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研究范例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从克罗齐起，关于比较文学的争论似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争论的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展开的。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恰好是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发出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的谶语，并为比较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级学科，其中含有比较文学，后者是一个有价值的但却是从属的领域。”[1]（P161）2004年，作为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起草人的苏源熙，也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像比较文学这样一个由例证（及例证引取理论）构成的学科，很难说有学术上的独立性”。[2]（P12）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已经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动下，巴斯奈特又对自己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否定，直接宣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3]（P6）巴斯奈特等人与比较文学的“较劲”，再次激起了人们讨伐的冲动。在反对者看来，巴斯奈特等人简直是在睁眼说瞎话，君不见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多么庞大、人才培养多么富有成效、学术成果多么令人瞩目。但是，反对者似乎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种层面上认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认为“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3]（P6）也看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确有其繁荣的一面，数十个国家设有分会，相关的杂志、学术会议、研究生项目，以及各种学术组织的繁荣景象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坚实的研究领域而存在”。[3]（P4）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否认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而是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他们否认的只是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避开这一切入点，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对待比较文学，应该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首先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那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观念，其实是对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误解，人们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问，是假定在这种误解成立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同类其他学科的特殊品格，换言之，它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4]（P56）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学科理解的共识。比较文学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一般认为，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不是“比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可以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吗？在此，我们得分析一下我国的学科划分。根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分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11个二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解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话，比较文学就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因素，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学因素的话，其实就是僭越了学科界限，在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苏源熙的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课程的进步倾向本质上已经是比较性的了’，那些被认定为搞比较文学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2]（P21）比如研究韩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与佛教的关系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外来影响。研究英国文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此一来，其他学科的相关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都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令人瞩目”的原因。

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5]（P12）#p#分页标题#e#

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6]（P143）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间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

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7]（P14）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8]（P78）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

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9]（P5）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

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①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10]（P178）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11]（P44-45）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p#分页标题#e#

学术写作课程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写作能力，帮助研究生了解本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使他们学会如何阅读、评判、分析与利用资料，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技巧、方法与规范。众所周知，科研论文作为一种书面交际形式，在任何学术环境中，人们最为追求的语言及思维的能力都希望在其科研论文中得到最好的体现［1］。因此，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提高其科学研究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学术写作课程教学改革的理念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对学科发展的动态和趋势、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与现象有敏锐的眼光，使自己站到学科研究的前沿，这是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同时，开展科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善于学术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问题，或者对研究领域的发展作出理性的思考、分析、评价和预测，这需要研究者具有敏锐的思维和眼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们认为，对于研究生来说，科学研究与学术写作能力是研究生的必备素质，其核心是要具备高层次思维能力(criticalthinkingskills)，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应以培养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为理念。   近二十年来，高层次思维能力被西方教育界广泛关注并被列为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我国有学者将“criticalthinkingskills”译为“批评性思维能力”。此译法易被曲解，难以完整准确表达原义，而译成“高层次思维能力”更为贴切，更适合我国国情［2］。根据Paul与Elder的论述，从词源上讲critical来自于希腊语的两个词根:一个是kriticos，意为“有眼力的判断”(discerningjudgment);另一个是kriterion，意为“标准”(standards)。二位学者认为“高层次思维”(criticalthinking)可定义为“为了决定某东西的真实价值或优劣，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明晰的思考，以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其中包含三个维度:分析(analytic)、评价(evaluative)、创造(creative);作为高层次思维者，分析思维是为了评价思维，评价思维是为了改进思维［3］。由此可见，高层次思维源于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投入，是以改进自己的思维为目的，通过分析与评价，对自己思维进行系统的监控，发现并提出问题，研究未知，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对研究生而言，其学习的核心是“研究”，研究的关键就是“创造”，即“创新”，高层次思维能力是学术创新的原动力。   二学术写作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实践   (一)学术写作教学以文献阅读为依托   学术写作是学术语境中为从事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课题申请书、科研论文、学位论文等特殊写作目的服务的一种写作方式，与文献阅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二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就学术写作教学中的文献阅读而言，关键是要任课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指导研究生查阅反映国内外本学科或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最新成果的文献，这是研究生尝试学术研究的根本保证，也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学术写作能力的最基本途径。所以，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要有助于培养提高研究生查阅文献、分析评价资料、吸取学科或研究领域前沿知识的能力。钱伟长曾指出，研究生学习阶段要着力培养以下能力，这样就永远不会落伍。第一是会找资料，找你需要的资料;第二是自己会读这些资料，能很快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核心最有用的东西;第三是要有眼光，能够从中发现、提出问题，看到进一步发展的景象［4］。通过教师指导下的文献阅读，强化研究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敏感性，促使研究生追踪学术前沿，充分发挥研究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   (二)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设计   Grabe和Kaplan指出，写作能力非“自然习得”(natu-rallyacquired)，而是学校或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传承”(cul-turallytransmitted)，写作是一门技术，是必须通过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才能掌握的技能［5］。目前，英语写作教学似乎还没有固定的模式与行之有效的方法，写作教学与研究有着较大的探索余地和空间［6］。所以，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应根据研究生培养的自身规律，着眼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有计划、分步骤地对研究生在学术写作的基本特征、研究设计、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训练，使他们学会如何阅读、评判、分析与利用资料，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技巧、方法与规范，有效提高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学术写作水平。   1．采取模块式教学   根据课程的教学改革理念，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课程采取模块式教学，教学内容主要由六大模块组成，充分体现本课程教学内容的个性特征。这六大模块是:第一模块“学术写作的基本路径”，介绍学术写作中必须考虑的“受众———目的———结构———文体———语言———表达”等问题与策略［7］;第二模块“选题研究”，介绍科研论文选题的技巧与策略，论文题目的选择、写作与提炼。第三模块“文献阅读与综述”，介绍文献阅读、资料占有与处理方法，文献综述的类型与特征以及文献综述的写作技巧;第四模块“研究设计”，介绍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第五模块“学术写作规范”，介绍科研论文的具体格式，写作中的拼写、标点符号等写作基础，夹注、参考文献等开列的格式与规范以及运用缩写形式的具体做法;第六模块“学位论文写作”，介绍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结构、具体格式与写作要求，致谢、摘要、引言、结论等部分的写作方法。   #p#分页标题#e# 2．革新传统授课形式   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注重科学思维方式与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坚持“以学生为主”的教学原则，革新传统授课形式，在教学方法上侧重研究性教学，主要采用课堂精讲、师生对话、小组讨论、实例分析以及研讨课(semi-nar)等授课形式，并定期举行学术论坛，将个性化学习和合作性学习相结合，要求学生全程参与，实现有效的交换思想与学术对话学习。莫雷指出:学习不是孤立的、抽象的、程序化的活动，它是基于沟通的社会过程。与其他个体对话、交流的学习是完整学习体系的一部分［8］。由于学术写作课程涉及面广，课程阅读量大，研究性强，要求学生课前阅读，课堂参与，课后研究，做到课堂教学与课外研究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从着力培养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出发，注重培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探索精神以及实践研究与创新能力。   3．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在教学手段方面，学术写作课程充分利用多媒体与网络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以更丰富的形式与途径呈现教学内容，倡导教学方法的改革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力求传统教学手段与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做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料网络化，在增加课程教学容量的同时增加课程教学的趣味性和可操作性，做到网上作业评阅与答疑，实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和课外研究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总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体验、参与、互动、对话、论坛的方式，注重科学思维方式与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帮助研究生了解英语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使他们学会如何占有与分析资料，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技巧、方法与规范，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促进他们研究能力的发展与科学素养的提高，达到着力培养研究生科学研究与学术写作能力的目的。   4．举办学术论坛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知识是发展的，是内在建构的，是以社会和文化的方式为中介的。学习者在认知、解释、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知识，学习者在人际互动中通过社会性的协商进行知识的社会建构［9］。我们认为，定期举行学术论坛并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就是给研究生创立一个交流思想、建构知识、培养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学术平台，作为研究生课堂教与学的延伸与深化。在课内外的文献阅读过程中，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如作者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这项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其研究发现是什么，这项研究的优缺点在哪，对所读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然后按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写出论文在学术论坛上以报告形式进行交流。研究生在师与生、研究生与研究生、研究生与文献作者、研究生与文献引证作者等进行多维互动的对话与交流，思想的火花得以多层碰撞，在人际互动中建构知识的同时，扩大了学术视野，升华了发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并提高了自身的高层次思维能力。   三新理念下课程教学改革的优势和特色   1．多学科视角下的学术写作   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结合语篇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修辞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写作与文化差异、写作与交际能力、写作与语篇互动等方面来指导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的学术写作，尤其注重文化间修辞学理论对学术写作的指导。跨文化修辞模式研究表明，对于特定的语言社团来说，写作修辞模式是与其文化紧密相连的，尽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西文化在碰撞中的融合将进一步加强，但英汉修辞偏好与文化差异仍是存在的。学术写作亦不例外，因此，多学科视角下的学术写作有助于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更好地掌握学术英语的修辞特征。   2．学术写作规范国际化   学术写作课程采用《MLA科研论文写作规范》［10］(MLAHandbookforWritersofResearchPapers)作为参考教材之一，介绍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MLA)的科研论文写作规范。让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MLA格式规范，使自己研究成果的载体――论文在新世纪，尤其是在当今的因特网时代，更加符合国际规范，以避免剽窃等不端学术行为，严守学术操守，加强学术道德修养。   3．采用原版教材，教学内容个性化   学术写作课程的参考教材以美、英国家的原版教材与著作为主，这样更能针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的学术培养。而且将教学内容分为六大模块，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反映了英语学术写作领域的最新成果，突出了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体现了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写作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指导性和开放性。   4．开展研究性教学，授课形式多样化   学术写作课程在方法上采用研究性教学，坚持“以学生为主”的教学原则，注重高层次思维能力培养，采用课堂研讨等形式多样的授课形式，同时定期举行学术论坛，强调学生的全程参与，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与研究的兴趣与积极性，在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动手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   5．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料网络化   学术写作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料网络化，将部分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料在学校局域网英语平台上运行，既扩充了教学信息量，有利于研究生的自主学习与学术成长，又建立起了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的更为便捷的信息通道。   四结语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一个研究与探求未知的创造过程。研究未知，探索新事物，不断探索着逼近真理，增加新知识，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义务，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状态，甚至具有一种使人得以永生的神圣性［18］。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以培养高层次思维能力为理念，依托文献阅读与模块式教学，试图构建起“文献阅读———研究方法———课堂研讨———实例分析———学术论坛”五位一体的课程教学体系，做到教学内容个性化、授课形式多样化、教学手段现代化、学术写作规范国际化，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突出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体现本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指导性和开放性，培养研究生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在不断提高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水平之同时，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能力。#p#分页标题#e#

一、孔子“诗教”理论与诗学研究   广义的诗教指以孔子为主导的儒家学派进行的评诗、论诗，即结合各时代所赋予的特定人文环境而作出自己的评述，继而达到广为传播、教育后人的目的。汉代《毛诗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著作大都沿袭了孔子的诗论。诗教是一个历史概念，其着眼点和文本含义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更新的。例如，春秋时期四教为诗教之重，而秦汉之际“温柔敦厚”成为诗教的核心理论。撇开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范而不校”的政治心理服务功能，孔子诗教理论中含蓄、委婉的文字表述和艺术审美追求是几经传承、历久弥新的。孔子的“兴”“观”“群”“怨”从文学接受和研读的角度，系统、综合地总结和阐发了诗歌的特质，极其自然地牵涉到汉语言文学“艺术—审美”的特性，其中贯穿辩证的思维智慧和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诗歌中汉语言文字提供了方向和典范，也引导着中国诗学的研究和发展。   二、“诗教”理论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一)引领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思想性、艺术性并重   孔子在开创“诗教”先河之始，首要工作是进行诗歌教材的选择和编写，最后成就了著名的《诗三百》，可谓“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诗经》的思想性在于完全排他的儒家礼教思想，即“取可施于礼义，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与“思无邪”。孔子认为，高度评价意义中的诗在思想性方面应思想纯正、感情真实，使读者感同身受。这种“取可施于礼义”的选诗方法目的在于使儒家义理深入人心，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因此，伦理纲常和名教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诗词的重要内容，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时应立足其儒家思想的受感染度，探究其丰厚的人文精神。   《诗经》的艺术性则表现在诗歌所具备的典范表现形式和集合感染力上，是被“诗教”理论奉为经典的诗学教典。《诗经》是中国古代口头文书向书写文书转变的第一部诗集，毋庸置疑，它吸收了中国民歌的优良品性，加上必要的艺术加工，提炼成最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它与乐曲密不可分，蕴涵和谐的韵律和灵活多变的音调交替，读时朗朗上口、重章叠韵、铿锵悦耳，是艺术性极高的优美抒情诗。   我们在当代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对诗歌语言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继承这一考量标准，树立思想性艺术性并重的评价体系。避免片面地强调“思想好”，而将一些语言幼稚或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捧上文学研究的高位。好的文学作品应具备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和民族文化传承的思想使命，也应像《诗经》一样具有经典的文字艺术和语言魅力。   (二)点播汉语言文学的研究精髓———古典诗歌的意境生成   明代文学家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中有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历来十分重视意境的创造，意境之说一直是诗论家们孜孜不倦的审美话题。   传统的诗歌语言研究大多着眼于汉字起源、文本意思、仄平音调以及诗歌创作背景和作者中心思想，反而忽视了读者最直观感受到的意境之美。探究、评断诗文的意境高下，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笔者认为，可参考童庆炳先生的综合见解，大致归纳为六种言说:“境生象外说”“情景交融说”“诗画一体说”“哲学意蕴说”“生气远出说”以及“对话交流说”。情与景是诗歌意境生成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元素。诗歌意境的核心内涵恰恰是“情”与“景”“虚”与“实”的相生相系，可以说情景交融是诗歌意境的表现特征，虚实相生是诗歌意境的结构特征。   分析、研究、评论一首诗时，如果其单纯言情而不借助任何景物抒发，便显得直白浅露;若只专注于描摹景物而忽视真情实感，又会显得辞藻堆砌。   用沈雄《古今词话》中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情与景的精髓———“单情则露，独景则滞”。可见，有情无景或有景无情的诗作都不能算佳品，缺乏较高的艺术生命。然而，一首诗写了情、写了景，也未必就能产生意境，成为上上之作。意境的表现特征是心与物、情与景的融会、和谐与统一，这与中国古代阴阳调和的道家思想类似，也是古代诗评家在谈论诗歌品读和创作时的引领思想。《四溟诗话》中言:“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成诗。”《诗格》则曰:“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   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可见情与景达到相兼相惬、相互应和，才能产生耐人寻味的意境，这也是我们评论诗文作品的精髓所在。   (三)提升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层次———传承中华文化魅力   以诗教的经典《诗经》为例，研究文学作品的文化魅力可从有形的文字角度入手。《周礼》有言:“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可见“六义”的文字溯源是研究诗文的根本出发点，从中我们可以探究到中国农耕文明所赋予我们祖先特殊的礼物———神话和宗教的精神支撑。   文学来源于生活，《诗经》的文字充满了自然朴素的民歌风貌和农耕实践的“经验”，其文本蕴涵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也是作品被奉为经典、大加推崇的重要因素。诗文中内容丰富，婚恋、丧葬、民俗等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唱响了各阶层人民的心声，其“民本”思想不言而喻。黑格尔认为:“史诗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整体表现，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笔者认为，《诗经》就是这样一座蕴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艺术宝库，其中的每一首诗都刻画了当时社会某一侧面的真实风貌，参观者可以看到各色人物生动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活动。因此，当代学者对汉语言文化的研究，可以文本文字为契机，却不拘泥于有形的表述和描写，进一步升华层次，着眼于文学作品的文化传承功能和价值。#p#分页标题#e#   三、文学研究中“经典”的认定类型与文化价值   (一)文学经典的认定角度   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对文学经典的研讨。它作为文学创作与评判的标准范本，是构建文学研究和评论体系的基准，除此之外，通过对大量经典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掘文学史的事实，梳理文学历史的演变过程，探究整个汉语言文学研究的认识、阐释和评价的焦点。总而言之，对经典著作本身进行辨析和思考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认定经典，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第一，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一个作品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中，它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能产生了影响一个时期的效果，以至于后来者不能完全避开它的存在来言述当时的文学事实，即经典在当时起到引领创作潮流的作用。   第二，在今天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个“今天”是变化的、能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迁的。   在当时不一定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很可能在后来成为文学经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篇，在当时属于文学的边缘文体，而如今却炙手可热。又如陶渊明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晋代显得不合时宜，其后却深受推崇。   第三，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某些作品因其巨大的文学价值而获得了文学史的里程碑意义，具有某种超越具体时代的开创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例如胡适创作的《尝试集》，开创了中国新诗的风格和局面，对后来的文学影响深远。   经典之作，究其最初成因可能不尽相同，创作背景、思想艺术特色也可能各有轩轾，但它们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经典之作一定包含一种可以超越具体时代背景而覆盖到后代的超时性，超越具体描写内容和主题，涵盖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普遍意义。   (二)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文化价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也比较独特。经典作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在民族历史中代代相传，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也对各个时代成员的思想观念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今天这个西方思潮盛行的消费社会里，更需要重提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经典的研究和解读能够维护人类的纯真、完美和进步，带来灵性、激情和希望，促进人类深层心理、精神结构和积极人性的发展与完善。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外围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p#分页标题#e#

同年，陈?、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广告专业开设的语言文学课程在教学目的和课时安排上均与中文专业有一定差异，如何从广告专业的角度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二度设计，着力体现广告专业特色，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一、教学内容上广告特色之体现   目前广告专业的语言文学课程没有专门教材，一般分享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资源。在这种教材体系的限制下，广告专业语言文学教学必须在教学内容上作出适当调整。   在调整过程中我们本着以教材既定框架为基础，结合中外广告史和广告创意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增减教材中的某些内容。   教学重点随着教学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教学重点正是体现教学特色的关键。因此，我们在改革广告专业语言文学教学时，集中力量整合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以培养语感、掌握修辞技巧为核心，大刀阔斧地砍掉了现代汉语语法部分。同时，选取经典的广告口号、广告文案作为讲解修辞技巧的案例。把爱立信手机的广告语“一切尽在掌握”纳入双关的例证；举“格力空调‘非洲到南极一步之遥’”讲解夸张这一修辞手法。在这些案例进入现代汉语课堂后，打消了学生对于开设这门课程的疑惑，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另一方面以提高古代文献阅读能力为指针，灵活处理古代汉语语法部分的教学。以“是”为例，语言学需要说明“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和用法，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语言环境。而广告专业在讲授这个语法点时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只要交代清楚“是”的常用义项为“这”即可。   通过以上语言文学课程内容方面的改革，我们就能够在缺乏专业教材的条件下，较好地解决课时少与内容多的矛盾，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教学方法上广告特色之体现   突出广告专业特色，除了从语言文学教学内容方面着手外，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也势在必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首先，创新教学思路，变专业教育为素质教育。实际上，对于广告专业而言，广告专业的语言文学教学这些课程应该以涵养人文素为主，把文学视为认识社会人生的一个窗口。另外，“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情操，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广告语言文学教学又一重要思路。   其次，强调知识的迁移，培养学生把文学知识转化为广告创作素材和表现方法的意识。作为优秀的广告人才，必须能够把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这一点在后现代广告创作上表现尤为明显。后现代广告作品往往通过广告图像及其文案符号与古典的、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意象互转，刻意营造超脱现实的陌生感和幻觉感。   第三，在作品分析中增加“广告”这一纬度，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广告元素。比如《水浒传》，不仅描写了梁山泊众好汉的传奇故事，还透露出那个时代大量的商品经济信息。从广告学的角度介入研究，不仅彰显了广告专业语言文学课程的特色，而且开辟了语言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第四，突出文体知识介绍，帮助学生掌握可以充当广告载体的古典诗词、楹联和剧本等体裁的写作要点。在我国广告史上，从唐朝开始，诗词广告和对联广告就源源不断。因为这些广告形式契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而且在文人的参与下，提升了广告文化的品位。因此，语言文学教学应该把这些文体作为重头戏，培养学生的广告文案写作能力。   三、广告特色得以体现的理论基础   广告专业是一个交叉性的边缘专业，对理论训练和知识多样性整合有较高要求。实现学科间的融会贯通，沟通学科间的研究纽带，既是对现代教育者开阔的学术视野的要求，又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时代要求。广告是一个新兴的边缘交叉专业，其专业性质是语言文学课程广告专业特色得以体现的基础之一。   首先，尽管广告专业以广告策划、营销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但是，现代广告大多超出简单的商品叫卖行为，往往借助艺术包装，以审美遮蔽功利。为了达到令人满意的广告效果，广告创作者必须研究受众审美心理，遵循艺术创作原则和方法。   其次，广告专业与文学在研究人类心理，认识人性上有其共同的追求。广告学发源于心理学和营销学，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又分化产生了独立的广告心理学。尽管不同的心理其活动机制存在差异，但人性是永恒的。只有在了解人性、认识人性基础上制定的营销策略才有成功的保证。   最后，广告专业与文学在培养人的高尚情操上殊途同归。一个合格的广告从业人员，不仅应该具备过硬的专业技能，而且要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语言文学课程广告专业特色之体现，是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要求。教学工作的复杂性主要在于教学对象的千差万别。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受众。我们在设计广告专业的语言文学教学时，应该从广告专业学生的视角出发，突出学以致用的特点，突出广告专业特色。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自改革开放40年以来蓬勃发展，在外国文学批评方式“中国化”的革故鼎新中，研究探索新时代外国文学的发展新趋势对于推动该领域的多元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8月19日到21日，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全国170多名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围绕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1．外国文学研究热点问题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展望

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提出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时代特征、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独特经验是未来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方向。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应努力将中华元素融入世界文明的发展大潮中，通过与世界各国文明的比较互鉴，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不断丰富拓宽，同时，更要推动并努力实现世界话语层面上的中国发声。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作家创作题材的可能转向。应通过理论反思的方式重回原点，以探索21世纪外国文学所蕴含的地域特征与跨国文化交汇的多元风格，多层次、多维度探索开拓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四川外国语大学董洪川教授提出“科学主义”与“文学主义”是文学批评的两大主题，董教授以艾布拉姆斯的人文主义批评理念为切入点，从“共享世界”“人文话语”“历史关照”等多个层面充分阐发人文主义批评的内涵本质。中国人民大学曾艳兵教授则提出，当前外国文学在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领域均取得重要进展，理论深度和学术视野得以有效拓宽，优秀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在总结回顾外国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后，曾教授寄语外国文学研究要继续以弘扬国家意识、本土立场为主旨，凸显中国话语和中国形象。

2．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研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陶家俊教授以萨义德的跨文化连接论、帕特里夏•劳伦斯的跨文化文学关联网络论和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体系论为例，指出通过跨文化视阈透视历史、文化、政治、民族、地理等多维度的文学关联理论，突破既定的文学本体论和文化本体论，推动文学研究从本体认知模式向关联认知模式的知识话语转型。湖南师范大学曾艳钰教授以斯坦福大学2010年所成立的文学实验室将定量分析引入文学研究为例，就大数据背景下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做了主题发言，指出人脑与电脑在文本阅读与分析过程中可以有效互补。上海外国语大学胡开宝教授提出以语料库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具有以下优势：可以通过数据统计归纳文学语言和文学创作过程的规律性特征；对文学语言等共性特征和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均可探索；促进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有机统一。

3．外国文学领域新思潮、新文本的审视分析

闽南师范大学张龙海教授探讨了英国石黑一雄作品中的记忆与掩盖；苏州大学教授朱新福介绍了21世纪新出现的气候变化小说；南京大学何宁教授对苏格兰诗人克劳福德诗歌中的科学意象和苏格兰民族性进行解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克东对美国文学新秀阿莱克西《印第安杀手》中跨种族关系的职业伦理进行阐释；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通过计量学分析方法对国内莎士比亚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分析与展望；南京邮电大学王玉括教授对美国族裔文学中有关非洲黑人生活描写的文学作品进行讲述；复旦大学陈靓教授则关注了美国本土族裔文学批评家阿诺德•克鲁帕特，并就其所提倡的对话性的世界主义模式进行论述；华中师范大学罗良功教授对激进艺术历史担当者辛巴•杰斯的诗歌特点进行剖析，指出其作品跨文类、跨文化、跨媒介的艺术实验以及面向未来的历史书写范例；山东师范大学王卓教授则就扎迪•史密斯小说《摇摆时光》中的地理空间意义与跨国文化书写等宏大问题进行启发性论述。同时，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国家、民族与身份认同”“文学的共同体想象”“奇幻文学与技术书写”“文学空间”等四个议题展开广泛研讨。另外，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主编曾艳兵、《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主编陈勇、《山东外语教学》主编王卓、《外国语文研究》主编罗良功、《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副主编陈靓等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就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包括选稿流程、学术热点追踪、专题设置、文风学风以及学术诚信建设等展开讨论，努力为当下外国文学研究营造更加良好严谨的学术氛围。本次学术研讨会对外国文学领域的发展态势与发展方向做出深入研讨与理性规划。与会学者提出的诸多启发性与建设性意见，必将推动我国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发展。

［摘要］

小学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上存在适切性的问题。小学教育专业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在广度方面，角度上要多元，数量上要精简，同时要兼顾古代蒙学与儿童文学内容;在深度方面，要准确透彻;在体例安排方面，宜采用“纵向文学史描绘———横向要点剖析———作品本位”的模式。

［关键词］

小学教育;古代文学;适切性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地方高校面向山区农村创新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14JGZ139)。

中国古代文学是小学教育专业(下文简称“小教专业”)的主干课程，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其重要性也将愈加凸显。目前，多数高校小教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是借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与体例，略作简缩、调整。其实由于专业的不同，小教专业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在广度、深度与体例安排等方面较汉语言文学专业均应有明显区别。可以说，小教专业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存在适切性问题。对此，本文结合教学中的体会，从三方面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