科学普及的教育哲学评析

社会科学及其普及的重要性源于人本身的目的性，自然科学外求诸理于人之外（即便是以人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仍旧是将人作为对象和工具而外在于人），只是为了获得认识自我的多个视角，人本身仍旧是目的。社会科学是回归人的目的性的切近道路，也是人向世界出发的隐性工具。“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日益渗透，它们缺乏人文关怀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出来”，人终究只能是目的而非手段和工具，“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反而在当代科技盛行的背景中增强，“人作为目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重要性认同只可能暂时遗忘而不能被否决。自然科学出游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归家，只是自然科学的游子心暂时被大自然的奇妙所吸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否定项常常指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肯定项与自然科学诉求同归于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和成果普及主要以社会个体和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是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自我回归，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更加关注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意义性。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解决的是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社会科学以人的社会关系为背景观照人的存在，有别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自然背景。约翰•杜威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提出：“科学的进步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这里的“科学”显然特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直观性上较之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相对于自然科学普及工作有着较多的困难。困难产生的内在原因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没有得到普及主、客体双方的深刻认同，困难的外因在于由二元论世界观和工具理性所致的自然科学崇拜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普及是克服此困难的有效途径，社会科学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于人的存在，是对自然科学疏离人的纠错。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在于引导民众关注、思考并解答社会进程背景下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促进个体社会化积极效果的发生，引导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自然科学是人的工具而非目的，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应该在人的存在中淡化直至消除。

当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施者的主要精力大多投入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中，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功能发挥，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投入在策略上有重大缺陷，至少存在三个弊端：其一，与基础教育的功能重合。基础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传播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教育未能周全的社会科学知识才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重复性的劳动则降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普及由此被民众所轻视和慢待。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重复是导致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低下的工作认识缺陷。其二，遗落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难以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发挥促动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功能。社会科学普及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方法、思想的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仅仅是普及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普及重点达成的依托和凭借。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和思想的传播，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由之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带动作用。其三，过渡谦让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轻视社会科学的隐性功用。面向细微生活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和技能教育受到普遍的欢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若“学步”于此将导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功用的遗落。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普及因其直观性而产生了光环效应，自身的不足被遮蔽；“在人们生存能力、条件和状况越来越得到很大改善的今天，人们反而对存在的意义发生了疑问，这可能是‘现代病’的总根源”，“现代病”已经逐渐暴露出光环掩映下的意义失落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功用所在，这种功用在时效、影响力上均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现状是放弃了自身的优势去模仿同事的特有技能，这就必然消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性能，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感受和态度逐步惨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心也必将受挫。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民众的影响上则表现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认知偏差，这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策略缺陷的外在表现。民众执意于对自我生存直接获益的知识和技能，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此有先天不足，社会科学的有益性在于对个体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进行宏观、间接地导向和纠错，这种作用具有间接性和长期性，难以对受体产生直接、短期的直观收益。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效运行得势于民众对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需要，这种需要指向当下的生存，这是社会个体存在的必然反应。通过社会科学普及来增益社会个体乃至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普及工作的根本所在，如何凸显这一积极效果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改良工作策略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普及是面向大众、惠及民众的事业，民众参与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的效果”，民众的社会存在状态影响着社会科学普及的需求度和需求内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必须结合社会个体的具体存在状态。民众的认知内容固着于当下生存内容，忽视了生存的方向性和价值内涵，坚持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和谐化为纲，以民众的社会角色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参考变量，是当下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指导思想。

三、教育哲学视域下的社会科学普及策略

运用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前提、过程和目的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科学普及出现了工作观念错误、策略失误的情况，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认知偏差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应对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普及实践的必要准备。社会科学是人的存在的意义辩护者和生存引导者，改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观念和策略而建立起社会科学新形象能够促进民众对社会科学的认知转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成效不尽人意的重要内因可以归纳为功能定位错误、工作重点不明、无视自身的隐性功用三方面因素，对于民众的认知偏差的外因可以通过因势利导的策略达成弱化甚至是消除偏差的效果。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基础教育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的补足和深化，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引发个体的存在反思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这种促进是终身的。促进可以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个体自动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的主动行为，无须为社会科学普及的个体依赖性担忧。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式微是社会现状的反映，社会科学普及主体也受社会现状的影响，提高社会普及工作效率的前提便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自身建设。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不少同志沉溺于对成就的享乐且理想追求淡忘，其生存失去了可持续发展性。人文精神的弱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宏观精神祈求波动的微观表现，进而弱化了专注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下游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也进而松懈。我党先进的

摘要:高中历史课中关于学科交叉内容的教学应该引起广泛关注。教师在教学时应努力打通学科壁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如讲授“物理学的重大进展”一课时，应深入研究课标要求，精心备课，通过讲授学科意义上的物理学等，使学生理解物理学学科的内涵、特点;通过讲授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使学生认识物理学科的历史传承性;通过讲授物理学思想方法等，使学生理解物理学科的文化属性。最终使学生融合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认识物理学理论在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历史教学;交叉学科;文理相通;物理学

高中历史中，涉及历史学与文学、艺术学、经济学、教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交叉的内容，如何在历史教学中恰当地处理这一内容，是广大一线历史教师面临的挑战。以人教版《历史3》(必修)第四单元“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中第11课“物理学的重大进展”为例分析历史与物理学的交叉学科教学［1］。

一、深入研究课标要求

课标是教学中的重要依据，第11课课标要求:“了解经典力学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知道相对论、量子论的主要内容，认识其意义。”从要求中可以看出，学生只需要“了解”“知道”经典力学、相对论、量子论的主要内容，不必“掌握”与“应用”。众所周知，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一门高度定量、理论和实验高度结合的精确精密科学。学科本身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在历史教学中，不宜在物理内容的具体解释上过多展开，尤其是在相对论、量子论方面。事实上，“在学情方面，高二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对经典力学有所了解，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他们尚未学习过量子论和相对论等知识。”［2］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具体物理知识而言，教师只需要依据教材内容和参考资料，做适度讲解即可。课标要求学生认识物理学理论在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这应该是历史教学的重点。如何把握这一重点?笔者认为，首先要理解物理学学科的内涵和特点;其次要认识物理学科的历史传承性;最后要理解物理学科的文化属性。

二、物理学的内涵及特点

物理学经历了五次理论的大综合(牛顿力学的建立、能量守恒定律的建立、电磁理论的建立、相对论的建立、量子理论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引发了蒸汽技术时代、电气技术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物理学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无需多言。但究竟什么是物理学?很多学生认为物理学就是一些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光学仪器等的集合。在这样的认知下，当看到教材中出现的“经典力学”“相对论的创立”“量子论的诞生与发展”等条目时，会产生“这是物理学吗”“这是有趣的物理学吗”“这是五彩缤纷的物理学吗”等一系列疑问而不知所措。此时，教师要因势利导并告诉学生，大家熟知的家用电器、能源技术、半导体技术以及激光技术等高新技术都是物理学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学科意义上的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最基本的物质结构与运动规律、最普遍的相互作用以及所使用的实验手段和思维方法的自然科学，其包含三个系统:知识系统、原理与方法系统、实物系统［3］。物理学知识系统按研究对象划分，已包含高能物理学、原子分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等;按研究要素可包含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按理论体系可包含经典力学、相对论、量子论等。教材中主要介绍的是物理学理论体系。“追随一个伟大的物理学理论行进，看看它宏伟地展现了它从初始假设出发的规则的演绎，看看它的推论描述了众多的实验定律直至最小的细节，人们不能不被这样的结构之美而陶醉，不能不敏锐地感到这样的人的心智的创造物真正是艺术作品。”［4］物理学理论是通过概念的抽象和定义、为数很少的基理、规则的数学运算演绎建立起来的既能解释已有现象又能准确预言未知实验结果的命题体系。我们知道，自然界提供的事实不可胜数，人们不可能把所有事实都变为记忆并传播。但当人们把个体事实中的带有普遍性的共同点抽取出来，继而形成物理学概念及定律即命题而代替了大量的具体事实时，人们就可以通过命题方便地记忆并传播事实。当然，物理学进一步把这些命题浓缩在为数很少的基理中，根据这些基理，人们能够无遗漏、无重复地演绎出所有的物理学定律，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心智负担。经典力学、相对论等就是这样的理论体系。经典力学建立在力学三定律之上;电动力学建立在“场”和麦克斯韦方程组之上;狭义相对论建立在光速不变和相对性原理之上;广义相对论建立在等效原理和广义协变原理之上;量子力学建立在波函数和薛定谔方程之上。就像文件盒上的标签，有逻辑地把不是同一类的文档分开，人们能迅速找到所需要的文档，而不至于乱找或拿错。同样，物理学理论能够使人们准确找到可以解决给定问题的定律，这让物理学定律群变得更易掌握，变得更美。物理学原理系统包含真理性原理、简单性原理、统一性原理等;方法系统包含演绎归纳法、类比联想法、猜测试探法、模型化方法、实验方法等。物理学实物系统包括为探究物理问题而制作的粒子加速器、激光器、天文望远镜等专业仪器设备。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实践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是实践提供了认识对象），而且改造了世界，在自在世界（天然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人世界（人类世界），所以，实践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科普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知识最终都是以实践作为中介的，他说：“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经验概念（逻辑概念），因为任何的经验形式都直接的和实践是相联系的，而科学知识的经验水平是思维和阐述信念的结果。另外，经验的评价标准不能够离开理论的阐释。理论的分析方法是科学反思自身的观念的工具。经验阶段预测一定的世界图景，进行初步的概念解释，经验规律转化为科学理论，进而内化为个人的理论活动。经验时期可以说是前理论时期。科学可以划分为起源阶段，把经验看成科学认识的起点；二是科学理论阶段则是有着复杂的有效的理论体系构成。”[2]科普宁认为，实践同日常的经验的观察不同之处在于，在实践中是同人在理论思想基础上建立的现象打交道。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苏联的科学哲学家施维廖夫在1988年发表了《科学认识分析》，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进一步强调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主导作用。他指出：“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经验、经验信念，实质上是科学认识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3]认识的目的是要深入到最广阔和更深刻的现实中去的，可见，他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的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于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哲学就具有科学性，哲学的科学性保证哲学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哲学知识的可靠性最终又来自于实践，譬如当我们将“黑马”的本质抽象到“动物”的层次，那只能形成“动物学”，而“动物学”是具体科学，不是哲学。只有将包括“黑马”在内的“万物”抽象概括到“存在”这一“万物”的最大特性，普遍性才能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从而形成世界观，形成哲学。所以，实践决定着我们的认识，脱离实践的认识是唯心主义的认识。

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辩证法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本性。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列宁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一致的原理，从而为苏联的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辩证法的三要素是对辩证法的实质、本性和精髓的经典表述：“（1）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2）事物自身的矛盾性，一切现象中的矛盾和倾向性；（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辩证法的三要素可以概括为，“辩证法的基础是唯物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精髓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在这里，辩证法的本性是认识论，它对科学认识起到启发和助发现的作用，而绝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教条。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苏联从六十年代赫鲁晓夫解冻开始，崛起了认识论派，主要代表是科普宁和施维廖夫。他们深刻论证了辩证法的认识论本性，把辩证法理解成科学认识论，认为哲学不同于实证科学那样直接面对客观事物，对世界进行反映，得出科学知识体系；而启发科学认识，是引导、规范科学认识活动中心从而成为恩格斯所说的“最锐利的武器和最好的劳动工具”。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完全相适合的方法。苏联在分析科学认识结构问题时，就很好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能够做到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解决问题。经验和理论的关系在科学认识发展中就体现了矛盾的观点，实现了在对立中统一。苏联的科学哲学研究在处理经验和理论的关系方面，显示出了辩证认识论的优势，可概括为：第一，关于经验和理论两种知识的本性问题。苏联学者把这两种知识和产生这两种知识的认知机制---感性和理性---区分开来，因为感性知识的形成阶段同样包含着思维的范畴加工。苏联学者还从认识活动的不同特点出发界定两种知识的特征，如切尔尼亚克从质和量的关系出发进行划界，指出：“某个理论的认知语言是所有那些评述和术语组成的，它们是从被加工的组合的变化着的量的特点方面来表现客体的直观性和非直观性；其次是精确性、抽象性和程度不同；最后则是在于是否以规律结构为其基本内容。”第二，关于经验和理论两种知识的功能。施维廖夫认为，理论层次的认识活动旨在完善、精确和发展科学的概念机制，构建“特殊的理论世界”；经验层次的认识活动则是指向建立科学的概念之外的实在联系。施维廖夫明确认识到经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只是认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因此，经验活动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科学认识的基础和检验（外在的证实）。第三，关于经验和理论的辩证关系。苏联学者在这方面从来不把二者对立起来，始终坚持经验是认识的源头，但经验有待上升为理论。苏联学者特别深入考察了理论对经验的解释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注意不够的地方。如马姆丘尔指出，在理论对经验材料的解释结构中，可以区分出两个独立的经验“子层次”：一个是对经验结果的确认，可以称为“解释———描述”层次；另一个是对头一个子层次上确认的结果做出理论说明，可以称为“解释—说明”层次。此外，苏联学者还特别研究了判决性实验、理想化、检验理论自身的中立性、抽象客体、知识分析的方法论单元、公里化系统的界限、科学理论的重构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苏联学者的研究都侧重在科学理论的内容方面。如施维廖夫所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总强调科学知识进行内容分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何种方式实现科学的理论化？其形式、阶段、标准是什么？还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逻辑形式技术的提炼、演绎公理化建构的精确化问题，对发展着的各门学科方法论具有首要意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苏联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倡导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六十年代以来，一批改革派哲学家对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列宁主义原则有了深刻体会，正确解决了辩证法的本性问题，从而在处理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科学认识结构分析的问题上避免了西方科学认识结构研究的缺点和不足，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来说，苏联的研究成果是不可以被忽视的。

作者：刘小利 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一、理想主义的滥觞与激进主义者实践道路的迷惘

自古以来，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演绎了一幕幕的理想社会图景。但以严复的《天演论》为分水岭，在此以前的儒家传统政治语境中的理想主义者们眼中的理想社会不仅以道德至上、社会和谐为底色，更视心静身安为其理想归宿。故而他们的理想社会愿景中都不免带有许多相似痕迹，印上一层浓郁的静谧色彩。政治改革需要用理想主义大旗来坚定人们的信念，团结和凝聚人们的政治行动。但这些传统儒家理论与近代社会的动态发展格格不入，不仅无法为现实政治改革、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还沦为保守势力拒绝变革、因循守旧的“护符”。严复宣传进化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呼吁晚清国人“只要发愤，赶快变法自强，中国仍可得救，存亡生死，其权仍旧操之于我”〔10〕。他希望国人要正视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其《天演论》的广泛流传却更多地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迷恋，以及对过去和现实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情绪。初阅《天演论》的康有为也一反中国数千年来的“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的怀古情绪，认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11〕。其《大同书》淋漓酣畅地谱写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建蓝图。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早期梁启超认为：“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直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12〕。备受进化论熏陶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则直接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等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3〕。为了实现进化中的理想社会，近代仁人志士们的观点日趋激进。严复和康、梁等维新志士都极力强调应按历史阶段循序渐进，并认为它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进程。他们皆认同竞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但都否定用暴力革命来推动社会的进化。在改良潮流减退、革命呼声高涨的晚清末年，革命思想家们纷纷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的进化论。章太炎主张“恃革命”开“民智”，明“公理”，去“旧俗”〔14〕。陈天华更认为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药”，唯以“革命”，方能“除旧布新”，使“社会雄飞突步”〔15〕。邹容则把革命与进化融汇在一起，明确提出了革命进化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16〕。孙中山就更为强调“突驾”说，重视“跃进”式的“突驾”。他认为中国只有革命才能实现后来居上，主张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方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直接实现其理想社会。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则提出了创造进化论，在他看来，“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17〕。起初陈独秀认为民主与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日趋激进的他后来又认为革命才是推动社会进化的“最有力的办法”，竭力主张效仿法、美等国革命，通过“力战”、“流血”实现其民主共和理想。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入中国，等人开始把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相结合来改造中国，主张“创造的革命”，并认为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创造历史”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18〕。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影响到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航向。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火花里确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都忽略了人性自私的一面，对如何抑制国人在政治活动中的贪婪欲望引发的竞争无序束手无策，在传统道德被毁坏无余的的情况下，又难以成功塑造和维系他们理想中的新道德规范。“苟无公益之良心、自治之懿行，而徒惶惶然曰法治法治”，其民主共和理想到头来沦为一幕幕争权夺利的“闹剧”〔19〕。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之说，已经深入人心”社会土壤里，清末民初的革命沦为“权利与利益之争，人权自由，已成梦想”〔20〕。在误读进化论衍生的一系列理想主义武器不能切实有效的解决中国的既有问题、国人内部的生存环境反而日渐恶化之际，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不懈追求便成为他们最有效的精神寄托。在社会现实日益远离人们的社会理想的情况下，如何引导人们有效树立正知正见，以和谐心态面对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协作便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大难题。

二、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横行与国人人生观的困惑

在《天演论》中，严复把自然界的进化扩展到人类社会领域，用自然科学理论比附类推社会发展理论。他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赋予科学以人生观地位，企图用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理论来整合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一动机在他的《原强》一文中也得到充分流露：“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佞之理，必然之数力；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严复这里所指称的数学、力学（物理）、质学（化学）已逾越了自然科学范畴，赋予了它们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此，随着误读后的进化论的广泛流布，以科学万能论为中心内容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兴起。严复的这种作法后来也屡屡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所效仿。他们在推出自己的新的政治理论或思想理论时，都千方百计地溯源于自然科学理论，从而为自己的新理论罩上权威面纱。但他们的理论往往建立于假定之上的，这种联系也几乎都是牵强附会的。但它们一旦披上“科学”外衣后，都把自己定义为“科学”、“进步”的化身，把早已存在、与己相左的观点都扣上了“封建”、“落后”的帽子。在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精神内核里面，人们往往难以寻觅到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影子。机械类推、附会解释、乱扣帽子成为唯科学主义横行的制胜法宝。这种迹象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为了摧毁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和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这种唯科学主义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都是这一思潮的崇信者和宣传者。胡适曾声称：“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但我们却相信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21〕。当时的《东方杂志》也满怀激情的写道：“古代道德政治之书，科学包含之而有余；现在及未来之学问，科学阐明之而无不可”，“人知有限……科学万能”〔22〕。在他们的鼓吹下，科学在当时几乎得到了“全国一致的崇信”〔21〕。传统思想文化在“落后”、“封建”的大棒打压下，难以抬起头来。凡经“创新”的新理论都无一例外地贴上了“科学”的标签，受到了人们的顶礼膜拜。误读进化论所滋生的新旧二分的价值观再经唯科学主义的误读演变为新的必胜于旧的、青年人必胜于老年人的庸俗公式，在很大程度上倾覆了传统价值观植被。新旧之间、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浮现于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长幼之间、同辈之间，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对抗为之而日益深化。但到一战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现，科学的价值原本就是中立的，其功能也绝非万能的，它既能为人类造福，亦可为人类招祸。为此，他们对“唯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撰文企图引导人们摆脱“唯科学主义”的阴影。但他们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反被诬为“玄学鬼”，“唯科学主义思潮”仍然横行中国。在“唯科学主义”颠覆掉传统社会的人生观植被、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被“唯科学主义”扭曲的情况下，构建何种能引导中国走向和谐的人生观模式，如何引导国人树立较为合理的人生观，成为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一项沉重而又艰难的课题。

三、结语

以上三方面仅是误读进化论所产生之负面效应的一隅蛛网而已。如若将近代社会无量放大，还可窥现进化论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近代社会转型问题。近代中国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生活的安定，社会生产力暂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误读进化论之负面效应的制约下，近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困难陡增，理想社会的实现也遥遥无期，社会和谐之网被撕得支离破碎，国人之间的协作精神日益消退，社会道德环境被剥蚀得面目全非，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史学界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利弊，通过发现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指引我们在构建道德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时，沿着和谐、健康、持续的轨迹行进，不再重蹈近世国人误读进化论之覆辙。

作者：陈开江 孙妙娟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1科技期刊的概念和特征

期刊顾名思义就是杂志，是定期或不定期的出版物，有专业性和综合性两类。记载着科技内容的期刊可称之为科技期刊。科技期刊是科学技术重要文献的载体，是科学技术的新信息源。科技期刊具有以下特征:①连续性:定期出版，具有连续性，出版内容能够历史地、系统地反映某一学科、某一研究课题的发展过程。②选择性:各篇文章内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读者在阅读时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可以随时翻阅。③时效性:文章内容要求新、求快、求好。④稳定性:有固定的作者和读者。⑤创新性:内容要求新，介绍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观点、新进展、新理论。⑥深透性:科技期刊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深度。⑦复杂性:文章插图、公式、外文符号较多，排版难度较大。

2科技论文的概念及分类

科技论文是报道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创新性工作成果文章，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证明或反驳等逻辑思维手段，分析表达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开发研究成果。科技论文按其发挥的作用分为学术论文、技术性论文、学位论文。学术性论文。指作者提供给学术性期刊发表或向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以报道学术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学术性论文反映的是该学科领域最新、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类论文应具有新的观点、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数据及结论及科学性。技术性论文。指工程技术人员为报道工程技术研究成果而提交的论文，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是应用已有的理论来解决设计、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等具体技术问题而取得的。技术性论文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力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类论文应具有技术的先进性、实用性和科学性。

作者：吴健 单位：广西南宁市隆安县中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就组织进行了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探索,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本文就中医外科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观点,作参考之用。

1存在问题

1.1对中医外科认识不足定位不明确

中医外科源远流长,汉代华佗就开展过高难度的麻醉和手术,传统中医外科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解剖学发展缓慢,历代封建王朝对医学教育普及不足,致使中医外科发展滞后。反观西方医学理论在近代逐渐加快发展,开放的思维方式,解剖学的积累,特别是无菌技术和抗生素的运用使外科感染大大降低,外科技术得到长足进步。现代自然科学新技术的引入,如X光、电子计算机等,使原来的医疗范围大大扩展。两者相较,此消彼长,显现出中医外科已经明显滞后。这是否意味着中医外科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医外科的优势得益于其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对患者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全程干预及其治疗手段的多样化。得益于人与自然高度结合,从哲学理论到医学理论的特点和独特价值。由于其基础理论形成的年代久远,对自然、社会,直至宇宙运动规律的认识,与现代认知存在差距,不能按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认知方式去揭示人体内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本质,因此影响了大多数人的认同。[1]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是高度和谐、密不可分的,在现代医学理念中的表现就是追求和崇尚自然疗法。而中医的治疗方法就是最接近人们需求的医疗手段之一,在和疾病的斗争中中医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充满活力的手段。作为医疗工作者和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中医外科的优势和局限性,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中医外科在现阶段中,在外科临床治疗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处于什么地位,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以利于学科的发展。

1.2中医外科理论和实践发展不能自我束缚

中医基础理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源于中国古代人民对社会和自然的认知。发扬中医传统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优点,有利于促进中医外科的发展。然而,科学实践证明,只有开放的体系,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去旧生新,才是一个有活力的体系。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中医外科也应该不断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成果进行自我完善,把现代诊疗新技术及时引入中医外科是中医外科发展的重要内容。[2]我们不能仅仅为保持中医理论的“纯洁性”而排斥现代科学,也不能人为地划分和对立中西科学理论体系,只有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社会科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恩格斯曾经说过:“缺乏对革命理论的兴趣，是缺乏革命精神的体现。”实践证明，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全面武装，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趋于市俗化，货币拜物教，重利轻义等道德滑坡现象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的全局意识淡化，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时有抬头。   改革的攻坚阶段使每个公民的个人义务和责任加大，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蹭加了个人就业和收人的不稳定性，对照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一些群众在思想上陷人迷茫和困惑，甚至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所有这些使得理论的武装、舆论的导向、信仰的确立显得愈加重要，而这正是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快速。   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正深刻地改变着经济、政治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也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我们的国际环境，各个门类的新兴社会科学应运而生。如经济科学、除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外，现在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也都发展了许多分支。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   第三、社会科学的交叉性越来越明显。   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联系的。可谓社会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分工的细密，二是相互联系的紧密。一个人单独完成一件产品是小生产，许多人许多部门共同完成一件产品是大生产。表现在社会科学上就是各门学科的互相渗透和交叉，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也表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这种渗透和交叉的结果是出现了许多“边缘科学”，如数量经济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等。   第四、社会科学的实践性越来越强。   如果说自然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短，那么社会科学也已走出书斋和学院，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现在的社会科学既重视宏观问题的研究，又重视微观问题的研究;既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重视应用和对策理论的研究;既重视历史问题的研究，又重视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探索和实践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旋律。   面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一切严肃的有责任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努力学习，更新知识，同时要深人生活，调查研究，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要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不断增强马列主义的理论勇气，敢于开拓进取。   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回报社会，服务群众，用正确的理论宜传和武装群众。使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全民的指导思想，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光荣而神圣的历史责任。

本文作者：郭美霞 单位：鸡西大学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所需用的物理知识，不见得比所需的哲学思维多，爱因斯坦头脑中的哲学成分一直是人们的研究课题，因为是他成功地改变了后来者对宇宙时空观的看法。虽然在儿童时期，他的智力发育迟缓，但他那刨根问底的哲学探索精神使他对空间、时间的钻研比别人更深刻。他曾说，他受过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终注重实验事实，“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哲学理论思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自然观的思想，反对把粒子看做“物质的终极”，站在“物质具有无限层次”这一立场上致力于物质结构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异粒子的复合模型，认为强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这三种基础粒子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释和预言强子的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坂田昌一长期坚持自觉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结果。

他写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顿时代，研究机械力学，没有辩证法相对来讲还过得去。然而，在今天，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开了辩证法将寸步难行。现代科学的许多复杂问题不能单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学思维。例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电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实际运动状态，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间接观测，而这种模型或理论的建立就需要哲学的帮助。关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天体情况，几十亿年以前的宇宙状况等，都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各种宇宙学说的建立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辩证法对现代科学的指导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类借助于科学实验活动，把我们的认识从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观察、假设、推理、实验、论证、检验等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以及从这一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时，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合理的原因、严谨的推理、科学的验证。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的过程，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通过科学抽象做出哲学概括的过程，这对整个科学实践活动起着一般方法论的作用，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方法。地壳运动的板块模型的建立是现代地质学的重大发现。这之前经历了大陆漂移假说、海底扩张假说和板块构造学说三个阶段。最先把大陆漂移作为一个假说提出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设想全球的大陆曾经都连在一起，称之为“联合古陆”，并给出联合古陆破裂、漂移过程的图示。

魏格纳认为使大陆漂移的动力是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及太阳和月亮产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学家的计算表明，这个力实在太小，不足以推动大陆的漂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赫斯提出“海洋扩张假说”，他认为，大陆不是作为独立体运动的，而是与海底连在一起在地幔软流圈上移动。60年代末，在海底扩张说的基础上，美国的摩根、法国的勒比雄和英国的麦肯齐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块构造模型”，这一学说成为新的地球构造理论。从大陆漂移学说、海底扩张学说到地球板块构造学说，每一个学说的提出，都是从假设开始，在观察或实验方法无法企及的情况下，借助抽象思维的能力，反复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结论。所以，“概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每一个阶段演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数学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潜心探索一条让数学更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的途径。

他在常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概括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抓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凝练的36个字，处处闪烁着哲学思维的光芒，今天这套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哲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典型应用。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认真实践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总结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学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学之果，也才能成为推广科学成果、促进科学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这种探索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及其向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尤其是数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逐步相互渗透，日渐趋向统一。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由于理论思维的工作特点是抽象的理性功能，不需要实验室，而是在头脑中运用科学的逻辑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们更便于发挥科学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态的研究结果超越现有条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对新事物的科学预见。因此，正确的理论思维能够对客观世界做出科学的预见。这些科学预见往往经过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动中得到证实，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理论。通过哲学思维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在历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很有见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预见，对机械运动中两种量变的争论做出了历史的总结，对原子可分、电子运动的物质基础、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能量重新集结，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边缘科学的发展，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