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化论文范例

一、文化振兴与主题公园建设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振兴是提升一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文化和商业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大众普遍认为文化应该是超越功利、远离商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20世纪40年代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中指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明显具有工业化特征，是生产流水线的产物，为以后“文化产业”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探讨和推进奠定了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文化层层裹挟，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文化、科技的互动日益增强，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日益加剧，同时商业对于它的利用也越来越普遍，形成了“文化产业”的雏形。文化产业兴起的第一股势力是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柱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13年，我国旅游总收入约2．95万亿元，国内旅游人数约32．6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约2．63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数约1．29亿人次，旅游外汇收入约517亿美元。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即使面临着经济萎靡等不利大环境，预计到2015年，全国旅游产业增加值可达2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4．8%，约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文化主题公园作为旅游产业衍生出的一支具有多元性、复合型和互动性的特殊文化产品，具有极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挖掘特有文化资源、不断拓展文化活力的基础上把建设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文化主题公园做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欧洲是主题公园的发源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通过戏法、舞蹈等形式吸引顾客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的商品销售方式。里程碑式的事件有以下两点:1952年荷兰的马都拉夫妇为纪念儿子在海牙建立的“马德罗丹小人国”，它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一种人文情怀，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55年沃尔特•迪斯尼建立的迪斯尼游乐园被视为现代文化主题公园的先驱。中国最早兴建的文化主题公园是杭州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宋城”(1979)，80年代中后期深圳锦绣中华的建立是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文化的独特性、市场定位的准确性、服务的完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90年代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出现了建设热潮，无锡三国城、北京世纪公园、苏州乐园等相继建立。21世纪初始芜湖方特乐园、常州恐龙园等主题鲜明、特色凸显、技术先进、集教育观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主题公园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以上成功的案例，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其背后是众多文化主题公园的黯然神伤。近年来各地文化主题公园建设项目陆续上马，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不断丰富，但是多是劳民伤财，既没有烘托出主题，也没有拉动经济，更没有振兴文化。中国现存的文化主题公园中，大约70%处于亏损状态，只有10%处于盈利状态。针对这一现状，放眼文化产业振兴的大背景，研究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缘起和发展极为重要。

二、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建设存在的问题

1.主题选择盲目趋同。

主题是文化主题公园的精神坐标，如何树立鲜明、独特的主题是文化主题公园获得成功的关键。约瑟夫•派恩等在定义优秀的主题创意时，认为有五大标准即:诱惑力、魄力、体验互动、景点布局深化、空间时间感受。相比而言，我国众多文化主题公园在主题选择上机械、刻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①“鬼斧神宫”主题;②中西景观主题;③民俗风情主题;④野生动物主题;⑤机械旅游主题;⑥海洋世界主题。很多文化主题公园的兴建均缺乏科学的论证和深入的调研，在主题选择上盲目与重复，很多都是对成功文化主题公园的模仿、复制，缺乏创新意识，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导致了本地游客无法形成文化认同，外地游客无法感受到文化异质。在主题选择上的盲目趋同，严重违背了约瑟夫•派恩提出的主题创意精神，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

2.品牌建设观念滞后。

“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提出，“品牌是符号、名称、术语、标志和图案，或者他们之间的组合所形成的，用来识别企业或者产品供给消费群体的产品或者服务，并且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或者服务。”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也曾说过:即使可口可乐发生大火，烧的什么都不剩下了，至少它还有品牌，它还会兴起。因此品牌形象是一种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的潜在核心资源。文化主题公园作为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的文化产品，其品牌建设与传播更为重要。从游客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品牌形象能够增加其心理上的信赖感，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和支持。品牌形象不仅包括品牌知名度，更包括品牌关系和沟通。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建设和品牌价值提升，理应注重方式方法。但是纵观国内的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建设，观念较为落后，无视营销学专家对品牌的定义及构建路径，即使在品牌宣传的资金支出上下大功夫，也难以形成持续性的效果，游客对于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形象仍然模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衍生的相关品牌建设也得不到保证，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形象的建立也就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1从台湾会馆、台湾街看外来移植概念与原生文化氛围的协调性

台湾会馆和台湾街曾被称为前门区域的“重中之重”，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及大众媒体的热情宣传。台湾会馆初名全台会馆，1896年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现大江胡同）扎根，1950年《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会馆逐步移交政府房管部门管理，台湾会馆搬进居民，成了大杂院。1993年，这里恢复为纪念场所，并于2009年翻修扩建。前门本是会馆云集之地。清末《都门纪略》卷二收录的北京会馆达391处，位于前门周边的就有76处，台湾会馆是其中很小的一员。但重新设计扩建后，它的面积从500余平米拓展到3900平米，设有《中华魂•京台情》展览以及木偶戏表演，还经常接待两岸要人。然而，如此精心礼遇的“重点建筑”却门庭冷落，并没有成为地区亮点，其原因在哪里呢？台湾会馆与前门的不协调，有功能定位方面的偏差。此会馆的主要任务是商务接洽和高端文化交流，需要相对私密、人员单纯的环境，其对台湾民俗、文化形象的宣传只是额外功能，每周仅周二开放一天。而在前门这样一个公众游览、购物区域内，在诸多热情的游客、旅人的好奇目光下，任何建筑都无法摆脱被围观、被探听的命运。半公开的台湾会馆将大部分游客拦阻在外；而到访的游客也往往为吃了闭门羹而抱怨。台湾会馆的建筑外形也未能与环境融合。这组清末民居样式的建筑，外部古香古色，采取了北京四合院的围合形制。房屋屋顶上有斜坡，墙壁以深灰为主，内部设有骑楼、露台、敞墙等，是岭南样式。四合院大多低矮，虽然是封闭的院落，却不会给街道以压迫感；岭南建筑举架较高，但通风敞亮。南北建筑因地制宜，各有优长。台湾会馆意在南北兼顾，实际却事与愿违：过于高大的岭南房屋充当北方封闭的合院围墙，深灰色墙体没有向外的窗户，给背后狭小的胡同和低矮的房舍造成强烈压迫。在当今社会平等的风气里，在平民气息浓郁的前门，这组高大建筑无异于一个庞大而不友好的特权禁区。从整体设计来看，隔阂感并非没有被考虑到，甚至还以背后大江胡同里的“台湾风情街”弱化会馆的封闭性。遗憾的是，街道布景过于单一，广场上没有供休憩的座椅，不是一个引人停留的场所。广场地下的台湾美食街由于采光不足，客流不饱满，仅有部分档口开灯营业，十分萧条，也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因此，作为前门地区重点工程的台湾会馆，不仅没有增加普通人对台湾的好感和了解，还人为设置出一个与台湾相关的公众禁区；台湾风情街没能弥补前者的不协调，其将游人引入地下的设计还分散了人流；地下美食街的惨淡经营更使“台湾风情”变成敷衍。

2从天街、廊坊胡同看街道设计预期与步行导向效果

号称“天街”的前门大街于2008年5月正式开街。大街北口架设“天街”牌坊，仿佛一座大门，将街道从天安门广场南侧繁忙的现代交通中隔离开。街道全长846米，纵向分为有轨电车道、御道和人行道三部分。两侧商铺青砖灰瓦，全聚德、月盛斋、中国书店等80余个老字号整齐地亮出了油漆一新的黑底金字招牌。遗憾的是，这条“古装购物街”的人气不仅难比王府井，就连许多二线城市步行街都比这里热闹。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条所谓“步行街”其实并不属于行人，而是一条完全以现代思维设计出来的虚拟景观街道。在天街上，可以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最现代化的有轨电车。它们行动缓慢，走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就需要10分钟，三十元的票价更是普通公交的数十倍。它显然不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街道景观的一部分。有轨电车使步行街聚拢人气的作用大打折扣：原本任由横穿斜插的路面被隔断了，行人无法“之”字形游览，而是需要避开轨道。在这样虚置背景、人为构建意义的环境中，老字号的名气、传统和历史也好像是虚构景观的一部分。天街的街道形态和景观布局不利聚拢行人。如果景点都聚集在这一条主干道上，行人虽不易横穿，却可能在街上形成回环，但大街两侧布置了许多分散的胡同景点。主干道仿佛鱼骨，两侧小胡同宛如鱼刺向外发散。台湾街位于东边大江胡同，从这里走到台湾会馆后，如果还想回天街，就得掉头，或者向南到刘老根大舞台。而这一小段南行路线所在的前门东侧路相对单调，景点之间也缺乏呼应，等于无形中向外疏散游客。西侧廊坊头条与交叉的煤市街、南侧的大栅栏街相互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交织的网络，在业态方面相得益彰：大栅栏的老字号、珠宝市的便宜货和廊坊胡同的旧房子，满足了游客差异化的需求。因此，这几条胡同是如今前门地区最热闹的所在。因为小店相对集中，大栅栏向西的铁树斜街、樱桃斜街也各有值得一看的特色，整体游览所需时间长。这里的繁荣自成一体，走进大栅栏，就没有必要再回到天街，反而形成分庭抗礼、抢夺人气的态势。店铺招牌对行人构成潜在影响。天街的统一外形容易引起视觉疲惫。西侧与之平行的小小珠宝市街虽然十分狭窄，但多是价格便宜的小铺、露天摊，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营造听觉上的热闹，横七竖八的招牌幌子给人以视觉上的繁荣。有时一个门面就竖出三四幅招牌，凌乱拥挤，目不暇接。在这条因狭窄而天然形成的步行街里，行人可以放心地慢下脚步，边逛边看，耽搁的时间越长，越增添热闹。与天街的严肃空旷不同，珠宝市街没有压力，街景也重重叠叠、引人探寻，因此兴旺许多。在北京，前门一度是一个包括两侧小胡同的平面区域，是一个繁荣商圈的整体概念。而修缮后对天街、城门、牌楼的特别凸显，将“前门”限定在一个线性的封闭的街道里，两旁灰色建筑严阵以待，因此出现了中间鱼骨状大街十分空旷，延伸到两侧的鱼刺状小胡同却人气爆棚，二者落差极大的局面。对于漫步城市的人们来说，那些呈现出来专门给人看的景观过于普通，真正吸引人的是能够深入其中、自行挖掘的那些被藏匿起来的细节。

3从火车站、大观楼看功能性建筑与纪念性建筑的有效利用

历史渊源是前门的资本，但也是区域整改争议重重、左右掣肘的原因。虽然前门拥有众多纪念性建筑，但它没有完全被保护起来，而依然承担着城市功能。因此，当前前门应将纪念性和功能性需求结合，使之相得益彰。功能型建筑要想具有纪念性，有赖于时间的淘洗。如果强行使纪念性建筑承担不恰当的使用功能，则文化韵味大减，纪念性建筑会被消解成一具空壳。前门火车站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它修建于清光绪年间，一度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承担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通任务，直到1958年北京站投入使用后才改作他用。前门火车站本是英国人设计的欧式建筑，剥离车站职能后曾作为铁道部科技馆、北京铁路工人文化宫和剧场，还顺应潮流改成“老车站商城”、“电讯市场”。作为商场的老车站，经营项目和宣传手段都不突出，甚至连原本颇具特色的建筑外形，都被不断变换的新旧招牌遮挡得轮廓模糊，难以辨认。2000年后，前门火车站被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逐渐还原面貌，2010年又开始作为铁路博物馆正式开放。与之相似的还有大栅栏街上的大观楼影院。其前身是“大亨轩茶园”，曾因首先播放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而引起轰动。1907年左右，丰泰照相馆经理任景丰将这里改装为主要放电影，兼营曲艺、杂耍等的“大观楼影戏园”；1917年正式改为电影院。大观楼堪称北京放映史最悠久的电影院。1960年，它成为北京第一家放映立体宽银幕的影院，连续上映数万场，场场爆满；1987年，它重新装修再度开业，并延续至今。如今大观楼的经营状况令人失望。由于电影院需要吸引来自各个城区的观众，便利的公交、停车配套必不可少，而地处大栅栏步行街内的大观楼在这方面却呈弱势；其建筑规格不适合如今电影的特效距离要求，在片源方面也不具备优势。所以，从对当代大都市影城的要求角度来看，如今的大观楼难以跻身一流。作为北京城区历史延续最长、遗存保护最多的传统市井商业区，前门历史建筑俯拾皆是，却大多逃不脱拆迁、翻新的命运。然而，仅仅喟叹时间的无情却不加以保护，一味强调纪念的重要却不赋予实际功能，那些精美的建筑即使不被岁月摧毁，也终将在记忆中消逝。因此，比起建筑本身的拆除或保留，更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地区的纪念性与功能性统一起来。

4从前门餐饮业态看老字号品牌形象的差别化配置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摘要：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法，对我国以来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论文，从发文数量、发文作者、发文机构、载文期刊、学科分布和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用详实的数据展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状况和总体概览，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近两年，创意作文的提法越来越多，不少语文教师都喜欢“创意作文”这个词语。一些语文培训机构更是抓住商机，把自己开的作文班都标名为“创意作文”班，还有人开设了网络“创意作文”课。我也好奇地作了一些调研和了解，听过几次所谓的“创意作文”公开课，其实这些课还是传统的作文课，这些人在讲作文时，还是会涉及遣词、造句、立意、构思、谋篇、布局、主题升华等技巧，还是要做范文，要强调熟练地引用一些名家格言、歇后语、名家故事和唐诗宋词等。这样的讲作文法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长期来看，它还是老一套，会让学生产生学习厌倦情绪，并难以形成创造力，尤其是缺乏对学生语言潜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激发。那么，什么是创意作文？如何实施创意作文教学呢？

一

在讲清楚这个问题前，我想介绍一下创意写作。创意作文的提法，来自创意写作的启发。创意写作是英语国家开展了100年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教育。它首先是在高校里进行的，因为20世纪之前英美国家高校的英语系长期以“古典文学”为正宗，学生必须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阅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著作等，就像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是以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和古汉语为正宗一样，读古典文学、学习古典语言是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的主科。通过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学生会有比较扎实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底蕴。但古典文学的教学强调的是记忆，而且经典是不容篡改的，因此这又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与现实脱节，尤其与日益变化的现代化步伐和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场景脱节。最主要的是，以古典文学为主的教学，偏重于阅读，不注重写作，因此很多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毕业的学生缺乏写作能力。同样，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存在这个问题，长期对写作课不重视，学生不会写作，更不会文学创作。“中文系不必要培养作家”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但非常传统、落后，对中文专业人才培育的看法失之偏颇。其实，中文专业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依赖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类课程的学习；二是中外文学经典阅读课的学习，阅读与鉴赏结合，让学生学会感悟文学，理解其他文章，并能对经典作品进行很好的解读；三是论文和作品的写作。写作是实践，是创造，也是潜能的激发、想象力的张扬，当然也是情感的释放。但目前，中国高校中文专业普遍缺乏第三部分课程，即缺乏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即便很多高校的中文专业研究生招生，也不考写作。不重视写作课程，不开设写作课程，也不注重对学生文字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中文专业教育的大问题，也影响了中文专业教育的质量。英美国家高校的创意写作就是在认识到传统英语系教育重知识、轻技能的问题后，才在课程改革驱动下设置的。可见，创意写作是课程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语言文学教育的补充、修正和变革。创意写作就是创造性的写作，它是充分释放写作者的自由，并在激发潜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字创造。创意写作求新，因此要突破常规，它不是主题写作，不是命题作文，也不是模式作文。

二

对创意作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创意写作的基础上。理解了创意写作，就等于理解了创意作文。那具体怎样理解创意作文呢？什么样的作文才算是创意作文呢？这里，先来看看传统的作文。传统的作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类型。教师教作文，一般采用示范作文教学，即拿出一篇示范作文，通过讲解其特点和长处，让学生了解作文的规范和形式。示范作文一般符合“凤头、猪肚、豹尾”的特点，而且记叙文一般要写“好人好事”，不强调从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出发；议论文要表达正确的观点和升华主题，论证时要用事实、名人语录和名家故事来做论据；说明文则是对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变成了介绍性的应用写作。传统的作文考试一般也是有模式的。中考作文和高考作文一般是材料作文，即根据一个给定的材料来写表达观点、阐明道理的作文。这种考试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评分，具有可操作性。但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教学证明，传统的作文教学效果总体比较差，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甚至是语文教师自己，目前对传统的作文教学都无可奈何，或很不满意。有两点是人所共知的：第一，几乎没有语文教师能自信地说“我能教好作文”；第二，大部分学生在初高中甚至小学阶段就失去了对作文的兴趣，而且也失去了对语文的兴趣。因此，传统的作文教学与语文教育所承担的母语文化传承的使命不匹配，应该改革并使之更加适合中小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提升。那么，传统作文怎么才能变成创意作文呢？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写作一直被当作模式作文，且语文教育教学的整套设计在目前的机制里也无法被其他方案替换，因此应该正视现实，将传统的作文教学朝着创意写作的方向进行改良和变革。

三

首先，要定准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作文的教学目标，设计好作文教学的层次。过去之所以难教、教不好，很大程度上与教学大纲对作文教学缺乏准确的定位有关。其实，记叙文就是教学生讲故事。因此，记叙文的教学要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整地讲一个故事；第二个层次是讲一个生动、有趣、感人的故事。由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又可以分解成几个目标：写好一个故事框架，设计一个故事场景，设计人物关系，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心理，叙述故事发生的过程，描述故事发生的影响，增加故事的情节，等等。这些目标，可以一个一个地训练实现。因此，教师教记叙文时，不必一定要求学生写一篇完整的、成熟的、符合教师所定标准的记叙文，而是要通过不同目标的实现来分层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在遵循写作规律的基础上，完成记叙文的写作。对议论文来说，其教学目标就是清晰地、有条理地表达或阐述自己的观点。议论文写作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清晰明白地表达观点，第二个层次是说理。初学议论文写作，主要练习观点的表达，当学生能够自然地、清楚明白地把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时，就实现了第一个层次的目标。到了第二个层次，要让学生明白，说理意味着一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要想办法让人信服。这就需要拿论据来论证，要讲逻辑，要把合理性呈现出来，否则表达的观点会给人主观臆断的感觉；一旦说服了别人，就是说理的成功。因此，议论文写作的教学要体现两个层次，要有阶梯性，要设计每一个层次的小目标，然后再逐步实现各个小目标，最终达到能写出说理的文章。其次，让作文教学回归生活并与学生生活经验对接。创意写作之所以可行，之所以能够迅速为人接受，并在英美高校逐渐取代传统的写作课，是因为它尊重生命，相信人人都有创造力，它是对学生潜能的激发，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对文字创造力的肯定。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前者是对文字的理解力，后者是对文字的创造力。读得多了，尤其是通过阅读经典作品，不但可以增强文字感受力、感悟力，还能培养语言的敏感力，这对文字创造力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传统作文，教师对学生写什么有规定，甚至有刻板的规定。比如写记叙文，要写好人好事，写所谓的“正面人物”，讲“好故事”，于是，每次写记叙文都变成了表扬好人好事，表决心，立志向。事实上，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平常，尤其是学生，不可能经常遇到好人好事。因此，记叙文写作应该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他们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也愿意去写的。议论文写作，应该鼓励学生去思考、去判断、去倾诉、去评价、去质疑、去追问。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激发他们的生命潜能，激活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欲。传统作文本质上不是创造，而是教育成规和教师强权在控制学生的表达；创意作文就是要把学生写作的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释放自我，自主表达，实现语言学习、文字表达与创作的民主化。英美高校的创意写作之所以兴盛并取得很好的教育实效，在创新性人才培育方面完成了世界性的经验积累，也与创意写作内在的民主化特点有关。最后，改变现有的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现在很多语文课都是教师抓住一个特定的“主题”来教，无论是教材的单元设计，还是课题的内涵设计，皆为主题先行，其实就是“主题阅读课”。比如，语文教材都是按照某一个特定的主题（爱国、四季、祖国山河、植物、动物、环保等）来编排课文的，每个单元是一个主题，该单元的几篇课文都表现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教师根据特定的主题来给学生讲解课文，而讲解过程表面看包括了字词句篇的掌握，实际上是对主题的诠释和强化。这种主题教学虽然对读和写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没有把读和写的能力当成基本内容，而是借助各种文体的课文来实现主题教育，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很多教师教学的核心目标。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都应该摆脱这种主题教学的固化思维和模式，回到本来的位置上去：以“美”为原点，以语言启蒙、审美熏染、想象力张扬和创造力激发为方向，以读写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创意作文最常用也最有课堂实效的方式是工坊制教学。创意作文的工坊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诗歌工坊，二是故事工坊。故事工坊又包括虚构故事工坊和非虚构故事工坊。创意作文工坊的每一次课堂教学，是实现诗歌创意写作或故事创意写作的一个小目标，是在实现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等三个文体写作的基础目标外，再实现诗歌、童话、寓言和纪实故事等提高性的目标。因此，创意作文的工坊制教学的层次要定准，内容和目标要定准，这样才好操作，才能体现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比如，每个年级创意作文的层次、目标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作文的字数要求都不同，文体的延展性也不同），工坊制教学只有体现这些差异性和阶梯性，教师才能循序渐进地有效推进。另外，在实现提高性目标的过程中，每个年级的具体写作要求也有不同。这些都要科学设计，体现层次，让学生既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练习，又可以保持写作的兴趣，并提高创造力。以上几个方面说起来容易，但对长期习惯于传统语文教育和作文教学模式的教师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本身也是一次真正的教育身份的重塑与创造。但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传统的那一套的确难以为继了。因此，语文教师要敢于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突破困境。当然，语文教育的大环境也变了，文化创意成为社会风尚。由传统作文到创意作文，不应该只是语文教育的变革，也是社会大环境的驱动和人对自由意志和主体精神的诉求。

本文选取《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中国图书评论》《中国编辑》《编辑学刊》《出版参考》《现代出版》《出版广角》等13种编辑出版类期刊。其中，《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现代出版》等8种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习称北大核心）收录，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习称南大核心，英文缩写CSSCI）来源期刊；《中国编辑》《编辑学刊》《出版广角》等3种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收录，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图书评论》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扩展版”来源期刊；《出版参考》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开设理论探讨、海外市场等学术栏目，具有前瞻性。这13种期刊在我国编辑出版类期刊中具备代表性。笔者于2018年4月13日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JN=出版科学ORJN=中国出版ORJN=现代出版ORJN=编辑学报ORJN=中国科技期刊研究ORJN=编辑之友ORJN=出版发行研究ORJN=科技与出版ORJN=中国编辑ORJN=编辑学刊ORJN=出版参考ORJN=出版广角”为检索式进行检索，共得到13种编辑出版类期刊的107610条论文数据。

一、期刊载文量和作者发文数量

将这13种期刊按照CNKI数据库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科技与出版》《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编辑学刊》《现代出版》《出版广角》《中国图书评论》《出版参考》。首先，统计这13种期刊自创刊以来的载文量。期刊载文量是指期刊在一定时间内所刊载文章的数量。[1]载文量常被用作衡量期刊吸收和传递科学信息的能力，也往往被作为遴选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2]根据这13种期刊创刊以来总载文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为：《出版参考》（23445篇）、《中国出版》（16930篇）、《出版广角》（12353篇）、《中国图书评论》（10891篇）、《编辑之友》（9415篇）、《出版发行研究》（8826篇）、《科技与出版》（8218篇）、《中国科技期刊研究》（6978篇）、《编辑学报》（6276篇）、《编辑学刊》（5078篇）、《出版科学》（3896篇）、《现代出版》（3238篇）、《中国编辑》（2866篇）。再统计在这13种期刊中发文较多的作者。根据作者发文数量排序依次为：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159篇）、南京大学张志强（117篇）、武汉大学徐丽芳（114篇）、华中师范大学范军（112篇）、《防护工程》编辑部朱大明（80篇）、美国佩斯大学练小川（79篇）、新乡医学院刘雪立（78篇）、武汉大学黄先蓉（77篇）、原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69篇）、北京大学肖东发（60篇）、武汉大学方卿（60篇）、西北大学姚远（58篇）、人民出版社林穗芳（58篇）、北京印刷学院叶新（53篇）、百花文艺出版社徐柏容（48篇）、西安交通大学赵大良（48篇）、中国人民大学周蔚华（45篇）、第三军医大学冷怀明（44篇）、北京印刷学院严晨（43篇）、中国药科大学郑晓南（42篇）、武汉大学罗紫初（42篇）、长安大学赵文义（42篇）、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41篇）、上海大学鲍国海（41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石朝云（41篇）、苏州大学吴培华（40篇）、湖北警官学院陶范（40篇）、中国编辑学会邵益文（39篇）、北京师范大学陈浩元（38篇）、东北大学米戎（38篇）等。

二、高被引论文研究

为进一步评价这13种编辑出版类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笔者对这13种期刊中引用20次及以上论文进行了统计，发现这13种期刊在CNKI数据库中被引用20次以上的论文有1563篇。

1.高被引论文期刊分布

将这13种期刊按照高被引论文数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为：《编辑学报》（604篇）、《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97篇）、《编辑之友》（137篇）、《出版发行研究》（130篇）、《中国出版》（103篇）、《出版科学》（72篇）、《科技与出版》（72篇）、《中国图书评论》（36篇）、《中国编辑》（35篇）、《编辑学刊》（26篇）、《出版参考》（22篇）、《现代出版》（21篇）、《出版广角》（8篇）。其中，《编辑学报》的高被引论文数量遥遥领先，说明其刊发的论文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若从高被引论文出版年份来看，刊发高被引论文较多的年份均在2000年后。（见图1）其中，2007年发表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为115篇，2011年发表114篇，2010年发表113篇，2005年发表110篇，2006年发表107篇，2002年发表105篇，2003年发表101篇，2009年发表100篇。2000年以后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数量较多，一方面说明2000年后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论文质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编辑出版类期刊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刊发论文的引文增多。

期刊以固定周期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最新的知识、时事、观点等，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媒介。学术期刊则面向特定人群，如研究人员、专业教师和学生，传播该学科的前沿知识，并成为研究者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各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本学科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才能及时地将该学科学者的最新研究展现给同行，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学者们也可从学术期刊获取相应的信息，补充自己的研究。因此，学术期刊最能响应学科前沿和创新研究，是科技工作者展示自己和学习他人的不可或缺的平台。当然，学术期刊本身也应当顺应时势，紧跟时代潮流，当今，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也对科技期刊的变革发展有了新要求。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倡议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些政策措施看似与学术期刊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中文期刊一般在国内发行，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传播，缺乏国际影响力，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走出去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期刊在国际上发声提供了一扇门窗，国家政策的支持会使期刊发展更加繁茂；“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热点，势必会引来学术界的探讨。“一带一路”为新的发展机遇，相关学术期刊应当怎样调整自己去扬长避短？“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也是一把双刃剑？新形式下的期刊变革需要什么样的策略？基于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模型，分析《世界地理研究》期刊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以理清期刊的发展思路。

1研究方法

SWOT分析，S（strengths）为优势，W（weaknesses）为劣势，O（opportunities）为机会，T（threats）为威胁。该分析方法将与研究对象密切关联的内部优势因素、弱势因素和外部机会因素、威胁因素通过调查分析列举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的形式罗列，之后运用系统分析法将各种因素相互比较匹配并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到关于研究对象的相应的结论。其中，SO是一种理想的竞争态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对象内部优势并充分利用外部机会；WO是利用外部机会来弥补内部劣势，使研究对象的劣势地位有所改变；ST是利用被研究对象的优势，回避或减轻外部威胁或风险，通过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自身优势将外部威胁对研究对象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WT是一种应付研究对象危机的战略，当被研究对象内忧外患、时时面临危险时，需要克服内在劣势同时回避外在威胁。

2《世界地理研究》的SWOT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杂志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主要刊登以下方面的研究成果：世界政治与经济地理理论及实证研究，全球经济联系和经济要素空间运动规律，世界各国区域发展、城乡建设、生产布局、产业结构变动理论与实践等。期刊主要针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别研究。

2.1期刊优势分析

2.1.1政策环境优势

本文作者：刘明敏 杨星星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1．引言

教育硕士专业从1997年开始招录到今每年的招生人数迅速增加，而具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是否达到了“国家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要求”呢？作为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的学位论文，是全面考查和衡量研究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解英语学科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总体撰写情况，本文认真分析了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和2012年答辩通过的教育硕士（学科英语教学方向）毕业论文（63本），从论文数量、论文形式、研究主题、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电脑统计工具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旨在揭示广西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硕士论文的研究现状，并针对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2．现状分析

2.1论文数量

广西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硕士从2009年开始招生，2009级的论文共计20篇，之所招生人数较少，主要因为是招收第一届英语教育硕士，其培养工作处于尝试阶段。2010级的论文就达到了43篇，英语教育硕士人数骤然增加，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从国家教育部到中小学教师对提高学历教育越来越重视，而且各高等师范院校对于教育硕士的招生规模也是与日俱增。

2.2论文构成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