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导论范例

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它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材料和基础支撑。生产的进步会对农业技术提出新要求，然而现实生活中，农业技术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容易被忽略或掩盖，工业技术成分更加凸显；同时农业技术发展与农业的经济效益不完全同步，而是相对滞后。农业技术本质上研究什么、如何发展演变、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由胡晓兵、陈凡等著写的《农业技术哲学概论》（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一书，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技术哲学本质和特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综合阐述了农业技术哲学的目的、演变过程等，有利于完善农业技术哲学体系，反思现实中农业技术的异化问题。纵观全书，概括出以下特点。

一、以总-分的结构编排，逐层剖析马克思主义农业哲学本质

农业技术是需要真正运用到农业实践中的技术方法体系，它以自然依赖性较强的生物有机体为研究对象，因而使得农业技术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农业技术这一不同于工程技术研究的特点，进行专门的农业技术研究非常有必要。本书一改以往对农业技术哲学体系研究不够重视的常态，而进行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构建。全书共有九章，按照总-分的脉络构建理论框架，第一章“导论”总-分，先概括叙述，如第一节“农业及农业技术的地位”中，以阐发农业技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业技术现状和现代农业的危机，再阐述本书整体采取的系统论和整体论等研究方法。“导论”后再进行详细的叙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的线索进行，第二章到第四章为本质论，介绍农业技术本质、演化、发展规律等关于本身的基础性内容；第五章为价值论，介绍农业技术的价值体系，综合评价它对人类的有益性；第六章到第八章为方法论，探究目前现代农业技术异化和发展现状，以及异化现状对中国当代农业技术发展方向产生的影响。这样总-分结构编排，在概述之后进行细致分析，逐级展开农业技术哲学的论述。

二、动态的分析，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农业技术哲学的发展观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出发，认为社会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事物都在发展进步。如在第一章“导论”的第二节，分析农业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现状，作者动态地看待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发展面临的多重危机，认为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概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加入一些新的内容，同时抛去一些与时代不符合的旧概念，可以看出农业技术发展也有一个由简单的手工技术到越来越科学系统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再如第三章叙述“农业技术演变”时，对农业发展的基本过程进行了动态分析，农业技术经历了由“遵循自然的前现代农业技术”到“石油化的现代农业技术”再到“再生性的后现代农业技术”的动态发展阶段。最后根据现实现状的分析、现实的动态发展变化，来制定动态的现实对策，顺着现实的发展而变化，不静止地看待问题，使思想灵活可变，不受固定模式的拘束，进而能更深层次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特点。

三、理论的初创，更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农业技术哲学的思维

农业技术哲学思想很早就已经产生，零散分布于各类古籍中。20世纪30年代后，我国才有一些专门研究农业的著作出现，农业技术哲学依然处于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在现今理论构建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情况下，本书仍综合叙述了农业的起源、农业技术的本质和特点、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演变的异化，这对农业技术哲学的理论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者，事物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农业技术发展并不独立于政治、经济、思想，而是错综复杂的联系着。本书使用综合辩证的的思想，将哲学和纯粹农业技术领域结合，既能系统性地考量纯粹的农业问题，又能够在思想层面对农业进行更深一步的剖析，转变以往孤立思考问题的方式，将农业技术与哲学隐含的关系发掘出来，辩证思索它们的相关性，以便激发出创新思维、完善对农业技术哲学本质和特点的研究。因此，总-分的结构编排、动态的分析、理论的初创是本书的优点。这对补充马克思主义农业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农业技术哲学的发展观、更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农业哲学思维具有重要作用，并最终促进农业关系发展。

摘要：课程思政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新模式、新理念，是指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同时，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本文主要分析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的意义，并融入思政元素进行教学设计。

关键词：课程思政；护理学导论；教学设计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思政应运而生。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充分挖掘护理学导论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围绕课程建设目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不着痕迹地融入思政元素，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专业知识，提高道德素质。

1护理学导论课程

护理学导论是高职高专护理教育类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我们选用的教材是李丽娟、邢爱红主编的国家职业教育护理专业教学资源库配套教材，同时也是“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护理学导论课程集系统的护理学理论、护理技巧方法和护理艺术为一体，是一门引导学生进入护理领域，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具有现代护理理念、科学思维和法律意识以及职业安全防护、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能力，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职业生涯相关问题的一门课程[2]。

2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的意义

课程思政以思政为主题，以课程为主要载体，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为主要形式，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3]。护理学导论课程于大一第二学期开课，是学生接触的第一门护理专业课程，前期设有护理人文、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人文素质、思想政治等基础课程，后期设有基本护理技术、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妇产科护理、儿科护理等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承前启后，在丰富学生专业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方面起到奠基作用。但是，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般只讲授本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内容，很少涉及思政元素，甚至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教师或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导致学生服务意识较差。在入学调查中问及学生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时，大部分学生回答“护理专业好就业”“护理专业分数线不高”“家里人让我读这个专业”等，很少有学生真正认识和了解护理专业，没有意识到护理是服务于全人类和全社会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课程思政要求护理课程以课堂教学为重点，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最终实现课堂育人、立德树人，而这正是所有教师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在护理学导论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坚持开展课程思政，对学生后期专业课程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作者：赵仲明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摘要：专业选修课是对必修课的补充和提升，有利于构建本科教育的完善专业知识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为导引，探索高校教学原则在本科教学实践中贯彻的科学路径，其宗旨是实现高校教学实践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使本科生在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的同时，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关键词：高等教育；选修课；纳米材料导论；科学世界观

高等教育突出专业教育，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各个专业设置相应课程来完成专门人才定向培养。高校课程根据对专业的适用性可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前者是重点讲授本专业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内容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相对稳定性，后者则是作为必修的一种补充，有利于培养学生专业特长，系统构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高校教育目标实现过程中，高等学校教学原则始终处于指导地位。教学规则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规律制定出来的对教学的基本要求，对教学过程实施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是成功进行教学活动必须贯彻的准则。如何在教学实践环节中，灵活运用、落实高等学校教学原则，是高校教师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纳米材料导论是苏州大学材料专业开设的选修课，重点介绍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着重介绍纳米粒子、纳米薄膜、纳米固体等材料的制备方法和基本性能。该课作为材料学专业重要选修课之一，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深入践行高等学校教学原则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一、教学实践中选修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统一

本科教育过程是专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过程，同时也是本科生世界观逐步确立的过程。高等学校教学的首要原则是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科学性要求教学要客观传授专业科学理论，而思想性则要求教学要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纳米材料导论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纳米材料特性这一章节中，重点揭示材料构效关系中所蕴含的哲学原理，即利用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关系原理引导学生认知纳米材料特性。材料是人类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材料是客观的物质，纷繁的材料构成了多彩的物质世界，层次的划分使复杂的物质世界变得清晰而富于条理。物质可分为若干层次，每个层次又可分为若干个亚层次。目前，三层次理论为人们所共识，即以典型尺度划分，物质可分为微观、宏观、宇观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物质服从不同的运动规律。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尺寸的划分不应当是截然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个介观，处于介观领域的物质其典型尺寸为1～100nm（小于1nm为微观世界；大于100nm为宏观世界），该范围也称为纳米尺寸范围。这一过渡区域的特点表现为宏观规律和微观规律的互相交叠。一方面，牛顿经典力学的规律尚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量子力学的各种效应已十分显著，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尺寸效应。其中，既有本构特性变化的尺寸效应，又有新的物理和化学机制出现的尺寸效应。具体表现为宏观块状物质的本构特性与特征尺寸无关，而当物质的特征尺寸减小到某一临界值时，其本构特性变成与特征尺寸相关，或者出现新的物理和化学机制，即纳米尺寸效应，其包括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等。团聚是纳米材料制备过程中材料尺寸控制的关键。纳米材料在制备过程中容易发生团聚，造成团聚发生的内因是由于纳米材料尺寸极小，比表面过大，比表面能过高，使材料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有自发通过接触团聚增大颗粒尺寸，降低比表面能使体系趋于稳定的趋势。造成团聚的外因是材料制备或煅烧过程中存在着范德华力、氢键和毛细管效应。这里小尺寸，高比表面能是团聚发生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它决定着纳米材料团聚发生的基本趋势；而范德华力、氢键和毛细管效应是团聚发生的外部条件，它是第二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促进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学生通过辩证分析，在掌握教学知识点的同时，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实现了纳米材料教学实践中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二、纳米材料导论教学中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本科教育过程是知识的传承，更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领略，通过个性的抽象思考，领悟共性的哲学精髓，将会开启本科生的创新之路。高教理论研究表明，探索、研究的本质是对未知领域的求索，而教学是已知的传承，二者的区别在于认识的客观对象不同，任务也不一样。但是两种认识过程又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在专业选修课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在传授系统知识的同时，有必要向学生传授一些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在学生的兴趣中埋下探索的火种，实现科学思维的启迪。尖晶石型氮氧化物是一种新型的陶瓷材料，具有出色的光学性能、力学性能、热学性能、介电性能等，但氮氧铝制备相当复杂。尖晶石型氮氧化铝合成有三种方法，最普遍的方法是碳热还原氮化氧化铝法；第二种方法以金属铝为原料，借助燃烧反应来氧化氮化制备氮氧化铝；第三种方法是用气相反应合成氮氧化铝。这些方法的共同的特点是制备过程必须在高温下进行，高温、氮气、金属铝是合成不可缺少的条件；碳热还原氮化氧化法中，高温、氮、碳是必备的条件，因此，只要具备上述两种条件，就能够合成氮氧铝。经典爆轰理论表明，含能材料TNT爆轰，瞬间可释放出很高的能量，形成高温、高压、强冲击波能量场，高温、氮、碳均已具备的条件下，适当引入铝粉，就可以实现氮氧铝的制备。通过对自己课题组已有科研成果的介绍，将具体的思考方法传授给学生，经过综述、归纳分析，让学生感受到创新不光是靠偶然的灵感和顿悟，是有章法可循的。这种将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相互渗透的方式，能有效启迪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

一、政治哲学转向

20世纪90年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转向政治哲学研究。1995年科亨发表了《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标志着科亨的学术观点与研究重点发生转变，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学术重心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规范的政治哲学。”3罗默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以及后来的《分配正义理论》等著作。还有其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出版了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埃尔斯特的出版了《局部正义：公共机构如何分配稀缺物品何必要负担》、赖特的《审问不平等》、斯坦纳的《关于权利的一篇论文》、乔舒亚•科亨的《新的不平等》等等。这些著作的问世说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规范性的政治哲学。

科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以两个假设的历史趋势从而断定经济平等最终一定会实现，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第一个假设是工人阶级作为受压迫阶级最终会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因为他们数量庞大，力量在不断增长，而且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让他们不赞同不平等。第二个假设是生产力的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会导致物的极大涌流，公共储备就会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而不会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科亨并不赞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实现。“历史的发展已表明，这两个假定的历史趋势实际上都不存在，因而，以它们为依据预言的未来经济平等的必然实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2]136-137科亨认为这两个趋势都没有成为现实，那么就只能基于人们的意愿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是因为社会主义更加平等，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

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平等主义倾向的政治哲学

科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的实现诉诸于历史必然性，特别解释了资本主义存在与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平等”的价值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平等、共有与人的自我实现是马克思信仰构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信仰某种平等观，即使其中的很多人可能拒绝他们信仰之，即便也许无人能对他们所信仰的平等原则进行精确的阐释。”131他们认为经济平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去证明怎样才可能使它尽快实现。如前所说，科亨的这个观点在于他所理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假设的两个趋势，可是科亨认为这两个历史趋势都没有实现，因此关于经济平等必然实现的语言缺乏说服力，因此应该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作辩护。

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所遇到的挑战，科亨决定另辟奇径。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基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证面临困境，但是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为社会主义辩护就得寻找其他的方法。科亨认为从道德上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虽然在当前背景下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能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追求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者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基于必然性的论证方法，而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科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产生着自己的掘墓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生产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有的力量已经消失了，社会主义者必须改变过去的方法，必须放低姿态，必须更多地从道义上阐扬社会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罗默将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看待，他认为市场只能保证效率，虽然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但是只有平等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只有平等与效率的区别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资本主义的效率远远超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贪婪、剥削凸显了不公正、不平等。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寻求报酬、地位以及平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使机会均等。”罗默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将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财产关系的实施。”113-114罗默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展开了研究并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主要指技术意义上的剥削，这种剥削理论就是一种事实描述，并不是价值判断，因此他认为要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无论是科亨还是罗默，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做了某些改造，他们对仅仅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去说明平等不满意，而是采取了更为低调的方案，从道德上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更加平等、更加可取，从而激发人们的斗志以便为社会主义奉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实现寻求历史当下的解决途径。

摘要：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教学目的，文章首先阐述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然后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与路径，包括紧扣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扩展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具体路径，最后论述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实践。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现代教育技术

在大学本科教学中，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与学习，这就使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经济学类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也凸显出其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围绕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版了诸多版本的教材，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指导下，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2]。在这些教材建设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较好基础的同时，围绕这些教材的教辅材料建设还存在很大的挖潜空间。特别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深化和广化，以及新技术新媒体在教育教学中的普遍运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教辅材料也应得到更大力度的系统升级，并融合传统教辅形式和新技术新媒体形式的优势，使其充分发挥出教辅效能，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的提升。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这无疑加大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难度，进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出现了教师教学自信不强、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的问题。与师生使用的教材用书相区别，教辅材料是指除教材之外的能帮助学生学习的各类辅助性教学材料，其作用是辅助教学工作，提升教学效果。相较完整成型的教材而言，教辅材料的建设更能够为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舞台，也是发掘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称的教学过程中“技巧”和“艺术”两大源泉的重要发力点[3]。破解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环节中的现有问题，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教与学的双重质量，都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加强多元化教辅材料的建设和运用。同时，促进政治经济学授课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多元化教辅材料的灵活运用，也将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本科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工作，根本上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象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然后将理论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在实践中，授课教师不仅要熟悉运用教材本身，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授课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组织教辅材料进行辅助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学生在大学课程学习中普遍存在的被动学习状态。学生一旦处于这种被动学习状态，必然陷入只求学分、死记硬背的低层次学习方式，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并与现实相联系的知识点，也就难以发挥自身在理论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不合理学习状态的形成，既有学生对过去学习方式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又有大学课程自身教学方式和内容方面的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而言，后一种原因恰恰体现出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多元化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目的与路径

（一）守初衷：紧扣政治经济学课程教辅材料多元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作者：王宏维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近年,中国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教学有了较快发展。2006年,教育部将“女性学”列入了新设的本科专业,可认为与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有关的高校课程及其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已纳入了学科主流、或进入了主流教育视域。目前,对这一学科及其教学尚未有系统评估,各高校对学科发展和教学也还处于探索之中,在此特提出五点看法就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关于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的理念、目标问题。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教学在高校存在着三个不同层次:一是本科通选课程,二是本科专业课程,三是硕、博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因教育管理部门至今并没有具体规定,课程的内容及与教学有关的方方面面,主要还取决于任课教师个人的考虑与选择,即往往与教师的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方向和教学风格直接有关。这一状况对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来说,有助于拓展其更广阔的、多样性的发展空间,避免整齐划一。

但同时,在教学理念和目标各行其道的情况,也使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理论困惑和观念冲突。如将女性学体系定位为:“女性是什么、女性什么样、女性怎样存在、女性如何发展”[1](P1)之后,有可能引发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冲突。而从后一立场提出的问题:“女性具有同一本质吗?”“女性可以是一个整体吗?”预示了在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及其教学中存在着相互区别、具有差异的不同进路。其中,一条主要线路、也即多数高校本科通选课“女性学导论”的线路,是以女性为主体和对象的,目标是说明女性的本质及其遭受压迫、歧视的社会历史原因,提出解放妇女、女男平等的路径与对策;另一线路是以女性为切入点,但不局限于女性,力求通过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教学,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显示性别、阶级、种族等相关的社会压迫结构和等级制度,由此,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解读和诠释,并影响人文、社科各个学科,直至改造现有的知识体系及其观念。两下相比,后一线路无疑要求更高,惟有在实际中逐渐提升和达到。怎样把握这两条不同的线路之间差异、冲突及张力,以求在实际中形成良性互动,无疑直接关系到中国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第二,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的批判性与应用(实用)性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近年来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快速攀升,同时她们在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也持续增大。这成为不少高校(同意)开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一个实际原因:对女大学生实行人生指导。而不少女大学生也是抱着获取对自己学习、婚恋、就业“有用”的目的来选修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特别是“女性学导论”课的。在此意义上,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不论是否将“应用”列入了自己的教学目标,实际却一定程度担负起了对女大学生进行“人生指导”的功能。课程的应用性、实用性问题也就这样被摆放出来了。在部分职业技术院校,更有将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与“女性形象学”、“女大学生的择业、就业技巧”、“女性心理调适”、“女子健美”、“女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婚姻恋爱”、“现代家政学”等带“女”的课程或讲座混同在一起,且被称之为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教学中具有“较大灵活性”的“外围课程”[2](P10—1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围课程”虽受到女大学生的欢迎,却很难贯穿对父权制及其文化的批判,相反体现的是对父权制及其文化的顺从、认同或默许。在课程讲授中,沿用的仍是男权中心主义的理念,如认为女性心理上不如男性健全,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自信心差,脆弱,感情用事,依赖性强,等等。而在讲授女性成才时,往往指女性天生不善抽象思维,“学习兴趣常倾向于文科”,“适合”做文秘等工作[3](P102),等等。教学的引证材料方面,也常涉及一些有“本质主义”倾向的心理学通俗读物,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4]一书。总之,这些“实用性”课程,大都具有较强的“本质”、“整体”的趋势,是从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立场理解“性别身份”的,在使学生获取了“有用”知识的同时,也使作为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精髓的批判精神,面临着被稀释、被模糊、被曲解的危险。无疑,这也将是影响、制约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发展、提升的一个因素,对此务必保持清醒与警觉。

第三,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跨学科性与各学科在性别视域中的独立发展问题。女性学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plinary),是女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这门学科特有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因此,在开设“女性学导论”课程时,以跨学科的方式组织师资力量开展教学,不仅符合课程的特性,有助于课程的提升,并且也是组织更多力量投入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教学的有效途径。但是,在诸如“女性学导论”的通选课程中,任课的教师来自多个不同的专业,一方面体现了跨学科性,同时另一方面也因学科背景不同,若交叉、融合不够充分,就易造成教学上缺乏内在联系的“拼盘”。并且,在突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跨学科性时,怎样将社会性别研究视域引入各个学科、实现各个学科独立、独特的发展,更是一个应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部分经典学科中更为突出,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近年来,虽在这些学科中已有个别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开设,但不仅数量十分稀少,且难以为主流学科教学接纳。而从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开展和实现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反思、改造和创新,恰恰必须有各个学科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独立、独特的发展,这也正是跨学科方式无法替代的。遗憾的是,这后一方面虽然工作难度很高,但往往更不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做“跨学科”的认为她们是“不必要”、“多余的”,做主流的认为她们是“另类的”、“边缘的”,做行动或应用的认为她们是“没有用的”。所以,正确认识对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各学科在性别视域中的独立发展关系,将是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中的一个必须突破的“瓶颈”。#p#分页标题#e#

第四,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中理论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作为高校正式开设的课程,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各个层次的教学都必须符合大学课程教育的现有基本规范,这本是一个无歧义的问题。即使再强调或突出“行动”(联系实际),作为一门课程也要按照规定学时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并且在教学中显示足够的学理性、学术性,这是学校教育有别于非学校教育的一个基本方面。而且,高校之中的综合性大学、师范类院校、工科院校和女子学院、职业技术院校在课程设置及教学规范上也是有差别的。面对如此多类型的高校,开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其理论教学与行动的联系方式无疑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对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批评较多的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够”,“行动做得太少”等等。相比之下,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专业的教学中师生“做行动”的可能较多,而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专业则侧重于理论教学与研究。这一情况,也形成了前一类专业较容易获得来自各个方面的行动项目的支持,使这类学科成为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的“优势学科”。而基础性、理论性的学科则无奈成为“非优势学科”。然而,从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的发展与提升来说,如此“优势学科”与“非优势学科”的形成,既不合理,也不利于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及其教学的提升。以笔者的立场看,在高校开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的思想、观念、理论传播给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行动”。这一“行动”意义深远,不仅是对性别平等思想的推进,也是对男权中心主义长期占据的教育领域及知识体系的一个冲击与改变。没有这一点,父权制的控制是绝不会自动退下的。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行动”却不被当作是“行动”,实在是一种短视。最后要看到的是,在部分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开设的必要条件、师资、课酬等还处于无保障状态。不少课程是由一批来自不同专业女教师自愿组合、申报开设的,是教师们的自愿行为,也是在无专门编制、无课酬资金的情况下开展的奉献性工作,必要的教学保障条件与机制一直未得到解决。并且,因高校连年扩招,博士点和硕士点不断增加,大部分教师工作劳累,不堪重负,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开设也使她们的教学劳动更沉重,且与现行教师工作业绩考核体系不相对应,这都可能制约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下一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