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范例

[摘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政治生活的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创造一个平稳发展的环境。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增强理论有效性的前提。在研究政治学问题的时候需要从基本问题和主题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能够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重要的政治理论支持，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政治学主题和基本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政治学主题；政治学基本问题；经济视角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政治发展进入到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文化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是怎样为公民服务。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对公民文化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从发展本质上看，政治学研究的任务是为社会知识的生产、思想的产生等提供重要支持，为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政治学的发展重点转变为怎样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1政治学的主题

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政治学的发展定位问题引起了相关人员的关注，人们开始思考新时期政治学是怎样的学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能够做什么？在发展本质上，政治学是一门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从历史发展角度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为后世发展留下来宝贵的财产。在新时期，怎样通过政治学协调政治发展和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发展中尊重人的差异性。政治的发展遵循个体差异性，为了规范个体的行为举止，出现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约束下能够将不同人组织在一起，在确保每个群体利益的情况下发展政治学。可见，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为人类社会构建良善的生活结构。其次，政治学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支持。政治生活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在生存发展中都需要得到知识，通过知识的学习不断认识政治学。再次，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得到智慧的支持。智慧能够为解决各类政治学争端问题提供重要基础支持，从而为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参考。最后，政治学需要技艺。在政治生活的构建上需要不同的方法、手段，在这些技艺的支持下能够完善政治学。

2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2.1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探寻良善的政治生活

一、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法概述

（一）研究式教学方法

研究式教学方法一般可以分为启发式、案例式、实践教学式、问题诊断式等几种方法。这几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深入学习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有利于教学体制改革的创新发展，学生只有通过对知识的不断总结与研究，才会从自身发现问题，并查找原因。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能够更直观、更具体地了解知识本身的内涵，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在新时期下，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给教学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利用资源的优势网络更好地分析和解剖学习中的一些具体事例。

（三）图表法教学法

图表教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可以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构建学习框架，掌握学习知识。为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循循善诱”，精心策划好教学活动，并结合教材的实际情况，让学生更好地学习。

一、重视学案设计

学案导学教学模式中，学案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教学，同时也是课本知识的重要载体。教师必须认真备课，设计切实可行的教学学案，保证学案的设计的合理性，保证学案对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在高中政治教研组集体备课的背景下，教师要发扬团队合作精神，采取集体备课的优势和集体智慧，各负其责编写学案导学，保证学案设计的质量和水平。学案设计的基本要求是：首先，学习目标明确。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及主攻方向，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知识结构。其次，重点和难点突出。

教师要明确教学内容重点，突出知识疑难点，使学生领会重点，化解难点。还有，知识体系合理。教师根据教材的特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编排出合理的教学知识体系。最后，教学方法灵活。教学过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取灵活地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效果最大化。人教版经济生活中《神奇的货币》的学案导学设计应符合学案设计的基本要求，突出对商品的含义及基本属性、了解货币的产生、本质及基本职能、掌握纸币的含义、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等概念，同时要设计灵活地教学方法，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小组讨论、ppt制作等形式。只有设计合理的学案导学才能使课堂教学更合理，调动学生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有效组织学案实施

学案导学的实施是高中政治学科学案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教师考验教师教学智慧的挑战。学案导学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教学过程，其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教师展示教学学案。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将本节课需要掌握知识点呈现给学生，使学生明白本课的难点和重点。同时教师给学生充足的时间通过查阅教材，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其次，教师组织班级讨论。教师在课堂上留出时间给学生自由讨论，教师也要参与到讨论的规程中。班级讨论时，学生可以各抒己见、互评互议，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加深对问题的思考，同时也能了解别人的思维方法。

通过讨论，学生也锻炼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通过讨论，能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发表独立见解的勇气，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教师要正确解答学生的疑惑。班级讨论后，教师要重新掌握班级主动权、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仍存在的疑惑进行点拨与启发，使学生的疑惑能在课堂上得到解决。使学生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学习效果。

通过敬爱偶是的启发与点拨，促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向积极有效的方面发展。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多变的价格》的学案实施过程，教师要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等知识点向学生展示，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课本的方式解决问题。教师还要有效进行组织讨论，例如：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关系。最后，教师要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解决，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合理、效果更好。

1粮食政治学属性是预测政策效果的依据

粮食政治学属性反映了粮食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时的内涵，而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现象也决定于这种内涵。因而，粮食的政治学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政策施行可能带来的政治效益。

2如何用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

2.1政治学属性为评价粮食政策提供合理的参考系

宽泛而论，评价体系的科学与否主要依赖以下几点：第一，评价广度，即能够评价的政策范围；第二，评价深度，即评价过程对标准的依赖程度，是否做到了紧密切合标准；第三，评价效度，即评价的结论能否为以后再评提供参考。

2.2政治学属性之下粮食政策优劣的标准

2.2.1粮食的政治学属性揭示

一、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现状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与自然科学的“本土化”课题不同。自然科学，比如医学、生物、地质等学科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问题，而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对象与议题的“本土化”，还有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是要强调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王惠岩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求，脱离了社会需求就会导致政治学研究的空洞化。”他接着指出，“有些学者热衷于西方理论研究，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方向就是错误的”。朱光磊也表述过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时，试图“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在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地移植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倾向，而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缺少关注。”可见，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缺陷，并积极地呼吁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具体而言，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王浦劬指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结合时代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贯通性的分析和研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形成的经验，加以认真总结，并把它们上升为政治观点和政治理论。”朱云汉认为政治学“本土化”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王绍光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入手解决本土化的问题，他还指出对西方学界提出研究问题和基本预设的质疑。就政策科学而言，对于如何构建其“本土化”理论，徐湘林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要求，他认为应在价值伦理的取向范围内，对政治实践进行经验性研究，进而提出方法与理论的“本土化”创新。对于政治学“本土化”理论构建的目标是什么?“华人政治学者如能在本土研究的理论的创设上，不局限于本土政治生活关系的解释，而能扩展至西方，对西方理论有所匡补，或是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同异的观察上获致具更高层次的理论解释，这对整体政治学的探究定会提供前所未见的卓越贡献。”这是胡佛对“本土化”理论构建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期许，即不仅仅停留在对政治现象的本土观察层面，而且还包括比较研究，或更抽象意义的更高层次的理论贡献。除了经验层面的观察，在规范研究方面，萧高彦提出政治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在于以既有华人社会之公民意识为起点，建立一个可以与极端的民族国家论述相抗衡的民主理论。同时，理解现存之政治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的优缺点及其历史根源后，选取恰当的思想史资源，并提出规范性的政治理念或价值。”综上所述，政治学界的学者从学术研究的各个角度，如“本土化”构建的概念创新，对研究问题的辨析、理论假设的提出、分析框架的选定、研究方法的创新，“本土化”构建的逻辑层次及研究目标、要求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如何进行构建?或者说，中国政治科学理论构建的路径是什么?对此，学界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本土化”概念溯源

“本土化”(localization)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本土化的策略。“本土化”一词被用于社会科学之中，指的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运用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当地的现实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理论的适用情况，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改变或修正，增加其解释力，甚至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我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以溯源到“西学东渐”时期。作为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科学从西方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实践中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消化吸收并要求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可以认为，关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论题，在包括两岸三地以及西方国家的华人社会学圈，己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讨论。如前所述，从整个社会科学学术史来看，“本土化”乃是一个用法极为多样的范畴，既可以用来指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和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也可以指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在本土语境中的修正或者转化，还可以指那些本来就发自本土文化的社会研究和理论成果。关于“本土化”问题，既可以指理论层面上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倡导和思辨，又可以指那些实质性的有“本土”创新的社会研究。而在当前的学术界，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日渐强大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有更多的学者提出，要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独立，就应该注重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并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本土化”的构建:范式的转移与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构建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联系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后，在一段时期内，曾大量地引入和介绍西方的经典学术著作与理论观念，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是在西方政治理论的范式下对中国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看作是新范式的早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进行关于中国本土政治现象与问题的理论构建，比如“群众路线”、“增量民主”、“干部公选”、“压力型体制”、“党内民主”等等本土的政治现象。还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理论视角、区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通则式研究的理论视角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进行理论建构。总的来说，政治学“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四个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层次，即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区域研究理论框架和通则式研究理论框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四个理论框架的层次并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当然，有些理论的提出是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这既符合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化，也符合理论构建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规律。

(一)个案式研究理论框架

摘要：

在1970－1980年代，英国在经济上从繁荣走向危机，在政治上从“民主共识”转向“威权专制”，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新左派积极反思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突破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樊篱。这一时期霍尔的文化研究始终遵循着一个目标，或者说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把文化领域作为一个持续地政治斗争的空间，在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搭建桥梁，复兴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潜能。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仪式抵抗；霸权；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学

以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团队1970－1980年代的三个重要文本群：《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5）、《监控危机》（1978）、《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危机》（1988）为主要考察对象，我们可以发现霍尔在这一时期文化研究之内在逻辑：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因素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挖掘被统治阶级和边缘文化的反抗与革命潜能。这一逻辑通过对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种族、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等的考察表现出来，其焦点就是“文化与社会，结构和动力，经验与意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1］如果说在70年代以前，霍尔以抽象的理论术语在文化层面对霸权和多元决定之间、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那么70年代以后他则在左派最为低沉的时刻，保持着实践与革命的战斗精神，以文化研究的方式积极介入政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从文化中发现革命的主体，他努力在理论学术与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之间搭建桥梁，致力于复兴社会主义政治的革命潜能，开创了文化政治研究的新进程。霍尔这一时期的文化政治研究既促进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也为反思当代社会文化理论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仪式抵抗：

“青年亚文化”的政治潜能斯图亚特•霍尔等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青年亚文化表征的新兴消费主义和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清教主义之间的矛盾，把新的历史条件与对社会形态结构所作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发掘工人阶级新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其政治抵抗潜能。英国当时出现的一些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如光头党、泰迪男孩、摩登族和飞车党等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在霍尔与伯明翰学派的眼中成为了一种充满象征性与想象性的“仪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即青年亚文化群体都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战和颠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拥有的文化领导权”。［2］他们甚至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以想象的、象征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难题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实，霍尔最早将文化研究介入政治战略规划是在《无阶级意识》一文中，在那里他认为像广告、文化和大众传媒等大众文化，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的从属性要素，而且还是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这样，上层建筑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作用。迈克尔•肯尼认为：“无阶级的意识是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级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不真实。霍尔更多地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解释了这种联系。”［3］这说明了霍尔对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拒绝和批判，并且他认为“社会主义总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是明天的社会主义：它隐藏在普通民众（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生活之中，他们在理智上和经验上都抵抗和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除非工人阶级经验的价值观能够在我们讨论的消费和繁荣这个新条件下发现新的形式并茁壮成长，否则社会主义思想最终将会干枯并消失”。［4］战后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英国工党支持者大幅下降，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不断扩张、大众消费时代崛起等引起部分知识分子产生这样的怀疑：“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政治斗争已经不可能了。由此霍尔等人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研究追问：在所谓消费主义的侵蚀之下，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希望在哪里？首先，霍尔反驳了英国战后社会形势发展中流行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第一种意识形态是“丰裕”神话。霍尔认为英国战后的繁荣虽然导致青年消费主义的兴起，但是并没有导致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的实际受益者是中产阶级，所谓“丰裕”是一个神话。“丰裕假定了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的完美比例，正因为需要用它来遮盖现实的不平等与许诺的即将到来的乌托邦———众生平等、消费不断增长———之间的鸿沟”。［5］也就是说，所谓丰裕社会的到来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神话的功能”。［6］这种社会神话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专门针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种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所谓“资产阶级化”是“一个极不显眼的会聚过程，即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一些白领群体在某些特定方面、在某些规范取向上逐渐趋向一致，这个范围非常有限”。［7］第三种是战后形成了在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新的政治共识，它假设阶级差异都能够被克服。责任、工作、纪律、家庭、法律、英国性等等共识意义上的图像构成了共识的组织化要素，并成为社会的钢筋水泥，这种常识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的、人们的直觉，犹如丰裕这些概念一样，是一种再现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范畴，目的是稳固霸权统治，通过制造“自发的同意”来拆解工人阶级的反抗。196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丰裕、共识和资产阶级化的意识形态神话，随着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破灭了。统治阶级不能再靠共识实行统治了，必须通过“威权专制”去维持其权威和统治。从“民主共识”到“威权专制”的转移是理解危机的核心，这也是之后《监控危机》的主题，在那里，霍尔阐明了霸权危机与“法律—秩序”社会之间的勾连。其次，在对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阅读之上，《通过仪式抵抗》修正了我们对什么是“抵抗”的认识。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但是通过对阿尔都塞的解读，霍尔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结构联合体，而是多元决定的产物和要素，霍尔区分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较量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试图在它的范围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并且它试图克服、挪用、遮蔽或者控制各种矛盾”，［8］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靠武力和赞同相结合起作用，也就说在统治阶级实行领导权的时候，通过对从属阶级的生活进行规范来完成引导，以保证每一个阶级都能以其现有的支配—从属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9］但是，霍尔并未陷入阿尔都塞的“理论悲观主义”之中，此时他引进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文化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必然带有复杂性的、差异化的、对抗性的整体”。［10］这其实是引进了阶级斗争的维度，来匡正阿尔都塞的理论导致的“无主体”缺陷。他深信虽然工人阶级明显是一种从属性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形态，但是，领导权永远也无法从整体上把工人阶级完全地或绝对地吸纳进统治秩序当中。在他看来权力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根据持续地协商、对抗和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从属阶级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结社自治文化、自身的社会关系形式，形成了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惯例、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阶级冲突绝不会消失，并可能呈现出半公开、半正式、半体制化或半自治的状态。［11］工人阶级文化始终不懈地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那里“夺得空间”。最后，以上述研究为基础，霍尔把文化霸权及其实践置入整个英国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来理解，既看到它的特殊性，又坚持一种历史的和差异的视角。因此，他坚持文化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既反对法兰克福的人道主义“精英文化论”，也反对结构主义的“无主体历史过程论”，而是在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强调了“人类反应的创造性，通过颠覆性的、仪式性的和世俗实践活动，人将自身从他们自身日常的和被压迫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能力，亚文化实践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预示了另一种社会”。［12］但是，正如麦克罗比指认的那样，亚文化的未来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13］亚文化仪式只是一种持续协商的方式和策略，不是具体现实的方法，并不能彻底解决失业、低工资和教育不公等问题。在后来的《监控危机》中，霍尔对这类批评做出了回应，他对“道德恐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统治，揭示了战后英国的政治从共识的霸权到高压专制的霸权统治形式的转变。

摘要：

广场，作为“城市的客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功能，作为公共生活的空间载体，是公民之间围绕公共利益展开对话、协商、批判和讨论，形成独立的公共舆论的场所，具备“公共领域”的特质，是公共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通过广场空间，公民表达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对政治认同与政治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广场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空间是一种权力的表达，不同的权力形式塑造出了不同的空间，政治权力形塑广场，政治体制是政治权力的外在表现，广场空间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折射出政治体制的转变。

关键词：

广场；公共领域；政治参与；政治权力

广场被誉为“城市的客厅”，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通常，广场位于城市中心，是城市的焦点和标志，其典型特征是：地面铺砌，由建筑物围合而成的或被街道限定，或与之产生联系的建筑空间，它能够吸引大量人流并为聚会提供场所。［1］127J•B•杰克逊更是直接将广场定义为“吸引人们聚集的城市场所空间”。［2］14由于广场具有汇聚的特性，使它成为汇集信息或知识的代名词，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具有虚拟空间的意义，如网络领域中的“微博广场”、媒体中的广场模块……本文中所指的广场是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不同于其他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广场是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它不仅可以展现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够折射出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图景。“比如有‘凝固的艺术’之称的建筑，它那多姿多彩、美轮美奂的样式与外观远远超越出了其日常居住和公共活动场所的实用范围，其设计风格、筑造样式、结构布局等则记载着它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审美理念、价值追求甚至权力格局等意蕴丰厚的内涵。”［3］178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一座冰冷的静态建筑，而且是一个活跃着的“政治场域”。目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对广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艺术设计学领域，主要讨论：广场建筑的具体设计与规划、“广场热”的反思与评论、广场发展的历史演进与空间形态演变以及中西方广场的比较研究、广场的社会学研究等，而从政治学角度解析广场尚显不足。本文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广场作为公共领域所具有的特征、功能，及其空间形态变化与政治权力的关联。

一、广场：公共领域的空间表达

广场古已有之，它自产生之初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广场起源于欧洲，出现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最早的古希腊广场（希腊文Ago－ra），指一个用于集会与市场的公共开放空间，是全体公民参与城邦政治与立法的公民大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多功能的公共聚集场所。［4］193与西方广场相同，中国的广场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广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陕西临潼县姜寨村是仰韶文化初期母系氏族村落的遗址，在那里有两条壕沟将居住区和墓葬区隔开。沟内居住区的中心是一个约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周围建筑了不同朝向的房屋，广场成为氏族集会、议事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5］67－68古代社会中，西方广场是城邦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参与城邦生活的场所；中国的广场是公民参与全部社会生活，尤其是是政治生活的场地。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政治发展的限制和约束，早期社会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有限，广场成为公民表达公共意见最重要的渠道和途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广场仍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之一，但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拓展了公民政治表达的途径，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毋庸置疑，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广场一直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表达公共意见的政治空间。“公共领域”一词最早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她指出“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别相应于家族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存在的。”［6］62在这里，她从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出发，将其分为涉及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和涉及个人私有财产和私人生活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概念还停留在古典的意义上，尤尔根•哈贝马斯赋予公共领域以现代意义。他将全部社会生活划分为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公共权力领域（国家）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国家政治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7］32而且“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6］125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公共领域是一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协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公民通过公开的对话、协商等将有关公共事务的公共意见转化为公共舆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公民之间通过理性批判而进行交往、对话，形成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众舆论。它可以看作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8］79广场的建筑空间提供了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投票的场所。公民在广场上围绕公共利益展开批判和讨论，促进政治共识的达成，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是一种“公共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

摘要:

国内学界在研究马克思的人观问题时多从近代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对其与古代政治哲学的渊源关系分析较少。从反对封建制和奴隶制的立场出发，西方学者将前资本主义的欧洲历史解读为人受奴役时期，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才终结了这段历史，使人的独立自主与解放得以实现。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未达成上述目标，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并成为了其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使工人沦为了现代奴隶制的产物。据此，马克思实现了对古代政治学人观的三重超越，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传承、生产关系假象和具体的人沦为特定生产关系的参与者。

关键词:

生产关系;社会分工;马克思;人

按照西方历史学家对欧洲史演进的划分，古代西方世界通常是指西罗马帝国陷落之前的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政治哲学史》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修昔底德、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五位古代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著述。这些思想家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正义”实施的可能性，并引出了自己对于城邦公民特性的基本看法。“正义”(justice)一词不仅为我们展示了适度、适当的含义，还指出了这种自洽性应当上升为“普遍地具有”，演变为整体规范性的基本原则，即普遍的认同。考虑到“应当如何规范的问题”的前提在于“根据什么进行规范”，因而“城邦正义”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城邦公民的规范问题，也就是基于“公民是怎样的”，并对其所是进行规范的主张。由此，贯穿于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将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1)古代政治哲学家与马克思的“人”观的异同;(2)鉴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城邦、社会乃至国家应当如何使每个独立的城邦公民或市民恰如其分地生活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整体之中。

一、古代政治学家关于“人”的观点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笔下的历史事件中，还是在柏拉图等人就城邦正义与公民性质富有成效的考察中，每个城邦中的公民都具有欲望、理智和激情。围绕着公民的特点，正义问题需要回答的是适合于每个城邦公民的、善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由若干公民杂而多的兴趣偏好堆积出的整体，也不是斯巴达式政体中单纯服务于特定意图的组织模式。所谓“善”的城邦就是每个人能够在其中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群体生活方式。而正义的城邦就是能把符合个人需要的优良生活模式持之以恒，并努力维护这种总体氛围，且能够在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中不断依靠法律来延续这种组织方式。遵循这一建构路径，当某个城邦面临战争威胁时，修昔底德从延续城邦的政治生命出发探讨了城邦统治者应如何权衡利弊［1］177-178;色诺芬则从城邦统治者应当具有的优良品质入手，运用自己建构的“王艺”观分析了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于城邦命运的影响［1］110;而西塞罗则从维护罗马政体的必要性出发，强调了政治家的义务与维持罗马世界正义观的重要性［1］177-178。从上述三位政治家的著述来看，他们虽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了个人的品德与社会整体性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政治分析只是立足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或是与其生活经历发生密切关联的他人的生活事实，并没有以人的基本特性为出发点，探讨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则从“人”的一般特性，厘清了城邦政制的演化进程，分析了人与其城邦生活之间的关联。尽管两人在正义问题上的看法不尽相同，不过，他们都是以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阐释正义行为和城邦正义的。其中，城邦作为每个人的联合体不仅使每个人的欲求得到满足，而且这种自足的行为在个人层面上是利己的，却在城邦总体中发挥着“利他”的功能。这就为人们共同生活找到了联结的路径。因而，只有窥探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人观的原点，即处于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个人，才能理解马克思对上述思想的批判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