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范例

摘要:随着我国的发展，国际地位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国家的跨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对跨文交际人才的培养也是越来越重视。2017年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中指出要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文化知识作为英语教学内容的六要素之一，是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的高中英语教师来说，明确文化教学过程是十分必要的，既有助于做好文化知识教学的计划和安排，也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对文化知识的学习。

关键词:中外文化;文化教学;新课标;文化教学过程

不学习其文化背景知识，就永远不能精通一门语言。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知识教学，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文化知识，是教师在进行文化知识教学之前应该考虑的问题。新课标中指出文化知识应该包含中国文化知识和外国文化知识两个部分。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就是引导学生对比中外文化的异同，吸取中外文化的优秀精华，内化成个人的优秀品德，最终形成良好的文明行为。简言之，文化教学的过程是一个使学生将学到的中外优秀文化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步骤:

一、文化教学的准备阶段

在文化教学的准备阶段，首先教师应该熟悉高中英语教材，研读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文化知识教学的内容、目标，结合文化知识的结构特点和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的特点，思考运用哪些方法和技巧来帮助学生对文化知识的理解。对于文化知识教学内容的分析和解读。首先，在新课标中将文化知识教学内容分为必修课程类别、选择性必修课程类别、和选修课程类别。根据课标的指导精神，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分层次地学习三种要求下的文化知识。重点学习必修部分文化知;也要重视选择性必修部分内容的学习;对于选修课程类别的内容，学生可自行安排学习。其次，外国文化知识涉及面非常广泛，对比汉语文化知识的形成和来源，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从摸不到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具体到各种实物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高中课本所包含的素材内容是有限的，所涉及到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也只是沧海之一粟，为了使学生了解更多英语国家文化知识，教师要善于依托英语课本，挖掘和补充教材中的文化知识，逐步增加学生的文化知识输入量。

二、文化教学的实施阶段

(一)感知中外文化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主要表现为教师缺少辨别中外文化差别的意识、缺失甄别外国文化优劣的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重视讲授外国文化、轻视中国文化、偏爱打包介绍外国文化。相应的对策是：中学英语教师应加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修养与培训，在教学中坚持多元文化理念，甄别教材中中外文化差别，课堂教学中兼顾中外文化介绍，转变“僵硬灌输教学方式”为“生动启发教学方式”。

关键词

英语教学；文化安全；对策

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类文化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快速传播。国家间软实力竞争不断加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日趋激烈。相应地，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已有许多研究讨论大学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安全问题[1][2]。中学英语教学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许多文化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学英语教学的主体———中学英语教师有密切关系。但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讨论中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中学英语教学中文化安全的内涵

许多人对文化安全下过定义。“文化安全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等各个组成部分健康发展，文化主权不受外来因素的威胁，文化自觉不被压抑，文化特性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保持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完整性并不断传承和发展的状态。文化安全以文化为主体，以安全为本体，关乎国家的存在性、安好性、稳定性、完整性和发展性。”[3]实际上，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稳定及发展。文化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文化安全与外语教育密不可分。“外语教育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政策的恰当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下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4]中学英语教育是国家外语教育的基础，所以，中学英语教育对维护、提高国家文化安全具有奠基作用。文化安全存在于各种文化现象的激烈碰撞中，并通过各种文化现象表现出来。而中学英语教育能否有助于文化安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学英语教学的主体———中学英语教师。在中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引导学生准确把握外国文化，传承传统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拢，有意识抵制外国文化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击，对外国文化进行扬弃吸收，促进中学生形成自觉维护民族文化、提升国家利益的价值观。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价值思维和价值选择方式尚未定型，不同类别的文化附带的价值观几乎同时对他们产生影响，使他们在建构价值观时产生矛盾、对立与冲突，同时，也自然会对我国政府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弱化影响，甚至产生完全负面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如果不用正确的、主流的价值观去引导他们，错误的、非主流的价值观就会占主导；如果中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都不关注文化安全问题，那么可能会使相当多的中学生文化价值观发生错乱或缺失。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作者：金伟 傅赢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普遍没有归宿感，他们普遍认为，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比，自己的中文素养不足，与外语专业的学生比，自己的外语能力又差距很大。学生看不到自己的专业优势，所以有些学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选择汉语言文学或外语专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明确，导致课程设置无遵循，专业特色不突出。对外汉语专业成为了“四不像”的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弱。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接触到留学生的机会很少，能走进对外汉语课堂见习、实习的机会就少之又少。很多人是读完了四年大学，却一个外国人都没教过。这时，如果真的有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机会，他们也会心生忐忑，不敢“应战”。这些问题有专业建设问题，有“教”的问题，也有“学”的问题。但笔者觉得首先是如何确立培养目标的问题。培养目标定位准确，专业建设就有了明确、醒目的“靶子”，有的放矢，教学才能取得好的成效。如果“靶子”模糊不清，何谈命中率呢?

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目标举例及分析

下面就几个不同院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加以分析。A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普通语言学和汉语言文字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一定的文学文化素养，能胜任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并具有进一步发展前途的专门人才。解读:虽未在文字上明确标注国内或国外的对外汉语教师，但应是全包含的，同时还有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培养目标中还包含为对外汉语或相关学科研究生层次教育输送人才。B校培养目标:本着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教育教学原则，培养学生扎实的双语、双文化基础，能够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能力;能够用母语和英语进行通畅交流，以及将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以及跨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能力及跨文化思考的能力;具有对新问题进行综合和表达的能力，能够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下，对外来文化和变化中的世界了解和判断的能力。具备进一步深造为高层次汉语国际教育的专门人才的潜能，能在国内外学校、机关、公司、企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文秘、翻译、中外文化交流等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解读:把为对外汉语或相关学科研究生层次教育输送人才放在第一位，国内外学校及相关单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放在第二位，还包含文秘、翻译、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人员。C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较广泛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基础知识与理论，特别是跨文化理论与交流能力，熟练掌握英语，能够在学校及其他教学培训机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流以及继续进行专业深造的人才〔2〕。解读:同样也是三个指向———国内或国外的对外汉语教师，中外文化交流和为对外汉语或相关学科研究生层次教育输送人才。D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将具有扎实的汉语理论水平，扎实的外语基础(双语人才，至少精通一门以上外语)，丰富的中国文学知识和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具备对外汉语教学(包括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等)、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水平测量与评估等等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将成为专门人才，就业于国内外各级学校、文化交流传播机构、涉外管理部门、涉外企事业单位，既可以从事教育、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工作，也可以从事外事、国际贸易等涉外政治经济领域方面的工作。解读:除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师、中外文化交流之外，增加了外事和外贸工作。E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懂俄语并掌握一定石化专业知识的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较全面了解，具备汉俄双语会话和写作、俄汉互译、跨文化交际等一定外事活动和涉外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能在行政部门、各类学校、新闻出版、文化市场、石油化工等领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相关工作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解读:最鲜明的特色是俄语。与其他学校外语定位于英语不同，该校立足汉俄双语，这是其他院校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向俄罗斯及俄语国家输送汉语教师。但把在行政部门、经济部门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方在第一位，有舍本逐末之嫌。概括起来上述五校的培养目标定位于:1、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及语言培训机构的对外汉语教师;2、海外的汉语教师;3、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4、文秘、翻译、管理、经贸等岗位工作人员。那么，这些目标在实际中是不是可实现的呢?

(一)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及语言培训机构的对外汉语教师。这里的学校是指全日制学校。在国内全日制学校中，对外汉语教师需求主要来自各高校的留学生院(或称国际汉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也有一些面向外国人开设的国际中、小学，但需求量极少。众所周知，当全国只有四所院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时，他们可以走进各高校的对外汉语课堂。而现实情况下，就算北语、北大的本科毕业生也很难进入到高校做教师。因此，可以得出，就业于国内各级各类学校只是一句空话。至于社会上的语言培训机构，它们的留学生生源少得可怜，能够系统地开展汉语教学的机构是凤毛麟角。与国内语言培训机构轰轰烈烈的外语培训相比，汉语培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海外的汉语教师。海外确实是一个无限广大的市场。“汉语热”也主要体现在国外。根据汉办的数字，现在海外有4000万人学习汉语，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在200～400万。据笔者在国外做公派教师的经历，国外确实需要合格的汉语教师。而且依西方人学习语言的习惯，他们更喜欢汉语为母语的教师，而不是本土教师。所以这一定位是正确的。虽然现在有很多毕业生，想出国教汉语，却苦于出国无门。这只是渠道不畅通而已，在未来，海外就业一定是对外汉语专业的主流就业方向。

(三)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这也是一个很虚的目标，没有明确的任务指向，也对外汉语专业也不构成逻辑性很强的对应关系。

一、现阶段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课程体系不完善

由于商务英语的发展历史较短，在课程设置上不够丰富，还需要继续调整和完善。在现阶段的商务英语课程中，课程包括了语言知识课程和商务理论课程，但往往缺少文化介绍课程，缺少了相关文化介绍，学生们就无法从本质上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且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于文化知识的介绍只是一带而过，没有当做教学重点，更不用提文化知识与交际能力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学生们的精力主要花费在记忆大量的商务词汇上，教师也容易受学生们的影响将教学重点放在专业知识的介绍上，而忽视了课文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只将其当做课文背景做简单介绍，这样一来学生就无从锻炼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宣佳元，2011）

（2）教师缺少教学手段和课外活动

商务活动主要依靠大量的实践来积累经验，而现阶段的课堂教学主要依靠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商务知识，学生们被动地接受知识，适当地讨论以消化知识。学生们没有过多的机会接受实际生活中的商务活动，对于商务活动的认识只能是通过书本来获得，缺乏对商务活动的切身感受，导致学生分析实际商务问题的能力较差。

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案

（1）完善课程设置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加快了我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国际化发展进程，对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教学发展带来了很大冲击，为了增强中国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提升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当前英语专业学生中国传统文化英语学习的现状，认真分析其促成的原因，继而提出系列改进策略，使学生双语文化的表达能力得到培养及提升，以满足新时展的全新要求。

［关键词］

英语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英语表达；策略

人类语言是一切文化传承与发扬的载体，针对语言的学习不仅是抽象符号的掌握，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交际。因此，在语言教学实践中，文化教学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引起了相关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在语言学习内容中文化学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为教育的重要目标得到了明确，同时在英语专业教育中，对学生实施文化教学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依旧存在种种不足之处。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文化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文化教学即为目标性的语文化教学的错误定位，导致学生对母语文化无法运用英语进行熟练表达。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国际之间的交往活动逐渐频繁，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世界各国交往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成功的交际活动不仅需要对对方文化尽力去容忍、理解，同时也需要让对方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给予更多了解，实现中国优秀文化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发扬。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英语学习人员的作用尤为重要。不仅需要他们对相关国家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同时也需要具备较强的中国传统文化英语表达的能力，准确熟练的英语表达能力和深厚丰富的文化素养是决定国际文化交流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针对英语专业的学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意义重大。

一、博证解读弥补内容的轻浅

信息化时代，博客、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形形色色的自媒体平台，将碎片化的信息，推到世人眼前。目前的大学生多为95后，是在网络时代中成长的第一代，信息来源非常广泛，他们拥有庞杂的信息碎片，而且储存量正在与“秒”俱增。大学语文，以母语为语言，文学为内容，大学生已历经小、初、高十二年的语文教育，如单一介绍专人、专书的基本信息，间或穿插逸闻轶事，定然与同学已有的信息储备重复。如此，学生听大学语文课程（单就内容）的动力与兴趣将与“秒”俱减。笔者经过教学观摩，认为就内容而言，需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一方面，可从内容广度上专注于“人无我有”。如辞赋类作品，初高中一般涉猎《离骚》、《橘颂》，如不刻意搜索某篇文章，网络上对古文的介绍亦多浅尝辄止。大学语文可讲《天问》、《登徒子好色赋》等。《登徒子好色赋》极尽夸张之能事，对比东家之子与登徒子妻，将古语浅译后，令人捧腹。不过这样求广的挖掘，未必一定收效良好，如上述的《天问》佶屈聱牙，在教学中若不能深入浅出，会令学生望而生厌。内容的广度毕竟有“尽头”，更多时候，可在内容深度上追求“人有我优”。同样一个故事，普通人讲和相声演员讲，效果迥异。同样的题材，大学语文老师站在文化高点，用博证的方式解读，收效不同。比如讲授《颜氏家训•兄弟篇》，可结合儒家伦理中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来讲，告诉学生五伦之中最脆弱的一环非君臣非朋友非夫妇而是兄弟。结合文学史上著名的兄弟阋墙事件———周氏兄弟，介绍二人不和经过。联系鲁迅先生逝世次日，在北大授课的周作人给学生讲《颜氏家训•兄弟篇》，依据周作人学生的日记，回溯当日情景。经此解读，学生通过颇具现场感的周氏兄弟，加深了对《颜氏家训•兄弟篇》的理解，而这些知识与收获，也不同于学生已习得的碎片化信息。再如讲授钱谦益时，可加入贰臣文化讨论。“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是当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所撰挽联，亦是所有贰臣文化人的真实写照。民国时期才子黄浚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文笔极佳，被南京大学著名教授程千帆钟爱（为其晚年把玩在手的两本书之一），联系其不亚于谍战片的通日寇事件，不单是有趣的解读，更能增进学生对文艺理论“文品不等于人品”的理解。学生主动回忆文学史上著名的贰臣文学，也是一种贯古通今的融会。

二、中外比较拓宽思辨的维度

《论语》云：“德不孤，必有邻。”基于相似的生命历程生老病死及其他普适情感，人们的思考与情感体验也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故中外文学不论主题抑或写作手法均有相通，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钟书《七缀集》）。辩证角度看，世界尚无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种族、时代、环境等因素，中外文学的不同也是显然的。大学语文以中外文学为授课内容，在学生已习得基本的中外经典基础上，从中外比较处建瓴，可拓宽学生的思辨，凸显大学语文独特价值。如讲授余秋雨散文时，必然涉及余秋雨其人其文的纷争，著名者有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在介绍争论经过后，请学生思考余秋雨是否需要忏悔，结合西方汉学界认为“中国无忏悔文学”请学生主动思考，中国有无忏悔文学，如果没有，为何缺失？补充说明西方文化中，最具忏悔意识的俄罗斯民族，其宗教为东正教，东正教教义的著名特征之一就是忏悔，并以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为佐证。中国文化以乐感为特质，从孔夫子始即以乐感文化为主导，以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等为佐证。经此番思辨，学生可感知中华民族特性，对外国文化也有进一步认识，让学生重审已知内容，遂有洞天之慨，而辨析本身也迥异于网络碎片化信息。再如，讲授《赵氏孤儿》片段时，除却让大家体味其中蕴涵的宗宋之思，还可以参读伏尔泰《中国孤儿》，比较二者的似与不似。相似处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不似之处在于对生命的珍重。《赵氏孤儿》中任何人，为了襁褓中的赵氏孤儿，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中国孤儿》中则有了不同，程婴夫人发话“：为什么要用我的孩子换回赵氏孤儿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独特的价值。”联系著名戏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被称为延宕的王子，而延宕的背后，是对生命的珍重。还可引发大家对死刑的思考，到底是否应该有死刑，我们是否真的具备处决他人宝贵生命的权利，借助中外文学的比较，学生亲身参与讨论，思辨力得到提升。

三、以精神引领为最终导向

大学语文面对的授课对象，是已具备基本文学知识与文化史识的青年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更不如授之以欲。在知识唾手可得的网络时代，一个人的精力与专注度毕竟有限，“鱼”无法满足受众（尽管客观上教师有此意愿），教授学生以方法，促之以学习的愿力，是为教学应努力的终极方向。

1.教授学生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