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论文范例

得知祝克懿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作为“文艺风云书系”丛书中的一种出版,颇为高兴。这不仅因为作者的这部由“话题敏感”而已“搁置”多年的书稿终于能够问世了,而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气息,这就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因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个坐冷板凳的研究项目”的“文学”[1]也已开始被放在了一个其应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学界所审视和重视。作为曾经的导师,对该书稿的内容和其整个撰著过程中作者的种种艰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确有些话可说。   《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增订而成的。书稿的实际写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虽不敢断言这是我国“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但至少是这类研究中最早的专著之一;而在“文学”语言和文学的交叉结合研究上则是一部开先河之作。“文学”是一种产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学艺术样式,“”“样板戏”是“文学”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着种种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学”中又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因此对“样板戏”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一段特殊历史,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实际上起着上勾下连的作用,现当代文学研究要有一个完整的面貌,“文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当事者的阻力,年轻人的隔阂和冷漠,自“”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还是少人问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学批评家发出了“‘’时期的文学研究几乎还可以说是没有展开”的感叹,并对“这种状况已引起文学界的深深忧虑”[1]。对“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不少学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发出了研究“文学”的呼吁,希望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给“文学”以科学的评价成了不少学者的共识之后才开始起步的。本书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语言学博士生,正是出于对“文学”研究上“断层”现象的担忧,同时又深感“”“样板戏”在语言上有着种种值得研究的独特性,从而选择了将“文学”中的“样板戏”的语言风格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虽说仅仅是对“”“样板戏”的并且只是从语言风格所进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学”研究刚起步,在总体上还十分薄弱的整个大背景上来看,那么应该说是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实际上这类研究由于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准备,而且确实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因为就作者而言,实际上还面临着一个博士论文能否通过评审和答辩的现实问题。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现在这早已不成什么问题,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认真、踏实、严谨的作风而完成了这一课题。现在书稿能正式面世,能为“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想在为之高兴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倡导这种在科学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艰险的精神。   至于《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一书的本身,也是有着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显的特点的。   第一,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语言形式切入,以语言事实为依据来研究“”“样板戏”,从而对之做出了客观、科学的评价,这是本书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主要的学术价值之所在。自20世纪90年代末“文学”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开始起步,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本书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以语言运用,主要是以语言风格特点的描写为主线对“”“样板戏”进行研究这一课题的。采取的是“从语言事实出发,让语言材料自身体现出来的结论说话”的态度。应该说这样的角度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正确地得出结论,对科学地评价“样板戏”是颇为有利的。事实上从整部书稿来看,作者确是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想法,其审视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语言形式特别是语言风格的本身,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判。而这种分析、评判又决非是简单化地对“样板戏”语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别论析。如,其中既有从“话语的审美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样板戏”话语的肯定,也有对“负载政治理念”的话语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对“样板戏”话语“雄浑豪迈”、“壮丽肃穆”、“繁富丰厚”、“奇崛独特”风格的肯定,同时又有对“豪放壮美有余,而柔婉优美不足”以及表现为对传统戏曲话语“偏离”的种种“僵化雷同的模式话语”的深刻批评。这类对“样板戏”话语的褒和贬、成和败的评论、剖析可谓是贯穿于论著的全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分析、评判和所下的结论,确实都是建立在充实的语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让语言材料自身体现出来的规律来说话”,务求言之有据。可以说,从整体上看,《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对“”“样板戏”语言形式特别是整体语言风格特点的描写、解释和评价是准确、科学的,而透过语言问题所涉及的对“样板戏”的评论也是辩证和实事求是的。   第二,通过对“样板戏”话语的多角度的剖析,还了“样板戏”的历史真实面貌。《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对“”“样板戏”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注意将研究对象和思考的立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历史、文化条件中来进行的。论著通过考察历史上后起的某些戏剧样式对之前戏剧的传承或取代的史实从而为“样板戏”以现代戏面目的出现提供了理据性的解释;对“样板戏”话语赖以生成的特定话语环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对“样板戏”形成的社会、思想基础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对作为戏剧样式有机组成的曲牌体和板腔体结构体式的探讨则是种铺垫,目的是为了证明“样板戏”在结构体式上的继承和创新。如果说上述的这些探讨论述还只是语言风格研究的外围准备的话,那么,对“样板戏”的语言运用及其风格特点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写、论析则是“样板戏”语言研究的正体部分,而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样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其中有对“样板戏”话语运用的总体原则的揭示,这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形式完全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又有对“样板戏”各种表现风格的描写和评论:其中既对“样板戏”的“雄浑豪放”、“壮丽肃穆”、“繁富丰厚”的话语风格做了描写和肯定,同时又对其中过度强化铿锵有力、雄浑豪放风格而违背和破坏了音律的和谐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评。既对“样板戏”在词语选择、辞式运用上的某些创新之处予以好评,同时又对由于思想和语境的制约而造成的用词、择句、辞式上的缺少创新提出了批评。论著还在对“样板戏”话语“偏离”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话语讨论的基础上分离出了其中的一种负载“政治理念的话语”,并对其实质和危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这种区分和批评是敏锐富有新意而深刻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一书正是通过上述各种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论析,使“样板戏”以其真实的历史面貌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书中有关“”“‘样板戏’是打上时代烙印,负载了政治理念的现代戏,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一定审美品质的现代戏”的结论也因此而显得立论有据,十分可信。#p#分页标题#e#   第三,对“”“样板戏”的基本语言风格特征做了准确、细致的描写,从而填补了该领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之前,在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历史上,“”“样板戏”语言风格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本书作者在对全部“”“样板戏”所做的穷尽性统计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有关“样板戏”话语语言风格的研究系统。在这个话语语言风格研究系统中,既包含有“样板戏”话语的各类表现风格,也有“样板戏”所体现的话语的特定的时代风格;既有对表现在“样板戏”话语中的不同语体的交叉渗透的语体风格现象的关注,又有对因政论语体过度渗透所造成的不良语言风格问题的剖析;既有对“样板戏”的整体风格的宏观研究,也有对风格构成要素运用上成败好坏论析的微观研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论著在描写揭示“样板戏”的整个话语风格体系的同时,还对之做了深入的解释,从而使得对“”“样板戏”话语的风格体系的把握,是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对“样板戏”话语语言风格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因此这一研究在实际上不仅填补了“样板戏”话语言风格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成了“样板戏”乃至“文学”文学语言研究的先声。   除上所说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样板戏”话语的语言风格的研究和《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的出版,还有着其他一些意义。   首先,这一研究不仅为“”“样板戏”的,同时进一步也为整个“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帮助。虽然《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仅是从语言运用和所具的风格特点切入对“”“样板戏”进行了研究,但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辩证的统一。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影响内容。”[2](P232)实际上“样板戏”的语言表现形式的形成离不开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而“样板戏”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又必须通过其语言形式才能体现出来,正由于内容形式上的这种辩证关系,使得对“样板戏”的语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义之外,又可延伸开去,为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样板戏”并最终对整个“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语言运用的亦即是物质性的依据,有助于对其做出科学的评价。   其次,为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研究进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由于《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从事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并且这一研究在整体上看,其难度是较大的,就以“样板戏”话语研究来说,不仅必须有着深厚的语言学的基础和积累,同时又必须具有除语言学知识之外的对作为戏曲样式结构体式的其他各种构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也和大多数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样,个别章节还有进一步充实、完善的余地。   体现着探索精神的论著终于面世了,这固然值得高兴,但对一个探索者来说,这应该又是新的探索和更为切实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发点,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

摘要：学术期刊诞生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反哺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依托和支撑，呈现出三个层次的关系。首先，学术期刊基于学科而存在，学术期刊的诞生、发展和繁荣有赖于学科的支撑。其次，学术期刊面向学科建设，致力于传播学科建设成果，培养学术人才，引领发展方向，拓宽学术交流渠道。最后，学术期刊回归融合学科发展，与学科形成共同的关注，确立学科专业学术门槛，助力学科话语体系建构。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的互融共生既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学术期刊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科建设；互融共生；政治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在服务学科建设、传播学科知识、引领学科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一方面，没有学科的研究与进步，就没有学术期刊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也反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二者是你决定我、我成就你，互为依托和支撑的关系。本文以中国政治学为观察视角，透视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相互关系的三个层次，为二者关系的价值定位提供新的解读。

一、基于学科：学术期刊依托学科而生

“学科”本质上是知识上升为知识体系后根据某些共性特征划分而成。学科的产生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形成了支撑本学科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价值追求和研究方法，而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展示、传承以及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学术期刊由此应运而生。

（一）学术期刊诞生于学科需要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但随着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前，全国100多所大学中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新中国成立不久，在苏联学科模式的影响下政治学被看作是“伪科学”，并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基本取消。在此后的近30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然而，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特殊时间点发生的重要事件会对之后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以及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踏上了恢复和重建的新征程。为了加快学科恢复重建，作为政治学的专业学术理论刊物《政治学研究》于1985年创刊，随后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国外政治学》等在内的其他政治学类刊物也相继创刊。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加速了专业学术期刊的诞生。

学术期刊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好像排球里的“二传手”，在同论文作者的学术互动中，经过栏目和选题的组织策划、约稿组稿、编稿审移、评价推介等环节，实现论文作者的发稿需要，同时又通过期刊平台的展示和推介，为学术界乃至社会提供优质学术产品需要，从而服务社会和促进学术发展。在学术期刊生态链中，如何更好地把学术期刊这种“二传手”功能发挥出来，就要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专业性活动，在满足论文作者及社会“双重需要”中提供“双重供给”。但从目前的期刊学术生态系统中还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期刊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

一、学术期刊有效供给的评价标准

学术期刊办得好不好，不能用自身封闭的标准评价，而要看它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我国现阶段办好学术期刊应把握三个评价标准原则:

1．加强理论研究的指导性、主题性和规范性

党的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有不同的知识建构需要，学术期刊自然要为各学科的建设提供平台和交流媒介。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发展空间。”［1］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和使命担当是学术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条件及根本问题，只有对我国空前伟大的变革实践保持高度的介入性，才能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期刊可以从我国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出发，实现学术论文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性研究取向转向自主体性研究，从解释性研究取向转向创造性研究，从单纯知识性兴趣研究取向转向思想性、前沿性研究。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应该成为期刊的重要取向。期刊发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学术期刊不能为追求“学术性”和影响因子而淡化意识形态属性。严把政治关是学术刊物自觉程度和创新高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和评价依据。

2．坚持原创性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停滞，在我国的社会科学许多研究领域已出空白和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急需补课和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因此学习、引进、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是必要的，但在随后的学术复兴中却出现了西方理论“一边倒”的情况，失去了学术发展的自主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自尊心的增强，人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论建设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新时代学术的基本语境应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为主体性来建构当代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在选题方向上要解决“西方理论，中国验证”，或“中国经验，西化解释”等不良倾向，解决原创性缺失，自主思想创造衰竭问题。失去了自主性，也很难体现学术精神。当然我们也不是主张固步自封，封闭自尝，而是强调学术研究要开放包容、中西融通、互学互鉴的学术作风。

【摘要】话语分析的发展经历了萌芽与兴起、发展与成型、繁荣与革新的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形成了英美派系、福柯学派和批评话语学派三大派系。在我国的本土化历程中，首先表现为概念的介绍和引进阶段，而后研究多为话语分析实践与应用，认为新时期话语分析的未来与展望将聚焦在计算机领域的网络文本分析。

【关键词】话语分析；起源；发展；本土化

一、话语分析的起源与发展

话语分析作为现如今常用的研究方法，并非一蹴而就的。梳理其历程，发现其经过了早期的萌芽与兴起阶段，中期的发展与成型阶段，后期的繁荣与革新阶段。

（一）早期：萌芽与兴起

话语分析发轫于语言学、文学理论、传播学、符号学等人文科学，尤其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1952年，结构主义语言学家Z.Harri发表了题为“DiscourseAnalysis”的论文，文章提出了DiscourseAnalysis这一概念，并将Discourse定义为“超越句子或小句子的语言”[1]。国内对Discourse的翻译，还存在一些争议和混用的情况，本文为便于叙述，将Discourse称为“话语”。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继结构主义语言学界的Harris首先提出“话语分析”这一术语和“超句”这一概念之后，其他领域学者同样对“超句和叙事结构的分析感兴趣，T.F.Mitchell结合语境研究了对话的特点[2]，M.A.K.Halliday对语法的系统和结构进行分析，D.Hymes编辑了主要分析文本和谈话结构的语言学论文集[3]。这一时期，话语分析处于刚刚萌芽的阶段，只是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被不同领域的少数学者关注，而远没有形成一门学科。

（二）中期：发展与成型

[摘要]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出版行业因其特有的舆论导向功能，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思想阵地。学术期刊作为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平台，不能因其内容的专业性而麻痹大意，忽视出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问题。本文认为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人员必须以大局意识、谨慎细致的工作态度、有效的鉴别方法把好意识形态关。同时，在媒体融合的新形势下，要重视新媒体出版工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

[关键词]学术期刊；意识形态；政治鉴别力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的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集合，其形成受思维能力、价值取向、环境、教育、宣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才能坚定四个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出版行业因其特有的舆论导向功能，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思想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理性传播是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责任和使命。

一、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学术期刊不同于一般的大众传媒，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传播载体，作为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平台，担负着繁荣学术思想、促进学术创新的职责，推动学术研究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智力支持。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群有其特殊性，通常集中在某一专业领域。正因其特有的专业性，出版过程中编辑人员容易产生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麻痹大意思想，从而滋生意识形态风险。

1.学术研究中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属于政治范畴的或带有政治性质的问题。具体到出版活动中，可以理解为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基本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学术期刊属于文化产品中高层次、专业化的出版物，是学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发表学术创新成果，助推学术研究繁荣发展。创新就意味着大胆探索的学术精神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尤其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是普遍认可的基本概念和思想方法。每一种学术都有自己的历史境遇，不同背景的学者在研究学术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各自的意识倾向，各种学派、社会思潮话语都包含各种意识形态。因此，把学术期刊看作仅是单纯切磋学术的平台，是“不问政治”“价值中立”的纯学术思想传播，就会因为麻痹大意和底线思维缺失而忽视隐藏在学术“外衣”下的政治问题。

2.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现象的日益凸显除了政治问题，另一个问题值得学术期刊高度重视，即学术领域的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现象。部分论文作者急功近利、东拼西凑、剽窃他人成果甚至篡改文献、捏造数据等，既没有创新思想与创新观点，又不解决实际问题。更有甚者，为毕业或评职称，花钱向中介机构购买论文。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学术造假，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将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权威性，将学术研究引入歧途，进而阻碍社会进步。再则，如果学者在东拼西凑来的学术研究中渗透进西方意识形态思想的悖论，也将产生意识形态的风险。因此，学术期刊不仅肩负繁荣学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的重任，更要强化意识形态的维护意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维护功能；要以“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这四个定位为基准，坚持正确的办刊政治方向，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倡导学术民主、包容多样的同时，要坚定不移地以底线思维，牢牢把好意识形态关，严防在学术研究旗号的掩饰下，从事违背学术道德甚至违反法律的假学术行为。

摘要：主席在党的五中全会中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我国出版行业的机遇，也是挑战，因此，科技期刊的改革和转型势在必行。本文从科技论文大量外流的现象着手，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导致的后果，梳理了近两年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意图分析政策导向的改变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科技期刊应对深化改革时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科技期刊；论文外流；政策导向；期刊改革

2016年，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这使得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上来，更有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科技论文外流现象的原因。如，刘丽英等认为我国110个学科论文外流造成的文献经济总损失量为7.33亿元，其中农业工程领域论文外流导致文献经济损失总计为667万元[2]。董建军对我国学术论文的流失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优质稿源流失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对策[3]。王泽蘅研究发现中国论文外流数量比日本多、两国间数量差异逐年增大[4]。刘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国科研论文外流的数量、质量和学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简要分析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导向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

一、科技论文外流现象及损失

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中国SCI收录期刊仅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2010—2019年间，中国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只有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6]。科技论文的外流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论文质量也都较高。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2.83，同期全球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4.11[6]。其中被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学科、应用科学等，而这些学科大多数涉及我国的高尖端技术领域，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经费，这不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国有资源外流。

二、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

国内大量优质论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摘要：在汉字字体设计发展的有限历史中，借鉴经典书法日益成为当今字体设计的重要思路。然而，由于没有充分意识到基于视觉传达的设计与基于书写表现的书法两门学科的本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字体设计的肤浅庸俗状况。有鉴于此，从话语层面切入，汲取传统书法中富有人文价值的话语内涵，以设计手段模拟和传达书法中微妙的用笔效果，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字体设计；书法；话语；用笔

一、汉字字体设计借鉴传统书法的困境

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字体设计，是现代艺术设计学科下的一个分支。因此，字体设计的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书法创作。现代艺术设计，主要是适应于现代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环境下的产品传播与推广，必须吸引和取悦消费者大众。因此，很多人将艺术设计的创作理念归结为“以众为本”。但是，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的书法创作，情况就复杂得多。首先，书法作为文字，根本目的在于“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1]，也就是行使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功能，最初并未提及吸引和取悦的形式问题。随着字体演变趋于成熟，人们日益自觉视书法为艺术，从书法本身获取某种“审美价值”的倾向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蔡邕提出“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又强调“须翰墨功多，即造妙境”[2]。西晋书家索靖将书法的魅力总结为“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磊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璀璨”[3]，此后，历代文人对书法之美讴歌不已，从文字功能、书法形式、笔法体验、技法源流等多方面探讨书法之美。但是，这里所谓的“书法之美”是指一种善书精英的精微体验，与大众普遍接受的视觉愉悦趣味并不相同。从根本上讲，传统书法对流俗的抒情趣味采取严厉的拒斥态度。如卫铄就反对“缘情弃道”的肤浅表现，孙过庭也批评“信笔为体”的庸俗书风。这类批评与古代精英士人对生命的深刻体验相关。他们普遍认为，大美源于一种通达无限造化的“道”或“神”，而沉溺于个体感官的暂时趣味，不但不能通达大美，而且是对这种终极之美的遮蔽和背离。这样，书法艺术就时刻以“美”的体验不断宣示某种特定的文化话语权。在此过程中，精英士人与普通大众的审美旨趣被割裂，表象的视觉趣味与内在的精神体验被分离。由此，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历来就有一道“俗”和“雅”的价值鸿沟横亘其中。如果说，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掌握绝对的文化话语权，书法以深刻的价值体验和高雅的笔法品质占据文字书写的主流地位，那么，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消费者阶层则掌握优势的商业话语权，与之相应的字体设计必然要形成以视觉装饰为主要目标的趣味风尚。这就意味着，今天以视觉装饰为旨趣的字体形式设计，意图从传统深刻、高雅、精微的书法艺术中进行借鉴和汲取，必然出现根本的困难。二者的交融实质上是一个话语权相互博弈的结果。若意图在于一味地强调视觉形式趣味的创新，相比于其他美术样式，字体设计在传统书法资源中获益不会太多。由于书法是注重时间性的书写行为，毛笔的变化与水墨的流动感，才使得精微而丰富的书写体验成为可能。作为设计和印刷的字体，怎样才能从深厚的书法传统中获得借鉴以提升其人文内涵呢？

二、话语层面的借鉴与传达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须从字体设计的应用情境入手进行思考。在字体设计中，文字既具有特定信息的所指功能，同时也具有象征暗示信息的能指特性。显然，能指首先决定于文字本身所处的功能情境。不同的功能情境不仅设定了文字所指的信息内容，实际上也先行决定了字体风格的呈现形态。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比如严肃而凝重的追悼会上，所选择的字体必定不可能是活泼欢快的琥珀体美术字。因此，这就涉及到对文字的话语形态的理解与认知。汉字书写传统的话语形态多种多样，像所谓的许慎所述的“秦书八体”、羊欣所述的“钟（繇）三体”以及庾元威提到的“宗炳九体”等等。尽管古今制度迥异，但今天的文字应用情境仍旧可以加以归纳探讨。

（一）宣教话语下的字体形态

一、启蒙救亡：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第一次经典危机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反对儒家经典的思潮，如魏晋和晚明，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经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时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来改造国民性，以启蒙来救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文学革命，在“启蒙救亡”这条主线下，选择以重估文学经典的方式来革故更新，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而救亡图存。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