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势论文范例

［摘要］本文以临床医学研究生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探讨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在实践中以丰富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为工作探索目标，结合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习和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以保障和发展临床医学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质量，提升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关键词］岗位胜任力;临床医学研究生;长效机制

一、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背景

目前，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快速转型、迅猛发展的信息化和国外多元文化思想观念的冲击，临床医学研究生的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高校的扩招及培养模式的不断改革创新，我国医疗体系的发展现状，医疗体制结构状态和医患关系的相对矛盾等等，这些外界因素直接导致了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涵的快速变化和相对复杂化。在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实际培养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随之不断地与时俱进发生变化。因此，紧密结合临床医学研究生的不同个体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有针对性地进行特色化教育和培养是非常必要的。由于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也在不断地拓宽，导致我们必须及时地将教育的方法在实践中丰富起来，以符合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高标准要求、时代需求与实际工作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评价的标准由只注重专业成绩和专业素质变成更加注重个人品行和道德素质。因此，深入进行研究生的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就构成了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培养符合新时代社会要求的人才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针对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分析引入岗位

胜任力培养导向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专业学科，是一个融入生命关怀、探索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崇高而特殊专业。临床医学研究生在培养中具有专业特殊性。就是因为这种和人的生命相关联的专业特殊性，导致临床医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围较其他专业更加宽广、内涵更加深刻，意义也就更显重要。临床医学研究生由于实践学习的特殊性，在临床实践培养中往往忙于专业性工作学习，容易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为了做好医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投入较大的精力利用各种方式去与学生沟通交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怀有需要的同学，去拓展创新多元素的科教手段，让学生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引导研究生透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研究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岗位胜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岗位、组织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有优异成绩者所具备的任何可以客观衡量的个人特质，指承担职务(职位)的资格与能力。胜任力是真正能区分生活成就和工作业绩方面优劣的深层次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岗位胜任力是指研究生的知识结构、临床实践技术能力、人文素养等能胜任临床工作和达到研究生科研素养要求的双重身份能力。在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我们要按照胜任力结构模型，全面梳理创新型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培养具有岗位胜任力的高质量临床合格医生。近年来，由于临床医学招生规模的扩张加大了研究生管理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研究生的年龄、阅历、知识背景等方面呈现巨大差异性。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研究生的家庭条件普遍好转，研究生的消费意识不断增强。这些因素导致学生在学习、生活上日益呈现个性化趋势，使研究生思想情况趋向复杂化，加大了管理的难度。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创新深入研究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综合体系构成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我们只有在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创新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才能提高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内容有三方面，即职业道德素质教育、社会道德素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的导体一般为研究生管理辅导员和研究生指导教师，教育的受体为临床医学研究生。

三、临床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探讨分析

本文作者：梁杰华 林天翔 单位：广西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广西工学院后勤管理处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凝结的思想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以及它们的物化形态。”[1]近年来，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在各高校开展得有声有色，也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红色资源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教育价值，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也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2]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能够延伸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也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视角，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宏观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宏观环境也变得愈加复杂，愈加具有挑战性。从政治形势来看，国际政治形势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但也为西方主要资本国家采用技术交流、文化交往等方式进行“和平演变”提供了方便。在西方国家“糖衣炮弹”的攻击下，大学生非常容易丧失自我判断，进而接受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观点，放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从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满足了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加剧了大学生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需要加以引导，否则个人利益的自发性、离散性将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抵消作用。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在大学生中有所抬头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从文化形势来看，西方的社会价值取向、文化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等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蜂拥而至，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思路，使高校校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格局。文化的多元性，各种学术流派、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大学校园碰撞和交汇，容易导致部分大学生迷失道德理想，丧失应有的道德判断力，淡忘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从科技形势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从现实环境拓展到虚拟环境，在丰富的网络资源中，充斥着大量低俗、迷信、反动的内容，这些内容对大学生的思想观点、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冲击。红色资源天然具有育人功能，蕴含着厚重的先进文化，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谋求国家独立、实现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折射出革命先辈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感染性，提高其实效性，从容应对复杂的社会宏观环境。

（二）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应对高校校园环境挑战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各高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大了和谐校园环境建设的力度，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此同时，部分高校的校园环境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情况。在物质环境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各高校纷纷扩大了招生规模。部分高校的校园环境缺少统一规划，硬件环境建设没有跟上，硬件条件严重滞后。部分高校商业化、功利化倾向严重，把学校有限的资源用于营利，高校教育场馆和教育基地被社会人员占用的现象常态化。这都致使高校的硬件设施难以满足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需要。在精神环境方面，有些高校教师对教书育人敷衍了事，职业道德有所下降，他们片面追求报酬或科研项目的成果和论文的数量，不再花大力气去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也不注意对学生的课后辅导，导致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部分大学生在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冲击下，追求生活上物质的丰裕和高档，功利主义的价值倾向愈加明显。他们把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用于社会兼职或社团活动上，迟到、早退、旷课等不良现象相当严重；他们不再坚持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认真学习，而是临近考试了才通宵恶补功课，或者在考试中投机取巧运用各种手段作弊。在制度环境方面，部分高校用简单划一的方法规范学生的行为。在制定制度时，高校没有考虑到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和个性发展，只是以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制定某些管理制度和规则，及其相应的处罚条例。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部分高校制度执行缺位，“人情”、“潜规则”等人为因素干扰制度执行的情况较为普遍。学校的规章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导致学校规章制度的权威性丧失严重，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影响和制约，不利于大学生优良思想道德品德形成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红色资源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载体。此外，从红色资源中可以总结出榜样们的典型事迹，也可以提炼出凝聚在榜样们身上的精神风貌，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精神、罗盛教精神等。因而，红色资源不仅成为榜样教育重要的现实资源，而且成为榜样教育的有效形式。以红色资源为介体，通过榜样教育，可以纠正高校校园不正之风，引领舆论导向，感化大学生的灵魂，震撼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最终促进良好校园风貌的形成。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工薪阶层依旧是社会经济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具有很强的运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1、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经济条件   工薪阶层的收入现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薪阶层的收入逐年增加。据统计，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8％，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5％。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工薪收入在7.44万元以上的共有74.95万人，占到工薪项目纳税人数的10.5％。   2、适合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基本产品分析   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主要产品工薪阶层收入有限，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小，因此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获取一定的收益。目前，我国适宜于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工具主要有：债券、股票、基金。   2.1、债券债券   债券债券是经济主体为筹集资金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债务凭证。按照发行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上，公司债券的数量很少，金融债券多一些，最多的是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债的信用度都非常高，而金融债券主要是由机构投资者买进，因此适合于工薪阶层购买的主要是国债。   2.2、股票   股票投资者获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价格差；二是红利。在现阶段中国股市，个人投资的获利渠道主要是类似赌博的利用价格差投机。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决定股票价格的最根本因素是市盈率，但是经常炒股的人都知道，价格和涨幅最高的股票往往和市盈率没什么关系。   2.3、基金产品   基金基金产品主要有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保本型基金三种。股票型基金是最主要的基金产品类型，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其股票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总规模的40％。股票型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将大众投资者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硕士论文投资于不同的股票组合。这种以追求资本利得和长期资本增值为投资目标的特点决定其受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股票型基金在所有基金类型中风险最大，同时收益率最高，适合那些追求较高收益、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工薪阶层投资者。经常炒股的工薪阶层可以考虑将部分资金投向股票型基金。   3、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风险与原则   3.1、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风险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投资才是明智的。   （1）、市场风险。任何市场中都存在风险，只是各种市场的风险特点不同。   （2）、利率风险。利率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许多投资工具利率制定的依据，例如债券、股票、基金等。在利率较低时，债券、定期存款的利息也很低；当利率上浮后，原来那些固定利率的投资工具的利率可能低于现实利率，导致相当的损失。   （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指资产的变现能力。债券、定期存款的变现能力很强，利息损失很小；股票的变现比较随机，股价的波动比较频繁，变现的损失也不确定，但一般变现的损失比较大；至于其他的理财工具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变现损失。   （4）、经济环境风险。经济景气的时候，投资的收益高涨，股票、基金、部分期货，甚至贵重金属都会升值，但是债券就要贬值。   3.2、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原则   保障生活需要原则。日常生活需要支出的，如家里有小孩要准备上学费用，可以预留现金以备一段时期的生活支出，如果五年后有固定的支出，可以做五年期的长期投资，例如债券、基金等。理财的收入归根结底还要用于生活支出。   量力而行原则。工薪阶层投资要保证资产安全，须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适宜的投资品种。合理规划原则。每个人的收入是长期的，收入也是长期的。   确定一段时期的财务目标可以使个人能够积累资金，满足将来的资金需求。   4、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的策略   （一）抓住时机。低价买进策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话在工薪阶层证券投资中尤为重要。每一个时机的到来，都包含在政治形势的变化、经济发展趋势、收入水平的升降、消费心理的变化等信息之中。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何时买进是关键的投资策略。就购进时机而言，不外乎于证券行市景气时进场或于证券行市低迷时进场两种情况。在证券行市景气期，此时是短线投资的良机。   （二）分散投资。一“石”多“鸟”策略投资与投机最大的不同在于“戒贪”。它要求投资者把资金分散在股票、债券、基金或存于银行等多种投资渠道。对于同类型的投资品种，也要采取分期限、分产品等适当分散的策略。   （三）深入研究。领先一步策略个人投资想盈多亏少，就必须在审时度势、捕捉商机上高人一筹。很多人风潮一起就很快跟随追涨，当然可能赚上一笔。但想大赚一笔，就必须主动先人一步寻找信息，挖掘商机，并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与判断，才有可能使自己在投资市场的搏杀中处于主动地位。   （四）高低组合。成本平均策略工薪阶层投资者在将现金投资为有价证券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地进行，以备不测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如果在证券投资中投入了未来有既定用途的资金，则更应倾向于风险较小证券的投资，如国库券等。   （五）按需而变。时间分散化策略根据投资有价证券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提高的原理，建议工薪阶层在年轻时家庭收入较少、消费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经济收入水平时，由于风险承受能力也较强，可以考虑进攻型的理财策略。#p#分页标题#e#   理性审视。风险转移策略对风险大、收益高的项目，不宜采取直接投资方式，可向负责该项目的富有实力的投资方进行投资，让出部分收益，转移投资风险。如通过申购投资基金的办法，可将部分投资风险转移出去。

摘要:

自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的道路逐渐展开，根据我国国情，要实现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应当进行全面的普法教育，把法治文化建设和道德文化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摇篮，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将法治建设贯穿其中，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在高校的教育中不能简单的进行法治教育或者道德教育，应当对二者进行革新，主要体现在使其相结合，共同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道德建设;革新

一、法治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的联系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可以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逐渐的形成一种法治观念，并且通过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塑造学生的法治精神，从而使得受教育者自觉形成良好的法律行为和习惯。道德建设则是让大学生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提高学生的道德觉悟，增强道德素养，从而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通过对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可以从道德和法律两个方面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令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出的一系列行为符合法律和道德，减少违法犯罪的存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之下，进行高校的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结合不仅符合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而且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策略也是相联系的。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以道德建设为基础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   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   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   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   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   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   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   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   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   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   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   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   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国民党政府。钱杏?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推翻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   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   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   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   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   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   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   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   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第一篇：大学英语教材通识教育分析

摘要：

本文首先阐明通识教育的概念、基本内容和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外语教育研究；接着对教材、大学英语教材进行概念界定，并简要论述国内外教材评估的相关研究；然后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通识教育理念和教材评估理论结合起来，从六个方面构建通识教育理念下的教材评估内容，并依据此内容对《全新版大学英语》（第2版）综合教程学生用书1-4册进行分析。通过对该套教材的社会与文化、科普与环保、政治与历史、文学与艺术、家庭婚姻与友情、教育与心理六个方面内容的统计与分析，发现教材的优点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

通识教育理念；《全新版大学英语》（第2版）综合教程；教材分析与评估

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英语是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程，由于其“基础性”和“必修性”，使其可以成为实现学生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一门国际化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因此，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不应只有语言的学习，更要重视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提升。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英语教材是教师组织各种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是学生学习内容的主要材料。因此，大学英语教材作为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编写与评估是否应吸取通识教育的理念，这一话题近些年来在外语界引起广泛关注。

一、通识教育理念下的外语教育研究

第一篇：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摘要：

伴随着我国建筑行业需求的不断发展和提升，人们对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整个工程上的施工过程中，存在这很多因素直接影响着工程的技术质量，所以要从多方面加强建筑施工技术质量的控制，找到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点进行解决和改善，为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最终保证提供前提依据。

关键词：

房屋建筑；施工质量；控制

1引言

社会的不断进步推动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发展和中心城市的不断建设就对建筑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这过程中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高、工程条件复杂的建筑项目，由于企业的某些疏忽导致最终的工程质量和预期存在一定差距，这就要求企业需要不断加强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保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促进建筑行业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