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责任论文范例

随着信息化速度加快，知识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传播，科技期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重视。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科技期刊面临市场化、信息化压力日益剧增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寻求科技期刊创新发展之路是面临的新课题。

1科技期刊的责任

科技期刊作为市场经济活动和科技文化活动的产物之一，具有其明显的社会、政治责任和传播科技文化价值的责任。

1.1社会和政治责任

科技期刊既有主动传承科技文化、科技知识，弘扬科学价值观的功能，又有政治责任，在新时期新时代要主动坚持和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对期刊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

1.2传播科技论文的价值

科技论文是科技工作者对某一科学技术问题思考、探索的智慧结晶，是物化的科技成果。但从深层次来看，一篇科技论文不仅需要发掘和传播科学技术研究的思维，更需要传播科技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引领或者促进科技进步，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社会责任是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相应的职责与义务。国家明文规定，“科技出版事业既是出版事业的一部分，又是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科技出版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传播科学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科技人才、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破除愚昧迷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科技期刊所发表的应是有益于科技发展传播，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文章。质量是期刊的生命线，科技期刊编辑作为科技期刊质量的把关人应担负起重要的社会责任。

1科技期刊编辑的政治责任

1.1政治把关性责任

期刊作为时效性较强传播媒体，势必传递着某种观点和思想。科技期刊编辑作为期刊质量的把关人首先要把好思想政治关，自身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信念，时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贯彻国家关于出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同时严格审查文章的意识形态，拒绝发表存在政治意识错误的文章。

1.2时政敏锐性责任

作为科技期刊编辑，要时刻关心国计民生大事件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及时向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组稿，准确地发表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先进技术，这是科技期刊编辑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

2科技期刊编辑的把控责任

21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信息化和互联网+是其主要特征，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交往方式等信息以几何方式不断增加，信息传播的内容、方式方法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猛烈地冲击和影响着出版业。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读者的阅读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然多样化，网络阅读占据重要地位，为此学术期刊社都纷纷建立其门户网站和网络交流平台，甚至推出微信公众号宣传自己，以提高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表面上看来是新技术的竞争，实质上还是人的竞争，是拥有综合素质的优秀编辑人才的竞争。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出版物的质量。”可见，青年编辑要不断强化和磨砺自己，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专业学科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才能承担起未来期刊发展的重任。正如在报告中所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在新时代，青年编辑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应有担当且具有较高的素养。

一、青年编辑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把文稿的政治责任关

学术期刊青年编辑应该具备优良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意识是社会主体政治意识、思想品格、职业道德修养的综合概括，政治素质的高下、优劣，直接影响社会主体的工作实绩和自身形象。……一个具有优良政治素质的人，一定具有高尚思想品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224－225可见，青年编辑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及政治责任感，对于编辑出版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在工作中，对编辑个人而言，“政治思想素养是学术编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一个好的学术期刊编辑，不仅是一个思想纯正的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一个有着基本社会道德的人，同时还是一个有着较高政治素质的人”［2］;对编辑出版工作而言，“新闻出版是否讲政治，新闻出版工作者是否真正具有‘守土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否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从大处着眼，则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事关中华民族的兴衰;从小处着眼，则事关一个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3］;从国家层面而言，对出版工作有明确的指导思想，2016年修正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该条例为青年编辑明确了工作遵循。在新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意识形态呈现多样化趋势，多种思想文化互相碰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隐蔽而激烈。为了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青年编辑在思想上必须坚持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肩负学习贯彻、宣传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的双重职责”，在工作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核心、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严把稿件的政治质量关，“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4］。青年编辑要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就要加强政治学习，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密切关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时代主旋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刊方向，出版文化精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在审读稿件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辨别字里行间所渗透的思想，对涉及内部资料、军事信息、民族、宗教、港澳台等敏感性问题时，一定要仔细核查，反复斟酌，务必不出差错，把好文稿的政治质量关。因此，加强青年编辑的政治思想素养，提高其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对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和工作前提。拥有优良政治素质的青年编辑，不仅在审稿中具备火眼金睛，而且在选题策划中也能根据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提出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和可行性的选题，“党的报告涉及改革开放稳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涉及治党治国治军，它不仅是我们选题策划的一座富矿，而且也是提高编辑政治文化素质的宝贵营养”［5］。可见，优良的政治素质对青年编辑的日常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青年编辑应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能和网络技能

新时代是信息时代，信息传播方式不断更新，期刊也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电子期刊占比不断提升，这对传统编辑工作带来了巨大冲击。随着期刊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少期刊编辑部都设立了网络采编平台，投稿、审稿、编辑办公都在网上进行，所以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网络技术，是新时代青年编辑的必备素质。此外，还要关注和学习编辑领域的常用软件，如黑马校对等，以便缩短工作周期，提高工作效率。对于学术编辑而言，娴熟地运用计算机进行技术性工作只是基础，还要学会利用各种数据库对拟用稿件作前沿性、真伪性等辨析，以避免一稿多投等不良现象的发生。青年编辑要充分利用CNKI(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网络知识资源共享平台，进行信息查询，提升学术期刊品质和工作效率;利用网络图书期刊数据库，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寻找从事相关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和研究团队，进而进行选题策划、邀约稿件等工作。通过刊发热点课题的相关论文，以引起学者关注，从而提高刊物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另外，还可以通过数据库，发现具备科研潜力的青年学者，与之进行良性互动，以共同进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出版已然成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青年编辑要学习新技术，重视网络技能及其引发的宣传方式的改变，识别各种媒介宣传工具的特点，借助于微博、微信公众号、QQ、移动平台等媒介，与作者和读者展开互动，及时回馈作者的意见，快速传播办刊理念，转变学术知识传播小众化的缺陷，扩大影响力。在学术期刊网站建设当中，青年编辑要发挥优长，据办刊人的理念适时更新网站内容，把握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变化，努力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下载量，扩大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善于转变思维方式，在选题策划到出版的各个环节创造性地工作。加强与数字化期刊网的联系，及时发送期刊的最新信息，争取早日与读者见面。推出微信公众号，通过手机网络推广和宣传期刊，最新的期刊目录，推介重要栏目和重点文章，将重磅文章的摘要和关键词在微信号上推出，推介刊物的最新内容并积极鼓励转发，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关注度。综上，在新时代，从工作技术层面而言，“编辑手段的电脑化和网络化、编辑内容的数据化、编辑成果的多样化都对编辑的信息化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不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就根本无法从事编辑工作”［6］;从刊物发展角度而言，青年编辑要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加强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及时反馈相关情况，增强自身在期刊工作各环节中的技能，为学术期刊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从出版理念、编辑流程、经营策略到发展目标等，都应体现新时代的要求”［7］，彰显学术期刊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意义。

三、青年编辑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

王银娥编审认为:“学术编辑的创新意识是指编辑主体完成编辑工作所必须具有的创造性思维特征。它与编辑的选题策划、文稿选择、组编文稿等编辑活动密切相关，并渗透和贯穿于编辑活动的全过程。”［1］160在新的时代，青年编辑创新意识的养成，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以创新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实现生存与发展并行不悖。青年编辑要争取各种机会，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提高自身的观察力、辨析力及敏锐性，了解学科前沿及其研究动态，关注新的理论及其研究成果，进而提炼具有新意的选题，邀请有关学者撰写相关文章，设立具有创新意识的新栏目。在编辑选择稿件时，要及时抓住富有创新观点和新意的文章，或从新角度、新理论进行相关研究，或利用新材料探询相关问题解决方案的文章等，这种有创新的论作无疑会提升刊物的影响因子和下载量甚或转载率，扩大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稿，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刊物向较高层次发展。在办刊的过程中，青年编辑要明确的认识到，刊物的作者和读者有很大的相关性，不少读者会逐渐转化为刊物的作者，为此要关注读者和作者对期刊的需求，强化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及时回复他们的信息，策划多个栏目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在学术期刊中，编辑、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正如王银娥编审所言:“作为精神产品的学术期刊，是编辑主体和科研主体共同劳动的结晶，二者的沟通和融合是刊物质量提升的基本前提，二者的互动互进是推动学术期刊发展的基础。同时，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也必将影响和敦促读者，启迪其科学思维，陶冶其学术素养，铸造其良好人格。编辑、作者、读者三者具有趋同性，这表征着科学研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动，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积极作用。”［8］因此，青年编辑要注重与读者、作者的互动与交流，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全心全意为读者和作者服务。

[摘要]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出版行业因其特有的舆论导向功能，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思想阵地。学术期刊作为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平台，不能因其内容的专业性而麻痹大意，忽视出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问题。本文认为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人员必须以大局意识、谨慎细致的工作态度、有效的鉴别方法把好意识形态关。同时，在媒体融合的新形势下，要重视新媒体出版工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

[关键词]学术期刊；意识形态；政治鉴别力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的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集合，其形成受思维能力、价值取向、环境、教育、宣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才能坚定四个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出版行业因其特有的舆论导向功能，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思想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理性传播是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责任和使命。

一、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学术期刊不同于一般的大众传媒，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传播载体，作为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平台，担负着繁荣学术思想、促进学术创新的职责，推动学术研究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智力支持。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群有其特殊性，通常集中在某一专业领域。正因其特有的专业性，出版过程中编辑人员容易产生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麻痹大意思想，从而滋生意识形态风险。

1.学术研究中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属于政治范畴的或带有政治性质的问题。具体到出版活动中，可以理解为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基本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学术期刊属于文化产品中高层次、专业化的出版物，是学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发表学术创新成果，助推学术研究繁荣发展。创新就意味着大胆探索的学术精神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尤其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是普遍认可的基本概念和思想方法。每一种学术都有自己的历史境遇，不同背景的学者在研究学术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各自的意识倾向，各种学派、社会思潮话语都包含各种意识形态。因此，把学术期刊看作仅是单纯切磋学术的平台，是“不问政治”“价值中立”的纯学术思想传播，就会因为麻痹大意和底线思维缺失而忽视隐藏在学术“外衣”下的政治问题。

2.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现象的日益凸显除了政治问题，另一个问题值得学术期刊高度重视，即学术领域的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现象。部分论文作者急功近利、东拼西凑、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等，既没有创新思想与创新观点，又不解决实际问题。更有甚者，为毕业或评职称，花钱向中介机构购买论文。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学术造假，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将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权威性，将学术研究引入歧途，进而阻碍社会进步。再则，如果学者在东拼西凑来的学术研究中渗透进西方意识形态思想的悖论，也将产生意识形态的风险。因此，学术期刊不仅肩负繁荣学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的重任，更要强化意识形态的维护意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维护功能；要以“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这四个定位为基准，坚持正确的办刊政治方向，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倡导学术民主、包容多样的同时，要坚定不移地以底线思维，牢牢把好意识形态关，严防在学术研究旗号的掩饰下，从事违背学术道德甚至违反法律的假学术行为。

摘要：

现代社会危机事件频发，不仅会对经济建设造成破坏，也将阻碍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政治的不稳定。政府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处理危机，重塑新形象，不仅关系到其在国内和国外的形象，更关系到民心的凝聚、政府目标的实现以及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政府危机管理与重塑形象关系，分析了影响政府形象的因素，继而提出政府重塑人本、法治、阳光、诚信、责任、弹性、合作型、学习型形象的建议。

关键词：

危机管理；重塑；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是政府运行中产生的行为特征与客观效应，以及社会公众在了解和经验的基础上对这种行为特征与客观效应较为稳定的总体印象和公认评价。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政府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妥善处理危机，重塑自身新形象，关系到其政府目标的实现与民心的凝聚，更关系到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国际中的形象与地位。

一、公共危机管理与重塑政府形象的关系

（一）妥善的危机管理有利于重塑良好的政府形象

摘要：梳理王季愚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分析王季愚作为期刊人所具备的素养，以期引发读者思考，并从王季愚及老一辈期刊人的办刊过程中汲取力量，启示新时代期刊人在时代的变化中不忘初心，明确肩负的责任，利用时代赋予的武器和条件，坚定地为党和国家守好舆论阵地的决心。

关键词：王季愚；编辑出版；期刊人；素养

王季愚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创立者之一。王季愚的一生与编辑出版工作有着不可割舍的缘分，她所做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相关文章中多有提及，但并未有专门、集中体现。文章从王季愚不同阶段的编辑出版经历着手，结合其受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等，分析其具备的期刊人素养，以期引发读者思考并从中汲取力量，使更多出版界同仁受益。

一、王季愚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

（一）解放前———为抗日救亡而办刊。王季愚在解放前的编辑出版工作，有据可查的相关经历如下。1936年，译作《在人间》出版。1936年，加入地下党文委组织的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多家杂志社参与多篇专栏的撰稿。1938年，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妇女”社，担任《上海妇女》编委，期间发表作品33篇[1]。1941年10月，抵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编译室从事外文翻译工作，直至解放。在王季愚解放前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对《上海妇女》杂志的创办和编辑最具代表性。《上海妇女》杂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女性刊物，主创人员是一群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女性知识分子，创刊于上海沦为“孤岛”后和上海妇女要求解放、自由的呼号下，冲破了日本侵略者的镇压和政府、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收买等重重阻碍，从1938年4月20日创刊和发行至1940年2月被迫停刊，共出版了36期，在联系妇女、团结妇女、发动妇女、推动妇女运动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王季愚是《上海妇女》杂志的发起人之一、编委会成员，也是主要撰稿人，在《上海妇女》上共发表了33篇文章，其中包括多篇讴歌苏联革命女战士、生产能手先进事迹的翻译作品，如首次进入中国语境的《苏联内战中的女骑兵———E·顾兹涅佐瓦自传》《从煤矿到战场———苏联内战中的女机关斐克鲁莎小传》《光荣的牺牲———苏联内战中的女英雄克赛妮亚小传》；《我的青春时代》《女教师》等重构了一组魅力四射的女英雄形象；《我们从黑海飞到白海》《在森林中》等关于苏联女飞行员等生产能手的文章。此外，王季愚专门撰写的《1938年的苏联妇女》和《苏联妇女与抗战》，号召“我国妇女此刻应该赶快起来效仿伟大的苏联妇女，用自己的血肉来争取我们祖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的胜利”。在《蔡特金的一生》中，王季愚大声疾呼：“我们妇女，……赶快学习蔡特金一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赶快团结起来，用自己的生命与血肉争取我们全民族的解放，以及我们妇女自身的解放。”这些文章对当时由宋庆龄、蔡畅、邓颖超等人领导的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深入推进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不仅有“理论深度”，还有“实践温度”[2]。

（二）解放后———为学术建校而办刊。王季愚在解放后的编辑出版工作相关经历如下。1949至1964年，担任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政治处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期间创办《俄语教学与研究》。1955年，出版“首届全国俄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全部文件的中文本———《外专校刊》5期《专号》。1957年，出版“全国俄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第一届教学研究会议会刊》，发行全国。1978年10月，创办《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1979年，成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时期，王季愚倡导“教学工作与科研理论相结合”，主持出版了《俄语教学与研究》，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绵延至今；支持编撰《俄汉详解大词典》，最终获得“国家图书奖”。改革开放初期，王季愚恢复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职务，在注重教学的同时，大力强调科学研究，并切实推进“学术建校”思想，创办学术期刊《外国语》，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外语教学资料中心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三个机构[3]。

二、王季愚的期刊人素养

精品是指既有文化厚度，又有丰富知识内涵，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价值的产品。本文所谓的精品意识则指编辑在出版活动中，通过设置重要栏目，策划重要学术选题或学术专题，选择和编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以提高社科学术期刊质量的自觉意识。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其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更完美的精神理念。这里的工匠精神即指编辑为追求卓越的学术出版产品的品质精神。精品意识和工匠精神是编辑自身修养、人格魅力和学术品位的综合表现。当下社会，人们普遍心浮气躁，诸多行业追求“短、平、快”（即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带来的眼前利益，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灵魂。学术期刊界亦不例外。在学术期刊出版中，编辑担负着传播学术信息、刊载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责任，必须树立精品意识和发扬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学术期刊，以其独特的精品魅力赢得社会影响力。

一、社科学术期刊编辑树立精品意识和发扬工匠精神的必要性

（一）树立精品意识是对社科学术期刊编辑的根本要求

社科学术期刊（下称学术期刊）是发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传递学术信息的重要载体，担负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以学术理论的方式引领、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重大责任。其刊发的文章具有巨大的导向性，尤其是那些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研究和探讨的文章，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导向作用。学术期刊的愿景是通过编辑的努力来实现的，因此，编辑树立精品意识，必须要有牢固的政治宗旨意识，自觉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将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置于出版工作首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标准，坚持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服务的办刊方向。所出版的有价值的学术产品必须追求思想内容正确，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新思想、新经验和新成果，通过积极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以完成学术期刊的重大使命。

（二）发扬工匠精神是打造精品社科学术期刊的重要保证

内容与形式是衡量质量的两个方面。优质的内容还须有与之匹配的精美形式。出版精品学术期刊是一项系统工程。选题策划、文章的选择及其审编校、版面安排、装帧设计等每个环节组成出版工程的整体。若稿件内容优等，而文中句不通顺或词不达意，则不但难以充分表达作者的学术思想，亦会因此使整本学术期刊的质量大打折扣。因此，除了要有优质的选题和优质的稿件外，还须编辑发扬工匠精神，用心编校，精心打磨，精益求精，努力使内容和形式均做到极致，以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精”的完美境界，才有望实现精品学术期刊的打造。

（三）社科学术期刊的现状需要编辑树立精品意识和发扬工匠精神

一   周欣平主编的影印本《清末时新小说集》于2011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了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先生发起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的应征小说150部。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拒和与变法主张，一时间要求革新图强的维新运动席卷全国。时任中国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傅兰雅受到鼓舞，开始大力抨击危害中国社会、妨碍社会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缠足。他认为抨击“三弊”最有力武器当是小说，于是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的新小说竞赛。《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广告中写到:“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1］   傅兰雅痛恨抽鸦片和缠足的陋习，更认为时文是浪费时间、思想和精力，所以他在征文启里开宗明义地设定了除弊兴国是时新小说创作的主题。并且对时新小说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1］傅兰雅深信，一部好的小说能裨益世道，感化人心，具有移风易俗、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力的功效。也可以承担起唤起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周欣平在《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言》中说:在《求著时新小说启》中，傅兰雅首次使用了“时新小说”这个术语，他要求征文小说的时为“近今”，事为“易有”，词语要浅明趣雅，立意勿稀奇古怪。言下之意就是说小说应写实，描写普通社会生活，叙事要戏剧化，而不是一味地长篇议论。傅兰雅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它们摆脱了旧小说的模式，从而引导了晚清时期新小说创作取向。由于选取了新的社会题材，不少的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由于它们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而且它们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一九0二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七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早了八年。其实，傅兰雅当时并无意推动一次文学运动，但是他却无心插柳，使他的这次改良社会的诉求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这可能是傅氏始料未及的。［2］9－10周欣平先生在序言中不仅对傅兰雅倡导的时新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是对时新小说在晚清社会及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做了一次总结。周先生所谓的“端绪”和“先声”，提出了本次时新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他把这些小说看作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晚清新小说史具有一定的启示性。这次征文共收到稿件162份，有155人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篇幅有的长至数卷，有的短短几页，其中不乏颇具水准的小说和诗文。有些作品文字精美，还附有插图。傅兰雅在原定7个获奖名额外，又增加了13个。可以说这是开启新小说创作之风，推动小说革新，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大赛。   二   傅兰雅选定的获奖作品20部，现存仅有15部，有5部已经佚失。《清末时新小说集》全14册，收录作品148篇，按照“获奖小说”、“未获奖小说”和“议论文章”分为三部分:前5册收录获奖的15篇小说;第6至第10册收录未获奖的小说41篇;第11至14册收录议论文章及诗歌等92篇。这些小说的主题是抨击“三弊”，所以多数作者比较注重内容的针对性，开宗明义，直指“三弊”，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以下几篇获奖文章:《五更钟》，金陵李钟生撰，署名冷眼热肠人，共10卷，20回。第1回“入印度初得木棉子，跻五台山预识罂粟花”，叙述了鸦片的来历，直接指出了国人所做无益有害之事三件:“一是男人作八股;一是女人裹小脚;一是不拘男女吃鸦片烟。”第2回“黄侍郎奏本禁乌烟，林总督遭谗到西域”，叙述并称赞了林则徐禁烟的功绩，抨击八股文的无用害人。小说的主人公希世珍的父亲希献廷精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12年，于道光23年中了一等，得一知县。但是他却对着公案不知如何处置，无能断案，最后流落他乡。希献廷的朋友岳钟奇，反对八股，讲求实学。在两人不同经历、不同命运的对比中，对八股文进行了讽刺和谴责。第6回批评了女人缠足之事。在水灾中，因希夫人是小脚，逃难时行动多有不便，由此来抨击缠足对女人的残害。这篇小说故事情节完整，也较为生动，虽然形式上仍为章回体，但在当时不失为一篇比较成熟的小说。在获奖作品中排名第3。《扪虱而谈》，古润青莲后人编次，上下两卷，共10回。书前有例言8则，言明本篇创作的主旨与意图:“是书专言鸦片时文缠足之弊;是编本为醒世而作。”小说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语句不嫌琐屑，以显为宜。辞意不尚新奇，以浅为要;能于嬉笑怒骂之中隐寓转移风化之意，按时事以立言，庶几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不难家喻户晓。”此篇在批判“三弊”的同时，指出了学习西学的必要。   《时新小说》，青州府临淄县教末胡晋修撰著，10回。叙述的是青州府临淄县一人叫石成玉，有一子叫南冈，本来聪明伶俐，风流倜傥，但因吸食鸦片而潦倒，四处流浪。由此展开情节，历数了鸦片的来历、缠足对女性的摧残;科考时文的繁琐;借英国传教士之口对八股文进行了批驳。至于创作的意图和特点，作者在《序言》就已明确:作品力求“词句浅明，意思趣雅，不但学士文人喜为看阅，即妇女幼子亦爱听闻。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则心为感动，力为革弊，庶几使气习一变，焕然一新耳。”作者的初衷很好，但“意思雅趣”尚有欠缺。小说的结尾对基督教进行了宣传。《时新小说》插图本，杨味西撰，4卷，30回。前10回批缠足，说的是苏州城里有个李意诚员外，有两个女儿。大小姐蓝英13岁，自从缠足之后身子就得了病，肌肉瘦削，颜色黄黑，常常服药，病体又不见好，夜晚脚痛不断呻吟，最后不治身亡。而李夫人在贼兵入侵的动乱中，终因脚小逃难不便，不得已自缢而死。作品上附有各样缠足的图片。李员外思想比较先进，他反对缠足，但是夫人不听他劝告，后来由他的旧交陈善人来倡导放足。二小姐的丈夫因吸鸦片而耗尽家产，四处借债，最后成为乞丐，也是陈善人提出戒烟之法。陈善人怒斥八股文的误国无用，撰文劝戒考试时文，指出要以经济之才治天下，而不能以八股文才治天下。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方言较多。但立意清晰，有明显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朱正初所撰《新趣小说》，共8回。讲的是孝廉聚友游山，来到道观寺借宿，梦见老人觉世为病者医病，施药。借老人之口道出了中国得病已数十年矣，其病为鸦片、时文、缠足。孝廉决心写书以治国病。从第2回始，孝廉开始著书，批鸦片、时文、缠足。这部小说语言比较优美华丽，在获奖小说中排在第12名。#p#分页标题#e#   未获奖小说在《时新小说集》中占了很大比重，上海朱知非著《时新小说》，共8回。书名虽为小说，但是议论颇多。书的最后一段总结式议论:“真正是害，如缠足、吸鸦片、作时文。以为害者，究竟何事?缠足害生理之不全;鸦片害百事身之荒废;时文巧言之鲜仁。日复一日，不能救正，其害愈推愈广，而不可救药。”福建莆田人宋永泉著的《启蒙誌要》共两卷，12章。每章题目为《论……》，但是以故事情节推进论述。作者虚构了一个叫辅治子的人物，为深受三害之苦的人们给出整治良策。作者描绘了被“三弊”所害的“无学村”，指出种种顽疾在于没有学校来教男女读书，所以他倡导捐建书院，集“古今万国圣贤之经书，令举乡男女自幼学习期间。”在第5章“论虚学误天下”中，提出“读书必须读天文地理之书，以使吾眼界高广;读算学格致之书以使吾之心灵活泼。则读书如火轮机器，助我运动与天地间，万物皆藏于胸内，虽吾制造。且读书须于学农、艺学、商学、医学，从眼前要用之业，择一而学，则吾为天地间有用之读书人可以自立以立人。”在第6章“论女教益于国家”中，倡导女子同男子一样读书，受教育。第9章“论魔毒迷性命”指出鸦片之害，倡导禁烟运动，众人一起除此之弊。并建议建立戒烟局，将吸烟者聚到戒烟局强制戒烟。作者还虚构了一个没有任何陋习的“乐道山”，这里的人品德极好，女子如同男子一样劳动和读书，无缠足之陋习，是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王国。全篇虽然充满了虚幻的想象，但是对科学的认同与提倡是值得肯定的。   这些小说的形式基本是章回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对当时文人的文化精神与创作的影响;但是它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惩恶劝善的主题，与传统小说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后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谴责小说)创作内容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另外还有些名为小说，实则或箴言，或歌诀，或五言、四言诗。比如高阳生所撰《鸦片小说、八股小说、缠足小说》，其中“鸦片小说”:“论此鸦片，害人不浅。起初客调，讬言消遣。日久盘桓，如味不免。或因有病，藉以开展……”;“八股小说”:“八股其源头，起自王安石。可见这个人，古怪又偏僻。由是论文章，科场有程式……”;“缠脚小说”:“天地生人两脚，行动举止安详。何以妇人女子，独为缚束不逞。祸始由于妲己，商纣即以国亡。厥后潘妃莲步，东昏亦被色荒。可见缠脚无益，何必争此短长……”全篇都是这种顺口溜式。署名闲散老人华云的《论足歌、鸦片歌、论诗歌》即是四言歌诀:“人生体质，秉天而成。初无知识，神赐魂灵。造主喜爱，万物备成。……男失真道，女爱奇形。脚要真小，败坏体能。”陈恒新的《无题》，先是三论:“戒世食洋烟之十恶也，禁世效缠脚之十箴也;劝世学时文之十损也。”然后是歌诀，有“戒食洋烟歌”、“禁放缠脚歌”和“劝学时文歌”。   为什么这些作者不写小说而采用这样的文学样式?广东韶州的周梦胥在他的《时新小说》序言中说:“窃思小说之最足动人者莫若里巷歌谣。”［3］周氏提交的《时新小说》就是一部劝世歌。全篇分为三部分，其分别取名为“戒洋烟，警世人也”;“改时文，醒世人也”;“禁缠足，戒世人也。”由此可见，在有些人文学观念中，认为里巷歌谣比小说更容易打动人心。   三   第三部分“议论文章”中的作品有些篇名也冠以“时新小说”，但却完全是议论文了。这些作品批判的锋芒直指“三弊”，也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学者对改良图治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   傅兰雅先生仔细阅读了所有稿件后，在1896年3月18日《万国公报》和《申报》上刊登了《时新小说出案》和获奖人名单。《时新小说出案》说:“本馆前出告白，求著时新小说，以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为主，立案演说，穿插成编。仿诸章回小说，前后贯连，意在刊行问世，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批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则轻;或演案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意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以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试论。”［2］10－11这是傅兰雅先生对本次征文的总体评价，也是本次评奖的标准。傅氏之所以倡导小说创作，是力图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使其担负起政治责任，这与后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本意相契合。傅兰雅要求本次小说创作要妇孺皆能读懂，强调了它的通俗性和政治功能，但他也注重小说的艺术品位，更强调“趣雅”，对小说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无疑，这是有别于传统的一次小说革新。   从时间上看，傅兰雅的“时新小说”比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早了7年，比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早了8年，可以说这一次时新小说大赛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为后来的“新小说”起了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可谓“新小说”之先声。今天这些作品的问世，为近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