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论文范例

摘要：文章从工程伦理课程发展历程出发，明确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阐述了环境类硕士生“工程伦理”课程设计、授课方式及考核策略。

关键词：工程伦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多重价值追求，不同利益诉求也会导致人们在工程行为选择上的困境与冲突，从而引发当今社会对工程行为意义与正当性的反思，人类的工程实践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关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伦理活动，这成为“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工程伦理”课程介绍

工程伦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1]。工程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哲学、伦理学与工程学、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门类，在实践意义上，工程伦理为工程师提供了价值性的规范引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工程伦理教育。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是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动下展开的。2014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程呼唤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对话”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上，企业界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不但要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延伸到价值塑造，而且要把价值塑造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启动“工程伦理”课程建设，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伦理”教材和在线课程。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并列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实施人才培养、开展评估评优工作重要依据。可以看出，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中的“标配”。

二、“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意义

传统环境类硕士生培养目标是：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科研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能力。目标对学生掌握扎实的环境专业理论和技术表述较多，而对学生今后作为环境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工程伦理素养和职业道德鲜有提及。环境类专业在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环境问题时能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社会利益公正对待问题、环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义性以及环境工程师的职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与对立引发的工程伦理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环境保护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现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二是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全球性问题，而环境工程主要是保护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会不可避免涉及甚至减损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工程伦理冲突，甚至破坏世界和平或引发局部群体性事件，例如“邻避冲突”与“邻避困境”出现；三是环境污染问题追溯和责任主体确认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典型的难以溯源和界定责任主体，这都对环保工作者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也会涉及很多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四是确立自然环境的伦理地位，工程师需要扭转一味追求技术效益和最大产出的功利观，明确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因此，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任务。

［摘要］休闲德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忽视的新领域。当前，在德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大趋势下，生活德育理论为休闲德育提供了理论资源。在生活德育视野下，应该针对休闲德育问题系统设计建构课堂教学、生活体验、环境熏陶“三位一体”的休闲德育模式。

［关键词］生活德育;休闲德育;三位一体

大学生活与中小学生活相比，存在更多的课余自由时间，即闲暇时间。闲暇作为特殊的时空存在，成为重要的德育资源。然而，当前大学生的休闲生活状况不容乐观。2016年，本项目团队对广东省5所高校大学生闲暇现状开展调研，发现大学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休闲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休闲异化(不懂休闲、不能休闲、不愿休闲)、休闲层次低(浅休闲、假休闲、逆休闲)、休闲伦理失谐(休闲与自身、他人、自然失谐)等，这些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德育回归生活世界”作为德育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使“生活德育”成为新的德育理论研究热点，也为大学生德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从生活德育角度探讨大学生休闲德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活德育理论为休闲德育提供理论资源

(一)何谓生活德育

不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德育与生活世界的脱离，导致德育中存在“三化”(政治化、专门化、知识化)问题，这是造成学校德育困境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生活德育理论被提出并受到普遍认同，成为当前德育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热点。不论是美国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还是我国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念，都是提倡德育回归生活实践，倡导教育生活化的理论支撑。我国德育专家鲁洁教授较早呼吁德育回归生活。杜时忠教授在《论德育的走向》一文中提出现代德育“走向生活”的趋势。高德胜教授的著作《生活德育论》对生活德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大学生德育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他在《生活德育论》中指出，生活德育是一种新的德育范式，是对以往和现行的割裂、知性和技术化管理为特征的德育范式的转换和超越，生活德育的基本进路是“通过过‘有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1］74生活德育观指导下的学校德育，应该是通过学校的整体生活进行的、对学校所有成员都起作用的、提升人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活动。［1］89

(二)何谓休闲德育

一、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

所谓定量评价也称量化评价，是采用数学的方法收集和处理数据资料，对被评对象做出定量结果的价值判断。定量方法虽具有客观化、精确化、便捷化等优点，但由于它忽略学术评价中某些对象难以量化的品质和行为，不易对评价结果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映。而定性评价则是利用同行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进行评审和比较的评价方法。该方法着重从质的方面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的属性，容易受个人价值观、知识结构等主观因素影响。讲到同行专家定性评价时，以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发源为主持人的湖南省“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认为:“同行评议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评价方法，亦有其主观性、易受人为因素影响等局限。”“同行评议往往可能受到专家学识、见解以及评估过程中态度、感情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当评审专家职业操守出现问题时，同行评议就难以保证评审的公平和公正。”［2］以上关于定性评价局限性的分析，十分准确。正因此，凡是科学的、合理的、公正的学术评价，必然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事实表明:定量评价大都渗透着定性评价的结果，甚至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而定性评价则大多以定量评价为前提、为参考。考察近年来学术评价的实践，量化评价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纯客观数据的简单综合，其实在这些客观数据的背后几乎都程度不同地隐藏着同行专家的主观评价，从未脱离定性评价。如果稍作分析，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定量评价中最受人们重视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除极个别负引之外，大多都是反映了同行专家、学者在阅读期刊过程中，对有价值、有水平的文章及其观点、材料、分析论证的一种肯定。而论文的被转、被摘，也大都是经过了文摘报刊编辑、负责审稿的编委等同行专家认真审阅、精挑细选，具有较高水平、较大价值之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同行专家的认可。而论文获奖、期刊获奖，虽近年来在实践中也出现过某些不公正问题，但总体而言，各级各类的评奖无不是由学科同行专家参与评审完成的，更是直接体现着学术共同体对被评对象质量和价值的判断。另外，点击率、下载率的多少更反映着同行学人对某一期刊关注、阅读及认可的程度。实事求是地说，对期刊量化评价的结果，应当说是对编辑出版原刊的编者、文摘期刊的编辑、阅读期刊的读者以及期刊评优的专家等学术共同体评价意见一次次累加综合而成的产物，而并非只是与专家、学者无关的冰冷的数字。由此可见，一般化地将量化评价排除在学术期刊评价之外，从而将量化评价与学术共同体的定性评价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关于定量评价，指标的选择十分关键。目前，我国在核心期刊评价中，有多指标评价与单指标评价两种体系。［3］两种体系各有优劣，但相较而言，我比较赞同多指标体系。虽然引文法能比较客观地呈现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但摘转率、获奖率等同样也是反映学术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有鉴于此，量化评价应尽量采用多指标体系。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始终比较赞同学术评价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叶继元教授所主张的“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应当坚持国内外通行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他曾讲到:“常用的载文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读者利用率等等文献计量法与专家意见法，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国内也有十多年的经验，可以说已比较稳定，成为必备的方法。在期刊评价中，定量评价具体明确，但单纯依靠数据，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定性评价宏观、全面，但单纯的定性评价，则有相当的随意性、主观性。”［4］由此看来，惟有将定量评价与定性结合起来，才是评价学术期刊可以互为补充、科学合理的优化的方法。

二、学术质量标准与期刊影响力标准

在以往的学术期刊质量标准中，期刊的学术水平与期刊影响力混搭在一起，统称为学术质量标准或业务标准。其实，仔细分析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与期刊影响力，应是两个既有密切关系但又有很大不同的标准:首先，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学术质量是期刊自身固有的质性，而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则是期刊学术水平、学术质量以及政治质量、编辑出版质量的延伸表现，是由期刊各项质量因素综合而成的整体质量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客观效果。某一学术期刊，可能水平很高，但由于其学科属冷门问题、偏门专业，就不易产生较大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苏志中教授曾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北京大学学报》曾发表过一篇蒙古学研究的论文，他估计当时国内对该文有兴趣的人可能非常之少，然而就是这篇国内少有人关注的文章，却引起了日本学界有关专家的重视。据说，当年某日本学者访华团到访中国，首先打听并提出要拜访的是该篇论文的作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论文，就常遇到校内外某些学人质疑，认为此类文章不会有人读，大多数人也读不懂。可见，由于学科专业性质的不同，常会影响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大小。另外，某一学术期刊可能学术水平很高，但因其主办单位名头不大、出版地域较偏等种种外在原因，也常常限制其难以产生较大影响力。此外，学术期刊的外在形式(包括论文题目的醒目与否、刊物装帧设计、印装质量等因素)以及传播渠道、发行方式、宣传力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期刊的影响力。可见，期刊的影响力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与期刊的学术水平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同时它还要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并非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其影响力就必然大;一个水平不高的学术期刊影响力就必然小。由此，设计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标准及指标，应将学术质量与期刊影响力分开作为两大标准。期刊的学术质量主要体现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学术水平———包括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五年影响因子，论文被重要文摘报刊的转摘率，论文的获奖情况，等等。关于期刊影响力，1996年新闻出版署评价标准中只列举了产生重大社会实践反响的论文，而未提到产生重大学术反响的论文，［5］有失偏颇。其实，期刊影响力既包括发表后引起国家或地区党政机关重视、被有关领导批示采纳其观点、结论，产生较大经济社会效益者;同时还应包括发表后被引频次高、影响因子位居本学科专业前列，或同时被几家权威文摘报刊全文转载，或获国家、地方政府高层次、高等级奖项者。评价学术期刊，应增设期刊影响力标准，使之与期刊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辑出版质量一起作为评价学术期刊的四大一级标准。关于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的指标，我认为主要有3个:其一为期刊的社会信誉度，评价指标包括期刊获国家、省部以上政府期刊奖、出版奖，被国内外重要核心期刊库收录，被国内外重要媒体、著名专家公开评价等。其二为学术及社会实践影响力，评价指标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期刊发表的论文产生了重大学术理论反响，如年度被引频次排名本学科专业前列，或一篇论文同时被多家重要文摘报刊转载，或获省部级以上高等级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等大奖。二是期刊发表的论文产生重大社会反响，如有关论文引起党和国家及地区党委、政府重视，论文的观点、结论被省部以上领导批示，党委、政府采纳，产生突出经济社会效益。前者如上世纪50年代《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所产生的重大学术理论反响，《光明日报》70年代末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后者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发表后受到时任陕西省长批示，省市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落实其关于恢复秦岭北麓生态植被、以从根本上解决西安供水困难的建议;著名唐史专家牛致功先生《论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从长期流行的8朝、9朝、11朝、17朝说等众多观点的分析考辨中提出13朝说，被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采纳作为对外宣传的标准说法。惟有如此强调对具有突破性价值的代表性论作的评价，才可能准确把握期刊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其三为读者认可度。评价某一期刊，读者欢迎不欢迎应是根本的标准。在以往的学术期刊质量标准及评价实践中，对读者、市场的认可程度多有忽视，这是重要失误。评价读者认可度，其指标主要包括对期刊印刷版的国内外订阅量、发行量，读者网上的点击率、下载量，以及中国知网等海内外传播情况等的考量。

三、学术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

学术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评价包括学术期刊评价。学术期刊评价是以考量学术期刊质量与学术期刊编辑者办刊水平为对象的评价活动。评价的目的在于考察期刊质量与期刊社(编辑部)办刊水平，总结办刊经验，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学术期刊社不断改进工作，提高办刊水平。学术期刊的评价按被评对象与评价目的的不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评价期刊的质量，二是评价期刊社的办刊水平。前者如学术期刊评优等，后者如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评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遴选等。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以往多以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四个方面为质量标准，从内容到形式对期刊进行全面的质量衡判。而学术期刊办刊水平的评价，除了对期刊本身质量做出评判外，还要对期刊的办刊条件(如主办单位重视与支持的程度，经费与办公条件及人员配备情况等)、编辑部建设与管理水平(如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思想与业务素质、规章制度建设、工作考核与管理状况等)、期刊社经营效果等做出综合评估，以评价其办刊能力、办刊水平与绩效。正是基于上述任务的特殊性，评价学术期刊的主体应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相关学科专家，二是学术期刊编辑专家，三是期刊出版管理专家。由此三方面专家组成的评价组织，应就是学术期刊评价的学术共同体。学术评价是以学术标准为尺度，对学术活动做出水平与价值判断的过程。学术评价包括不同的类型，主要有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含学术成果评奖、学术出版稿件的评选)、学术研究人员的评价(包括教学科研人员职称评审、各层次优秀人才选拔、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任及业绩考核)、学科评估、学术机构评估以及研究课题立项的评审与结项验收等。学术成果的评价主要是评判成果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及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学术人才的评价主要评判教学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及学术贡献;学科评估主要评判某一学科团队科研水平、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及科研创新能力;学术机构评估主要评判学术研究组织整体科研水平、学术贡献及科研创新能力。各种类型的学术评价，其评价对象、评价内容及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所有学术评价的基本依据还都是学术研究成果。由此特点决定，学术评价的主体应是相关学科专业造诣精深的专家。深入认识、理解学术期刊评价与一般学术评价的异同及特点，对于研制科学、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学术期刊评价方案、办法和标准，深入开展学术评价理论、实践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学术评价主体，近年学界十分强调学术共同体评价，这无疑对摒弃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行政主导为主的学术评价制度，将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是重要改进。但是，对于学术期刊评价来说，虽评价的主体主要应为学科专家，但绝不能排斥期刊编辑专家及期刊出版管理专家;多年来各省区市举办的各种期刊评优，教育部名刊名栏评选以及国家出版奖的评选实践也充分证明，期刊评价离不开期刊编辑专家和出版管理专家。

四、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作者：范永康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一）

一、论文选题目标多重性应立足学生多方面需要

目前的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面临着和其他专业研究生一样重理论轻实践，很难学以致用，就业压力大等残酷现实。从事纯行政工作和纯行政管理教学研究的只是一部分，绝大部分要到其他领域就业，未必都适合做纯学术型选题。明智做法是从行政管理专业现实针对性出发，根据学生不同情况，通过目标多重性选题模式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论文选题是在构思初始阶段选取一个主题或者明确一种立意。选题“既可从实践和社会需要中选取,也可以研究本专业的研究空白或前沿方向,还可以对发生争议的话题进行讨论,或者对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以及针对学科交叉的空白区的研究等等”。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目标多重性论文选题模式在满足学生多方面需要方面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是政治素养的提高。行政管理论文大都涉及政治理论和大政方针，确立这些方面的选题有助于培养学生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二是从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入手。行政管理论文面向实际的特点非常突出，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教育、医疗、住房无所不包，都是学生关心的问题，针对学生所需确定相应选题，就可带动学生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和处理，起到排忧解难的作用。三是培养初步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论文选题都关涉行政能力和职场知识，为此，研究生入学就应该确定导师和选题大致方向，然后有针对性地从事一些行政事务性工作，并将其与选题结合起来，也可在工作中完善选题或发现新的选题，这样的论文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强，对学生初步工作能力是很好的训练。四是提供就业指导。现行入职考试都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内容，而且行政活动还与其他领域工作联系紧密，导师可以结合学生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应题目，在撰写论文同时也兼顾着备考和了解所关心领域的知识。五是多方面才能的积累和训练。其一，针对行政管理专业跨学科特点使学生了解多学科知识，便于毕业后什么工作都能胜任。其二，针对行政管理论文大多涉及行政活动中复杂问题处理的特点，有意识地使学生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其三，针对驾驭目标多重性选题难度大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抗挫折训练。其四，针对行政管理论文都关涉行政伦理问题的特点，带动学生对伦理道德问题的了解，学会怎么更好地做人和处事。通过上述多方面才能的积累和训练，学生既丰富了知识，又掌握了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既懂得了为人的道理，也受到了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处事训练。学位论文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选题的确定就应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从目标多重性出发确定行政管理专业论文选题源于学生多方面需要，是对学生一专多能的综合训练，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学生带着问题写作论文，避免了空洞乏味和拼凑应付，学位就会保值甚至增值，为解决当下研究生就业难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高质量目标多重性论文可作为咨询报告提交有关部门

行政管理论文政策对策性非常强，具有政策咨询功能，师生都应把自己当作外脑和智囊，将联系现实的论文视为政策咨询报告来对待，答辩实际上也是政策辩论。一是师生都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实际工作，有一定实际工作经历更好，学院也应创造条件让学生带着问题到实际工作部门实习或调研。二是侧重对策性研究，包括对问题及原因的实证分析，国内外经验介绍及启示，对策要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三是充分发挥理论对现实政策的指导作用，站在为相关部门出谋划策角度，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研究。四是可聘请与选题相关的实际工作部门人员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帮助解决论文中师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能从论文和论文答辩中获得启发，更好地推动本部门工作。这项工作从确定选题后就应该开始，学生可到相关部门调研，请有关人员指点，还可聘其为副导师，或吸收到答辩委员会中，既可全程跟踪，也可只在某个环节排忧解难。当然，这种副导师制是随机的，前提是师生都非常困惑或选题对这些单位有重要参考价值。五是一些实际工作部门也可以把一些疑难问题交给学校作为论文选题，高校行政管理研究机构作为智囊和外脑承揽的一些相关项目，也可吸收有这方面选题的研究生参与，其参与部分可同论文结合起来，也可分出一个或若干个子课题作为论文选题。高质量论文可推荐到相关部门作报告或咨询，由此可知，这种教学、科研、实际工作三位一体的选题模式，使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互通有无，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真正结合。

三、系统规划目标多重性论文选题模式

行政管理研究生论文目标多重性选题模式运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单纯是学生和导师的个体行为，学校、学院、答辩委员会都要协同配合，总体设计，周密部署。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摘要:网络舆情是新时期高校提升管理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回顾了近年来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活动的开展情况，归纳总结了国内外代表性观点，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阐述了下一阶段的突破方向和改进目标。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趋势分析

互联网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网络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舆情近年来已成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受到高校的重视和学者的关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人员主要选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从时间维度、学者角度、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网络舆情研究的立项资助情况，可以反映国家层面的研究导向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使用“网络舆情”关键词检索到的2008—2019年立项课题达89项。网络舆情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段是2010—2012年。这一时期，我国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便捷的网络访问使自媒体用户数量迅猛增长，传统媒体的话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被蓬勃发展的自媒体削弱，每个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和互动，此起彼伏的网络舆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视和全民关注。第二个高峰时段是2017年至今。党的报告把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随后研究人员围绕报告提出的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目标再次聚焦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从项目类别来看:网络舆情研究一般项目占51%，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分别占7%和4%，体现出典型的应用型研究特点;青年项目占28%，说明对互联网比较熟悉的青年学者更加关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在中国知网使用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可以检索到2007—2019年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309篇、学术期刊论文2531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至今该领域仍是研究热点。此外，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的质量也逐渐提高，表现为已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观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撰写的一篇论文，同时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这篇论文写于1873—1886年，尽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但却是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较为系统的阐释，尤其是揭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所蕴涵的人—自然—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以及由此阐发的生态伦理观，对于我们认识“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这些由康德提出的悬而未决的一组问题进而建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劳动与人的手、足、脑、语言以及伦理关系的产生   恩格斯首先从批驳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这就表明，与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劳动—财富这对经济关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这对经济关系中蕴涵的劳动—自然—人—财富多元的生态伦理关系及其辩证法。接下来他着重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   1.劳动促进人的手、足及其他机能的演变   在几十万年以前，地质学家称之为第三纪的某个时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些类人猿，也许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和脚从事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恩格斯认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②。因为直立行走有利于类人猿手和脚的分工，让手“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树林中筑巢、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尽管这些动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简单的，但当“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时，从猿转变到人的历程便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认为，猿手转变为人手，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⑥由于劳动，手必须与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这样便引起肌肉、韧带的发展，经过更长的时间亦引起了骨胳的发展并且被遗传下来，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又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进而人的手才达到现在这样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仅阐释了劳动对手的肌肉、韧带甚至骨骼的影响，而且还根据达尔文提出的“生长相关”律，即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揭示了手的演变不是孤立的。因为手“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⑦，而且两者相互作用。这样恩格斯就将人的手足的演变与人的机体其他部分的相应演变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运用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对于人的手足的演变以及人体其他部分机能演变的作用。   2.劳动促成语言产生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演变   恩格斯指出，尽管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而人作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⑧，显然不可能从猿类祖先直接发展而来。这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⑨。作为动物的类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随着手的发展，人通过劳动而开始建构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都会扩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对象的探索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属性。与此同时，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开始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劳动交往与合作的活动中，“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这一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渐学会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产生了。因此，“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②。恩格斯还从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较中进一步说明语言产生的作用。他指出，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信息。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因为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而感觉到是一种缺陷。然而，如果经过人驯养的动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这说明，语言不仅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和伦理关系，而且也能促进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交流。   3.劳动与人脑的演变、感觉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发展#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认为，正是在劳动和语言这两个最主要因素的推动下，猿脑就逐渐地变成人脑。尽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后者远远超过前者。③随着脑的进一步发展，人的感觉器官也逐步发展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使得听觉器官相应完善一样，脑的发展则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同时进行的。④脑及其相应的感觉器官的发展使人愈来愈具有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这反过来又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没有因人最终同猿分离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进了。而社会的出现使得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二、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与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根本区别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⑤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而且形成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然而，随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进而产生了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1.劳动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的变革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⑥。那么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据当时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同时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它们同时又是武器。   首先，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猿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来愈多，食物愈来愈复杂，进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二是从只食用植物转变到同时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过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猎和捕鱼，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类食物，从而为其超越动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础。一方面，这些肉类食物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类食物可以缩短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的时间，因而便“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来，最重要的是食用肉类食物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脑就能在人类一代一代繁衍的过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发展起来。讲到这里，恩格斯不无调侃说:“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一是火的使用，由于为人提供了几乎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这样就使得消化食物的过程大大缩短;二是动物的驯养，使得人类的肉类食物更加丰富，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为经常的食物来源。从养分来说，动物的驯养还供给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认为，“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前者表现为人类食物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进而促进了脑髓的发展;后者则表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变革使其远离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动物界，进而引发了人与植物、动物关系的变革:从单纯的食用相关植物到有意识地种植相关植物，从与动物为伍到打猎和驯养动物。这不仅导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异，而且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由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有意识地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伦理关系。   恩格斯在文中这样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对于自然的无意识适应:“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④不仅如此，在食物结构的变异中，动物也是出于无意识的被动适应:“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⑤他把动物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滥用资源”。他认为，这种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进了类人猿转变成人。“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⑥而那些无法改变食物结构的动物就灭绝了。恩格斯明确指出，动物这种无意识的改变和被动适应还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为“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⑦。为此，人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已认不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种劳动不仅使人对自然有了更强的适应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工具越来越多样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进而形成了越来越多元化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2.劳动促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以及伦理关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使人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而且也使人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这样，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来，“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①。对于其他的动物而言，尽管它们也能习惯于各种气候，但它们或者靠本能无意识地适应气候变化，或者由于被人驯养而跟随人生活。#p#分页标题#e#   劳动使人从物种关系方面获得提升。当人们从原来居住的较为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或者从较为干燥的地带，迁移到较为湿润的地带，这样，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湿，人就产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发了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在其物种关系方面愈来愈远离动物。   劳动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手和脑只有“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随着人们需求增加，劳动不仅在时间上“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间上范围不断扩大，活动的领域日益多样化。这样，劳动除了最早产生的打猎和畜牧外，后来又有了农业，其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出现了艺术和科学。这意味着劳动本身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开始向脑力劳动发展。三是随着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④。这不仅意味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而且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展。   3.脑力劳动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随着脑力劳动的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随着文明的迅速推进，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⑥人们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进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一直统治着人的头脑。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甚至连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也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着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方法论视域，指出了上述误区的认识论根源:“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⑧他还通过分析动物与环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尽管动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通过它们的活动而改变外部自然界。同时，由动物改变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⑨。   三、基于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通过分析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深层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以及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1.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恩格斯通过将动物的计划性与人的计划性加以比较指出，这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劳动。尽管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这种计划性则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人们在猎狐时，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地形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它们“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与此同时，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尽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与动物相比，人由于劳动———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远远超过了动物基于本能的有计划的活动，然而，人的这种劳动的计划性在时间上蕴涵近期(或者短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恩格斯以具体的实例生动地说明了上述悖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尽管他们的确在短期内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标实现了，但是他们却破坏了这些地区长远的、整体的普遍性的生态平衡———这些地方由于他们的作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进而在今天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   2.悖论的反思与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论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过反思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他列举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毁了其所在区域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进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关系、人—林关系、人—畜关系、人—水关系、人—植物及其病虫害关系等。③同时这些多元关系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其中一种关系被破坏，就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危及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多元伦理关系中警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在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据:其一，“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二，未能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恩格斯生态伦理观的深刻性就在于进一步反思了上述两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唯心主义观念。②#p#分页标题#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论呢?恩格斯认为，一是我们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因此，人们愈会重新感觉到，同时也认识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进而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二是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因为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要比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复杂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举的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作为案例展开分析。他认为，尽管传播栽种马铃薯带来了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饿死了100万吃马铃薯或以吃马铃薯为主的爱尔兰人，并且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列举了近代地理学的伟大成果———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物理学和动力技术的革命———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伦理效应: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④，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⑤。对于这一阶级斗争，恩格斯坚信，“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⑥。但是，他也意识到，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必须“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⑦。   3.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进而为应对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灾祸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其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①。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这成为其行为的唯一动力。甚至连其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这里，恩格斯阐释了历史上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三种生产方式下的三种逻辑:(原始社会)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发展程度的逻辑、(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成为生产推动因素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运作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逻辑都无法超越上述生态伦理悖论，甚至还会加剧这些悖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多数情形下，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不仅如此，劳动者丧失了财产，而同时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即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   四、恩格斯劳动视域中的生态伦理观的几点启示   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④。然而，尽管他们深谙“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⑤，但由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因而没有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没有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领导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一直没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发，而恩格斯这篇论文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人类发展史、自然史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⑥。这填补并完善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相互联系的方法论，以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为研究主线，论证了劳动何以促进了人—自然—社会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以及对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多维度的影响。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劳动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因而“创造了人本身”，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⑦同时他反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阐述了劳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在时间上蕴涵近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因此，他警示道:“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相关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②只不过马克思是以一种人本主义诗意般的哲学思辨语言进行阐释，而恩格斯的告诫则是基于历史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哲学论证。这对我们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通过反思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其深层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恩格斯意识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协调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在当代表现得日益明显，正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或许正日益促成那种据说这种进步会保护人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第二自然”③，其结果却越来越表现为主体的人自身的自我沦丧，同时人的生存条件越来越转变成一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的三种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逻辑“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④为了超越这三种逻辑的局限，他提出了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方略: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预见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为的比较远的自然—社会影响，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变革，产生的新型的社会生产组织及其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⑥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将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和可能。他乐观地预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   尽管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高技术信息化的条件下，重温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