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论文范例

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群体事件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截访”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

1.治理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牢牢抓住“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核心任务不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快速稳定发展。但在目前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随着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风险等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安全。这一任务的增加，就给国家安全目标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由维护政权稳定转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在维护政权稳定目标指引下，国家政权稳定是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可能牺牲其他方面安全治理。新国家安全观提出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治理内容，如果说以维护政权稳定对应“政治安全”，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其他几个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废现象。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现有仅仅重视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的做法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当因环境污染出现云南宜良兴隆村、江苏省盐城阜宁县洋桥村、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丰村、广东省翁源县上坝村和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广门桥村等癌症病人和癌症种类多现的“癌症村”时，如果因此导致民众上访或者群体性事件，那么在维稳目标指引下，安全治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上访和群体事件进行治理，而很少会关注环境安全治理;由于维稳目标并没有将社会安全作为重点，导致社会安全治理方面措施不健全，当出现类似“7•15”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时，我们缺乏预防和遏制暴力事件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社会财富损失的出现。很显然，针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现有的安全治理目标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国家安全实践给安全治理目标的转换提出了新的要求。无法想像整天生活在死亡和恐怖威胁之下的政府和民众可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安全作为基本保障。因此随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的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维护政权稳定向维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势在必行。国家安全治理目标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治理范围的延展，将安全治理目标对象由“影响稳定因素”扩展到领土范围内所有可能制造和分配风险的人员、机构和物体。另一个是受益群体的扩展，将安全治理的受益群体由原来的政权机构扩展为全体社会成员和领土附着物。因此这一目标转换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进步。

2.治理取向:防止社会暴乱———维护社会安全。

“防止社会暴乱”强调维持平稳政治秩序，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这种刚性维稳或者压力维稳取向，通过“压力体制”将维稳任务在政府间层层下压，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损害之后的二次损害的出现。同时，这不但使得政府政绩考核功能异化，也因为安全治理成本巨大造成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浪费。最为严重的是，这一安全治理取向导致政府对民众正常利益诉求的无视甚至打压，容易激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激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酝酿更大政治风险，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这种安全治理取向被看作不经济、不安全且不可持续，其向维护社会安全取向的转变势在必行。“维护社会安全”的治理取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这一治理取向对民众正常维权行为进行重新定性，面对社会组织活动，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其次，将安全保护的对象由政府机构和政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范围，从而反过来对政府侵害民众的行为开始加以重视，国家安全治理向“社会本位”回归。再次，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来政府与民众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淡化，社会全面风险的产生将所有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可以看出，各类社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社会成员和社会机构的重要性慢慢凸显出来，而且国家安全治理取向从“防止社会暴乱”向保护“社会整体安全”转变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大趋势具有一致性。

3.治理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强势群体。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型的另外一个过程是安全治理群体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群体间转变:“稳定破坏者”向“安全破坏者”转变。维稳逻辑之下，国家安全第一目标是政权稳定，所以任何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行动群体都可能会成为重点防范的治理对象，这其中以“上访者”最受关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对上访进行一票否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和上访者之间“上访”与“截访”博弈不断上演，不但导致了“职业上访者”和“谋利型上访者”的产生，也使得北京安元鼎之类的“黑监狱”也层出不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上访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恨”和“怕”为主调，从而有了在上访中死亡的钱云会和维护利益未果而爆炸政府的钱明奇，有了“被精神病”的武钢职工徐武、中石化职工陈炎盛、河南漯河村民徐林东和十堰市民彭宝泉等。显然，把安全治理的对象群体选择为上访者等弱势群体，政府越是维稳，越是不稳，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在维安逻辑之下，任何团体和个人安全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整个社会的安全与政府政治稳定安全变得同等重要。在恐怖事件面前，不管是新疆7•15暴力恐怖事件，还是喀什地区的多起恐怖案件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爆炸恐怖事件，受害者是不分官员与群众的，甚至警察和军人都成为危害对象。各种风险事件抹平了人们之间地位差异、职业区分和性别区别，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将矛头统一指向了风险和危害的制造者。这些都迫使安全治理对象群体不得不由稳定破坏者群体向安全破坏者群体的转变。群体内转化。就风险制造与转嫁而言，弱者和强者的角色和地位可以互相变换。那些从财富占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等标准来判定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在风险与安全领域可能会转变为风险强势群体。比如个体性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马加爵和杨佳等，如果从财富占有角度而言，马加爵与被他杀害的学生相比，属于财富占有上的穷人和弱者，但是从暴力风险制造者角度来定义，马加爵的角色立刻转变为风险强势者;杨佳与被他杀害的警察相对比而言，在权力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当他拿起手里的屠刀进行风险制造时，就立刻变成风险强势者。可见，强与弱并非一成不变的范畴，随着风险形势的变化，强弱之间的角色变换可能随时随地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顺应群体间转化的趋势，抑制这种群体内转化的可能，以提高安全治理成效。

农业科技期刊是传播农业科研成果、促进农业科技交流的载体，是农业各学科科技信息的交换中心，其承载着传播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任，在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素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期刊因来源可靠、数据准确、论证充分、结论明确、查询方便等特点，是农业从业者获取目标知识信息的主要来源。农业科技期刊编辑作为期刊学术质量、编校质量的把关人，其综合职业素质及工作能力直接影响期刊的学术质量、办刊水平。稿件初审工作是科技期刊编辑对作者的投稿质量做出初步判断的环节，是稿件“三审制”的第一道把关环节，初审效率直接影响着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效率，初审质量直接影响期刊的学术水平。

一、稿件初审主要任务

科技期刊编辑进行稿件初审主要有四个任务：第一，基础评价，即稿件是否为科技论文，是否符合本刊办刊宗旨，稿件内容是否在本刊刊登范围内，稿件中是否存在政治性问题、涉密问题等。第二，对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评价，即对论文的真实性、创新性、科学性进行评价。第三，对论文的写作质量进行评价，包括文字质量、撰写格式和规范化程度、写作水平等[2]。第四，编辑要在以上审读结果的基础上，及时写出初审报告，并对稿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如果编辑收到投稿后能快速、准确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不仅有利于稳定本刊的作者群，而且对复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意义重大。

二、稿件初审工作内容

（一）判断稿件是否符合本刊办刊宗旨与刊登范围

编辑收到投稿后，要在仔细审读稿件的基础上，从文章题名、摘要、标题、图表等方面判断稿件是否为科技论文，是否符合本刊的办刊宗旨，是否在本刊的刊载范围内。农业科技期刊虽然基本不涉及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其政治思想问题往往隐藏在图表或字里行间，编辑人员要强化自身政治敏锐性，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初审时应谨慎对待与处理稿件中的政治问题、疆界问题等[3]。如遇病虫害方面论文，要核查是否为检疫性病害或虫害，通过查找参考文献、与作者交流、咨询专家等方法判断是否有涉密内容。对不符合本刊办刊宗旨、不在本刊刊载范围内或有其他不能上刊原因的问题稿件做退稿处理，写好退稿信。退稿信应对文章给予公正的评价，详细说明退稿原因，同时，可给作者介绍一下本刊的办刊宗旨与论文主要刊登范围，真诚欢迎作者如有符合本刊办刊宗旨的文章能继续投稿。对于研究方向与期刊刊登范围相近但又存在疑义的稿件，及时提交编辑部主任或专职副主编处理，也可通过请教专家或其他方式确定稿件的处理意见。

（二）判断稿件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期刊编辑在审稿中评价稿件质量主要根据两个方面，一个是稿件的内容质量，一个是稿件的形式质量。学术期刊编辑最基本的审稿工作就是对稿件内容质量把关，这是不容质疑的，但稿件内容质量虽然重要，如果其形式质量有严重问题，那就会给读者的阅读理解带来阻碍，文中的知识信息就难以得到顺利传播，由此看来，稿件的形式质量也是编辑在审稿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学术期刊论文形式质量存在的问题

1．结构松散混乱

许多稿件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主题不明确，思维逻辑性差。常常是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分析时，却中途岔出别的话题。这样的文章，在下笔之前没有进行整体规划，想到哪写到哪，对客观事物固有的逻辑不尊重，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如果思路没有条理，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天马行空，言之无序。二是主要内容与次要内容层次不清晰。表现为各个层次之间内容杂糅交错，各部分内容重复或矛盾。三是缺少过渡，忽视照应，不会在内容转换时合理使用过渡性语句。结构的松散混乱表明作者论述思路不清晰，没有围绕主题来结构全文。

2．行文格式不统一

行文格式不统一是期刊论文中最常见的问题。一是没有明确的各级标题或各级标题混乱，采用的标题等级不是常规的数字形式，还有不会用小标题和随意使用小标题的现象。有的文章全文不使用小标题，段落中也没有中心句，有的作者却又滥用小标题，小标题下的内容长短随心所欲。另外，小标题与正文内容不吻合、小标题层次不清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二是注释的标志不一致，很多稿件中采用的注释格式标志各不相同，这样的稿件表明作者没有按照投稿刊物的基本要求及风格处理文章，也没有考虑真正让读者方便阅读。

3表述形式不规范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技期刊编辑必备的政治素养

科技期刊编辑的政治素养是其坚守立场、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核心素养的核心，素养中的知识、技术、能力必须以态度、价值为根基。在当代中国，政治素养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11-12]。中国的科技期刊是传播社会主义科技成果、信息、思想的主要载体，科技期刊编辑必须与时俱进地学习党和国家的科技政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刊宗旨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其符合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时刻走在思想前沿，牢握办刊方向，避免出现政治性失误；必须熟悉诸如《著作权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出版管理条例》等各项法律、法规，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做好期刊出版工作，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职业道德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应对新时期多元文化下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

2工匠精神是科技期刊编辑的核心职业要求

科技期刊精品力作来自编辑独具慧眼的选择和创造性的加工，犹如工匠对作品的精雕细琢。在当前科技期刊出版载体日新月异的新兴媒体时代，精品内容的出版更加离不开编辑辛勤的创造性劳作，编辑的工匠精神是新时期的必需品和宝贵财富，是保证和提升科技期刊出版质量的关键，是加强编辑核心竞争力、促进科技期刊发展的呼唤。在保障与提高科技论文水平的过程中，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编辑对论文科学性的审查中和对论文结构完整性、语言文字标准化与规范化的编辑加工和校对中。科技期刊编辑的工匠精神首先体现在论文的把关过程。编辑既肩负着科研成果的传播与交流重任，又肩负着维护科研诚信的使命，是阻止学术不端行为的最终防线。编辑在审稿时应重点审视论文内容有无理论、方法、观点等创新，也应重视规范语言文字使用的能力与编辑技巧，编辑必须谙熟编辑出版专业知识与技能，应成为编辑出版行业的专家。在进行稿件加工时，科技期刊编辑应使加工后的论文标题鲜明，文题相符，章节间关系符合逻辑且紧密衔接，语言表达通顺、精练，术语、计量单位标准、规范，图片、表格清晰、精美，公式推导正确、严密，结果准确、可靠等。总之，科技期刊编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提高期刊学术水平和编校质量至关重要。

3编辑的信息素养与国际化视野是提升科技期刊竞争力的推手

信息素养是人们获取、评价和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科技期刊编辑的信息素养包括对信息的感知、获取、处理、利用、交流与再生的能力。科技期刊编辑只有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才能从容应对信息大爆炸时代中的海量信息，建设性前瞻所涉专业领域的热点。良好的信息素养可以助力科技期刊编辑选题策划，通过学科内权威期刊、国内外知名数据库、微博、微信、QQ等多种方式，可随时了解期刊所涉学科的发展态势，理清发展脉络，并依此预判发展趋势。在梳理、分析、比较、甄别信息的基础上，可基于所属专业领域的海量信息，比对目前相关专业的研究热点和预期创新点，形成创新信息库，并从中发现隐藏的有用信息，策划优秀选题，还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征集、检索选题，拓展选题空间，深度挖掘选题方向、作者资源等。由于有数据分析支撑，科技期刊编辑可以有效延伸选题的广度和深度，使选题更加新颖。可见，科技期刊编辑只有具备信息素养，才能掌握学术前沿信息，使科技期刊真正成为科学性与时效性并重的学术出版物。科技期刊编辑在组稿、审稿与编辑加工过程中会经常与作者交流，因此，须及时了解作者的观点，明确论文的写作方向和风格，帮助作者优化论文结构和语言，以提高论文质量，还要与作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中，编辑要与排版、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中的同事交流协作，以实现期刊的顺利出版。编辑还需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充当学术经纪人，努力活跃于学术领域，不断扩充作者资源和学者人脉。此外，编辑应充分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变编辑办刊为专家办刊，变编辑等稿加工为专家组约稿件，借助专家的影响来撰、审、组、编稿件，这样可以把更多高水平人才吸引到办刊中来，使科技期刊在更高层次上更快发展。鉴于此，编辑只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培养强大的社会活动能力，才能打通各种渠道，搜集多方情报、信息，不断建立并维持与各方的和谐关系，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科技期刊国际化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国际化，科技期刊刊登的科技论文须能反映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因而科技期刊编辑的国际化视野就显得极为重要，编辑通过各种信息化手段可快速、便捷地接触到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寻找到相关领域的行业翘楚，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稿源，还可与国际知名数据库加强沟通，力争被其收录，以进一步扩大读者群和作者群，从而扩大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因此，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需要编辑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只有不断拓展编辑的眼界，才能不断推进期刊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不断提高期刊的国际地位。

4思维创新意识是科技期刊编辑的生命力

摘要：提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有助于培养能满足中国外贸转型升级需求的外贸人才。因此，分析国贸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质量问题，探讨造成这些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四条建议。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国际贸易；质量问题；原因分析；对策

在国内商务成本上升和国际需求不旺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外贸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挑战，亟待转型升级。外贸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质量迫在眉睫。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国贸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独立思考品质，以及增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有关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下滑乃至沦为“鸡肋”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失望之极的教师甚至建议取消毕业论文。本文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会导致本科生失去培养自身能力的宝贵机会，恐为不妥；我们应该着眼于改进本科毕业论文工作，以使其达到提升学生素质的预期目标。本文拟阐述国贸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质量问题并分析造成这些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提高论文质量的解决方案。

一、常见的质量问题

1.选题不当。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刘国华和张伟东，2014；田洪和陈绍友，2014）。选题直接决定了论文的价值和写作效率。选题的本质是提出有价值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而，不少学生因为忽视论文选题的重要性或者是因为缺乏“问题意识”（张煜，2011）而出现盲目确定题目的现象。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选题陈旧。全球经贸环境日新月异，国内政策导向也时有调整，这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话题。但是，一些学生对经贸实践的最新变化知之甚少，以至于他们选题时高度依赖教科书，选择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譬如绿色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等。我们认为，除非有新的切入点、新的研究方法或者他人未能提供的富有启示意义的经验证据，这类陈旧的课题都不应作为选题对象。这是因为陈旧的话题不仅无法引起教师甚至学生本人的兴趣，而且容易使得写作陷入低水平重复、缺乏研究价值的困境之中。第二，选题过大。有些学生的选题过于宽泛，涵盖面过广。他们误认为选题越大，写作难度就越低，而且论文越有价值，殊不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例如，有学生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研究”为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宏观政策、进入模式和风险控制等多项课题，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在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中把这个宏大的议题讲清楚的。第三，选题过难。部分学生在选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理论功底和对研究方法掌握程度，一味地去选择吸引眼球但很难写的问题去研究。譬如，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单向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各界都非常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于是，一些学生在毕业论文中就专门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这个话题虽然有重大意义，但它显然超出了本科生的写作能力。第四，选题偏离专业领域。少数同学出于个人兴趣的考虑去研究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从而脱离了专业培养目标。2.论证不充分。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和过程。论证的展开就是显示作者的思路有无逻辑性的过程。学生们在论证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一些关键论点缺乏来自文献或数据或案例的有力支撑，表现为：论据与论点无关或相关性不强、堆砌资料、数据陈旧、论据本身不可靠。第二，违反形式逻辑，表现为分类错误、层次不清、结构紊乱等问题。3.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本科毕业论文虽不要求公开发表，但它作为学术成果必须满足学术规范的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在学术规范方面的常见问题包括：第一，论文写作东拼西凑，大段复制粘贴他人论文（王丽娟，2010），导致重复率过高甚至涉嫌抄袭。第二，引用不规范，突出体现为照搬他人观点而不做必要的说明。

二、导致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

1.学生角度。学生是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当然主体（田洪和陈绍友，2014）。学生写作态度不端正、科研素养及写作能力欠缺是导致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欠佳的直接原因。首先，思想上不够重视。在现行体制下，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高低对学生就业、攻读研究生均无影响（逄玉媚，2009），甚至也不影响学生毕业。鉴于此，很多学生不愿意在本科论文的写作上投入足够的精力，敷衍和拖沓现象屡见不鲜。其次，学生普遍缺乏“问题意识”。他们习惯了“填鸭式”教学，倾向于接受知识的灌输而缺乏探索意识。在选题过程中，有些学生确定的选题毫无新意，有些学生只是被动地等待教师提供的议题，还有些学生在几乎不经思考的情况下向教师报送若干选题让教师做“选择题”。最后，科研基本素质不过关。我国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柯颖，2008），这导致不少原本不符合相应升学资格的学生被高校录取，客观上降低了生源质量。不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存在欠缺，并且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计量经济学知识，这导致他们在论文写作时往往是有心无力。2.教师角度。由于本科生都是第一次写毕业论文，他们对论文写作流程、技巧及注意事项知之甚少，所以他们离不开教师的悉心指导，故而教师构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应然主体”（田洪和陈绍友，2014）。但是，指导教师的主体地位常常未能有效发挥，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师资匮乏（乔军和孟庆玲，2011）。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全国各高校纷纷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目前设有该专业的高校已有600所左右。扩招导致教师所指导的学生人数增加了，某些学校的教师每年人均指导学生数多达20—30人。并且，教师还承担着其他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艰巨的科研任务，这使得他们难以抽出精力对本科生进行深入、有很强针对性的指导。其二，少数指导教师责任心不强（邵维加和黄建荣，2010）。有些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培养能力的重要意义（王保国，2013），不能在选题到论文答辩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其三，极少数教师存在能力不足问题。有些教师学历和职称偏低且长期不从事科研工作，因此他们不仅缺乏选题的方向感，而且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储备。在这种情况下，要学生写出高质量论文也就如天方夜谭。3.教学管理角度。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是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的重要保障（王保国，2013），然而大多数学校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管理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本科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亟待完善。优秀本科论文的作者得不到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而论文写得不好的学生也不会受到诸如延期毕业之类的惩罚。二是针对教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教师所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质量、在指导过程中能否尽职尽责，这些因素都影响不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更不会影响到教师的物质报酬。三是部分院校过于强调过程控制。它们引入了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平台系统，对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都机械地设置时间节点。这种做法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前提，即假定论文构思和写作可以像产品生产过程一样精确地控制时间和流程；并且这种做法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灵活安排时间的实际需要。因此，它不仅损害了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而且导致论文写作方式的僵化。

摘要：“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新时代我国高校应把“育德”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然而，当前高校“育人”过程存在“重专业能力培养，轻思想道德培育”的现象，导致研究生学术失范行为日益凸显，损害了学术声誉。本文以“三全育人”理念为核心，建议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育人思路创新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模式。

关键词：三全育人；学术道德教育；道德培育

十八大以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2018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刻阐述了做好思政教育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推动高校育人模式改革创新的重大要求。2019年3月18日，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新时代我国各高校要把“德”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育德与育才贯穿于高校全部工作的始终。然而，当前高校育人过程往往片面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生价值塑造方面的关注，导致我国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频发、学术诚信问题凸显、学术道德急剧滑坡。仅2019年继当红演员翟天临学术造假后，湖南大学研究生刘梦洁论文被指抄袭，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董岚的学位论文被实名举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章胜玉的硕士学位论文涉嫌全文抄袭，复旦大学医学院女博士李敏的期刊论文被质疑造假……以上现象充分反映了我国高校在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死角”，即学术道德的培育和塑造。

1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缺失的表现

所谓学术，当代人学家张荣寰将其定义为“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的论述”，即在各自学科专业研究范式下对某些现象进行系统化的解释和论证，从而归纳其特征、总结出规律、最终指导我们的实践。而学术道德则是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必须要遵守的准则和规范。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对研究生的培养往往只关注于专业能力和知识的培养，对其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培育始终不够重视，以致形成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缺失的局面，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1学术研究“市场化”

近些年，各高校对研究生的评优，如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采取量化考核的方式，其中研究生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学生评优，乃至保送推免或考博升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相较于论文的质量，论文的数量显得更为重要，“批量生产论文”自然也就成为研究生评优决胜的法宝。然而，毕竟受个人精力、学识所限，短时间内单凭自身力量很难做到“大量产出”。正所谓“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在此情况下“淘宝论文”“”和“”则应用而生。于是，部分焦心于论文写作的学生便通过金钱交易的方式将自己从学术研究中“解脱”出来，而“”和“”也采取“抄袭”这个最低限度的精力损耗为成本达成论文刊发的目的从而获利。因此，论文抄袭现象屡禁不止，双方看似“交易互利”，实则却严重侵蚀了学术生态，玷污了神圣的学术殿堂，极大损害了学术声誉。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