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分析论文范例

摘要：从培养惯例来看，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的课程通常以专业选修课为主。但在实践中专业选修课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客观原因在于，高年级学生的时间有限，必须针对这一具体情况设计信息更加密集，转化效率更高的课程。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门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视和优化。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作者：赵仲明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学术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准确掌握我国水文化研究的新动态、新形态、新业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检索对象，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检索出来的关于“水文化”的论文，从学科分类、发表年度、文献来源、关键词、研究机构及论文影响力诸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为构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论基础，推动水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关键词：学术期刊；文本建构；研究

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最直接、最活跃的平台之一。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旗下三大文献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英文期刊在这三个系统期刊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88.58%、89.25%和22.25%。可见，英文期刊举足轻重，无论是关注学术动态，还是欲、增进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表达，研究英文期刊论文的文本建构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目前，关于英文期刊论文的摘要、引言和结论部分研究比较充分，但方法部分研究不足，而研究的创新往往就是从方法开始，因此期刊论文方法部分的文本特点和建构方式，对文献阅读者和撰写者的意义不言而喻。文本作为对现实的反映，其特点会在学科与学科群的对照中更为凸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博学文库”新近专著《学术期刊论文方法部分文本建构研究》，就旨在对照和揭示不同学科群、不同学科的英文期刊论文方法部分的文本特征，考察它们的生成机制，以形成对学术语篇研究和学术英语教学的实证支撑。

该书基于作者自建的大型英语学术期刊论文方法部分文本语料库，采用了文本分析、统计学分析和专家访谈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词汇层面上，它采用语料库语言学与Coh-Metrix分析工具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词长、词汇多样性、词汇密度、高频实词和主题词特征。在句子层面上，该书借助同样的分析手段，描述了句长、句法复杂度、主位结构、主位推进模式等变量的特点。在语篇层面上，它主要结合体裁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考察了段落长度、可读性、衔接、语步结构和话目分布规律；在分析语篇建构的心理因素时，作者采用专家访谈法对方法部分的重要性、该部分与论文其他板块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语料样本等问题进行探讨。最后，该书还从主体、对象、方法、受众、规约和反思等六个纬度探讨了所涉五个学科群的学科性和学科间性特征。

通过这些研究，该书尝试回答了一些问题，如在不同学科群和不同学科中，期刊论文方法部分在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上的异同；不同学科群、不同学科在方法部分的语言选择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方法部分文本建构的方式；学术语篇对科学研究的建构作用及其在文本中的体现方式。

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如前所述，关于期刊论文文本的现有研究大都关注论文的整体或其摘要、引言和结论板块。该书首次深入、系统、大规模探讨方法部分文本建构，将文史哲学科和数学、统计学等或注重思辨式内省，或注重形式推理演绎的学科纳入，并在量化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质性分析。这样的研究角度，在已有研究中也不多见。

总之，该书是一项实证研究。它基于作者自建的大型英语学术期刊论文方法部分语料库，综合运用语言计量学和第四代语料库语言学技术，就38个变量对5个学科群、20个学科的期刊论文方法部分文本进行了多维度描写与分析，归纳出不同学科期刊论文方法部分的词汇、句子和语篇特征，并从学科性和学科间性视角阐释期刊论文方法部分的文本建构机制，以期助力学界深入研究学术语篇，并为特殊目的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提供借鉴。

一、医学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的目标首先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类成员、一个合格公民，进而成为“完整的人”。通识课程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伦理学等课程，能够促进学生人格的陶冶、心性的培养、精神生活的提升，对于实现学生的完美人格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美国50%以上的医学院校开设了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人文等课程，开阔了学生视野，对于学生健康成长与完美人格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医学院校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1.部分学校对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不科学。在不少人(包括学校领导与管理人员)看来，通识教育就是让学生广泛地通晓各种知识，开阔学生视野，扩大选修课的范畴和数量成为许多学校不谋而合的选择。对此，牟宗三先生指出，“通识教育不是叫个人懂得许多，自然科学懂一点，人文科学也懂一点，美术音乐都懂一点，这样的话顶多不过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你自己可以到图书馆去翻……”通识教育绝非要使每一个人成为各种知识兼备的“通才”、“全才”，而是通过传授基础学科知识，运用得当的教育教学方式与方法，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使学生成为具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不仅学会如何做事(howtodo)，更要学会如何做人(howtobe)。指导思想的不科学，必然导致通识教育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突出问题。由于专业学科门类多、课业负担重等原因，不少医学院校只留给通识教育很小的发展空间，导致课程种类单一、学时数较少、学分较低，成为“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在课程设置结构上，公共必修课学时、学分所占比重过大。特别是思想政治课占去较多的学时与学分，成为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课程，大学英语所占学分比例之高、学生投入精力之多，且学生存在较强的功利学习目的(考研、考博、出国考试等)，使其性质发生“异化”。担负着人类精神文化传承、人文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形成等重要职能的其他课程所占学时、学分却明显偏少。选修课担负着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使命，但是由于认知偏差、思想上重视不够等原因，各学校对于课程开设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且教学管理不到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3.通识教育教学方法、评价与考核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许多医学院校通识教育在方法上与专业教育并无二致，以传授知识与技能为主要目的，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人文素养。在教学评价与考核方面，“重知识、轻能力”与“重评价、轻过程”是大多数学校通识教育存在的通病。考核侧重于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考核内容以书本知识、理论记忆为主，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与批判精神等内容涉及较少。考核方式主要有开卷考试、闭卷考试、论文写作、撰写调查报告等，均属于结果性评价模式，忽视了对学习过程的考察;考试题型大都以客观性试题为主，答案标准而单一，分析题、论述题等锻炼发散性思维的题型较少，影响了对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培养。

4.学生对通识教育缺乏认真、理性的思考和足够的重视。在大多数医学生心目中，“专业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不少人学习通识教育必修课的主要动力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通选课的动机是为了“挣学分”，即便出于个人兴趣的原因选修某门课程，也并不真正重视，旷课、迟到等现象屡见不鲜。某校调查显示，关于选课的动机，31.84%的学生因为“与所学专业相关”而选课;41.95%的学生为“学分”选课;7.49%的学生选课因“教师个人魅力”;19.1%的学生“与舍友一起选课”;38.95%的学生重视课程的“实用性”;19.85%的学生认为“热门的课程都被选完了，只好选剩下的”。学生对通识教育存在糊涂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教育部高教司1998年4月2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曾明确说：“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这从国家层面强调了文化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才培养的文化意义。以教学为主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升本时间短，学校缺少深厚的文化积淀及高度的文化自觉，要实现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就只有将文化功能与人才培养功能相结合，通过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来实现大学的文化使命。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需要通过专业教育来完成，而文化修养则要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因此，重视和加强通识教育，从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角度进行通识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挥文化传承功能的重要途径。

一、明确通识教育理念是有效实施通识教育的前提

目前，我国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实施通识教育时普遍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在价值层面上以工具理性指导人才培养，忽略了大学本身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在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中与下游的高等职业教育相似，“以就业为导向”、“一切为了就业”成了人才培养唯一的指导思想，就业率成了高悬在高校领导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以至于大四成了就业年和“空巢”年，学生为了就业无心学习，到处找场子、通路子。在教学方面，通识教育则让位于职业技能教育，通识教育仅仅是专业教育的补充，是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的附加部分。二是在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是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重视，实质上没有得到重视；其次是课程教学急功近利，学生学习心态浮躁；再次是通识课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学生只求学分、不讲学习效果；四是专业理论课负担过重，学生无法安心于通识学习。三是在师资队伍方面，教师缺少一定的文化底蕴。由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近年来都面临一个快速发展期，学校连年扩招，规模急剧扩大，对教师队伍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高素质教师的补充远远不能跟上学生数量的增加。再加上这些学校引进人才首先考虑的是急需的专业人才，而不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学校高水平的人文专业教师紧缺，加剧了教师队伍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所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象国内一流的本科高校那样积聚起一批能开设高质量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力量。四是在操作层面上，通识课程建设不到位，教学管理不严格，教学内容没有主要方位，教学方式单调，使通识教育课程不能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学校对实施通识教育的本质和理念认识缺位，对通识教育在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识教育原意是教导人要接受全面的、完整的教育，加强学生的人文修养和人格的完善。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从而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培养出一个完全完整的人。通识教育的成形在美国，它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1945年7月，哈佛大学颁布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强调，通过通识教育应该帮助人们“有效地思考、交流思想，做出适当的判断并区别不同的价值观念”。158国内著名学者李曼丽博士则认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7根据以上论述，大学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关注作为整体性的人的教育，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接受适于自身需要与特点的教育，是求得每一个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教育。通识教育所追求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使命，因此，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通识教育的主要内核。通识教育的理念和目标符合我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与国家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相一致，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相吻合。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基本情况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十分类似。在人才培养方面，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学生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究竟是全面“育人”，还是功利性地“制器”，这是摆在新建本科院校面前需要正确抉择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其实，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前提是高素质，然后才是应用型。一个大学生走上社会以后，只有人格健康、文化修养好、科学素养强，再加上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通识教育可以避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因专业结构单一、专业划分过细、专业功利性过强的现状，培养适应性和社会责任感强的人才。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要真正理解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以先进的通识教育理念引领人才培养全过程，不仅要重视“制器”，更要重视“育人”；要在组织实施大学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建设具有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以专业教育为根、通识教育为本，将通识教育融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之中。

二、课程建设和改革是发展通识教育的核心

应用型人才的素质规格必须有严格的课程体系来支撑。目前，大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都由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通选课）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共必修课程中占主要比例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英语、计算机和公共体育（一般要占40个学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学英语是培养大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这些课程是无法承担通识教育任务和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公共选修课程则是天女散花式地多而杂，数量有数百门之多，课程内容没有深度，课程间没有内在联系，形不成有效支撑专业教育的课程方向，教学要求不严，导致很多学生混学分。很明显，目前所实行的公共选修课方案实际上未能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是通识课程体系的建立，建立核心课程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也是美国和国内高水平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曾相继学习哈佛大学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课程体系。但问题是，作为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其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有自身的特殊性，以教学为主、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决定了这类学校不能盲目照搬哈佛和国内一流高校的做法。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根深蒂固的学习习惯也不一定能完全适应哈佛大学的做法。相比之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不似哈佛芝加哥的自然科学课程多为所谓“非专业的科学课”，而是与专业紧密结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较有特色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要求较高，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至少8门其质量份量和严格性很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规定至少3门必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历史、哲学、文学等。基于上述案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建立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时要重视以下几点：一是核心课程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人文类课程是人类文化精华的主要载体，人文精神是养育大学生健全人格最核心的心理营养。在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的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理工类专业基础课程中的科学素养已基本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应更加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因此，通识教育要以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为主线，精选包括传统文化（如四书）、伦理学、文学、外国经典、中外历史、哲学等课程，通过这种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生命教育等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类课程特别要渗透中华文化传统，使通识教育内容本土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接连不断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特有的道德理想、人生态度、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在今天仍有不容忽视的教育价值。二是要改革现有公共必修课程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由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原因，目前的公共必修课框架还不可能有大的变动，但其教学内容可以整合，如思想道德课程可以与传统伦理教育相结合，融入中国传统道德元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与介绍西方经典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大学语文可以从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课程改革；大学英语课程，它应不仅是一门语言课，不仅是为了学生考级，我们要通过大学英语对学生进行国外先进文化和精神遗产的教育。即使是大学体育课程，也可以体现通识教育的内涵。传统体育课程的目标过于关注人的生物学意义，侧重身体需求和生理需要，而忽略了学生作为“人”的心灵渴望。现代大学体育完全可以渗透“精神、道德、人格”教育，使体育课同样充满人文情怀。三是要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融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互支撑的课程教学体系，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通识教育能使学生获得将来社会生活适应过程中除专业知识和能力外所需要的知识素质和能力，专业教育则满足学生在就业岗位中的职业要求。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知识领域上的适度宽广，强调的是横向上的知识面和基本技能；专业教育则是对学生某些专业领域知识和能力的深度要求，主要强调纵向上的理解。作为学生，能以人文和更宽广的科学视野思考和处理专业问题，或能从精深的专业角度来观察、适应社会的变迁，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修养。学校的专业教师，要在专业教育中渗透通识教育的理念、精神，把历代科学家和专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人文情怀、顽强精神，以及自然规律中的美学原则等渗透到教学中。另一方面，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教育要与不同的通识课程相匹配，例如，培养建筑工程师，要学会造房子，就要学习专业课“结构力学”；房子要造得美观，就要学习美学；造的房子质量要好，不会成为“楼歪歪”，则应该学习伦理学。因此，美学与伦理学应是建筑类和艺术类学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四是重视公共选修课程建设和管理。目前大部分实行学分制管理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有公共选修课课程模块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补充。但这类课程多而杂，课程开设随意性大，管理混乱；师资基本以青年教师为主，开课质量不高；学生对选修该类课程积极性不高，听课不认真，考核不严格。因此，学校要对公共选修课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并在建设经费上给予扶持；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对现有的公共选修课进行疏理，要按大类整合，如人史类、艺术类、科技类、经管类等，以便于学生根据个人需求及专业特点进行选择；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优秀网络课程资源，以“网络课程+辅导教师”的形式充实到公共选修课体系中；要重视通识课程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强对通识课程的教学管理和课程评价，提高师生对通识教育的自觉意识。五是开设通识教育系列讲座。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通识教育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开设专家讲坛、系列讲座，对不同专业或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相关的通识教育。每位专家教授在自己熟悉的专业或相近领域内精心准备若干讲座，学校可建立精品讲座专家库或网站，学生根据不同专业需求选择相应的讲座接受教育，经教学管理部门考核后承认一定的学分。

三、严格要求和教学方法改革是通识教育成败的关键

摘要：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法，对我国以来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论文，从发文数量、发文作者、发文机构、载文期刊、学科分布和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用详实的数据展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状况和总体概览，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