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通理论范例

1宇野理论的形成及其影响

宇野弘藏，1897年生于日本冈山县仓敷市，192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22－1924年留学德国，开始接触并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回国后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东京大学和法政大学。1977年逝世。宇野的一生是研究《资本论》的一生。他留下的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论文及著作就多达一百多篇。后人将其自己独特的《资本论》观称之为“宇野理论”。宇野理论也同时吸引了诸多优秀的学者，在日本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宇野学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宇野为首的宇野学派的推动下实现的。

2宇野理论解析

为了彻底解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宇野以《资本论》为依托，构建了由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论所组成的经济学体系，被人称之为“三阶段论”。而经济学原理论是宇野理论的核心，是解开宇野《资本论》观的钥匙。1950－1952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上下两册（1964年改版）是宇野以全新的视角对整个《资本论》体系进行再整理和编撰而完成的集大成之作。宇野的《经济学原理》源自于《资本论》，但绝不是对《资本论》的照抄照搬。宇野在汲取了《资本论》精华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纯化、整理。与《资本论》相比，《经济学原理》的内容更加简练精辟，全书共由三篇构成，即流通论、生产论、分配论。在流通论中，宇野充分吸收了《资本论》中价值形式论（《资本论》第一章第三节）的精华，并以此为主线展开。宇野认为，简单价值形式“一件上衣＝20码麻布”只不过是上衣所有者向麻布所有者发出的一个交换请求而已。这时交换成立的主导权已经掌握在麻布所有者手中，只要他同意拿出20码麻布，立即就可以与上衣相交换。也就是说，此时的麻布已经具备了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已经成为了货币的萌芽。随着上衣所有者的交换愿望的扩大，上衣的价值也随之用诸多的商品表现出来了，价值形式由简单向复杂过渡。最终，在众多的价值表现中，必然会出现一个或几个特殊商品，这些商品是大多数人都需要的，也就是说，它（它们）成为了许多商品价值表现的材料，具有与诸多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这个特殊的商品最终固定在贵金属黄金上，货币形式就出现了。由于受到使用价值的制约，商品之间的交换是很难实现的。而货币与商品相比则具有强大的优势，它可以与任何普通的商品相交换。正因为此，货币可以承担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而资本首先追求的是价值增值，无论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还是银行资本，虽然它们的形式不同，但最终它们都表现为一个追求的价值增值的运动体。这样，宇野就以价值形式论为主线，在抛开价值实体———劳动的前提下，对处于流通形态上的商品、货币、资本的特性进行了重新梳理，论证了商品向货币、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否定了劳动价值说。在《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生产论中宇野对劳动价值进行彻底而完全的论证。在生产论中，宇野把劳动力的商品化放在了理论的核心位置。劳动力一旦成为了商品，那也就意味着“用商品来生产商品”的开始，生产过程本身从根源上就商品化了，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有别于其他社会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

宇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法则，即价值规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一规律才能得以全面的印证。换句话说，劳动价值说只有在生产论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因为劳动力商品与普通商品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劳动力商品可以不断重复的使用。要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持续进行，资本家就必须支付给工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工资。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价值的大小一定是由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的量来决定的，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高于其投入的劳动的量，也就意味着工人得到的工资是不足以购买到使劳动力得以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那么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无法维持；相反，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低于其投入的劳动的量的话，那么工人即便不劳动也能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同样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不能维持。这样，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的量来决定这一法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然规律，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前提。资本家通常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强度的方法来获取剩余价值。在宇野看来，资本的生产过程既是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又是商品价值的增值过程，而且资本的生产过程包含在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他说：“由资本的投入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既是价值形成和增值的过程，也是资本发展的特殊形式。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生产，与此相对应，作为生产物的商品必须进入到流通领域，因此生产过程是通过流通过程的必要补充。因为资本本来就是以商品、货币为基础才产生的，它本身也不过是流通的一个形态而已，所以它的生产也就成为了W（商品）—G（货币）和W′（增值了的商品）—G′（增值了的货币）这一流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也就是说，生产过程并不是游离于流通过程而独立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形成更大的价值增值，才能在流通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生产是流通的起点，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并且，因为经济生活中的消费是重复不断的，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也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它是通过连续的再生产过程得以实现的。这样，宇野就以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为媒介，通过对价值规律的论证揭示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及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的神秘面纱。

那么，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宇野《经济学原理》的第三篇分配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宇野指出，产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往往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资本移动，以达到利润率的平均化。他说：“资本以利润率为基准选择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虽然资本对生产怎样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但这种生产是社会性的，形成了社会总供给”。地租、利息是对社会总剩余价值分配的一个补充。宇野认为《资本论》第三卷中利润、利息、地租的论述在顺序上是不妥当的，合理的顺序应该是利润、地租、利息。因为土地是生产手段的一种，是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被资本家所利用的。换句话说，它是直接参与生产的。但利息则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以外的，不过是对闲置资金的再利用而已。因此，利息理论应该放在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联的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之后予以阐述。《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宇野理论的诞生。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宇野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6世纪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18世纪的自由主义和19世纪末开始的帝国主义。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典型国家，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主要国家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分析提供足够的历史依据。这就是宇野理论中的“阶段论”。阶段论显然无法解决世界上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于是宇野提出了现状分析论，并把它做为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3宇野理论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摘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关键，需要进一步挖掘与研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审视，分别从商品和资本视角对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是买和卖、供给和需求、资本及其逻辑等关系的产物。经济危机是一种必要的恶，虽然它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对人类整体发展来说又是必须的。资本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改良只是一种暂时的修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破除经济危机。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商品;资本

经济危机理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仍需进一步挖掘与发展。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对马克思阐述的原因进行重新分析与思考，重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逻辑框架。

1.基于商品视角的经济危机生成

商品二重性与经济危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对于前者，马克思有着这样的描述：“物品的有用性也就是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与物品自身具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它是由物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离开了物品也就没有使用价值。”[1]使用价值是物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这种性质虽然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并不能反映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因此使用价值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关联。价值即“无差别的劳动凝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将商品界定为“结晶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确定是因为价值存在着衡量标准，即价值量，能够对劳动量进行计量；不确定指的是抽象劳动对熟练度、强度进行精准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在某一次交换活动中很难完全实现等价交换，只能长期观察价格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出现物超所值或者物不及所值的现象，而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预见性因素。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反映着私人劳动，价值则与社会劳动紧密相连，这两种对立与矛盾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也仅限于可能性。”[2]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来说是“无价值”的，他们看重的只是能够增加自身利益的价值属性。如果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价值包含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阶级对立和危机萌芽。商品不能获利不是因为使用价值不足，而是因为它不能被买走，这时价值成为多余的存在。商品流通与经济危机。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领域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生成的可能性更大了。首先，买卖分离是产生经济危机的隐性条件。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商品蕴含着一对矛盾，即“对于任何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不可能同时经历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简单来说，商品虽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但任何商品占有者都不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属性。随着货币的产生，问题也复杂化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的那样，“货币既可以代表价值，又是货币标准的等分，这些符号和含义使得问题更加混乱了”。[3]另外，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流通被割裂为两个相对立的过程：“商品与货币交换、货币与商品交换，即买、卖。”这两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是相互分离的，失去了直接同一性，此时很有可能出现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供给、需求之间的不对等性逐渐增强，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随之加大。其次，生产与流通分离增加了经济危机的概率。如果说静态商品形态转变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那么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分离则使得这种可能性继续发展，如果两个过程不能相互转化，经济危机就会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流通两个过程都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冲击。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得资本家的增值欲望处于膨胀状态，但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则是生产过剩，导致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将流通形容为“社会蒸馏器”，也就是将各形各样的商品统一转化为货币结晶，这就为商品交换矛盾提供了运动渠道，矛盾转移、对立和经济危机随时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的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对商品本身的需求，而在于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不协调也加大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再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两者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人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下，人的需求、供给也是不断变化的，此时产生了一对新的矛盾，即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家来说，满足人们无限制的需求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会不断引入技术与设备、变革管理方法、提升员工能力等，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扩大生产而从不担心生产过剩，这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供给-需求平衡转变为供给-需求对立，经过一定周期后这种对立与矛盾就会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即经济危机。

2.基于资本视角的经济危机演化

无限生产与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已成为资本家阶层的普遍共识，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商品数量急剧猛涨。为了在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取更多利益，扩大生产依然是资本家的必然选择。而在资产阶级社会，阶级之间具有显著的地位差异，也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家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财富，并且不断地压榨无产阶级，这就使得工人的基本生命、生活保障变得少之又少。这样，一方是生产扩大、商品增加，另一方是需求减少、购买力不足，而且裂缝越来越大。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工人无钱消费，商品卖的过程实现不了，资本也就不能回收，这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竞争和信用的催生效用。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清晰地阐释了资本积聚与集中的过程，他认为社会资本集聚于一点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被缩减，随之而来的就是相对人口过剩。与此同时，“作为资本集聚的杠杆——竞争、信用也同时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竞争可以说是永恒的话题，竞争的结果是“大资本战胜小资本，资本由失败的一方流向胜利的一方”，直到资本终结。这种模式会持续不断，而这种长期的利益争夺会增加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伴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还有信用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制度的评价是“固有的二重性”，[4]首先，通过信用制度，资本家将剥削工人作为发财致富途径的方式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得资本家的数量越来越少；其次，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将信用称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信用在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内容摘要：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统筹“新四化”发展是当下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为目标，以流通效率为视角，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首先，本文对相关概念进行描述；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流通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联性；再次对各省份的流通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接着通过相关评价指标测算出各省份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并分析两者的影响关系；最后基于两者的关联性和实证结果提出两者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流通效率；新型城镇化；质量；关联性；协同发展

2019年3月，国务院总理对于“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这一重要任务进行了强调。紧接着，4月国家发改委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围绕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目标，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相关措施。流通与城镇化联系紧密，流通业依托城镇化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保障，能够有效带动就业和消费，促进城乡资源流通。两者只有正视这种关联性，并加强协同发展，才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打下基础。

一、相关定义内涵

流通效率的定义内涵。从经济系统的角度来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产品这些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有形物体的相关配送、运输而产生的运营和服务，都属于流通业的范畴。流通效率就是指这些有形物体的整体配送、运输的效率。物流业、零售业、餐饮业等都属于流通业，从实际产业的角度来说，流通业的范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新型城镇化的定义内涵。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基础之上的，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其发展特征包含产业互动、环保生态、和谐共生、集约高效等。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出现了一味依靠扩大城镇人口、建楼房等发展城镇化的现象，重速度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环境污染问题、就业问题等暴露出来。为了避免城市病的产生，从而产生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即构建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吴盼，2016）。

二、流通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联性分析

从理论层面来说，流通与城镇化联系紧密，这种关联性是双向的。一方面，城镇发挥了载体作用，能够聚集相关资源和人才，促进流通业规模和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流通效率是基础保障，能够有效带动就业和消费，是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的体现（丹宝坤等，2016）。

作者：黄榕 沈坤荣 单位：南京大学

债务危机研究已成为当代经济危机的题中之意，国内债务或外债违约被纳入有关危机发生顺序的模型中①。虽然《资本论》一书并未对债务危机进行专门论述，但是书中不乏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与经济危机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起源于英国自1825年起开始爆发的周期性危机，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从“生产相对过剩”角度指出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理论也可以阐释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又一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一场与之相对应的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危机”②。毋庸讳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不止于此。

一、马克思对债权债务关系锁链的系统论述

1.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发轫于商品流通领域，造成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W－G－W）阶段，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由此形成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①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形成了某个特定时期的到期债务，它的实现，首先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②关系锁链和支付期限成为研究债权债务关系的两大关键要素。

2.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处于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催化了危机发生的因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资本循环过程。就产业资本来看，完成一个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G－W…P…W'－G'）。从G到G'，货币财富实现了增加。这也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即获得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增值。在商品生产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一个矛盾：既可以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职能，也可以在实际执行中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商品”③。这一双重关系危害了商品生产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一旦货币危机发生，“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④这时，“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⑤。也就是说，危机发生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导致商品价值消失，从而不能代替货币，以价值增值、货币增长为中心的循环就此断裂。

3.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维系再生产扩大的信用，引发支付危机以信用雏形发展的赊销支付关系，“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推动了信用经济的专业化发展：“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⑥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在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中，“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⑦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以信用维系，信用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信用经济中，货币只充当支付手段，“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⑧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一连串的债权债务链条。在信用经济中“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链条就会中断，整个债权债务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出现支付危机。

4.债权债务的关系锁链在虚拟经济中资本化运作，提高支付杠杆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发展的一般形式，认为“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⑩在实体经济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随着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创新，借贷资本与实体经济无关，这种用于生息的资本也就变得更加纯粹，形成虚拟资本，亦即“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资本使得“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成为一个“自行增值的自动机”②。马克思认为，借贷资本的积累来自一切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论这部分收入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借贷资本“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③。债权债务关系的锁链，已经被借贷资本的机构化所掩盖，“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④。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⑤，这种对立性质生成了对资本增值的束缚和限制。

文物艺术品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艺术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状况，在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中，将文物定义为五大内容，其中第三项为“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工艺品、工艺美术品”。从民国初期文物艺术品市场在北京琉璃厂悄然出现，到当今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空前繁荣，人们对“文物艺术品市场”一词已是耳熟能详，甚至有趋之若鹜的倾向。然而对“文化产业”这个名词则相对比较生疏，对文物艺术品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更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笔者为此谈一点自己粗浅的认识，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文化产业”的概念与“文物艺术品”的产业化属性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这个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初便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当时译为“文化工业”。作者在书中延续了本雅明对文化艺术品“工业化生产”的批判。本雅明在其名文《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aura）不复存在，艺术品可以复制生产、反复消费，“文化”被“工业化生产”的可能性由此诞生。后在西方理论界“文化研究”中发生了所谓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霸权概念的提出，使得通俗文化学者们可以从运用之前提到的许多方法仍无法深入透彻地对通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分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霸权理论使得我们可以将通俗文化看作是意念与反意念之间‘谈判’所产生的混合体；是一种既‘自上而下’又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既是‘商业化的’又是‘真实的’文化；是抵抗和融合之间一种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之后又出现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研究就此开始注重那些以前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的声音，“文化工业”生产也随之逐步摆脱了负面的评价，文化研究转而注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一词也逐渐演变为现在通用的、不含任何价值判断色彩的“文化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   至此，“文化产业”的概念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目前学术界认为，“文化产业”，“是文化企业依托现代公司制度，通过文化资源市场配置的核心机制而建构起来的文化经济形态，具有以工业化生产为标准的、市场化消费为纽带、创意符号为内容和产业化运作为模式的特质，由文化产品的创造、复制、流通、储存和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所构成的社会行业的总称”。接着，我们将目光转向文物艺术品，其是否属于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文化产品呢？“葛兰西转向”使得文化研究的对象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重，这也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研究找到了新的途径。中国文物艺术品诸如绘画、瓷器、家具、木雕、玉器、杂件等多项类型中，既有代表主流文化的高雅文物艺术品，也伴随着许多具有大众文化色彩的民俗文物产品，笔者认为两者之间至少有四个区别：   一是官方性和民间性的区别：如瓷器中的官窑和民窑产品的区别；宫廷家具和民间家具的区别；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的区别等等。   二是文人性和民俗性的区别：区分文物的文人性和民俗性，主要是看器物、作品是否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中“气节”、“隐逸”、“君子”、“品位”等文化内涵，是否具有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思想需求的内容和艺术品位的“灵韵”；还是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趋吉迎祥、驱灾辟邪为形式内容的通俗物品，如瓷器中的浅绛彩瓷器，还是淄博窑的大鱼盘（图1、2）；家具中的四出头官帽椅，还是民间装有如意牙板的长条凳；玉器中的子冈牌，还是民间妇女儿童脖子上所挂的长命玉锁等等；   三是陈设性与实用性的区别：传统文物中的绘画、瓷器、家具、玉器等等许多为纯粹的陈设观赏品，而民俗文物几乎都是实用品，即使年画、剪纸等观赏性物品，仍然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寄托着民间心理和民俗信仰成分，如门神、灶头画、纸马等等，并不是纯粹的陈设观赏品。四是艺术性和工艺性的区别：这主要是纯艺术性和手工艺性的区别，前者有系统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哲学理念，更多的是以抒发胸中逸气、表现自我为主；而后者缺乏文学和理论修养，但风格趋于朴实、热烈，主要是一种带有民俗观念的装帧特点、历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手工艺。本雅明认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不复存在。但从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以上四项区别中，我们不难看到具有“灵韵”的艺术品主要是代表主流文化的高雅艺术品，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大众文化产品，后者百姓喜闻乐见，并拥有巨大的民间市场，因此产品可以复制生产并反复消费，即属于可以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文化产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对高雅艺术品的复制生产和重复消费，虽然产品缺少了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那份“灵韵”，“但是它的特殊价值同时却有可能相应增加。作为不计其数的复制品的独一无二的范本，原作可能会引起一种敬畏感，并成为‘赝品虔敬’的对象比如到博物馆看一幅名画，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项朝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原作的权威性并没有因为复制和仿像导致的广泛传播而减弱，反倒是被夸大了。”另外，本雅明在指出由于艺术品复制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得附着在艺术品身上的“灵韵”不复存在的同时，也强调了“复制技术的革命性力量是对传统的文化精英主义的瓦解。”因此“复制的艺术作品已经变成了为复制而设计的艺术作品。”因此完全可以将其归入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文物古玩艺术品本身而言，其创造、生产的时代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其艺术形式具有可复制性，但其时代性不具有复制性。但在当代文物古玩艺术品交易中也已进入了“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场所”的“流通”产业环节，因此同样具有艺术品的产业属性。通过以上对“文化产业”和“文物艺术品”的产业化属性进行梳理，我们就不难找到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p#分页标题#e#   二、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   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这一我国文化产业唯一官方标准中，对我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在“其他文化服务”大类中列出了“艺术品、收藏品拍卖服务”；在“相关文化产品销售”大类中，列出了“首饰、工图3宜兴明代前墅龙窑延续五百年的窑火，传承着丰厚的紫砂产业文化资本艺品及收藏品批发”和“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古玩艺术品经营（交易）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北京市出台了《北京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办法的通知》等政策，认为通过几年的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已形成了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会展、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优势行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全国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和网络游戏制作、文化会展和古玩艺术品交易等六大中心。2003年，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在一份题为《关于促进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中，提出上海要在影视制作业、文艺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互联网服务业、动漫、网络游戏和新媒体等文化产业方面逐步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亮点”产业。   显然，文物艺术品经营（交易）在我国目前已被明确列入“文化产业”中，有着清晰的市场属性。而文物艺术品市场就是将创造、复制的艺术品进行流通，提供各种文化服务的赢利性活动场所，继而通过消费行为储存、收藏，其前提是艺术品创造和复制，其延续是艺术品的储存和收藏。当我们基本理清了文物艺术品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后，我们还应该继续探讨文物艺术品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实现经济价值的转换。通俗地讲就是文物艺术品在文化产业中如何靠文化来赚钱？   三、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文物艺术品蕴涵的资本属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中认为资本有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经济学理论认可的资本形态，可以直接转换为金钱；社会资本是关系型资本，也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则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资本。并且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成三种形式：一、身体化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形式，如文化、教育、修养而存在；二、物化形态：即文学、绘画、纪念碑、书籍、机械等文化产品，是可以直接传递的；三、制度化形态：即将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以制度予以体现，并将其制度合法化。如通过知识与技能的考核，向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的个人发放文凭或资格证书等。同时布迪厄还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与经济资本实现转换。   在引用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后，我们再对其做一点具体的分析。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即是在物质和信息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具体地讲就是制作文化产品的技艺、秘方以及制作文化产品的工具、机械等，包括被符号化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些物质化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是可以传承的。布迪厄认为文化产品是物质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现。他曾打了个比方，为了占有机器，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只需经济资本，但为了使用机器，他必须接触到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即需要人力资源——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制度化形态以及符号化的文化产品。布迪厄同时还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与经济资本实现转换。即文化资本可用于文化的社会生产。“他的理论前提是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就像利用经济资本一样利用文化资本。他们对文化资本进行投资、积累、花费文化资本的利息，继承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置于大规模生产的体系——简而言之，他们利用文化资本进行竞争”；“文化资本持有者不顾一切地寻找种种途径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以便能够和经济资本领域里面强大得多的对手面对面地抗衡。”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出版了一套由笔者主编的“中国名窑遗址丛书”，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探索研究中国历代名窑这一传统文化资源所包含的文化资本，我们发现历代名窑的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分别为：一、经过“家传”和师徒相传的方式掌握制作、烧制陶瓷技艺的艺匠，即陶瓷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二、历代名窑优秀陶瓷产品及产品工艺特征（具体包括原料与成形、器具与机械、窑具与烧成、胎釉与装饰等等），即文化资本的“物化形态”；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具有国家和地方认证、颁发的工艺美术师和工艺美术大师职称评定体系，抑或拥有陶瓷工艺学校乃至大学传授陶瓷技艺的教育，即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而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品的价值正是这些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综合体现（图3）。   我们以顾景舟制作的紫砂壶为例。顾景舟出身宜兴紫砂村，自幼拜名师学艺，技冠天下，最终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与沿袭五百年的紫砂文化声誉和传统产品工艺一起形成丰厚的文化资本，同时利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这一独步天下的物质资本，通过顾景舟对符号化的文化产品紫砂壶的制作，最终实现了文化资本综合物质资本向经济价值的转换，在拍卖行创造了一把壶三百万元的拍卖纪录。一言以蔽之——销售的是文化。

本文作者：吴远华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现代金融机构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融资的重要角色，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2010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47.92万元，同比增长19.9%。我国银行业发展迅速，其资产规模已相当庞大。截至2010年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94.3万亿元，同比增长20.4%。

一、银行资本的本质分析

生息资本从本质上讲是为了获取利息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它是职能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它的运动公式是G—G—W—G’一G’。这表明，货币作为资本支出出现了两次，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的货币G，也出现两次流回。并且，在资本的流出与流回中，产生了增加的货币额△G（G’-G），即货币资本的贷入者为使用货币向贷出者支付的利息（剩余价值）。伴随生息资本出现的还有信用与信用制度,它们使银行资本“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生息资本能够在让渡使用权的同时将平均利润的生产能力让渡给它的使用者,并且作为资本在执行职能中生产平均利润。而且,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会增加。因此，职能资本家就把平均利润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借贷资本家。借贷资本是借贷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息暂时贷给产业资本家、职能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它是生息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从属并服务于职能资本，反映了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表面上看，借贷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息是职能资本家所得利润，其实它也是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成的，不过是表现形式转化了而已。借贷货币资金的使用，使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它的运动既不经过生产过程也不经过流通过程，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银行资本是借贷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目前我国企业融资途径还主要是通过银行获得信贷支持，银行从中获得贷款利息。利息是企业所得的一部分，是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企业通过运用贷款获得收益后，将其中一部分归还本息。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生息资本将有更多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目前我国仍以银行贷款这一间接融资方式为主。

二、银行资本在现代经济的作用

（一）银行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银行资本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其在多个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对利润率的平均化起中介作用。银行吸收了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为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来回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提高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减少流通费用。银行资本为广大企业提供了信用证、承兑汇票等业务品种，大大减少了商品流通费用。一方面，一部分商品流通可以不用货币；信用既能加速商品流通的速度，又能加速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由于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使再生产过程就缩短了。其结果是：流通减少了，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也缩减了。第三，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信用制度加速商品流通、缩短生产过程，特别是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为资本扩张形成条件，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本文作者：吴厚平 罗英姿 刘少军 单位：中南大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经济环境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学里的科学技术活动始于两百年前,它开创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组织模式。这一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从而也为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其理论和社会基础。20世纪中叶,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依赖性的增长,特别是创新理论日益被人们认识,大学创立科技园,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这种技术与经济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便由此渗透到大学科技活动中来。回首这两百年来,教育、科技的一体化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演变,充分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形成

1.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提出

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基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建立在由资本和劳动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经济体系。在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使一些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开始思考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如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但当时西方主流(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仍视技术是外生的,把技术排除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20世纪初,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指出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新产品、新工艺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生产力要素中的资本、劳动与之相比较仍处于从属地位。在其看来,没有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之中,是创新打破这种均衡。其《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挑战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对此,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已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学者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大批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研究,对阐释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对技术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传统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物质流,今天的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知识流,构建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理论框架及管理体系必然涉及与知识直接关联的要素,于是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便提了出来。20世纪末,英国学者Freeman在其著作《TechnologyandEconomicPerformance:LessonsfromJapan》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其系统模式的架构是以企业、大学和政府为核心要素,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导,以推动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中心,进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时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的一体化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1.2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过程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人类创建大学(学院、书院)的初衷,主要是培养不同宗教教派的教士,使不同宗教教派得以繁衍。到18世纪上半叶,人类商业经济得到了发展,政治统治得到了加强,这一切使得不同教派支持的大学和学院,也为世俗社会培养政治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官员和专业人员,神学、法学、医学、农学、商学等职业人才的培养开始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大学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最初感悟到并付诸行动的是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他提出并推动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组织模式。以此培养出具有最新知识的人才,在推动德国经济的腾飞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时德国的经济超过英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受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即1876年,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以科学研究和人才训练相结合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大学诞生了,并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最成功的两个项目“雷达研制”和“原子弹研制”,其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在相关大学中完成的。集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后称为研究型大学)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牢固地奠定了其社会地位。195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率先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使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到1985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在大学里设立“工程研究中心”计划,从而从政府的层面上推动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大学科技园的创建和政府“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的推动,使大学从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迈向了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美国在20世纪末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践。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200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的阶段性赋能效应。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在促进流通业质效升级的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赋能效应。当数字经济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其对流通业质效的边际作用强度不同，基本上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阶段性提升，对流通业质效的影响作用强度也趋于提高。根据门槛值映射到样本年份，将样本划分为2000-2007年、2008-2017年、2018-2021年三个时段，分时段检验结果也显示了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的边际作用强度逐阶提高。

关键词：数字经济；流通业质效；阶段性；赋能效应

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流通业在结合商品供求和保障供应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流通业规模不断增加，企业效率不高、能耗居高不下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对提升流通业质效和促进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阻滞。在数字化时代，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建立在与数字经济强强融合的基础上，也可以说数字经济是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一股新泉。当然，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也存在渐进性，在数字经济规模培育壮大的过程中，其所积蓄的驱动能量也有明显阶段性差异，因此对流通业质效升级所能提供的赋能作用也可能出现阶段性差异。基于此，本文通过实证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的阶段性赋能效应。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的总体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新业态模式，理论上对流通业质效产生了重要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技术创新。数字经济下布局了一批掌握新兴技术的主体，可以为流通业带来供分析和利用的数据资本以及相关要素，同时也可以为流通企业管理提供新型组织模式和发展业态支撑，帮助企业改进技术模式。数字经济相关主体拥有强大的嵌入能力，与流通企业的融合可以革新流通渠道，形成大型电商平台，从而提升流通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在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综合能力（王静、韩启昊，2021）。依托“互联网+”模式，能促进传统流通企业逐步向网上商超、无人智能超市等多元转型，提升在销售和物流等方面的绩效水平。依托数字技术向传统流通企业的渗透，可以促进流通领域实现全过程“互联网化”，加速相关要素流动效率，并形成高效率和柔性化的流通体系（陈湘，2022）。二是促进流通供应链优化。依托数字技术，可以促进流通供应链上中下游相关主体和环节的融通，相关主体建立数据共享中心，共享具有共同利益的信息，从而降低流通企业获取信息和要素的门槛，提升关键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效率（段平方、郭俊茂，2021）。这可以帮助流通企业结合实时情况进行流程动态调整，从而促进供应链上流通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无缝对接。依托数字经济，流通企业不再依赖于传统扩张模式，逐步转向为消费者提供精准服务，减少沉没成本，助力企业规避价格无序竞争甚至扭曲，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效益空间（陈泽楷、郭文星，2022）。良性循环的流通供应链，可以促进上游生产端与销售端的融合，优化供求关系，激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消费热情，也从侧面提升流通企业质效。三是促进成本降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和布局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嵌入基础设施，形成新基建空间格局，能进一步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在支撑当地商业经济运行方面的功能，也能积极提升当地政府管理效能，从而为流通企业发展提供有利外部环境。数字经济提供的新技术，可以促进流通企业创新升级，提升资产、劳动力和能源等要素的边际产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单位投入效益（王静、韩启昊，2021）。数字经济在流通业领域的应用，不但拓宽了企业上游供应商的选择范围，同时也缩减了中间各类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附加值（段平方、郭俊茂，2021）。数字经济也能降低流通企业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企业在跨区域供应商目录中进行跨域实时调度，优化供货渠道，从而进一步提升发展质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具有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