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建设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高业庭 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CSSCI既是重要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的查询工具,又是主要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的工具[4]。2012-2013年,CSSCI数据库拟收录的学术期刊共25大类,计535种。本文以CSSCI数据库为基础,检索国内电子政务研究的学术文章,以此为样本,系统地分析国内电子政务的发文情况,为深入探讨国内电子政务的研究动态提供支持。在CSSCI数据库的检索过程中,将年限定位于1998-2011年(不包括CSSCI扩展版),关键词定位于“电子政务”,共检索出952篇文献。在整理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布拉德福定律分析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用洛卡特定律研究论文的作者分布,用普赖斯定律搜索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结果分析

一定时间内发表学术文章的数量可以有效衡量该学科当时的研究状况。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998-2011年,我国电子政务领域的学者共发表952篇论文。其中,1998-2000年间有关电子政务的文章未被CSSCI收录。CSSCI数据库显示:国内最早关于电子政务的研究是2001年,2001-2011年间,年发文量从2001年的2篇迅速发展到2008年的128篇,2008-2011年间,电子政务研究的年发文数则处于逐年下降状态,2011年仅有37篇学术文章。图1给出了我国1998-2011年电子政务领域发文数量情况。如图1所示,我国电子政务研究从2001年开始起步;2001-2003年发展迅速;到了2004-2008年,年发文量的百分比都保持在11%以上的水平,说明电子政务研究进入成熟时期;2009年以后,研究热度开始减退,呈现衰退趋势。其中,发文数量变化最显著的时期为2001-2002年,期间论文数量增加了24倍,这可能与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2002年提出的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密切有关[5]。

论文被引次数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其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的高低,论文的被引次数越高,通常认为论文的学术质量越高[6]。在本次检索出的论文中,有12篇论文的被引频次达到20次以上。图2按照被引次数的高低列出了论文的被引情况。如图2所示,《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治理变革》一文的被引次数最高,达到了49次,说明这篇文章在国内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对图2列出的12篇高频被引论文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到国内电子政务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趋势。

研究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期刊分布情况,有利于分析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以及重要的文献来源[7]。在被CSSCI(2012-2013)收录的25大类学术期刊中,本次检索到的952篇中包括在CSSCI数据库2012-2013拟收录的学术期刊的文献760篇,分布在15大类期刊中。通过数据统计发现,1998-2011年间,有关电子政务领域研究的高水平论文中,发文量在100篇以上的只有《情报杂志》,占发文总量的12.18%。表1按各类期刊的载文量列出了发文数量较多的前20位期刊。运用布拉德福定律[8]对表2所列期刊已发电子政务领域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前5种期刊的发文之和占总发文量的36%,说明这5种期刊可视为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表1所列20种期刊中,有13种属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类,另外,有5种属于管理学领域,2种属于政治学领域,说明国内关于电子政务研究的高水平文章主要集中在这三类期刊上。

本文作者：黄盛 单位：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进行研究2007年，宁连举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的博弈分析》中依托博弈论重点剖析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中政府机构内部（IntraG－G）、有上下级关系的政府机构之间（ExtraG－G）、平级政府机构之间（ExtraG－G）的信息资源共享问题，探讨在“无形手”的控制下IntraG－G、ExtraG－G（有上下级关系或平级）之间信息资源的流动的有效性，以及影响信息资源共享的关键环节，最后根据博弈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IntraG－G、ExtraG－G（平级或有上下级关系）之间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的“一个基础、两大保障、三项举措”3个层次系统性改进方案［3］。2007年，罗卫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分析与设计》中结合我国目前有关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初期实践，按平台项目建设的战略架构、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的流程构建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4］。2010年，陈昊炜在其论文《省级电子政务专网建设关键技术应用研究》中构建省级电子政务专网网络结构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建设模型，重点研究省级政务专网两大平台建设和安全技术［5］。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方面研究主题分析

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保障、解决方案角度来分析2005年，钟瑛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运行瓶颈及其化解》中认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包含了信息、信息流动、相关的权力和利益等3个要素。分析三要素之间的价值平衡关系，对共享机制运行瓶颈进行深层的解读［6］。2006年，周伟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保障研究》中通过协调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企业、公众之间的分布分析，提出使信息资源布局应更加合理，才能提高用户信息满足度，使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发挥效用最大［7］。2010年，赵凯微《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分析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建设过程表现出的“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提出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统一的共享标准，建立绩效评估机制的观点［8］。

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和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2008年，董海欣在其论文《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中深入分析研究了政府信息资源生态环境、共享模式和运行机制，提出区级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障碍和解决方案［9］。2008年，赵劲松在其论文《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中从经济学和机制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信息资源共享的规律，分析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信息资源的极大浪费，给出多项建议［10］。2009年，张珊在其论文《武汉城市圈电子政务发展模式研究》中对武汉城市圈电子政务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其政务模式、业务模式，对网站功能设计进行研究，提出移动电子政务的建设为补充的观点［11］。

从信息资源共享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2008年，熊先兰在其论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市场机制运用与优化》中对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市场机制运用与优化进行探讨，分析其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主要特性，以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率［12］。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高级顾问周宏仁博士每年都会在《网络与信息》杂志上发表《电子政务全球透视与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报告。分析电子政务的形成与发展，从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跨度这两个视角来进行研究。用普遍联系和全面性方法论，将电子政务发展与整个社会系统相关联，预测电子政务演化规律及未来发展趋势。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理论研究的区域性发展趋势

摘要：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需求，分析目前数字档案服务与公众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此矛盾的原因，并据此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数字档案服务；创新；原因；策略

0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环境日渐成熟，公共服务不断深化，新媒体已跃升为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流形态，日益成为大数据时代公众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不二选择。所谓新媒体，“一般是指最近20年内围绕互联网、手机应用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形态”[1]，即“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等网络渠道链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实现用户信息交流传播的媒体形态”[2]。由此可见，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它是一种“数字信息支撑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3]。因此，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必须具备数字化、网络化这两大基础要素，并充分体现公众参与、互动共享等基本特点。纵观新媒体的这些特点不难发现，新媒体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必然带来数字资源的激增，而且新媒体时代数字资源与公众间的联系将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因此，2016年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第十八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旨报告中再次对“数字档案资源”这一概念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谓数字档案资源是指办公自动化条件下形成的电子文件归档后形成的数字档案资源和档案馆（室）藏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后形成的数字档案资源。”[4]在实际工作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档案数字资源建设不断推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各档案部门都在信息化过程中积累大量的数字档案资源；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档案部门拥有海量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真实、可靠，是社会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必然对数字档案服务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1综述

为系统梳理新媒体时代档案研究的总体情况，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新媒体+档案”为关键词展开搜索，共得到相关文章1144篇。其中，最早将新媒体与档案工作相结合进行相关研究的论文是2010年钟立扬发表于《浙江档案》上的《新媒体技术背景下高校档案工作的创新路径》一文。此后，相关研究逐年增多，特别是2016年以后迅速增加，2018年、2019年达到研究峰值，每年有近200篇的文章发表量，其后略有减少，但文章的发表量均在每年150篇以上。可见，将新媒体与档案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已成为近年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更好地了解“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新媒体+数字档案服务”进行检索，发现结果极少，并不能反映这一论题的研究现状。于是分别以“新媒体+档案信息”、“新媒体+数字档案”进行检索，再从“服务”、“利用”、“开发”等方面进行筛选，发现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档案资源建设、开发、利用服务等研究方面。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资源建设与开发研究，如2018年河北大学许云龙的硕士论文《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研究》，论文主要从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原则、模式、形态，关键要素、开发策略等方面展开研究。以及2017年陈晓晖、赵屹发表于《中国档案》的《新媒体环境下档案信息自助服务的内容与实现》，2022年罗宝勇、崔旋发表于《北京档案》的《基于5W传播模式的档案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服务研究》等。以及资源策略研究，如2017年周耀林等发表于《档案与建设》的《档案机构微信平台资源建设策略探析———基于典型平台的推文内容分析》，文章主要从特色资源建设、资源呈现形式和资源价值挖掘三方面提出档案机构新媒体应用的建设策略。及其同年发表于《中国档案》的《面向公众需求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2021年上海师范大学顾铃的硕士论文《微服务环境下的档案文化传播研究》等。还有档案建设研究，如2016年赵跃发表于《档案学通讯》的《挑战与应对：我国政务新媒体文件归档若干问题思考》，文章从文件属性与价值属性、文件管理政策法规、政务文件管理自觉三方面归纳了政务新媒体信息的归档动因，认为政府机构和记忆机构是归档的两大主体，并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探讨新媒体类型的选择、归档文件及其背景信息的选择等问题。以及2017年段立琳发表于《中国档案》的《新媒体环境下的档案公布流程设计》等。实证研究，如2016年刘英捷、王芹发表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政务新媒体应用研究》，2017年叶楚健发表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生产研究———以浙江省档案馆为例》等；此外，还有与社会记忆、数字记忆相关的研究内容。如2018年丁华东、张燕发表于《档案学通讯》的《论新媒体传播与档案记忆的意义再生产》，文章将意义再生产作为档案记忆传承的核心，从新媒体传播角度论述档案记忆的意义再生产的途径，即从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关系维度、中介维度四方面构建起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新媒体传播方略。以及2021年上海大学张燕的博士论文《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等。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这一论题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的建设与开发研究”是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论题。虽然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绝大多数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文章，目前尚未有相关博士论文出现，硕士论文也比较少，由此可见，这一论题仍需得到大家的持续关注，需开展更为系统、深入、多方位的研究。在完成对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相关研究的梳理后，应结合我国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现状继续深入探讨。这样就不难发现，现阶段各档案机构虽都在信息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数字档案资源。但具体到数字档案服务领域，服务方式被动单一、与公众需求契合度差等问题始终制约着档案价值的充分发挥，这种不足在新媒体环境下将会更为突显。本文拟从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档案数字服务的需求出发，分析目前数字档案服务与公众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矛盾的原因，并据此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策略。

2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驱动因素

［提要］ 近年来，广东省政务公开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对于境外人士或企业的政务服务未有完善的服务体制机制，这无疑成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阻碍之一；同时，广东省作为与境外同胞及国外友人交流密切的一线城市和地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有助于吸纳更多人才。本文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检索到 908 篇论文，对被引文献进行综述。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可视化软件，对作者的关键词、主要研究机构、国家和出版物来源进行文献耦合并详细分析，揭示政务公开工作相关现状，从而提供更完整的图景。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广东省政府作为与海外同胞和外国友人交往密切的一线城市和地区的服务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电子政务；社会科学；文献耦合；科学技术

一、引言

广东省作为全国人口基数最大，外来人口流入量最突出的省份，在政府服务的创新和提升上扮演领头羊角色，通过创新和提升面对境外人士的政府服务对于推进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具有重要意义。2015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 年 10 月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规划纲要》提及支持内地与港澳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业和青年人在内地发展创业，支持共建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内外地政务服务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必要性，坚定了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的战略核心。

二、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基于此，政务服务的创新是有必要的，政务服务的创新和提升面对境外人士的政府服务对于推进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具有重要意义。广东省作为与境外同胞及国外友人交流密切的一线城市和地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和能力，有助于吸纳更多人才，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从而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化办公的解决方案也越来越普及。电子政务移动办公将会使得工作更加轻松有效，整体运作更加协调，但是系统也面临着很多的安全风险，主要的风险出现在移动终端、通信网络、移动接入区、服务端的各个环节。论文根据电子政务移动办公系统安全技术规范已经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服务体系，有效提高了电子政务移动办公信息安全。

【关键词】移动电子政务；安全风险；信息安全；移动安全体系

1引言

“3A办公”另外也叫作移动办公，即办公人员可以在不同的时间（Anytime）、不同的地方（Anywhere）处理所有的事情（Anything）[1]。为了解脱办公人员，让办公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工作，这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办公方式。这个办公方式使大家可以摆脱时间上的限制，并且办公的地点也更加的自由化，整体的运作方式也更加的协调。IT行业和通信行业的高速发展同样为移动办公提供了助力，并且更加有机地将两者联系起来。移动办公将沟通便利的通信行业和内容丰富的IT行业有机地联系起来。无纸化的办公和远程互联网操作渐渐取代了纸质办公和办公室固定操作的办公方式。新一带的办公方式———移动办公成为办公的主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开始采用移动化办公的解决方案，人们开始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信息安全。对于个人来说信息安全意味着隐私的安全、意味着个人银行密码、个人信息的安全。而对企业来说，更多的就是如何保障企业的最高机密不被人窥探，如何保障企业的办公信息不被他人获取[2-3]。在公检法司等保密要求高的政府行业中，信息安全已经被放在了信息化建设最基础、最重要的地位。没有安全何谈信息。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应该把自己的信息安全建设放在整个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第一位，信息安全才是最最重要的根基。

2建设移动办公系统设计

移动办公平台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移动终端的接入、信息的传输、信息的接收、设备终端。其中接入平台的安全问题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接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信息接收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终端设备中可能的问题。基于前两部分可以采用传输加密；对于后者信息落地之后采用访问权限的限制来控制信息的安全；对于终端设备安全管理问题可以通过该平台涵盖的终端管控模块也就是MDM管控平台来实现。综合移动平台的各个模块，一般从身份、信息、网络等方面进行安全控制方面的设计[4]。

2.1电子政务移动办公安全风险

一、我国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及风险

（一）观念意识淡薄

网络是新生事物，很多人在利用网络学习、工作和娱乐的时候，常常忽略网络信息是否安全，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信息安全不足的事实，还普遍存在安全意识淡薄的问题。与此同时，网络经营者在安全领域的投入远远不足，他们注重的都是网络的效应。在面对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时，意识不到存在的风险才是真正最难解决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还是清楚的意识到安全问题的存在，只是使用者对自我信息安全保护还缺乏敏感的意识。

（二）管理体系不完善

田敏达在《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策略研究》的论文中认为，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安全检查保护措施，无法从技术、人员以及管理制度上建立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防范体制，即使是再好的设备和技术也无法保证信息的安全。谭晓在《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技术》中提出，管理体系也是电子政务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作为网络安全的核心，要实现信息安全的有效管理，不仅需要技术手段的维护，还需要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如日常系统操作及维护制度、审计制度、文档管理制度、应急响应制度等，这样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三）技术存在缺陷

田敏达在《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策略研究》中也提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我国网络安全技术落后、技术优势与相关行业脱节研究、计算机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我国对发达国家信息设备和信息技术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技术问题是支持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稳定高效运行的关键手段，技术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开发技术，实现高超的技术水平却是困难的。

一、党建信息化的背景

我国党建信息化工作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21世纪初到2007年，这一阶段中各级党委部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广泛的开展了党员电化教育、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以及网上学习等，然而这一时期的战略并不是明确。第二阶段是2007年之后至今，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党建工作信息化的发展，提出要以创新的方法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制度的设立和落实上都下了较大的功夫。

二、提高党建工作信息化水平研究

1、从思想观念上扭转党员思想使得其能接受党建信息化理念

科学发展观注重的是长期协调的发展，而长期的发展的依托就是个人的不断进步，而进步来源于不断的学习。从思想观念上扭转党员思想，使得其能接受党建信息化理念，对于党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党员，需要从自身出发，在思想上要与时俱进，对于电脑、手机等现代信息化传播工具要进行熟悉。有一些老党员可能还习惯于进行报纸的阅读和书籍的阅读，对于电子屏来说有着天生的畏惧感，应该放开思想、与时俱进，多尝试，多感受。而作为单位来说，则要为党员提供接受党建信息化的条件，通过培训的手段帮助其接触信息化的传播媒介。例如，组织党员进行政务系统的大练兵，熟悉邮件的收发、转发等基本操作手段。也可以年轻党员带老党员的方式进行学习，将智能手机的使用、更新办法等手把手的教授给老党员，实行大家的共同进步。甚至对于退休老党员，党建工作信息化工作也不能放送，因为这一方式已经成为了退休党员过组织生活的重要渠道。对于退休党员来说，可以学习通过pad、手机能接受党建信息，在家中继续过组织生活。

2、从当代党员自身的诉求出发来调整党建信息化的具体方式

党建工作中，最为活动的因素是人，而党建信息化最活跃因素还是人，因此，调整党建信息化的出发点还是党员自身的诉求。诚然，目前我国党政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都十分繁忙，导致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就比较少，而面对冷冰冰的屏幕进行工作也可能使得党建工作发生“异化”，使得党建工作变得缺少“人情味”。在党建信息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沟通平台的建设，这也是党建工作开展的基础。要在单位内部推广使用飞秋等即时通讯软件，这样单位内部的领导与下属之间、下属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畅通、私密的交流，而一些心里话、知心话也能够说开来，这样，工作中的误会，生活上的问题以及压力，都能够通过即时的渠道进行解决，不会导致误会的扩大化。除此之外，在政务系统中，一定要设立互动交流的平台，让工作人员们在工作之余，也能够就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党建话题等进行讨论，从而使得观点越辩越明。总而言之，党建信息化的出发点是从人的角度来展开的，需要为每个人的需求来服务，使得工作人员能够在信息化平台上获得信息、资料，同时获得交流，才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强集体凝聚力，推动单位整体党建工作的开展。

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

在案例教学法的推广和实践中，美国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美国高校案例教学和模拟案例教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有1400多个案例，每一个案例都是教师精心选择、精心制作的，这已成为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在案例教学中，教师首先要精心选择典型的案例，最好能自己根据实际需要制作案例。案例的选择应紧扣教学内容，通过设计围绕具体案例的特定情景，采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导入具体的问题，促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思考和分析具体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会和他人的沟通和合作，进而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题讨论法。除了典型的案例教学法外，教师在教学中还可以运用专题讨论法。教师可以在理论讲授过程中，列出一些与理论相关的现实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学生们可以自行组成不同的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利用课外时间广泛查阅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各个小组形成讨论稿。在教师专门安排的课堂讨论中，由各小组中心发言人代表小组阐述观点，并接受教师和其他同学的提问。这样的课程讨论一般每门课可进行2~3次。在培养公共管理创新人才中，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确立一种新的探索式学习方式，从传统的“知道什么”到“怎么知道”转变。我们了解到在1999至2000学年，斯坦福大学总共开设了5735门本科课程，其中21%为只有1名学生开设的课程，52%为只有8名及不到8名学生开设的课程，75%为只有15名及不到15名学生开设的课程。这种以小班教学为特色的课程创新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所喜欢学科的学习兴趣，真正做到按照学生的学习兴趣设置教学课程。而在我国的许多高校，小班课程常常因为教育投入和成本的原因被取消。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教育部门反思。

“换位”教学法。“换位”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主体和教学客体之间、客体与客体之间的换位思考。具体表现为：教学中的主客体即师生间的换位；教学客体之间即学生与行政管理者之间的换位。作为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通过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学着去扮演老师的角色，从实践中去体验接受知识的乐趣。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师应积极创造机会采用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法等实验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去扮演行政管理者的角色，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积极打造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平台

行政管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它产生于行政管理的实践，又服务于行政管理的实践。因此，目前国内外各高校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管理专业提升学生实际能力的目标，国内许多高校从培养计划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规划、课程设置、教学设施的筹备、实验室的建设等各环节入手，为开展实践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目前，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学生毕业时实践环节的学分须达到总学分的30%。学生的实践教学集中在社会调查、电子政务实务、人才招聘模拟训练、大学生心理和性格测评、公共管理案例分析模拟、办公自动化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实习等方面。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借助实验平台来进行电子政务等模拟实验。由于电子政务实验教学具有实际操作、互动体验、学以致用等特点，对提高学生借助电子政务平台处理政府事务能力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购买电子政务教学实践平台的相关软件来实施操作。通过模拟体验，让学生能切实感受到政府电子政务的具体运作流程，同时也能体验现代信息技术给政府管理流程带来的便利和高效。

倡导双循环教学模式。由于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非常注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的操作技能，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双循环教学方式。“走出去”是指专业教师可以到政府部门、企业、公共部门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与教材相匹配的生动教案，更好地丰富课堂教学。对学生而言，可以通过见习、教育实习等方式参与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然后在实践中带着具体问题来学习和思考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这样会使理论和实践得到有效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鼓励教师结合所讲授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比较政府》课程的主讲教师带学生到厦门市监察局开展调研，实地了解现实政府运作流程，取得了非常好的实践效果。同时，有一些高校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定期邀请一些政府官员或者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到学校来授课，通过讲座、座谈等形式，和学生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和沟通，以此来向学生传授政府组织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同时，学校也可以就目前专业培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政府、企业部门的管理者进行沟通，使学校未来培养的专业人才能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