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治理论文范例

作者：王彩元 单位：湖南警察学院

治安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治安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自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治安学（后一段时间称治安管理学，1998年教育部在进行本科专业目录时又改称治安学。当然，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但为了叙述的方便，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权且将这两个概念等同使用）以来，广大治安学教学、研究人员和事务工作者围绕该学科特有的概念、范畴、学科体系和治安管理业务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索，治安学理论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使该学科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完善和发展。但是，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至今还未建立起来，不仅理论不成熟，而且体系不完善，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治安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当前，教育部组织开展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公安学科有望成为一级学科，治安学作为公安学的子学科成为二级学科之际，积极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基础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笔者认为，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理论的集合，是治安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有机整体。就治安学而言，在理论体系研究中必须或亟待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主要有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性、科学性、本土化等问题。

一、对治安学理论存有疑虑，亟待提高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性认识

治安学有没有理论，有什么样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事情。而且，来自治安（或公安）学其他领域（俗称“体制外”）和在治安学领域内（俗称“体制内”）的学者，对治安学理论存在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反差：来自“体制外”的学者，由20世纪80年代初治安学提出来时的不屑、不认同，转变到后来以至于目前的主动界入、参与，甚至将自己的理论引入到治安学理论中来，比较有代表性有华东政法学院金其高教授的“猫鼠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均平教授的“社区治安群理论”等①；而“体制内”的学者，自国家2008年启动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由于受此产生的负面影响，除少数学者还在坚持外，绝大多数反而怀疑治安学科甚至公安学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如笔者在2010年全国第六届治安学学术研讨会暨治安系主任论坛上提出的“进行应用（术科）研究的越来越多，从事基础理论或纯理论研究的越来越少”的局面。

治安学理论研究出现这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源于治安学理论建设的薄弱。从历史上看，我国虽然正式提出治安学概念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今天治安学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对警察科学的研究，其背景是西方警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产生，以及警察高等教育的发展。[1]然而，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以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编写的《社会治安管理学》教材为标志，并打破了长期以来治安工作无学问（学科）的局面，使治安理论得以真正起步。正是治安学学术研究起步晚，加之本研究领域的人员习惯于从治安管理业务分工的角度或治安管理工作层面来讨论、研究治安学，而不是将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了理论抽象，这就导致了治安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而不是像哲学、教育学、法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因此，有学者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了治安学“理论无特色，概念不系统，专业术语少，知识欠规范”的理论研究现状。[2]继而，有学者针对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试图为治安学理论研究“号脉”、“开处方”。①当我们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治安学有哪些理论？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首先是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任何学科理论的生成条件有三个：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发达的文化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治安学理论的生成条件也不例外。第一，我国有丰富的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经验。综观我国3000多年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从以夏启“家天下”政权的确立为标志，经过夏、商与西周三代的发展，逐步孕育出一种政刑不分、军警一体的国家维护社会治安的管理体制开始，经历了封建社会和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到新中国更加丰富的治安管理、治安防范和刑事司法实践以及不断改革创新的经验，为我们进行治安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材料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第二，我国有较高度发达的治安文化。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与治安活动、治安思想有关的治安论著《显学》，以及东汉时期的《史记》。此后，历代的统治者和治安实践人员在长期的治安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安对策和管理方法，并不断系统化、理论化，使中国古代治安管理活动的文明化、科学化水准始终居于世界前列。20世纪初，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组建全国警察机构，引进西方的治安管理制度，兴办警察（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量翻译、出版西方警政理论方面的著作。此后，我国学者开始对中外治安学与警政理论进行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操作性较强的教材，如《警察勤务须知》（1928年）、《行政警察》（1929年）……《派出所工作教材》（1956年）、《治安管理工作》（1981年）等，并成为了治安学诞生的先奏曲。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当时公安部公安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治安秩序管理》、《治安基层基础概论》②等9本治安管理业务教材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经过30多年的发展，治安学研究课题与内容一直紧扣时代的脉搏，为治安实践服务，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反映治安实践及其基本规律的教材、专著、课题、论文（集）。[3]第三，治安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我国16所部属、省属公安（警察）本科院校均设立治安学系，并开设了治安学本科专业，有的还招收了治安管理与安全防范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然而，在我国的学科设置中，治安学一直被作为管理学门类中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所属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学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治安学科的这一定位，已经完全不符合当前治安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也不适应社会对治安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因此，以我国公安工作中具有预防、发现、控制犯罪职能的社会治安控制与安全防范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治安学科，作为我国急需发展的最具有公安特色的学科，需要有更丰富、更厚重、更科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学科层次，以满足更多层次或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p#分页标题#e#

其次，治安学有哪些理论？所谓理论，《辞海》的解释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理性认识”。[4]综观治安学理论发展过程，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广大治安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近30年地潜心研究和不断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治安、治安管理、治安秩序、治安管理原则、治安管理手段、治安管理方法、治安管理措施、治安效益、治安管理主体、治安管理客体、治安管理对象、治安勤务、治安防控体系、户政管理、公共复杂场所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群体性治安事件、治安案件、安全防范等基本概念或范畴，以及由这些概念或范畴所包含或衍生出来的治安问题、治安巡逻、堵截、盘查、安全检查、安全保卫、户口调查、户口迁移、大型群体活动、管制刀具、交通疏导、消防监督、治安区域控制等一系列专业术语。同时，还形成了“治安管理主客体关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警务”、“治安工作社会化”、“治安动态稳定”、“治安秩序控制”、“治安防控体系”、“治安效益及评价”等原理或理论。①这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原理或理论，是行政管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所不能包容或取代的，其中有的原理或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治安实践并指导着治安实践。

一、构建具有军队特色政治学专业课程的新体系

始终围绕合训人才培养目标，服务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将本专业所有课程分为两大系列。理论系列课程旨在使学员系统掌握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应用系列课程旨在使学员运用基本理论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员从事实践工作的能力，构建了文理交融、指技兼备、军地相容的课程体系。具体地说，在课程类型上，构建了必修课(约占85%)、选修课(约占15%)、自修课(不计入总课时)三位一体的人文社科基础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体系;在课程功能结构上，设置了公共基础课程(约1600学时)、技术基础课程(约850学时)、专业课程(约150学时)三大系列课程。其中公共基础课程按照学科背景设置4个系列: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列、军事基础系列、自然科学系列、公共工具系列;技术基础课程包括支撑武器系统的相关技术体系和相关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课程;专业课程围绕国际政治学与国防政治学两个模块设置相关课程，体现了知识的综合性、技术的集成性和军事的应用性，使课程体系更符合“合训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专业骨干课程是政治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每年选取若干门政治学科骨干课程进行专项建设。比照国内一流大学政治学专业课程建设标准，制定了详细的课程建设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针对既有的教材不能适应“合训政治学专业”建设要求，我们成立专业教材建设指导小组，按照“文理交融、指技兼备、军地相容”的思路，先后派出3个调研组，深入地方著名高校、基层部队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对教材进行修订和完善，并及时将政治学理论、信息化战争、体系作战等前沿问题引入教学，建立了一批体现政治学学科要求、与军事斗争准备密切相关、部队建设急需、有较高军事技术含量的专业教材。同时，建立了教材内容更新机制，及时将新理论、新知识和部队基层建设新经验，纳入教学、进入教材，初步形成了必修课与选修课教材相配套、教材与讲义相结合、文字与多媒体课件等电子教材相衔接的教材体系。

二、构建“学科、教学、科研、团队”合力育人的新机制

坚持以“学科”为支撑，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以“团队”为基础，建立了学科建设与条件建设良性互动、科学研究与团队建设互相支持的机制，促进教学科研向育人方向聚焦，推动学科团队为人才培养服务。

在“大政治学”学科视野下，“合训政治学专业”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军队政治工作学等三个一级学科为依托，以国际关系硕士点、国防经济硕士和博士学科点、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和博士学科点以及军队政治工作学硕士和博士学科点等相关学科点为支撑，大力加强了“合训政治学专业”建设的学科基础。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我校“合训政治学专业”确立了“大国外交与国际安全、地缘政治与周边安全、执政党建设与政治安全、军备控制与太空安全、国防制度与军事安全”等5个学科研究方向。依托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和研究平台，积极探索政治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建设了一支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突出的教学科研队伍，取得了一批军内外较大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与专业教学相结合，围绕教学搞科研，搞好科研促教学。8年来，政治学专业教学团队成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课题1项;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和后期资助课题等10项;出版了各类学术专著和教材12部;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60余篇，相关学术成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政治学专业教学团队强调将研究成果以专题教学的方式进入教学，提高了教学质量。其中一项获全军教学观摩一等奖。

近年来，我国公共治理领域改革和实践如火如荼，医疗、卫生、体育、教育、行政、环保、治安、扶贫等领域均迈出了治理改革和创新的步伐，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关于公共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热情高涨，产出一大批优秀的成果。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管理的研究主题逐步实现了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向［1］。那么，我们的公共治理研究进展情况到底如何?目前，已有学者对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评估。文宏［1］、陈振明［2］、张康之［3］、孙晓春［4］、施雪华［5］、陈天祥［6］、周燕［7］等学者就公共管理的研究主题及研究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景怀斌［8］、朱春奎［9］、王洛忠［10］、陈那波［11］、托尼•布瓦尔德［12］等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和阐释。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视角看，公共治理研究是对公共管理研究的传承和发展，公共治理是新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演化出的新的研究主题。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和未来研究的关注重点是什么?目前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如何?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如何改善我们的研究范式?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基于研究的相关度及期刊的规范性、权威性情况，本文选取公共管理学科国内四本核心期刊《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公共管理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作为研究样本。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文献选取，时间设置为2001－2017年，词频设置为“模糊”，按照篇名带有“治理”或“公共治理”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相关文献907篇。考虑到研究的精确性，人工剔除掉会议论文、书评、访谈、新闻报道、征稿启事、研究综述、会议综述等文献，又去除掉重复文献，最终得到样本论文803篇。

(二)分析指标

基于研究需要，本研究拟选取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析:一是研究关键词。主要考察研究主题分布情况，用以分析得出研究的类别和研究的热点。二是研究群体。主要考察研究者的工作单位信息，以得出研究者的群体分布情况。三是研究类型。主要考察研究的论证信息，以得出研究的方法取向和逻辑思路。四是研究目的。主要考察研究的目标取向，研究是基于概念介绍还是为实践部门决策提供建议参考。五是研究获得的支持。主要考察研究中获得的各级别基金的资助信息，以得出研究获得的支持情况。

(三)研究方法

一、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

综观整个80年代，我国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从对苏联相关文献的翻译，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深入介绍研究国外青少年法制教育举措，重点反映国外(主要是苏联)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视，希望我国也予以重视。第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单纯重视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协调好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之间的关系，强调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会的责任。此外，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场所与方式。第三，明确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诞生期，出现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相关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较广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鉴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场所和方式的。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来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是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诞生期。不过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尚处于法制的初创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还不足，有待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发展期

进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明显的表现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围绕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理论水平的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这一问题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证研究的出现，开始出现了以某一地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现在:第一，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学校教育存在失衡，学校之外大环境恶劣，家庭教育不当是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碍。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对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学习法律常识，实行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强综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为规范教育的必然选择，而法制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对策性建议，即以学校为中心，依托社区，包括边缘青少年，进行规范性教育，构筑法制教育的管理体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过分依赖学校、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首次出现了对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认为加强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点是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目标是使全体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护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切实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培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校园秩序的观念;学习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的文章讨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表现在:第一，结合具体地区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随着上海社区化的过程，上海市通过积极探索社区化的过程，努力开展针对青少年进行社区化法制教育的实践，利用华东政法大学等研究优势资源，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第二，结合具体地区的调查型研究。共青团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员赴沧州、衡水等地进行了专门调研，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相关原因。最后结合法制教育的相关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实证研究在当时应当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许多问题与建议都是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对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体判断不甚准确。此外，媒体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报道与宣传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报道内容简单通俗，易于理解，对青少年法制教育走进普通人的视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采访相关专业的专家也成为一种凸显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荣期

进入21世纪，青少年法制教育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体现。这一时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进入繁荣期，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专门以青少年、青年群体为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的繁荣

摘要:分析了水利科研院所安全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梳理了水利科研院所大型试验场所风险、基建和修缮项目的风险、危化品管理的风险、野外现场作业的风险及科研信息保密安全的风险，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的建议和对策，为水利科研院所和高校完善提高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关键词:新形势;水利科研院所;安全生产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论述了安全生产红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期水利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1］。“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改革发展的总基调，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加强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强监管就是从严落实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实现“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的重要途径。水利科研院所是创造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基地，为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引擎和关键动力［2-3］。长期以来，部属、流域和地方水利科研院所承担了水利水电行业绝大多数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几乎所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任务，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工程技术咨询、评估等科研工作，广大水利科技工作者真正做到了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但是，我国水利科研院所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也很严峻，相比过去，现在的科研院所已逐渐成为综合性水利水电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心，已从单一的科学研究逐渐扩展为科学研究、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及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的综合院所，下属的单位不仅包括传统的研究所、中心，还有技术服务的科技企业、施工企业、制造加工工厂及后勤企业，存在的安全问题不少，安全管理中也存在诸多挑战［4］。一是大型试验场所和危化品管理的风险，水利科研院所实验室几乎包括大型力学物理模型试验、危化品安全、压力容器安全等各类安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实验室所发生的典型事故中，火灾和爆炸性事故居多［5-8］。近年来比较严重的安全事故发生在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在科研实验时发生爆炸事故，3名参与实验的研究生不幸遇难。二是野外作业的风险，科研人员需要经常外出到山区、江河湖泊区域进行试验、采集水样、测量、检测等外业工作，工作环境恶劣，风险较大。三是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科研院所紧跟工程和科研需求走出国门，同样存在政治安全风险、恐怖袭击及医疗卫生方面的安全风险。四是网络信息安全、保密安全、治安消防安全及交通安全等问题也是水利科研院所管理长期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1水利科研院所面临的风险

1.1大型试验场所的风险

我国水利科研院所大多拥有多个不同功能的试验基地及试验厅，一般包括泥沙试验厅、力学试验厅、水力学试验厅、抗震试验厅及大型离心机试验厅等。这都是开展物理模型试验的重要基础条件，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建设的迅猛发展，现阶段试验厅正在朝大比尺、复杂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9］。随着科研业务的增加，大型仪器设备的共享共用，试验大厅具有试验任务重、科研人员组成复杂、管理难度大、安全隐患风险高等特点。加上试验厅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各类人员(科研人员、技术工人、研究生及外来参观检查人员等)身份复杂，各种模型制作过程中动火、临空、临边等安全隐患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0］。一是实验环境管理混乱，实验所用的原材料和成型的大型模型、待拆除的旧模型等堆放杂乱;二是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应急通道不畅通、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安全警示标示标牌设置不规范;三是由于部分科学试验需要连续观测，存在实验工作区、生活区、加工生产车间与仓库等共存的多用途建筑，安全风险明显加大。

1.2基建和修缮项目的风险

第一篇

一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街道坚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好字当头，先行先试”的工作主线和区委、区政府“三个优先发展”，打造“四个服务中心”的工作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抢抓机遇，开拓创新，较好地完成了年初预定目标，推动了街道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

一、主要做法及工作成效

（一）坚持好字当头，街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3年，街道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落实“好字当头谋发展”的工作要求，找准发展定位，理清发展思路，抓住发展机遇，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举措，推动街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3年，街道完成财政总收入17838万元，完成年计划19000万元的93.88%，同比增收751万元，增长4.40%；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9978万元，完成年计划10680万元的93.43%，同比增收385万元，增长4.01%；中央级财政收入7860万元，完成年计划8320万元的94.47%，同比增收366万元，增长4.88%；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39794万元，完成年计划139767万的100%；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07094万元，完成年计划117576万元的91.08%；外商实际到资880.3万美元，外商实际到资（按验资报告统计）367.5万美元，完成年计划350万美元的105%；海关出口总值5010万美元，完成年计划6000万美元的83.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564万元，完成年计划6564万美元的26.3%，招商引资14198万元,占全年招商引资任务8500万元的167%。

1、以实施项目带动为载体，不断增强经济后劲。以项目引资、项目建设带动经济的发展，加强辖区房地产开发在建工程跟踪，建立目录库，并把跟踪任务分解细化落实到社区和个人；注重长线投资，在项目规划设计中留住空间，吸收更多企业、商家落户，重点跟踪伟润房地产开发项目（40亩地）的商业开发、街立交桥边原医药公司综合楼和南少林寺片区改造建设大型三产项目，把它作为街道经济增长点。

2、以改进招商理念为契机，不断提高招商引资质量。改进招商引资方式，以服务引资招商为纲，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建立健全网络招商体系，创新理念，突出产业链招商，以企引企，以商引商，提升招商引资实效，提高多易电脑城入驻档次，引进新品牌，重点引进台湾电脑及动漫企业；坚持从小处、从细微处入手，抓大不放小，树立一个店面、一套房子、一间写字楼也是引资载体的意识，继续跟踪青年大厦（已基本完成前期招商，民生银行、齐鲁证券、中海集装箱物流、绿洲餐饮、泰康人寿、鸿泰科技等6家企业有意进驻），促进企业、商家尽快投入营业；落实专人负责协调各个项目，争取在区政府协调下，顺利解决多易电脑城商家税收同福厦两地接轨的问题，让入驻商家真正落地经营。

作者：汪耀明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一、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极为重视立言不朽，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正是为了立言不朽，司马迁甘受屈辱，百折不挠，努力著书立说。《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分别谈到“成一家之言”及其具体内容，即是对六经异传、百家杂语进行总结，搜集遗佚的文献资料，探究自然与人事的至理，通晓历史变化的规律，写成有独特的完整体系的著作。因此，《太史公自序》概括了《春秋》的笔法，同时表述了写作《史记》的指导思想。为了阐说治理社会的基本法则，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辨明是非，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表彰与批评，比之空发议论要深刻、切实、明白、显著得多。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正是这样，“藉人以明史”(《饮冰室合集》第九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20，因事而见义。如“巨鹿破秦，鸿门张楚，高祖还沛，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水浒资料汇编》卷一汪道昆《水浒传序》)［2］3。这些精彩的篇章展现出一幅幅历史和现实的图画，浸染着司马迁的褒贬之意和爱憎之情，也显示了他是自觉继承和发展《春秋》的写作传统的。

为了真正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理想，司马迁在长期的创作活动中，注意收集资料，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实事求是。《报任安书》强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2735。作者广泛获取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尽可能地建立和扩大写作的材料仓库。他博览众多的书籍，收集重要的文献。《太史公自序》谈到《易》、《礼》、《书》、《诗》、《乐》、《春秋》的特点与长处。这表明作者只有阅读和理解这些典籍，才能比较正确地论述它们。《史记》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礼书》、《乐书》叙述文化生活的情况;《河渠书》描写武帝时治河的场面;《平淮书》涉及武帝时经济和政治的问题;《货殖列传》“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管锥编》第一册)［4］382，谈到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匈奴列传》、《南越列传》、《闽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等记载周围各国和民族的历史。这又表明作者如果没有详细地占有资料，充分地了解情况，就不可能以空前的规模出色地反映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史记》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和细节描绘等方面，在写人叙事的材料方面，在语言风格方面，都从《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获得丰富的教益和有用的东西。这还表明正因为作者熟悉和掌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所以能够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开史传文学之先河。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作《史记》是与网罗天下史料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栾城集》)卷二十二《上枢密韩太尉书》)［5］477，体验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漫游的经历对司马迁积累生活的各种知识和打下写作的良好基础，是极为重要的。

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积累洋洋大观的历史资料和写作素材，而是进一步辨别书籍记载和遗文古事的可靠性，从而考察历史上成败兴衰的规律。《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6］2121考信是司马迁处理史料的原则。虽然他主张以六艺即六经为考信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在处理史料时更着重通过自己对文献资料和写作素材的考核辨证来确定其可信程序。作为富有理想的史官，他深知写作信史的重要性。他依据左图右史，更注重实际考查勘察，调查人物和事件的全部历史，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孔子世家》载，“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6］1947。《屈原贾生列传》载，“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6］2503。《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6］2629。类似篇章不胜枚举。它们足以证明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分辨真伪，去粗取精，掌握了真实可靠的材料，加深了对所写人物和事件的了解。特别是《项羽本纪》肯定了项羽推翻暴秦的功绩，也批评了他弃智独专和迷信武力的过错，反映了作者如实记载和公正评论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正因为司马迁按照考信的原则处理史料，安排素材，调查研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对社会经济生活有所注意，对陈胜等人反抗暴政加以肯定，对世俗所谓的“天道”表示怀疑，从而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由于司马迁编撰《史记》时能够秉笔直书，注重翔实可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就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2738实录的确是司马迁写人叙事的基本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写作时坚持实事求是而决不虚美隐恶，这是非常可贵的。实录的思想光辉照耀着后世成千上万的作家前进在我国古代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们自觉遵循实录原则，努力写出各个时代的名篇佳作。

二、提出发愤著书

现台湾地区有台湾警察大学和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两所专门从事警察教育的单科性学校。前者为本科层次的警察学校，主要负责培养警察干部（警正三阶以上职务）；后者为专科层次的警察学校，主要负责培养基层警察（警正三阶以下职务）。十多年来，两所警察学校在重视和加强对学员警察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创新开展警察的通识教育，已成为台湾警察教育的特色与优势之一。特别是台湾警察大学作为台湾地区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在“提升警察学术水准与地位，培养更多警界优秀人才”宗旨下，实现了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及人格教育三方面的兼容并蓄与平衡发展。

一、台湾警察学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及特点

（一）以塑造“全人警察”的理念确定警察通识教育的内涵，服务警察的全面发展台湾警察大学作为该地区培养警察干部的最高学府，鉴于警察学科专业体系的不断细化、深化可能导致的专业能力过分狭窄的弊端，确定了塑造“全人警察”的理念，以此来辩证地处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他们认为通识教育的核心意义应该是一切教育活动都要以人为主体。在当今社会迅速发展变革之下，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等自我认同的思想与实践。因此，无论哪一领域的大学教育都应培养满足于该领域期望的专门人才，即所谓的“专才教育”。然而，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并不相违背，反可以相得益彰。通才教育重在提高整体素养和明确方向，其作用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专才教育则重在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养成，其作用在于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因此，通才教育是“道”，专才教育是“器”，“道”是“器”落实的基础与根据，“器”是“道”的具体实践过程。有了“通识”便可使得“专家”不只流于“专技”，更能“由技进道”，更能提升“专家”的创造能力。基于以上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台湾警察大学始终注重发挥专业教育与人格教养的双重效应，多措并举以实现通识教育的三项功能，即跨领域学习，整合所学，建立独特与创新的见解；提升人文艺术涵养，使“专才”与“通才”融合发展；加强执法伦理与人道信仰，引发自律向上的自觉意识。

（二）设立通识教育中心，构建优秀教师团队台湾警察大学为发挥通识教育的功效，加强通识教育的统筹规划与整体发展，专门设立了负责通识教育的机构——通识教育中心。该中心的设立宗旨是希望兼顾大学教育与警察教育的双重目的，统筹文、理学科的相关性与整体性，避免过分追求专业化或功能化导致片面看待个人发展或事业进步，以及不断滋生本位思考问题的弊端。同时，考虑到对警察干部应培养组织及逻辑能力的需要，以及面临警察科学不断充实发展的现实需要，应通过通识教育使警察干部具备领导才能及运用多领域警察科学的素养。总之，设立通识教育中心的目的是跟随社会环境迅速发展变化及人们思维观念转变的需要，服务于培养出更具前瞻眼光和心灵开放的警察人才。警察通识教育中心集中了校内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师资源，同时采用专任与兼任相结合、相对固定与因需选用相衔接等多种形式、渠道组建了教学团队。现通识教育中心有专任教师8名、兼任教师11人（承担固定的教学任务）及聘用的退休教师2名。此外，警察大学各专业系及行政部门的教师及管理人员根据自身的学术特长承担一些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或定期及不定期开设有关通识教育的学术讲座、专题研讨。通识教育中心还在台湾其他大学、学术机构及社会学者、专家中聘用人员参与通识教育的各项活动。

（三）设计了覆盖面广、结构合理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发挥课程教学的重要作用台湾警察大学对通识课程的规划原则是以支持未来实际从事警察工作的要求为主线，其立足点不在于扩大通识课程的数量，而是在于所开设课程的品质，力图通过对通识课程的归并整合，形成警察大学的特色通识课程体系。目前，除开设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通识性质必修课外，还设计规划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语文”四大类通识教育课程，包含文史、语言艺术、哲学、社会、应用科学等学科。每一类中又包括若干个子类课程组合，每个子类下含若干门课程，如人文艺术类包括哲学（含哲学概论、逻辑推理、孙子兵法、当代哲学理论共4门课程）、文学（含中国文学选读、台湾文学选读、台湾小说与电影、当代欧洲人文、日本生活与文化、推理小说选读共8门课程）、史学（含台湾史、台湾治安史、台湾政经发展史、历史人物评价、欧洲历史与文化共6门课程）、艺术（含世界艺术史、艺术欣赏、电影与文学、神话与艺术、戏剧与人生、文化创意产业共6门课程）四个子类，社会科学类包括政治与经济（经济学概论、警察与国家发展、台湾政经与两岸发展、经济与生活、个人财物规划、警察人际关系、警察未来学、执法与人权保障、执法伦理与领导共9门课程）、社会与生活（含公共关系与行销、警察与大众传播、口语传播技巧、社会流行病学、生涯规划、爱情心理学、公益组织与社会、新移民家庭、情绪与压力管理、恋爱与婚姻等11门课程）两个子类，自然科学类包括环境与生态（含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生态、全球环境变迁导论、生命科学新知、人生智慧与密码、大脑与情绪、食品安全与风险、芳香疗法乐活学共8门课程）、咨讯与科技（含现代科技概论、科技与生活、资讯与法律、资讯素养与伦理、数字资源检索与运用、网际网路应用、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影音短片制作、资通科技发展、鉴识科技发展10门课程）两个子类，以上以警察大学第81期通识课程一览表为例。

除相关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列入必修课的通识课程外，上述的近100门通识课程主要以选修课的形式供学生自由选择。但对选修的学分及选课的种类有明确的要求，如警察大学规定学生在大学毕业前，均至少需选修八学分以上的通识教育课程，且人文艺术类、社会科学类及自然科学类至少选修一门。此外，台湾警察大学还十分重视开设具有本地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通识课程，如开设有台湾文学选读、台湾小说与电影、新移民家庭等课程。除上述通识教育课程外，台湾警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为丰富学生学习资料，还组织建设了系列性的网上通识教育资源库，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堪为其特色之一。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尽管其承担基层警察的培养任务，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派出所，学制（两年）也相对较短，但对开展通识教育的作用有很高的认识，这一点在教学课程设置中予以充分体现。以刑事警察科（专业）为例，整个课程体系包括共同科目、专业基础科目、专业核心科目和校订选修科目四部分，其中课程共同科目主要为通识课程。除体育技能外开设了数理学群、艺术学群、艺术概论等通识必修课，学分达14分；专业基础科目、专业核心科目共有10门课程，两部分的合计学分为22分。此外，在校订选修科目的27门课程中，有一半左右的课程为通识课程，其中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警察伦理学、警察人际关系等，形成了必修与选修既相互补充又相互衔接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四）课上与课下互动、多部门联手，推动通识教育与学生活动相结合台湾警察大学在开展通识教育工作中，注重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课上教育与课下活动相结合，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并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和规范。例如，通过规划通识教育课程或科目的方式固定某些通识教育的内容，对某些不宜固定的课程或科目采用校外活动的方式进行，诸如领导能力训练、生活教育等。此类课外的活动由学校的学务处和学生总队负责，通识教育中心予以配合，双方形成通识教育的合力，确保取得实效。学务处和学生总队在通识教育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常组织系列的学生活动推进通识教育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使学生的课外活动有序规范进行，如《学生生活教育座谈会实施须知》、《学生辩论赛实施规范》、《学生演讲实施规范》、《学生历史人物评价比赛实施须知》、《学生时事座谈会实施须知》等。（五）开展多种形式的通识教育学术活动，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交流平台组织丰富多彩、师生互动及校内外结合的多种形式的通识教育学术活动和教学观摩活动，是台湾警察大学通识教育的又一亮点。学术活动的主题内容广泛，并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调整研讨的重点和方向，如2008年举办的警察通识与专业学术研讨会、2010年举办的第七届警察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2011年举办的第八届现代警察应有之素养学术研讨会等。对每届研讨会征集到的学术论文均进行整理汇编，在网站上制作成系列的参考资料，供师生学习和交流使用。同时，警察通识教育中心为提高通识教育课程的质量及教学效果，每年举办一次教学观摩会，广泛进行教师间的教学相互交流和探讨，相关资料亦在网站上开放共享。此外，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编辑出版了《警察通识专刊》（每年发行一期）。该校在阐述办刊宗旨时强调，为发扬通识教育理念，暨实践全人教育的理想与提升警察的人文素养。通过《警察通识专刊》这个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与载体，强化警察执法的伦理及人文素养，期望汇集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借助艺术陶冶、人文、史哲、生命科学等培养全人教育的警界人才，在培养警察专业知识外增进警察的公民素养、人文关怀、创新思辨、行政管理及宏观视野的能力。

二、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