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论文范例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一）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

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2011年6月20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心协办。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南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研究所、杂志社近250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大会在主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统领下，就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现代传媒、网络文学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等论题进行深入讨论与对话，对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将起到推动作用。   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讨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依然是当前文艺学研究的重点，参会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关注热度不减。高建平就消费社会和电子媒介冲击下的艺术如何寻找新的意义进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艺术思想尽管因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却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应该坚持一种介入的艺术观，使美学回归到批判的立场。金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精神和论断在当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应该以世界视野发展民族文化，以辩证扬弃的胸怀建设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以艺术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独特属性及其价值。冯宪光指出中国学界的流行观点是只有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因而“西马非马”的问题一直没有充分讨论。他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代表人物、主要观点，指出西马理论家从资本掌控着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不断演变的文化与文学，坚持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异化进行不懈批判，他们的思考和探索始终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赵毅衡从符号学出发，提出一般叙述学的几个可能的出发性课题，如虚构性/事实性叙述区分，记录性/演示性/意动性的基本分类，叙述的复合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等，并提出合一叙述者的基本形态，及其各种可能的变形。张永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做出了深入分析。谭好哲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对当代学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陆建德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修养的问题。支宇以实证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的合法性与象征资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表现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澄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   二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讨论   西方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影响深刻。朱立元概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及其发展现状，分析了实践美学的主要局限，说明了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现实背景及实践论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朱先生认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向实践美学只是拓展实践美学、建设和推进当代美学的诸多尝试和努力的一种。美国学者张英进回顾了近年来有关空间、地点的社会理论并思考了全球化对国家、地区与地方等概念的影响，提出面对全球———本土流动的变化多端的风景，重新定位当代文化，探索文化人在不同规模与不同领域内所采用的多种立场与策略。姚文放重新阐释了文化政治的概念，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探讨，在每一个维度上，“文化政治”概念的内涵都可以在与社会政治概念的相互参照中得到揭示。许明指出在消费至上、GDP主义愈演愈烈的现状下，我们的国民精神正遭受着物欲的消磨和资本的腐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千年文化需要现代化的路径重新开启，西方现代性的东移也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重新思考、重新表述的新局面。因此，这个时代的仁人志士需要建设一种新的理性立场。这种新的理性精神是一种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应该有的而不是已经有了的一种人文理想。陶东风论述了现代性反思之神学维度和后学维度在余虹那里并不是和谐共处，而是有着张力，进而全面介绍了余虹的为人为学，对余虹进行了悼念与追思。张荣翼从几个方面对文学知识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首先辨析文学知识的普适性和历史性，前者是超越地区、民族乃至历史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后者则表明文学知识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并且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才有意义。其次，文学知识具有超越个人的学科性，同时它需要研究者的个人感受而不是纯粹实验性质的。再次，文学知识的对象是文学，可是在对文学的关注和言说中，贯穿着对于话语权力的争夺。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论者最后在文学知识的效用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关系上进行了总结，前者是文学知识的目标，但往往后者才是文学知识建构的基础。靳大成以刘师培和章太炎为例论述两人既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学术的洗礼，追述了刘师培与章太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状态。彭修银论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实践性张力、包容吸纳张力。高楠概括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论基点。刘方喜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符号经济”及其中的文艺、文化，以“符号经济”为理论焦点，揭示“符号经济”无度扩张带来的政治后果与生态后果。阎嘉认为在今天文学思想和理论极为混乱的语境之中，急需强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和体制性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中国当代文论的母体，在全球化的今天理应继续关注和进行深入探讨。李天道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意境说注重言说的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和点悟性，倾向于意境营构的诗意性和开放性，以意境构筑的姿态强调意境构筑的张力和弹性，追求意在言外。吴兴明指出在上古时期“兴”主要是一种以《诗》进言的活动，其后的种种变迁系由此活动演化而来，因此，把“兴”作为一个言语行为的类型来分析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单正平认为现在的文艺学需要抛弃三个东西:体系意识，真理信仰，权威幻觉。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应在五个大的领域进行:其一，中国新文学开始于梁启超提倡的新民说与小说界革命。其二，新小说来自西方，翻译西方小说实际是中国新小说的开端，因此，中外文化或中西文明的翻译交流成为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其三，与翻译密切相关，白话文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文言与白话之争未能受到文学理论家的重视。其四，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把建构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现代早期小说家是以史家自命的。其五，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p#分页标题#e#   三对中西文论比较及跨学科研究的讨论   与会学者就中外文论的交流与共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讨论，曹顺庆教授的论文《中外文论比较新视野》指出了中西文学、诗学比较的学科理论合法性的问题，指出当前学界忽视了中西文论比较的另一重要维度，即:异。曹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文化不具备可比性。而在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无论是注重实证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注重类同性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二者都是从同出发，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强调同源性，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注重类同性。同样，国内学者钱钟书也非常注重“同”，用钱先生的话来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显然，中西文论之间是有共通性的，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但仅仅强调同是不够的。曹教授指出，关于当代西方文论与我国文论之间有无可通约性的问题，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到底通约还是不通约?钱钟书先生认为是可以通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张隆溪写了一本书《道与逻各斯》就是建立在可通约性的基础上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不可通约，余虹写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说的就是中西方文论不可通约。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对钱钟书先生首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钱先生只讲同不讲异，忽略了异是一个重大失误。于连对钱先生的批评有无道理，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我们应当将差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纳入可比性内涵当中，惟此，才能为中西比较文学与文论在学科理论的高度建立合法性。我们提出变异学这样一个概念，为中西比较诗学建立学科理论的合法性。   曹顺庆教授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外文论研究如何深化，这是一个建设性的问题。其一是研究领域的更新。原来的中西诗学主要是古代的和古代的比，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做得较少。其二是中外文论影响关系的梳理及当代有关学者的理论的重要突破。其三是中国与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曹教授讲了以下三点，一从影响研究看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建构，指出以往学界很少将目光关注到中外文论有影响关系。如两个大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曾指出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促使了西方多种学术的方方面面的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摇篮之一，西方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跟中国文化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曹教授提出，跟中国文化有影响关系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及思潮，将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中国古代文论受西方文论的影响，这个方面案例很多。中国古代文论有论、有批、有评，但是批评两个字放到一起是从西方学来的，我们整个从名称到体系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中国文学批评这门学科是建立在西方影响的基础上的。包括从王国维到刘若愚用西方文论来批评中国文论，我们当代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定义我们的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论作为一个普适性的东西来应用，但是，这个西方也是一个有影响关系的西方。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文论光怪陆离，但其中不乏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化的因素，探讨这样一个关系，加强对话意识，进一步清理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加以比较，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收获。中西方的文论要求交流与对话，其中一条就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二从平行研究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对话的意义，曹教授认为不要局限于为比较而比较，为对话而对话，而是通过对话解决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另外，中国文论还有影响变异，随着影视传媒的发展，图像化存在逐渐取代语言文化艺术，西方学者曾说随着图像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即将死亡，这是希利斯•米勒说的，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中国古代文论并不过分地依赖语言文字，道可道，非常道的最有效方法是立象尽意，也就是通过图像来解决语言问题。这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立象，另一个通过语言描绘出来的形象，立象尽意的图像化方法走上了一条诗性化的道路。庄子讲哲学是形象化地讲，中国文论走向图像化的道路。二十四诗品更如此，通过这种比较或许可以发现图像化时代文学起死回生的新路径。诸如此类，皆可以打开我们进行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视野，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香港学者丁尔苏的发言《中西符号理论之沟通》指出了符号学理论在中西皆源远流长，但在20世纪之前双方的互动不多，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中西符号理论之间的对话及互动提供了可能，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就可以借来研究中国文字，而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修辞学理论则可以运用于在西方正在走红的认知科学。这种跨文化的双向阐释与互动正在给中西文论带来新的机遇与启示，对中西当代文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邓军海认为我国学界许多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的探讨是建立在中西对立的理论预设上的，而中西对立的理论框架只是近代历史的特定产物，现在正是对这一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质疑的时候。黄念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人文关怀的融通与差异，指出厘清其同与异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文论有重要意义。   朱志荣指出了邓以蛰所受的西方影响及其将西方影响运用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如邓借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来解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气韵和性灵等，并在克罗齐历史“复活”论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境遇”论思想，激活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其目的在于最终回归中国学术传统，达到中西诗学相互观照。   四对现代传媒、网络文学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讨论   随着技术对文学领域的渗透及传媒网络的发展，网络小说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台湾学者侯作珍在大会上作了《宅男白日梦，都市恐怖病:论九把刀网络小说中的恋尸癖人格》的报告，指出继痞子蔡之后九把刀创作的恐怖小说再领创作风潮，九把刀小说中出现的暴力病态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破坏性人格。欧阳友权指出网络文学用新的技术逻辑解构传统的价值理念，网络的草根情怀介入“新民间文学”的大众狂欢，以开放的话语权解放了文学生产力，但其所导致的平庸崇拜可能颠覆传统文学的价值、崇高与经典性，这种状况让人喜忧参半。文学如何在网络时代重塑自己新的意义模式，是当代学者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网络文学对价值取向的自逆式消解是今日媒介文化的表征，也是我们认识和调适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单小曦从文艺学的角度对数字文学的生产类型、文本观照、意义生产、审美向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疆域。陈定家指出，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与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互动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媒介绝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作品及传播来说，媒介也不只是作品贮存的载体与流布的通道;对于读者来说，媒介也不仅仅是认识理解文学的门径与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介作为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它们既是文学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学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而且还是艺术理念与审美精神的寄身寓所。媒介在与文学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已日渐深入地由形式因素转化为文学的内容与本质因素。此外，江伟娇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探讨，李金来则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批判，进而使我们充分地认识网络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现状及其未来走向。李明洁提出网络写作的发展促使文学的言语行为变异，导致了社会性言语行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异，“网话文”异军突起，网络文学引起的文学转型已经呈现出新的“语言转向”的征兆。#p#分页标题#e#   本次会议立足现实，放眼全球，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既关注世界学术前沿又具极强的本土性和现实性。与会学者就以上重要论题展开充分的交流与对话，从不同角度发表各自的深刻见解，显示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活力与热情。会议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将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近两年，创意作文的提法越来越多，不少语文教师都喜欢“创意作文”这个词语。一些语文培训机构更是抓住商机，把自己开的作文班都标名为“创意作文”班，还有人开设了网络“创意作文”课。我也好奇地作了一些调研和了解，听过几次所谓的“创意作文”公开课，其实这些课还是传统的作文课，这些人在讲作文时，还是会涉及遣词、造句、立意、构思、谋篇、布局、主题升华等技巧，还是要做范文，要强调熟练地引用一些名家格言、歇后语、名家故事和唐诗宋词等。这样的讲作文法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长期来看，它还是老一套，会让学生产生学习厌倦情绪，并难以形成创造力，尤其是缺乏对学生语言潜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激发。那么，什么是创意作文？如何实施创意作文教学呢？

一

在讲清楚这个问题前，我想介绍一下创意写作。创意作文的提法，来自创意写作的启发。创意写作是英语国家开展了100年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教育。它首先是在高校里进行的，因为20世纪之前英美国家高校的英语系长期以“古典文学”为正宗，学生必须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阅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著作等，就像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是以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和古汉语为正宗一样，读古典文学、学习古典语言是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的主科。通过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学生会有比较扎实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底蕴。但古典文学的教学强调的是记忆，而且经典是不容篡改的，因此这又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与现实脱节，尤其与日益变化的现代化步伐和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场景脱节。最主要的是，以古典文学为主的教学，偏重于阅读，不注重写作，因此很多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毕业的学生缺乏写作能力。同样，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存在这个问题，长期对写作课不重视，学生不会写作，更不会文学创作。“中文系不必要培养作家”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但非常传统、落后，对中文专业人才培育的看法失之偏颇。其实，中文专业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依赖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类课程的学习；二是中外文学经典阅读课的学习，阅读与鉴赏结合，让学生学会感悟文学，理解其他文章，并能对经典作品进行很好的解读；三是论文和作品的写作。写作是实践，是创造，也是潜能的激发、想象力的张扬，当然也是情感的释放。但目前，中国高校中文专业普遍缺乏第三部分课程，即缺乏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即便很多高校的中文专业研究生招生，也不考写作。不重视写作课程，不开设写作课程，也不注重对学生文字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中文专业教育的大问题，也影响了中文专业教育的质量。英美国家高校的创意写作就是在认识到传统英语系教育重知识、轻技能的问题后，才在课程改革驱动下设置的。可见，创意写作是课程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语言文学教育的补充、修正和变革。创意写作就是创造性的写作，它是充分释放写作者的自由，并在激发潜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字创造。创意写作求新，因此要突破常规，它不是主题写作，不是命题作文，也不是模式作文。

二

对创意作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创意写作的基础上。理解了创意写作，就等于理解了创意作文。那具体怎样理解创意作文呢？什么样的作文才算是创意作文呢？这里，先来看看传统的作文。传统的作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类型。教师教作文，一般采用示范作文教学，即拿出一篇示范作文，通过讲解其特点和长处，让学生了解作文的规范和形式。示范作文一般符合“凤头、猪肚、豹尾”的特点，而且记叙文一般要写“好人好事”，不强调从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出发；议论文要表达正确的观点和升华主题，论证时要用事实、名人语录和名家故事来做论据；说明文则是对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变成了介绍性的应用写作。传统的作文考试一般也是有模式的。中考作文和高考作文一般是材料作文，即根据一个给定的材料来写表达观点、阐明道理的作文。这种考试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评分，具有可操作性。但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教学证明，传统的作文教学效果总体比较差，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甚至是语文教师自己，目前对传统的作文教学都无可奈何，或很不满意。有两点是人所共知的：第一，几乎没有语文教师能自信地说“我能教好作文”；第二，大部分学生在初高中甚至小学阶段就失去了对作文的兴趣，而且也失去了对语文的兴趣。因此，传统的作文教学与语文教育所承担的母语文化传承的使命不匹配，应该改革并使之更加适合中小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提升。那么，传统作文怎么才能变成创意作文呢？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写作一直被当作模式作文，且语文教育教学的整套设计在目前的机制里也无法被其他方案替换，因此应该正视现实，将传统的作文教学朝着创意写作的方向进行改良和变革。

三

首先，要定准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作文的教学目标，设计好作文教学的层次。过去之所以难教、教不好，很大程度上与教学大纲对作文教学缺乏准确的定位有关。其实，记叙文就是教学生讲故事。因此，记叙文的教学要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整地讲一个故事；第二个层次是讲一个生动、有趣、感人的故事。由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又可以分解成几个目标：写好一个故事框架，设计一个故事场景，设计人物关系，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心理，叙述故事发生的过程，描述故事发生的影响，增加故事的情节，等等。这些目标，可以一个一个地训练实现。因此，教师教记叙文时，不必一定要求学生写一篇完整的、成熟的、符合教师所定标准的记叙文，而是要通过不同目标的实现来分层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在遵循写作规律的基础上，完成记叙文的写作。对议论文来说，其教学目标就是清晰地、有条理地表达或阐述自己的观点。议论文写作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清晰明白地表达观点，第二个层次是说理。初学议论文写作，主要练习观点的表达，当学生能够自然地、清楚明白地把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时，就实现了第一个层次的目标。到了第二个层次，要让学生明白，说理意味着一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要想办法让人信服。这就需要拿论据来论证，要讲逻辑，要把合理性呈现出来，否则表达的观点会给人主观臆断的感觉；一旦说服了别人，就是说理的成功。因此，议论文写作的教学要体现两个层次，要有阶梯性，要设计每一个层次的小目标，然后再逐步实现各个小目标，最终达到能写出说理的文章。其次，让作文教学回归生活并与学生生活经验对接。创意写作之所以可行，之所以能够迅速为人接受，并在英美高校逐渐取代传统的写作课，是因为它尊重生命，相信人人都有创造力，它是对学生潜能的激发，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对文字创造力的肯定。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前者是对文字的理解力，后者是对文字的创造力。读得多了，尤其是通过阅读经典作品，不但可以增强文字感受力、感悟力，还能培养语言的敏感力，这对文字创造力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传统作文，教师对学生写什么有规定，甚至有刻板的规定。比如写记叙文，要写好人好事，写所谓的“正面人物”，讲“好故事”，于是，每次写记叙文都变成了表扬好人好事，表决心，立志向。事实上，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平常，尤其是学生，不可能经常遇到好人好事。因此，记叙文写作应该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他们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也愿意去写的。议论文写作，应该鼓励学生去思考、去判断、去倾诉、去评价、去质疑、去追问。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激发他们的生命潜能，激活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欲。传统作文本质上不是创造，而是教育成规和教师强权在控制学生的表达；创意作文就是要把学生写作的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释放自我，自主表达，实现语言学习、文字表达与创作的民主化。英美高校的创意写作之所以兴盛并取得很好的教育实效，在创新性人才培育方面完成了世界性的经验积累，也与创意写作内在的民主化特点有关。最后，改变现有的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现在很多语文课都是教师抓住一个特定的“主题”来教，无论是教材的单元设计，还是课题的内涵设计，皆为主题先行，其实就是“主题阅读课”。比如，语文教材都是按照某一个特定的主题（爱国、四季、祖国山河、植物、动物、环保等）来编排课文的，每个单元是一个主题，该单元的几篇课文都表现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教师根据特定的主题来给学生讲解课文，而讲解过程表面看包括了字词句篇的掌握，实际上是对主题的诠释和强化。这种主题教学虽然对读和写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没有把读和写的能力当成基本内容，而是借助各种文体的课文来实现主题教育，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很多教师教学的核心目标。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都应该摆脱这种主题教学的固化思维和模式，回到本来的位置上去：以“美”为原点，以语言启蒙、审美熏染、想象力张扬和创造力激发为方向，以读写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创意作文最常用也最有课堂实效的方式是工坊制教学。创意作文的工坊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诗歌工坊，二是故事工坊。故事工坊又包括虚构故事工坊和非虚构故事工坊。创意作文工坊的每一次课堂教学，是实现诗歌创意写作或故事创意写作的一个小目标，是在实现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等三个文体写作的基础目标外，再实现诗歌、童话、寓言和纪实故事等提高性的目标。因此，创意作文的工坊制教学的层次要定准，内容和目标要定准，这样才好操作，才能体现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比如，每个年级创意作文的层次、目标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作文的字数要求都不同，文体的延展性也不同），工坊制教学只有体现这些差异性和阶梯性，教师才能循序渐进地有效推进。另外，在实现提高性目标的过程中，每个年级的具体写作要求也有不同。这些都要科学设计，体现层次，让学生既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练习，又可以保持写作的兴趣，并提高创造力。以上几个方面说起来容易，但对长期习惯于传统语文教育和作文教学模式的教师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本身也是一次真正的教育身份的重塑与创造。但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传统的那一套的确难以为继了。因此，语文教师要敢于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突破困境。当然，语文教育的大环境也变了，文化创意成为社会风尚。由传统作文到创意作文，不应该只是语文教育的变革，也是社会大环境的驱动和人对自由意志和主体精神的诉求。

经过近一百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并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传统学科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发生了重要的关系，因而成为了当代中国一门具有前沿性的学科。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走向表示忧虑:忧虑之一是理论空洞化倾向，忧虑之二是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倾向，忧虑之三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路径。当我们读到邹建军教授的新著《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多维》)时，联系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特别喜出望外。因为作者的努力，似乎正是要消除一些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忧虑，也是要回答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此著正是集中了作者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思考，体现了解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新思维。除著名学者王忠祥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作的分析与评价之外，我们认为本书还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问题意识的强烈是本书学术价值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说:“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大都有提问的习惯，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一般是提问或立论，因此提问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前提。”他认为学术与学问的根本目的就是“研究问题、解释问题、给出答案、获取知识和追求真理”(13)。由此可见，问题意识的有无，决定了一个学者能不能做学问和能够做出多大的学问。本书所有的章节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文学流传得以实现的几种方式及其动因”、“外国文学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与有效性”、“华兹华斯诗歌的意象形态”、“英国湖畔派诗歌的伦理探索”、“新诗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二重建构”，如此等等，都是从前的中国学者没有或者少有讨论过的问题。邹建军教授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没有按照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内容来进行，也没有按照从前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思路来选取，更不是按照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对中外作家与作品进行分析，如果那样的话，本书的价值就非常有限。从表面上看来，作者在各章中所讨论的内容，似乎并没有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那些理论观点的引用，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与现象学批评等，其实，在每一部分中所讨论的都是新的问题、所表达的都是新的学术发现与理论思考。可以这样说，《多维》中的每一章都充满了问题意识，并且都使用了适合于问题本身的特定研究方法。全书将英美新批评学派所提倡的文本细读法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将审美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相结合，因而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结论也是可信的。在本书作者看来，前人的理论是他们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来的，如果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知识而存在的话，那它本身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如果说它们有价值的话，那只在于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启发。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身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总是不能脱离西方的理论而不能自创，或者总是言必称先秦与唐宋而不能自新，所以，本书作者不想在每一章中都来引用前人的理论证明自己观点的科学性，更不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前人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多维》中所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问题，或者说都是从问题出发而做出的种种新的思考。写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回答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如作者回答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是文学间性的问题，论证了中国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文学史化”的目标。问题意识的强烈与突出，正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特点。

其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与新的说法，体现了作者的探索精神。中国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术语，也许只有“双向阐发”、“跨文明”、“变异学”、“译介学”等少数几个，与此相关从中国古代文论转化而来的并且可以实际运用与操作的比较文学术语，则少之又少。本书作者从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说，并具体分为“平行模式”、“上升模式”与“下潜模式”进行论述，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依据这种理论创构而分成三编共二十章，形成了一个自足的论述结构。当然，作者所提倡与着重论述的，自然是比较文学的“下潜模式”。作者提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虽然有的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文学史化”是有其特定内涵的，那就是要求教师少讲空洞而大而化之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术语，而要结合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与作品等内容来分析相关的比较文学理论，比如联系《圣经》在世界各地的流传来讲“流传学”，联系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来讲“渊源学”，联系林纾对西方一百多部小说的翻译来讲“译介学”等，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比那种只按照教材上的理论概念讲述要到位得多，并且也符合大学生学习比较文学的实际。再比如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的说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融品格”的说法，从前的学者们都是没有提出过的。新的学术发现，更多地自然是体现在对具体的中外作家与作品的分析上，比如深入讨论的易卜生诗歌写作“三种向度”的问题、华兹华斯诗歌意象的四种形态问题。所以，本书从头到尾到处充满了作者的见识，主体内容都是作者创造性思维的体现。只就书名的“多维视野”与看问题的“多度视域”而论，也是本书作者研究中国比较文学问题新思维的体现。而在本书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新思考，主要是作者的研究是以发现问题为起点的，并且总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讨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由于其学科性质与研究取向的原因，也引起了种种争议，其他学科的专家时不时地提出批评，指责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那种大而空的现象，正是这种议论引起了我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关注”(邹建军272)。#p#分页标题#e#

再次，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提出与解决问题。“下编”全都是对于经典作家与作品个案的分析与探讨:对湖畔派诗歌伦理主题的讨论，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诗作与文献材料;对华兹华斯诗歌意象形态与柯勒律治诗歌艺术品质的分析，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作品与评论资料;对闻一多和贺敬之诗歌与中外文学传统关系的分析，所有的论述都是以作品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作品细节的分析与探讨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没有比英美新批评派学者更为细致的阅读与审美分析过程，也许就没有问题的发现与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对华兹华斯诗歌具体意象的辨析，就不可能有对其诗歌四种意象形态的发现，从而也不可能得出对其诗歌意象形态的真理性认识。其实，从“中编”开始就是以作家与作品个案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关于易卜生诗歌的三篇文章，具体深入地探讨了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政治情结与“三种向度”的问题，且不说作者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前从来没有提出与讨论过的，更重要的是本书作者总是从对具体诗作的分析入手，结合易卜生个人经历与生活阅历进行研究的。本书作者所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是研究具体问题的，不是空对空的理论梳理与作品欣赏，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对具体问题的发现与探讨。对作家与作品的个案分析并不是一般性的解析，而总是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如从意象形态的构成来讨论华兹华斯的诗歌艺术，从艺术品质的角度来谈柯勒律治的诗歌，从闻一多与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关系来谈闻一多的诗歌，从贺敬之诗歌的艺术来源来讨论其与外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关系，如此等等。这就是对于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恰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正道，也是对前人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反正。

本书最具创造性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中编“观念与方法”里。这里所谓的“观念”与“方法”，正是聂珍钊教授与他的同事们一起着力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邹建军教授除了从伦理的角度研究易卜生的诗歌、英国湖畔派诗歌以外，还在博士论文中以伦理为角度探讨了当代美国作家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写出了长达三十万字的专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同时，写出四篇关于文学伦理学的理论探讨文章，即“中编”的三篇以及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审美批评”。作为批评方法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当代美国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因此提倡此种文学批评方法的意义与价值就不可小视。在本书作者看来，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部分，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新的亮点。因为从伦理的角度来研究，与从道德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审美的角度研究同样的作家作品，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只有具体到某一学科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或者是作为文化要素之一的内容与文学的结合，才会发生意义，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有对于新问题的发现。本书作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没有离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探讨，并且正是因为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在对易卜生诗歌与湖畔派诗歌的研究中，得出了与从前大不一样的结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运用，正是邹建军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多维视野与多度视域的突出体现。

《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因为它来自于作者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实践，来自于长期以来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来自于对中国比较文学存在问题的种种发现。《论“实践性”在本科比较文学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就是有感于比较文学教学中空洞的理论讲述而提出来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论文写作问题》就是作者针对研究生论文写作存在的问题而撰写的。最重要的是，本书作者与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学科的前沿问题有自己的观察，本书附录的《方法与方向————陈众议研究员访谈录》与《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乐黛云教授访谈录》，就是本书作者与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权威学者的“对话”。由于本书的所有章节都在《新华文摘》、《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可以验证已故著名学者龙泉明先生的一个论断:一本书写得如何，就是看其主要章节能不能在高档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本书作者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做了许多工作，正如王忠祥教授所说:“建军勤奋而坚韧，敏锐而敦实，孜孜不倦，笔耕不已，获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那种大无畏的攻关勇气和务实创新精神”(王忠祥1)。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会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

1引言

期刊论文不仅是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助于研究人员详细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因此一直是业界研究的热点，而如何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是人文社科领域科研管理与创新的重点与难点。长期以来，对于人文社科期刊论文的评价以同行评议法和文献计量法为主，存在以发表载体判断成果质量等不足138，如一些高校在科研成果认定中，大都以的期刊及其期刊影响因子（或是否为核心期刊）代替对论文本身的评价，这种评价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又如一些评价是以文章是否为课题或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标准，忽略了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及其经济价值。目前，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开放，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学者间的交流方式更加便捷、灵活、多样。替代计量学（Altme－tircs）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成果评价方式在国外逐步兴起。该方式重视社交网络的计量指标，成为一种面向学术成果的全面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因此，为使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评价更为合理，加快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评价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提高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替代计量学及国内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评价指标，经过广泛调研和深入访谈，设计了国际化背景下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2国际化背景下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评价体系构建

为减少研究者在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时的主观性、片面性，本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评价指标内容，并邀请国内外图书馆专业的20位专家就指标内容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根据问卷反馈及访谈结果最终确立了国际化背景下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如图所示）。该评价指标体系分为3级：一级指标包含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指标；二级指标包含发文期刊影响力等5个指标；三级指标包含被中外文检索刊物收录等25个指标。

2．1一级指标

2．1．1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A1）主要是指发文期刊的影响力以及论文本身的影响力。一般来说，期刊水平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论文的学术水平，所以对论文评价时，除了评价论文本身的影响力外，本研究仍选取了常用的期刊影响力这一指标。

本文作者：严丹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基本模式的构建

按专业方向开展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培训是一种新的培训理念，也是读者培训服务的一次全新尝试与探索，需要在吸收以往各类培训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创新，主要是由各专业的学科馆员根据专业需求分别设计符合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培训内容和方案，针对相应专业的读者进行培训，并最后给予效果的评价和进一步改进。而培训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将对培训项目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为此，笔者在参考了一些相关培训设计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专业需求分析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对图书馆馆藏各类文献及电子资源的需求情况往往是与其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紧密联系的，因此在制定培训方案前，图书馆员必须首先对本校所有学科的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在研究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最好能与相关专业教师进行沟通，找准专业定位，把握本专业的资源需求状况。总之，明确专业研究方向是开展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础，在培训时最好能使读者带着研究课题查找资料，做到有的放矢。

培训内容设计培训内容的设计要结合专业研究方向的特点来展开。一方面需要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精选和推介，重点介绍与专业有关的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及其利用技巧，将图书馆现有的电子资源中与本专业研究方向联系紧密或者相关度高的内容进行分类整合，统一抽取并融入整个培训内容中，此外可着重挑选几个专业性强的数据库进行重点推介，这也是体现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特点的最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更深入了解电子资源应如何与自身专业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可以选取几个本专业方向的利用电子资源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同时穿插一些专业领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数据库操作技巧和统计功能等为学生在本学科领域内或跨学科的研究中提供一些启发思考与创新思路，进而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训效果评价在对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从前来参加培训讲座的人数以及学生和专业教师的反应等来评价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电子资源使用量的统计数据来观察和评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开展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图书馆的读者培训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包括本科生的新生入馆教育、面向全校的文献检索公选课，以及相关数据库专业人员作的电子资源系列培训讲座等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各类电子资源的推广力度和利用效率，面向更高层次和需求的读者进行更有专业针对性的电子资源使用培训，根据以上培训设计思路，“上外”图书馆开展了由学科馆员按专业方向分专题讲解图书馆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系列培训讲座，并陆续推出了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经济管理及其他人文社科等方向的专题图书馆资源利用培训。这些讲座主要由图书馆相关专业的资深学科馆员担任主讲，除介绍图书馆文献和服务之外，重点结合各个专业方向开展电子资源数据库的使用培训和现场演示，指导读者更为有效地查找和利用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为读者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培养其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科研能力。以下结合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及“上外”开展的实践，以“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尝试结合其学科特色和相关资源进行培训方案的设计，探索专业方向电子资源培训的新思路，以期为此类培训项目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从而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培训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新闻传播学专业需求分析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其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新闻素材的需求，即各类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材料，这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的中外文报纸和相关网站上；二是对学术文献的需求，包括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献，这主要可以从图书馆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图书和学位论文中获得。同时，由于电子资源具有比纸质资源内容更丰富、更新更迅速、检索更便捷等诸多优势，因此，新闻传播学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应当主要从报纸、期刊、图书以及学位论文这四种类型的资源展开介绍。

新闻传播学专业培训设计培训的内容主要根据专业需求和文献类型等展开，一方面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推介，重点介绍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和演示其利用技巧；另一方面结合有关研究案例来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图书馆相关资源介绍及其利用学科馆员在对专业定位和学科方向有了明确的把握之后，就需要对图书馆现有的相关馆藏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梳理，找出与之相关度最高的各类文献，并有重点地将其推介给该专业的学生加以利用。由于图书馆文献种类繁多，笔者主要从资源类型入手加以分类介绍，重点介绍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与新闻传播学联系紧密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及相关功能。报纸。报纸作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载体形式，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与其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因此，在进行该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时，报纸这一类型的资源应作为首选的推介对象。就中文报纸而言，培训主要推介了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于检索和利用国内主流的报纸媒体资源十分方便和全面。就外文报纸而言，则首推Lex－isNexis学术大全，可深入搜索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报纸内容，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的必备数据库之一。另外，Factiva新闻数据库也可一站式访问大量的新闻资讯，时效性强，检索方便。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的使用技巧性较高，培训时应重点介绍和演示其检索利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人文通识教育课教法调研

大学通识课教育的建设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国人对通识课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查询中国期刊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关大学通识教育课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共达600多篇，这说明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多有研究和讨论。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介绍国外经验或对比国内外做法;(2)对通识教育课的历史、现状的概述和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3)通识教育课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4)某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5)某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介绍和总结。

这些文章中还未见有一篇是研究通识教育课的教法的。可见，通识教育课的教法问题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诚然，每门课都应有符合本课实际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必每门课程都统一用一种教法，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然而，通过对某校的人文通识课进行调研，对该校人文通识课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本文即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探讨人文通识教育课的教法，以期获得启迪。

本文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全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的调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人文通识课有几种教法;(2)这些教法各自的特点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这些教法其缺点是什么，怎样改进?为使调研全面、深入，本课题成立了6人调查组，其中5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0级在校本科生，他们有些选修了人文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进行听课和在调查咨询时，其视角更为合理、感受更为真实，其调研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调研组员们分工负责，分别在大学城校区和五山校区进行调研，采取听课和询问选课学生的调研方式。调研成员每人负责听某一类课程，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外文化、历史或哲学、艺术、绘画、音乐、影视、考古、收藏、集邮等，平均每人要听十多门课和咨询选课的学生，调研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目的、方法、教学效果、学生反应等。

二、人文通识教育课两种教法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2013年2月～7月)共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106门220个班;本调研组调研了其中的69个班共42门人文通识教育课，其中，中外文学或文化课17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17门，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8门。根据调研，发现人文通识课大致有两种教法:(1)以教师在课堂展示的ppt为主要线索的口头讲述法;(2)以ppt为讲述线索，辅以音频或视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的综合法，这类教法的课堂，学生注意力较为集中，在有视频片段浏览的课堂里，师生互动较多。文学文化类课程以及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采取以ppt为讲述线索的讲课方式;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在ppt之外往往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进行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