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教育论文范例

1农村教育发展中的主要困境

1．1管理效率较低

在管理的过程中，管理的目标不清晰，教师们也早已失去了主动发展自我的意识．管理效率低，不能以人为本，不能从当地以及教师的实际出发，很难得到教师的很好配合．此外，物质管理也比较混乱，财务管理不完善，教学场所以及教学仪器经常出现浪费以及闲置的情况．

1．2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物质的支撑．教育物质的优劣虽然对教育质量没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是一旦物质缺乏，势必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低下．而在某些乡镇，政府对发展教育事业的意识很模糊，对教育发展不以为然，对教育投入不在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学校基础建设落后，不能满足基本的发展需求，教育质量想要提高势必成为天方夜谭．

2本土知识建构是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的应然之策

学校与社会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学校是知识的汇集地，是培养人才的机构，它的存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谓的“本土知识”，有如下关键特征，即“地方性”、“整体性”、“授权性”等．而作为“本土知识”当中的“地方性”应是与“全国性”和“国际性”相对应的概念，它不仅指特定的地域，还涉及“知识的境域性”，即在知识生成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对于农村学校来说，如果能够把这种极具创新性的知识整合到本校的知识体系中去，那么不仅会增加学校的无形资产，还会提升学校的竞争力．要实现农村学校的知识创新与独立发展，本土知识建构是应然之策．

一、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

1.当前高校学生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知识产权意识是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思想、观点、知识、心理和情感等的总称，它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形式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体现的是人们对知识产权法和知识产权法律现象的主观心理感受和认知把握状况。知识产权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种成分的复杂体系。不同层次主体的意识，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以及律师的意识固然重要，广大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的强弱和正确与否，对于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的实现作用也是显著的。提高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是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提高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2004年11月，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在高校普及知识产权教育，高校要在《法律基础》等相关课程中增设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并积极创造条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单独开设知识产权课程，以提高广大师生的知识产权素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亦明确要求，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指出：“鼓励引导高校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建设，开设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辅修课程，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高校对知识产权意识培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并不重视，所以我国高校的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虽然不能说是空白，但是力度确实极其有限。这直接导致了当前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为对高校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以及学术道德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选取了山东省部分大学的在校研究生（不包括法学专业）为调查对象，在山东高校中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学生对知识产权的总体认知水平不高。学生中总体上认为自己对知识产权知识相当熟悉的仅占3.1%，认为自己对知识产权知识有些了解的占35.0%，略有耳闻的占55.3%，几乎毫无所知的占6.6%。可见当前高校研究生的知识产权知识普遍比较贫乏。

2.高校学生中与知识产权相关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

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高校作为科学发展的火车头，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其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更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先生认为：包括北大在内，没有一个高校的教师没有发生过抄袭剽窃问题的，没有一个高校的学生不存在抄袭剽窃情况的。郭世佑先生则认为“凡是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学风不正与学术失范现象，无论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错误,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都不难找到可以对应的根据。”可见，高校学生中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归纳出当前高校学生中广泛存在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主要有：1、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2、伪造或者篡改调查、实验数据；3、论文署名搭便车及不知情的挂名；4、一稿多投、多发；5、不当注释等。笔者所在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当前研究生在学术论文撰写及发表或完成论文作业中，87.4%的同学曾有抄袭行为；32.3%的同学曾有修改、伪造实验或调查数据行为；63.7%的同学曾引用他人观点而不注明出处；35.8%的同学曾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作品上署名；18.0%的同学曾一稿多投。上述数据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分别为“抄袭（剽窃）”、“引用他人观点而不注明出处”、“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作品上署名”。而这三者都和知识产权紧密相关，既是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同时又是违反知识产权法主要是著作权法的违法行为。所以，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

二、当前的学术道德建设研究忽略了知识产权意识因素

国内外有关学术道德问题和知识产权教育的研究较多，但是，把知识产权教育与学术道德建设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则很少，几乎是空白领域。已有研究偶有提及，也往往是一带而过。笔者认为，当前学术道德研究忽略了知识产权意识因素。检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计算机之父、英国科学家查尔斯.巴比吉(1791-1871)在1830年发表《对英国科学衰落的思考》一文，最早对学术不道德行为做了研究。国内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邹承鲁院士为主的科学家的联合推动。2000年以后，学术道德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随着国内关于学术不端前期研究的逐步积累以及对其关注越来越多，相关的论文、专著和译著数量快速增加。分析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关于研究生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原因，当前学者们一般从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傅立民、孙中华认为，“造成当前研究生学术失范的不但有个人因素，也有制度原因，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学术政治化和经济化是社会大环境，学术共同体内部激励机制的功利化和约束机制的弱化是社会小环境；而部分学生学术价值偏离和道德失范既是学术失范的结果，也是学术失范的原因。”关于主观因素，学者们一般认为主要是“研究生个体价值观念扭曲，诚信意识缺失，学习目的功利化”。更多的学者则归因于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探寻制度性因素。如评价机制不合理，学术规范制度不够完善，监督制度缺位等。其次，是社会环境因素。如整个社会诚信氛围的不足，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以及官本位等传统意识的影响。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当前学术道德研究忽视知识产权因素是一重要缺陷。

一、商业模式的结构

调查发现，实践者很难表达清楚自己的企业为什么会赚钱或不赚钱。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会以商业模式概念作为分析自己企业的认知框架。商业模式成分理论正好是学者们提供的帮助人们理解商业模式概念的阶段性成果。新近发展的五种重要的商业模式理论。这些理论中，有的侧重阐述公司营利的核心逻辑。认为商业模式就是要寻找企业如何成功盈利的深层“因-果”关系。有的则是更注重商业模式的成分与企业家现实的基本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六问题理论更加突出具体的决策，而四成分理论更加注重内在机制的设计。因此，四成分理论更具有理论深度，而六问题理论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交易过程理论与前四种理论差异很大，主要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讨论交易过程的设计如何影响开放式创新。因此我们主要分析前四种理论。我们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将前四种理论加以融合，提出本研究所采用的商业模式结构理论。取四种理论中共同的要素并分别命名为“价值链定位”、“顾客与声誉”、“竞争策略”和“经济模式”。以下将依据共同要素框架讨论知识型企业的商业模式。此外，为了便于聚焦，本文仅讨论“价值网络定位”、“顾客与声誉定位”和“经济模式选择”这三个成分。

二、知识型企业的商业模式构成分析与创新途径

本文所定义的知识型企业概念不完全等同于高科技企业，这里将知识型企业定义为以知识为主要产出的企业。常见的知识型企业包括咨询公司、制药研究单位、石油矿藏勘探公司、医疗机构、猎头公司、法律事务所、设计工作室、广告商、建筑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公司。

（一）价值链定位

尽管都以提供知识（产品）作为创造价值的方法，但知识型企业也存在不同。有些企业通过定义和识别问题，或者通过提供相应的对策来为顾客创造价值。例如律师事务所、审计公司、验光师、心理治疗师、兽医以及建筑监理服务公司；有的企业为顾客识别或定义机会，比如，医药研发机构以及药品开发机构、矿藏勘探单位、猎头公司、人才中介以及风险投资公司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些企业是通过产品概念创新或者产品原型创新为顾客创造价值，典型的是建筑公司、广告公司、工程服务公司、图纸设计公司、软件工程公司和室内设计公司。有研究者分别将上述三类知识型企业称为“诊所型”、“搜索型”和“设计型”。从一个完整的价值网络来看，还需要有一种为上述三种知识企业提供渠道的“渠道型”企业,如出版发行公司和网络传播公司。这样我们可以用四类知识型企业构成一个从问题定义和信息原料供应、到应对策略搜索、再到解决方案(最终知识产品)形成、最后到知识产品提供渠道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链。换句话讲，知识类企业大致都可以以上述四个典型来给自己定位。不过，现实中具体的企业可能同时覆盖其中一种以上的价值环节，这主要取决于行业发展的状况。一般讲，在产业的新兴期，由于行业内的企业少并且分工程度低，所以有些企业甚至覆盖了从价值链开头到结尾的全部过程。

（二）顾客定位与声誉建设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摘要］提出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认为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根据项目组的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职业道德教育是警察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在社会问题冗繁杂糅与警察压力持续增强的语境下，意义非常重大[1]。公安院校承担着培养公安后备人才和培训在职民警的双重任务，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公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合格预备警官，提高受训民警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2]。笔者2022年2月24日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题名“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论文35篇。时间分布情况见表1（P1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P2表示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R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与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百分比），数据不一定完全精准，但具有参考意义。从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

根据笔者“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心态调整策略研究”项目组的前期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在此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如下思考。

（一）发挥学管干部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构建依据：大学职能的践行

高校国防教育是国防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体，具有两者的共同属性，不同于初等国防教育，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国防教育的一般特征和高文化的层次特征。鉴于此，高校国防教育的外延就应该包括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这四种高校国防教育实践构成了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可分割。高校国防教育是一个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系统，其发展动力来自于现代大学职能的践行。现代大学职能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历史表明，大学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演进是大学适应社会的结果。大学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人才培养上，高校通过国防教育应该提升大学生的国防素质，增强他们国防观念和意识、传授国防知识和提高国防技能。其次，在发展科学上，高校通过对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理论体系、出现的新问题等进行研究，以形成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方法。最后，在社会服务上，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部分，高校要充分发挥师资等资源优势，为社区国防教育服务。因此，如何将高校国防教育所包含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大学社区建设整合，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的关键。正是大学这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推动着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它们是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模式的基本依据。

模式内容：“四位一体”

在充分认识高校国防教育的内涵、外延以及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职能关系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具体内容为：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大学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水平的主要标志。学科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它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二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三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国防教育学是研究国防领域里的教育现象，并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理论知识体系。这一科学认识明确了国防教育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国防教育学对国防教育规律的探索所产生的新知识，是国防教育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专门知识。从教育部体卫艺司国防教育办到省教育厅国防教育办，再到普通高校的武装部军事教研室，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庞大的管理、教学和科研网络体系。可见，国防教育学已具备一门学科所必须的三个要素，具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何为学科建设呢？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对于一个研究领域，学科建设主要是通过理论体系的构建使其制度化，然后通过学科设置、学科建制等过程建立起该学科的训练制度与研究制度。

对于一个具体的学科或院、系而言，学科建设主要是指学科群的建设，即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学科建制，从而使得一级学科下面的分支学科不断增多，建制不断扩大，研究的经费更加充足，对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而对一个学校而言，学科建设则主要涉及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学科结构与体系，交叉学科的形成等一系列更为宏观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些有影响的学科群或一流学科，以此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是大学学术组织围绕“国防教育学”而进行的所有建设活动的总称。尤其是指设置专门的学术组织进行制度化的体育科学研究。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通过前面分析，学科建设是整个学校发展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的龙头部分，只有通过学科建设才能增强学校的科研实力，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但学科建设是宏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一般体现在课程建设上。因此，课程建设是学校实现其教学与科研发展的核心。何谓课程？课程是指一定学科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教学进程。国防教育学课程是指以促进全体学生国防素质提升为目标，由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教学活动的总和。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涵盖了国防教育课程目标的确定、教材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师资建设、课程改革和研究等。其主体部分是教学，教学的完善与改进是课程建设的核心。

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国防体育是我国国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高等教育中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当代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对培养未来国家合格的建设人才，塑造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目前主要项目有定向越野运动和射击等，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关键是训练机制和竞技机制的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防教育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在开展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活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解决。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是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设以学校学生、教职工为主体、周边居民参与的“校园———社区”一体化的国防教育体系。它能够将学生的课余国防教育活动、教职工的国防教育活动和周边居民的国防教育活动整合在一起。这一措施有利于大学国防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充分整合大学国防教育工作中的教学、科研、训练、群体等工作的同时，将大学国防教育的外延一一涵盖，并将各项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以上四个部分工作内容侧重点不同，学科建设以科研为重点，课程建设为教学为关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训练为基础，而社区国防教育建设则为群体为服务对象。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模式。科研活动能促进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能接触并创造新思想、新知识和新信息，并在教学和训练活动中传播给学生，有助于改进和丰富教学和训练活动，提高教学和训练水平。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也可以促进科研发展，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能发现教学和训练内容、手段、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科研活动可以围绕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活动。有了以上科研、教学和训练的基础，高校就可以充分整合并利用相关资源为社区群体提供优质国防教育服务。#p#分页标题#e#

摘要：近几年专业学位教育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体系日趋成熟。值得重视的是数学学科教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质量的提升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文章从学生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论文写作过程管理和评价体系进行了分析，对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下，我国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日益重要。因女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在发展历程中面临着家庭与事业相冲突，自身心理压力大，成就动机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因而，需要从教师自身层面、家庭层面、学校层面及其社会层面四个层面上提出可行性对策以此促进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以此提升高校女教师幸福感。

关键词：女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对策

一、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困境

从古至今，“男尊女卑”一直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性别问题也是长此以往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女教师这一特殊群体，一方面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个人义务，另一方面，女教师作为普通的女性则要关注婚姻和家庭所带来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在教育体系下，科研及学术都以相同标准对待男女教师，迫使高校女教师在面临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的同时，承受学校及家庭，科研及生活等双重压力，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使其成功。

（一）双重身份

定位模糊女教师在学术科研及家庭上承担着双重身份，在不同岗位面临着不同的角色扮演，对于学术方面，女教师与其他男教师一样，首先的身份都是一名教师，全身心投入科研与教学中，这其中与其他男教师考核标准，评价标准都是统一的；而相对于家庭方面，女教师则是充当着贤妻良母的身份，主要的精力则在相夫教子等方面。我国历来的性别文化而言，一直流传下来的是，对于男女之间的评价而言，男人主要看重事业，女人主要看重家庭，这也足以影响着女教师所面临的身份及定位。高校女教师作为现代化女性，并且作为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高素质人才，在一定程度希望通过自己专业水平能力及自己科研成果，从此摆脱女教师的困境。但是，在面临晋升等问题方面，男性教师明显占据优势。长此以往的不平衡迫使女教师偏向家庭，从而抑制高校女性教师专业发展。

（二）双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