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范例

一、蒙古族仪式音乐文化

杜蒙（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地区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主要从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娱乐活动、祭祀活动、宗教仪式活动等几个方面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其中在婚礼仪式音乐方面有较为细致的描述。陈玉芝2008年《杜尔伯特地区文化研究》中描述，杜尔伯特生诞礼仪、成年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盒日常礼仪的写作中对音乐文化有所研究，比如，在婚嫁礼仪过程当中的歌曲《求婚之歌》、《天上的风》和《祝酒歌》等。波少布2007年《黑龙江蒙古族文化》中也对以上几个礼仪有所描写，其中不仅对杜尔伯特县蒙古族地区进行了描写，对黑龙江省蒙古族整体均有阐述。洪英华主编2001年《黑龙江蒙古部落史》中对杜尔伯特蒙古族的仪式文化也有描写。

二、蒙古族民歌文化

金童2014年在论文《简述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诺恩吉雅>的地方特点》中将杜尔伯特的《诺恩吉雅》和内蒙民歌《诺恩吉雅》进行比对，阐述了杜尔伯特《诺恩吉雅》内容的丰富性。邵萱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杜尔伯特蒙古族民间音乐调查研究》当中对杜尔伯特的民间歌曲有一定的研究，其将民歌的题材分为反映历史人物民族由来、男女爱情、思念亲人、民俗风俗习惯、作战尽忠、革命事业、宗教信仰七个方面。徐国清等在2001年所著《吉林蒙古族民歌极其研究》当中对杜蒙的民歌也有所描述，他将杜蒙民歌统称为——嫩科尔沁民歌。

三、蒙古族曲艺

蒙古族曲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乌力格尔合勒讷”，是一种自清朝就已经出现在本地区的蒙古语说书形式，也有人称为“蒙古书”；另一种是“好来宝”，杜蒙蒙古族地区的好来宝的形式和汉族的“莲花落”、“数来宝”有些类似，多采用问答形式，说中带唱，歌词对称。2015年金童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说唱艺术——好来宝》中对传统曲艺“好来宝”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介绍了杜蒙“好来宝”的来源、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陈玉芝在2010年《杜尔伯特蒙古地区文化研究》一书中针对说唱文艺进行了专门的描写，将蒙古族说唱音乐分成七类，分别是“胡仁乌力格尔”、“亚不干乌力格尔”、“好来宝”、“绍格耶日阿”、“怯热”、“玉热勒•马格塔勒”和“蒙古珠吉格”。

四、蒙古族器乐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文学期刊从产生到成型的时期，也是英国期刊文学从政治评论文学回归现实生活文学的重要阶段。本文将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期刊视为“早期文学期刊”，将该时期的期刊文学视为“早期期刊文学”。英国早期的期刊文学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国社会变迁、文学发展及期刊演进的珍贵史料。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

引言

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主要平台，长期以来对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中国现有科技期刊5000多种，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系统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已呈现“三分天下”之势，高校学术期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学术期刊中坚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质量逐步提高，对促进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高校期刊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中拥有话语权的则是凤毛麟角，能被国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更是屈指可数，离真正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种状况与作为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我国是不匹配的，没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呈现出发展与繁荣景象。21世纪以来，网络、计算机等技术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传播技术，同时也加强了国内高校期刊与国外优秀期刊的联系。我国期刊要想在国际期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国内高校期刊的影响力，因此有实力的高校以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作为重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创办英文科技期刊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快车道[3]。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20172018年度其共收录的来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目前，许多有实力的高校已经创办了中、英文双版期刊，在论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国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国际优秀期刊及作者、读者的关注，增加被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检索的成功率。但在求变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英文期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只是将中文论文翻译过去，并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交流的互动。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期刊国际化不仅是搭建中国与外国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适应国际现代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实力的必然选择。因此，探索提高我国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1.1展示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7.5%。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高校有2000多所，创办期刊有2500多种，但高校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迫切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我国也需要更加开放和拥抱世界。然而，我国学者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的见解往往不被国际所关注，更谈不上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诉求也难以被认同甚至被曲解。此时，只有通过交流平台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沟通，才能让中国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打造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学术期刊等高质量水平交流平台”的指示，共同组织和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科技期刊进行了力度很大的专项支持。国家投入技术和资金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传播文化，更是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为了顺应这一需要，较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国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国外读者能够读懂的文字表达方式传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台，正是世界了解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担负着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优秀期刊率先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编辑出版中，通过大众媒体、建立网站或者与成熟的平台合作，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让世界各国互相了解，分享科技与经济成果。例如，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会将所属期刊的内容共享到社交网站上，有些期刊通过开通博客或自媒体将期刊内容发表到博客上，吸引读者，宣传期刊。中国知网创办的“OKMS机构知识管理及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全媒体、沉淀知识资产的知识仓库，成为集研究、学习、创新、共享于一体的，面向具体问题的多媒体、多模式、多终端的群体实时协同研究、研讨和创作平台，实现了机构内外各种知识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5]。当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认识到信息及数字化技术发展对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提升自身实力，追赶优秀，以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的需求。

摘要：为探究目前学术期刊的封面营销模式，笔者就国内的影响力较大的学术期刊做了简单的调研分析，针对10种国内主流的科技类学术期刊做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采用采用封面重点文章的封面设计形式比较符合学术期刊的定位。而通过封面设计营销品牌，不仅可以创造与众不同的视觉亮点，吸引目标读者，还能够吸引优质稿源和扩大读者群有着重要作用，对科学发展史也有特殊的记录意义。因此封面论文应当作为我国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充分展示各学术期刊特色、学术内涵、领域定位与审美感染力的同时，同时可以促进期刊品牌营销，提升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为鲜活记载传承我国科学发展史作出贡献。

关键词：学术期刊；封面设计；品牌营销；影响力提升

0引言

封面是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期刊展示其特色、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以及学术内涵的重要载体。封面的视觉心理作用于受众的阅读感受，通过这种视觉冲击、由于文字的视觉信息感受和视觉说服力进而对期刊的品牌营销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内外学术期刊除了注重内容质量，保障学术水平之外，对于期刊封面设计也极为重视，借助封面的艺术表现力彰显期刊的内容特色与学术内涵。

1国内术期刊的封面调研

为了突出期刊品牌特性，许多学术期刊在封面的个性化方面做足了工作。许多国内外期刊已逐步摆脱了过去固有的、单调而刻板的封面设计，而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风格特征。这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封面为期刊品牌营销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为探究目前学术期刊的封面营销模式，笔者就国内的影响力较大的学术期刊做了简单的调研分析，针对10种国内主流的科技类学术期刊做了比较分析，见表1。以上调研结果显示，对于以传统固定色彩或背景为封面的营销方式，固有封面的延续性比较好，给受众以严肃和严谨的印象植入，但受众从视觉感受的角度来看，信息量、震撼力和传播力都要显得更为薄弱一些。而诸如《自动化学报》这种以目录的形式作为封面主要内容传递当期信息的期刊，在学术期刊界也不乏少数，这种封面的优势就是一目了然当期的所有主要文章信息，对于读者来说，信息量足够大。但缺点在于缺乏视觉冲击力，封面导读信息通常不宜过多，否则会影响封面美学表达。因此，内容营销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视觉冲击和直观感受并不良好，受众的注意力和吸引力并不容易获取，因此营销效果未必能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机械工程学报》的期刊封面为例，为了凸显期刊的学科定位和当期的主题特点，封面设计多以封面文章的内容以及专题的内容为背景进行创意设计，封面元素借用作者课题组提供的图片元素进行延展设计，这种营销模式对于对于进一步提升文章的传播力以及期刊的科学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设计师充分考虑到封面主题的学术性与美学的双重需求，这种营销方式可以有效吸引读者的关注，并进行深入阅读和传播。

2封面设计对期刊品牌营销的促进作用

作者：刘畅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刘勰与齐梁文坛主流究竟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目前学界仍有异议，今后还会争论下去。①笔者以为，争论双方都能够拿出自圆其说的确凿证据，说明《文心雕龙》本身就包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丰富原质，具有极大的理论弹性，所以，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点，是一种方法；窥其全貌，也不失为一种角度。《序志篇》云：“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唯务折衷，即调和对立双方，取其中正，持论周洽，无所偏颇。这可视为刘勰分析问题的一种原则性方法，《文心雕龙》通篇几乎都留下了这种思维痕迹。近来，不断有学者从“唯务折衷”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心雕龙》。②这些意见，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确实能使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得到圆满解释：例如刘勰思想属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与文坛主流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他对“文贵形似”的时流风尚赞同还是反对……从资料分类还原梳理的层次看，这一问题似乎已解决。但是，深入探讨刘勰这一思想的成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注意到，已有学者试图从齐梁时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确实，齐梁之际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温床，但在时代氛围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况且多元的时代也可产生偏激的见解，如裴子野的《雕虫论》。由此入手，只能解释问题的普遍性，却未能解释为何偏偏是刘勰产生了“唯务折衷”思想这一特殊性。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拟从刘勰与时流的距离关系探讨“唯务折衷”思想的成因。时流者，一代之时尚名流也。《宋书•蔡廓传》云“：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本文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实际上，《梁书•刘勰传》已透露出了这种信息。即者，入其环内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离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重。”结合二者，就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对这种边缘性状态把握准确，分析透彻，就找到了解释刘勰“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钥匙。

一刘勰与时流的距离之一，是他骨子血脉里遗存的浓厚北人意识。齐梁之际，南风劲吹。不仅政坛南人秉政，文坛也是南人的一统天下。作为南渡北人的后裔，刘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矫正时弊的意图。《序志》中，他对前人文论最不满的就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而他用来“寻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寻根”“、索源”、“述诰”云云，并非书面上简单的引经据典，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从家世渊源看，刘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刘勰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东莒县），属齐鲁旧邦。莒，周时为莒国，春秋属齐。后又入楚，楚灭鲁后，迁鲁君于此。《论语•子路》所云“子路为莒父宰”，即此。《宋书•州郡志》“：南东莞太守领县三：东莞，莒，姑幕。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晋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举族迁徒、聚居的特点，易地而不移俗。《宋书•州郡志》载：“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按南东莞一郡领户不过千余，而琅邪郡一次性过江就有千余户，几与之相埒。可见其整族迁徒之人多势众。东莞郡的迁徒也有千户规模。事见《晋书•徐邈传》“：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东莞领县有三，东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属一郡，姑幕乱则莒必无宁日。以姑幕移民的数量推之，刘勰祖上一族由莒南迁的规模也不会太小。勰祖灵真。据梁书本传，灵真为宋司空刘秀之之弟，而秀之则为刘宋开国元勋刘穆之之从兄子。《宋书》刘穆之本传云其“东莞莒人，世居京口”。这种北人整族整郡南迁的直接结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许多北方的社会习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带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处于这种特殊的南迁文化氛围中，刘勰祖上也不会例外。杨明照曾分析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犹重，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梁书刘勰传笺注》）不无道理。

这种聚族迁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仅保留了北方风俗，而且遗传了北方的思想意识。中华文明，崛起北土；齐鲁旧邦，斯文尤盛。作为有着齐鲁文化背景的南迁北人后裔，其血脉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识和自负感是非常浓厚的。如颜之推祖籍山东琅邪，永嘉南迁至之推之世已历四代，可他《观我生赋》还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无独有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痕迹：“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传播齐鲁文化的荣幸和自负之意溢于言表，可见其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观念。正如汪春泓所说，假如刘勰的籍贯潜意识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应称“迎”仲尼而南“来”，而不应称“随”仲尼而南“行”，这一“随”一“行”，明显透露出刘勰身为孔子乡人的骄傲。①《序志》又说：“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梦里梦外，以与至圣孔子同乡为荣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诸篇中，刘勰一再盛赞孔子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原道》云“：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铸《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享，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宗经》云：“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p#分页标题#e#

作为圣人同乡和齐鲁移民后代，在心态感觉上，刘勰对南方主流社会不无俯视之态，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距离感，尤其当他处于想进入又难以进入这种主流文化圈的边缘状态之时，这种距离感就尤为强烈，对圈内风气看得就更清楚，言辞也趋于激烈———“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鬼浮诡，饰羽尚画，文绣搫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这种距离感使他本能地从北方圣贤的著述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其见解超出圈内人士，超出南方时流，乃有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可以这样说，当他以齐鲁文化后继者自任，有意识地借助北方儒家经典矫正时弊之日，就是他无意识地超越了自己所处的南方主流文化氛围之时。他在《序志》中明确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原，莫非经典。”这种思想，与齐梁之际儒学衰微，文坛求新变、贵形似的整体风气是大异其趣的。按《文心雕龙》成于齐末，已成定论。②另有成于梁说，也在天监初年。③与日渐繁荣的文坛相比，此期儒术的情况很不妙。据《南史•儒林传序》，天监初年之前，即《文心雕龙》付梓之时，南方儒学，式微已甚———“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莫肯养众，后生鼓励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刘勰之欲用北方儒家思想规范文体，提倡《原道》、《征圣》、《宗经》，其社会背景正是这种局面。这对以齐鲁文化传人自居的刘勰来说，独立苍茫，一览众山，更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和责任感。何况他之著书立说，本来就有弘扬圣贤经典之意，所谓“敷赞圣旨，莫若著经”是也，只是因为“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可见，在他心目中，论文与著经有着同等地位。

刘勰生当南北分裂之时，主要活动在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些都明显限制了他对北朝或北方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察与认识。但文学是一种通过书写符号传播、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艺术形式。刘勰一生虽缺乏在北方生活的亲身体验，但并不缺乏间接了解、认识北方文学审美特质的精神渠道，这种渠道就是建安文学或“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建安风骨，字里行间充溢着欣赏、赞美之意。如《时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不仅描绘出其文学活动的生动图画，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气”这一精神上的本质特征。又《明诗》篇“：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留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容，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妙；驱辞取貌，唯取昭晰之能。”《风骨》篇中，还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建安文人的整体美学追求，其云：“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可见他对建安文学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建安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刘勰抓住了建安文学“多气”、“任气”、“重气”这一特点，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学的核心审美特征。从多种角度观察，建安风骨具有鲜明的北方艺术审美属性，是北方精神孕育出的一朵文学之花。简略言之，其北方属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为地域性文学集团，主要活动在中原一带，这决定了其慷慨悲凉带有鲜明的北方地域性特征；二为文武兼备型文学集团，尚武为其精神内核，不仅曹操一生戎马，曹丕亦“长于戎旅之间……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曹植也是“生乎军，长乎乱”，其《白马篇》中骁勇的幽并游侠儿就是他内心精神的写照，这与单一崇文的南方文学集团很不一样，很符合刘勰“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观点；三为征服意识强烈，北方古为华夏政权中心所在，所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北胜南是中国历史军政格局演变的规律之一，从地利上看，曹魏集团已处于征服者的地位，这就决定其诗多有忧患意识和刚猛之气。钟惺论曹氏父子，称其“高古之骨，苍凉之气”（《古诗选》）；谭元春评曹操云“此老诗歌中有霸气”（《古诗归》）；《世说新语•豪爽》记：“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均指其刚健力度而言。从三曹、七子的籍贯、活动范围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三方面来看，建安文学具有浓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种“铁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产物。从籍贯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脉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刚性血气；从身份看，他们是统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为基地，怀有进而扫荡天下的雄心霸气；从活动范围看，其洒笔酣歌、耳濡目染的环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条件限制在北方；从其接触的景物看，是视野开阔、线条劲直的北方山川，不仅体积巨大，气魄雄伟，而且人文历史积蓄深厚，古代圣贤、帝王的精神贯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业的博大情思；从其吟咏的对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处动荡、战乱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局势变化不定，人的寿命变短，于是生命意识特别敏感、强烈，形成其独有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悲凉风格。这与处在温暖环境中、重感官享乐的南朝文化精神也是大异其趣的。慷慨悲凉的人生感悟，建功立业的浓烈情思，哀怜民生多艰的人世咏叹，构成“建安风骨”重刚健、尚骨力的审美特征。#p#分页标题#e#

摘要：思辨能力培养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也是高校英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Bloom&Anderson的类级模型理论为标杆，通过改革《美国社会与文化》课的测评形式、测评内容和测评标准，以期为英专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探索切实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思辨能力培养；测评体系；《美国社会与文化》

自黄源深先生指出我国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缺席症以来，国内外语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思辨能力培养展开深入研究，就如何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指出改革方向，提出理论框架，并对阅读、写作、口语等英语技能课进行实践。但就如何创新《美国社会与文化》等专业知识课程测评体系以提升学生思辨能力的研究，鲜有成果问世。本文将对此做初步的尝试和探索。

一、知识性课程的测评体系改革对思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思辨能力是指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的能力。思辨能力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因此，发展思辨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客观科学的思维习惯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升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要借助教学改革才能实现。高校英语专业知识课程的扩大，成为加强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重要举措。思辨能力与文化知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思辨能力的提升需要深厚的文化知识积淀和良好的人文素质，为思辨提供思想内容和思维空间；文化知识类课程的学习，无论是课程内容还是课程学习方法，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思辨能力。《美国社会与文化》课是文化知识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测评方式改革成为培养和提升思辨能力的重要环节与有效途径。测评是评价学生知识和能力掌握与运用程度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教学效果、促进教师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路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因此，将思辨能力培养纳入测评体系，有助于学生自觉提高思辨能力的意识。现有评估体系中，测评方式多样化欠缺，测评内容的主观性和思辨性不够突出甚至被忽略，思辨能力测评标准缺失或模糊，形成性评估的权重远低于终结性评估。鉴于此，英语专业测评体系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二、以思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测评体系设计

对思辨能力的理论研究，有“德尔斐报告”提出的双维结构模型、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提出的三元模型、本杰明·布鲁姆和洛林·安德森提出的类级模型以及林崇德先生建立的思维三棱结构模型和文秋芳提出的层级模型。其中，布鲁姆和安德森的类级模型理论将思辨能力由低至高分为六个层级，即识记、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前两种属于低层级的思维能力，后者则属于较高层级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是思辨的最高层级。鉴于六种能力有层级之分，具有紧密的相关性，表现出显著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思辨与创新间的关系，故本文将以此模型为理论标杆。据此，我们在《美国社会与文化》课的测评体系设计中力求丰富测评形式，加强评测内容的思辨性，充实测评体系结构；不仅注重学生识记和理解能力的提升，而且强化更高层级的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等能力的训练。具体而言，该课程测评体系由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两部分组成。前者包括小组调研项目和项目学术小论文；后者的终结性评估为研究性学术论文。小组项目要求学生分组自选题目进行课外调研准备，期中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口头汇报，此后小组成员独立撰写、提交研究课题的学术小论文，即包括确定选题、准备展示内容、问答和讨论及撰写论文四个环节。学期伊始，每组学生从教师下发的选题目录中自主确定选题方向，在查阅近期美国主流媒体相关话题的新闻报道和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研究题目。此后，学生须建构发言大纲，内容包括概括文献内容、补充背景知识，并提出个人观点和见解。为此，学生要搜集更多的信息，对其加以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框架结构，并做出个人评价。口头陈述结束后，学生向展示者提问，展示者进行答辩。这种互动加深展示者和听众对问题的理解深度、广度。口头展示后的论文撰写需要每个学生独立完成。他们可就选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利用已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佐证，从而证明观点。这种形成性评价方式使学生既拓展了知识面和文化视野，又提高了英语语言能力，并在各环节充分运用各种认知能力。学生间的互动有助于学生多视角、多方位地思考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产生的变化是，学生已跨越语言层面进入对信息的理解、运用、分析和评价的高层级思辨阶段。这无疑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思辨能力。该课程的终结性评估采用学术性论文写作的方式。定题环节中，学生须对信息进行深刻理解、分析和比较，形成独到的见解，确立正确且有深度和力度的中心论点。布局论证阶段，学生要对论文的基本框架、观点阐述顺序、中心论点与分论点及分论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到心中有数。为保证论证充分，学生还须通过比较、分析数据，最终选取相关、典型和有说服力的论据。此外，论文的评判标准明确要求，除语言准确、符合英语表达规范且自然流畅外，还需要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内容充实，有明确的独立观察和思考内容，体现出很强的批判和研究能力。其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启动思维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由此，学生在认知维度上的思辨能力得到发展，既涉及较低层级的思维能力训练，又强化较高层次思维技能的培养。

摘要:

地方大学研究生群体不仅有着研究生普遍的文化特征，还有着自己较为独特的一面，这就使得地方大学研究生群体亚文化有着其实际情况。地方大学研究生群体亚文化现对于主流文化有着边缘性、抵抗性、风格化特征，这就给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地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研究生群体亚文化的积极因素，合理疏导、化解其消极因素。

关键词:

地方大学;研究生群体;亚文化;校园文化建设

1引言

何谓地方大学?地方大学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是各抒己见、各不相同。本文中地方大学主要指由第三级政府出资举办、接受省政府和第三级政府双重领导的公立地方本科院校。20世纪80年代，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进步拉动人才需求，地方大学在这样的形式下诞生。30年来，地方大学迅速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相对而言，地方大学办学基础较为薄弱，校园基础设施相对不足和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在全国高等教育大系统中，在办学定位上，多以本科教育为主，着力为地方培养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但是，随着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地方大学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甚至在某些学科出现了较为突出和领先的优势。经过时间的积淀和自身不懈地努力，地方大学蓬勃发展，有实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反之，也有通过发展研究生教育进一步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进一步增强整体办学实力的诉求。地方大学中有极大一部分开始把触角伸入到研究生教育，并把它作为学校的战略新任务。“在学校的正式等级结构以外，学校还存在着由身份、性别和种族、家庭文化背景、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聚合的各种群体。有的群体存在着显著的外界标志，边界明显，如社团。也有的不靠形式上的东西去区分群体边界，而是靠文化价值观念、个人对事情的看法、追求的目标、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聚合成为团体。还有的是因为特定的身份如种族、性别等自然影响而形成的群体。”高校作为我国一个特定的非营利组织，其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存在。“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高校内部存在着反映高校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信念、追求、行为规范等精神因素构成的高校主导文化。从实践层面看，校训、学生校园文化建设便是这一主导文化的反映。同时，在高校校园文化内部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研究生作为校园中一个独立的群体，具有这个群体独特的特征，其文化属于校园文化的亚文化。“广义上讲是研究生和导师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狭义上讲，研究生文化是以研究生为主体，在校园这个空间中所逐渐形成的体现研究生特征的文化形态，对校园其他亚文化尤其是本专科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地方大学研究生群体的不断壮大，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学校亚文化。在地方大学主流文化中，这种亚文化处于怎样的状态，与主流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2地方大学研究生群体亚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