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思想范例

摘要:人工智能已然掀起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人工智能作为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伦理问题。梳理墨子科技思想的脉络，以墨子技术伦理思想作为参照系，对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一定的规范和要求。“道技合一”的技术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发挥墨子技术伦理的启示作用，助力人类合理地发展科技，安全地运用人工智能。

关键词:墨子;技术伦理;人工智能

伦理思想是客观存在的，无论西方或东方，也无论传统社会或现代社会。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在不断思考着伦理之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当今人类大踏步迈入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风险话语”的显现。墨子技术伦理思想对于人工智能的风险能起到一定的规避作用，并且对未来的科技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一、墨子技术伦理思想

(一)伦理思想流派及墨家伦理思想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生活的变迁而发展，人类的伦理思想关乎人类生活中的道德，并且涵盖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调整着人与人的相处方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伦理思想是人类对自身道德生活的理性思考”①，伦理思想是人类经过生活实践得出的理性思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伦理思想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中国伦理思想传统的流派主要有儒家伦理思想、道家和道教伦理思想、墨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佛教伦理思想。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有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之分，前期墨家指创始人墨翟本人在世时所组成的学派。墨子思想里面关于社会伦理的独特论述，构成了墨子伦理思想。墨子伦理思想涵盖面广泛，包括其政治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宗教伦理思想和技术伦理思想，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

(二)墨子技术伦理思想

【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的角度出发，分析《我的姐姐》的电影叙事，导演准确地将社会现实中“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姐如母”的传统道德观念以及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家庭责任的冲突展现在观众眼前，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女性主义伦理思想；《我的姐姐》；电影叙事

一、女性主义伦理学与《我的姐姐》

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源头和基础是以两性平等为旨归的女性主义，它主要产生于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对于传统伦理的反思。女性主义伦理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用更为合理的道德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1]肖巍在其《女性主义伦理学》一书中指出女性主义伦理学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破”，批判歧视女性的传统伦理，另一个是“立”，建构一种新的男女两性平等、互动的伦理理论。[2]女性主义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女性主义自由伦理思想、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思想、女性主义生命伦理思想和女性主义性伦理思想四个方面，导演通过影片《我的姐姐》侧面反映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两个基本任务，试图借助影片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女性困境，改善对于女性的认识，促进男女两性的平等。影片《我的姐姐》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张子枫领衔主演，自2021年4月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以来，获得了较好的票房收入。影片一开始便向观众交代了故事的发生背景，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灰蒙蒙的天空、被撞击后的汽车残骸、忙碌执法的警察和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她目光呆滞地站在车祸现场，气氛沉重且压抑。一直不被父母重视，从小因家庭重男轻女而受尽委屈的姐姐安然此时面临着两难选择：是坚持自己的梦想考取北京的研究生还是留在当地承担起抚养弟弟的重任。影片中的故事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故事情节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接受。

二、女性主义自由伦理思想下的《我的姐姐》

女性主义自由伦理思想以追求自由、独立、理性作为核心内容，它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平等、选择自由，它认为女性生存的目的应该以自我实现、自我潜能发展作为优先，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女性主义自由伦理思想的第一个本质是自由、独立。安然在年幼时没有得到父母的悉心照顾，不被家庭重视，父母为了要二胎向当地计划生育部门谎报女儿是瘸子，在事情败露后安然遭到了父亲的打骂。高考填报志愿时又被父母偷偷修改了志愿，原本梦想成为医生的她最终被川内一所学校的护理专业录取，在大学期间她自己边读书边挣学费和生活费，没有花过家里的一分钱，正是安然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她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成熟，最终形成了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性格特点。也正是因为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在家庭突变时她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极力反抗照顾年幼的弟弟，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应被弟弟束缚，应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女性主义自由理论思想的第二个本质是理性。一般来说，女性在处理道德两难的问题上通常会选择妥协。姑妈年轻时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选择了照顾弟弟，与姑妈相比，姐姐安然是追求自由独立的典型代表，她对于弟弟人生的抉择，显示了新一代年轻人对于人生选择的不同态度。由于自己在原生家庭中不被重视，以及独立的性格特点。因此当家庭突然遭遇变故时，她能够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为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定。正是由于她特殊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工作环境中的不被重视，促使她选择了通过考取北京的研究生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在与弟弟相处后，安然和弟弟都成长了许多，影片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开放式的结局给了观众思考的余地，这同样是安然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女性主义自由理论思想的第三个本质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与影片中的男性相比，影片中的女性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众亲戚对于安然要照顾弟弟的任务都持赞成态度，“长姐如母，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的弟弟好好养大”，说明了传统社会中重男轻女的现象以及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这无疑与女性主义自由伦理思想的观念相冲突。安然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她想通过考取北京的研究生来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在安然与男友母亲初次见面时，对方提出结婚后便生孩子的看法后，安然选择了沉默。由此可以看出安然骨子里的执拗和倔强，她对于被家庭束缚的强烈反抗。

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思想下的《我的姐姐》

【摘要】孔子仁学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而“爱人”是仁学思想的基本伦理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克己复礼”的道德实践以及“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结合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意义以及伦理价值，以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使孔子仁学思想得以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仁学思想，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中一种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结合。它既强调“仁”，又重视“礼”；不仅要求人们遵守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注重社会生活方式；主张以个人的修养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仁学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中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孔子仁学思想的内容

作为儒家思想的精神核心，“仁”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因此成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价值导向。“仁”是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因素，在治国理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仁”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被广泛地接受与实践。它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成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动指南。孔子的仁学思想包含了“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为政以德”等思想的政治主张，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

（一）仁者爱人

以“爱人”为基本道德原则。以“仁爱”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仍有很大的影响。孔子的“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因为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家庭和民族的社会架构之上的。作为仁爱的基本原则，“爱”的核心命题包括“爱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基本伦理问题。“爱人”包含“爱亲”和“爱众”。孔子的“爱人”概念主要是以“家”为基本单位。“爱人”的基本前提是“爱亲”，从而由小到大，推己及人，做到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继而“爱众”。这是孔子对弟子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君子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以“爱亲”为基础的道德个性化要求已逐渐成为公民的道德要求，“爱人”体现的是“仁”的理念。当我们想要成为“仁者”，并做到“爱人”时，首先他要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只有一个能分辨善恶的人，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仁”；“爱人”是以“礼”“乐”等形式来实现的。“爱人之实，必先治其器；制礼致和，则民自服矣”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爱人”是指君子的行为，但“小人”和“女人”却被排除在“爱人”的范围之外，“唯女人和小人难养”，这已成为孔子仁爱思想最大的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封建中国的男女不平等。

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文明成果，同时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明灾难，引发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甚至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对人类传统经济行为的反思，另寻一种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模式成为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由此而生。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是一种可持续的环境伦理思想。   一、在实践中的环境伦理支持   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而理论最终也将回归于实践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可持续发展观也不例外，可持续发展观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证明其科学性、合理性，同时也只有实践才能让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得到完成。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则少不了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支持。   1.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有利于促进人们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念的根深蒂固是阻碍可持续发展观念被接受的因素之一，尤其是人类工业革命以来，迅速发展的生产力让人在自然面前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对自然驾驭与征服的欲望也得到巨大的膨胀。直到自然界开始向人类报复的时候，人类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的行为和对自然环境价值的讨论。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正是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这是人类从伦理的角度，历史的审视传统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结果，一旦人们将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扩展至人与自然之间，那么在人类追求自身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2.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对可持续发展实践具有道德导向和评价作用。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致力于人、自然、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对人们传统发展观念的颠覆，更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具体行为方式进行变革，为自己的行为确立全新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对其进行评价和引导。只有将这种思想通过伦理的导向和评价机制，内化到社会主体——人的实践行动中，才能切实有效地促进环境正义，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3.基于环境伦理的环境立法将更有效地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内在的道德律令和外在的法制条例，历来是规范人类行为的两大因素。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仅需要人们树立良好的环境道德信念，同样也需要基于环境伦理的环境立法。当人们面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诱惑时，难免会将环境保护的概念暂时忘却，这时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也更有效地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二、在实践中利益与公平的统一   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过程中，会遇到利益追求的各种矛盾，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本代人与本代人间、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利益与自然界的利益等等。马克思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也没有否定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不能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与自然界完全分离的群体社会，而是应该把人类社会置于世界这个大系统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而，在强调人类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客观自然的存在和发展利益。马克思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除了“发展”的一面外，还包含着“可持续性”的一面，其可持续性原则与公平、正义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体现了代内、代际的公平。在代内公平上，体现了局部利益与整个利益的协调，在代际公平上体现了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从世界与发展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观概念来看，其本义就是要诉诸发展利益的代内和代际公平，即既不能为了顾及后代的需要而放弃或阻止当代人发展，也不能只顾当代人的发展而损害后代人应有的发展利益，这就体现了人类利益在时间上的纵向公平，也从根本上保证了人类发展的持续性。而在当代人内，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横向空间上的利益公平，即要实现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世界环境委员会在阐释可持续发展概念时明确指出，一个充满贫困和不平等的世界将更易发生生态和其它的危机，在“只有一个地球”上，空间、资源、环境都是有限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国或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尊重公平与共同的利益是人类必然的选择。   三、在实践中共同的指向   马克思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有着丰富的伦理内涵，从横向上来看，蕴含了全球范围内区域间的环境公正和代内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公正，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从纵向上来看，则包含了当前与未来的代际间的权利平等和环境公正。在实践上，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将环境和经济因素同时纳入到发展的基本决策中。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的关系来说，二者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指向，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从人类诞生那一天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开始了，并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人对自然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原始的依赖自然到改造自然，再到征服自然，直到今天的善待自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就是从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出发，对人和自然的地位关系进行重新的审视与反思，并将理论的落脚点重合到了环境的保护上。从环境伦理的视角来看，人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超越自然的地位被彻底否定，人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任何物种都有与人类一样的权利和价值。可见，环境伦理学更多时候向人们传递的是自然界的价值信息和人对这一价值的道德认同，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原则、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实际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伦理除了在理论上有着共同的指向之外，在实践中存在着逻辑的递承关系，即马克思的环境伦理思想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环境的问题，而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去保护自然环境。因此，马克思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因为他强调任何伦理包括环境伦理在内，最终都必须通过人的主动实践活动去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关怀，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也无论理由是多么的充分，其关怀的主体仍然是人，我们很难想象缺少人在场的环境伦理还能称之为伦理。#p#分页标题#e#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基本的原则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伦理观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强调了人类保护生态平衡的目的是为了合理的控制自然，使自然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同时，人类也应尽可能地对自然生态加以保护。马克思的生态环境伦理观作为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主要标志之一。   2.批判继承古今中外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必须继承人类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不仅应该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各种流派进行引进吸收、分析鉴别和整合而且要对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批判继承。   3.须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为目的之一。对古今中外的各种环境伦理思想的吸收和批判终究是以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社会生产力和对人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和作用大小为标准。离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难以实现的。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要真正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它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无论如何，人类在自身发展的问题上从未缺乏过智慧的信心，只要在科学发展观上把握正确的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可持续发展探索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推进，人类社会就能实现永续不竭的发展。

作者：朱海林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毋庸置疑，对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把握研究对象都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但是，伦理学从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以来，其研究对象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正是古往今来出现形形色色伦理学理论体系的首要因素。目前，我国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也仍未形成一致意见，认识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仍然是伦理学学科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必须承担的责任。

一韩东屏教授在《厘清伦理学的对象与定义》(载于《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伦理学是系统研究各种道德问题的学问”。韩教授把从古至今学界对伦理学对象的界说归纳为德性、道德价值、道德行为、道德规范、道德语言、自由、幸福、人生问题和道德(道德现象)等九种，在对这九种观点进行逐一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前八种界说难以成立”，而“第九种界说将伦理学的对象直接聚集于道德是值得肯定的，可由此给出的伦理学定义还是不够准确与周延”，因为“虽然道德是伦理学的基本对象，但并不是伦理学的全部对象”。他认为，“能将伦理学全部对象一网打尽的概念只有‘道德问题’，因而伦理学就是系统研究各种道德问题的学问。”［1］(P9)

笔者认为，韩教授的这一成果对以往伦理学对象各种观点的梳理和评价是全面客观的，对伦理学对象的进一步考量思路是清晰前沿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韩教授仅根据“能将伦理学全部对象一网打尽的概念只有‘道德问题’”，就得出“伦理学是研究各种道德问题的学问”的结论，这一理由和结论笔者都不敢言同。照韩教授这一说法，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似乎都可如此界定: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问题的学问，法学是系统研究法律问题的学问，社会学是系统研究社会问题的学问……显然，这样的界定虽然并没有错，但离界定相应学科对象的初衷相差甚远，学界恐怕也难以信服。因为这些概念与“道德问题”一样，虽然的确可以将相应学科的全部对象“一网打尽”，但它未能揭示学科的真正内涵，未能如实回答这些学科究竟研究什么的问题。而以往学界关于伦理学的对象的各种观点，正如韩教授所言，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因为无论把伦理学的对象确定为德性、道德价值、道德行为、道德规范、道德语言还是自由、幸福、人生问题，都只看到了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不能涵盖伦理学的全部对象。即使是主流的“第九种观点”———“伦理学是研究道德和道德现象的科学”，这一界定也“无法将当代伦理学对道德文化的研究、对道德与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科技、社会之关系的研究，和当代伦理学在人类实践各部门的应用研究”全面覆盖。其实，韩教授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第九种观点”的不足在于未能覆盖伦理关系(道德关系)这一重要对象，“如果道德或道德现象被说成是包含道德规范、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这三大类，那‘道德关系’的位置又在哪里?”［1］(P13－14)这一有力的诘问表明韩教授准确洞彻了“第九种观点”的缺陷。可见，对伦理学的对象的界定既要避免以偏概全，做到全面完整，又要避免空洞不实，准确揭示伦理学的真正内涵。据此，笔者认为，伦理学是研究道德和道德现象的科学，也是研究伦理关系及其调整的学问。由于前者是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国内多数伦理学教科书都持此观点并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证，因此，本文主要阐释伦理关系这一对象。二在当代我国学术界，对伦理关系的界定和使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道德关系。如罗国杰教授认为，道德关系“是人们基于某种既定的社会道德意识，并遵循某种既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而以某种特有的活动方式发生的社会关系。”［2］(P62)

二是伦理关系。如宋希仁教授认为，“伦理关系是有精神渗透其中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体性关系”［3］(P58);龚群教授认为，“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体现和合乎伦理规定的关系”［4］(P36);高兆明教授认为，伦理关系是一种“用来表示经过反思的、具有必然性的社会关系”［5］(P51)。三是主张对伦理关系与道德关系进行区分。如焦国成教授认为，“道德关系是建立在个体的‘道德’基础之上或通过主体的‘道德’而形成的关系”，而“伦理关系是超越了具体主体‘我’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客观化了的道德关系”［6］(P13)。

笔者认为，伦理关系与道德关系的确存在一定的区别，如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客观层面与主观层面的差异等，但假如我们主要从它们都是一种实践精神，都体现着社会精神的实质，即都是经济、政治、法律等其他社会关系的价值合理性根据这一视角看，它们都表示可以进行道德评价、具有伦理性的关系。同时，从外延上看，伦理关系是一个与社会关系同等程度的概念，它广泛渗透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其他社会关系之中;而道德关系只有在人们的行为和活动涉及到是否遵守道德准则以及遵守何种道德准则的时候才会产生。正因为伦理关系在外延上大于道德关系，而且“伦理”一词更具关系意味，更能准确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笔者倾向于使用伦理关系这一概念。笔者曾在《道德与文明》撰文阐述了伦理关系的概念:伦理关系是“由客观关系和主体意识构成、以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为实质和核心内容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7］(P32)这一定义表明，伦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说，伦理关系与经济、政治、法律关系一样，都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认为，研究社会关系的类型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系统－社会学方式和集体－哲学方式。［8］(P33)

根据系统－社会学方式，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伦理、宗教以及审美关系等多方面的关系。根据集体－哲学方式，可以把一切社会及其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划分出首要的和次要的、决定的和被决定的社会关系。这一方式最初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把一切社会关系划分为首要的、基础的、根据的关系和派生的、次要的、精神的关系。此后，列宁根据这种方式，第一次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种基本类型。其中，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思想关系如法律、政治、伦理关系等，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伦理关系都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内部，对伦理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伦理关系具有显著的特殊性:#p#分页标题#e#

摘要：农村的安定富强关系着我国的长久治安。现阶段乡村振兴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面临生态伦理困境。因此，对乡村振兴进行生态伦理思考，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坚持因地制宜绿色发展，树立生态伦理思想，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确保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伦理观；经济发展；自然价值

一、理论概述

（一）生态伦理观

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核心要点，不仅吸收了古代儒家“天人合一”“仁爱”，道家“道法自然”和佛家“众生平等”等思想，也包含了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平等论、生态中心主义及生物中心论等伦理内容。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同处于自然界这个生态圈内，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维持着自然界的平衡，共同享有资源利用权，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人类在对其进行开发的同时，必须保留其可持续的能力，对自然界其他物种及子孙后代负责。同时，人类要有生命责任感，肯定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存在意义，将伦理道德延伸到生态环境关系中去，遵循生态伦理的整体性、可持续性及敬畏生命原则，实现自然界的和谐共生。

（二）乡村振兴的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多方面，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全面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则是经过“三步走”最终在2050年使农村真正实现全面振兴，真正做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有助于解决城乡差别问题，更有助于把发展目光放到“三农”问题上，从根本上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具体有效的策略，让农村发展规律化、科学化，是我国在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摘要：

西斯蒙第通过对资本主义无限制自由竞争的剖析，揭露其所引起的道德沦丧，从而呼唤良好社会道德，认为良好社会道德是财富增加的有效动力。尤其是在商业流通和信贷领域，诚实、守信的良好道德是经济繁荣的根本保证。西斯蒙第这一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我国企业营销伦理构建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我国企业在营销活动中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都要体现诚实、守信的伦理追求。

关键词：

西斯蒙第；诚信；经济伦理；营销伦理

作为西方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先驱，西斯蒙第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不是财富，人类进行财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如果不顾人们的消费需求而盲目地扩大社会生产，不仅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会滋生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好逸恶劳等不良道德思想和行为，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以，西斯蒙第呼唤良好道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认为良好道德是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尤其在信贷关系和流通领域中，他认为一个诚实、信任的道德环境是更为经济、合理的有效手段。一个诚实、信用的道德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活动有序运行，是社会财富增加的润滑剂。根据西斯蒙第的这一人本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我国企业营销也应坚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避免市场欺诈，这样才能保障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取得更好经济、社会效益。

一、西斯蒙第良好道德追求思想

(一)无限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道德沦丧

作者：杨玉荣 单位：海军工程大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全力灌输中，在欧风日雨的浸润中，一些新名词层出不穷。它们宛如一股潜流悄然改变着中国固有的思想，使其一点一滴地向近代新学质变。在众多新名词中，“伦理学”、“道德”、“善”、“义务”、“平等”、“自由”、“博爱”、“幸福”等词脱颖而出，构成中国近代伦理核心术语群。这一术语群究竟如何生成，有着怎样的特点，一直以来扑朔迷离。但是，探究它们的生成规律对于研究中西日文化互动中传统伦理的近代转型却至关重要。

一、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路径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是一门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运行的学问。它以血缘关系为起点，以家族伦理为本位，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融政治、哲学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如忠、孝、仁、义等。而西方伦理学是一门在西方文化传统哺育下的伦理专学，它所形成的概念术语反映的是西方价值观念、宗教情结、行为准则或社会风尚等，具有明显的西式风格，如功利、平等、快乐等。因此，中西伦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两种异质的文化，其概念范畴大不相同。中国近代伦理学是在西方伦理学指导下的中西融合，它的许多核心术语都是西方伦理学术语在中国的移植和重生，具有崭新内涵。只有少数术语属于中西伦理学共有，能够直接对接。这样，就形成了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生成的三条途径:一是重新创制，二是直接对译，三是侨词来归。

(一)重新创制

由于中西伦理学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成的两种异质文化，因此，对于一些具有西学背景的伦理术语，中国传统伦理中是无法找到相应的对译词的。对于这些术语译名，只有重新创造。这种创造工作，一般应由最初翻译者完成。但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时代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术语译名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伦理术语最早的创译者是明末清初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来华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后，在传播西学常识和宗教伦理的过程中确实创造了一部分新词。利玛窦在传播西方Philanthro-py思想时为其厘定学名“博爱”，在对译Happi-ness时为其拟订学名“真福”，艾儒略将Ethics引以为“厄第加”等等，但随着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夭折，这些译名烟消云散，并未流传下来。19世纪早期，随着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帷幕的拉开，来华传教士再次面对西语中译问题。但这批传教士的西学素养与汉语水平同明末清初传教士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在翻译中不太注意区分中西术语内涵的差异，而是按照大体相似的原则对译，因此在他们手中很难发现有利玛窦那样精确考译的新词，而是一切依据中国旧语。碰到一些实在无法用汉语表达的西语，他们就采取用英语解释的手段。因此，Duty被译做了“分”、“本分”、“己任”、“责任”;Philanthropy被译为“仁者”、“仁”、“仁德”、“仁爱”;Happiness被译做“福”、“祺”、“福气”、“福祉”、“兴头”等等。由于他们的水平有限，无法在考察中西术语差异的基础上创译新语，只得忽略二者差异，简单对译。他们的这种“粗心大意”，使其翻译也常常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既然兼通中西语言的来华传教士都无法创制新词，那么，这一重任国人自己是否可以承担?遗憾的是，鸦片战争虽然打破了中国国门，但晚清思想界仍以固步自封、陈腐不堪的“中学”为主流，要想寻觅兼通中西的人才，难上加难。因此要想依靠依旧陶醉于科举梦想、苦读四书五经的国人传递西学新知似乎比登天还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创制新语的重任竟由日本人肩负起来。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很大一部分核心术语是从日本“贩卖”来的。日本何以成为中国学习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媒介?这是因为日本自明治初年开始接触西方伦理学，经过三十多年的消化吸收，终于在19世纪末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近代伦理学。日本在学习西方伦理学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西学术语无法在日语中直接对译。对于这些概念，他们首先采用音译法，但后来为了概念精准，他们又用表意准确的双字汉语词来表示。这样，日本学者通过创造新词、旧义翻新等手法，创制了一大批汉字新名词来对译西方伦理学术语。这些新名词被称为“和制新术语”。甲午战后，西方列强纷纷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被瓜分豆剖之时，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开启民智、培养具有新道德的新国民，于是引进西方先进伦理思想迫在眉睫。但中西语言不通，精通英文的洋才又寥寥无几，要想掌握西方伦理的精粹谈何容易。正当中国人举步维艰之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发现了日本西学的精进。他们发现日本几乎汲取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华，西方文化的经典之作几乎都可找到相应的日译本。康有为就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1］日文西书的精要，使中国人如获至宝，于是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伦理学就顺理成章了。他们在引进日本伦理学时自然引入了日译伦理新语，“伦理学”、“义务”、“人生观”等名词都以这种途径进入中国。这些名词都是日本学者在对译西洋概念时创制，在中国学人对日文汉字的转换中，直接成为了汉字“新名词”。晚清瞿铢菴在《木屯庐所闻录•新名词》中记载了这些名词的由来:当时新政皆自日本稗贩，而译者未谙西文原义，又不通古训，一概直袭，若文襄者，固未可厚非也。由于中国译者中西学问有限，因此对于日文汉字不加辨识，一概直袭，导致了日本新学语的大举入华。虽然，日本新名词入华遭到了一部分人士的抵制，但由于日本新名词表意的精准和通俗易懂，却广受清末社会的欢迎。即使严复这种痛恶日本新语的抵抗派，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如严复曾为Ethics拟定了“人道之学”、“德行之学”和“义理之学”三个译名，而他自己最终还是接受了“和制新术语”———“伦理学”的学名。对于Obli-gation，他也拟定了“民义”译名，他最后也抛弃了“民义”而选择了“义务”。严复后来回顾这段心路历程时说:“至Obligation之为义务(仆旧译作民义与前民直相配)。Duty之为责任，吾无间然也。”［2］由于以Obligation对译“义务”，以Duty对译“责任”已为社会普遍接受，严复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最后只得无奈接受。因此，日本新名词在清末名噪一时，以致众多严译新语也在其强力辐射下湮没无闻。#p#分页标题#e#

(二)直接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