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论文范例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摘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治学原理课程所担当的责任是加深学生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关怀，其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引导学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理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范畴，培养学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这是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此改革方向指引下，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实施策略如下:创设教学的问题导入，激发学生探究国家与社会问题的兴趣;开展教学主题的原著研读，培养学生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意识;鼓励学术问题的自主研究，提升学生在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政治能力。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总目标进行了崭新定位，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指向针，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是党和国家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理论标志，它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途径。这也表明国家对政治学原理这门面向高等院校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专业的基础课程必将提出新的要求，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

政治学作为研究人类政治活动规律的科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而政治学原理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专业学生掌握政治学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训练政治思维的“敲门砖”，因此，学习它必须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基本概念、范畴是学科的基础，也是理论思维的基础，从整体上把握学科的理论框架是学习政治学原理的前提条件。但是，要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切实提高运用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需要善于向实践学习。学生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把所学的政治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政治实践，也是学好政治学原理的最新课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的就是实现“善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2］。它包括一系列的价值体系: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和谐、责任、参与、透明、回应等。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和善治的价值目的，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程所担当的责任不仅是激发学生对政治的学习兴趣和传授政治学的基础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关怀，让学生思考国家和社会如何达到善治的理想状态。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对政治学原理这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引导学生在学习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注入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关怀，有助于学生把专业学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教学目标

摘要：当前新课程改革对高中政治教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核心素养下，教师要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思维能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政治是高中教育的基础课程之一，在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进一步优化课堂教学，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基于此，本文对核心素养下的高中政治“教学评一致化”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核心素养；高中政治；教学评一致化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不管是小学教学阶段还是初中教学阶段，抑或是高中教学阶段，教学都必须要遵守“教学评一致化”基本原则。因此，高中政治作为高中教育的基础课程之一，也要遵循该原则展开教学。在政治课堂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评价，同时该环节也是最薄弱的，对新课改的推进造成一定影响。在整个课堂教学中要彻底贯彻教学评一致化，教师要合理应用教学评价，积极引导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有效提高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基于此，下文深入分析了高中政治的“教学评一致化”，以期给其他一线政治教师提供参考意见。

一、“教学评一致化”的含义

第一，“教学评一致化”的灵魂就是教学目标，而教学目标也是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如果教学目标不明确就无法构建完整的“教学评一致化”教学模式，从而也无法提高教学成效，培养学生的政治核心素养。换句话说，“教学评一致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教学目标，所有的教学活动、学生学习以及课堂评价都是围绕教学目标展开的，所以说，教学目标是“教学评一致化”的核心与灵魂。第二，“教学评一致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教学评一致化”是面向教师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学生的知识学习、教学过程评价要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教学评一致化”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与教学成效的监督人员和评估人员，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帮助人员。另一方面，“教学评一致化”是面向教师和专家的。不管是教师的课堂教学，还是学生对知识的学习，都要与专家要求以及命题保持一致。第三，“教学评一致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教学指导的实现。课堂教学是否具有较好效果不能仅依靠一个人的评价，也不能只看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要从整体出发，在实际教学中得出相关评价。

二、核心素养下的高中政治“教学评一致化”分析

（一）明确教学目标

摘要：学术期刊诞生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反哺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依托和支撑，呈现出三个层次的关系。首先，学术期刊基于学科而存在，学术期刊的诞生、发展和繁荣有赖于学科的支撑。其次，学术期刊面向学科建设，致力于传播学科建设成果，培养学术人才，引领发展方向，拓宽学术交流渠道。最后，学术期刊回归融合学科发展，与学科形成共同的关注，确立学科专业学术门槛，助力学科话语体系建构。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的互融共生既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学术期刊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科建设；互融共生；政治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在服务学科建设、传播学科知识、引领学科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一方面，没有学科的研究与进步，就没有学术期刊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也反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二者是你决定我、我成就你，互为依托和支撑的关系。本文以中国政治学为观察视角，透视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相互关系的三个层次，为二者关系的价值定位提供新的解读。

一、基于学科：学术期刊依托学科而生

“学科”本质上是知识上升为知识体系后根据某些共性特征划分而成。学科的产生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形成了支撑本学科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价值追求和研究方法，而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展示、传承以及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学术期刊由此应运而生。

（一）学术期刊诞生于学科需要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但随着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前，全国100多所大学中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新中国成立不久，在苏联学科模式的影响下政治学被看作是“伪科学”，并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基本取消。在此后的近30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然而，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特殊时间点发生的重要事件会对之后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以及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踏上了恢复和重建的新征程。为了加快学科恢复重建，作为政治学的专业学术理论刊物《政治学研究》于1985年创刊，随后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国外政治学》等在内的其他政治学类刊物也相继创刊。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加速了专业学术期刊的诞生。

一、公共管理类专业政治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治学课程是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各个利益群体围绕着利益的实现而展开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政治关系、实施各种政治行为、建立相应的政治体系、积淀出政治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也在不断地发展。对于当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众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然而，政治学课程的原理和分析方法都是来源于西方，以西方的制度和政府活动模式来进行分析的，与我国的历史背景、人文习俗和政府活动规律差异很大。由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其中的分析方法、案例和内容往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背景，对于没有出国考察过的师生来说，非常抽象和空洞。而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绝大部分都是文科生，尤其是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文化，对此的学习兴趣更低。鉴于这种情况，本文结合民族类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和政治学课程的特征，全面分析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陈旧

政治学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教师的要求很高。但是，目前大部分教材的内容比较陈旧和空洞，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对政治专业术语的内涵、特征、分类和作用等方面的详细论述，不仅缺乏其他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更缺少典型、时效性强的案例分析，导致教材充满了枯燥和抽象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即使著名高校或者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其作者也往往是由博士生或硕士生组成，查阅或翻译国外资料直接拼凑而成，内容很不系统，甚至前后矛盾、错误百出。而民族类院校的授课教师考虑到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一般都是严格按照教材内容讲授，特别是考虑到我国目前政治环境和政府的治理模式，不可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相结合，几乎都是单纯地讲授理论。学生没有真正体验过社会政治生活，也就没有政治的利益冲突，对政治学抽象的理论更不会有深刻的体验，其结果就是知识和现实不能有机联系，对政治学也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要么讲授历史事件或故事，要么讲授我国的各种腐败现象、公共管理的缺陷等现实问题，甚至会讲出一些违反原则的内容，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但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严重的会误导学生的价值观。为了保证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考虑到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民族特征，教师也只好回避一些现实问题，重点讲授理论知识，教学内容也是严格遵循教学大纲而不敢有任何创新。

(二)教学方法单一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理解的局限，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好有机会或者主动地参与到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理论知识的价值。可是，由于我国曾经存在着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权利意识，而在当今保障民众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举步维艰，难以真正体现民众权利的保障，并且经常发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使得教师无法安排学生进行实践。教师不得不坚持传统的授课模式，自始至终向学生灌输基本的理论知识，较少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前沿的分析方法。学生也自始至终在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解，几乎没有主动学习和参与教学的动力，更别提积极参与到实际工作了。再加之当前高校都在不断扩大招生规模，上课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尤其是政治话题、民族冲突、宗教信仰等问题在我国是非常敏感的，民族类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较高，教师和学生通常都不愿意轻易地谈论，甚至有意识地回避，结果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教师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同样的教学内容来培养学生，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使得学生没有真正领会政治学的精髓，仅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

(三)考核方式落后

在政治制度不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专制政府允许“文人”的风花雪月，制造社会舆论，分离人心，给人们以娱乐而不是教育，以现实利益腐化、拉拢这些知识精英，为了自身的私人利益而遗忘或放弃更高贵的社会目标。旧制度在慢慢改变出身决定命运的等级制度，使自然因素如血缘不再成为社会身份的决定要素。但是，旧制度在允许非贵族出身的启蒙哲人们进入现实体制的同时，也让现实的体制消解他们，使之不能在实践中突破这个体制。

另一方面，在政治身份与经济身份都可以继承的封建社会，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非贵族出身的、外省的启蒙哲人只有通过接近贵族，取悦主办沙龙的贵妇人，或者接近政府高官才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启蒙哲人还对社会地位有所期盼，那么革新就必须在旧制度下得以进行。因此，这种变革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延缓了旧制度的生命。

对于启蒙哲人的生存处境，启蒙哲人具有深切的自省。伏尔泰曾经将社会财富作为评价“文人”成功的标尺。在《哲学通信》第23封信“谈人们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中，伏尔泰对照了“文人”在英国与法国的不同处境。一开头，伏尔泰就认为法国对科学与艺术的物质“奖励”举世无双，但英国人民却能尊重“才能”，而大部分启蒙哲人拥有的就是这种“才能”，成绩斐然的人总能在英国发家致富。伏尔泰的话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启蒙时代的社会尊重“才能”，这对于出身非贵族的启蒙哲人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们也可依赖自己的“才能”获得社会承认，但前提是“才能”必须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启蒙哲人的世俗追求非常可能与自己的追求分裂。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进入现实体制的启蒙哲人中，很少有人能保持在发迹之前的独立与批判。而且，启蒙哲人不再被启蒙的社会所鄙弃与排斥。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人”条目中，伏尔泰积极地描述了“文人”的生存处境。伏尔泰眼中的“文人”不再是“语法家”，而是具有“哲学精神”特征的“完善的文人”。以前，“文人”被摒弃在社会之外，不属于社会必需的部分，只能拥有附属的地位，现在，他们入能做思想，当哲人，出能经国致世，做政治家，成一方“诸侯”。“时代精神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培养成既能周旋于上流社会，也能入阁执政”，他们“变成了社会必需的一部分”。此外，伏尔泰还揭示了“文人”的积极的社会功能，“文人”的生存意义是不能被质疑的，因为“文人”依靠“一种健全的哲学”，扫除了充斥社会的全部成见，他们比社会上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独立精神”，出身穷苦的“文人”也能很容易在路易十四创立的科学机构中“获得无求于人的条件”。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其乐融融，“他们是裁判者，别人是被裁判者”。

这是启蒙哲人在启蒙时代的生存处境的积极方面，但在与资产者的对照中，启蒙哲人还具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消极处境。在1765年《哲学辞典》的“文学、文人或士”条目中，伏尔泰这样描述了他们悲惨的生存境地，“一个资产者买了一个小小的事务所，他就为他的同行所支持，谁去碰他一下，立刻就要群起攻之。文人却全无援助，他就像飞鱼：飞得高些，他就要为飞鸟所啄；潜游水中则难免为大鱼所吞”。这意味着，在与资产者的对照中，“文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中。我们知道，“文人”的现实处境是现实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结果。而对这种处境的反应必然体现在启蒙哲人的思想中。要改变这种现实处境，首先必须在文字中作出反应，其次才有可能在社会运动中变革并型构政治制度。

作为启蒙哲人的卢梭不但分享了启蒙哲人的社会身位，而且在他与启蒙哲人之间自始就存在着隐微对抗。在《忏悔录》中，卢梭告诉世人，自己思想的发端及成长与启蒙哲人狄德罗关联在一起。但是到了后来，卢梭宣称将自己的思想与“当今思想”———启蒙思想———区别开来，称启蒙思想只是“分离观念的集合体”，一般的读者可以将自己的心灵栖居其上。相反，他的思想是“一个孤独者的沉思”，它与“民族”的口味不一致，但如果要把握它的线索，则必须“努力重读且不止一次地阅读”。这意味着卢梭从一开始就在自己与启蒙哲人之间设置了一个区分。

启蒙哲人也在不断回应卢梭。伏尔泰将卢梭称作“哲学家中的犬儒派”，卢梭的《科学与艺术》不过是“小学生的命题作文”，《论人类不平等》是“反人类”的作品；与卢梭决裂之后，狄德罗认为，卢梭是善辩、混乱、矛盾而不连贯的思想家：卢梭没有思想，没有哲学，如果有也不过是“碎片”；格里姆从一开始就将卢梭视为一种威胁，一位外来者。他对卢梭的唯一赞美是第一篇论文确实写得文笔流畅。而每一次卢梭的作品出现时，格里姆总会立刻挑出他的修辞来赞美一番，不遗余力地告诉读者，卢梭的作品除了风格之外，什么也没有。达朗贝尔则是与卢梭辩驳后唯一不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启蒙哲人。在“百科全书”的前言中，达朗贝尔很好地处理了启蒙哲人与卢梭的关系，称其“善辩而富有哲思”，尽管这个人指责艺术与科学败坏社会的道德，但他也曾“以一种颇为热心并相当成功的合作”表明他“赞许”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工作；。所有这些表明，卢梭与启蒙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铁板一块。

如前所述，启蒙思想是启蒙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产物。启蒙思想若要成为现实力量，参与并决定社会的进程，就必须凝成特定的社会力量，至少在思想上形成“共同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不但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与意义追求，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还必须发出同样的声音，分享同样的社会关怀，通过特定的中介影响、塑造社会舆论，从而改变现实的生存处境。启蒙哲人用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文人共同体”，尽管他们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但他们形成了一个“百科全书派”，一个统一的“一”，一个“党派”。但与这个“共同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卢梭反对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并且在1754年4月9日开始“隐居”。卢梭认为，有党派就会有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形成“普遍意志”，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就无法实现。在《社会契约论》的第1卷第7章、第2卷第3章、第3卷第1章第2章中，卢梭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私人意志、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之间关系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p#分页标题#e#

摘要：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全国各地各种纠纷，尤其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为城镇化建设敲响了警钟。政治文明强调文明的主体回归，为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表现为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全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市场，采取“顶层设计”和“动力推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诸如征地模式的“单选”向“双选”转变，新型农村建设由“散点布局”向“线性布局”发展等制度创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价值理想。

关键词：

政治文明；新型城镇化；建设评析；制度创新

基金项目：

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促进安徽省农民职业化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编号：SK2016A0040；安徽财经大学科研项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编号：acky1531。

一、引言

本文作者：史习斌 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近些年来，关于“同人”的话题在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者或是对同人团体的媒介活动、人事变化、思想轨迹等做单一考察，或是对单个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实上，要想从同人的角度深入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对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对同人团体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进行准确分析，对与同人相关的媒介活动尤其是写作活动进行系统而独立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写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学和文化意义，才能避免用大而不当的同人概念笼统地涵盖包含着诸多非同人要素的团体和刊物。为此，笔者拟将同人写作作为与个体创作和集体写作并列的一种写作方式单独提出，以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体新月派的写作实践为例，论述同人写作的内涵特点、典型方式和意义及影响，以期凸显这一独特写作方式的横向状貌和群体性价值。

同人与同人写作

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规训的不断失效、西学价值观念的冲击、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学教育的启蒙和留学运动的发展，传统读书人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其在行为方式、精神气质、信仰与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新变。不仅“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人”的现代性格得以彰显，而且作为个体集合的“群”的现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较大发展。同人群体便是这种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为一种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为同人群体诉求表达的载体与平台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同人写作这一特殊的写作现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谓同人写作？总的来说，同人写作是同人之间就某一观念、议题或认同的目标进行各自表达，借助同人刊物集中发表的一种非集体的群体聚合的写作方式。同人讲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间自发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团组织章程严格的事先约定性。同人们以言论、文化来影响社会，以文学来建设文化，他们通过聚餐、沙龙和同人书信等形式来联系感情、讨论问题，通过创办非官方的同人刊物开拓媒介阵地，通过写作活动进行文学理论提倡、创作实践尝试和观点的发言发声，从而实现同人的社会参与、专业责任和自我价值。

首先，同人写作是介于个人创作与集体写作之间的一种合作写作的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集体写作是伴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从苏联引进的一种写作方法和文学生产方式，经过抗战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区的规范、培养逐渐形成模式，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书写中达到顶峰。集体写作的发展与成熟自有其独特的功效，但对个人创作的独立与创造造成冲击和掩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同人写作不同于集体写作：它没有集体写作那么统一的创作主旨，不是集体署名，也不是各人写作然后集体统稿修改，相反，参与写作的个体同人自身有较强的独立性，体现出接近于个人创作的个体特殊性；集体写作将意识形态性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强调集体写、写集体，注重表达集体意识、集体精神与集体形象，同人写作则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延续和深化，在文学上多为对文学革命的反思与重建；集体写作看重群众基础和大众化效果，同人写作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化书写和文学实验。同人写作也不同于完全独立的个人创作：个人创作是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个体风格明显，而同人写作势必会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约定的写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同时，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群体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写作是同人们为同人刊物进行的有明确目的和清晰目标的写作。同人写作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达平台，一旦这个平台失去了，同人写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写作是伴随着同人期刊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彰显个人主义的五四文化精神与之相适应的个人创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动，朝着集体写作方向发展的革命文学转向与左翼文学思潮尚未固化，客观上为同人期刊的繁荣和同人写作的勃兴提供了机会。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创办和经营，编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体化，变为“用稿封闭，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为同人撰写，而且没有稿酬”，编辑也多是义务劳动。严格地界定，“‘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1的说法可能略显宽泛，但其数量也不少，从《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创造》《语丝》《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现繁荣之势，同人写作也成为一种显在的文本生产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将自身“不合时宜”地定位为同人刊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创办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风险，同人写作也随着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再次，同人写作以同人之间共同的“志”与“道”的存在为基础，以同人群体的存在为前提。一旦这种共同的精神基础和组织前提发生了变化，同人写作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员聚合的主体价值观念是以个体本位为主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群体的几个关键人物中，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2，胡适曾不止一次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3，梁实秋也曾明确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4。他们都是极具个性而又关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识分子。以新格律诗创作为主的文学写作者和以争自由、争法治、讲人权为主的政论文写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两个次同人群体。从《诗镌》《剧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对编辑者做出调整5，新月同人写作基本以文学为主；从梁实秋执掌《新月》开始“谈政治”，胡适引领“人权大战”，新月同人写作转向政论文为主；《新月》后期显示出对文学的回归，1931年创办的《诗刊》则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学写作者在《新月》之外回归文学的努力。

“热衷文学”与“转向政论”的不同侧重是这两个次同人群体的分歧，各自的妥协和总体的认同则是同人群体尚能存在的底线。直到《新月》终刊，同人解散，同人写作也随之停歇。因而可以说，同人写作是一种在同人精神与价值的感召和坚守之下从事的阶段性的写作活动，具有历史性。最后，同人写作是一种超越文学的文化写作，或者叫做大文学写作。无疑，文学写作是同人写作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领域，但不能完全涵盖同人写作。因为文学的非功利审美特点和对人产生影响的长期性，使得同人文学写作有时并不能满足同人们表达观点、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都不是作家，他们写作的成品不是审美的文学作品（当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学性成就），而是表达思想见解、用语言文学的变革来改良社会和启蒙大众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权、教育、财政等内容，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使用的却不是纯粹文学创作的形式，体现的也是同人写作的文化性特点。所以，对于同人写作而言，文化写作的光华很多时候会盖过文学写作。#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