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范例

摘要:本文采用协整模型，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额、研发投入和投资额变化率对国内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研发投入具有滞后效应，但影响显著。大部分的OFDI研究集中在投资成效、区位选择和出口效应。本文将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研究OFDI对国内三大产业演化的影响。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OFDI);协整模型;产业演化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贸易逆差和化解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对于母国来说是加快产业演化和提升经济效益的主要方式。产业演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从当期的投资额度、长期研发投入和投资节奏的角度来整体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产业演化的过程和规律。当期的投资额可以反映资金流向的产业和地域，研发投入可以反映长期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投资节奏能平滑一些特殊年份的冲击更加客观反映产业演化的变化规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母国产业结构演化还无法量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演化也不清楚。比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田巍、余淼杰，2012)、(李逢春，2012)就省级层面的数据发现投资变化率和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带动效应(蒋冠宏、蒋殿春，2014)、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提升(贾妮莎、申晨，2016)。本文的主要贡献:第一是建立数理模型通过内在机制解释OFDI对母国产业演化的影响;第二是采用近10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投资额、研发投入和投资节奏的视角下，量化产业结构的演化效果，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Melitz(2003)，他在论文中提到对于不同生产效率的企业有不同的选择，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一般在国内销售产品，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产品，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既可以出口也可以在国内销售，可见获取技术和市场的OFDI一般都是本国生产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选择的方式。另外有代表性的是邓宁(200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以上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对于国内产业演化的相关研究还有不足。第一是单一采用各个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这个做法不能充分体现技术和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第二是产业升级也代表着一个国家产业产值贡献率的变化;第三是OFDI的时间长度和变化速率都是产业演化影响不可忽略的因素。综上所述，本文将在模型中重新选择变量来衡量产业演化升级的标准。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选取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现成的模型是没有的。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模型只有通过现实情况来改造，这样才能得到满足要求的模型。本文使用CES生产函数推导模型。(1)Y表示产业产出;y为人均产出;A为技术函数;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总量;δ1和δ2为比例参数;ρ为替代率，取值范围－1＜ρ＜!，m为规模参数。c和ω为K和L的价格。从以往的文献中可以发现，研发投入和投资频率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影响，以此将这两个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到:(2)模型中的变量分别依次解释为:被解释变量lnyi，t代表i产业在t年的人均产出;解释变量lnofdii，t代表i产业在t年对外投资的数额;以及三个调节变量lnchi，t代表i产业t年的投资节奏(以数据选取的第一年为基年)，该变量主要反映对外投资数额的变化情况;lnrdi，t代表i产业在t年所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其中作为模型中最重要的被解释变量y本文做了如下修正:鉴于目前没有统一的测量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如果单一采用各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来衡量不太适合，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有生产效率的变化和就业人数的变化。数据选取了我国从2004年到2016年连续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数据主要来自商务部和统计局的《中国对外投资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Li代表i产业可以吸引到的就业人数，Di为i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3)各产业之间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就我国而言，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产业的较低，为了避免这类差异同时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灵敏度，在这里进行开方处理。

三、数据整理与计量分析结果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and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分析框架

1.理论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论（e鄄clectictheory）。其中，区位优势作为折中理论的重要一环，指东道国拥有一些该国区位环境上的因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因素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在具有所有权与内化优势下，在外国生产的动机。Dunning把驱动跨国公司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要素归结为4个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资源、服务国外市场、重新建构生产行为或改善整体效率与竞争力以及获取与现有资产互补或竞争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比较其他相关理论，折中理论相当具有弹性，它不仅可用在个体的研究，如个别厂商、产业或国家，也可在总体的研究上进行。对东道国而言，区位优势是内生的，东道国并不会被动地等待跨国公司来投资，它能改变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就一国显示出的FDI数据而言，一个已进入一东道国从事FDI的跨国公司，势必已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内部化，也即在考虑两优势后，决定在海外生产。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区位因素（优势或是劣势），对于不同性质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尽管如此，对于东道国而言，营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长期来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东道国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对区位优势的影响上，这从Dunning归纳出的4类区位影响因素也可看出。另外，东道国如能通过若干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以改变并获取区位优势，使得厂商经过内部化过程后投资于该国，则东道国就拥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因此，本文假设在给定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决定内化，并在一国投资设厂，要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定；本研究对象以个别国家为单，并不考虑流入这些国家的FDI国别与性质。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区位因素作为依据，同时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将其区位因素主要分为3类，分别为成本相关因素、投资环境因素与总体经济因素。成本相关因素主要是说明那些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重要生产成本要素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对于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主要是以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为主，并且在海外设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投入成本，两地之间不均衡现象则更为明显。东道国的关键成本要素包括实际工资率、汇率、土地与财产权、当地投入成本、税率、交通成本以及资本使用成本等；投资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开放程度、投资与贸易体制自由化及政治风险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包括所有权政策、税率与补贴、价格控制等，贸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商品关税限制的降低；东道国在考虑总体经济因素时，应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与潜在市场规模两个变量。基于实际资料数据的缺乏，以及技术上的困难，实际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论变量。本文仅选择可衡量变量，并对某些难以量化的变量进行变量替代。在成本相关因素上，本研究纳入两变量，包括实际工资率与汇率；投资环境改善变量采用人力资本与政府效能；总体经济变量采用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与开放度；此外，考虑到区域性经济冲击，还加入亚洲金融风暴变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变量。2.模型设计根据上述变量说明，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本研究将计量模型设计如下：（略）其中，i为国家，FDI为外商直接投资，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GW为实际经济增长率，HC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为市场汇率（本国货币/美元），WAGE为实际工资率，OPEN为开放程度，GE为政府收支余额占GDP比重，D97为亚洲金融风暴（虚拟变量）。#p#分页标题#e#

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转型国家为样本②，样本区间为1997年～2011年，对于四国的样本数据，尽可能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除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外，还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与各国政府相关网站上的资料。表1显示了回归估计结果。实证结果如上表所示，调整后的R2为0.932，F值达到1%的显著水平，Durbinh值显示出无自相关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尝试利用Carree的近似无偏估计法估计动态pandeldata中滞后一期的FDI系数，结果发现，在进行估计过程中，许多数值并未呈现收敛状态，并且出现负向的数值而无法进一步计算，同时，在能计算的范围下，事实上所观察到的计算结果并未产生与原数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本研究并不对原始结果做进一步的修改与推估。根据以上对东欧四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估计，结果发现，9个变量中，仅有汇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开放程度呈现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预期地具有正面影响。汇率方面，东欧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东道国汇率贬值，意味着投资者可投资相同金额便可获取更多的本地资产或雇佣更多的劳工，尤其各国在转型过程中施行大小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旧有国有企业在本国汇率贬值时，外国投资者可以较便宜地购入，因而，汇率对于东欧转型国家具有正面的效果。开放程度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恰好验证了本研究关于开放程度对FDI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方向，即开放程度降低反而会吸引FDI进入，不过其效果并不很显著。另外，东欧国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原因，如东欧国家在1990年前后就开始施行开放政策，允许FDI进入。东欧国家的汇率FDI流入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对于汇率制度就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开放，此四国在现金转换上大抵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设定上，汇率是以自然对数后的数值进行的，其数值相较于FDI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波动，因此未能显著呈现。最后，尽管许多文献指出，低廉的工资与较具效率的行政组织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逐渐发展的同时，人力素质也随之提升，工资因此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抵消作用，尤其这些工资基本上为东道国各部门工资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实呈现。总之，从实证结果可知，东欧四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因而对于汇率的波动影响资产价值特别重视，外国投资也能利用开放程度的下降，转而直接进入东欧国家生产来抢占市场。然而，由于这些转型国家虽然已经历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它们尚处于初期阶段，许多非经济因素仍干扰着各国，若干的影响因素或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其效果。

摘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实力的重要体现，又是决定其在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常态对装备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着深远影响。本文通过调研上海69家装备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资料，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行业、主体以及目标国家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新常态下上海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自身发展特点，针对这一发展现状特点，对未来如何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海

一、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自2003—2007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2014—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平均为6.8%，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国家主席同志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并在同年11月9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将较长时间处于“新常态”的经济状态，它对三大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也包含第二产业中的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生产资料的行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生产和扩大生产提供技术装备。它的综合实力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上海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从生产规模、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到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具有优势。2007年上海装备制造业产值为12554.41亿元，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54.33%。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济陷入低谷，国内外市场规模萎缩，导致上海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效益急剧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产值跌至最低，只有8915.61亿元，比2007年下降29%。随着中央制定的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以及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战略方针的逐步实施以及世界经济的慢慢复苏，我国装备制造业开始逐渐走出低谷，经济效益平稳回升。上海也出台了装备制造业升级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助推上海装备制造业的复苏。2017年，上海市工业总产值达到36094.36亿元，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值为20392.0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6.5%。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所提供的数据，2016年，上海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达251.29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51.7%。而2017年在上海关于装备制造业发展政策的引导和整个世界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上海企业对外投资金额有所降低，备案和核准中方投资额127.07亿美元。2018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上海相关政策的鼓励及完善，上海对外投资规模实现了较大增幅，中方备案投资金额168.7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57.03%，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近13%，继续处于领跑地位。上海装备制造企业也逐步开始对国外目标市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2014—2017年年底，通过并购或绿地新建共投资58.88亿元（按投资当年货币平均汇率折算），投资目标国家（地区）涉及美国、南非、马来西亚、俄罗斯、中国香港、土耳其、韩国、印度、巴西、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上海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本文对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统计，主要包括工业部门中的八个二级分类：主要依据装备制造业中有代表性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统计，截止2017年年底，上海装备制造业上市企业共69家，比2014年增加24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一）近三年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基本平稳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境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本文主要从金融支持的角度谈如何帮助农业“走出去”。

关键词：境外直接投资；农业“走出去”；金融支持

1我国农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1我国农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

我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相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决定了我国农业需要“走出去”。在国家政策上，2017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在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项目中，明确指出“着力扩大农业对外合作，开展农林牧渔等领域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走出国门，进行农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对外投资报告》，2016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境外投资金额为32.9亿元，占比1.7%；历史存量投资金额为148.9亿美元，占比1.1%。农业境外投资占整个境外投资的比例偏低。开展农业境外投资的企业当中，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但民营企业的平均投资金额较小，且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亚洲和欧洲是主要境外投资目的地。

1.2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

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主要由发展改革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三个部门负责。发展改革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是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前置部门。发展改革部门主要负责境外投资项目的备案和核准，商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境外投资企业设立的备案和核准。除涉及敏感国家和敏感行业需要进行核准外，其余绝大部分境外投资只需进行备案即可。在外汇管理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不断简政放权。从2015年6月1日起，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无需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审批，目前除金融机构进行境外直接投资需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相应的批准文件或者无异议函外，其余企业可凭发改部门的备案通知书或者核准文件、商务部门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等材料直接去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外汇登记，外汇指定银行在进行合规性等审查后为企业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兑。外汇管理部门则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业务登记和资金汇兑等环节的事后核查。境外直接投资业务管理部门的简政放权，极大促进了境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提要:近年来，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老挝政府出台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其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是经济特区法令，因为它使外资企业对老挝的投资程序更加简化，外商投资制度更加透明和公平化，正是因为老挝外资管理制度的不断修正与调整，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老挝经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促进GDP增长、带动外贸出口、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就业率增加等方面。本文基于对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分析，从积极的视角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影响

多年来，老挝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不断加强，对外经贸关系不断扩大的同时，吸引外资的环境也逐渐改善，并且颁布和不断调整了外资法，这体现出了老挝政府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来吸引外商投资者。2012年，老挝正式成为WTO成员国，这为老挝参与国际分工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自从老挝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吸引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新兴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成为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

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现状

（一）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为了摆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提升老挝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老挝政府开始从商业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条件。自从老挝新外资法实施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障更加稳固，外资准入要求也更加宽松，使得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快速增长。当前，老挝已经建设有12个经济特区，共计覆盖面积达1.96万公顷以上，成为老挝吸引外商投资重点区域，截至2018年年底，老挝经济特区吸引投资额共计16亿美元左右，共计包含国内外投资企业539家，其中外国投资企业474家。由此可见，外商投资占大部分比例。（图1）从图1可以看出，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从2001年开始不断上升，尤其是到了2005年和2010年分别取得了量的突破，而且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没有缩减，但2011年以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数额起伏不定，然而整体仍保持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多。（图2）从图2可以看出，老挝自2009年开始吸引外资企业的数量一直保持在300家左右，与2001年的61家外资企业数量相比增加了很多。整体而言，老挝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自从20世纪90年代老挝颁布外资法以后，在老挝投资的企业共计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据统计，从2001年开始截至2018年，老挝吸引外资总额累计为318.6亿美元，但是这其中的大部分投资额来自于东亚周边国家。其中，截至2016年，中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共计830个，泰国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746个，越南企业对老挝投资项目为421个。截至2016年，这三个国家是老挝吸引外资的前三大来源地。其中，中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38.7%；泰国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16.8%；越南企业占老挝外资比为9.6%。除东南亚周边国家以外，还有来自日韩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2016年韩国企业对老挝的投资额排名第四位，法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五、第六位，分别占老挝外资比为9%、4%和3.6%。

（三）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投资产业结构。随着老挝吸引外资数量的不断增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老挝投资的行业也表现出了逐渐多样化。例如，以老挝吸引外资的12个经济特区为例，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已经涉及到政府投资、开发商投资以及零售商投资，其中建筑行业的开发商投资额较大，零售商投资份额其次。2018年，开发商投资额高达12.7亿美元，零售商投资额也高达3.49亿美元。从具体行业结构分布来看，商业占外资比例的28%；工业占外资比例的32%；服务业占外资比例的40%，农业等其他产业几乎为零。

摘要：结合现状分析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均衡各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加强省内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均衡对各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等对策。

关键词：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对策分析

一、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2012至2016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增长率分别为10.08%、10.54%、8.92%、7.72%、8.51%。可以看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至2016年持续增长且增速较稳定，即江苏省经济呈上升趋势发展且增速较为稳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持续增长的背景下，2012年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57.60亿美元，增长11.29%。2013年金额为332.59亿美元，减少6.99%。2014年为281.74亿美元，减少15.29%。2015年为242.75亿美元，减少13.84%；2016年金额为245.43亿美元，增长1.11%。由此看出，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减少情况为111.17亿美元，总体下降。2013年至2015年期间持续出现负增长。2016年，虽然有所改善，但只是略有增加，出现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表2）即随着江苏省经济增长，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反而呈下降趋势。

二、存在的问题

（一）不合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2012年至2016年，江苏省三大产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不一，且都不是特别理想。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呈负增长趋势。尽管第三产业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较小，这直接反映了江苏省不同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严重减少，而同时第三产业却有所增长，这种情况与正常三大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步增长的合理结构存在严重偏差。

摘要：本文共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黑山共和国数据缺失，删除处理）当作研究对象，以2010—2018年为时间跨度，来探讨设立境外合作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影响。本文应用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设立境外合作区对我国投资相应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能够起到提升作用。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境外合作区设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所得结果如下：从全样本来看，境外合作区对直接投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境外合作区；对外直接投资；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缔结了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然而，由于国际投资协定数量众多且冗余，它们在应对不断上升的制造成本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环境方面的有效性并不显著。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海外竞争，2005年，我国商务部首次出台了外商投资合作和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的具体措施。同时，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自己的经贸合作区。次年，商务部开始实施相关措施，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可以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为中国企业群体出国搭建一个安全、稳定、有效的投资平台。中国商务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政府主导、企业决策、市场运作”的原则，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从上述会议和相关文件来看，海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假定

构成模型是多期DID模型。设定如下：Yit=β0+β1×did+β2×Xit+βi+βt+εit式中的Yit是被解释变量。did是境外合作区地区虚拟变量over和成立年度虚拟变量time的交乘项，对于建立境外合作区变量over取1，反之取0；国家设立境外合作区后年度虚拟变量time，鉴于境外合作区的建立效应存在滞后性，所以年度虚拟变量在设立后下一年度取值为1，在此以前取值为0。变量X代表的是控制变量。系数βi代表国家个体效应。系数βt代表年度效应。εit代表的是随机干扰项。PSM完成后进行DID分析过程中，对年度效应进行控制。

（二）数据来源

摘要：电子商务是互联网产物，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商选择走出国门，跨境电商便随之而生。选取2011－2016年与中国有国际贸易往来的103个国家，研究跨境电商和华商网络对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华商网络对OFDI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华商网络跨境电商与OFDI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关键词：跨境电商；华商网络；OFDI

1引言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在迅速增长。根据《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流量创下近2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占比达到13．5％。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各种政策以及制度设计也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其中种族网络在OF－DI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海外移民规模也很庞大。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近一千万，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形成了巨大的海外华人人才库，对中国的OFDI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都发挥重大作用，华商网络的发展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对华商网络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开始兴起，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商品交易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电子商务也选择走向国际，随之产生的就是跨境电商。跨境电商因其可以降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对传统的国际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同时跨境电商也促进企业实现规模效应，扩大了国际贸易规模。跨境电商促进贸易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那么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跨级电商对OFDI的作用机制：第一，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电商使得产品拥有更低廉的价格，并且与传统的国际运输相比，跨境电商的出现也促进了第三方运输平台的发展，国际运输的时间更短、运输成本也更低，这些因素使得产品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成本大大降低。第二，跨境电商拥有更加广泛的信息分享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了国际投资过程中的信息成本。跨境电商也拥有更加宽广的分销渠道，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现象。跨境电商第三方交易品台的出现，使得小企业和个人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未来可能国际投资不再只是大企业或是华商网络的特权。但是，跨境电商的交易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风险，例如，平台交易使得消费者并没有亲眼见到商品，再加上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评价标准的差异，使得消费者收到不满意的商品，并且国际交易的退货渠道相对于国内的退货服务复杂得多，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很大的侵害；跨境电商的出现时间较短，不管是单一国家或是国际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都不完善，使得跨境电商的交易过程风险更大。而华商网络则可以克服跨境电商的缺陷。由华商网络促成的交易或投资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依附第三方交易平台，华人之间形成的特殊的信息分享渠道，使得他们在网络社群内就可以交易。而且华商网络之间具有充分的信任，解决了跨境电商的信任危机，减少了跨境电商的交易风险。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网络熟知各国的贸易环境和贸易规则，能够帮助跨境电商选择最好的货源和最优的发货地点，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还可以提高商家的信誉。华商网络还可以帮助跨境电商搜集当地消费者的偏好、市场信息，这可以帮助跨境电商选择最优市场。反过来，跨境电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大量的移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加入到国际贸易的行列里，使得华商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华商网络对于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华商网络对于OFDI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跨境电商作为一种贸易模式，其本身对于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也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成本。传统理论认为，贸易最终会导致对外投资，那么跨境电商作为一种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的贸易模式对于华商网络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国际投资的过程中跨境电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跨境电商会不会同样能够促进中国OFDI？华商网络在跨境电商与OFDI的关系中发挥着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与中国有OFDI往来的10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2文献综述与假设

2．1跨境电商对OFDI的影响

跨境电商是近年来新兴的贸易模式，其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增长点（来有为和王开前，2014）。跨境电商主要通过网上交易，一键式下单，大大降低了不同语系之间的沟通障碍，同样也减少了文化摩擦和信息搜集有关的贸易费用；而且跨境电子商务可以通过采用重新分配运输成本的定价策略来降低成本壁垒，并且可以缩短快递运输的时间（胡以一，2018）。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的跨境电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对中国国际贸易体系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传统贸易方式单一，支付方式也多为现金交易，多有不便。而网上交易支付方式多样化，且近些年来中国的跨境物流也实现了飞速发展，国际贸易的物流模式也在发生着高速的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为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产业链的转型升级（阳群，2016），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外投资是在贸易发展成熟之后才产生的，外贸易有利于OFDI（高扬，2017）。跨境电商对国际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其本身是国际贸易形式的一种，所以本文认为跨境电商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跨境电商对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即跨境电商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国OFDI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