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贸易论文范例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出口贸易不断发展，但是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制约了江苏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江苏省出口贸易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江苏省当今最为迫切的问题。   1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出口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目前以下观点较为权威。1993年，Grossman和Krueger在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效行分析时将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分为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贸易对环境影响是3种效应之和，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要受到3种效应的共同影响，而不是由其中一种效应所决定的。1994年Chilchilnisky认为出口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将大于发达国家，他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私有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将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环境破坏，进一步对全球的环境造成污染。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出口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2007年党玉婷、万能利用Grossman和Kruger的分析方法对中国1994—2003年间主要制造行业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出口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正，但是负的规模效应大于正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所以总效应仍为负，即出口贸易总体上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若要改变中国对外贸易的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应该降低污染程度，增加正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中外学者大多基于国际与全国层面，而且得出结论也不相同。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利用江苏省的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的数据，从江苏省的层面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江苏省出口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论［4］。   2江苏省出口贸易现状与环境现状分析   2.1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增长幅度趋缓；对外贸易依存度扩大近年来，江苏省对外贸易额不断增长，产品结构优化，出口贸易一直名列前茅。从图4中可以发现，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10%以上，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10年江苏省出口贸易额仍然达到2705.50亿美元，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虽然江苏省出口总额不断扩大，但是增长幅度下降明显。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用来表示一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它反映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图4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江苏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后对外贸易依存度出现下降趋势。   2.2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江苏省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严重影响了江苏省的环境质量，虽然不断推进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但是形势依然严峻。   2.2.1工业废水排量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由于近几年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江苏省的废水排放量持续扩大。从图形中可以发现：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2005年排放量为29.63亿，达到最大值，接下来几年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但是污水排放总量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2.2.2工业废气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工业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扩大，特别是煤和石油的大量使用，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从图中可以分析发现，江苏省工业废气排放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趋势。   2.2.3固体废弃物污染排放量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3038.19亿t上升到2010年的9064亿t。   2.3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江苏省出口贸易对环境产生了影响。目前，江苏省经济处于由低到高发展过程之中，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因此，随着出口贸易发展与人均收入的不断上升，环境也不断地恶化。   3出口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20世纪70年代，中外学者中外学者就开始研究出口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一致的定论。本文应用了江苏省的相关数据，对江苏省的出口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得出江苏省出口贸易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3.1相关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江苏省的工业废气排放量处于较高水平，而且增长速度较快，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相比对环境的影响更大，所以论文以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衡量指标，于此同时将废气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此外，除了考虑外贸出口额对环境产生影响之外，还将出口依存度与资本劳动比作为解释变量。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可以用来反映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的影响。资本劳动比是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全体社会产业人员的数量之比。它大体上可以表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主要反映了贸易对环境的污染的结构效应。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上升，则说明该国家或地区有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即表示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反之，则说明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下降。本文采用的江苏省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数据以及江苏省外贸出口额、出口依存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社会从业人员的数量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数据选取的时间范围为1990—2010年［5］。   3.2模型设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研究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在一般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改进，引进了技术资源这一要素；该模型用来预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工业系统或者大企业的生产，来分析生产发展途径的经济数学模型。本文研究江苏省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需要引入资本劳动比、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等变量，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了避免异方差等问题的干扰，本文将回归模型设为如下的对数模型：lngas=β0+β1lnexi+β2lndeg+β3lnk+e（1）其中exi、deg、k分别代表了外贸出口额、出口依存度与资本劳动比，而gas代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p#分页标题#e#   3.3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因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所采用的数据都为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通过Eviews5.0软件采用单位根ADF检验法检测数据平稳性。根据检测可以发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数据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却都是一阶单整的，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接下来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进行检验，对协整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检测结果表明：1%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e是平稳的。这进一步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变量lngas与lnexi、lndeg、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江苏省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与外贸出口额、出口依存度、资本劳动比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4回归结果   通过Eviews5.0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此可得，回归方程为：lngas=8.085738+0.350886lnexi+0.216694lndeg-0.028948lnk其中，R2=0.977571，调整的R2=0.973613，F值为246.9871，表明在整体上拟合得较好，DW=1.603240，表明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3.5回归结果分析   3.5.1出口贸易额与环境污染之间呈正相关   江苏省的工业废气排放量与江苏省的外贸出口总额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江苏省的外贸出口总额每增加1%，其产生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就会增加0.350886%。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江苏省的产品出口结构之中，污染型企业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这部分出口产品是通过高污染与高能耗生产出来的，例如钢材、纺织品等。其次，江苏省的环境标准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宽松，同时江苏省的地方监管机构监管不够严格，使得一些外资企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将一些在本国和境外受到严格限制以及达不到环境要求的产业转移至江苏省。   3.5.2出口依存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呈正相关   江苏省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与出口依存度呈显著正相关，如果江苏省出口依存度每增加1%，其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会增加0.216694%。这表明：近几十年了，随着江苏省出口贸易依存度的不断加大，对环境的污染也不断地加强。如果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所描述的现象适用于江苏省的话，由于江苏省目前还属于低收入地区（人均低于5000美元），其工业废气的排放量还没有超过倒U形曲线的最高点。即随着江苏省出口依存度的不断加强，污染物的排放量还会进一步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可能会下降。同时说明，江苏省出口贸易对环境的规模效应超过了其技术效应。其原因是：江苏省的出口贸易促进了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消费者对清洁产品的需求还不十分大，江苏省对清洁技术的使用还不多。江苏省的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需要向集约型逐步转变。   3.5.3资本劳动比与环境污染之间呈负相关   江苏省的工业废气排放量与资本劳动比呈负相关，江苏省资本劳动比每增加1%，其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会减少0.028948%。资本劳动比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反映贸易对环境污染的结构效应为负。这说明：江苏省由于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产品的资本投入不断地加大，技术含金量不断上升，从而不断降低环境污染物质的排放，使得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但是江苏省资本劳动比对环境的影响不十分显著，其原因主要是单位产品资本投入量的不断上升还没有全部用于先进环境保护技术的推广，说明资本的增加还没有带来产品环境保护技术的明显提升［6］。   4江苏省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1积极采取措施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环境成本外部化是导致江苏省出口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本原因。因为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导致市场失灵，使得市场价格不能如实地反映产品的真正价值，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有效措施。江苏省政府应该界定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政府部门应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界定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减少环境污染。如实施排污收费制度，即根据所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的量和质征收费用。   4.2以科学发展观为理念，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首先，江苏省应该引导第二产业合理发展。对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行限期整改；如果限期内整改不合格应该及时关闭；如果整改期过后仍然排放超标污染物质，应该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对于那些积极采用技术，减少污染物质排放的企业应该给予政策优惠，鼓励技术创新。其次，江苏省的初级产品出口在出口贸易中占有一定比重，而初级产品出口往往会造出生态破坏，因此江苏省应该减少造成生态破坏和附加值小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促进绿色环保产业发展，鼓励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4.3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支持和发展低碳型贸易产业   江苏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制订区域性能耗与碳减排政策，鼓励和支持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变为低碳经济转型，并提高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江苏省必须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加快向对外贸易低碳贸易新战略转型，改变出口贸易中高污染、高能耗等高碳排放的初级产品的出口结构与产量，发展低碳型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引导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为低耗能产品的出口提供政策支持。

引言   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主要有艾维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2]等。中国学者全汉升[3]根据历史资料对明代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作了一番梳理，钱江推断“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实际贸易额可达到三亿比索，约折合白银二亿二千五百万两”[4]认为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银的开采。上述学者的论文对笔者写作本文有很大启发，但他们没有清晰详细地对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据史实，对明代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十七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①而中国物产虽丰富，白银却稀缺。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所以导致了丝绸、陶瓷外流，而白银内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贸易有三条主要航线：欧洲、美洲、日本。中国对欧洲贸易航线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澳门是中欧贸易枢纽；中国对美洲贸易航线西端起点为福建的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转口岸，其间澳门一度垄断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东端终点为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中日贸易分直接贸易和通过葡萄牙人进行的澳门-长崎转口贸易两条途径。明中后期白银内流，由航海时代的海上“三剑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担纲；而日本，凭借与中国传统的交通往来和地理上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路   15世纪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开端。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伴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海洋贸易时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扩张的急先锋。葡萄牙拥有长达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其中里斯本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纪末，这个国家也只有110余万人口，经济并不发达。葡萄牙是第一个摆脱摩尔人（穆斯林）统治，完成民族统一的欧洲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力量，在建造能够容纳大批水手从事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胜过其他国家。   1415年，绰号“航海家”的亨利亲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军攻占摩洛哥休达（Ceuta）港，揭开了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壮举。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控制了波斯湾口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岛）、印度西海岸第乌（Diu）等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权。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海军基地和东方殖民地的首都。随后占领了当时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据点马六甲，在科伦坡（Calombo）、苏门答腊、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苏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贸易。   葡萄牙王室垄断果阿、马六甲、澳门等亚洲主要商业据点的贸易和香料贸易，对马六甲对香料的垄断持续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岛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给各国市场运去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陶瓷等，给中国市场则是大量白银。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罗(RafaelPerestello)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从那里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前往中国。   1517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达广州。托梅•佩雷斯使团出使本欲建立通商关系，然葡萄牙使臣“潜入京师，见部不拜，朝欲位先诸夷”，①全然不顾中国温良恭俭让之礼，使团翻译火者亚三自恃与佞臣江彬关系密切，骄横跋扈，尤为举朝大臣所深恶。武宗驾崩未几，火者亚三即与江彬同案被处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广州，其出使一事无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设法赢得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信任，走私与合法贸易双管齐下，终于打开对华商路。1553年，在澳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人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晒货物，需要上岸短暂停歇，正式获准在澳门暂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断扩充势力，逐渐垄断澳门贸易。澳门自开埠后，拓展了与欧洲、印度、日本、菲律宾、东南亚乃至美洲的贸易，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东南亚各港的国际贸易航线，澳门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与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东南亚地区货物交换中国货物，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葡萄牙人逐渐改用现金采购中国货物，1582年（万历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银结算，中国海关向葡萄牙商船征税也均以白银计值。后来荷兰、英国等国商人亦跻身对华贸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的西端从里斯本扩散到了多处港口，但东端一直集中在澳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作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地位由此可见一般。#p#分页标题#e#   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巨大进展刺激着西班牙人的神经。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建立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管辖。由于那时的菲律宾群岛尚属蛮荒之地，本地物产低下，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在菲律宾刚刚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积极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获取中国方面的日用消费品供给。而且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和优惠措施。从事对菲律宾贸易的华人，为菲律宾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约翰•福尔曼（JohnForeman）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到：“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5]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原因使得海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御倭战争”的胜利及其随之而来的明朝政府的开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②为标志，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战，戚家军歼灭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残寇夺渔舟远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结倭寇多年的大盗吴平从海路窜逃安南途中被闽、粤官军全歼。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势使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历史教训，史载“隆庆改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③。   明政府随重开中断40余年的海外贸易。隆庆开放海禁后，明政府对私人出海贸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须由政府发给凭证（称为“由引”），但出海贸易的决不仅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国海岸线漫长，海商们熟悉地理形势，没有由引也照样私自出海。当然海商通过向海关官员行贿，可以得到出海凭证。有的海商则通过转借来的出海凭证出海。顾炎武对此现象评价道“：奸民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违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员也卷入到海外贸易中来。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门购买并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过广东、澳门每年向菲律宾输出生丝和绸缎价值150万比索。这些丝绸大部分又转输美洲和欧洲。除了输出中国的丝织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广州的黄金运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利润可达75%－80%。   二、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路：“大帆船贸易”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初次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就已发现菲岛存有中国物产。1521年，麦哲伦在候蒙洪岛上看到过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岛看到过广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务岛上看到过中国的描花漆碗和黄色丝织头巾，并从宿务居民口中得知，这个岛和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1565年，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航线开通。美洲的白银经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启航，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在马尼拉，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将这些物品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时称“大帆船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中国海商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的贸易，因中国王朝政府严禁外国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宾进行，故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称谓，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自1574年开始至1815年结束它的使命，历时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大帆船贸易”的繁荣，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发达的丝织业急剧衰落。1573年，菲律宾省督拉米沙礼斯报告西班牙王说，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输出到中国去的货物，“没有一样不是中国所己经具备的。所以，对华贸易必须向中国输送白银。”⑤1584年，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达发洛斯报告西班牙王说，“中国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银都弄走了。我们没有货物给他们，除去〔银币〕里尔以外，什么都没有，请陛下命令指示我们怎么办。”①1586年,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②。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争趋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   1570年（隆庆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队初抵吕宋时，马尼拉华人仅40名。可至万历十年（1582年）时，马尼拉华人之多，已使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给菲律宾总督，对中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给以免税待遇，这大大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旅菲华人数目随之剧增。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2万余，其中多数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满打满算，把驻军包括在内，也仅有2000名。[7]马尼拉转口贸易规模之大，从船舶大小及年均进港数目可见一斑。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上通常是两艘大商帆编队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吨以上，1746-1761年间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罗萨里奥号为1710吨，1762年被英国海盗劫掠的圣特里尼达德号则达2000吨。南下的中国商船多为二桅平底帆船，载200-400人。据学者罗荣渠统计，马尼拉年均进港华舶数目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国学者威廉•莱特尔•舒尔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书中称，1575-1815年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数一般在20至60艘之间。据估计，中国商船运来的货物一年缴付的关税是4万比索，当时的税率为船运价值的3％，据此计算，每年运入马尼拉的商品价值约130万比索。时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足见对华贸易之重要性。[9]#p#分页标题#e#   依靠对华转口贸易，马尼拉崛起为当时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1580年，两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葡船所装载货物以中国货为主，次为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594年，西班牙国王敕令，禁止菲律宾、墨西哥直接对华贸易，将此项贸易特权留与澳门葡萄牙人独享。澳门与马尼拉贸易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费尔南多•席尔瓦1626年称：“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10]   为适应对欧洲、美洲贸易急剧增长之需，自16世纪下半叶左右始，广州形成了一年一度、为时两三个月乃至四个月之久的商品交易会，自1580年（万历八年）起增加为每年两次。两次交易会的时间安排分别与西南季风、东北季风相吻合，商人们在广州采购后可以即刻启航，不致占压资金。每年一月冬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云集广州采购货物输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每年六月夏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采购货物输往日本。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11]1603（万历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吕宋机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华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有24，000名华人遭杀害或被投入监狱。对华人的第二次大屠杀发生在1639年，原因与中国商品竞争力有关。   中国纺织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丝织业日渐倒闭，而大量的银元又被走私到菲律宾，甚至连秘鲁的银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购买中国的货物，结果墨西哥的经济走向萧条，马尼拉的财政也遂逐渐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从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和对华人的大屠杀[12]。西班牙殖民者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必然使中菲之间的贸易大受影响。1604年仅有13艘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中菲贸易额由1603年的133万比索骤减到1606年的53万比索，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也骤然减少了4万比索。   三、中日海上贸易：“广州-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因富产白银，16世纪后期以“银岛”而闻名于世。顾炎武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④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贸易长期受到不正常外交关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开始，中日关系已不正常。朱元璋虽在《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入“不征诸国”名单，同时却告诫子孙：“（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胡惟庸勾结日本人谋反、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侵朝更使两国关系一落千丈，明廷将对日贸易列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明廷虽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贩日之利，倍于吕宋”⑥，商人的趋利本性和沿海豪门高官的私欲最终使贸易制裁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日本的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都盛产白银，十七世纪中叶又引进的新式白银冶炼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银产量急剧上升，占世界产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储备了足够的贸易用银。   “日本国银子多产，故上国之人交通往来贩卖，而或因漂风来泊”。⑦走私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赴日走私贸易因风漂流至朝鲜而被解送回国的闽人即逾千人之众；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纨指挥双屿之役，估算在外洋往来走私贸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贸易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起着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从长崎把白银运往澳门，再将买来的中国商品运往长崎，如此往来，获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日不和所给他们创造的巨大商机。1555年12月1日，耶稣会士卢伊斯•弗罗伊斯在寄自马六甲的一封信中写道：“对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来说，中日之间的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帮助；因为，中国人不会到那儿去出售他们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机，通过谈判来处理自己的世俗商务。”[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国从广东驱逐出来，来到福建和浙江一带活动，随后与中国海盗王直同船到达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较友好的通商关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开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间中国海盗王直曾盘踞多年的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成为日本外贸中心；1571年，长崎成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经营葡日贸易网络进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刚刚占据澳门时，葡萄牙人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还在澳门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终将“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以葡萄牙人为中介的中日间接贸易网络。   由此日本生产的白银开始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历史学家估计，在17世纪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运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14]葡萄牙人在日本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二则获取先进西方火器赢得对其他大名的军事技术优势，①故均优待葡萄牙人。耐人寻味的是，16世纪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比较广泛，并赢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实际上也存在贸易利益动机，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兰殖民者，他们在无法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情况下，于1625年非法占据台湾岛南部，切断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企图在中西和中葡贸易中分一杯羹。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对福建沿海实行封锁，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均会遭到拦劫。中国大陆商船在遭到拦劫后，只好转向与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贸易。据荷兰驻台湾总督皮特•纳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说：“中国船逐渐转到我们这里贸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马尼拉的。”[16]即使有胆敢去马尼拉的，也不敢多载货物。在荷兰殖民者的这种强制贸易情形下，荷兰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商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如1626年到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商船载运的生丝仅40担，而到台湾的船只却载运了900担。葡萄牙从事中日中介贸易利润丰厚，一直令荷兰人垂涎。#p#分页标题#e#   荷兰人千方百计拉拢德川幕府，不择手段排挤葡萄牙人在日势力，企图取而代之。1636年，荷兰通报日本当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缴获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着又发现一封致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谋反”信件，其内容大同小异。1639年，德川幕府颁发第五次锁国令，下令驱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处死一个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使团首脑，葡日贸易网络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易额大增。他们控制了中国生丝在日本的贸易，每年通过他们之手进口到日本的中国生丝数量自1633年开始上升，1637年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却跃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万斤[17]。从日本运出来的大多数是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至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18]   结语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20]。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16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量最多的时代，金银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增产，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间是最盛期。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据有独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间。这个时期中国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国对白银似乎有一种无限渴求。一位英国商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1635年当他的船停靠在澳门时，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机会获取白银，“这种急切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简直难以置信。”[22]17世纪末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观察者们也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这种对白银的急切需求解释了为什么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商人情愿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菲律宾做贸易。   可以说，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了美洲和日本银矿产出的突然剧增，而美洲和日本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则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废除海禁，与世界各国通商，带来海外大量白银的输入，促成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明政府在此形势推动下，改革两千多年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田赋制度，明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最终在制度上确立了以银钱取代实物的纳税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贵金属白银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如果没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明代银本位制不可能稳定。明代银本位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于国内白银无法自给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银来源严重依赖海外进口，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纠正一个错误的史学观：中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事实上，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相反，中国同西方及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和市镇崛起及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还是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而且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24]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资料支持。

摘要：陶瓷文化创意产业是将陶瓷文化和陶瓷创意相结合的新兴产业，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翻译分为专业翻译、管理经营翻译、产业化翻译这3类，译者在进行这3类翻译时，要综合分析不同类型翻译的目的和受众，采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实现译文准确、完整、即时、有效的传递，促进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达到传播中国陶瓷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创意 产业陶瓷 翻译

“文化产业”这一术语最初由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在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用德语提出了“文化产业”（Kul－turindustrie）这一术语［1］。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道尔诺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CulturalIn－dustry”作为“文化产业”的英语表达［2］。此后，文化产业在西方逐渐兴起，文化产业这一术语和产业观念逐渐向世界渗透和传播。“CulturalIndustry”最初译入我国时，译者选择了“文化工业”作为对应词；20世纪80年代，译者又将“CulturalIndustry”的译文改为“文化产业”，并作为最终译名固定下来。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将“文化产业”这一词汇写入中央文件。文化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上升。湖北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21）》中指出，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再创新高，其增加值为45016亿元，比2018年的41171亿元增加了3845亿元，增长了9．34％。2015～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由2015年的3．95％上升到2019年的4．54％，增加了0．59％。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1陶瓷文化创意产业

陶瓷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陶瓷文化在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史，对全世界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融合中国陶瓷文化与创意产业，可以将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从事陶瓷文化创意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低耗能、高创意、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3］。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陶瓷制造产业发展遇到瓶颈，通过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将陶瓷文化艺术和理念融入陶瓷产品，将新的创意融入陶瓷文化，带来了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和经济利益，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强大动力。以江西景德镇为例，在政府大力推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和加速发展文化创新创意产业的背景下，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在景德镇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对以陶瓷为特色的景德镇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率也日益提高［4］。近些年景德镇逐渐兴起了大批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和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比如：陶溪川文化创意产业园、乐天创意集市、建国陶瓷文化创意园、珠山东市创业园、御窑景巷文化街区、三宝陶艺村、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坊园、真如堂、法蓝瓷、九段烧、饶玉陶瓷等，这些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带动了一大批陶瓷文化创意园和陶瓷文化创意品牌的兴起，为中国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借鉴和指引。

2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翻译

2002年是我国文化创意元年。此后，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始迅猛发展，与国际间的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其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摘要：

中国是最早种植茶的国家，并且将茶传播至全世界，尤其是在英美等国，茶得到了改良和发展，形成西方的茶文化。中西方茶文化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主流文化等等原因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对中西方茶文化的比较既是对茶的发展历史的记载和对茶文化的补充，也是中西方文化比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容。

关键词：

中国茶文化；英美茶文化；比较

茶已不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文化，是代表国家特征的标志。茶在中国体现的意境和在欧美国家体现的意境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茶如君子之交，淡薄静雅，而在英国，茶就是一种优雅的姿态，展现了绅士的风度。本文通过对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发展和“茶”在英语中的表现探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茶文化，这对研究中外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1茶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唐朝时茶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风雅之物，当时对外贸易相当活跃，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并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再传回欧洲大陆，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国的茶西行经过广州、福建等沿海城市再到马来半岛、印度半岛最终到达欧洲大陆。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的茶叶，三百多年后的葡萄牙传教士撰写了一部专门介绍中国茶叶的书并刊登出版。从此，中国的茶走上欧洲发展道路，让无数欧洲人了解茶并喜欢上茶。最初引入茶进人们视野的是葡萄牙人但真正推广的却是荷兰人。葡萄牙人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东方茶叶好奇无比，借助当时海上霸权的地位和发达的海路运输技术，入侵中国，获得中国最早的贸易权，得到大量的茶叶并运回国，引起上流贵族的关注和好奇。但是因为葡萄牙人注重国内自身消费而没有国际贸易的意识，所以并没有将茶全面推广，真正实现茶叶推广的是后来居上并击败葡萄牙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荷兰通过大量的贸易将茶带进欧洲市场，带入欧洲人的生活中，并使其成为时尚的象征。除了进口各种茶叶之外，还将配套的茶具也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销售。虽然荷兰将茶有效地传播到欧洲各地，但是并没有形成全面饮茶的气候，只有少部分地区已经接受茶这个新的事物。到了18世纪，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替代了荷兰海上贸易的地位，也将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使茶走进英国贵族的日常生活中，发展成为一种英国茶礼仪，最终走进了英国百姓家庭。英国人自此以后钟爱喝茶，尤其是红茶，更是将茶作为贵重物品招待客人，也会在聚会时品尝享用红茶的香甜。至此，茶的发展并没有止步，而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传入了美国，在传统茶的基础上改造成风靡全球的美国冰茶。茶在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茶文化迥然不同，不仅仅因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而不同，还因为受所处时期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同使得茶文化在各国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篇：高职商务英语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摘要：

全球跨境电商经济盛行，传统外贸低迷。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作为中小企业外贸人才培养基地必须改变传统外贸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论文提出“外贸网络营销B2C工作室”方案进行跨境电商人才孵化，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开拓一条就业创业的新路子。

关键词：

跨境电商；高职商务英语；外贸网络营销B2C工作室

一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实训瓶颈

为满足社会对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绝大部分高职商英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加大实训顶岗实习的学时，在实训途径上主要采用校内办公室实训、校外见习、毕业顶岗实习等方式。但由于跨境电商岗位的特殊性，上述实训途径在工作内容上不能满足与跨境电商岗位“零距离”的要求，在实训开展上存在瓶颈，目前，不少高职院校的商务英语专业在校内办公室实训、校外见习、毕业顶岗实习的基础上，完善了跨境电子商务实训环节，在运行中采取以校内实训为主，校外服务为辅的方式开发了实训新途径的实践与探索。但现有的跨境电子商务实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还停留在以校内提供实训为主，没有达到真实的交易这一环节，校外服务企业方面还需慢慢发展，业务开拓上比较被动。（2）从相关院校的跨境电商业务实际运行来看，虽然在B2C平台上注册账号，免费开店，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货源和较高的跨境物流成本，其所成立的跨境网店很难持续经营下去。（3）大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着资金紧张、场地设备不完善、业务信息渠道不畅等问题。（4）即使部分院校学生已经在某些电商平台取得不错的业绩，但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和校企合作仍然停留在培养“店小二”的阶段，学生在跨境电商全面运营总体技能的获取缺失，无法获得创业技能和动力。建立外贸网络营销B2C工作室这一实训平台，在现今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实训建设途径中还比较空缺。已成立跨境电商工作室的高职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大多还处在摸索、起步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外贸网络营销B2C工作室建设不仅对专业实训新途径的开发意义重大，更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实现“零距离”上岗就业乃至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本研究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互联网上以“版权贸易”、“走出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段为2003年1月至2007年5月,经筛选共得到有关“版权贸易”研究论文123篇。本文对近5年有关版权贸易的研究进行评析,并同前期研究成果对比分析,以期对版权贸易特别是有关版权贸易逆差的研究再度梳理,通过阶段性总结找到新的重点和方向,并对如何促进我国版权贸易及扭转逆差有所借鉴①。   一、文献源分析   (一)文献分布以近两年为重点   对文献时间分布的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对版权贸易的关注程度,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研究版权贸易的文献最多。联系文献所关注的话题,对比前期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的总体趋势由对版权贸易现状的剖析及对版权贸易逆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影响国家安全)等,转向如何促进版权贸易输出及我国出版业如何走出去等问题上。对逆差的关注、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以及如何“走出去”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研究重点由现状分析转向对策分析。   (二)文献源类型以业内期刊为主   对文献源的类型进行分类可以了解关注话题的载体情况。从图1可看出对版权贸易问题的关注除了业内期刊外,业外大学学报、学术类(《河南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经济类(《对外经贸实务》)、法律类(《时代法学》)期刊也在关注,其中以经济类期刊居多,互联网上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对版权贸易的一些新闻性质的报道。其中,业内期刊80篇,占65%,可见真切关注该问题仍在出版业内,主要集中在:《出版参考》、《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分别是27篇、15篇和13篇。其余的业内期刊如《中国编辑》、《中国图书评论》、《编辑之友》等均不超过4篇,大部分为1~2篇。业内期刊的研究文献也主要集中在2006年,有30篇。对比前期研究成果发现,对版权贸易的关注保持了集中在期刊特别是业内期刊的这一特点;而载体范围的广泛性说明,对版权贸易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业内,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相吻合。   (三)文献研究主体以高校和出版社为主   研究样本中,100篇可以获得作者的情况,发现关注版权贸易的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出版社、媒体、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见图2)。高校教师最多,达40篇,分散于25所高校,地域和专业分布较广,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学科也较为广泛,如传播学、信息管理、国际贸易、法律等。　高校最集中的是北京印刷学院,共有8篇文献,其次是武汉大学4篇,剩余高校大部分为1篇。高校作者的研究从多角度展开,这也是由不同学科和专业决定的,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状的解读、分析,特别是对逆差现象的关注,如何解决逆差,促进版权输出以及对现有版权问题的研究综述及述评。前期研究也反映出高校学者作为研究主体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对比来看,高校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对逆差现象的剖析、寻找对策及“走出去”等。对比高校学者和业内人士的研究,发现前者比后者的研究相对宏观,能够关注实务背后和上层的理论及规律,虽然有所欠缺,但是一种进步。其次是出版社和媒体,分别为25篇和21篇,作者分布于23家出版社。中央出版社11家,集中在一些具有特色资源的出版社;地方出版社12家,集中在华南和华中等出版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出版社人员主要关注版权贸易的实务操作。媒体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业内期刊(最多的是《出版参考》7篇)和网站,及少数社科类期刊和综合性报纸,主要关注事件的报道和简短分析。政府部门研究以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版权局为主,研究机构中,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已成为有关版权贸易研究的主力,文献有8篇。综合来看,研究队伍有不断壮大、学科背景更趋多元化的趋势。但研究主体在领域和视野上的局限也成为导致目前我国版权贸易理论研究整体落后于实践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献研究对象、主题与方法分析   (一)研究对象侧重国内版权贸易   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国内、国外及国内外情况对比三种。国内研究116篇,占94%;国外研究只占2%;中外对比研究占4%。这表明国内媒体及研究人员主要关注本国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重视本土版权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也说明有关研究离不开具体的国情。部分中外对比研究是从借鉴经验的角度出发,落脚点也是促进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   (二)研究类型以实务研究为主   本文将研究类型分为理论研究、操作实务及其他(一般的介绍性文献和新闻报道类)三类。操作实务类84篇,占68%;理论研究16篇,占13%,这表明研究主体关注点在操作层面,而理论研究则相对欠缺。在少有的理论研究中,理论都来源于国外,因此,有关理论研究还需要创新,这个问题在前期课题研究中已经发现,但近年仍未得到很好的改善。大量实务分析使实践探索成为我国业界关注重点,说明在现阶段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主要为操作实务型发展,趋向是在实践分析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并给予实践以正确的指导。   (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方法指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性研究有92篇,占74%,多是纯文字的描述,少有数据的分析,或者通过少量的数据来佐证观点的描述,这是目前有关版权贸易研究的主流。定量研究仅占7%,比例偏小,但部分文献属于综合性论题,涉及内容较多,在谈到版权贸易的现状时,基本都采用数据说话。虽然定量研究的篇幅不多,但对比2003年之前的研究,发现采用数据说话已经渐为业内人士接受并成为发展趋势,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所做的定量研究也将为定性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四)研究主题侧重输出、对策   本研究将文献的主题分为:引进、输出、逆差、对策、综合、国际对比、述评、其他八类,其中,对策研究里,包括引进、输出等各个方面的对策,也包括一些实务操作类的文献,综合研究即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献。从图3可以看出,有关输出的研究文献最多,达25%,从年份分布上来看,七成多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对逆差问题的研究位居第四,占11%,同输出的研究类似,近六成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可以看出,研究趋势是如何正确地看待版权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如何促进逆差的缩小,其中一个重要和直接的途径就是促进版权输出。另外,有关对策的研究也很多,占18%,对策研究一般是从较宽泛和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对策,其中大部分研究都会提到促进输出及缩小逆差。对引进的关注只占6%,是直接关注输出研究的1/4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趋势和“拐点”的出现。#p#分页标题#e#   三、研究内容分析   (一)版权引进———我国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版权引进与输出同知识在全球的分布和流动有密切关系,是知识传播在国际和地区间的流转。我国科技文化知识总量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经济建设对先进科技文化成果的需求旺盛,形成了现阶段我国对国外引进需求强劲的局面[1]。从宏观层面来看,版权引进是吸收国外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既满足了读者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又客观促进了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差距。从图书市场看,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2004年引进版图书消费分析表明,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引进版图书市场规模的同比增长均高于同期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同比增长,引进版图书市场的发展比整体图书市场快[2]。从出版社来看,随着版权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出版社认识到版权贸易的重要作用,引进不是目的,是加速自我发展的手段,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引进)作为出版社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了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3-4]。   (二)版权贸易逆差———我国出版业的长期困扰   1996年以后,我国版权引进以年均57%的速度迅速增长;而版权输出的增长速度则十分迟缓。1996年以来,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率基本维持在10∶1左右,2002年升为7•9∶1,2003年又跌至15•4∶1;从2004年开始,版权贸易逆差开始逐渐缩小,见表2[5]。　政府部门曾一度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关注版权贸易逆差问题。随着版权贸易研究的系统和深入,普遍认同版权引进是知识流动的正常现象,是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需求所致,在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引进。但国家及出版业内人士也认识到应从各个方面加大版权输出,通过版权贸易实现我国的文化输出,推动我国版权相关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版权贸易“顺差”———我国出版业的“拐点”   2006年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国版权贸易协议和议定版权合作意向达到12064项,版权输出和引进基本持平。签订版权输出协议1096项,引进协议891项,输出引进比为1•23∶1,这是我国出版业在大型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实现版权贸易顺差[6];同年第58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我国共输出版权1936项(合同820项,意向1116项),与版权引进1254项相比,又一次实现顺差[7]。虽然这两次顺差不是我国版权贸易整体意义上的顺差,但具有重要意义,给我国版权输出带来了新动力,被称为我国版权贸易的拐点。之后,我国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及报道,国家许多政策纷纷出台,以促进我国的版权输出及文化输出,为实现文化强国而有所作为。   (四)版权贸易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版权贸易中的主要问题有:版权资源合理利用率低、版权贸易结构不合理、版权贸易的市场定位模糊不清、操作模式不灵活、引进与输出比例严重失衡、运营思路和手段与国际惯例相冲突、版权贸易从业人员素质偏低、量质失衡等。   1•宏观层面原因分析   宏观分析,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影响全球,文化感召力弱,科学技术不够发达,运用市场的能力不高,出版业对世界图书市场把握不够,版权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省市版权管理部门对版权贸易重视不够,管理力量不足,对新技术产生的新内容和形式还没完全适应[8]。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图书阅读习惯、阅读心理的不同,给我国的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造成了障碍。贸易的发展有赖于市场化分工,而我国实现版权贸易国有专营,行政垄断导致版权贸易低效,版权贸易不可能完全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有效交易和竞争,导致版权市场化程度不高,版权门槛过高,市场优势难以发挥,业务狭窄等不利因素。另外,几个政府部门分管文化产业,造成条块分割、行业壁垒重重[9]。   2•中微观层面原因分析   版权输出的弱势反映出版界乃至民族原创力的缺乏,以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我国出版业特别是出版集团创新能力差,没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未实现集团内部一体化,也没能按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来运行,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品牌效应的发挥。版权贸易工作与出版工作机制不匹配、发展速度与出版发展速度不匹配、发展战略和定位与出版发展的战略和定位不匹配[10]。从行业来看,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人才严重匮乏。版权市场信息不畅通,版权作品的产生和使用发生“断链”,版权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版权价值未能得到体现,版权增值能力差[11]。版权贸易人才缺乏,我国目前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才多为编辑或总编室人员的兼职身份,很多出版社没有专门的版权机构,难以完全适应国际化专业分工的高要求。另外,从业人员的收入和处境(职称、晋级等受到限制)都比较尴尬,人员流失比较严重。版权不成熟成为限制我国版权输出的“瓶颈”。无论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及介入的流程都十分有限,无法满足需求,无法同国外的版权抗衡。版权委托人市场还没有形成,输出版权未形成规模,版权资源需求不足,缺乏经验和操作规范,对版权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12]。   版权市场不规范,无序竞争和违规操作情况严重,诚信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还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起来,我国的版权贸易观念是“以产定销”,而国际上是“以销定产”[9]。此外,有的出版社不熟悉版权贸易的流程,大部分出版社受利益驱使,不维护市场,对热门选题盲目跟风引进,或者通过哄抬版税的方式来竞争,导致市场混乱、无序。另外,对外出版的信息沟通十分薄弱。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信息不通;出版者相互之间的信息不通,选题雷同,相互撞车;中间服务商(图书公司)与出版者之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也不畅通,很少提供客户的需求信息,难做到个性化服务[13]。   (五)促进版权贸易发展———政府、行业、出版社齐抓共管#p#分页标题#e#   文献中涉及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层面。   1•政府层面着重在政策倾斜和促进建立市场体制上   (1)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在文化输出方面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出去”的速度与强度。特别是在海外中文图书市场开发难度较大、单靠出版企业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大规模突破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外国许多政府都扶持文化产业,如韩国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设立文化产业振兴基金、出版振兴基金等,德国、法国设立国家基金资助翻译出版[14]。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适时制定明确的扶持版权输出的规章制度及资助办法,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根据海外读者的需求,策划选题,让出版社竞标,通过多途径保证版权输出的规模和力度。出版“走出去”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五大战略之一。政府积极鼓励图书出口、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开设境外书店。版权输出是出版单位开展版权贸易和“走出去”的传统形式和主要形式。国内一些出版单位已与境外有实力的出版集团结成战略合作联盟,走联合出版发行之路取得了成效。到境外举办书展、开办公司或与境外的出版单位合资办出版、发行等也可以促进“走出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将是走向世界的主要形式。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在对外版权贸易竞争中的核心目标是如何保护本国出版企业的利益和如何搞好对外宣传,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虽然可以通过制订“倾斜性”甚至“不对称性”政策帮扶本国媒介获取优势以保证和保护本国政治利益,但又需要考虑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多边利益平衡[15]。此外,政府除了政策上的扶持,也采用经济手段,以财政、税收、融资、投资等经济政策为杠杆,运用多种措施鼓励出版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激励版权输出。   (2)建立市场化机制。政府应加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步伐,打破贸易壁垒和行业垄断,营造开放有序的市场新格局;建立科学、合理和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打破垄断经营,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此外,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版权贸易统计制度和统计口径,使统计数据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真实情况。   2•行业层面着重在版权机构、版权和人才培养上   (1)整合出版资源,发挥规模优势。我国出版业应该发挥出版集团的规模优势,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入手,推进集团化建设,塑造新的市场竞争主体。产品开发要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跨行业、跨媒体的开发,转变规模化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主张出版企业输出版权时组建版权集团,以壮大输出版权的资源、人员、渠道力量;联合共同参加大型国际书展,集体推出自己的版权;联合共同策划对外宣传的方法、手段、策略和渠道;联合外设机构[16]。出版集团自身也要引进先进版权及版权贸易运营理念,实现版权定位与出版定位统一:集约化发展,以集团为平台进行部署;专业化发展,规划专业领域和强势方向;多元化发展,围绕品牌建设进行相关衍生品的开发[17]。不盲目引进与输出,利用国外出版商的产业链资源,立体开发经营,实现国内外出版资源统一整合,共同开发。   (2)促进版权的发展。版权要健全法律体系,并不断修订。同时,也需规范化建设,对版权人员实行资格准入制度[2]。行业力量要促进版权的专业化发展,应介入选题的策划、营销,与出版社和著作权人深度广度合作,为图书、报刊、音像、广播、影视等多媒体全方位版权,将出版社为主变国内外作者为主。出版社可与版权机构实行专业化分工,避免不正当竞争。   (3)加强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加强与文化、教育、外宣等部门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选择重点院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选用海外学成归国专业人才,增加人才储备;有的放矢地选派一些外语基础好、业务素质强的人员赴欧美等地考察或短期进修。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国际化人才的集聚,大力推进引进人才方式的多样化,开创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创新模式,扩大人才国际化的流动趋势,聘用“洋教练”,取长补短,从工作实践中积极加快国际化的接轨与运行[18]。   (4)建立版权贸易协会,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出版行业协会是政府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我国目前还没有对涉及图书的版权贸易进行有效规范的专门行业协会。目前版权经理人仅在北京有一个民间组织,亟待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版权贸易协会,建立信息完备的专业网站,深入交流,维护我国出版社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规范和解决我国目前出版社在版权引进时互相抬价、无序竞争的问题,使版权贸易更趋理性[19]。   3•出版社层面着重在经营管理战略和策略分析上   (1)实施外向型战略。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是出版企业走出去,以资本输出带动文化输出,参与国际资本竞争。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是实施外向型战略,要放眼国际市场,从海外市场需求的角度统筹规划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进行版权产品的综合立体开发、跨媒体开发和深度加工,实施图书出版产业与其他传媒产业的联动。要建立市场主体,组建业务范围立体化的文化企业集团,多渠道融资,推进文化创新[15]。注重开发有利于中国移民了解祖国的图书;开发外国人学中文和介绍中国成就的图书;以多种形式译介中国的古典名著,如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连环画等;将民间故事和传说改编成连环画或动漫输出[20]。   (2)利用视觉文化传播输出版权。视觉元素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比语言符号传播失真少,有其优越性。可以充分发挥图片、绘画、音乐、影视等形式作品的优势促进版权输出。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使用生动的视觉形象取代部分纯文字内容,如以漫画或连环画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利用图解传达信息,开发音乐作品输出文化等等。   (3)注重宣传营销。图书版权贸易的宣传包括出版社总体实力的宣传,出版专业特色宣传和品牌图书的宣传,以及寻找理想的版权等。可以借助区域文化合作、多边文化会议、各类国际性书展主动地向外推销优秀出版物;有计划地组织国外重要媒体人士来华进行专题文化采访,组织驻华外国记者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涉及出版业务的文化活动;积极与旅游部门合作,促进对外出版物进入旅游市场,直接面向国外游客,可以开发衍生版权产品,发挥各方面优势,多层次多渠道推介我国出版物。#p#分页标题#e#   四、结　语   我国版权贸易受诸多因素影响,引进与输出之间的差距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版权贸易逆差的扭转还需经过一定的过程。政府不仅要加强政策宏观指导和扶持力度,也要增大资金投放力度。行业协会和业界必须认真贯彻政府的各项政策,根据市场运行规律,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加强对外贸易宣传和贸易渠道的建设,推进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的发展。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关版权输出的研究正在崛起,并不断深化,能够揭示一些规律,但仍处于尝试阶段,在这个阶段,版权输出必然会继续经历失败以吸取经验才能成功。可以预见,今后的版权输出会保持增长的趋势,但因为其不稳定和不畅通,可能是螺旋式的上升,受大的事件或政策的影响,版权输出也容易表现出震荡。但随着国家政策扶持的加大,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行业层面的建设和规范,出版集团规模效益的发挥以及出版单位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成熟,版权输出会有大的突破,最终平衡发展。

1茶叶之路   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被誉为茶的祖国（图1）。据《诗经》、《尔雅》等历史文献记载，早在3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栽种茶树，饮用茶叶。至迟在汉代，中国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饮用开始外传。世界各地的种茶、饮茶风尚都源于中国，中国茶和盛茶的瓷器（china）成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称谓。1824年，英国出于世界对茶叶的需求和茶叶贸易的需要，派人四处寻找茶叶的种植地，驻印度英军勃鲁士少校（R•BRUCE）在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北部发现了野生茶树，并利用中国的种植技术，逐渐开始对其扩大种植和利用。目前，全球约有50多个国家种植茶树，其茶树树种均来自中国。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北纬45°以南，南纬34°以北的广袤区域。但饮茶习俗却遍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国茶叶外传，一是因为茶的提神醒脑和医疗保健功能；二是茶叶是高寒地区牧民生活的必需品，是以肉食为主的民族，维生素的主要来源；三是茶与佛教融合，形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时尚“茶道”。茶叶在什么时候，从何地方开始向外传播，目前尚无定论。但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得知，中国茶叶最迟从汉代开始，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茶文化通过以下通道外传。   2茶叶之路传播途径   向东传播：由海路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国。日本人饮茶始于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在当时的日本首都，一条、正亲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都设有官管的茶园，专门种植茶叶供朝廷使用。9世纪，日本全面仿效唐王朝，饮茶随“唐风”一起在宫廷和高级僧侣中风靡。并在日本兴起了第一个茶文化高峰“弘仁荣风”。12世纪，日本僧侣荣西又从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带回了优良茶籽和宋代“末式冲茶法”，并写成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极力鼓吹茶的药用和养生价值，并将该书献给当时镰仓幕府二代将军源实朝。寺院也将茶作为药救助贫苦百姓。形成了日本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其后，日本文化与中国茶文化不断融合，至15世纪下半叶，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形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茶叶传入朝鲜半岛大约在新罗统一时期（668年~935年），唐文宗太和后期新罗大使大廉在返回朝鲜时，将茶树籽种于华岩寺。“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埋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   向南传播：从四川、云南经西藏，延伸到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形成著名的“茶马古道”。时间至迟在西汉以前，盛于明清。“茶马古道”原是边地相互沟通土产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而自然形成，后因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而大兴。茶马古道所经过的周边地区，特别是青藏高原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当地生活的藏民，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以抵抗高山严寒，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但却没有什么蔬菜，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必须依赖茶叶分解脂肪，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创造了喝酥油茶的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汉族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而藏、川、滇则盛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马互换“茶马互市”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川流不息，形成一条中外著名的“茶马古道”。   向西传播：沿续古代的丝绸之路到波斯等国。丝绸之路是由张骞在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使西域后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应该说明的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就早已存在。其起始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还需要指明的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是汉唐时期，其标志性的现象，是大批阿拉伯商人专程来中国购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经新疆，远销至波斯等国家。   向北传播：从湖北经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内蒙、蒙古直至俄罗斯的大通道。时间至迟在明代（图2）。在茶叶外传的四条通道中，向东到日本、韩国的茶主要以佛教为媒介传入，还谈不上以茶为贸易，也不是专门的茶叶贸易通道。向南到不丹、尼泊尔、印度的茶，是唐宋时期官方以茶换取战马开辟的“茶马古道”。元代和清代，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是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并不缺少战马，这条“茶马古道”就改为民间商业通道，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是一条从事多种土特产品（包括茶叶）经营的古道。向西随丝绸之路外运的茶，是中西贸易中的重要货物之一，但这条通道主要的是运送丝绸和瓷器，茶叶只是副产品。在这条路上曾有过茶马互换的专用场所，那只是封建王朝因战事需要而开设的临时场地，还谈不上是专门的茶叶贸易通道。只有向北外运的茶，是专门为茶叶贸易而开通的通道。这条通道要经过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区域，又没有现存的通道可借用，必须开辟专门的通道。这条路因茶叶贸易而开辟，又因茶贸易而兴盛，最后因茶贸易衰败而废弃，可以说是一条严格意义上的茶叶贸易大通道。   1689年，满清王朝和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建立了两大帝国间直接的贸易和政治层面的接触，从理论上说“茶叶之路”作为中俄间的贸易通道正式形成。1824年，通过恰克图进行的茶叶贸易达到了顶峰。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鉴于中俄茶叶贸易引起的巨大贸易逆差，大量白银流向中国。为此，出台各种措施，限制和打压茶叶贸易。1929年，中蒙之间最大的茶叶贸易公司大盛魁商号的关闭，从理论上标志着茶叶贸易的衰亡和茶叶之路的废止。   3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启迪   茶叶之路由南至北长达万里，纵贯大半个中国，作为文化线路，涵盖的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胜数。在茶路遗产中，以建筑为主要形式的物质文化遗产中，部分被国家各级政府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图3）、名村，使这些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更多的建筑遗存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没有列入重点保护名录。如赤壁许多小桥、石板路以及北方小关隘、骡马店等（图4~7），都因为单体建筑价值还够不上保护的标准，没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相信随着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深入开展，这些文化遗产将会纳入各级文物保护范围。#p#分页标题#e#   如果仅从单体建筑保护与重要性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应该看到其中不少遗产目前确实不够条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化遗产孱弱而孤立，如果理所当然的任其废弃，必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从文化线路的高度来看待万里茶路，这些级别较低的文化遗产便能鲜活起来，犹如散乱的珍珠被这条文化线路串联起来，成了万里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具有了一种整体的意义。而且越是这种低级别的文化遗产，就越是接近当时晋商贸易的生活现状，从而越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   我国正准备申报世界遗产文化线路的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这些文化线路的开辟大都是封建朝廷的政府行为；而茶叶之路则是为民商开辟，代表着明清之际民族商业资本的崛起。特别是晋商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塑造企业的文化依据，形成了“诚信为本，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和经商宗旨，追求质量第一，重视“和气生财”，注重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对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均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保护茶叶之路这条文化线路，刻不容缓！万里茶路上留下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铸就了万千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知道，茶文化本身，早已超越了物质层面的意义，带有浓厚的文化精神。湖北的采茶调、茶歌、茶戏、茶道等将茶乡的田园精神深深植入了荆楚文化中。特别是茶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四大发明以外的又一重大发现，对世界贡献巨大。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说过：“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在全球公认的茶叶、咖啡、可可三大饮品中，茶叶名列为首位，中国是茶叶的发源地，可以说全世界的饮茶习惯和文化都是来自中国。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岁月中，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少是因为封建王朝关闭边关，阻止茶叶贸易和外运而引发的。   另外，茶叶之路对社会安定，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作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自湖北以北地区，基本没有相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茶叶之路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社会安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特别作用。晋商推崇的忠义、诚信为本的文化和“关公崇拜”等，也说明茶文化中非物资文化遗产在精神层面的作用。茶路上的建筑在体现各民族风情的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凡此种种，只有以文化线路来统领万里茶路，才能使茶文化得到更为深刻的挖掘；也只有和茶路上的建筑遗产结合起来，才能使茶叶之路获得整体上的意义。长达万里的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连结东亚西欧，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   茶叶之路是晋商外贸活动的大手笔，是在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长途商贸，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晋商在两个多世纪内，运往俄国的茶叶至少在300万吨以上，是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重要的历史篇章。   4茶叶之路的意义   文化线路的研究是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最重要的新动态。2003年3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文件《行动指南》的新一轮修订中加入有关文化线路的内容。2008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6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文化线路被正式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范畴。   文化线路成为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和对世界文化贡献的标志。由此，世界各国纷纷将文化线路作为本国遗产保护的重点。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责任去保护那些具有价值的文化线路；同时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加强文物保护也刻不容缓；特别是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博大而厚重的文化遗产中包含着许许多多线性文化遗产。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线路都应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从湖北到莫斯科的茶叶之路作为一条线性文化遗产，历时约250多年，广泛而深刻影响着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代表了人们通过贸易活动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中国、蒙古和俄国之间，汉、蒙、俄罗斯等民族之间的交往；代表了茶叶之路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和相互滋养。中国境内茶叶之路上的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恢宏气度，蕴涵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必须把它们保护下来，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文化自觉。针对当前茶叶之路上古迹遗址分布零散，保护层次不统一等现状，论文探讨用文化路线这一特殊的形式，研究古迹遗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对湖北境内的建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尊重多样性和线路连贯性为主的保护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   历史上“茶叶之路”所经过的城市与农村环境风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从城市整体特色的保护，历史老街区的保护，以及历史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等方面，探讨历史文化保护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强调保护和利用相结合，保存即将湮灭的建筑，并把它们带回生活，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它，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它，为保留历史城市与村镇的特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的支持,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茶叶之路建筑文化遗产研究也为现代旅游业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茶路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沿途的村寨、民俗风光和数不清道不完的缠绵悱恻的故事，以及在这条文化线路中不同的民族用自己鲜活的生命演绎了历史的悲喜剧，形成了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和旅游资源。约4000km的路程，无数建筑与废墟，印证了茶叶之路的雄伟与壮阔，并深深植于人的灵魂。其自身的博物馆作用，可以向旅游者充分展示传统建筑所带来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魅力。   文化遗产是文化进步、文化创新的母体，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是文化发展的先声。茶叶之路是中国近代国际贸易的先声和童年。随着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消失，但它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新生。广泛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茶叶之路上的建筑遗产是茶文化的真实载体，不仅具有历史与考古价值，而且具有一种精神象征。#p#分页标题#e#   5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保护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正式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并使之成为国际文化线路保护的基础性文件。   中国的茶叶之路就是宪章中强调的文化线路。它将陆路、水路或其他交通线路用一种有历史联系和文化关联的动态方式集中起来，呈现出多边的、更完整和准确的历史图景，构成跨地域、跨学科的共享构架。茶道线路遗产包括水陆运输，商贸、宗教、迁徙等特定功能的线路主体及其附属设施，以及相关历史环境和景观、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其所体现的重要历史时期中民族、国家、地区间进行的多维、持续和互惠的茶叶贸易和思想、知识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交流，不仅加深了世界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而且加强了国际间和地域间贸易合作。   茶叶之路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围绕砖茶的生产、长途运输和营销，形成了内地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俄罗斯与欧洲之间长达上几百年的经济交流。在这条路上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以茶治边”政治局面，造就了享誉海内外的“茶叶之路”文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砖茶所承载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超出任何一种普通茶叶，它已不是一种普通的物品，它的历史也绝不是一部的茶叶贸易史，它是中国内地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蒙古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记录和见证了中国、蒙古以及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一部砖茶史就是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以及中蒙、中俄和中欧的交往史。   茶叶之路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富于代表性的载体，其遗存的建筑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造诣和时代特征被视为一段历史的缩影，为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建筑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非凡展现。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茶叶之路时，扑面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祖先遗留至今的光彩华章，作为震动历史的茶叶之路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征服了世界。当我们在回味茶叶之路带来无与伦比的审美享受和心灵震撼的同时，我们深深的感到必须尽快将茶叶之路上的建筑遗产保护起来，保护这段历史，就是保护我们的根基。特别是当前迅猛兴起的城市化进程，使我国许多城镇“旧貌换新颜”，原来的地形地貌、乡土特征、文化特色被淹没了，换来的是“千城一面”的无个性的城镇空间，斩断了自己的文化血脉。   人类社会在进步，居住环境必然与时俱进，如何使我们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这两者关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历史精神的本质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重温历史、牢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身承担的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我们深信：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伟大而悠久的历史，就一定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要：研究如何将实践教学模式嵌入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培养中去，提高毕业生的可雇佣性，符合时展的需要，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文章基于国内外实践教学模式的问题与特点，结合可雇佣性培养维度，探讨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模态构建思路、实施办法，提出产学合作教育效果与展望。

关键词：商务英语；实践教学；可雇佣性

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中指出：“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英语基本功扎实，具备英语应用能力、商务实践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能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与此同时，《标准》明确提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首先要掌握“语言知识、商务知识、跨文化知识、人文社科知识、跨学科知识”[1]。在深入学习上述五种知识的基础上，学生还将获得“英语应用能力、商务实践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五方面能力的培养。因此，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在四年本科的学习中应获得跨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知识，具备中英文双语双文化综合商务实践能力，而国际商务实践能力在教学中的培养离不开科学的教育理念的支撑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指导。《标准》中还提出：“实践环节涵盖实训、实践和实习，占总学分的10%～25%（不包括教育部规定的社会实践学分），由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共同指导完成。在本科教学阶段，高校应鼓励学生取得外贸、金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司法等行业资格证书。专业实训在商务实训室等模拟仿真教学环境中操练外贸、金融（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及保险公司）、财务、营销、法律等实务流程。专业实践在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如：商业创意、商务谈判、商务技能等类比赛）和涉外商务活动（如：经贸洽谈、招商引资、商品会展等）等课外环境中完成”[2]。因此，构建并实施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开展过程检测与反馈评价，检验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创新国内商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使学生顺利实现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培养，建立适应新形势、新标准的培养模式，就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国内外实践教学模式发展现状

目前，国内外的实践教学模式大体包括三种：①课堂实训；②第二课堂实践；③实习。

（一）课堂实训新探索

课堂实训包括案例教学、项目教学、课堂工作教学、翻转课堂与在线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情境教学、体验式教学、多模态教学[3-4]。从系统工程角度来看，课堂教学是一个点，多门课程联动则成为一个面。课堂实践教学打破了原有的“填鸭式”“一言堂”的局面，践行了将课堂还给学生，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让学生在既定情境中，根据项目、任务、工作、案例等要求，运用多媒体、移动互联网、网络平台等媒介，去学习、去思辨、去体验、去构建。在线课程+翻转课堂的大胆实践，是课堂实践教学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