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融资论文范例

一、引言   我国的金融市场在不断地演变，直接融资比例显著提高，企业发债增长较快。从图1可清楚看出1986—2011年我国每年的实际新增的融资金额，包括了商业银行新增贷款、各类债券和股票的筹资额。其中每年新增贷款额一直都是遥遥领先，2009年接近10万亿，达到最高值。随后其发展势头有所减弱，2011年新增贷款减少至7．5万亿。而债券类以及股票筹资的发展速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债券市场，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着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企业债发行额突破1000亿，2009年又超过了1万亿大关，2011年企业债发行额增长到2．3万亿;国债和金融债的总和早在1994年就超过了1000亿元，到2003年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2011年国债和金融债发行额增长到4万亿;同时，股票市场近10多年也是突飞猛进，2000年筹资额突破1000亿，且增速明显，尽管2007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其筹资总额也超过了8000亿左右，2010年股票融资额达到最高峰近1万亿，2011年回调至7017亿元。1986—2011年，企业债券每年的发行额和其他金融市场融资的比率有何变化趋势，它们关系如何?图2给出了明显的答案:从整体上看，这三条曲线都成U型，这和企业债券的发展历程吻合，1986—1992年是企业债券初步发展时期，1993—2004年为调整萎缩期，2005—2011年飞速发展壮大期。企业债券发行额和当年新增贷款比率的曲线直接反映了我国债务结构，它位于三条曲线的最下方，体现我国银行贷款的主导地位，而在2011年企业债券对当年新增贷款的比率超过0．3，表明企业债券在债务结构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企业债券发行额和国债金融债发行额的比率曲线严格说是两个U型构成，1986—1992年第一个U型，1986年和1992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对国债金融债发行额的比率超过了1，即企业债的发行额超过了国债和金融债的总和。但为了保证国债和金融债的顺利发行开始控制企业债的发行，2000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对国债金融债发行额的比率接近“0”，2005年快速拉升，2009年逼近1，随后2年国债金融债大幅增发，使得企业债占比稍微有所回落，故1992—2011年是其第二个U型;最上面是企业债券发行额和当年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的比率曲线，这反映了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选择。企业债的发行最初早于股票，融资额占优。但1991年深沪交易所成立后，股票市场迅速发展，其融资额就一直超过企业债。直到2008年才翻转过来，当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占资本市场的比率超过了0．6，2011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大幅超过股票融资，占资本市场融资额的0．76。总体上讲，在20多年的金融改革历程中，我国的债务结构经历了一个U型的变化轨迹，这种变化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它和整体的宏观经济因素和金融市场结构有何关系?下面通过时间序列来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一)国内外文献评述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融资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有关。有些学者从理论上进行了研究。Corcoran(1977)［1］以及DeAngelo等(1980)［2］从理论上解释了通货膨胀导致更多的负债:因为通货膨胀降低了负债的真实成本，在通货膨胀期间对公司债券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如果随着通货膨胀的下降公司债券收益相对高于股票收益，公司债券的整体需求上升。Leland(1996)［3］认为，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扭曲了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因此影响最优融资结构。更多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来说明债务结构与宏观因素的关系。   1．利率和通货膨胀率。Graham与Harvey(2001)［4］调查发现1/3美国制造业公司的财务总监在作债务决策时考虑了诸如利率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Nejadmalayerz(2002)［5］运用Prohit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公司的融资选择行为发现:(l)利率期限结构影响公司资本结构;(2)随着短期国库券收益的上升，公司更可能发行债券而非股票;(3)随着长期国库券收益上升，公司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上升;(4)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公司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下降。Jinwoo与Catherine(2002)［6］运用美国1967—1988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利率、股票市场回报率对股票及债券发行的影响。发现利率的降低，会使债券发行量提高;在短期，债券发行量的提高会使股票发行量反方向变化。   2．股票市值、银行贷款占GDP的比率和GDP增长率。Booth等(2001)［7］采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混合数据，将多个宏观经济变量与债务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横截面分析，得出了制度特征与总债务结构关系的结论。他们分别以总负债比率、长期账面负债比率和长期市场负债比率为被解释变量，以股票市场价值/GDP、银行总贷款/GDP、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Miller税收项目为解释变量。研究发现:(1)这些变量可以解释17个国家总负债比率27．5%的变化，16个国家长期账面负债比率22．4%的变化，14个国家长期市场负债比率25．8%的变化;(2)股票市场价值/GDP与杠杆负相关，表明当股票市场越发达，企业具有更多的融资选择权，从而可以减少负债融资的使用;(3)银行贷款/GDP与杠杆正相关，表明更发达的负债市场与更高的私人负债比率相关;   3．宏观经济周期。Jo?oA．C．Santos和AndrewWinton(2008)［8］引入了宏观经济周期对债务选择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银行拥有借款人的私人信息从而可以通过更高的利息获取信息租金，因为这种信息独占增加了借款人的风险，而银行利用信息优势在经济衰退期间向借款企业提高利率。他们在控制了风险因素、企业和贷款的特征之后，通过比较了单独依赖银行的借款人和可以公开发债的借款人的各自银行在经济衰退期间的贷款定价，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经济衰退期的银行贷款利差要高于经济景气时银行贷款利差。第二，经济衰退期间拥有公开发行债券渠道的企业贷款利率增幅要小于没有债券融资渠道企业贷款利率的增幅。   4．金融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水平。Demirguc-Kunt与VojislavMaksimovic(1999)［9］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采用外源融资与一国的银行体系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正相关。债券市场和银行体系影响企业获取融资的方式是不同的，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债券市场的发展与长期融资密切相关，银行方面的融资则更多与短期融资关系密切。相比银行贷款而言，企业债券的发行需要更发达的金融市场:首先是借债方和投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从而使公众投资者能够方便地、低成本地获得公司经营和财务信息，投资银行也能够将信息标准化地传递。如果企业的财务和经营信息很难向公众有效传递，则需要银行通过内部信息来监督企业(Allen与Gale，2000［10］)。其次是存在大型的、盈利的、有声誉的企业，一方面这些企业能够承受债券市场的固定成本，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公司的风险小而降低了违约率，能够提供债券市场的有效供给。最后是存在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这些机构对公司债券品种存在持有偏好，从而提供有效的市场需求。因此，从经济发展阶段与企业融资方式来看:经济发展初期适宜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经济成熟后则适宜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p#分页标题#e#   (二)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理论，本文着重分析相关宏观变量和债务结构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被解释变量债务结构指每年企业债券融资额占贷款融资额的的比率或者企业债券融资额占总债务融资额的比率，具体计算指标见表1。   1．利率。银行贷款偏重于短期债务，企业债券主要是长期债务。短期贷款会面临较高的利率风险，因为借款人必须对续借的贷款支付新的市场利率。而对续贷支付较高利率的风险提高了企业破产和财务困境的期望成本。当债务的到期期间缩短时，企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将导致名义利率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利率、违约溢价和通货膨胀率)都会提高。由于必须对续贷支付新的基础利率，这是使用贷款的借款人将承担的利息率风险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企业使用占比较多的短期债务来提供资金，则违约溢价的波动将更大，这种利息率风险严重地威胁到贷款人。最后，如果通货膨胀率变化得非常快，对续借的短期债务支付的利率会是极端不确定。于是，对一个严重依赖短期贷款的企业而言，与通货膨胀相联系的利息率风险也会较大。总之，市场利率偏高时或处于上升通道时，企业将会配置更多长期的企业债券。我国的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在大多数时期受到严格管制，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放松，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年期存贷款利率是基准;1987年和1993年《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企业债券的发行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40%，这造成债券票面利率低于同期的贷款利率。如果1年期贷款利率较高，企业会多选择发债来降低融资成本。如果企业预期央行未来加息，也会有更多企业选择债券这种长期债务来规避利率风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我国债务结构和利率成正比。   2．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深化程度指标国际上通常用戈氏和麦氏指标从总体上衡量。前者是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用于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戈氏指标的完整表达式:FIR=(M2+L+S)/GDP，L为各类贷款，S=债券余额+股市流通市值+保费，债券余额=国债余额+企业债券余额+金融债券;后者是麦金农(1973)运用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常简化为M2与GDP之比。显然，戈氏和麦氏指标的区别在于，前者分子中增加了L和S，与麦氏指标只注重金融负债相比，戈氏指标同时考虑了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因此戈氏指标更全面的反映了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为了充分反映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分别选取这两个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分析。一国金融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金融结构的转变，由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转化为直接融资占比越来越高，企业债券市场会越来越发达。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我国债务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成正比。   3．股票融资。根据优序融资理论表明:企业优先偏好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而我国上市公司则存在显著的股权融资偏好(陆正飞和叶康涛，2004［11］)，其次是银行贷款，最后才是发行公司债券。安义宽(2006)［12］认为企业更愿发行股票而不愿发行债券来融资的主要原因是:(1)股票融资是“不用还本”的，一旦发完股票获得资金“一劳永逸”;而公司债券却有到期还本付息的“刚性约束”。(2)在中国现行股票市场发展及监管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司经理人员既可通过“内部职工股”获得股份，获得一、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差价。同时，还可以通过其掌握“内幕信息”与其他方面“操纵市场”获利。而发行公司债券却没有个人获利的机会。(3)多年来，在中国各地政府都把上市公司当作本地企业的形象，竭尽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的背景下，公司一旦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在工资待遇、职权范围、费用支出方面都将得到明显提高或改善。与此相比，发行公司债券，除了募集资金外，公司高管人员很难从中获得个人好处，反而有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我国企业偏好于股权融资而冷落债券融资。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我国债务结构和股票融资比率成反比。   4．国债融资。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削减税收来刺激需求。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财政赤字均难以避免，赤字资金来源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自改革开放以来，除1985年外，我国财政每年都有赤字。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解决的，替代了直接向中央银行进行透支和借款。不过，我国的国债资金除用以弥补财政赤字，还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农林水利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13］。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债券的融资有挤出效应。特别是企业债券曾长期实行发行额度审批，主要用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的年份甚至强调要优先保障国债的顺利发行，这样企业债的发行额度就会缩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我国债务结构和国债融资比率成反比。   5．银行贷款。从债务工具来讲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每个市场上主导的治理机制都有很大不足，所以企业选择不同的金融契约产生了信贷市场与企业债券市场的替代性。同时，由于企业债券市场有独立的信用评级制度，发债企业各种信息的公开披露，投资者在市场上的选择行为会产生一种“溢出效应”，即银行通过观察企业债券的评级和债券价格的波动就可以推断企业的质量，从而更好地做到对借款人分级，节省信息甄别成本，提高贷款质量。反过来，如果一家企业频繁获得银行贷款，基于银行的审慎行为和专业化能力，投资者可以判断企业的质量。对发债有“溢出效应”。这样，投资者和银行在市场上的投资策略分别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导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共同发展。库珀等人认为，如果某当事人的战略选择增加了其他当事人的最优战略，那么就存在一种互补关系。我国的企业债券和银行贷款到底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由于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加上担保债券是发行主体，债券评级的信号效应不显著。从前面的图表可清晰的看出:银行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率不断下降，而企业债券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率不断上升，因此我国的企业债券和银行贷款是一种替代的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我国债务结构和银行贷款融资比率成反比。#p#分页标题#e#   6．银行市场集中度。Cestone和White(2003)［14］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市场集中度的上升会导致大银行占有更大的市场，信贷市场的竞争性越差，即银行间的竞争水平越低，银行就越没有动力给新借款者提供贷款。随着银行信贷市场集中度的上升所导致的信贷供给的减少和贷款利率的提高会对所有的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同时银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银行对贷款企业的谈判能力越强，这样银行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贷款企业，抽取租金［15］。质量好的企业为摆脱大银行的控制，会积极寻求公开发债。本文的银行信贷市场集中度用CR4来表示: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占全部信贷规模的比例，1989年之前，银行信贷几乎为四大银行所垄断，此后才出现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银行的信贷数据，中国银行信贷市场集中度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1989年为0．87，属于典型的寡占Ⅰ型的市场结构，到2008年为0．48，属于寡占Ⅳ型，尽管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有较大的下降，但直到目前为止，四大银行的垄断格局并没有变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6:我国债务结构和银行业的集中程度成正比。   三、实证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样本数据说明   1．变量的设定。见表1。   2．样本数据。本文样本区间取自1986—2010年共25年数据，1986—2008年的宏观金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金融年鉴(1991—2009)》，2009—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以及中宏网相关数据。   (二)方程的设定及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建立一个回归与时间序列的模型来分析债务结构的影响因素:DSt=C+β1RATEt+β2FIRt+β3STOCKt+β4PDEBTt+β5LOANt+β6CR4t+μt虽然从1982年企业就开始自发地进行债券融资，不过直到1986年才有具体的企业债券统计数据，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论文能够收集的样本数相对较小。但从一般经验来看，当n－k≥8或者n≥3(k+1)时t分布比较稳定，检验也比较有效(其中，n为样本数，k为不包括常数的解释变量的数目)。而本论文的样本容量满足了这个模型估计的基本要求。本论文用Eviews6．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中徳宾－沃森d统计量(DW值)均处于置信度1%时无一阶自相关的区域内，表明接受无序列相关的零假设;关于异方差现象，以上结果是以残差绝对值的倒数为权重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法(WLS)而得来的，并对该结果进行怀特检验表明已不存在异方差现象。从实证结果来看，复判定系数R2)接近于1，说明模型拟合得较好。RATE、STOCK、PDEBT和LOAN的t检验值在四个方程都超过了置信度为5%的临界值，显著不为零。企业债券融资占比和利率显著正相关，表明短期的基准利率上涨时，企业更偏好发行票面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低且期限较长的企业债券来降低融资成本，假设1得以证明;企业债券融资占比和金融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深化伴随着债券市场20多年的高速发展。企业直接发债比率越来越高，符合假设2;股票、国债和贷款的融资占比同企业债券的融资占比成显著负相关，表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股票是企业发债筹集长期资金的替代品。在严格管制的债券市场，国债的发行会显著挤压企业债券的发行额。而企业是发债还是贷款都是企业债务结构的选择。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3、假设4和假设5;实证结果表明银行的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债券融资占比正相关，方程式(1)和(2)显著，而方程式(3)和(4)不显著，体现了高度垄断的银行信贷市场会迫使企业寻求直接发债，摆脱银行的租金抽取降低债务成本。假设6也基本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方程(1)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运用Eviews6．0对变量及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在ADF检验中，本文采用最优滞后期选取的标准，在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同时采用AIC准则，作为最佳时滞的标准，检验的结果见表3。上述7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的，并且其对应的残差项不存在一阶单整。表明方程具有一阶协整关系，原方程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其实证结果可信。作者对DS2、DS3、DS4和其对应的变量及残差同样做了ADF检验，结果和上面类似，表明方程的回归结果稳健。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长期以来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不发达，企业资金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金融风险聚集于银行体系。但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占比接近1/3。2011年企业发行债券22582亿元，发行股票7017亿元，新增贷款74714亿元，债券和股票成为继贷款之后的企业重要融资渠道，尤其是企业债券已经成为第二大融资平台。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比率中正逐步下降，中国正在经历“债务结构”的转型。   本文通过对我国宏观债务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假说，解释了我国整体债务结构演化的内在规律。我国基准利率越高，企业债券融资比率越高，这符合长短期债务的利率期限结构;我国债务结构和股票融资比率成反比，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对企业债券市场的替代作用，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用股票融资来替代长期债务融资;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最主要的债务工具，银行不仅在短期债务融资上占有主导优势，而且也承担了大部分企业中长期债务的融资，挤压了企业债券发行的空间。因此我国企业债券融资比率和银行贷款融资比率成反比。银行信贷市场集中度的上升所导致的信贷供给的减少和贷款利率的提高会对贷款企业造成负面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谈判能力越强，从其抽取租金越多。质量好的企业为了摆脱大银行的控制，会积极寻求公开发债;我国政府强调要优先保障国债的顺利发行，这样企业债的发行额度就会缩减，对企业债券的融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企业债券市场近年的发展证明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可以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降低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因此，我国要优化债务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率，应继续将企业债券作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主渠道。一是从产品属性看，股权融资适于筹集核心资本，债务融资适于解决流动资金，两者是互补关系;而在债务融资中，公司债券与银行信贷可以相互替代，是直接融资中的主要债务融资工具。二是债券市场发展周期与股票市场的涨跌交错，发展债券融资有助于熨平资本市场周期，保持直接融资规模的稳定。#p#分页标题#e#

【摘要】金融资产配置是企业投资能力的重要体现，受全球经济放缓、国内经济转型以及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宏观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这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力提出了挑战。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将从金融市场需求、金融市场产品供给、金融市场资本资产定价、企业战略战术资产配置等方面对企业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企业应从合理安排经营资产和金融资产比例、确保投资收益目标和风险承受意愿能力与宏观经济形势相匹配、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投资期限的金融资产等方面整体考虑，从而进一步优化资产配置，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关键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金融资产配置；战略战术资产配置

0引言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转折期，各种体制性、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矛盾相互影响，既对我国经济运行主体提出了巨大挑战，也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较高要求。工商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主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使很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全球经济低迷和地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降低了国际市场需求，企业科技创新不足，产品服务质量提升缓慢，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因中美贸易摩擦、工业制造业活动放缓以及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等原因，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鉴于未来中美贸易摩擦仍将持续、国内工业产出增速下降，以及房地产调控措施偏紧，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预期2020年我国GDP增速为5.9%，低于2019年6.1%。在货币政策方面，预期人民银行在2020年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预计2020年年底1年期与5年期贷款市场利率水平分别为3.8%和4.7%。面对不断增加的经济下行压力，2018—2019年国家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六稳”举措，同时，为了缓解疫情对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巨大冲击，支持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我国从2018年开始了新一轮减税降费，2019年进一步扩大减税降费规模，深化增值税改革，大幅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企业参与金融投资的原因主要是：①企业通过参与金融投资，主动承担市场上风险，获得对应的投资回报。市场竞争增加将导致实体经济领域获利性投资机会减少、盈利不足，从而抑制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意愿，原先用于生产经营和贸易的资金将流向金融市场，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赚取投资收益。在经济下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会将多余的资金投向金融市场，从而抬升金融资产价格。很多金融资产具有回收期限短、流动性强的特点，企业持有这类金融资产的效果与持有现金相当，并不会降低流动性；②企业通过投资权益类金融资产直接对目标企业进行兼并或收购；③企业可以通过投资衍生类金融资产进行套期保值，对冲自身在大宗商品贸易中面临的价格风险。此外，当主营业务发生亏损时，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能够弥补企业亏损，改善资产负债情况。资产配置要求企业在不同风险等级、不同时间期限的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选择，合理配置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企业资产配置面临的最大风险。

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资产配置的影响

1.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投资者需求的影响。企业在投资和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是金融市场的需求方，威廉夏普[1]的资本市场投资组合理论假设市场中的企业都是厌恶风险的，那么随着投资者风险厌恶的程度越大，其无差别曲线的斜率就越大，曲线越陡峭。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强，企业对于风险的厌恶程度随之增加，与之相切的最优资本配置线也更加陡峭。市场需求是企业资产配置的直接影响因素，市场需求对宏观经济反应非常敏感，企业通过感知市场需求变化从而对投资规模和结构进行动态调整。宏观经济下行，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供给数量会相应减少，在资产配置方面，企业会缩小减少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同时着眼于市场需求的预期变化，做好金融资产的配置，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生产规模的弹性变化。金融市场的需求变化又取决于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预测，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使投资者对预期回报产生不确定性，基于谨慎原则做出调整，减少风险资产配置，增加无风险资产配置。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经营资产配置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流动性动机需求。企业生产经营必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才能保证生产经营的灵活性，在面临突发性事件时才能有更大的应对空间。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越强，则企业保持资产流动性需求的动机也越强，特别是当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企业在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倾向于减少权益类资产，企业更多以现金资产的形式持有资产或投入到变现能力强的领域；②投资期限。宏观经济不确定使经济发展中隐藏着更多无法预测的风险，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中要注重产品转换的灵活性，增加对通用性资产设备投资，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生产规模和结构，及时转向生产市场需求量大的相关产品，尽量减少沉没成本，将市场风险降至最低，保证企业市场经营的持续性。

1.2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产品供给的影响。企业进行投资和资产配置的时候，采用的资产配置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目前国际主流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称为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证券组合理论或投资分散理论，是由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马科维茨[2]提出的。1952年3月马科维茨在《金融杂志》发表了题为《资产组合的选择》的论文，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的方法应用于证券投资组合的研究，探讨了不同类别的、运动方向各异的证券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并于1959年出版了《证券组合选择》一书，详细论述了证券组合的基本原理，从而为现代西方证券投资理论奠定了基础，马科维茨因提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的效用函数（U）仅取决于他们资产组合的随机流动性的头两阶距μ和σ2（均值和方差），U=E（R）-1/2Aσ2。马科维茨利用单个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方差衡量单个风险资产的风险，利用单个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方差和与其他风险资产收益率的协方差来衡量证券组合的风险，并建立最小方差模型，用来确定风险资产的最优组合（如图1所示），即（图2）中曲线abc上的任意一点，所有的最小方差前沿的集合构成的风险资产最小方差前沿，即（图2）中曲线abc。同时满足风险水平一定时收益最高、收益一定时风险最小条件的最小方差前沿位于该曲线的左上方，即（图2）中曲线bc上任一点，这一段曲线就构成了有效前沿。将无风险资产与马科维茨有效前沿上的风险资产进行组合，将得到资本配置线（CAL），企业可以在资本配置线上根据实际情况任意选择无风险资产与风险资产的配比比例。如果投资者属于风险厌恶型企业，应该选择靠近E（R）纵坐标轴的配比，即无风险资产偏多而风险资产偏少，比如选择更多固定收益类的高等级债券作为主要的风险资产，而权益类的股票等作为次要风险资产；如果投资者属于风险偏好型企业，则可以选择远离E（R）纵坐标轴的配比，权益类风险资产多于固收类风险资产。最后将最优投资者组合与这条资本配置线相切，其切点就是对投资者效用最大的资本配置组合。根据威廉夏普的资本市场投资组合理论，市场中的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其分界线正是按资本市场中所有风险资产市值确定的资本市场线（CML），资本市场线的左侧衡量的是系统性风险，右侧衡量的是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存在，将增加市场中的非系统性风险，于是将资本市场线向左上方挤压，资本市场线斜率将变得更加陡峭，不能通过投资分散的非系统占比将增加。这样一来，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将增加，企业将更有可能偏向于选择更多的无风险资产。

摘要：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背景下，文创产业的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以产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分析了文创产业自身的高原创性、高附加值、外溢性强的特点，以及文化产业存在创新力度不够、产业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服务不够健全的问题，提出拓宽产业发展方向、促进文创产业与市场联动、完善文创金融配套机制的措施。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文创产业；产业融合

近年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我国文创产品飞速发展，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新发展格局正在建立，数字经济正在与传统经济模式深度融合，产业跨界成了新的发展方向。文化创业产业也逐步呈现市场化、规模化的新业态。因此，在这样的节点上，使用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文创产品的发展是找到新发展格局下文创产业发展路径的重要手段。

一、产业经济学与文化产品的基本概念

（一）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产业经济学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拥有了相当完善的理论体系。西方的产业经济学主要聚焦产业组织与产业行为，将产业与市场等同，进行微观的组织行为分析。而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则集中于国民经济的某一行业或部门，聚焦于产业之间的发展联结以及产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发展规律。因此有别于西方的产业经济学理论，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涵更加广泛，层次更加丰富。在学科设置上除了有相关企业发展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还有对产业布局、产业政策、产业间问题的研究以及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部门均衡发展的探讨。

（二）文创产业的内涵与特点。第一，高原创性。文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即其凝结在产品中的知识和创意，文创产品是通过对这些抽象的符号与图案进行物化或由此产生的各类服务。对于文创产品的消费即对知识产权的消费。单纯的模仿与简单的组合并不会得到市场认可，同时阻碍了产业资本的形成，无法扩大再生产，最终只会导致市场的萎靡。只有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让原创性强的文创产品为促进整个行业快速发展提供基础动力，这样才能培养创意市场形成稳定优质的客群，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1］。第二，高附加值。文化创业产品的高附加值体现在其与其他产品的高融合度。在核心的创意体系形成后，只要将其与成熟的产品进行配套研发，最终得到的文创产品都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作为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文创产业的介入可以让原本束之高阁的博物馆藏品焕发新的生机。以台北博物院为例，通过将北宋汝窑莲花温碗进行文创研发，力求在配色、造型、质感上保持特点，结合现代人的使用场景和新的审美进行二次创作，最终的产品受到了市场与同行的广泛认可。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行业，文创产品自身的研发只是其经济效益的一部分，由此形成的文化IP更是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与变现能力。随着文创产业的飞速发展，我国也将发掘出一批高价值的文化IP，并围绕此形成全新的产业布局。第三，外溢性强。文创产业的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例证。这源于文创产业本身外溢性强的特点。伴随文创产业的发展，文创产品自带的文化属性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产品本身对美的追求也将逐渐影响每个人，进而从整体上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提高社会审美水平，增强文化凝聚力，丰富精神世界，最终促进社会核心发展。同时文创产业形成的产业链也将涵盖多个产业部门。由此形成的带动能力也将促进消费结构由单一性向高层次、多样化的角度发展，从而为新的产业结构提供良好的引领作用［2］。

二、产业经济学视角下文化产品的现状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成功与国际化经济相接轨，为了适应现有经济发展进程，紧随经济发展步伐，我国企业也随之步入现代话经济管理之路。现今社会企业为了在经济发展前行的道路中稳定发展前行，针对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引起了极大的重视，财务管理是维持企业经济稳定运行的燃料基石，而如何将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完全应用到企业运营之中，便成为人们为之探讨的话题，故本文将以财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话题，进行简要论述。

关键词：财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财务管理在企业运营发展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财务管理的实施应用水准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发展方向及发展空间，财务管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为保障企业未来经济发展长远及稳定的前行，故而企业应将工作重心放置于财务管理上，通过财务管理的方针来规划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及经济活动，为实现企业未来长远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1财务战略

1.1内涵。财务战略是指以企业未来经济发展为主要实现目标，结合未来发展目标，将企业现有资金、资产进行统筹规划，并结合未来经济业务将带来的经济利润及可吸收外界投资、融资资金量，本着实现企业资金最大运营效益的发展目标，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进行长远的规划设计，明确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及资金投入重点项。

1.2意义。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变迁，企业财务战略制定也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为了实现企业未来经济发展长远稳定化，企业的财务战略制定应适应时代变化，追随变化发展方向，进行发展规划调整，以确保企业现有财务战略规划适用于现阶段经济发展方针，同时做到可有效结合现有发展优势助力企业前行，规避现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风险，稳定企业发展道路。

1.3选择。为稳定企业未来长远发展经济利益，企业在对财务战略进行选择时应结合现有经济发展趋势、政府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趋势、专项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行业销售周期、市场扩张力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为企业制定一个适合于自身现阶段发展的财务战略，以求通过财务战略的定制与实施提高企业的经济收入，实现利润降低亏损，助力企业经济发展，强化自身竞争力，有效抢占市场有效份额，稳固自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目标。

摘要：国家现代化发展离不开经济现代化，现代化经济的重要一环是现代化金融，现代化金融市场的关键是具备有效性。通过梳理金融市场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等相关理论的发展，明确金融市场现代化的关键是提高市场有效性，结合中国实际，建立现代化金融市场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要科学构建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并全面提高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要建立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关键词：现代化金融；有效市场假说；金融市场发展

一、中国的现代化金融体系

新时代需要新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建设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当属金融市场体系。在党的报告中不但对中国当前经济现状做了科学陈述：“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对我国未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深化投融资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由此可见，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需要，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大部署。金融市场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完备、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能够有力地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反之不但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还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导致经济危机。在经济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好的金融市场会助力一国经济实现良性增长，而坏的金融市场会使一国经济遭到致命打击。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要建设完备、健全和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金融体系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分别于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经过28年的发展与改革已初见成效，证券市场在拓宽企业融资和居民投资渠道以及促进资本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发展史看，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较美国晚将近60年，发展势头虽然迅猛，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不可避免地存在发展不充分、市场不成熟、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较为充分的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是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对中国发展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至关重要。完备成熟的股票市场首先应具备一定的有效性，根据有效市场假说，所谓有效性是指市场信息是否部分反映、或是完全反映在交易价格之中。

二、金融市场理论与有效市场假说

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绕不开的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这一经典的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基于概率论的数学性研究到大萧条之后的集中讨论并形成现代资产定价模型再到资产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开启了金融领域理论发展的全新时代，有效市场假说正是在前期理论铺垫之下所诞生的金融市场的理论基石之一。1.早期金融市场理论———基于概率论的数学性研究。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滞后于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早在16世纪中期就已出现了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后于1609年成立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交易所的成立大大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关于金融市场理论的研究直到18世纪才出现，早期是数学家基于概率论来研究金融市场的波动。丹尼尔•伯努利（DanielBernoulli）于1738年发表了《关于风险衡量的新理论》，文中运用概率论的思想研究了风险定价及测度等问题。但是伯努利的研究并未涉及到金融领域，直到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巴契里耶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中通过分析股价波动来揭示金融市场波动的规律，他认为金融市场的波动本身可能会产生自我强化的力量，而这种波动的状态不能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未来市场价格的波动也无法预测。巴契里耶的研究为20世纪资产定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大萧条后的金融市场理论———股价波动规律和资产定价模型。资产定价模型建立之前的金融市场理论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后，即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基于“简单预期”的股价形成和波动理论，他强调股价决定及变化的心理作用，认为股价不是由其价值决定，而是由投资者的心理所决定的。凯恩斯的贡献在于开启了关于股价波动微观分析和非理性分析的研究。凡勃仑（T.Veblan）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崩溃中。凡勃仑的研究扩展至金融体系的宏观层面并揭示了金融周期的运动规律。查尔斯•亨利•道琼斯（CharlesHenryDow）提出了道式理论，将市场波动划分为暂时趋势、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首创了用道•琼斯价格指数来判断市场的波动趋势。现代资产定价模型始于约翰•B•威廉姆斯（JohnBurrWilliams）于1938年发表的《投资价值理论》，该书阐明了债券定价模型和股票定价模型，依据现值理论，已知债券或股票的每期现金流和贴现率可推出债券或股票的价格。在威廉姆斯的理论基础上戈登（MallonGordon）和夏皮罗（CarlShapiro）于1956年提出固定增长模型（ConstantG-rowthModel），莫洛多夫斯基（NicholasMolodovsky）于同年提出三阶段增长模型（ThreeStageGrowthModel），威廉姆•赫尔利（WilliamHurley）和刘易斯•约翰逊（LewisJohnson）于1987年提出随机DDM模型。3.金融市场理论的新时代———资产均衡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现代资产定价模型之后的资产组合理论开创了金融市场理论研究的全新时代。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由马科维茨（Markowitz）于1952年首创，在《资产组合选择》一文中马科维茨通过数量化分析确定了最佳资产组合模型，托宾（JamesTobin）于1958年提出了确定最优资产组合的方法，并提出了托宾分离定理。在马科维茨“均值—方差”分析的基础上，夏普（Sharpe）、林特尔（Lintner）、莫森（Mossin）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66年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CAPM是对资产组合理论的延伸，该模型给出了市场均衡状态时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预测方法。CAPM模型假设前提十分苛刻，后续研究通过放松某些假设对CAPM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布伦南（Brennan，1970）将税收引入模型，迈耶斯（Mayers，1972）将市场不完全引入模型，布莱克（1973）放松无风险利率假设，法玛（1970）和默顿（1973）提出跨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布里登（Breeden，1979）提出消费导向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更有甚者，斯蒂芬•A•罗斯（1976）提出了替代CAPM的资产均衡定价模型，即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APT与CAPM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依赖市场资产组合，而是一种基于多因素收益生成函数的一价定律。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有效市场理论的诞生。有效市场假说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最早由哈里•罗伯茨（HarryRoberts）于1967年提出，后于1970年由尤金•法玛（EugeneF.Fama）首次系统性阐述该假说。从金融市场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EMH早可追溯至基于概率理论研究金融市场的巴契里耶（LouisBachelier，1990），近可源于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1965）的《蕴含恰当期望的价格波动的证据》。根据法玛的定义，有效市场是指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信息的证券市场。有效市场有三种形态：弱式有效市场（WeaklyEfficientMarket），价格反映了市场的历史信息；半强式有效市场（Semi-stronglyEfficientMarket），价格反映了当前市场的公开信息；强式有效市场（StronglyEfficientMarket），价格反映了市场的所有信息，包括内部未公开信息等。自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对于该假说的争议之声不绝于耳，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检验。弱式有效市场反映了所有的历史信息，即通过技术分析无法获得超额收益。半强式有效市场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即通过基本面分析无法获得超额收益，只有通过内幕信息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检验半强式有效市场就是检验公开信息是否可以迅速反映在股价上。鲍尔（Ball）和布朗（Brown）于1968年的检测表明公开信息或被预测到或迅速体现在股价中，即公开信息不能获得超额收益，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成立。强式有效市场反映了所有信息，即使通过内部信息也无法获得超额收益，内部信息主要由共同基金掌握，检测强式有效市场可以通过检测共同基金的收益情况。弗兰德（Friend）、布朗、赫尔曼和威克斯（Vickers）于1962年的研究表明共同基金和市场平均收益差别不大。夏普（1966）、詹森（1968）、弗斯（Firth，1978）和弗兰德、布朗与克罗科特（Crokett，1970）的研究也都表明强式有效市场假说成立。

三、中国现代化金融体系发展的思考

作者：张冠坤 侯黎明 朱宁 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近年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已成为公众社会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但对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仍存在争议：杜群(2005)是国内第一个给生态补偿以明确定义的学者,他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进行收费或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补偿性措施,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李文华,李芬(2006)综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指出：生态效益补偿是用经济手段激励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维护和保育,解决市场失灵造成的生态效益的外部性的补偿,并保持社会发展的公平性,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结合以上各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生态效益补偿是指相关部门对使用自然资源或者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人和单位进行费用征收,并将这些费用用于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主体进行的税费、补贴等形式的补偿,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平衡各主体间利益的目的。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理论的探索。关巍、郝雪冰(2009)指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指国家为保护森林、充分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生态效益而建立的,通过国家投资、向森林生态效益受益人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用等途径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森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一种法律制度。瑞士的凯恩林在《关于森林效益补偿》一文中提出“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森林效益的补偿是有限的,要与社会达成协议”。荷兰的Ottitsch等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财政应区别林业的具体活动,采用相应的政策工具”。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体应包括为维护森林生态系统正常运转而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补偿的资金应由使用森林生态服务和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损害的集体或者个人提供,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应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应当是一个变量,此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将生物多样性包括在内,并执行与林木不同的补偿标准。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发展。自1986年以来,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方面的文件、政策、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全国各地设立了试点,进行了尝试。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央相关部门对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健全越来越重视,资金投入也逐年增多,因此,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各位林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提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并对制度建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关建议。李文华等(2006)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对森林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生态效益补偿概念界定不清楚；标准过低；补偿范围不全；补偿标准单一,而且没有结合动态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市场化手段；管理机制不健全；法规制度相对落后；森林经营主体的参与度不够等。韩德梁(2009)在分析了我国生态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部门色彩强烈；缺乏长期有效的政策支持；政策制定缺乏广泛参与；生态补偿标准过低；资金使用未完全体现生态补偿；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张琪然等(2010)在对北京市平谷区的林农进行调研后,总结出森林生态补偿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资金缺乏；生态效益的量化标准不统一；产权不明晰；没有体现分类补偿的规则。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界定不清楚；2)补偿标准单一、补偿标准低而且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没能同步变化；3)缺乏市场化手段；4)补偿执行力度不够,即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不统一；5)生态补偿投入不足。显然,以上专家学者发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生态补偿投入不足,究其原因就是资金缺乏,单方面依靠财政补贴,不仅会面临补偿不足或者缺乏补偿,而且会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新的筹资方式提供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资金来源。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综述徐邦凡(2000)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分为两种：固定性(或称长期性)资金筹集和临时性(或称一次性)资金筹集。他认为,对于生态林维护成本等经常性支出,应采取固定性筹资；对新建生态林及固定性筹资不足以支付生态林维护成本的部分,可实行临时性筹资。临时性筹资的渠道主要有中央或地方政府预算拨款,发行政府债券,向国内外金融机构贷款。陈晓倩,陈建成(2002)认为生态林业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有效克服“市场失灵”,解决生态林业生产资金补偿的融资机制。除了传统在公共财政框架下,通过财政支出安排生态林业发展资金需要的思路外,论文主要探讨了森林生态环境效益服务市场在内的森林“公共产品”资金的市场循环途径,如碳补偿贸易和生物多样性交易。[4]王聪(2004)在分析国内BOT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BOT的方式融资模式筹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论证了BOT融资模式引入我国生态建设的可能性,提出了生态建设引入BOT的具体实施过程,最后介绍了应用BOT模式筹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益处。梁靓(2007)将生态林业的融资渠道总结为两种：政府财政渠道和市场筹资渠道。其中政府财政融资方式有发行国债和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市场筹资渠道包括碳补偿贸易和生物多样性交易两种方式。综上,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之前的学者提出的资金筹集方式主要有市场化筹资方式和政府筹资两种。政府筹资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征税、向国内外金融组织借款等；市场化筹资方式主要有发行生态彩票、BOT融资、吸收社会捐赠等。其中社会捐赠由于公众环保意识较差,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发行政府债券容易造成财政赤字。由于我国之前有成功发行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经验,发行生态彩票将是一种最值得尝试的筹资方式。此外,由于今年生态旅游发展的较为迅速,因此,可以尝试利用对生态旅游项目进行生态税的征收来筹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国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美国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资金主要有四个来源：意识政府提供的退耕计划的补偿金；二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市场,通过森林旅游、游憩、狩猎等产业带来的旅游收入；三是多种非林木产品提供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四是发行生态彩票ecolotto。德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有两种：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基金,其主体是州际财政平衡基金；生态税。日本实行以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税制优惠等为核心的私有林经济扶持政策；而且通过社会集资的方式设立了“绿色羽毛基金”；此外,征收水源税(森林环境税)也是日本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一种资金筹集方式,水源税的税金全额存入“森林环境保全基金”,由专门委员会进行管理。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森林基金和生态服务支付方。巴西主要运用生态增值税和合法储存量的可贸易权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由上可见,国外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税收、基金和财政补贴,美国最先运用生态彩票进行筹资,具有代表性,值得我国借鉴。#p#分页标题#e#

【摘要】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其中70%的份额由中小企业贡献，可见，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规模小，中小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这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论文以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难为突破口，探索问题症结所在，并试图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国际贸易；中小企业；融资

1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持续飞速增长，其中国际贸易更是飞速发展，对我国的经济贡献率达50%以上。WTO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继续领跑世界各国。可以说中国的贸易发展了自己，也带动了世界。中国能取得如此佳绩，中小企业功不可没。自加入WTO后，中小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无数“中国制造”被销往国外，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外汇。可以说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支柱，然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与他们的贡献有天壤之别———几乎所有中小型外贸企业都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这种局面，但效果却不尽人意，总结起来，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先天规模不大，抗风险能力不强；二是由于宏观环境还不够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重重。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制约我国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国际贸易融资的概念

所谓贸易融资是指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结算相关的短期融资或信用便利。具体方式有授信开证、进口押汇、提货担保等。这种融资最大特点是融资周期短而且流动性很高，对于进出口企业的业务特点来说贸易融资非常适用，反过来对银行来说，这些特点能增加银行收入，风险也相对较低。因为在国际贸易整个过程当中，银行作为第三方结算人全程参与，所有的物权单据都要首先经过银行，因此，银行可以依托对物权凭证的占有为企业融资或提供金融信用，企业获得融资后进行下一步商业活动，最后还本付息，同时银行也获得更多收入。

3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资源环境约束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标志的低碳技术与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中外学者普遍认为通过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是减少排放的关键途径，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作用。   ①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以下称发展报告)，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在这60多种技术里面有42种是中国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术，   ②即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要“进口”。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在实施中更多的仅是资金的转让，即单纯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买卖，技术的输出转让很少。   我国要取得后发优势并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必须着力增强低碳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大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投入，在低碳自主创新投入方面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以有效地吸引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低碳技术创新   低碳技术的概念较为宽泛，通常是以零排放或较低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为主体，包括提高能效的碳排放减少技术以及碳捕获与存储技术的总称。根据传统的创新理论，创新可分为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低碳技术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技术而言，是一种突破性创新，是对传统能源技术及建立在其之上的社会、经济系统进行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碳基技术将使当前社会经济技术系统不可避免的面对“锁定效应”，即如果用常规低效技术装备基础设施系统，未来几十年碳排放状况会在最近几年就被锁定，而且改变的空间非常小。因此，低碳技术创新是一个通过技术范式的转变来实现对原有技术经济系统进行解锁的过程，是一个既有渐进性创新，又有突破性创新的过程，而突破性创新是其本质特征。   (二)低碳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中国相对于国外“创新”这一概念提出的专业术语，结合前文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定义，可以认为低碳自主创新是以企业为创新实现主体，整合内外部资源，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获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及产品、品牌等，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最终达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并获取利润和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活动过程。低碳自主创新不仅强调技术创新，而且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全盘考虑，是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自主创新模式。   二、企业低碳自主创新与金融支持的关系分析   企业低碳自主创新需要多样化的融资来源及融资方式，不仅需要国家财政支持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等政府投资，也依赖于长期资本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融资等金融支持，还要利用市场手段促进企业投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等的积极参与投资。   (一)低碳自主创新与政府支持   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存在风险大、收益不确定性、溢出性强等特征。低碳自主创新与之相比则更多了公共产品的属性，更加需要政府资金的介入。政府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除了直接的资金投入还有财税激励、政府采购及政府政策等方式。充足的经费支持是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充分条件，税收优惠政策是政府增加企业低碳自主创新投入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可以间接地降低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筹资风险，减少资金压力，使投资者愿意进行创新投入。政府采购可有效地引导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方向，促进企业低碳自主创新，通过增加对企业创新产品或技术的政府采购力度，可以保障企业实现预期的收益。政府政策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具有激励和保护作用，良好的法律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环境，能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促进企业创新技术的转化，最终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二)低碳自主创新与资本市场支持   资本市场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可充分发挥其筹集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为企业低碳自主创新提供直接的融资支持。首先，通过能源合同管理或节能减排贷款优惠等由金融机构发行的专门面向低碳自主创新项目的金融产品，也可以由符合条件的低碳自主创新企业或公司发行的专门用于低碳自主创新项目投资的企业债券或公司债券等募集资金。其次，通过资产资本化筹集资金，资本化资产提供流动性，能有效分散并转移信用风险，低碳自主创新项目的投资推广，资产资本化以后，投资者投资的对象不再是低碳自主创新的具体项目，而是以“项目资产包”产生的现金流为依托的资本化资产，能够创造充分的流动性，降低投资风险。   (三)低碳自主创新与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   当下的金融环境，银行类金融机构应为低碳自主创新企业提供良好的间接金融服务。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主。在银行机构信贷审核和决策过程中，对于能够体现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低碳自主创新的客户或项目，应给予降低利息率、延长信贷期限、加大贷款额度、放宽还贷条件等优惠;对于无视节能减排和自然环境保护要求的投资行为，应通过不予贷款、提高利率、强制还款等措施加以限制。   三、企业低碳自主创新金融支持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政府方面   政府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支持主要包括政策支持和直接资金支持两个方面。   1．政策支持方面。政策的激励与支持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政策工具设计应该明晰并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我国政府一贯重视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并先后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科技专项行动》等多个法律文件和行动计划，表明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200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中国到2020年的减排计划。#p#分页标题#e#   2010年3月，低碳经济成为“两会”的主题。不过，从这一系列的政府政策来看，对于发展低碳经济比较着重于宏观控制和能源消耗的降低，对通过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积极运用技术手段节能降耗有所欠缺。   2．资金支持方面。近年来虽然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加大了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但与技术水平先进的国家相比其投入力度还有很多的差距。具体到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的来源，我们发现金融机构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比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企业创新经费主要由企业自筹，来自企业外部的资金较少，政府资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较低，小型企业创新资金来源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为3．7%，中型企业为3．4%，大型企业为3．2%，而金融机构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也只有3．7%。①具体到对节能减排的低碳技术研发上，国家投入总量也不足。根据发展报告，在2050年减排情景下，2010年至2050年中国在能源部门(主要是电力部门)和钢铁、水泥、交通、建筑行业以及通用技术方面的40余项技术上需累计增量投资14．2万亿美元。但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坚定决心主要体现在对清洁能源等节能减排项目的大量投资上，而非科研创新上。②因此，迫切需要加大政府资金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   (二)银行等金融机构方面   商业银行是中国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但商业银行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非常小。由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原因，商业银行更愿意将资金贷给盈利能力强、承担风险能力较高的大中型企业，而作为自主创新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几乎得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商业银行在创新型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作用非常有限，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年来，虽然商业银行注重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甚至低碳自主创新的发展。但是，商业银行的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低碳自主创新，其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很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目前，尽管商业银行贷款总体规模有所增长，但重点支持的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在产品产业化之前难以得到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③由于缺乏稳定的中长期贷款融资支持，低碳自主创新项目难以开展，而且也难以实现产业化和商品化。   (三)资本市场方面   1．资本市场作用不显著。尽管我国资本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对社会资本的合理引导。从金融支持体系的发展状况来看，还缺乏一个比较活跃的私人资本市场以及专业化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并且管理亟待规范。为创新型企业服务的股权市场也不健全，适于创新型企业融资的金融工具还比较缺乏。还有很多非市场性因素干扰着股票市场的正常运行，限制了资本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从而多数创新型企业很难能够从资本市场融资，导致创新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2．风险投资发展缓慢，退出机制不健全。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缓慢，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推动作用有限，一是风险投资资金在企业科技经费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难以有效地解决企业自主创新所需资金问题;二是相关的法规政策制约，不利于风险投资的有效退出。如与自主创新投资相关的《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其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投资人从低碳自主创新企业中顺利退出，阻碍了风险资本的有效退出，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最终影响到低碳自主创新企业的发展。   (四)信用担保机构服务不足   我国缺乏独立的高水平信用评价机构，企业的信用等级基本上由商业银行单方面评定，这样的评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客观性。同时，信用担保机构服务水平不高也是造成银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低碳自主创新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潜力、规模小、名气低的特点，一方面银行对低碳自主创新项目缺乏专业的判断，对其发展前景及未来收益不能有效的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低碳自主创新企业不能很好的传递低碳企业的应用前景、未来收益等，也不能够为低碳项目提供良好的担保抵押。在这种情形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只能采取理性做法放弃对该市场的投资，从而造成企业自主创新中的资金瓶颈。因此，迫切需要有高水平的中介及信用担保机构，解除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高水平的项目评估报告，精确估算未来收益与风险，同时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担保服务。   四、构建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议   (一)发挥政府作用，综合运用政策工具   由于低碳技术公共产品的属性，使得政府在推动企业低碳自主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不仅要加大对资金、人力、技术平台的投入，更要开发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完善要素与价格机制、建立技术市场竞争格局等。政府在促进企业低碳自主创新方面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制度文化建设，积极引导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相关主体进行低碳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促进低碳自主创新，从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两个方面并结合技术的生命周期来搭配政策工具，深入研究这些政策工具的传递机制与实际绩效。进而建立起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低碳自主创新政策体系。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入资金、对低碳技术、产品的财税政策优惠、政府采购倾斜等措施加强对企业低碳自主创新的支持。   (二)构建和优化银行体系   中国现阶段的金融体制的特征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商业银行是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商业银行要通过制定有效的金融政策，增强对进行低碳自主创新活动的企业进行支持，设立“名副其实”的低碳科技贷款，并适当扩大对自主创新贷款的利率浮动区间。同时，为企业低碳自主创新提供产品、市场融资、新技术推广应用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进行低碳自主创新的企业也可以向政策性银行申请贷款补充资金。#p#分页标题#e#   商业银行还应主动了解低碳自主创新技术的应用前景，跟踪科技新动向，提高风险识别能力，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创新银行现有的贷款品种，积极开发针对低碳自主创新企业的信贷品种，对其提供资金支持。如为低碳项目建设阶段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协调项目发起人、国外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等。   (三)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   1．发挥资本市场的支持作用。资本市场是促进节能减排的加速器。积极实行“绿色资本市场”准入制度、增发和配股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绿色资本市场退出制度，有效控制不符合节能减排标准的企业的资金链条，限制其过度扩张，鼓励低碳企业发展壮大。优先支持进行低碳技术创新的企业上市、增发、配股及发行债券，一是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节能减排突出贡献的企业上市、增发新股、配股以及发行债券;二是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擅自改变低碳创新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的上市公司实行严厉惩罚;三是建立起一整套针对亏损倒闭企业的退市标准及有效的兼并收购管理制度，减少市场中投资者的损失，控制整体风险，保持总量平衡，使绿色资本市场安全、平稳地运行。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也会促使各个投资主体、机构参与到对低碳自主创新的支持中来。低碳自主创新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企业发展状况，在不同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促进低碳技术的产业化。   2．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我国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属于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另一方面又属于资本市场的范围。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把技术交易和产权交易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由于开展自主创新的企业，在其创新研究与发展阶段，部分成果是以专利、论文等知识产权的形式而形成的。通过建立健全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可以为企业融通创新资金提供便利，帮助企业从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中获得资金支持，推动创新的顺利开展，减少从技术到最终产品的时间，加速创新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3．大力发展风险投资。风险投资与自主创新企业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就像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彼此无法分离。我国建立支持低碳自主创新发展的风险投资体系的条件日益成熟。为此，应积极拓宽风险投资来源，吸引政府风险资本、产业投资、个人资金、机构投资资金等。其中，政府风险资本对低碳自主创新的资金支持会对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向起到一定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有助于集中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   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对改善企业创新融资环境有着重要作用。首先，应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络、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建立企业低碳自主创新信息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信用担保机构的信息资源共享，为企业低碳创新提供行业分析、决策咨询服务。其次，信用担保机构可尝试推出专门针对低碳创新企业的评级标准和制度，尽可能客观准确的分析低碳自主创新的发展前景及未来收益，顺畅的传递到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减轻和消除企业低碳自主创新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融资困难和障碍。再次，政府应该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建立担保机构的资本金补充和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探索创立多种担保方式，弥补低碳创新企业担保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可以考虑利用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设立政策性的担保公司，以进一步加强担保机构对自主创新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健全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需要政府、企业、银行及信用担保机构等进行良好的合作，客观评价低碳自主创新企业，在各主体之间准确的传递信息，让企业融资更加畅通、成本合理，充分发挥信用担保机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