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论文范例

0引言

学术期刊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其编辑出版技术和手段日新月异，学术成果的多媒介融合出版为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快速、有效和多样化的传播平台。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存取出版、优先数字出版、电子预印本出版等技术为学术成果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新的选择，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然而，就在期刊编辑出版人员殚精竭虑地创新出版方式、为满足学术传播而砥砺前行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却出现了抵制学术期刊的声音。更有甚者，有学者采取各种方式恶搞学术期刊。那么，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出版人员，面对学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态度与行为，需要深刻反思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期刊的发展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失误？我们在出版中应该如何改进工作才能满足作者对学术出版的需求？本文基于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案例，试图揭示学术期刊出版中作者与期刊存在的矛盾，并提出解决作者与学术期刊矛盾的策略，以期引起学术期刊同行的关注，共同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

1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案例

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实质是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之间矛盾的表现，是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和办刊实践的挑战。根据作者对学术期刊抵制的性质，可以将其概括为作者对学术期刊评审制度的抵制和作者对学术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1．1作者对学术期刊评审制度的抵制

同行评审制度是保证学术期刊质量的根本。作者对学术期刊质量的不信任首先指向的是对同行评审质量的怀疑和挑战。Sokal事件是作者对学术期刊同行评审进行抵制的典型例子。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Alan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投稿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审稿人在学术上的诚实性。不幸的是，期刊的五位审稿专家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文章经审查后被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轰动。虽然Sokal事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科学的戏谑与挑战，但是，这一事件直接的后果是损害了学术期刊在公众中严肃性、客观性的形象。事实上，研究人员对学术期刊进行恶搞和挑战并不是个例。恶搞论文的事件已经被多次报道。例如，据《中国科学》报道，早在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SCIgen软件，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期刊和会议对机器发明的毫无意义的论文的识别能力，以期刊和会议作为娱乐和嘲讽的对象。SCIgen生成的这些恶搞论文对学术期刊和会议的同行评审制度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据报道，傅立叶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Cy－rilLabbe收集了2008～2013年世界顶级出版社出版的30多本论文集中计算机生成的论文共120多篇。其中，Springer出版的论文中有16篇，IEEE出版的论文中有100多篇。这些大量存在的恶搞论文的被报道，证明了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同行评审中的漏洞，也揭示了作者对学术期刊的抵制态度和嘲弄诋毁学术期刊的行为。

1．2作者对学术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一、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

所谓定量评价也称量化评价，是采用数学的方法收集和处理数据资料，对被评对象做出定量结果的价值判断。定量方法虽具有客观化、精确化、便捷化等优点，但由于它忽略学术评价中某些对象难以量化的品质和行为，不易对评价结果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映。而定性评价则是利用同行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进行评审和比较的评价方法。该方法着重从质的方面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的属性，容易受个人价值观、知识结构等主观因素影响。讲到同行专家定性评价时，以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发源为主持人的湖南省“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认为:“同行评议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评价方法，亦有其主观性、易受人为因素影响等局限。”“同行评议往往可能受到专家学识、见解以及评估过程中态度、感情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当评审专家职业操守出现问题时，同行评议就难以保证评审的公平和公正。”［2］以上关于定性评价局限性的分析，十分准确。正因此，凡是科学的、合理的、公正的学术评价，必然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事实表明:定量评价大都渗透着定性评价的结果，甚至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而定性评价则大多以定量评价为前提、为参考。考察近年来学术评价的实践，量化评价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纯客观数据的简单综合，其实在这些客观数据的背后几乎都程度不同地隐藏着同行专家的主观评价，从未脱离定性评价。如果稍作分析，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定量评价中最受人们重视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除极个别负引之外，大多都是反映了同行专家、学者在阅读期刊过程中，对有价值、有水平的文章及其观点、材料、分析论证的一种肯定。而论文的被转、被摘，也大都是经过了文摘报刊编辑、负责审稿的编委等同行专家认真审阅、精挑细选，具有较高水平、较大价值之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同行专家的认可。而论文获奖、期刊获奖，虽近年来在实践中也出现过某些不公正问题，但总体而言，各级各类的评奖无不是由学科同行专家参与评审完成的，更是直接体现着学术共同体对被评对象质量和价值的判断。另外，点击率、下载率的多少更反映着同行学人对某一期刊关注、阅读及认可的程度。实事求是地说，对期刊量化评价的结果，应当说是对编辑出版原刊的编者、文摘期刊的编辑、阅读期刊的读者以及期刊评优的专家等学术共同体评价意见一次次累加综合而成的产物，而并非只是与专家、学者无关的冰冷的数字。由此可见，一般化地将量化评价排除在学术期刊评价之外，从而将量化评价与学术共同体的定性评价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关于定量评价，指标的选择十分关键。目前，我国在核心期刊评价中，有多指标评价与单指标评价两种体系。［3］两种体系各有优劣，但相较而言，我比较赞同多指标体系。虽然引文法能比较客观地呈现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但摘转率、获奖率等同样也是反映学术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有鉴于此，量化评价应尽量采用多指标体系。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始终比较赞同学术评价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叶继元教授所主张的“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应当坚持国内外通行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他曾讲到:“常用的载文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读者利用率等等文献计量法与专家意见法，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国内也有十多年的经验，可以说已比较稳定，成为必备的方法。在期刊评价中，定量评价具体明确，但单纯依靠数据，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定性评价宏观、全面，但单纯的定性评价，则有相当的随意性、主观性。”［4］由此看来，惟有将定量评价与定性结合起来，才是评价学术期刊可以互为补充、科学合理的优化的方法。

二、学术质量标准与期刊影响力标准

在以往的学术期刊质量标准中，期刊的学术水平与期刊影响力混搭在一起，统称为学术质量标准或业务标准。其实，仔细分析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与期刊影响力，应是两个既有密切关系但又有很大不同的标准:首先，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是期刊自身固有的质性，而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则是期刊学术水平、学术质量以及政治质量、编辑出版质量的延伸表现，是由期刊各项质量因素综合而成的整体质量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客观效果。某一学术期刊，可能水平很高，但由于其学科属冷门问题、偏门专业，就不易产生较大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苏志中教授曾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北京大学学报》曾发表过一篇蒙古学研究的论文，他估计当时国内对该文有兴趣的人可能非常之少，然而就是这篇国内少有人关注的文章，却引起了日本学界有关专家的重视。据说，当年某日本学者访华团到访中国，首先打听并提出要拜访的是该篇论文的作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论文，就常遇到校内外某些学人质疑，认为此类文章不会有人读，大多数人也读不懂。可见，由于学科专业性质的不同，常会影响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大小。另外，某一学术期刊可能学术水平很高，但因其主办单位名头不大、出版地域较偏等种种外在原因，也常常限制其难以产生较大影响力。此外，学术期刊的外在形式(包括论文题目的醒目与否、刊物装帧设计、印装质量等因素)以及传播渠道、发行方式、宣传力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期刊的影响力。可见，期刊的影响力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与期刊的学术水平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同时它还要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并非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其影响力就必然大;一个水平不高的学术期刊影响力就必然小。由此，设计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标准及指标，应将学术质量与期刊影响力分开作为两大标准。期刊的学术质量主要体现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学术水平———包括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五年影响因子，论文被重要文摘报刊的转摘率，论文的获奖情况，等等。关于期刊影响力，1996年新闻出版署评价标准中只列举了产生重大社会实践反响的论文，而未提到产生重大学术反响的论文，［5］有失偏颇。其实，期刊影响力既包括发表后引起国家或地区党政机关重视、被有关领导批示采纳其观点、结论，产生较大经济社会效益者;同时还应包括发表后被引频次高、影响因子位居本学科专业前列，或同时被几家权威文摘报刊全文转载，或获国家、地方政府高层次、高等级奖项者。评价学术期刊，应增设期刊影响力标准，使之与期刊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辑出版质量一起作为评价学术期刊的四大一级标准。关于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的指标，我认为主要有3个:其一为期刊的社会信誉度，评价指标包括期刊获国家、省部以上政府期刊奖、出版奖，被国内外重要核心期刊库收录，被国内外重要媒体、著名专家公开评价等。其二为学术及社会实践影响力，评价指标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期刊发表的论文产生了重大学术理论反响，如年度被引频次排名本学科专业前列，或一篇论文同时被多家重要文摘报刊转载，或获省部级以上高等级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等大奖。二是期刊发表的论文产生重大社会反响，如有关论文引起党和国家及地区党委、政府重视，论文的观点、结论被省部以上领导批示，党委、政府采纳，产生突出经济社会效益。前者如上世纪50年代《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所产生的重大学术理论反响，《光明日报》70年代末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后者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发表后受到时任陕西省长批示，省市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落实其关于恢复秦岭北麓生态植被、以从根本上解决西安供水困难的建议;著名唐史专家牛致功先生《论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从长期流行的8朝、9朝、11朝、17朝说等众多观点的分析考辨中提出13朝说，被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采纳作为对外宣传的标准说法。惟有如此强调对具有突破性价值的代表性论作的评价，才可能准确把握期刊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其三为读者认可度。评价某一期刊，读者欢迎不欢迎应是根本的标准。在以往的学术期刊质量标准及评价实践中，对读者、市场的认可程度多有忽视，这是重要失误。评价读者认可度，其指标主要包括对期刊印刷版的国内外订阅量、发行量，读者网上的点击率、下载量，以及中国知网等海内外传播情况等的考量。

三、学术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

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评价包括学术期刊评价。学术期刊评价是以考量学术期刊质量与学术期刊编辑者办刊水平为对象的评价活动。评价的目的在于考察期刊质量与期刊社(编辑部)办刊水平，总结办刊经验，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学术期刊社不断改进工作，提高办刊水平。学术期刊的评价按被评对象与评价目的的不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评价期刊的质量，二是评价期刊社的办刊水平。前者如学术期刊评优等，后者如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评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遴选等。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以往多以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四个方面为质量标准，从内容到形式对期刊进行全面的质量衡判。而学术期刊办刊水平的评价，除了对期刊本身质量做出评判外，还要对期刊的办刊条件(如主办单位重视与支持的程度，经费与办公条件及人员配备情况等)、编辑部建设与管理水平(如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思想与业务素质、规章制度建设、工作考核与管理状况等)、期刊社经营效果等做出综合评估，以评价其办刊能力、办刊水平与绩效。正是基于上述任务的特殊性，评价学术期刊的主体应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相关学科专家，二是学术期刊编辑专家，三是期刊出版管理专家。由此三方面专家组成的评价组织，应就是学术期刊评价的学术共同体。学术评价是以学术标准为尺度，对学术活动做出水平与价值判断的过程。学术评价包括不同的类型，主要有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含学术成果评奖、学术出版稿件的评选)、学术研究人员的评价(包括教学科研人员职称评审、各层次优秀人才选拔、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任及业绩考核)、学科评估、学术机构评估以及研究课题立项的评审与结项验收等。学术成果的评价主要是评判成果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及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学术人才的评价主要评判教学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及学术贡献;学科评估主要评判某一学科团队科研水平、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及科研创新能力;学术机构评估主要评判学术研究组织整体科研水平、学术贡献及科研创新能力。各种类型的学术评价，其评价对象、评价内容及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所有学术评价的基本依据还都是学术研究成果。由此特点决定，学术评价的主体应是相关学科专业造诣精深的专家。深入认识、理解学术期刊评价与一般学术评价的异同及特点，对于研制科学、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学术期刊评价方案、办法和标准，深入开展学术评价理论、实践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学术评价主体，近年学界十分强调学术共同体评价，这无疑对摒弃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行政主导为主的学术评价制度，将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是重要改进。但是，对于学术期刊评价来说，虽评价的主体主要应为学科专家，但绝不能排斥期刊编辑专家及期刊出版管理专家;多年来各省区市举办的各种期刊评优，教育部名刊名栏评选以及国家出版奖的评选实践也充分证明，期刊评价离不开期刊编辑专家和出版管理专家。

四、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摘要：梳理了出版机构以及作者以外的出版相关者(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的伦理责任。国内行业学(协)会、出版机构和出版相关者应开展更多维度的探索，在期刊出版相关者层面进一步完善治理，制定伦理政策，形成完整的期刊出版伦理生态，促进期刊出版活动全方位规范、多方协调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出版相关者;伦理治理;伦理责任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

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

摘要：文章从工程伦理课程发展历程出发，明确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阐述了环境类硕士生“工程伦理”课程设计、授课方式及考核策略。

关键词：工程伦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多重价值追求，不同利益诉求也会导致人们在工程行为选择上的困境与冲突，从而引发当今社会对工程行为意义与正当性的反思，人类的工程实践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关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伦理活动，这成为“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工程伦理”课程介绍

工程伦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1]。工程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哲学、伦理学与工程学、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门类，在实践意义上，工程伦理为工程师提供了价值性的规范引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工程伦理教育。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是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动下展开的。2014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程呼唤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对话”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上，企业界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不但要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延伸到价值塑造，而且要把价值塑造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启动“工程伦理”课程建设，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伦理”教材和在线课程。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并列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实施人才培养、开展评估评优工作重要依据。可以看出，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中的“标配”。

二、“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意义

传统环境类硕士生培养目标是：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科研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能力。目标对学生掌握扎实的环境专业理论和技术表述较多，而对学生今后作为环境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工程伦理素养和职业道德鲜有提及。环境类专业在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环境问题时能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社会利益公正对待问题、环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义性以及环境工程师的职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与对立引发的工程伦理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环境保护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现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二是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全球性问题，而环境工程主要是保护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会不可避免涉及甚至减损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工程伦理冲突，甚至破坏世界和平或引发局部群体性事件，例如“邻避冲突”与“邻避困境”出现；三是环境污染问题追溯和责任主体确认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典型的难以溯源和界定责任主体，这都对环保工作者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也会涉及很多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四是确立自然环境的伦理地位，工程师需要扭转一味追求技术效益和最大产出的功利观，明确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因此，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任务。

科技期刊是展示创新成果、激发创新思想最重要的载体[1]。据报道，世界上70%的最新科研成果首先是在科技期刊上发表的。科研人员的成果一旦在科技期刊上发表，包括首发权在内的成果权属就得到了同行乃至公众的认可。因此，科技期刊，尤其是高质量的科技期刊深受科研人员的欢迎和重视。就国家层面而言，科技期刊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期刊得到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已达5052种。尤其是近10年来，涌现了一批高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形成了一定的示范带动效应。但是，与美国等西方期刊强国相比，我国科技期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期刊界的永恒追求。《中国舰船研究》是由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该刊现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核心期刊、CSCD来源期刊以及DOAJ收录期刊，是舰船行业唯一的省级“十大名刊”。近年来，该刊在提升学术质量，促进舰船行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将结合《中国舰船研究》的办刊经验，就如何提高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供期刊界同仁交流。

1坚持走特色化办刊之路

特色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邹韬奋先生曾说过：“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那么，期刊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呢？第一，特色取决于期刊定位。期刊的办刊宗旨、读者对象、目标市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期刊的办刊方向。作为办刊人，要始终坚持办刊宗旨、找准期刊定位、坚持为读者提供特色化的内容服务，努力形成办刊特色。第二，特色来源于主办单位。对于专业性期刊，刊物选题应聚焦主办单位的主业；对于综合性期刊（如大学学报），也应聚焦于主办单位的优势和重点学科，通过挖掘主办单位的优质稿源来形成特色。第三，特色依赖于编辑创造。品牌策划、栏目策划、专题策划是编辑创造的重要内容。要通过编辑创造，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切忌“尾巴主义”，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中国舰船研究》自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体现“三个特色”，即军工背景、总体集成、理论与工程应用相结合的特色，强调突出“三个研究”类别，即前瞻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国家舰船装备发展和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需求进行选题，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的实质性转化、提升军工核心能力和促进舰船设计跨越式发展。

2多措并举提升期刊学术质量，助力舰船行业创新

2.1积极跟踪和报道科研前沿和热点

为了落实促进舰船行业科技创新的办刊宗旨，《中国舰船研究》高度关注舰船领域的重要技术方向，尤其是可能孕育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方向。舰船装备研制能力是一个国家装备制造能力的集中反映。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强国，非常重视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从过去几十年来看，导弹舰艇是对鱼雷、火炮舰艇的颠覆，垂直发射装置是对倾斜发射装置的颠覆，相控阵雷达是对传统雷达的颠覆。这些颠覆性技术无一例外地促进了舰船技术的升级换代，实现了舰艇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中国舰船研究》编辑部高度重视对舰船领域重要技术方向的跟踪研究，通过专家问卷、会议研讨等方式研判技术发展动向，及时调整期刊报道重点。目前，舰船行业呈现出以下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

1）数字化

本文作者：罗新录 郭娇娇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本科在读

关于MPA教育入学形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MPA教育入学形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学标准和入学考试制度，涉及入学考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分值权重和生源问题等方面。王海燕[4]通过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对我国MPA招生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发现MPA招生考试宣传力度不够、招生考试偏重分数、复试形式化、生源不稳定、相关政策不配套等问题；提出初试可借鉴工程硕士GCT考试模式，由综合性考试向单科考试转变，同时侧重于考察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的实践能力，在复试中加大复试权重；突出各校专业学位的优势与特色，进一步扩大招生自主权；另外，在生源的数量和质量的研究上，“依托地方政府组织部或人事部门，将MPA教育培养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计划相对接，将MPA招生培养嵌入公务员生涯教育体系”。

关于MPA教育培养方式的研究

朱立言是国内最早研究MPA教育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围绕高层次、实用型的培养目标，应重视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灵活性，教学内容的理论与实践性，强调应用性，在学位论文中切忌脱离实际的空论。随后，国内学者围绕培养内容、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对MPA教育培养方式进行了研究。

朱立言最先提出，MPA教学对象的专业领域差异很大，课程设置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处理共同课、专业课、选修课之间的比重系和学分分配[5]。后续研究者也多是围绕专业课和选修课的课程设置进行研究。娄成武、杜宝贵分析了美国MPA教育和中国MPA教育的特点，提出了在课程总体结构上，核心课程占据核心位置，专业社会实践所占的比重明显少于前者，在方向必修课的设置上，存在划分过细的特点。在选修课程的安排上数量过少。在教学内容上，重学轻用，重教轻学[6]。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后续研究者提出，MPA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应当考虑科学性、系统性、应用性、开放性原则，处理好核心必修课与方向选修课的关系[7]。同时，现今公务员道德缺失日益严重，也有学者提出，应把行政伦理学(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MPA课程设置的全过程[8]。

国内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实践基地等实践性教学方式的研究上。乐章等对我国MPA案例教学出现的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提出教学方法单一，MPA教育主要采用的还是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师生互动的场面并不多[9]。我国十分重视MPA教育中的案例方法的有效运用，但国内所采用的案例或者照搬国外案例，或者结构与内容都较为简单，分析机械化，缺乏实用价值的本土化案例，成为教学的主要障碍之一。围绕案例教学的开发，余为恒，赵海涛提出，应借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做法，“组织专业人士对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收集整理，编撰适合MPA教学的案例库；鼓励学员参加公共管理项目，在参与的同时积累第一手资料，组织学员编撰案例，从而充实MPA教育的案例库”[10]。

【摘要】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国家、社会对高等人才需求量逐步增多，要求高等院校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专业技能、文化素养的教育，而且要将伦理道德教育放在核心位置。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严重缺失，价值观、人生观出现较大偏差。基于此，必须加强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积极探索和研究其可行途径。

【关键词】

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途径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大学生不再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单纯影响，其价值观、人生观正在发生巨大、深刻变化。同时，受到社会不同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大学生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的形成日趋层次化、多元化，对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形成一定制约。高校大学生伦理道德缺失问题十分严重，严重影响到大学生健康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因此，高校加强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迫在眉睫，显得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伦理道德的内涵及理论

所谓的伦理道德，即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需遵循和坚持的道德依据和标准规范。伦理道德能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涉及到人们思想、行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自然地理、风俗习惯、民族宗教、兴趣爱好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加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导致伦理道德的具体内涵和特征有所不同。古往今来，国内外领导人均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形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指出：要坚持爱国主义、塑造民族精神、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为实现共产主义共同理想而不懈奋斗；同志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均对人们所坚持的原则和遵循的伦理道德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念明确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和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提高综合素养。伦理道德的基本理论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和保障，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意识的根源和表现。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特征较为突出，对社会存在的作用表现为反方向。同时，对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二者之间的潜在关系、形成要素、发展规律、基础作用、社会地位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探析[1]；二是灌输理论。社会意识能够以某种固然形态表现在教育者身上，以灌输的方式让教育者理解和掌握。也就是说，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科学、有效的灌输之上；三是内化理论。教育工作者通过帮助受教育主体建立政治、思想、道德理念，在不断学习和理解过程中，逐步达到提升自我、形成自我个体意识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学习和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要完全相信所谓的思想政治、伦理道德基本规范、具体要求，并且能够自觉、自愿以其为思想、道德准绳，严以律己、恪尽职守，最终完整体现出伦理道德的本质。由此可以看出，伦理道德的三种基本理论，不仅对伦理道德存在依据进行了明确阐述，而且对伦理道德的内外部特征进行了系统完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形成伦理道德的理论体系。

作者：胡火清 左芳 单位：九江职业大学公共教学部 九江职业大学基础教学系

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淫”,主张“放郑淫”,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