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陈嘉明 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知识是否由“真、信念和确证”这三个要素所构成，这不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一样的，此外，什么是因果性，它是习惯性联想的产物，还是属于先天性的、用以综合感觉质料的范畴，这一类解释的价值，其差别只是在于何种解释更为合理、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在于它们究竟出于哪一国家的哲学，不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民族的特色。抱有从“特色”的角度来发展中国哲学想法的人，容易引证的一个理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此命题里，“民族的”意味着特殊的，“世界的”意味着普遍的。上述说法的含义是，特殊中自然就有普遍，展现出特殊性自然就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说法从特殊与普遍的联系上来强调由特殊性入手，并把握特殊性的意义。不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本来讲的是有关民族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弘扬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方面。同一种艺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同样是声乐，可以有不同的唱法：“美声的”、“通俗的”、“民族的”，等等。它们通过不同的发声与演唱方法，来求得共同的悦耳的声乐美感，体现的是共同的本质。不过，“民族的”就一定会是“世界的”这一命题在艺术领域本身就遭到了质疑。赵本山的“二人转”很够“民族的”吧，可是到美国表演却不受欢迎。可见上述命题是否能够成立，本身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某一艺术作品而言，如果没有能够为其他民族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则也成不了“世界的”。进一步说，艺术表演追求的特殊性与哲学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追求某种新鲜感，由此可以愉悦人们的感官，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但哲学学说的价值并不是通过取悦感官的方式来获得的，从根本上说，它是通过其思想的意义来获得接受。虽然哲学学说可以通过不同的论述方式来传达，如庄子的散文诗般的叙事方式、康德的先验论证方式、维特根斯坦式的格言般的论述方式等。然而，判定某种哲学的价值性如何，根本上并不在于它们的表现方式，而是在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内容。而这类思想内容的价值，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取决于它们在解释上的普遍性程度。

上述有关哲学研究的途径的分歧，在早先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那里也出现过。这里我们举冯友兰、陈荣捷和牟宗三作为三种类型主张的代表。冯友兰主张哲学的普遍性，陈荣捷持相反的观点，而牟宗三则介于两者之间，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主张特殊中有普遍。我们先来看冯友兰这方面的具体主张。在他看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①显然，冯友兰认为哲学只有一种，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凡能够称之为哲学者皆是同一的，可以同一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哲学具有普遍性。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中有普遍的公共底义理。”②这意味着哲学不分东西，思想不分国界。假如想以语言的不同来论证某一民族的哲学的特殊性，这在冯友兰看来是不成理由的。因为，“某民族的语言，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底，不相干底”③。甚至连民族性本身也不应当成为追求哲学的特殊性的理由，相反，如果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囿”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应当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囿，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④。

由上可见，冯友兰主张的是普遍性的哲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即使对于中国的哲学家而言，也不应当以追求所谓的“民族性”为目标，不应当以“民族语言”为口实来强调所谓的“特色”。与冯友兰的上述主张相反，陈荣捷追求具有特殊性的、不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的中国哲学。他明确提出不应该以西方哲学的模型来处理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⑤之所以应当如此，陈荣捷的考虑是，如果在中国哲学中发现的东西全都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那么，向西方人讲中国哲学便完全没有意义。因此，为了凸显中国哲学的价值，以吸引西方学者的目光，陈荣捷便强调它与西方哲学的异趣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将哲学视为普遍性的，并不就意味着需要以西方哲学为模型。理由是：其一，即使认可相同的研究对象，并不见得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解释就是相同的，譬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关系）的解释（西方近现代主流性的观点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人可以主宰自然；而中国从古代以来的主流性观点是天人合一）。并且，即使有相同的主张，其论证也不尽相同。如中西哲学家都有主张性善的，但他们的论证则大相径庭。其二，中国哲学家可努力开拓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即使与西方哲学家具有相同的哲学理念（比如认为，哲学是研究真善美的学问），但仍然可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就像西方哲学本身曾经拓展的那样（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等。仅以语言哲学为例，也有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之分）。比起冯友兰与陈荣捷，牟宗三则有另一番考虑，可称得上是“第三条道路”。牟宗三也认为哲学具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却是出自中西哲学各自的特殊性，因此中西哲学可以各有自身的普遍性。他的具体论述如下:首先，中西哲学各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两者各自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它表现为中西哲学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化“通孔”发展而来的。由于这种通孔的不同，因此中西哲学各自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①

其次，虽然中西两种哲学的开端及其主要课题不同（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生命”，而西方哲学的传统则是“科学”），但各自都有其普遍性。关键是要从特殊的“通孔”中把握到真理，从而就有了普遍性。“凡是哲学的真理都是普遍的。”②如孔子虽是山东人，但他讲“仁”却是对着全人类讲的；此外，仁既然是个原理，它就有普遍性。再次，由于真理是多样的，因此与之相关的普遍性也是多样的，也有其独特性。③这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能够“共通”的普遍性，所以中西方文化是可以交流的。④对于上述牟宗三的论述，有两点应当说明的是：其一，它是从哲学的历史形成的角度（开端）来谈中西哲学所具有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谈论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着眼于特殊性；其二，它之所以论述中西哲学的特殊性中各有其普遍性，是为了说明这两种哲学之间是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第一点的说明尤其重要。#p#分页标题#e#

本来，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学说，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科学”。哲学自然也不会例外。特别是从思考的性质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尤其是从“普遍”的角度来思考“特殊”的。按照康德给出的解释，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知识，它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反之，数学则是从特殊中考虑普遍。⑤我们还可把康德的这一解释延伸开去，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也是从可观察的特殊现象中，来归纳、概括出普遍性的规律的。哲学之所以与数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向相反，这是由它的非经验的性质决定的。哲学的思考起于科学止步之处。譬如，科学研究事物之间具体的因果现象，并使用因果概念来把握这类现象。但对于什么是“因果性”概念，科学本身并不探究。哲学对于这类概念的探究，是以科学使用的概念为前提的，因此这类概念就不表现为通过归纳的方式而取得，而是表现为既有的、“验前的”（apriori，或译“先天的”）的存在。这样，当哲学着手对这类概念进行研究时，它们就已经以普遍性的方式出现。哲学思考所进行的，乃是对这类概念的性质、语义、功能等进行分析。比如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概念被理解为具有一种先天性，其功能在于对两个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相续的感觉现象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规定为假言判断的形式，由此使知性形成相应的综合判断。对于诸如“善”之类的道德概念也是如此。哲学并不通过归纳来说明什么是“善”，而是把善作为一个既有的范畴来加以分析，以此来理解善的概念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要素。黑格尔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论述了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他指出：“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①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②哲学既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那么要寻求特殊性以作为哲学的思考与发展方向的做法，就显得是悖理的。说中国哲学的思考应当与西方的不同，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应当跟着西方哲学亦步亦趋，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指的是中国哲学应当可以追求所谓的“特色”，这在学理上则是说不通的。在本人看来，如果不从普遍性的角度上着眼，而仅仅局限于特殊性的角度，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哲学是不利的。它可能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限制哲学家的视野，使得他们对哲学问题的考虑不能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寻求所谓自己的“特色”，往往是“传统”的新包装的代名词。一讲到中国哲学，就局限于传统的旧框架，如“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仁义礼智”等。譬如牟宗三，他就沿用“内圣外王”的框架，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从“本心仁体”这一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这一“新外王”。但实际上，在牟宗三思考这一使命的年代，对于思想界与理论本身而言，民主与科学已不是能否开出的问题，而是对民主理论本身、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本身（如，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等），对科学的价值、科学对环境、社会的影响进行反思、检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停留于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此，不能去开拓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与领域，就会妨碍中国哲学的发展。新儒家的一个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此。他们停留于特殊，执守于儒学的心性论，把它作为“道统”来奉行，作为判断某种学说是“正宗”还是“别出”的标准，继而以正统自居。换言之，“道统”成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似乎离开了这一“特色”中国哲学就无路可走。

摘要: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是未来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优化出版语言为前提，简要评述了机器翻译系统的应用，捕捉了当前机器翻译主流构建方式，提出机器翻译应成为学术期刊对外传播的一大助力。

关键词:学术期刊；对外传播；机器翻译

1引言

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是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1]。在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权力理论与话语理论第一次结合，话语不再仅仅是解释说明的符号，更是一种工具，话语的主体可以通过控制主动传播信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这个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国家的综合国力强，该国对外的话语权也就更大[1]。学术期刊为主体的话语体系，包含中华传统文化、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组织合作等内容，多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作为承载人类智慧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走出去”对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在学术期刊创立至今35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创新思想、创新科技、管理经验等创新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比例高达87%[2]。我国的学术期刊学术成果、传播学术热点、推广创新思维，是思想与智慧的聚集地；对学术交流、社会进步，对传播中国声音、交流人类智慧、共建人类文明、对链接作者与读者、中国与世界之间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学术期刊对外传播的影响力甚微且发展缓慢。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诸多，如穿透力不够、话语传播不均衡、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其中尤需关注出版语言的问题。语言的差异会给国外读者以及研究者带来阅读障碍，沟通交流存在不便。我国的通用语言汉语虽然使用人数最多，但并非国际主导语言。目前我国在列学术期刊有六千余种，出版发行语言大多是中文，英语及其他语种期刊的数量屈指可数，十不足一。从使用范围来看，迄今已发展1400年的英语是近60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俨然已是国际主导语言之一。这种不可比拟的语言优势赋予以英语作为出版发行语言的期刊在传播领域具有天然的统治地位。从世界各主要期刊论文检索系统中的数据可窥见一斑，如SCI收录的英文期刊占综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斯普林格（Springer）收录的2767种期刊中有2026种是英文期刊[3]。由此可见，出版语言使用的地域越多越广，接受传播的群体就越多，接受传播的几率也就越高。毋庸置疑的是，出版语言的优化可以帮助学术期刊突破语言障碍、增加竞争力、扩宽受众，从而增强话语权。

2机器翻译的历史

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究其核心，则都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4]。机器翻译（MachineTranslation，简称MT），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机器进行语言转换的一种翻译方式。早在1933年，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提出借助某种机器进行语言转换的想法，但直到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的三年后，即1949年，机器翻译这一思想才在美国信息论先驱之一沃伦·韦弗的《翻译备忘录》一书中正式面世。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之间的自动转换——机器翻译从呱呱坠地至今天的枝繁叶茂，几十年的成长之路漫长又曲折。而它的发展也和计算机的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学术期刊而言，大量的专业文献除了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文化基础外，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除了掌握直译或意译、归化异化、增词减词等翻译策略和技巧，还需要了解专业领域的翻译特点。人工翻译已无法满足学术期刊对专业文章高水平、全方位、多元化的翻译需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驱使下，机器翻译在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覆盖语种、知识获取方式等方面飞速发展，其应用势在必行。除了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也对机器翻译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语言处理的角度来说，机器翻译需要语言学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不同方向为其提供合适、普遍的语言翻译规律。而语言符号的组合规律要应用于计算机操作，就需要数学家先将其进行加工，把它们代码化。由此可见，机器翻译是跨学科的，无论是语言学、数学还是计算机科学，缺一不可。机器翻译是依托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语言学、统计学等多学科而存在的自动翻译。我们熟知的Google翻译、百度翻译、有道翻译等翻译软件准确已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它们语料库、翻译方法、语言规则等各有不同，同一文本输入的翻译并不能得出一样的译本输出。同人工翻译过程相似，机器翻译也要经过分析、转换、生成三个阶段，其中转换是核心过程。对原文本语言、句法结构分析解读的深度不同，转换后合成的译文必然不同。根据转换原则的不同，机器翻译系统类型主要有：（1）基于规则的系统。依据语言学理论和语法规则，结合常用词和专业词词典，可以提供术语准确的译文输出。（2）基于统计的系统。通过对大量的样本数据的“学习”，建立双语对照的实例库，可以提供行文流畅的译文输出。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机器翻译系统是不同方法和策略的集合。

3机器翻译的应用

一、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前提条件

首先，授课教师本人要关注现实生活，关爱学生，了解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需。当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信仰危机、精神颓废、道德滑坡、行为失控、沉迷网络等现象十分严峻，他们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周围的关心，缺少精神和信仰，缺少承受力和责任感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意识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明显的失衡状态。人文精神的缺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古代文学课程主要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它在实用性、技能性等方面远远逊色于当今的热门专业。但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教授曾指出:“我们认为，从培养人，塑造人的任务出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接受的教育”[1]。人文科学对社会的作用不像科学技术那样明显直观，但更为根本。为此，国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甚至指出“忽视或轻视文科教育，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2]。只有教师的认识水平与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古代文学的人文教育才能落到实处。“一个既有着很高专业素质同时又有着很好的人文素质的教师，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人文教育意义，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文精神资源。”[3]因此，我们在呼唤古代文学教学要面向现实生活的时候，要审视我们的教师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我们的教育行为是否具有人文性。

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时，要把教学当作实现教师人生价值与意义的途径与方式，而不仅仅是自己谋生的工具和职业；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在与学生的共处中，不能只是作为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要使自己的人文精神得到丰富和发展，着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思想和人文精神；我们还要根据学生的兴趣，使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去，而不能一味地机械讲授、强硬灌输。其次，一个有先进教学理念的教学团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也至关重要。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曾指出：“知识的建构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是社会合作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就实际情况来看，教师最大的援助也是来自其他教师”[4]。教学团队要关注现实生活，整合教学资源，形成教学合力，从而达到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者的互动。教学团队还应该共同承担教学使命，在团队成员间培养互相协作的团队作风，逐步建立有效的“同伴互助”、团队合作机制，实现“1+1＞2”的整体超越。同时，教学团队在理念上更应该坚持以学生作为主体，“把教的创造性留给老师，把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将学生纳入到教学团队中来，形成大教学团队，不断扩展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如教学团队可以指导学生成立话剧社、文学社、演讲协会等多个相关社团，将古代文学作品搬上舞台。教学团队还可以邀请学术界知名人士常年开设“名家讲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可以开设学生讲坛，由学生主办、学生主讲。总之，只有在这种大课堂的快乐互动中，古人之心与今人之心才能连通，古代的文化生命及其文化魅力才能为当今学子所传承和延续。

二、加强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坚实基础

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曾经再三强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5]。我们要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古代文学的专业研究区分开来，因为毕竟学生中以研究古代文学为终极目的的人占少数，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应使大多数同学感受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而不仅仅是枯燥的考据、考证和呆板的文学历史陈述。所以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喜怒哀乐和吟咏歌哭，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选取教材的开放式策略

开放式策略是指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进与所学内容相关的学习资料，使教材由单一变为多元的一种教学策略。教材开放是古代文学教学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途径。教材开放的目的是让学生拓宽阅读视野，以便能更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素材，从而更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材开放了，学生的思维也就更活跃了，开放性教材这汪“活水”为学生多角度地、深入地理解教材提供了依据。教材开放策略，能使学生借鉴课外读物，扩大知识容量和学习视野，让学生有条件、有机会从不同的区域中感知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从而提高学生辨析、思考、选择、综合的能力。其辨析、选择、综合的过程就是其科研、创新的思维发展过程。在文学作品选方面，也可采取开放性的原则。如在选择一种与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本的同时，还要向同学推荐其它有关选本，并介绍各自的特色，鼓励同学们课下根据个人兴趣，阅读有关作家的专集、选集乃至全集。这样既保证同学在各种考试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又不囿于成见，不少学有余力、兴趣浓厚的同学就能找到继续深入、拓展学习范围的途径。教师还应注意阅读国内外的学术刊物和新出版的有关书籍，关注学术会议的动态，获取最新信息，及时把学术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来，讲授有关材料的新发现、学术界的新观点，使文学史知识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教学方法不但能丰富教材的内容，而且能使古老的文学史充满现代活力。

1我国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实力的迅速提升，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学术水平、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但也存在特色不足、集团化程度低、评价体系调整缓慢、优质稿件“流入”“流出”失衡、编辑队伍建设投入不足、缺少团体作者等问题。

1．1数量众多，特色不足

中国科协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科技期刊数量达5020种，其中英文科技期刊302种，179种被SCI收录［3］。我国科技期刊已经实现了规模发展，但仍然缺乏具鲜明特色的科技期刊，期刊同质化现象严重，英文期刊数量相对不足，缺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和“领跑种子选手”。

1．2办刊分散，集团化程度低

我国科技期刊实行主管、主办和出版的三级管理体系，5020种期刊共涉及1375个主管部门、4381个出版单位，每个出版单位平均出版1．15种期刊。这种分散办刊模式不利于整合资源［4］，难以有效对接数字化、网络化出版及信息服务需求。相比较而言，国际上爱思唯尔(Elsevier)、麦克米兰(Macmillan)等出版集团，通过集团化模式，建立了成熟的运营、管理、服务体系，集结优质资源，搭建了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平台，成功推出了《Cell》《Nature》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1．3科研评价体系调整缓慢

摘要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国内对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几年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态势，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实际需求。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单一，对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问题性、批判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较多，如何修正、传承并发展优秀的科研成果则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问卷调查，而突出案例和实验性的研究很少。

关键词

体育教学；教育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国内中小学生的体质检测结果整体显示下降明显，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结果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体育工作一方面的问题，但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则是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并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径，也是作为学校体育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体育教育领域中各个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它囊括了体育教学中特有的思想哲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特有的教学环境氛围下实现其独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可以组成较为行之有效的体育教育教学框架。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的体育教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上，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模式。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发现，人在少年时期的体育技术水平与成年后的体育水平成正相关，尤其在12岁前参与过体育运动对成年后的体育水平影响最大。因此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对提高其运动技能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对其以后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1]。目前我国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比较广泛，但由于起步晚，发展历程时间短，体现在学校体育教学基础理论上，就显得尤为薄弱，诸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多年来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同时也有相对不错的成果，但体育教育教学的研究始终面对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尴尬窘境。

1国外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对教育教学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历经较长的时间，由于其各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国外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多种界定。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以人的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来开展。例如：《美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后简称《美国体育标准》）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自身“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为目标。《美国体育标准》中提出———“以参加体育活动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口号。认为针对学生进行的体育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其养成重视健康和主动健身的好习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能够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体育标准》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指出若想达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目的，必须能做到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能，增强其责任感，使学生学会并能够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1]。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经指导研究生学员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撰写红学毕业论文。笔者在“文研班”一期学员的回忆录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导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的记录。黄泽新、李希贤的毕业论文流传下来。本文介绍了何其芳指导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红学论文写作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何其芳指导文学研究生红学毕业论文写作，在新中国红学建设史上具有首创性。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摘要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国内对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几年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态势，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实际需求。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单一，对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问题性、批判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较多，如何修正、传承并发展优秀的科研成果则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问卷调查，而突出案例和实验性的研究很少。

关键词

体育教学；教育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国内中小学生的体质检测结果整体显示下降明显，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结果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体育工作一方面的问题，但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则是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并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径，也是作为学校体育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体育教育领域中各个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它囊括了体育教学中特有的思想哲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特有的教学环境氛围下实现其独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可以组成较为行之有效的体育教育教学框架。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的体育教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上，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模式。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发现，人在少年时期的体育技术水平与成年后的体育水平成正相关，尤其在12岁前参与过体育运动对成年后的体育水平影响最大。因此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对提高其运动技能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对其以后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1]。目前我国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比较广泛，但由于起步晚，发展历程时间短，体现在学校体育教学基础理论上，就显得尤为薄弱，诸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多年来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同时也有相对不错的成果，但体育教育教学的研究始终面对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尴尬窘境。

1国外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对教育教学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历经较长的时间，由于其各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国外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多种界定。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以人的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来开展。例如：《美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后简称《美国体育标准》）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自身“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为目标。《美国体育标准》中提出———“以参加体育活动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口号。认为针对学生进行的体育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其养成重视健康和主动健身的好习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能够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体育标准》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指出若想达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目的，必须能做到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能，增强其责任感，使学生学会并能够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1]。

作者：张启江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引言法伦理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如今，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学界在学科的性质与地位、研究对象以及价值立场等基本范畴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①，渐趋形成诸多研究热点。就此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此来大致勾勒出学科研究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同时审视问题，直面困境，展望未来，于此，应该不只是学科理论研究的自觉，更重要的是以期在此基础之上，全面审视学科的基本命题，恰当地评价学科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

一、关于学科的名称、性质与地位

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对学科名称、性质与地位的确立与认同，事关学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也是标识并坚守自身研究阵地的首要命题。就法伦理学而言，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更需直面它。

(一)名称的源与流自1984年“法学伦理学”名称诞生以来，曾出现过“法律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制伦理学、伦理法、社会主义法伦理学”等诸多流变形式。无论名称各异，实为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已。因为从研究成果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探讨当下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诉求与道德品性、还是追溯我国古代法律的固有伦理属性，抑或是为了突出学科的交叉之特性，甚至也并不排除研究者为了从自身理论研究的需要(如以示区别等)出发，而为此冠于多样的名称，但始终没有改变学科以“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为理论特质的基本属性，名称的流变经过近三十年的论争，在学科名称上，学界基本趋向统一的称谓:法伦理学。其间，无论论证的视角存在何种殊异，还是理论内容结构上存在多大的不同，但至少在形式上学科名称的统一，让学科研究阵营犹如一支获得了统一番号的战斗部队，客观上为学科研究起到了统一思想、树立旗帜的效果，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系学科研究的“第一推动力”。

(二)学科性质(派生来源学科)相对于学科名称而言，在学科的性质与地位上，学界的共识已成:法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1］，只是存在“边缘交叉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的分歧。不过，在学科派生来源学科上，学界观点各异。主流观点认为学科是法学与伦理学交叉形成。不过在主流之中，仍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法学与伦理学两门学科交叉不只是形成了法伦理学，而是“法律伦理学和伦理法学两门学科”，而且认为“‘伦理法学’的侧重点是法学，它是研究伦理现象中的法律问题，如伦理关系中的法定因素等;‘法律伦理学’虽然涉及这些问题，但其侧重点是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道德间题，诸如法的伦理蕴含等。”。主流观点之外，有人认为，虽可以将“法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或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学科交叉角度而言，应该把“法伦理学”视为法学与伦理学(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2］另外，有人认为在确立学科性质与地位的问题上，应超越法学与伦理学或者哲学学科的限制，因为客观上存在这样的困难:“在知识和学科高度分化的时代，而法学和伦理学分属于各自相对独立、封闭的体系内，加之从事法伦理学研究需要具备充分的法学和哲学的知识”，故应超越学科的限制，法伦理学应属于“一门跨越哲学和法学的新兴的交叉学科”［3］。可见，虽法伦理学属于一门交叉学科的学界共识已成，但在其派生来源学科问题上分歧犹在。这是因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固有特性之所在，更何况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性研究态势增强，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对话与交互共生，呈现出一幅各科知识的网状勾连图景。［4］”因此，对于学科的性质与地位出现不同的观点，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学界的共识，若从国家学科、专业部类规范的层面，仍值得甄别。据1997年国家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来看，伦理学属于一级学科哲学部类下的二级学科，而法学与哲学同属于一级学科层次，因此，学科由法学与伦理学交叉形成则存在此种错位:法学(一级学科)与伦理学(二级学科)在学科分类层面上不具有同等学科层次。尤其是国家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学科的分类采取了大学科的分类模式，取消了既往关于一级和二级学科的划分，增强了学科的包容量，此举更是为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拓展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虽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倡导大学科的分类模式与导向，但伦理学属于哲学学科部类下的子学科以及法学与哲学同属同一学科层次的客观现实并没有改变，因此，上述错位并未因此而消除。交叉学科不仅仅只是一个学科概念，更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回顾学科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学科研究范畴与价值立场、学科的理论资源，还是理论范式与核心概念，几乎都指向法理学与伦理学，因此，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应定位于此，而非其他，如此，才能符合国家学科、专业部类的规范，同时也可疏解学科交叉错位的尴尬。

(三)学科地位与归属法伦理学派生学科来源问题不仅衍生出交叉错位的尴尬，同样也面临着学科的身份归属问题。因为学科地位与派生来源学科并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次。学界在学科是伦理学研究之下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还是法学研究的分支学科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学科应归入法学(法哲学)研究范畴之列，属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交叉学科并列［5］。因为“作为跨学科研究而言，就学科的现实需要与未来发展而言，应将法伦理学归入法学范畴。”相反，有人认为法伦理学应归入伦理学的研究领域［2］。因为“法律伦理学应是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如同经济伦理一样，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法律现象中的道德问题，其落脚点应在道德而非法律上。［6］(P106)”所以，它既是广义的应用伦理学，又是狭义的应用伦理学［7］。客观而言，如果从研究队伍的专业学科背景以及研究平台来看(详述内容见后)，现实则是法学界关注得少，伦理学学者关注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学科至少成为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热点，而非法学的。可见，在学科归属问题上，非常明显地存在学科研究“定疆划界”的阵地意识。如果“我们并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8］那么，学科归属于法学也好，伦理学也罢，这并不影响其存在的客观意义。学科交叉正确而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创造性地进行学科间话语的迁移，即将一门或多门学科的学术话语，作为引领性或导向性的理性成果，向新的研究领域移植过去或嫁接过来，以解释研究中的新现象，并由此建构新体系［9］，而不只简单的停留在“归谁所有”的初级命题的争论上，因为无论是从学科研究的孰先孰后的事实来看，还是从研究队伍的专业学科背景以及研究平台而言，都无法清楚地确定学科属于哪一个学科固有的领地，其本身就是学科科际整合的产物，具有交叉性、共融性与双栖型。如果局限于学科研究的阵地意识，对于学科的未来发展有害无益。毋庸讳言，法伦理学正是在学界关于学科名称、性质与地位的论争进程中，以一门交叉学科应有的姿态，稳步地向前开拓自身的研究进程及其领域，不断拓展法理学与伦理学的研究空间和方向。#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