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导论范例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p#分页标题#e#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摘要：通识教育属于教育改革范畴，指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增加学生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使青年学生兼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素养，培养“完整的人”。通识教育的核心是公民责任、自由精神和远大志向。通识教育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终极追求是培育具有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能力的完整的人。

关键词：通识教育;历史演变;社会功能

一、通识教育的历史演变

“通识教育”译为“通才教育”、“一般教育”或“普通教育”。自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第一次将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赫钦斯认为“没有通识教育，就没有大学”。当时一些欧美学者有感于大学的学术分科太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创造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学科有所认识，以至于能灵活地将不同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整的人。80年代，台湾台学者综合翻译，将“通识教育”翻译为“通才教育”。“通识”和“通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基本重合。“通识教育”属于“教育改革”的范畴。“通识教育”的理论依据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不同学科或科学的精华高度统一而非对立。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揭示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变化规律，自然规律在任何参考系中都有相同的表现形式。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统一，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过程与社会进步的过程是平行互动、正相关的。通识教育实际上是素质教育最有效的实现方式。北师大在通识教育中，贯彻“博学与精专相统一的个性化素质教育”，把通识教育分解成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自然科学与技术素养、美学艺术素养、实践能力素养五大模块。鼓励学生结合实际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充分发展个性，博学多识。通识教育是“大学精神”的课程实现方式。通识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东西方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都有相关主张。孔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①。成德的人士，才艺多多，掌握的知识和技艺种类繁多，而且各种知识和技艺高度融通，然后无所不能。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及军事家修昔底德：“我们不需要荷马的称赞。我们已经开发了广阔的土地和海洋，象征着财富的纪念物随处可见。”②修昔底德在古希腊自由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通识英才，他认为自由社会中公民的各种潜能巨大，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柏拉图：“青少年时代的个性姓形成的时期，极易被打上各种烙印。我们能够草率地允许孩子们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以至让他们接受那些与我们认为他们成年后应该拥有的思想观念时常相左的思想吗？”③修昔底德的关于通识教育的思想体现人们对自由社会的充分自豪感，而柏拉图的思想则是修斯底得论断中提到的人类成就之后产生的问题，即民主社会在取得经济成就之后导致社会成员思想分歧。他们认为，教育年轻人，第一要务是帮助他们成为个体的人，有独特的劳动技巧和一定的熟练度。第二要务是使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公共生活，作为公民和社会文化的传承者，与他人共同享受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财富，“合力”促进社会历史进步。“通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于19世纪，一批学者和美国政府共同倡导。此时，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均相继成熟起来，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许多学者认为“让物质世界的内在力量为智慧所控制”必须推行通才教育。20世纪，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1945年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进一步倡导在大学和中学推行通识教育。1947年，杜鲁门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美国民主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呼吁：“教育中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是确保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平等自由和平等机会。教育要起这样的作用，就必须改变其手段和方法以适应多样化的学生群体。通识教育应该给学生以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从而使他能在自由社会中正确地、很好地生活。”④当时二战结束，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这场通识教育运动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台湾于1984年开始建设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香港为实现“致力全人教育”的目标，学者们提出高等教育应当“中西文化交汇、多元化等特色、全人教育、完整教育”等主张，目的在于扩宽学生视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并有效加深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国内陈向明、杨颉、李佳、王霞、骆少明、刘淼、张寿松、宋尚桂、黄进、黎学平等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通识教育的研究目前还处于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中。在21世纪新时代，“全球化”趋势催化了“解民族化”与“解疆域化”的效应⑤。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本土文化与其他强势文化的争衡对高校教育产生新的挑战。

二、通识教育的社会功能

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培养全面的人，通识教育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公民意识和培养完整的人等，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通识教育既是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产物，又促进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全面的人”是劳动力的主力军，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四个车轮”中最重要的车轮，如果没有“劳动力”，则资金、技术、资源都难以运作。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速度提升，从而对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各类人才的需求数量和质量随之提升。所以，通识教育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面临新的调挑战关系密切。知识的扩展要求改变课程组织、更新教材内容，注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公民意识和思维能力⑥。不同学科/科学你关心领域的精华高度统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规律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自然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的简单性”，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如此。通识教育促进经济发展是通过培养复合型、创新型的通才实现的。通识教育规定学生必须跨专业、跨学科选课，禁止选那些与本专业相重复或相关相近的课程，保证学生课程结构的合理性并汲取更多的“知识营养”。知识结构决定思维方式，大学生处于优质劳动力的储备阶段，劳动力的素质是经济发展的四大车轮之一⑦。斯坦福大学明确地以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作为大学部的教育目标。在斯坦福大学提供的学位取得说明中，即以博雅教育为大学部教育标题，并指出：“如同所有的大学一样，斯坦福提供某大学部同学获取博雅教育的途径；这种教育在人类各个重要知识领域中，增广学生的知识及觉察，特别对其中一两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理解，并让他（或她）得以持续终身的学习，而且把知识用在事业及个人生活中。”⑧为此，斯坦福大学采取学季制，学生必须修满180个学分才可以得到学士学位。除了主修学系要求的专业学分及个人选修的课程之外，每个大学生还必须满足学校规定的语言要求（theLanguageRequirement）、均匀要求（theDistributionRe-quirement）和写作要求（theFreshmanWritingRequirement）。这些课程是对每一个大学生的统一要求，也是他们的共同课程。社会实践表明，斯坦福大学的博雅教育能将青年学生的各种潜能充分发掘，从而他们的劳动技巧、熟练度与判断力随之获取更大进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有效提升⑨。努力培养完整的人是通识教育的价值之一。美国专家认为研究通识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公民，有教养的人具有有效思考的能力、逻辑推理、关系理解、想象力、清晰沟通等综合能力。这些能力培养的知识基础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台湾为培养“完整的人、通达有识见之人”。通才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严密分科造成的思维僵化有所改善，用富有知识的大脑“面向世界”而非目测世界。杜鲁门总统呼吁：“……通识教育应该给学生以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从而使他能够在自由社会中正确地、很好地生活。”⑩他认为通识教育不仅能有效提升社会中各群体和个体的劳动技能，还能因此在总有社会中“正确地、很好的生活”。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通识教育，每个大学生除了自己主修的理科或工科之外，还“必须”主修人文、社科中的政治、经济、语言和音乐科目。规定全校所有大学生必须满足四个学程要求：科学学程，包括化学、物理、微积分与生物；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程；条件性科技类选修学程；实验学程。第一个学程的特点是即使是主修文法科的大学生，也要接受很正式的科学基础课，而非观念介绍方式的导论课。第二个学程的特点是在该学程中，每个学生必须选修至少八门课。第三个学程的特点是在本身主修以外，再加选至少一门非主修的科技课拓宽自己在科技知识方面的视野。第四个学程的特点是所有学生，不论文理，全部都会做科技类实验，其分量大约是一至两门课輥輯訛。实践证明，麻省理工学院在培养通识人才方面方法独特，一般大学很难做到，它确实可以培养出文理兼修的优质劳动力。当代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需求通识型人才，通识教育使学生文理兼修，活跃思维，激发创新灵感。文科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如数理分析、宇宙学、力学、光学、电磁学、生命科学等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揭示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规律。理科生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将自然界万事万物变化中的现象和本质、偶然性和必然性、内容和形式、可能性和现实性、原因和结果等之间的逻辑应用于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分析，扩展科学的文化功能，提升科学的精神价值，避免枯燥的纯学术研究，增添生活情趣。总而言之，孔子、修昔底德、柏拉图及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有关通识教育的理论在转变成教育模式和制度之后，培育出一大批完整的人，因此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强化公民意识，产生积极的社会功能。通识教育实际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平行互动发展的历史在教育领域的实践，通过学科交叉、文理兼修，有利于青年学生立体、全方位地认识自然和人类。

作者:李勇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一、通识课程的构建原则

（一）通识课程开发要彰显文化功能

从文化选择的高度开发通识课程，就不能限于教学单纯知识传授，应将课程置于广阔的文化结构和视野中，保证所授知识具有社会文化之精华特征。从社会文化的基点出发，英国著名课程理论家劳顿曾将课程定义为对社会文化的选择，即学校教育受制于时间因素的有限性，不可能笼统地、无原则地传播所有文化，并且并非所有的文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此，通识课程开发的首要问题是对文化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而课程开发的原则也表现为对文化选择与组织方面的规范，包括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怎样组织这些文化形式等。在课程开发上，要强调课程功能的广泛性，在通识教育理念中强调一门科程的多功能性，每门课程都应当具有立体化教育的任务，能够充分发挥通识课程相应的人才培养的教育功能。

（二）通识课程内容要以学生为本

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应该以学生为根本，根据全人课程目标要求，通识教育涉及国际课程、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非正式课程或隐型课程等多种类型。也可以为分布必修型课程、名著型课程、核心型课程、自由选修型等课程。把当今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信息技术、外语、多元文化等领域的课程融入到通识教育过程中去。这样跨学科、跨文化教育的学科内容及其所代表的理念使得传统的通识教育内容和教育价值意义更加深远。以学生为本从多元文化角度设计的通识课程，可以打破专门学科狭隘的框框，触及到学术界中不同领域的相互关系，让学生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的多元角度，探讨哲学人生课题。学生在通识课程文化之中可以涉猎人类知识文化的各主要领域，以形成更加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成为通达的现代社会的文明人。

（三）通识课程评价体系要开放多元

课程评价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文化系统的终端，是一种导向机制，能在过程中发挥着质量监控作用。对于通识课程的评价，不要过分地强调标准化。要衡量一个人的发展，不仅需要考查其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还在于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等方面。对于通识课程的评价不能是静止的、终结性的，而应贯穿于通识课程教育的全程之中,使评价成为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评价不能仅用一把尺子，应该运用多种方法综合评价学生在参与的态度、情感、价值观、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进步与变化，采用多种评价手段和评价工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如学生自我评价法、专题评价法、观察法等方法。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外围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p#分页标题#e#

同年，陈?、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一、通识教育课程概述

通识教育是以自然科学原理为基础的一个全面广博的自由、博雅教育训练，它可提供多学科的宽广视野，为培养学生重要的认知能力和公民素养提供多方面的基础背景，是各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核心组成之一，同时通识课程也是通识教育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寻求如何为本科在校学生提供带有自由教育内容组成的专业教育是通识教育开创的出发点，因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最终有效地参与到“人类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在任何领域的实践工作中游刃有余，实现职业成功。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高校要为本科学生提供更为宽泛和高效的文化训练。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和历史传统选择开设金融、自然科学史、政治经济与贸易、建筑学基础、绘画及雕刻原理、人文教育、社会科学与西方文化、现代美术评论、营养与健康、逻辑学等通识教育课程来适应社会的多元需求，同时不断规范与提高以上课程的教学及管理质量，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彼此融合，科学与人文气息并重。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下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是使受教育对象不仅掌握数理及其技术等自然科学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最终实现本科学生正确价值观确立的同时，培养他们的社会伦理与道德责任。

二、我国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存在问题

国内高校本科通识教育课程历史相对较短，目前现行的通识教育课程会自然地存在诸多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因此，它还只是“试验田”。目标有待明确，作为指导原则的通识教育理念尚缺少先进性是通识教育课程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识教育课程缺乏独立思考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存在盲目模仿痕迹和诸多曲解甚至误解，如将通识教育等同于素质教育，又与专业教育相对立;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主要是停留在教务处汇总、分类各学院提供的选修课程，缺乏高水平的教育理念和系统规划，各类通识教育课程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对授课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教育不足引起的通识课程备受歧视;通识课程教育教学环境中的管理政策及管理制度保障不健全;通识教育课程尚存在概念不清，将导论课，概论课、技术课和方法课混淆为通识课程，通识课沦落为专业课的附庸，或将通识教育课程等同于全校自由公选课的现象;部分通识教育课程太过专业，部分课程又太过浅显，不够深刻，教材选择和课程质量不理想;学生选修原则非从人文、社会发展基础出发，而只考虑专业互补为主，人文精神与与社会科学荡然无存;通识教育占全课程比例的合理性缺乏深入的探讨，其他必修课程比重大，并且考试及种种社会等级考试压力大，学生无精力重视学习通识教育课程;缺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从而无法客观地对学生对象学习成果进行批判性思维及相应能力的培养;考评办法简单，等同于专业课程考试办法，不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各种资源及经费难以保障。尽管通识教育课程二十年实践中的问题种种，但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通识教育传统相对还比较薄弱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嵌入通识教育理念，必定要有一段艰难的道路需要跋涉。

三、国外高校通识教育实践经验

通识教育理念和实践课程是舶来品，其改革要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师。国外通识教育课程各具特色，但都具有教育哲学理念明确且深刻、课程体系规划全面且细致、课程内容丰富且富有深度和互动交流式的通识教育课程授课技巧。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在其全部本科课程中所占比例较大，芝加哥大学(Chicago)约占50%，哈佛(Harvard)、斯坦福(Stanford)约占30%～40%，通常最少至20%。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具体选修课程包括美学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全球社会、世界中的美国、名著阅读等，这些课程均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哈佛大学为了推动核心课程对保障通识教育的落实，还设置了核心课程委员会。以理工科为主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MIT)突破性地提出了“整体性”通识教育理念，其主张知识—活动、课内—课外结合。必修课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的核心形式，包括自然科学的前沿、文学人文、体育课程等共十门课程。该核心课程的小班规模教学方式特别强调每个学生对理智思维训练的参与，同时强调学生基本能力的提高及思维习惯的形成，强调教学双方间的密切沟通和对科研问题的协作探究。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等美国大学都具有带有鲜明的本校特色的通识教育传统。尽管学习英美是备受推崇的通识教育途径，但与中国同在亚洲的世界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也各具特色。为增强学生的国家与环境自觉性及全球意识，日本东京大学重点建设的两门通识教育课程是环境与能源科学和东亚中的日本与全球社会。韩国首尔大学以培养具有创新头脑及文化能力的知识分子及务实智慧和领导能力的领袖人物为目标开设了社会与思想、文学与艺术、历史与哲学及理解自然等若干跨学科核心通识课程。中国大陆学者主要吸取美国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经验并本土化。学习国外此类课程的设置模式，准确分析与把握目前国内通识教育发展变化的合理走向及可能的实践路径，但国外通识课程设置结合我国教育现状尤为重要。

四、国内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管理的新对策

作者：朱镜人 张珍珍 韦立君 单位：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丹尼尔•约翰•奥康纳（Daniel．John．O’Con－nor，1914）是20世纪英国分析教育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著作颇丰，其《教育哲学导论》是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性名著。1979年，英国教育哲学界曾撰写了21篇论文庆祝他的75岁生日。1991年，这些论文以《逻辑基础：纪念奥康纳论文集》（LogicalFoundation：EssaysinHonourofD．J．O’Connor）为题出版。该书主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书中每一篇论文的作者都曾受到奥康纳的影响，而且所有的论文选题都是奥康纳曾经关注过的问题［1］vii。可见奥康纳对英国哲学界的影响。换言之，研究英国分析教育哲学是需要深入研究奥康纳的。

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奥康纳的分析教育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分析哲学思想关系密切。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奥康纳本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传统哲学无力完成其自身的任务。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家大致有3项相互关联的任务：一是审视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二是对提出的问题作理性分析：三是设法论证其观点或者至少能证明其具有一定道理，即便宗教的观点也要有可以为其辩护的论据。［2］16但在这一方面，传统哲学家工作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奥康纳认为，在历史上，在有关宇宙的学说中，很少有哲学家取得像像阿奎那和斯宾诺莎那样的让许多人满意的成就。但奥康纳强调，即便这样，在他们学说体系的逻辑性方面或逻辑前提的真理性方面还是有明显的破绽。因此，“不论他们提出的理论多么迷人和多么有说服力，人们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真理”［2］16。奥康纳认为，现代哲学家的目的要贴切实际的多了，哲学家仅根据自己的哲学观提出有关学科范围的见解，很少有人再持传统哲学家的观点了。因为，“传统哲学家提出的假设超出了他们能够证明它们的能力。他们关于宇宙的解释应当像炼丹术、占星术、巫术一样被否定掉。理由很简单，任何探究的结果要想被接受就必须能经得起公开验证以证明其可靠性，而且与其他公共知识一致。传统形而上学，如占星术、炼丹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2］17。

其二，传统哲学方法缺乏新的突破，面临窘境。传统哲学源头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奥康纳认为，那一时期，学科概念缺乏清晰的逻辑性。哲学概念几乎涵盖涉及人和宇宙本质的所有问题，与现代的哲学概念相差甚远。［2］18即便如此，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是清晰的，如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等使用的是观察法，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用演绎法。但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难以确定。奥康纳说：“当我们转过来审视哲学问题时，我们清楚地发现，很难确定它们的方法究竟属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法还是数学和逻辑学的演绎法。”［2］18奥康纳认为，这是导致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6和17世纪时，自然科学开始加速发展，人们对科学方法有一个新认识，开始强调眼见为实，强调尊重事实。奥康纳认为，当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在17世纪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哲学家们也因此可以卸去研究那些涉及可观察的事实的问题以及探究自然规律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减轻并没有使哲学得到真正的解脱反而凸显了传统哲学方法面临的窘境：“如果所有与可观察的事实相关的问题都由科学家去研究，那么留给哲学家的问题还有哪些呢？他们又怎样去研究剩下的问题呢？”［2］21对于这一问题，奥康纳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认为，哲学遭遇科学革命之后便形成了这样的结果：一些属于典型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观察而提出假设，并通过观察验证假设；其他的问题，如逻辑学和数学学科的问题，可以通过符合演绎规律的计算来解决。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划入这两类问题，比如传统的哲学、伦理学和自然宗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的方法也无法通过纯演绎的方法去解决。［2］22这是自然科学获得成功之后摆在哲学面前的问题，即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许多哲学家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受数学方法的启示，想用几何学方法去证明哲学结论，结果没有成功。奥康纳认为，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误解了数学符号与哲学语言之间的差异。［2］23又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方法方面的问题，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与方法相关的问题：“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有哪些？”他们试图列出人类智力可以发现的问题的清单。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用洛克的话来说）审视人类的理解力，检查人类的能力到底适合研究什么事物。这种试图检查人类智力能量实际上与传统哲学一样困难且容易引起争论。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哲学家关注“知识论”，即关注有关人类知识的起源、性质及效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奥康纳看来，这些温和的哲学怀疑论者尝试解决哲学方法面临的问题，结果他们只是在开辟新探究领域方面获得偶然性的成功。但是只要方法问题没有解决，这种尝试对于哲学领域而言，就好比在没有找到应对旧细菌的方法之前又发现了一个新细菌［2］23，令人烦恼。

其三，传统哲学的理论依据存在逻辑上的瑕疵。奥康纳以中世纪哲学家为例作了说明。在他看来，中世纪哲学家的理论瑕疵在于理性探究不足。他说，“许多中世纪哲学家具有伟大的天赋和广泛的兴趣，他们所缺乏的是对人类认识事物的智能以及如何运用智能去获取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过于相信凭着常识和‘不证自明’原理，就可以对神的存在、人的本质、命运和物质宇宙的构成等等进行论证，但是由于缺乏像数学或科学的那样证据，他们的结论因此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可”，甚至“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就能指出所谓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理论的逻辑瑕疵”［2］24－25。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是由于中世纪哲学家掌握的知识没有具备公共性、可验证性和可交流性的特点。换言之，是中世纪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哪种证据适合用来回答问题”［2］25。#p#分页标题#e#

会刊的宗旨是刊载从古到今整个科学哲学史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研究性论文，还有哲学事件、哲学人物、书评等。会刊的目标是希望科学哲学家通过对科学哲学史的思考与审视，揭示与我们关于世界和人性的知识增长相关的主流问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伦理等问题。无庸置疑，科学哲学史学会的成立为深化科学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也是科学哲学史研究正式纳入学术视域的典型标志之一。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年鉴的连续出版。自1993年以来，维也纳学派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本研究维也纳学派学术思想的年鉴，至今出版的16卷分别是：《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Vol.1，1993）、《规范、价值与社会》（Vol.2，1994）、《基本争论》（Vol.3，1995）、《百科全书与乌托邦》（Vol.4，1996）、《博弈论、经验和合理性》（Vol.5，1998）、《塔尔斯基与维也纳学派》（Vol.6，1999）、《关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和实验视角》（Vol.7，2000）、《冯•诺意曼与量子力学基础》（Vol.8，2001）、《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Vol.9，2002）、《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Vol.10,2003）、《不同学科中的归纳与演绎》（Vol.11，2004）、《剑桥与维也纳》（Vol.12，2006）、《纽拉特的语境中的经济学》（Vol.13，2007）、《维也纳学派在北欧》（Vol.14，2010）、《韦斯曼：因果性与逻辑实证主义》（Vol.15，2011）、《卡尔纳普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Vol.16，2012）。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促进关于维也纳学派传统中的科学与哲学进步，也关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跨学科研究，重点讨论哲学、逻辑、经验研究和语言分析等问题。年鉴由会议论文汇编而成。在16卷年鉴中，与科学哲学史研究最相关的是第1卷和第9卷。第1卷《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主要是围绕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展开的研究；第9卷《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长达440页，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视角聚焦了从古到今的面向科学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及其相关论题的深入探讨。

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下文简称SS）的整合与转向。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为核心的SS研究者在集中出版了大量阐述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文章与论著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也与科学哲学家一样，开始反思他们研究的历史发展，并希望通过历史反思，放弃强纲领，寻找新的出路或转向，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转向是：

其一，主张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简称HPS）研究转向跨学科的SS研究。他们倡导这种转向的理由有四：（1）在他们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家提倡把科学哲学研究坚定地建立在对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理解之基础上，但却对这种联盟的本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而使哲学分析卷入“真”科学的做法事实上已经变革了哲学实践，导致了对下列问题的质疑：科学的统一性是否可能？科学是否体现了哲学家所预期的能够进行“重构”的合理内核？（2）当科学哲学家退回到各门学科的实践中时，滋生了对使科学的哲学研究的自然化战略；（3）当科学哲学家以更一般的术语对哲学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企图最终取代关于科学的唯一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等哲学信念时，尽管共享了需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的观点，但却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派别；（4）当哲学家反对社会学家的挑战形式，而社会学家坚持他们的反哲学态度时，有一种趋势是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科学哲学家从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吸取合理因素，产生了使科学的哲学研究自然化的兴趣，社会学家则放弃了极端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基础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揭示科学事业的多维度的复杂性，需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共同探索形成SS研究（sciencestudiesre-search）的跨学科纲领，用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术语理解科学，并在这种多学科的交界处，重铸需要分析的问题与范畴，从而完成从HPS向跨学科的SS研究的转向。

其二，主张从跨学科的SS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是对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出版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一书的回应，也是对劳斯（JosephRouse）观点的一种响应，同时，还是基于历史性反思对SS不同进路的整合，其目标是摆脱过分依赖于社会学的知识观的束缚，把科学当作一种论域与文化现象来研究。虽然他们在什么是“语境论”、“话语”、“文化”和“实践”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认为，抛弃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的信念，放弃基础主义，最终把认识的、政治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等维度混合起来整合到科学文化当中，研究科学家工作的技术细节，是SS研究的未来方向。

2001年，劳斯把上面的两种转向统一起来，统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其目标定位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将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等多学科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认为科学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有意义的模式，强调在“科学文化”中定位文化研究，并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对科学的结果作出说明和理解，也不回答科学是什么的传统问题，而是对科学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与反思。SS研究者的这些工作虽然不是对科学哲学史的直接研究，但是，他们在探索SS的未来研究方向时离不开对科学哲学史的考察，因此，他们关于SS的转向研究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科学哲学史的研究。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