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管理范例

2004年,我国内陆水域和海水养殖产量高达3209万t,占全国渔业总产量的65%[1]。然而,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也对天然渔业资源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对其进行分析,可寻找有效的途径,以促进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水产养殖业概况   我国作为传统的渔业大国,过去主要依靠天然渔业资源来满足人们对鱼类及其它水生动植物营养的需求,渔业产量也主要由捕捞产量决定。1985年起,我国确立了以水产养殖为主的渔业发展战略,使沉睡多年的浅海、滩涂、河流、湖泊、水库、低洼盐碱地、采矿塌陷区等养殖适宜区得到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扩大了水产养殖规模,优化了渔业生产结构,减少了对天然渔业资源的冲击与破坏。至1988年起,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达到904万t[1],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渔业大国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并持续至今,为世界渔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一)内陆水域养殖   近年来,我国在养鱼塘生态系与食用鱼养殖技术、稻田养鱼生态系与综合技术、冰下水体生态系与鱼类安全越冬技术、鱼类养殖种类结构与养殖方式、内陆大型水域鱼类增养殖应用基础理论与综合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从而实现了我国淡水鱼类养殖的快速发展[2]。2004年,我国内陆水域养殖产量达到1892万t,占全国养殖渔业总产量的59%,占全国渔业总产量的39%;其中:鱼类1721万t、甲壳类123万t、贝类19万t、其他29万t[1]。   (二)海水养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广大海洋科学家和水产学家的智力支持下,海水养殖业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藻、虾、贝三次产业浪潮[1]。2004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达到1317万t,占全国养殖渔业总产量的41%,占全国渔业总产量的27%;其中:鱼类58万t、甲壳类72万t、贝类1025万t、藻类147万t、其他15万t[1]。在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种苗人工繁育、人工饵料、水产机械、冷冻加工业、渔业贸易和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04年全国至少有449万从事养殖的专业劳动力[1],并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兼职水产养殖业和相关产业。我国作为一个养殖渔业大国,2003年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总产量66%[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几年来,渔业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对我国水产养殖业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实现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做好天然渔业资源保护。   二、我国水产养殖业对天然渔业资源的不利影响   虽然,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水产品的供应量,促进了市场繁荣,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也对保证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目前发展状况和趋势看,水产养殖业也对天然渔业资源造成相当大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养殖业对内陆生态环境与沿岸资源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与破坏,对天然渔业资源状况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潮间带和沿海湿地是许多鱼类、贝类的重要的育成场所,形成沿岸或近海的优良渔业资源。由于这些区域被开辟为养殖塘场,导致沿岸生态系统功能丧失,一些近岸天然水产品产量快速下降。另一方面,鱼药浓度超标或富营养化的养殖废水排放,导致下游水域中的有毒藻类生长,贝类大量死亡,同时也对下游水体和地下水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第二,由于盲目引进水产养殖品种,造成生物入侵。一般地讲,入侵种类适应性强,在我国广大地区很容易找到适宜繁殖的水体,而且,在我国自然界通常缺乏限制其发展速度的天敌。因此,如果对此估计不足或缺乏防范措施,引种的结果就可能弊大于利,必将打破现有的食物链平衡,威胁土著鱼类的生存,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对我国天然渔业资源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目前对我国造成危害的入侵鱼类主要有鳙、鰕虎鱼、麦穗鱼、食蚊鱼、鲐鳉和甲壳类克氏螯虾等[4]。第三,养殖鱼类外逃,把病害带到天然水域,对野生鱼类造成毁灭性打击。另外,外逃的养殖鱼类与野生同类杂交繁殖,产生的混种鱼类可能不适应野生环境,致使野生鱼类种质下降。第四,采用鲜活饵料养殖造成的不利影响。近海网箱养殖一直沿用鲜活饵料,甚至连新兴起的抗风浪深海大网箱也使用小杂鱼和非食用鱼作饵料,导致对天然幼鱼和非食用鱼资源的大量捕捞,造成资源枯竭,使位于食物链上层的其它鱼类大量减产,直接影响渔业资源修复行动效果。同时,由于我国养殖饵料利用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残余的饵料和鱼类代谢物沉积在海底,会缓慢释放出大量硫化氢等有毒物质;再加上网箱这种高密度养殖方式,抑制了海浪的作用,使表层海水无法交换[5],养分停留在表面,在高温下很容易发生赤潮危害。第五,对资源增殖和环境管理改良重视与支持不够。我国仅有小规模的对虾、海蜇、刺参、贝类等海洋种苗和内陆水域部分种苗增殖放流,与日本、北大西洋沿岸国家等先进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三、实现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关于“积极发展水产业,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的要求,水产养殖与天然渔业资源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特别关注和认真思考解决的问题。因此,水产养殖业只能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好天然渔业资源的前提下,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适度扩大渔业资源供应量,同时,为渔(农)民增收和加快农村发展做出贡献。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水产养殖业平稳、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业正处在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水产养殖业发展,是促进渔业增长方式转变、保证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保护广大渔(农)民发展水产养殖业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二是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对自然水域、滩涂要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做好保护工作,发展水产养殖业要充分考虑养殖区的承载能力,建立水产养殖业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养殖规模、养殖方式,力求做到资源利用与保护和谐统一,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养殖结构和消费方式,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p#分页标题#e#   (二)确立自然资源具有价值的理念   水产养殖产品的现行价格只包括了养殖生产的成本、税金等,没有包括水产养殖适宜区资源租金[6]的价格。价格构成不完全,造成了人们对水产养殖适宜区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大大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导致资源利用的浪费和养殖区及周边生态系统的破坏,阻碍了人类社会对水产养殖适宜区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应确立资源具有价值的理念,对水产养殖适宜区实行资产化管理,实行有偿开发利用、有偿使用制度。   (三)加大科技开发力度,促进水产养殖产业升级   水产养殖业要实现质的飞跃,必须进行科技开发、储备。加强对种苗人工繁育、养殖优势产业关键技术、技术规范等基础研究是提高水产养殖业竞争力的不竭动力,是促进产业增效、渔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与升级必须建立水产人力资源管理保障体系,以科技储备为前提,积极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及推广体系的整体优势,提高推广效果。   (四)合理确定养殖结构   1、水产养殖应倡导、鼓励间养、轮养、混养等生态养殖模式。严格控制肉食性品种的增加,以减少对饵料类野生渔业资源的冲击和破坏,并与渔业转产、休渔等措施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和增长。2、发展绿色水产品,全力推进健康生态养殖。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外消费者对水产品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安全、优质成为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特质。大力发展绿色水产品成为新时期水产养殖业的方向。一是应积极颁布执行各类养殖规范,大力推行养殖标准化。二是应根据现有不同养殖形式和养殖品种,进一步制定水产养殖产品质量评定标准,并组织推广和实施,为实施健康养殖奠定基础。三是应严格执行养殖水产品用药标准,推广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并积极遵守《2000年后的水产养殖发展:曼谷宣言和战略》文件规定的“关于水产养殖和渔业产品残留物监测国际协议”[7]。四是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恢复和推广具有循环经济显著特征的稻鱼混养[8-9]、桑基鱼塘[10]和盐碱涝洼地“高农低鱼”间作等生态健康养殖方式。3、要重点抓好海参、海胆、鲍鱼、扇贝、牙鲆、半滑舌鳎等名特优珍品增养殖[11],扩大规模,拓宽领域,全力推进精品水产养殖渔业的发展。   (五)制定养殖规划,完善运行机制   一是应加快制订科学的水产养殖发展规划。因地制宜调整养殖方式、品种结构,进行合理布局,优化水产养殖资源配置。二是控制养殖数量。由于水产养殖对天然渔业资源毕竟是一种利弊兼有的事情,短期内对渔业资源供应量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但远期效果必须经过长期的研究、评估才能确定。在目前尚不能最终确定水产养殖对天然渔业资源和整个生态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合理控制养殖数量,使水产养殖数量实现可控制的增长。三是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加强最大养殖容量研究。最大养殖容量是指特定养殖环境中能养殖的最大数量。最大养殖容量与养殖水域水交换能力、养殖作业的方法及技术、养殖品种及混养品种结构间的平衡协调和对养殖品种的疫病防治能力有关。当养殖规模低于最大养殖容量时,养殖才有可能顺利而持续地进行下去,反之,则有可能引发养殖灾难。因此,必须加强最大养殖容量研究,科学地确定各养殖品种的养殖容量,确定适宜的养殖规模,以实现最大可持续产量。四是要结合养殖技术培训,逐步实行养殖业准入制度。五是严格水产种苗生产执法,督促苗种生产企业不断完善育苗生产设施,规范育苗操作规程,健全各项数据及用药情况记录,确保养殖用苗种的数量和质量。六是控制养殖区域。对濒危鱼种的产卵区、摄饵区、洄游通道等设置禁渔区、禁养区和限养保护,以逐步恢复濒危鱼类的野生种群数量。对限养区应严格限制养殖数量、密度和品种等。   (六)严格养殖引进种的科学管理   在引进新的品种前,应先对其适应性、繁殖周期、天敌和入侵历史等情况进行评估,在确定不会造成入侵后,再进行引进,避免引进后因各种原因造成生物入侵。对现在已经造成入侵的品种,应采取妥善措施,加以治理。对现有引进品种中的疑似入侵品种应进行严格控制,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养殖。主要做法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建立全国性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管理体系与信息系统,以便对我国已经引进和待引进的水产养殖新品种进行全程跟踪管理。2、应重视和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引种前应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引种后应严格控制养殖范围,在确保对当地生态环境不会造成威胁后再推广。3、严格执行检疫法规,杜绝病害带入。在实施引种过程中,应对新品种和随其而来的所有工具、饵料进行严格的检疫、消毒并隔离饲养、观察,确定无病害后再转入大面积养殖。针对有些养殖品种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国内,导致一些病害漏检的情况,今后应加大执法力度,扩大执法范围,严防带入新病原。4、切实搞好引进后的保种和推广工作。应及时补充新的纯正亲体,以防止种质衰退。同时,应加快推广应用速度。   (七)加强养殖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为创造良好的养殖环境,一是应深入开展内陆水域、滩涂、海洋与渔业法规宣传。通过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水污染防治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和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进一步增强海洋和内陆水域环境保护意识。二是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坚持预防与治理相结合,正确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沿岸工业、旅游与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渔业生态环境监测机制,加强对海上陆源污染、内陆水域外源污染和水域环境的跟踪监测;大力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通过控制放养密度、适当减少投饵量、改进投饵方式、采用深水网箱养殖等先进生产工艺等措施来尽量改善养殖水域环境质量,为水产养殖业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要控制养殖自身污染。减轻养殖自身污染的措施主要有:(1)充分利用水中微生物将水中有机物进行氧化分解,使水质能够自净,符合养殖要求。(2)合理用药。对水产养殖中的病害,实行处方购药,严禁有毒、有害药物使用,并在鱼药市场准入方面严格检测、监督、管理。(3)实行机械增氧,结合定期使用微生物制剂方式,改良养殖区水质,发展节水养殖[12],减少养殖用水的使用量,以缓解因大量取水而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和海水倒灌等环境冲击。四是严格控制养殖场排水,以避免其中多余的营养成分、鱼药和病毒病菌对下游水体和其它养殖场造成污染。五是严格控制养殖品种外逃。#p#分页标题#e#   (八)加强增殖放流   基于我国部分重要渔业水域出现了较严重的资源衰退现象和趋势,为恢复和改善资源状况,必须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13]。一是应将增殖放流提高到保护渔业资源、增加渔民收入、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积极支持和鼓励开展增殖放流,努力恢复渔业资源,繁荣渔业经济,保持渔区稳定。二是应将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纳入政府生态建设规划,使其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三是应加大资金投入,将增殖放流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四是放流应规范化运作。应建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科学管理制度。有关科研、资源和环境监测等单位应加强增殖放流科学研究,为增殖放流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导。并加强从放流品种选择、苗种培育、检验检疫、生态环境监测、标志放流及增殖效果评估等全过程规范化管理,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放流效果。五是应保证放流的生态安全性,严格控制放流品种和来源。放流品种原则上应以本地原种和其子一代苗种为主,不应向天然水域中投放杂交种、转基因种及种质不纯等不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物种;不得在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经济鱼、虾、蟹类的产卵场等敏感水域进行放流。放流苗种应由经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基地、原种场、良种场和增殖站提供。外来物种增殖放流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并必须通过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生态安全评估方可进行。六是应积极营造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积极联合工程建设、环保、交通、媒体等部门参与增殖放流活动,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加大资源增殖重要性的宣传,扩大影响力,加强社会监督,不断提高全社会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意识。

海洋牧场建设暨人工鱼礁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是海洋生态产业化的一项实践，对于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促进海洋产业优化升级、带动旅游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增殖和优化渔业资源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贯彻落实“减船转产”政策和《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切实修复和保护海州湾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经农业部批准，2002年起江苏省率先在连云港市海州湾海域规划实施人工鱼礁建设工程，2008年开始发展以人工鱼礁建设为主的海洋牧场建设。项目实施以来，通过积极争取财政资金、科学合理规划、不断规范和加强制度建设与项目运行管理、规范有序的扩展建设规模等，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切实保护与修复了海州湾的生态环境与资源。   一、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的背景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渔场是众多海产经济动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历史上盛产鱼、虾、贝、蟹等近百个品种，其中海参、鲍鱼、扇贝等珍贵海产品是江苏省海州湾的主要产地之一。珍贵的岩礁鱼类如鲷类、六线鱼等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声誉。长期较高的捕捞强度（仅连云港市就有大小作业渔船5200多艘）和单一的捕捞作业形式（长期底拖网作业）下出现了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渔船单产下降，渔获质量也大不如前，多种传统经济鱼类种质下降，资源锐减，已形不成渔汛。随着沿海工业的发展以及浅海相关产业的兴起，造成的海洋水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出现水体富营养化及营养盐失衡、产卵场退化、海洋生物栖息地和生存环境丧失或改变等现象，对渔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海州湾海洋生态资源系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尤其是优势生物种质资源。与日本、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有关海洋经济专属区的渔业谈判结果使得我国在东、黄海失去了相当大的传统作业渔场，在该海区作业的众多渔船将面临停产的困境。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海产品质和量的需求日益增加，人类保护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的意识也不断增强。   面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情况，国家和江苏省都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实行禁渔区和禁渔期制度，实行限制网目大小，取缔严重危害渔业资源的渔具，逐步淘汰近海拖网渔船，鼓励外海和远洋渔业生产以及伏季休渔政策等。这些措施对减缓渔业资源的衰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捕捞强度过大的问题。为了保持沿海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各地正纷纷建造人工鱼礁、海洋牧场等，营造一个适宜鱼类生长的环境，以让鱼类有栖息之地。人工鱼礁渔场的建设，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的有效措施之一，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迅速发展。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建造人工鱼礁，我国近几年也在海南、广东、浙江、辽宁等地开始有计划地建造人工鱼礁，这是近海渔场改造的一个有力措施，也是今后近海渔业发展的方向。因此，通过开展人工鱼礁建设来修复和改善江苏海州湾的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引导当地渔民减船转业，合理调整渔业产业结构，走耕海牧渔的道路是势在必行的。   二、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的基础条件   海洋牧场的选址通常要考虑海洋区划、周围海域的功能尤其是对于主要航道、锚地及水下工程设施等的避让及地址、水质、生物资源状况、敌害生物等因素。江苏海州湾是一个半开阔海湾，海底自西向东缓倾，是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群众渔业渔场之一，是众多海产经济动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历史上盛产鱼、虾、贝、蟹等近百个品种，其中海参、鲍鱼、扇贝等珍贵海产品是江苏省的唯一产地，珍贵的岩礁鱼类如鲷类、六线鱼等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声誉。其海洋环境优越，生物资源丰富。海岸类型主要是粉砂淤泥质海岸，其次是基岩和沙质海岸。这里是江苏省具备建设人工鱼礁适宜底质条件的海区，水深适宜，海洋灾害较少，且规划选取的礁区建设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并考虑了航道避让等因素。   此外，人工鱼礁建设项目暨海洋牧场建设项目有国家政策、法规等的有力支持，是得到农业部批准实施的重要项目，是江苏省落实“减船转产”政策、加快渔民转产转业的重要建设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的公益性事业。2006年，国务院通过的《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要求“积极推进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综合开发，建立海洋牧场示范区，以人工鱼礁为载体，底播增殖为手段，增殖放流为补充，积极发展增养殖业，并带动休闲渔业及其他产业发展，增加渔民就业机会，提高渔民收入，繁荣渔区经济”。2008年，在之前多年人工鱼礁建设的基础上，江苏省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的要求，不断丰富和扩展项目建设内容，进一步发起了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   三、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   自海州湾人工鱼礁建设开展以来，农业部渔业局、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连续8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768万元，先后如期完成了一期工程（2003-2006年）和二期工程（2007-2008年）、三期工程（2009年）及四期工程（2010年）的建设。截至2010年底累计投放三角形、十字形、回字型等混凝土鱼礁6890个、改造后的旧船礁190条、浮鱼礁25个，总投放规模为111457.2m3，分布大小规模不同礁群21座，形成人工鱼礁调控海域面积达60km2。共人工增殖放流了中国对虾苗等6亿尾，吸纳转业渔民700余人。此外，根据牧场海藻场建设需要，在礁区内成功开展了鲍鱼、牡蛎、贻贝等试养、深水网箱养鱼以及江蓠、海带、紫菜等人工附苗，并均试验成功，为下一步海藻场的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   项目建设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湾海域实施，由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指导，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统一规划、组织实施，上海海洋大学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负责参与实施计划的制定和礁体设计、礁区规划、礁体投放指导、投礁后的生态环境调查和鱼礁区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负责参与渔业资源增殖状况的调查和苗种放流及跟踪监测；赣榆县鱼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协助鱼礁投放水域的海上生态和资源调查及礁区的日常维护和养护，经过多年的摸索，走出了一条“官——产——学——研”发展的道路，充分发挥了出各方的优势，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p#分页标题#e#   整个项目有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和合理规范的运行程序，设有海洋牧场建设领导组、工作组、技术专家组、招投标组、实施监督组及项目监理公司等。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海洋牧场建设总体规划、建设及协调各项工作开展，并负责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与审计，确保专款专用；技术专家组负责人工鱼礁建设的可行性、规划海区的生态资源条件、投放地点、投放时间、投放方式等的调研、论证以及鱼礁投放后效果评价；招投标小组负责根据招投标方案采取委托招标和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人工鱼礁的制作单位、运输与投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招投标过程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项目实施监督小组对礁体的制作、投放等各环节、全过程实施严格监督管理，对每一批礁体都派验收小组逐个检验，验收合格方可运输投放，投放过程中，监督组亲自跟船出海，对礁体投放数量、投放地点等进行全程跟踪监督。此外，成立了鱼礁生物工程公司，专门负责鱼礁投放和看护及日常维护；在海州湾海域建设了海洋牧场管理平台，目前平台已装备了储水池、发电机和基本生活设施，实现了能靠船、长住人，这确保了礁区的养护效果与正常管理。   四、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的初步效果   连续多年的项目建设不仅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还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礁体投放后的跟踪调查发现：人工鱼礁对于投放水域生态环境有所改善，营养盐结构更趋合理，生物多样性指数增高，集鱼效果明显。   2008年海州湾人工鱼礁区共调查发现游泳生物60种，对照区51种。礁区游泳生物年平均生物量为50.82kg/h，对照区26.21kg/h，鱼礁区是对照区的2倍。礁区平均生物密度为10239.50ind./h，对照区6662.75ind./h，礁区是对照区的1.5倍。礁区游泳生物种类数和生物量均高于对照区，表明礁区游泳生物资源比附近海区丰富。与对照区比较，2008年礁区出现较多的种类主要有褐鲳!、单指虎!、、长蛸、条斑舌鳎等恋礁性鱼类，且褐鲳!这种恋礁性鱼类，已经于2007和2008年连续两年在礁区调查中发现，而对照区在调查中一直没有发现。通过2008年和2009年的潜水摄像调查发现，投放鱼礁在水下状态良好，且鱼礁上已经有生物附着，由于鱼礁投放后使局部区域流态复杂多变，鱼礁上方有上升流，鱼礁内部和后方有涡流存在，有利于海水和营养盐的交换，一些岩礁性鱼类、蟹类、海星等在礁体上栖息，总体上鱼礁区生物量较多，2009年的潜水摄像调查还发现，人工鱼礁区内聚集着成群的个体较大的许氏平!，这是投礁前所没有的。通过调查走访渔村和渔民了解到，近年来渔业生产呈现良好态势，还捕获了相当数量的海参等。   由此可见礁区已经形成一定的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恋礁性鱼类到此产卵，索饵。说明作为海洋牧场重要组成部分的鱼礁区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适宜鱼类、软体类产卵、索饵的渔场。几年来人工鱼礁的建设对于海州湾渔场修复和渔业资源增殖效果较为明显。另外，海州湾鱼礁区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渔区经济，提高了渔民收入，带动了休闲渔业及其他产业发展，增加了渔民的就业机会，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为连云港市进一步实施耕海牧渔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五、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措施   多年的海洋牧场建设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但是我们仍存在相关技术研究薄弱、缺少较为完善的海洋牧场资源养护法律法规体系，资金来源单一等不足，今后要着力加强以下工作：   1．进一步改善海上调查的方式、方法等。渔业资源的调查在网具的使用上主要以拖网为主，较单一，在今后的调查中应增加其他渔具如刺网、张网等；随着鱼礁建设规模的增加，生态环境调查次数和站点的设置需进一步调整、增加，达到更加全面、合理的对海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效果进行评价；为更加直观的反映鱼礁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应进一步增加水下摄影的次数和范围等。   2．进一步加强相关技术研究，完善技术规范。需要进一步整合已有的海洋牧场建设技术，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步骤的实施，加强相关关键技术的研究，摆脱技术层面只能对外依托相关技术单位的局面，及时制定合理、有效、完善的技术规范或指导文件。   3．进一步拓展海洋牧场的建设规模与内容。继续加大增殖放流的力度，丰富放流的种类，扩大放流规模；大力发展筏式养殖、深水网箱养殖以及海藻场建设等；当鱼礁区渔业资源比较丰富时，可以考虑结合休闲渔业的发展，建造休闲垂钓平台、海上游泳池等，从而不断丰富和扩展海洋牧场的建设内涵。   4．资金来源单一，投入力度尚需加大。在积极争取各级财政的同时，需整合有关生物资源养护经费，统筹使用。另外，要积极改革和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投入、银行贷款、企业资金、个人捐助等多元化投入机制，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建立健全海洋牧场区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   5．海洋牧场管理缺少法律法规体系、队伍等支撑，亟待加强。随着海州湾海洋牧场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应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牧场的运行与管理。一是制定、出台海洋牧场相关管理办法，不断建立健全各项养护管理制度，规范海洋牧场各类开发、利用、管理行为，为该项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法制保障；二是将海洋牧场管理纳入正常的渔政执法管理范围，同时，要积极强化渔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加强执法装备建设，增强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保障执法管理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努力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海洋牧场资源养护管理执法队伍。   六、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的远景展望   为加快推进耕海牧渔进程，今后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加快建设、依法管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资源养护为主、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四大原则，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海州湾海洋牧场建设的规模，经过5～10年的实施，使总规模达近200km2。完善海洋牧场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渔业资源养护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专业的执法队伍，不断加强基础技术研究，进一步提高海洋牧场建设与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使全市海洋牧场建设的技术成果得以不断推广与应用。不断丰富、扩展牧场建设内容，继续加大鱼礁投放力度，研究创新养护效果佳、成本低的鱼礁新品种，实施大规模的增殖放流、贻贝吊养、深水网箱养殖、海藻场建设等，并结合牧场建设进一步开展海上游泳池、垂钓平台、科学试验等项目，实现从单纯资源养护、增殖渔业目的扩展到休闲渔业开发、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栖息地修复和科学研究层面。通过技术创新与集成，创建生态健康、环境友好、资源养护的现代海洋渔业生产模式，进一步提高海洋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带动渔业增效、渔民增收，为转产渔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障人海和谐发展，为实现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从海洋水产资源消耗型向资源管理型生产方式转变提供示范。#p#分页标题#e#

水产种质资源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可以为捕捞、养殖等渔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等提供水生生物资源。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在保护对象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主要生长繁育区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的水域滩涂和必要的土地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并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1]。黄河是我国第二长河,黄河流域渔业资源在我国淡水渔业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几十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渔业水域被大量侵占,渔业资源衰退加剧,濒危鱼类数量增加。为加大黄河流域鱼类种质资源的保护力度,沿黄各省(区)及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在黄河干、支流和主要湖泊建立了多个国家级和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区的建立对濒危鱼类保护和渔业资源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保护区建设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根据黄河流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情况,分析了保护区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1保护区分布及保护物种   1.1保护区分布   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日益脆弱,野生鱼类种质资源加剧衰退。针对这些情况,国家及沿黄各省分别以保护土著鱼类(特别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的鱼类)及其产卵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等主要生长繁育区域为重点,加强了黄河流域野生鱼类资源的保护工作。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黄河流域已经批准公布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12处,占全国的12%,这些保护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地跨8个省(区)。其中,干流有6处,支流有3处,主要湖泊2处,水库1处(见表1)。   1.2保护物种   黄河流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主要保护鱼类包括花斑裸鲤、极边扁咽齿鱼、兰州鲶、黄河裸裂尻鱼、大鼻吻鮈、多鳞铲颌鱼、乌鳢和黄河鲤,其他主要栖息鱼类包括骨唇黄河鱼、似鲶高原鳅、厚唇裸重唇鱼、黄河鮈、黄河雅罗鱼、秦岭细鳞鲑、北方铜鱼等(见表1),大部分属于濒危保护性鱼类。秦岭细鳞鲑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冷水性鱼类,属国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黄河雅罗鱼、北方铜鱼、黄河鮈、厚唇裸重唇鱼、骨唇黄河鱼、扁咽齿鱼、似鲶高原鳅、兰州鲶和秦岭细鳞鲑已经被收录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2],其中北方铜鱼、厚唇裸重唇鱼和兰州鲶已列为濒危物种。   2保护区的管理   2.1保护区的分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分为国家级和省级。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指在国内、国际有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遗传育种价值或特殊生态保护和科研价值,保护对象为重要的、洄游性的共用水产种质资源或保护对象分布区域跨省际行政区划或海域管辖权限的,经国务院或农业部批准并公布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指在当地有重要影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遗传育种价值或一定的生态保护和科研价值,经省级人民政府或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公布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   2.2保护区的功能划分   根据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自然环境、保护对象资源状况及保护管理工作需要,在保护区域上可以将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和实验区(见表2)[1]。核心区是指在保护对象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主要生长繁育场所设立的保护区域。在此保护区域内,未经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对保护功能造成损害或重大影响的活动。实验区是指核心区以外的区域。在此保护区域内,可以在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有计划地开展以恢复资源和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的水生生物资源增殖、科学研究和适度开发活动。   2.3保护期的设定   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生活习性,可以设定特别保护期和一般保护期[1]。特别保护期是指在保护对象的繁殖期、幼鱼生长期等生长繁育关键阶段,对其加以重点保护所设立的保护期。特别保护期内(见表2),未经农业部或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止从事任何可能损害或影响保护对象及其生存环境的活动。一般保护期是指特别保护期以外的时段。在一般保护期内,在不导致保护对象及其生存环境遭受破坏的前提下,经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限定时间和范围内适当进行渔业生产、科学研究以及其他活动。   2.4保护区的职责分工   农业部统一领导全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划定工作,审查、批准并公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受农业部委托,负责提出跨省级行政区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并具体负责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各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或管辖水域内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划定和公布工作,并可按照规定程序,向农业部提出将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的申请;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或管辖水域内的省级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3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点保护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价值的生物资源及其生存环境,是在“抢救性保护”的战略思想下进行的[3],采用的是升级制度。黄河流域保护区保护的鱼类多数处于濒危或易危状态,生态环境恶劣,与其他流域保护区相比,在建设和管理上,难度更大。   3.1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设矛盾突出   黄河流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多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最密集的中上游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量工业及生活污水的排入,不仅会破坏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改变、生境破碎化,而且会威胁到水生生物的生存,使保护区无法发挥其保护功能。2020年前,相关部门计划在黄河上游建设38座水电站。根据2005—2008年环保部的环境公报,黄河干、支流水质严重下降,黄河干流陕西段、内蒙古段、河南段、主要经济鱼类产卵索饵场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p#分页标题#e#   3.2缺乏全面系统的基础调查资料   最近一次对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的全面基础调查要追溯到1980年[4],近20a来黄河流域水域生态环境变化显著,而渔业资源的系统全面调查从未进行过,已无法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2000年以后,沿黄各省(区)加大了对黄河干、支流和主要湖泊的渔业资源特别是水域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工作力度,但这些调查大多零星、分散,且研究方法和评价手段不统一,因此调查数据没有系统性和可比性,研究成果综合利用效率低。缺乏最新的黄河流域渔业资源基础资料,使保护区的整体规划受到了限制,某些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立过于盲目。   3.3科技水平低制约了保护区发展   水产种质资源在广义上包括水生生物的群落、种群、物种、细胞、基因等内容。保护区的建立就是对水生生物种质资源进行保护和研究,涉及到水生生物的基础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内容。目前已经批准建立的黄河流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大多处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科技力量十分薄弱,并且在科研经费的申请和投入上存在较大困难,制约保护区的发展。   3.4保护区管理难度大   虽然根据《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划定工作规范(试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权属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但是在一些地方往往出现多头管理现象[5]。某些保护区位于两省或多省交接处,会导致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从而造成保护区管理的混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保护作用。   4保护区管理的建议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从1956年开始的,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建有自然保护区2531个,总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5%,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3个[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相对较晚,已经批准建立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103个,其管理可以借鉴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经验,吸取精华,避免走弯路。   4.1促进保护区管理与地区经济建设和谐发展   各级保护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管理部门应当重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只有地区经济水平提高了,才能缓解保护区的根本压力,增强当地居民环境保护的自觉性[6]。首先,要提高认识,协调好保护区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将提高公众对保护工作的认知和参与纳入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中[7];其次,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保护区可提供科技支持或联合当地政府开展扶贫项目,实现当地渔民增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张书义[8]认为应当把自然保护区的规划、管理、建设纳入省、市、县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可见,协调好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重要,这将成为国家的中长期发展任务。   4.2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积极实施黄河流域渔业资源基础调查工作,摸清土著鱼类资源量变化、生态习性和分布状况,特别是濒危物种的现状、生境、分布、数量动态及濒危原因[9];开展鱼类种质遗传学研究,建立土著鱼类种质遗传资源库;加强黄河上游特别是黄河源区水域生态环境的监测力度,开展水电站建设生态评估和生态修复研究;努力建立一整套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审批、建设、管理的科学评价体系,使保护区的各项工作科学化、指标化。   4.3增加资金投入,提升保护区管理水平   经费来源和投入一直是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徐海根[10]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经费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保护区的投资远不能满足保护区的需要,强调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是解决保护区经费短缺矛盾的根本措施。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保护区建设管理的资金完全由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或地方财政负担是不太可能的,为了促进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事业的发展,必须拓宽资金的筹集渠道,可以通过科研项目联合申请、国际合作等方式,时机成熟还可以通过发展保护区产业来吸收私人融资或自身创收。融资渠道越多,保护区发展的路子就越宽[11]。保护区只有资金充足,才能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研究工作。   4.4完善保护区管理体制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管理可以借鉴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的成功经验,完善自身的管理体制。首先,必须完善保护区管理立法,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责、权、利,在农业部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形成良好的交流和协作关系,使得管理工作运行顺畅;其次,建立健全保护区管理机构,建立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机制,实行保护区管理人员公务员制度,招聘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现有管理队伍中去[12];最后,提高保护区管理的科技含量,通过联合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的基础研究工作,为保护区管理发展提供科技保障。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资源可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水产资源的开发是海洋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产资源的开发战略必将影响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所以，制定出合理的水产资源开发战略对整个海洋事业能否顺利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水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根源   水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国水产资源锐减，其中部分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究其根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捕捞强度居高不下，逐步形成恶性循环。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实施以后，我国的传统作业渔场大大缩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捕捞渔船数量仍没有明显减少，并且“内外扩张”情况日趋严重。另外，除了渔船数量多，其捕捞方法，渔网的网目都直接影响着渔业资源的生长与恢复。第二，水产养殖业不规范，海洋污染严重。众所周知，自然资源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一定的规律。从海洋渔业资源的角度说，若经过较大的人工改造，必然打乱固有的自然生物生长环境，使不少传统的地方名产变态变性，甚至灭绝。在养殖用药方面，滥用药物现象更是十分严重。除此之外，陆源的如工厂排污、农业用药及海上船舶排污与海损事故造成的污染等，也给沿海水产资源造成了极大危害。第三，渔业执法不严，执法放宽现象突出。从目前现状来看，渔业执法不严有5种原因：一是生产与管理不分，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二是渔业执法体制所致，出现以罚代管；三是海洋捕捞收入递减，管理出现放宽现象；四是特殊的执法环境和现有的执法手段使渔业执法变得软弱无力；五是个体渔船的自由性使渔业法律法规难以正常实施。   二、水产资源开发的阶段性目标、模式、政策特点和效果（如表1所示）   三、战略模式和步骤的演化分析   我国水产资源开发战略，是关于我国水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带有全局性重大问题的分析与对策。在这里我们通过上文对水产资源开发阶段性目标、模式、政策特点和效果分析，总结出历史上的四种水产资源开发战略，并做一比较。   （一）速度型开发战略。主要强调资源开发的速度，突出外延开发，以水产品数量的增长为目标。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建国开始到“七五”期末的41年时间里一直采用这种开发战略。事实上，我国水产量确实得到了高速增长，并于“七五”期末跃居世界首位。这个成绩是与我国采取的水产政策和良好的水产资源状况分不开的。然而，目前我国的资源优势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水产资源中的捕捞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而出现衰退。因而，继续采取速度型战略，片面追求高速度，在今后，特别是当前，很难采用。   （二）主体型开发战略。即在资源开发的主攻方向上，是以海洋为主，还是淡水为主，是以养殖为主，还是捕捞为主。我国在分析了世界水产业发展的趋势及总结本国水产资源开发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以养为主”的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对自然水域水产资源的保护增殖和养殖资源的有效开发，有着双层意义。然而人工养殖水域与捕捞水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不具有可比性，不可能强调以谁为主而放松或放弃对另一类资源的开发。在实践中，也不会因为抓了自然水域而阻碍人工养殖水域的利用，或者因为抓了人工养殖水域而妨碍了自然捕捞水域的开发。即使在资金与物资的投入上，也很难互相取代，在一定时期，由于某类资源的开发不足，需要重点开发，是完全应该的，也能产生明显的效应，但从战略角度出发，由于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决定了资源开发的多样性。因而，最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这才是全面理解和贯彻中央关于我国水产业的发展要“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方针的合理措施。   （三）结构型开发战略。其着眼点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水产业的综合发展能力。这种战略虽未在文字上明确表述过，但在实践中是存在的。近几年来，我国对水产业的产业结构，包括生产结构、产品结构、捕捞作业结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就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效果。如何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渔业经济的整体功能，今后仍然不可忽视。然而，结构优化的思想也难以把水产资源开发战略的全部内涵表述清楚。作为水产资源开发战略，不应囿于当前，要放眼于未来，应把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三者有机结合的追求，作为水产资源开发战略的实质与目标。（四）综合型开发战略。即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兼顾现在与未来的战略，要求人们不仅对现阶段各类资源的开发进行积极协调，而且还要重视现在与未来的相互衔接，不仅要求当代水产业的充分发展，而且还要为后代人铺平道路，留下一个健康繁荣的水产业。   四、中国未来水产资源开发战略取向的基本框架   （一）水产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最早是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道斯在80年代初提出来的。下面我们运用该方法对我国水产资源开发做一分析。表2即为：水产资源开发战略道斯矩阵。通过道斯矩阵分析得出7条备选战略。   （二）可行发展战略   将经过道斯矩阵分析得出的备选战略加以综合得出了5条可行战略：   ●充分开发战略   ●养护和合理开发战略   ●“走出去”和“共同开发”战略   ●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战略   ●系统管理战略   （三）对策   其一，对于目前尚未开发的渔业资源和可养殖水域要分别采取相应手段，尽快予以开发利用；对于已开发利用的，要应用必要手段，积极提高内涵生产能力。   其二，要充分利用水生生物资源。要既重视食用经济种类的捕捞、保护、养殖和增殖，又重视对饵料生物的研究与利用；既充分重视土著资源的开发利用，又积极引进适宜的优良种质；既重视利用天然生物资源，又重视人工选育、繁殖、培育新的优良品种。#p#分页标题#e#   其三，积极开发人工繁殖技术与养成技术，广泛开发移殖、增殖和养殖，使适合的水生生物资源与相应的水域环境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其四，不断提高水产品加工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一方面要给水产加工业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其研究、试验等攻关项目提供经费；在土地使用、城建规划、税费减免及外贸扶持等方面努力创造条件，扶持其发展。另一方面，在资金投入上要发挥导向作用，并且引导金融部门及社会资金广泛投入，争取多元化投资发展水产加工业。   其五，继续实施捕捞量“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政策；继续实行禁渔区、禁渔期和休渔制度。加强对海洋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区域的保护，大力投放人工鱼礁。科学合理利用滩涂和浅海的可养殖海域，减少养殖业的自身污染，保护养殖海域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广生态优化养殖模式。   其六，我国远洋渔业的作业区域遍布西非、东非、南亚、中东、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南美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海,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尤其应加强与阿拉斯加、非洲沿岸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合作，采取独资、合资形式开发这些国家的近海资源。   其七，应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公海渔业资源开发和保护管理条约的制定，积极加入国际性和区域性渔业组织，为我国企业利用公海渔业资源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其八，建立部委间协调机制，统一规划管理，简化审批，提供信息服务。安排专项经费支持在重点海区和重大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期工作，以减少风险。对于开发利用世界海洋资源的项目，在出口信贷计划中予以扶持，增加出口信贷额度，放宽信贷条件。对在国外开发海洋资源所取得的份额产品，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方面给予特殊安排，并实行优惠的关税政策。   其九，建立渔业生态经济模式。对水产资源的开发规模和速度不应超过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实施资源和环境综合管理，把水产资源开发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其十，建立水产资源管理体系，包括建设相对集中的管理机构，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多职能海上执法队伍，建立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开展我国水产资源潜力调查工作，尽快制定渔业资源总体规划，作为水产资源开发的宏观指导。

近年来，渔业行业各级部门积极以信息化手段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了大量的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全面推进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在建立健全数据交换机制，推动国家与地方现有渔业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将水产养殖信息化、智能化作为工作重点后，各部门在提高管理效率、服务渔业生产、提高养殖智能化水平、丰富和优化水产品营销模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一、水产养殖业信息化建设现状

为支持我国渔业稳步健康发展，提升水产养殖业综合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紧紧围绕渔业中心工作，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强化渔业信息化建设，近年来逐步建设了三十多个渔业相关政务信息系统，在推动落实体系统计、渔情监测数据采集、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水生动物疾病诊断、水质监测等水产养殖业生产、管理和服务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体系统计系统能够实现一年一度汇总各省、市、县、乡级推广机构、人员、经费、履职情况等基本信息，为上级渔业主管部门了解推广体系整体情况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性数据，为体系改革建设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在水产养殖渔情监测统计方面，已建成系统可供全国16个省约245个市县级用户完成养殖基本情况、上年存塘情况、监测品种月报、分析资料等基本信息及时报送，并可采用“数据挖掘”与“汇总分析”对已采集的渔情数据进行表格与图片形式的分析查看，实现系统客观反应养殖渔业生产状况、及时监测养殖渔业经济运行态势，为我国养殖渔业管理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尤其是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间为政府部门制定并执行“保生产、保供应”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信息采集系统通过采集和汇总分析资源养护基础信息数据资料，使渔业管理部门系统掌握各地渔业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为资源养护工作的科学规范开展提供重要支撑。全国水生动物疾病远程辅助诊断服务网现已形成了目前国内关于水生动物疾病监测、预警、预防与流行病学研究最完整、最系统的数据库，涵盖鱼、虾、贝、藻等水生动物常见疾病的释义，汇集了全国从事鱼、虾、贝、藻等水生动物常见疾病防控专家，为用户普及病害常识和防控技术并开展实时在线咨询服务。以上诸多系统的建设与运用，有效地改善了水产养殖业相对落后的信息化状态，在推进信息服务能力提升，推进渔业现代化建设，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水产养殖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对表的指示以及中央对推动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所做出的战略部署，水产养殖业信息化建设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在发挥数据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应急服务能力水平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一）信息系统各自为政、重复建设

同一个单位内的多个部门都有功能相似的独立系统，重复建设问题较为严重，从而逐渐形成“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的局面。系统在功能设计等方面缺乏复用性和可扩展性，然而水产养殖业工作需求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些系统难以满足业务多变的特点。

本文作者：明俊超 闵宽洪 袁新华 高进 柴天贵 赵才源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水产养殖业发展历史及现状

从20世纪50年代起，水产养殖产量从1950年的2.56万t增长到2009年的247.7万t，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5%［2］。2008年，菲律宾水产养殖产量(水生植物除外)位居世界第9位，产量为74.1万t，为世界水产养殖产量(5255万t)贡献了1.4%(FAOWorldAquaculture2010)。据初步统计，水产养殖从业人员人数为226195人(2002年菲律宾渔业统计)。菲律宾的水产品养殖品种养殖种类包括遮目鱼(Cha-noschanos)、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niloticus)、莫桑比克罗非鱼(Oreochromismossambicus)、鲤鱼(Cyprinuscarpio)、鳙鱼(Aristichthysnobilis)、胡鲇(Clariasbatrachus)、尖齿胡鲇(Clariasgariepinus)、丝足鲈(Osphronemusgouramy)、尖吻鲈(Latescalcarifer)、石斑鱼(Epinephelusspp.)、斑节对虾(Penaeusmonodon)、印度对虾(PenaeusIndicus)、墨吉对虾(Penaeusmerguiensis)、刀额新对虾(Metapenaeusensis)、锯缘青蟹(Scyllaserrata，Scyllaoceanica)、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rosenbergii)、龙虾(Panulirusspp.)、翡翠股贴贝(Pernaviridis)、鲍鱼(Haliotisasinine)、以及海藻(Eucheu-maspp.，Gracilariaspp.，Caulerpaspp.)等［3］。目前主要的养殖对象有8种，为海藻、遮目鱼、尼罗罗非鱼、斑节对虾和罗氏沼虾、鳙鱼、牡蛎和贻贝等，其中海藻养殖贡献最大，达174万t，其次是遮目鱼和罗非鱼等(表3)。海藻的养殖主要在池塘以及公共水域进行养殖，而鱼虾类的养殖方式因养殖对象、养殖环境等因素而不同，以2009年为例，淡水养殖产量约为30.8万t，以池塘和网箱养殖为主，咸水养殖产量达约30.8万t，以池塘养殖为主，而海水养值产量较低，仅约为8.1万t，主要通过网箱和网围养殖。下面通过查阅FAO、BFAR等国际国家权威机构资料和利用笔者在菲律宾进修期间所做的调研和考察，结合该国水产养殖的主要对象详细介绍该国的水产养殖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海藻是菲律宾水产养殖中最成功的水产品之一，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和出口，在历年的水产养殖产量和产值中贡献最大。2009年，海藻养殖产量占总的水产养殖产量的70.23%，达174万t。在菲律宾海藻产量前3位的地区为ARMM(位于棉兰老岛Mindanao)、IVB、IX、VII区，分别为约68.3万t、45.1万t和22.5万t。蕨藻(C.lentil-lifera)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麦克坦岛的咸淡水养鱼塘中最早进行商业化养殖的种类［4］。1973年，“tambalang”品种的发现使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生长速度20d内可以扩大1倍。麒麟菜(Eucheuma)在菲律宾的成功养殖使该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交叉胶红藻(CarrageenanBearingRedSeaweed)生产国，贡献了近72%的产量;其次是印尼、马来和桑给巴尔(菲律宾海藻工业协会，2004)。其主要有两个商品化的养殖品种EucheumaCottonii和Eu-cheumaSpinosum，分别用于提取交叉胶Kappa和Iota，作为添加剂主要应用在奶制品、制药、人和宠物食品加工等食品和工业中，主要产品有精制和半精制交叉胶(Refinedandsemi－refinedCarrageenan)、碱处理海藻片(AlkaliTreatedChips)和海藻干制品(RawDriedSeaweed)(BFAR)(菲律宾海藻工业协会，2004)。红藻品种Gracilaria和Ge-lidium也是菲律宾人食用的藻类，但是主要作为一种琼脂原料使用。海藻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菲律宾海藻工业协会(SIAP)、省海藻发展委员(PSDCs)、渔业和水生资源局(BFAR)、棉兰老岛公平增长(GEM)项目提供的政策和技术支持。遮目鱼(Milkfish)作为菲律宾水产养殖业中最普遍的养殖对象［5］，2009年遮目鱼养殖产量达34.8万t，占总产量的14%。20世纪50年代，遮目鱼的咸淡水养殖开始兴起，1995年开始推广到海水网箱和围网养殖。最早的养殖方法是采用来自潮间带的天然鱼苗，利用咸淡水在养鱼池塘养殖遮目鱼，特别是咸淡水池塘养殖完全依靠天然饵料进行养殖之后，遮目鱼的养殖在菲律宾掀起了水产养殖业的热潮。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遮目鱼养殖范围扩大，包括在该国最大的淡水湖拉古那湖内湖开始采用竹栏和网栏养殖。80年代初，遮目鱼养殖达到最高峰，1984年产量达8.3万t，随着淡水养殖对象的不断开发研究和养殖技术推广，遮目鱼的养殖逐渐被其他养殖对象如罗非鱼、鲶鱼等取代，养殖规模和产量远远低于咸水养殖。20世纪90年代，遮目鱼的围栏养殖扩大到浅海湾和河口地区，特别是在林加延湾地区，遮目鱼养殖很快扩展到淡水和海水的固定或浮动网箱养殖。商业饲料的研发和销售也有效地带动了遮目鱼网箱养殖的快速发展［4］。

2009年，咸水、海水和淡水养殖产量分别为22.5万t、7.9万t和4.3万t。目前，作为菲律宾的“国鱼”，遮目鱼的原种场、孵化场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加上遮目鱼的各项基础生物学、去骨技术、营养与疾病、物流加工等各项研究和配套设施的配备比较完整和齐全，遮目鱼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养殖，为菲律宾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人民的日常膳食中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营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非鱼类主要是非洲的本土品种，在菲律宾并没有在生长性状、生长速度以及品质等方面与之相媲美的养殖品种，但是正是这种引进的养殖品种在2009年为菲律宾的水产养殖产量贡献了10.53%，达26.1万t。莫桑比克罗非鱼(Oreochromismossambicus)首先于1950年从泰国被引进到菲律宾。这种鱼由于颜色深、个体小及外观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并未被该国消费者所接受［6］。1972年，作为浅色品种的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nilotic-us)的引进很快获得了养殖户和消费者的欢迎，是目前菲律宾乃至亚洲太平洋地区水产养殖的主要对象。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尼罗罗非鱼在浮式围网内繁殖技术的发展和在浮式网箱中采用投饲生产尼罗罗非鱼促进了商业化生产。由于缺少对尼罗罗非鱼进行遗传性能改良的研究，以及与莫桑比克罗非鱼的近交衰退，导致了尼罗罗非鱼种质退化。1988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国际水生生物资源管理中心(ICLARM)在这一年开始实施一项计划，为低成本可持续水产养殖开发改良的罗非鱼品系并实现了吉富(GIFT)罗非鱼的生产和养殖推广。至此，养殖户可以很容易获得改良的罗非鱼苗种，加上养殖投入品的可获得性、商品饲料的开发应用、技术推广的有效实施以及政府与渔民、国内和国际组织的全面合作，罗非鱼养殖规模和产量迅速扩大，从1981年到2001年增长了5倍多。虾类一直是咸淡水遮目鱼养殖的套养品种，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单养。目前主要的养殖品种有斑节对虾、墨吉对虾、热带硬棘大鳌虾类和罗氏沼虾等。1969年至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虾类养殖业处于斑节对虾养殖初期的产品促销和市场推广阶段，首先主要是试出口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出口的带动，虾类养殖规模和产量开始快速增加。随后，虾也成为菲律宾的主要出口水产品之一(金枪鱼、海藻和海淡水虾类)，2009年虾类出口额达5510万美元［1］。#p#分页标题#e#

养殖事故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初期，疾病泛滥造成养殖产量的大幅度削减。以斑节对虾为例，1990年产量为38.4万t，1992年48.4万t，而1991年仅为30万t［2－3］。目前，菲律宾的渔业和水生资源局的下属淡水站和国际组织SEAFDEC/AQD的研究人员在虾类养殖技术及其推广、良种保护、繁殖生物学、营养与饲料、疾病防控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为菲律宾强劲的虾类出口提供了雄厚的科技支撑。但是由于菲律宾的饲料行业发展迟缓，菲律宾虾料均需从国外进口，这是限制菲律宾虾类养殖业快速发展的瓶颈。2009年虾类饲料进口额达837万美元，占国家渔业进口总产值的4%，主要来源于泰国(占80%)［7］、中国台湾(16%)、新加坡(1.3%)、中国(0.4%)、荷兰(0.16%)和美国(0.01%)［1］。在SEAFDEC/AQD总部和淡水站的科技人员目前正在实施有关罗氏沼虾的繁殖生物学、杂交育种、营养生理和饲料以及原种保护的研究项目，相信在未来几年里，随着科技的助推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菲律宾虾类养殖规模和产量将会快速增加，也必将带动菲律宾虾类的饲料开发、加工贸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水产养殖业的加工、消费与贸易情况

本文作者：乔军辉 赵宏亮 单位：宝鸡市冯家山水库管理局

加强水源保护宣传教育

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和“法制宣传月”等活动，经常组织职工和执法管理人员，深入库区及周边，采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悬挂横幅等形式，进行水源地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宣传，增强了库区乡村组织、人民群众、来水库参观游客保护水源的意识。狠抓水源污染防治认真执行《宝鸡市冯家山水库水源保护管理办法》，严格禁止在水库开展网箱养鱼项目，防止投喂饵料造成水质污染；严格禁止在水库库区修建娱乐设施和开展水上游乐活动，防止造成人为水质污染；严格查禁向水库倒渣弃土、排放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污染水质问题；严格保护水库生态鱼类，靠鱼类摄食水体中的浮游生物、有机碎屑和藻类，控制有害生物繁衍，抑制水体富营养化发展。开展水源地生态环境整治积极实施了库区水保生态治理工程，治理库区水土流失12km2，新建苗圃35亩，育苗7.5万株，建设生态园154亩，完成库区植树85万株，造林5556亩；更新改造库区重要工程设施，加固堤岸，绿化美化库区环境；实施库区和城市供水引水明渠隔离网工程，设立保护、警示标志牌等，使库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加大水源保护执法力度针对水库水域辽阔，库区地形、社情复杂，偷盗、破坏水利设施、林业和渔业资源的行为及涉水案件多发等情况，管理单位充分发挥水政、渔政执法组织机构作用，加大依法查处破坏水质案件力度，有效保护了水源地安全。实施水质有效监控水库管理专业人员坚持每月1日、11日、21日三次定时定点在距引水口上游1km的断面采集水样，及时送达专业检测部门进行水质化验，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检测结果；同时发挥水库枢纽安全监测、图像监控、自动测报等自动化管理系统作用，对水库水质实施有效监控。多年检测结果显示水库水质良好，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各项检测指标稳定在地表Ⅱ类水质标准以上。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流域内绿化覆盖率较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特别是每年汛期洪水含沙量增加，杂质和杂物增多，对水质影响很大。库区一些建设项目存在污染隐患。如穿越水源地的宝中铁路、宝平高速公路、千阳千湖湿地公园等工程没有必要的防污措施，直接威胁水库水质安全。流域内的污水处理重点设施，因资金不足等问题，运行难以维系。在治理水库炸鱼、排污等违法事件和库区水保、生态保护、资源开发等方面，由于库区各县和水库专管机构在土地权属、治理理念、利益和工作上的矛盾，缺乏有关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体制和机制。水库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目前仍留居有陈仓区和千阳、凤翔县7个乡镇、26个村、81个村民小组近20000人，人畜活动给库区封闭管理和水源保护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几点建议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冯家山水库的水质和水量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关系到宝鸡市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按照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要建立水功能限制纳污红线，整治饮用水一级保护区污水排放总量控制方案，推进实施排污许可有偿使用机制，全面改善水环境生态治理”的要求和满足大城市百万人口用水需求目标，对加强冯家山水库水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充分认识库区生态环境重要性，增强水源保护的自觉性各级政府、广大人民群众要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对水源地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自觉落实省政府《关于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及验收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和《陕西省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同时建议市政府修改完善1996年颁布的《宝鸡市冯家山水库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增加对破坏水源地生态环境、污染水源事件和行为等的行政处罚的相关内容。治理流域生态环境，控制水土流失冯家山水库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控制水土流失、保护水库水质的有效途径。

作者：肖祥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随着海岸带和海岛开发范围和密度加大，沿海工业污染加重，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放，不仅造成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下降，局部海域水质指标超标甚至成为污染区域(如防城港、钦州湾近岸局部海域受无机氮和石油类污染物污染严重)，而且还造成近岸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和海草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二是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由于内海捕捞过度、海水养殖、海岸湿地围垦和海洋环境污染等，附近海区生物种群减少、一些珍稀海洋生物濒危，改变了海洋生物群落结构，降低了海区生物多样性。三是海洋捕捞造成北部湾海洋渔业生态系统退化。由于内海和中下层海产资源捕捞强度过大(达到90%左右)、捕捞工具改进和渔民缺乏可持续性捕捞意识，渔业资源无法承受高强度的捕捞行为，捕捞增产只能靠大量捕获幼鱼和低营养级劣质鱼种，“营养级联效应”造成北部湾海洋渔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下降［1］。是海洋资源开发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率不高，严重制约北部湾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北部湾海洋生物综合开发层次和效率普遍较低，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占主导，而海产品加工、海洋生物医药开发、海洋生物产品贸易等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慢、规模小，加重海洋生物系统产出压力。第三，能源安全问题。北部湾能源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能源的利益争夺和矛盾冲突加剧;能源供应与需求矛盾突出;能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综合开发利用不足、效率较低、浪费大;能源环境污染严重;能源贸易与世界市场脱节，能源价格存在不合理之处;工业能源、城市能源和生活能源供需紧张，等等。这些问题加剧了生态环境压力，使泛北部湾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第四，湿地生态安全问题。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6－2030年)》，广西北部湾共有湿地47．78万公顷，其中近海及海岸湿地33．60万公顷，河流湿地5．20万公顷，人工湿地3．90万公顷。

当前，北部湾湿地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随着北部湾经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工厂兴建，湿地面积缩小。二是人为破坏。20世纪50年代的围海造田、90年代之后的滩涂围垦养殖等，造成湿地遭受很大破坏。三是湿地功能由于遭受污染有退化趋势。第五，森林生态系统安全问题。一是沿海防护林受破坏严重、沿海防护林生态系统功能低。二是森林树种单一、结构简单，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整体功能较低。

维护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的必要性

维护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需要。

第一，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一是不能忽视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近年来我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值约占GDP的14%［2］，因此泛北部湾区域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不容忽视。二是泛北部湾区域内各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对生态资源的争夺、对生态恶化的责任推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三是某些国家打着“环境责任国际化”的幌子，借环境安全之名干涉他国主权，推行“环境殖民主义”，将区域问题国际化。四是就国内政治发展而言，以人为本的生态执政观是政党执政理念的优化;各级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树立绿色政绩观、打造生态型政府;用生态安全理念指导社会建设、推进生态型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意义。

第二，维护区域稳定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构筑和谐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具体实施，就面临的生态安全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而言，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刻不容缓，这是推进区域合作、交流、共赢、发展，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维护区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