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论文范例

一、商品交换世界的“价值”与现代人生活的“规训”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们成为了“听话”的人，“规训”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强迫”的效果。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1宇野理论的形成及其影响

宇野弘藏，1897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仓敷市，192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22－1924年留学德国，开始接触并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回国后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和法政大学。1977年逝世。宇野的一生是研究《资本论》的一生。他留下的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论文及著作就多达一百多篇。后人将其自己独特的《资本论》观称之为“宇野理论”。宇野理论也同时吸引了诸多优秀的学者，在日本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宇野学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宇野为首的宇野学派的推动下实现的。

2宇野理论解析

为了彻底解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宇野以《资本论》为依托，构建了由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论所组成的经济学体系，被人称之为“三阶段论”。而经济学原理论是宇野理论的核心，是解开宇野《资本论》观的钥匙。1950－1952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上下两册（1964年改版）是宇野以全新的视角对整个《资本论》体系进行再整理和编撰而完成的集大成之作。宇野的《经济学原理》源自于《资本论》，但绝不是对《资本论》的照抄照搬。宇野在汲取了《资本论》精华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纯化、整理。与《资本论》相比，《经济学原理》的内容更加简练精辟，全书共由三篇构成，即流通论、生产论、分配论。在流通论中，宇野充分吸收了《资本论》中价值形式论（《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的精华，并以此为主线展开。宇野认为，简单价值形式“一件上衣＝20码麻布”只不过是上衣所有者向麻布所有者发出的一个交换请求而已。这时交换成立的主导权已经掌握在麻布所有者手中，只要他同意拿出20码麻布，立即就可以与上衣相交换。也就是说，此时的麻布已经具备了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已经成为了货币的萌芽。随着上衣所有者的交换愿望的扩大，上衣的价值也随之用诸多的商品表现出来了，价值形式由简单向复杂过渡。最终，在众多的价值表现中，必然会出现一个或几个特殊商品，这些商品是大多数人都需要的，也就是说，它（它们）成为了许多商品价值表现的材料，具有与诸多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这个特殊的商品最终固定在贵金属黄金上，货币形式就出现了。由于受到使用价值的制约，商品之间的交换是很难实现的。而货币与商品相比则具有强大的优势，它可以与任何普通的商品相交换。正因为此，货币可以承担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而资本首先追求的是价值增值，无论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还是银行资本，虽然它们的形式不同，但最终它们都表现为一个追求的价值增值的运动体。这样，宇野就以价值形式论为主线，在抛开价值实体———劳动的前提下，对处于流通形态上的商品、货币、资本的特性进行了重新梳理，论证了商品向货币、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否定了劳动价值说。在《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生产论中宇野对劳动价值进行彻底而完全的论证。在生产论中，宇野把劳动力的商品化放在了理论的核心位置。劳动力一旦成为了商品，那也就意味着“用商品来生产商品”的开始，生产过程本身从根源上就商品化了，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有别于其他社会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

宇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法则，即价值规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一规律才能得以全面的印证。换句话说，劳动价值说只有在生产论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因为劳动力商品与普通商品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劳动力商品可以不断重复的使用。要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持续进行，资本家就必须支付给工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工资。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价值的大小一定是由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的量来决定的，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高于其投入的劳动的量，也就意味着工人得到的工资是不足以购买到使劳动力得以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那么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无法维持；相反，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低于其投入的劳动的量的话，那么工人即便不劳动也能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同样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不能维持。这样，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的量来决定这一法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然规律，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前提。资本家通常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强度的方法来获取剩余价值。在宇野看来，资本的生产过程既是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又是商品价值的增值过程，而且资本的生产过程包含在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他说：“由资本的投入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既是价值形成和增值的过程，也是资本发展的特殊形式。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生产，与此相对应，作为生产物的商品必须进入到流通领域，因此生产过程是通过流通过程的必要补充。因为资本本来就是以商品、货币为基础才产生的，它本身也不过是流通的一个形态而已，所以它的生产也就成为了W（商品）—G（货币）和W′（增值了的商品）—G′（增值了的货币）这一流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也就是说，生产过程并不是游离于流通过程而独立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形成更大的价值增值，才能在流通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生产是流通的起点，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并且，因为经济生活中的消费是重复不断的，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也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它是通过连续的再生产过程得以实现的。这样，宇野就以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为媒介，通过对价值规律的论证揭示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及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的神秘面纱。

那么，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宇野《经济学原理》的第三篇分配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宇野指出，产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往往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资本移动，以达到利润率的平均化。他说：“资本以利润率为基准选择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虽然资本对生产怎样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但这种生产是社会性的，形成了社会总供给”。地租、利息是对社会总剩余价值分配的一个补充。宇野认为《资本论》第三卷中利润、利息、地租的论述在顺序上是不妥当的，合理的顺序应该是利润、地租、利息。因为土地是生产手段的一种，是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被资本家所利用的。换句话说，它是直接参与生产的。但利息则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以外的，不过是对闲置资金的再利用而已。因此，利息理论应该放在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联的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之后予以阐述。《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宇野理论的诞生。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宇野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6世纪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18世纪的自由主义和19世纪末开始的帝国主义。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典型国家，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主要国家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分析提供足够的历史依据。这就是宇野理论中的“阶段论”。阶段论显然无法解决世界上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于是宇野提出了现状分析论，并把它做为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3宇野理论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摘要：

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别是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多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从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入手，笔者发现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差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几点，笔者提出了高校应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调整考核方式等对策。

关键词：

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参与式教学法；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高校的经管类专业的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经管类专业都把它作为大一新生入学后的经济学入门课程，但就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着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的现象。提出，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党政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学习的大本营，高等教育更应该走在学好、教好政治经济学的前列。本文将以笔者所在的民办本科院校为例，探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试图从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讨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

一、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1.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国际科技期刊屡次曝光震惊学术界的学术不端论文撤稿事件，引发国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极大关注;但相较于引人瞩目的国际期刊撤稿事件，国内期刊的撤稿显得悄无声息。比如郭佳楠剽窃论文在CNKI消失，刊载刊物连撤稿声明都欠奉。张培福等统计发现，《近代中医》期刊“一稿多刊”的作者占全部样本作者的73.1%，重复刊发的文章数占样本作者发文总数的10.4%。某作者2015年2月15日和20日分别在《江苏理工学院学报》《中州大学学报》发表了题名同为《数字化出版视域下传统科技期刊的发展思考》的文章，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事实表明，国内科研出版环境并非天朗气清，也存在大量剽窃、抄袭、伪造篡改、自我抄袭、重复发表的稿件。107篇学术不端论文撤稿后，中国科协约见SpringerNature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指出:期刊与编辑对学术不端撤稿事件负有责任。科技期刊编辑作为学术论文出版最终的把关者，既肩负着科研成果出版的重任，又肩负着维护科研诚信的使命，是阻止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工作举足轻重。很多科技期刊编辑在工作实践中摸索、思考、总结了大量高价值防范学术不端的技巧和方法，然而，没有刻意的培养和训练，再有价值的技巧和方法也仅限于文献。笔者工作之初，由于没能及时树立学术不端防范意识，又缺乏工作经验，对返回审稿意见迅速、评价正面的审稿专家充满感激，不曾意识到其间可能存在学术不端;因此，本文中，笔者阐述培养和加强期刊编辑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意识和能力的必要性及策略的一些浅见，以期对与笔者一样的新编辑顺利成长为更好的学术守门人有所帮助。

1收益巨大，学术不端行为难以根除

学术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载体之一，是许多国家科研规划机构、高校和科研单位都认可的、可以明确界定科研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的要素之一。发表足够的学术论文能使作者进入“充裕的科研经费、大笔的奖金、迅速地晋升、各种头衔及名誉的获得和更充裕的科研经费、更大笔的奖金、更迅速地晋升、更多的头衔和名誉的获得”的良性循环，发表学术论文已成职业刚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依靠抄袭、剽窃、篡改数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利润何止300%，必然诱导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因此，我国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等部门对撤稿事件的彻查和雷霆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学术不端。但国内期刊界应有悲观而冷静的认识:只要学术论文依旧是衡量科研能力的刚性条件，的巨大利益回报就不会结束，就不应心存学术不端能彻底消除的幻想。阻止学术不端行为将是一场持久战，每位期刊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增强防范的意识和能力。

2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并非万能

调研结果显示，很多科技期刊利用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来防范投稿者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该系统强大的识别重复字段的功能确实极大地提高了期刊编辑排除抄袭论文的效率，但同时也有人指出这项技术目前对图表和重义篡改还无能为力。吴昔昔等指出，很多低重复率的文章源于作者有意识“修饰”“加工”和“改装”，或者剽窃他人观点、套用他人设计思路等。赵秋民、陆宜新发现，只要作者改换抄袭剽窃内容和观点的描述次序、句式等，即可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中“隐形”。笔者曾利用学术不端检测技术定量测试一段篡改的文字，在没有原文作为“触媒”的条件下，即便是简单的字序更改都能避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检测［23］。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技术逐步成了一柄“双刃剑”，在正直的人手中是帮助净化科研出版环境的工具，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是规避期刊学术不端防范工作的利器。很多作者利用付费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提前检测论文，根据结果精确修改来规避期刊的学术不端检测;所以，期刊编辑在防范抄袭行为上过度依赖该系统而降低对稿件内容的警惕不可取，必须时刻保有防范意识，才能当好学术传播的守门人。

3学术不端行为日益隐蔽

出版物数字化和网络化以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使用之后，原文复制粘贴的学术不端文章基本能被期刊拒之门外，但技术的更新使得造假伎俩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难以识别。比如:机构和作者利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漏洞操纵期刊同行评审，通过虚假邮箱顶替专家为自己的论文审稿，提供有利的评审意见;利用翻译平台(Google翻译、Baidu翻译等)将复制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再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略做修改以规避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检测;利用释义工具查找一个词的解释或同义词对原词进行替换，造成不重复但重义的抄袭;将他人论文中的文字描述绘制成图片和表格瞒天过海。识别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不仅需要期刊编辑警觉的防范意识，还需要期刊编辑过硬的识别能力。随着国家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惩罚力度的加大，以及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手段的更新，学术不端还会更加隐蔽和复杂。期刊编辑必须从一开始就树立防范意识，掌握识别技巧，以应对日益艰巨的防范工作。

作者：李荣 张明聪 单位：空军空降兵学院

休闲文化兴起的经济诉求

生产与消费是一对相依相随的矛盾，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离开谁都不可能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在生产力不够发达时，生产占主体，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消费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卖方市场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只要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和科学化管理，利润就会滚滚而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强，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转向消费—生产的模式。在消费—生产的新模式中，产品非常丰富，消费选择表现很充分，人们想消费什么，社会就会生产什么。因此，消费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生产活动必须依据消费需求来进行安排。买方处于支配地位，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的变量关系、现代化指标体系、生产方式的变革、企业的经济行为都将紧紧围绕着客户消费需求为中心进行新的企业设计，以满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行为。

消费中心形成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变迁，人们从偏重物质消费慢慢向偏重精神消费转变。有人常说传统的“吃饭”，后来变成了“吃健康”，再后来发展成“吃文化”。“吃饭”意味着“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温饱“；吃健康”则说明“吃”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且要“吃”出健康；而“吃文化”则偏重于精神需求“，吃”的境界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个关于“吃”的变迁，形象地说明了消费结构的演变过程。这种变迁虽然不能说全部是现实，但却是一种大趋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发展趋势。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城市居民五年生活质量变化调查”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居民最向往的生活已从“经济富裕”转变为“身心幸福”，将更偏重“身体健康”，“心情舒畅”作为首选。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通过消费—生产模式，直接转化成了经济质量的进步。消费结构的变迁，其实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迁。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就演变为经济的发展趋势。人们把这种发展趋势称为休闲经济。

休闲文化兴起的理论诉求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哲学家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休闲问题，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普遍认识到休闲不仅事关个人的幸福和发展，而且事关到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人的解放问题，而且关系到生产力的解放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自由时间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拉法格《悠闲的权利》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劳动意识形态，为劳苦大众的悠闲权利辩护。罗素《悠闲颂》则指出“运用闲暇的能力是检验人类文明的最后手段”。凡勃伦在《有闲阶段论》系统地提出了休闲对于经济的影响，被认为是休闲学诞生的标志。至20世纪中叶，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和伯格《闲暇社会学》将休闲引入到了社会学范畴。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的文化本质及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为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葛拉齐亚在《关于时间、工作与休闲》一书指出，休闲是一种难得的使人崇高与成功的理想状态，人应该在休闲中实现工作的目的。查理斯•布莱特比尔出版了《休闲的挑战》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本书，书中对休闲之于人类价值、情感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现代教育应以休闲为中心的理念。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休闲研究进入世界范围，1970年联合国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并且从1988年开始，世界休闲代表大会定期举行。

中国休闲学术研究起步相当晚，1994年于光远院士才开始组织专家学者开始从事休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拉开了中国休闲学术研究的序幕。影响比较大的有于光远著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作者在书中深刻地论述了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为休闲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之一，闲暇时间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和一种尺度。陈鲁直著的《民闲论》，从“闲”和“劳”的基本关系入手，紧紧围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深刻地阐述了休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作者直接考察马克思主义原著，得出了不少新观点。作者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人们应该勇敢地休闲，真心地感悟生活的美好，自觉地减少物欲，提升自己的境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马惠娣、张景安主编的《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该书凝聚数十位学者近三年的调查成果，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整个国家目前的休闲状况。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应加强“以闲暇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的开发，应该加强国民的休闲生活教育，建立起科学、健康、文明的休闲生活方式。马惠娣著的《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该书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观察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休闲经济将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文化资本将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一起，共同构建经济，休闲经济将更加明显的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刘海春著的《生命与休闲教育》，该书从生命本体论的角度，对休闲教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四、休闲文化兴起的文化诉求就世界范围来说，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是消费主义文化。人们消费所追求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文化的关键是消费失去了理性成分，消费主体失去了作为主体的主体地位，看似拥有丰富的消费选择权，其实是失去自由的被选择。在这里把自由时间等同于无度的消费，似乎人在消费中完成了自我实现。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的无节制追求，休闲被扭曲为对感官的满足，背离了人的真正本性。

作者：蔡继明 王成伟 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

【摘要】本文回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向现实的方法论萌芽与实践指向中的思辨苦恼，解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现实的方法论革命与强化其实践指向的蜕变历程，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现实的实践指向及方法论的确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向现实中指导实践、扩展方法，从而指出了它通达实现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现实；方法论

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艰辛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存在”,“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1]摘除几千年形而上学的有色眼镜，拨开虚假意识形态的迷雾，用极其冷静、犀利、客观、批判的眼睛看穿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一切，就像是柏拉图所描绘的走出洞穴的人那样，需要一个艰难的历程。而作为洞穴中的人想要真正地理解哲人所描绘的阳光下真实而又美好的一切，虽不必像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那样有极高的天赋和极好的机遇，但仍需在前人的指导与启发下，有意识地、顽强地亲自经历走出洞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变革，对虚假意识形态无情地批判，走出一条通达于现实的路程。“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2]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领会贯穿其中的实践观和方法论，完整地回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现实的发展路径是必不可少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向现实的方法论萌芽与实践指向中的思辨苦恼

青年的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学派，尤其是受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唯心思维方式以及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比较大。通过揭示伊壁鸠鲁“做偏斜运动”的原子论对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的纠正，来论证自我意识所蕴含的个性独立、意志自由决定着世界的运动发展。“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3]认为在自我意识哲学的启发和对每个人不合理观念的批判下，就能使世界哲学化，从而改变现实社会中宗教和封建专制。虽然此时的青年的马克思对现实不合理的改造，更多的是寄托于思辨理性的在人们头脑中的批判力量，但在《博士论文》中，已经包含着对脱离社会现实的“自我意识”哲学的隐晦质疑。①批判伊壁鸠鲁的抽象的“个别性”，不赞成脱离现实地寻求心灵的宁静和自我意识的自由，强调人同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争取“定在中的自由”；②反对鲍威尔把自我意识绝对化，并将自由精神同现实世界完全割裂开来，马克思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4]③分析了哲学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5]认为哲学内在缺陷的扬弃以及世界的合理化需要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在《莱茵报》时期，现实的物质利益的斗争漩涡无情地冲击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哲学的信仰。在林木盗窃案和地产分析问题的论战中，国家理性和自然法在现实的私人利益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受物质利益支配的有“缺陷”的国家，同当时马克思所认为的代表普遍理性的唯心国家观，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一苦恼的疑问使马克思意识到单纯的理论批判难以解决现实的问题。随后《莱茵报》被查封，自由报刊对理性呼唤的失败和现实斗争的无情，加深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危机，促使其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客观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现实的方法论革命与强化其实践指向的蜕变历程

在《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世俗基础中挖掘宗教异化的根源，“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6]由此可见，从内在的思维路径来讲，马克思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思辨哲学本身，而是一直被思辨哲学排除在外的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生产生活。换言之，马克思要以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所需、利益所求，来批判形而上学的抽象呐喊、虚假意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马克思进一步洞悉到批判的力量、理论的实现离不开现实的需要和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马克思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方面从发现“真正的人”出发的异化史观来扬弃私有财产，即把具有超历史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从这一价值悬设出发，批判私有制下的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强调“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寻求对历史的实证化理解，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8]虽然此时仍主要处于异化史观为核心范畴的人本主义范式，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中，已试图挖掘遮蔽与在虚假意识形态下的残酷现实。在《神圣家族》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联手，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研究，使他们的思想认识程度上更进一步的深入现实，走进科学。文中从“利己主义的人”出发，批判鲍威尔将历史解释为“无限的自我意识”通过克服自己当下作为存在着、发生着的不完美事物的形式，在不断的纯思想的批判运动中创造历史。马克思认为，自闭于现实世界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只能在表面上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但并没有“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9]而那些脱离了现实的利益的思想，“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历史运动的真正动力源于现实的物质生产。通过全面研究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演进历程，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唯物主义理论同其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但由于法国唯物主义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肉体感受性，因而无法理解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

一、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义”是孔子君子观的内在要求:君子重义轻利。孔子提倡人们树立“见得思义”“、见利思义”的义利观,规定了以道德价值为中心,以道德为衡量其它一切价值的基本宗旨,推崇贵义贱利,不能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它不仅形成了“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而且已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这种道德精神,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义’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行为，是指人们处理个人和他人利益、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时应遵循的正确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社会主义的‘利’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有机系统，它不仅体现着主体同物质对象的一定关系，而且体现着主体分配和享受这些物质对象时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以及在此前提下合法正当的个人利益”。当代大学生应端正自己的义利观,在孔子君子观的引导下,做一个不以利益为中心的新型君子,在“义”“、利”面前，既要鼓励大家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去获得正当的个人利益，也要鼓励和褒奖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言行，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应当坚持义利兼顾和道义优先的原则，坚持义利并重，使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统一，坚持先义后利，形成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学会控制义与利,不要单纯以金钱为中心,沉湎于物质享受,在追求正当利益的同时,兼顾义。该取之利,一定要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行之义,一定要行；君子尚义,量力而行；尊重正当利益,践行可行之义；义利兼顾,才会利人利己,做一个有正确义利观的君子。

二、以“礼”规范，表里如一

“礼”是孔子君子观的外在形式。当代大学生在时代赋予的特色下,要充实“礼”的外延,要以礼立身,将孔子古时之“礼”和当代之“礼”做出区分,赋予新意。在当代,作为道德修养和文明象征的礼貌、礼节、礼让,是中华民族传统好礼美德的体现“。礼”根源于人的恭敬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所以,礼包含着谦和。谦是谦虚、谦让,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谦也是传统美德之一,表现在在荣誉、利益面前的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而和则表现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气,人际关系中的和睦,价值取向上的和谐。礼、谦、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谦和好礼亦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在当代,大学生仍要坚持:学习“礼”,继承“礼”,发扬“礼”“。礼”既然是社会已存在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既然是君子立身的本钱；既然是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迁的。那么,当代大学生则更应该认识到:当今社会同样是无礼不以成自身,无礼不以成君子,无礼不以行天下。对千年“礼”之糟粕抛弃,对千年“礼”之精华发扬。郭沫若说“:礼,大言之,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在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的今天,我们对于其中那些维护王权、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礼仪糟粕,要弃之如敝履。对于其中的礼仪精华要兼收并蓄,从当代的含义中诠释“礼”并以此来规范我们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礼仪素质,懂礼、知礼、用礼，做到表里如一，使我们“礼仪之邦”的称号更为贴切,更为丰满，成为当代社会的谦谦君子。

三、重视道德教育,博学好问

孔子重视德育教育,他坚持德育首位，修身为本。培养了一大批仁人君子。在当代社会，人的素质主要有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心素质、审美素质等。而在人的各种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大学生成才不可或缺的素质。思想道德素质，首推德育教育。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和塑造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四有新人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道德教育，道德对个人而言是自我修养和自我实现,对国家而言就是和谐与秩序。当代大学生应怀抱理想抱负,重视道德教育,博学好问，内外兼修,以适应社会对自己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良好的道德素养,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国民,才能创造出最优秀的文化,才能够发展最先进的生产力,以此来繁荣经济,个人也才能得到最好的、最全面的发展。

四、注重诚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