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理论范例

将多门课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协同建设，在文艺学领域里，始于198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领衔的文艺学系列课程的教学改革。该系列课程由“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三门课程构成，它们“分别承担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传授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批评实践能力的任务”。该系列课程已于2003年立项为国家首批精品课程。在系列课程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随着课程理论本身的发展，教育理论界将这种关联紧密、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多门课程协同建设的实践称之为课程群建设。本文论及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主要是指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方案中由文艺学学科开出的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为两翼，以“文学批评”为落脚点的课程性质相同、功能相异、服务同一教学对象、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门课程的整体建设。近年来，以课程群的思路来建设文艺学学科开设的多门课程的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与赞同，不同高校的文艺学课程群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国家、省、校三级教育管理部门的立项资助。通过几年来的立项资助，文艺学课程群建设成绩斐然，引起了教育界的瞩目，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下几个问题是当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尚未得到应有重视，而又必须重点关注和处理好的。   一、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与教师培养的问题   通观国内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近年来文艺学教学界的主要兴奋点和着力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是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造，（2）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3）课程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变革，（4）课程群建设成果的固化与教材建设。以上几个方面确实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应该加强。但在近年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太过集中于课程群的内涵建设，导致只见独立于教学活动主体之外的课程内容、方法、手段与教材的建设，而忽略或者遗忘了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这一重要的“人”的因素的建设，以致在课程群建设中，只见“物”而不见“人”，这就是说，只见课程内容与教学条件的建设，而不见教学活动主体的建设。   在我们看来，教师在课程群建设中至关重要。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了课程内容的理解者、阐释者、建构者与传播者，学生则是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评价者和接受者。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我们理应重视教学主体之一教师的培养，强化“人”的建设。如果没有合格教师的培养与建设，没有教师正确的理解和有效的阐释，再好的课程内容，再完善的知识体系，再优秀的课程教材，对于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低效”或者“无效”的课程资源。这将不利于学生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如此一来，最终将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落空。   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如何实现对教师的培养？在以往的理解中，教师的培养我们主要着眼于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术能力的训练。但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视野中，我们强调对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的培养。那么，究竟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在我们看来，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必须首当其冲地培养教师形状一个完善的文艺学知识结构，使教师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有一个立体、多维的知识视野，能够从课程群的其他课程中驾驭和把握该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教师终身只教一门课程的做法，让参与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所有教师，轮番从事“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一组课程的教学。通过课程群教学的实践，从教学制度安排的层面迫使教师必须从单门课程的局限中走出来，打破此前课程与课程之间森严的壁垒，树立教师以课程群为基点的整体课程观，在教学实践中使教师的知识构成日趋完善，知识视野慢慢得到拓展，自身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此外，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由于整个文艺学课程群的任课教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教学团队，加之在制度安排层面上要求人人都得从事课程群中所有课程的教学，因此对于如何理解教材、如何阐释教材、如何拓展教材，如何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传达，课程群的所有任课教师都会有经验性的体会这样就能够进行实际性的“交流”和“切磋”，能够针对同一教学对象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教学经验为依托而不是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建设性意见，从而使参与课程群建设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能得到实际性的提高。通过课程群建设培养教师，在具体形式方面主要有老教师的“传、帮、带”、课程群的专题教学研讨会，以及将需要培养的教师送往国内高水平大学里进行相应课程的专门进修和访问等。总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教师的建设，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建设的重要性，更要挖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培养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二、文艺学课程群诸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课程群，根据教育理论界的共识，从数量上说一般由三门以上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而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课程群中必须以某门课程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开设出若干门子课程；第二，课程群中的所有课程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课程；第三，课程群应从属于某个学科，相互之间有着合理分工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各个具体的建设单位将文艺学的若干门课程在申请立项建设时作为一个课程群来对待，但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往往并没有将这些课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在文艺学课程群名义下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各自为政，课程内容在建设的过程中，相互交叉、重叠、条块化分割、对话性欠缺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由于课程群中各门课程之间的课程使命、目标、功能与任务没有很好地协调与理清，在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课程群教学的整体优势和集团效应。因此，在进行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过程中弄清各门课程在整个课程群建设中的地位与关系尤为重要。只有理清了这种关系，各门课程就能各司其职，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大可能地发挥出应有的课程群效应。#p#分页标题#e#   理清文艺学课程群中诸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各门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地位来讨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简介》（1998年版）和国内众多主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一般被设定为专业基础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被设定为专业主干课，“文学批评”则被设定为专业拓展课。由此看来，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是为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各门专业课程奠定必要基础、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通过“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获得的各种知识、素质与能力是进一步学好“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文学概论”是课程群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课程群中的核心地位，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课程则构成了文艺学课程群的两翼，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广大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学概论”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强化和印证。“文学批评”作为专业拓展课，是学生在掌握文学概论、文论史的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对学生运用文艺学相关知识分析文艺现象与文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落脚点，是对学生素质能力进一步拓展与提升的课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理清诸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视角，则是从文艺学课程群中各门课程的性质的差异来分析。根据文艺学界的共识，由于研究任务、目标、内容、方法和使命的差异，文艺学一般分成五个学科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在教学领域中，文学史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具体化为“西方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门课程，它们均独立于文艺学课程群而专门开设。因此，在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课程群的内涵较学科意义上的文艺学学科群要小得多，主要包含以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为课程内涵的“文学概论”、以中国文学理论史与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文论”、以西方文学理论史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西方文论”、而“文学批评”则更为强调的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解读、理解文本时的运用，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具体而言，“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主要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哪些、文学从哪里来、文学有何作用、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等有关文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元”命题来建构课程的内涵，它是文艺学课程群中“论”的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术语，在面对文学问题时，能够用专业术语对其进行解答。“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这两门专业主干课则是以中西文艺实践的历史作为依托，描述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每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与理论术语是怎么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与艺术实践中生发出来的，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哲学方法论，描述它们的变化、发展与演进，给学生提供“文学概论”课程中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要如此解答的历史支撑。这两门课程是属于理论“史”的范畴。“文学批评”则是强调课程的实践维度和操作程式，主要是在上述三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学会使用文艺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去阐释和解读各种文学文本，使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阐释有一定的方法论自觉，超越未接受文艺学训练的印象式阅读和理解，使学生在阐释文艺现象时具有文艺学的专业特征。文艺学课程群建设需要一种整体思维与全局视野。   根据这些分支课程的功能和性质，我们在对文艺学的诸门课程作为课程群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理清各门课程之间那些交叉、重叠的内涵，摆正各门课程的位置，理顺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内容即便在课程群的几门课程都要讲解，但讲解的侧重点与方式是肯定要有所区别的。譬如都要讨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概论”课程中，主要是阐述文学批评的性质、特征、类型与方法，但在“文学批评”这门课程中，则主要强调各种具体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和操作。总之，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课程教学目标，那就是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构架，让他们分析文艺学问题时，既要有一个“史”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谱系，也要有“论”的内在周延性和学理性，从而整体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问题   从建设的维度来审视文艺学课程群，就意味着文艺学课程群下的各门课程是未定型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和最终固化的，这表现为：（1）“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等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将随着文艺学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出而进行调整；（2）文艺学课程群下包含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四门课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有可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迅猛发展而产生新的课程，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包含的课程愈来愈丰富。历史地看，科研成果向课程的教学资源转化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在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教学资源的转化太过缓慢，教学领域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更新远远落后于本学科的相关研究。   从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际来看，“文学概论”课程基本上沿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里所使用的编写体例、知识体系与基本观念，近十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并未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此前由本质主义所建构的文艺学知识构架在经过十年来的争鸣与讨论，很多观点和问题都明显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和不周密性，但教学界并没有及时地来清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还基本上停留在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等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当代海外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贡献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吸收。“西方文论”的课程建设基本上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为底本，吸收了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和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的内容而形成。西方文论20世纪以来本身的发展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课程建设的资源。总之，目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从整体上来看，面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保守和滞后，科研成果转化成课程建设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p#分页标题#e#   在我们看来，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立场，敞开胸怀吸纳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课程教学资源，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可以有以下三种路径：   （1）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提供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结论，更新或者补充文艺学课程群相关问题的阐释和解答，“从教学角度来看，这些科研成果进一步证实了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增强了文艺学课程群中基本问题理解的多元性与对话性。   （2）根据文艺学本身的发展，增加相关课程的教学内涵，使课程的教学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和完善。譬如在教授文学批评方法的时候，晚近兴起的性别批评方法、文化研究方法这些尚未进入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课程内容的开放，及时将这些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从而使课程教学的内容与学科发展的水平的距离尽可能地缩短。   （3）将本学科发展的大量最新前沿研究成果集中向文艺学课程群的课程资源转化，开发出新的课程，从而使本课程群中相互关联的课程更为丰富和多样。这种以新课程的形式来实现科研资源向课程资源的转化一方面可以以专题的形式来开发。如结合当前的研究热点，我们可以开发出“视觉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媒介变革与文艺发展”等课程，也可以以综合的形式来开发，诸如增加“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这类新课程等。只有这样，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才能够扎根于当下的学术语境和生活情境，才能够得到较为丰富的学术滋养而永葆生机，才不会沦为离我们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高头讲章。   总之，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制度变革、学术研究的现状紧密相连。除了上述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亟待厘清和解决外，还有一些问题也较为重要，诸如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专享与共享问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目标与实效问题也值得展开认真的研究与仔细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汉语言文学教育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文科类专业，包含古代汉语、中国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以及古代文学史等多门课程，承载着弘扬传播该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使命。同时，饮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练着诸多优秀的文化元素。面对当前文化强国发展战略，汉语言文学教育应充分发挥载体作用，将饮食文化融入其中，并促进其更好地传播与弘扬，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繁荣发展。由吴澎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第3版）一书，基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起源和现实发展，系统介绍了八大菜系的基本特点和各民族代表性风味小吃，并从饮食文化细分领域入手，深入阐述酒文化、茶文化、筷子文化等内容，论述饮食文化与文学作品、节日习俗、名人典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传播与弘扬中国饮食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饮食文化》该书共包括9个章节。第1章基于学理视角，系统梳理该研究课堂的基础理论内容，阐释饮食文化的基本含义与地域特征，并简要概述其发展演变历程和孔孟老庄的饮食思想。第2章介绍中国八大菜系，包括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的发展历程和代表性菜品。第3章详细介绍酒文化相关内容，阐述酒的起源和类别划分，介绍茅台、汾酒、泸州老窖等中华名酒，并重点论述酒文化与古代文化、历史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第4章从茶文化的历史渊源出发，系统梳理茶文化发展历程，并阐述茶与文人之间的联系。第5章以《红楼梦》和金庸小说为例，详细介绍文学作品中的饮食文化。第6章结合饮食与传统节日、人生礼仪之间的联系，介绍春节、元宵等节日食俗以及诞生礼、婚礼食俗等礼仪食俗。第7～9章分别介绍中国的筷子文化、饮食礼仪、历史名人饮食等内容。

中国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内容，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融汇着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将地域特色饮食和相关习俗流传下来，而且凝聚着精神文明成果，充分体现出不同地域的思想理念、价值观、文化风俗以及历史传统，为探究古代文学、名人典故以及民族优秀精神品质提供了启发与参照。同时，汉语言文学教育通过课文、诗词等内容，将饮食文化贯穿其中，使当代人得以系统了解饮食文化、掌握相关词汇与常识，有效推动传统饮食文化传播。从现实意义角度来看，汉语言文学教育与中国饮食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为弘扬饮食文化提供有效载体。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精髓部分，并借助于历史典籍、文学名著、文献资料等文字载体得以流传和保存。汉语言文学教育立足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视野，通过系统的理论讲解、知识梳理培养学生的汉语文化素养、汉语言文学理论功底以及良好的传统文化应用能力。因此，汉语言文学教育也可称为“语文教育”。尽管当代大学生在教育早期阶段已接受了一些基础性的饮食文化启蒙知识，对中华饮食文化具备初步的认知和了解，但随着时代发展变革，文化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西方文化开始借助信息网络载体或者其他隐形方式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西餐热、咖啡潮等现象，对民族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价值观形成造成较大冲击。在此情况下，汉语言文学教育借助文学作品赏析，引导学生深入学习酒文化、茶文化、地域菜系等传统饮食文化内容，使学生切实体会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厚底蕴，从而真正重视饮食文化，逐步推动饮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2）提高汉语言文学教育质量和水平。饮食文化和汉语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具有良好的传承性和历史性。中国饮食文化内容繁多、种类多样，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哲学，在饮食方式、菜名、食器等方面均有内在的考究和典故来源，并且对古代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汉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要素材。长期以来，汉语言文学教育始终秉持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一味地将深奥晦涩的文学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使教学过程日渐僵化、乏味，学生对传统文学等内容的学习兴趣也逐渐下降；而且教学体系单一，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文化形态未实现创新融合，使传统文化理论逐渐脱离于当今时代发展实际，使学生难以产生思想共鸣，影响教学成效。而饮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能有效改变当前的理论化讲解模式，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形象，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推动文化传播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

立足教学实际，汉语言文学教育要想切实融合饮食文化内容，增强传播效果，必须深入研究中华饮食文化特点，构建科学有效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说，中华饮食文化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烹饪方法丰富多元。相比于西式饮食，中国饮食文化更加注重烹饪方式的多元化，研制出几十种饮食烹制方法，如蒸、炒、煎、炸、煮、烧、卤等。通常一道菜肴需要多道制作工序。比如，《红楼梦》中提到的“茄鲞”需要先将削皮的茄子和洗净的肉切成碎丁，再用鸡油炸，同时将鸡肉脯和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丁儿，放入鸡汤中偎干，用香油收汁，外加糟油，放在罐子里密封，在食用时用炒过的鸡瓜子搅拌，方可食用。正是由于制作工序的繁杂多样，中国饮食衍生出各种风味的菜肴品种，构成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体系。除制作方法外，火候也是中国菜十分注重的一个要素。一位成功的中式大厨必须准确把握每道菜的火候，使菜品发挥出最佳味道。

文学理论课程是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一般在大学一二年级对学生讲授。   作为该专业的基础入门课，文学理论课程在整个学科设置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在向学生传授文学基本原理知识的同时，还旨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启迪生存智慧，陶冶高尚情操等，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感悟文学，思考人生，整体素养得以提升。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这种理想的教学效果是很难达到的，甚至使文学理论课程的“教与学”同时陷入危机。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讲，是由文学理论课程的学科特点、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不当、学生自身理论素养不够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是课程自身性质。文学理论课是一门阐释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课程，是对文学普遍规律的一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归纳和总结。因此，就显得抽象、深奥与枯燥。二是学生理论素养的缺失。这门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刚刚开始接触文学史和阅读文学作品，此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文学理论课程则是以古今中外的文学活动为基础来阐释一般规律的，因此，在学生理论素养缺失和理性思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开展教学，良好的教学效果自然难以达到。三是教学方法陈旧。针对课程本身的抽象性与学生理论素养不足的状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努力使灰色的理论形象化，帮助学生理解，从而达到教学效果。而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教师知识陈旧、教学过程照本宣科、教学方法单一的情况，不利于教学开展。   另外，优秀教材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的文学理论教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教学基本目标，但就大多数的教材来讲，依然存在重复率过高、理论层次不明确、相似处过多、学术性太强、现实感不够等诸多问题。加之教材参考书较少，不便于学生的预习和复习。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现状来看，教材的编写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良好的教学效果能否取得。而笔者认为，一本好的教材首先应该具备的要素是脉络清晰。所谓脉络清晰，就是教材的编者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应力求用清楚明朗的体例把错综复杂、枯燥抽象的理论知识融会其中。在这里，教材的体例框架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一本教材编写的逻辑起点和思路的最直观显现。   笔者认为，编者对文学理论的认知能反映在体例框架的建构上，因此，对教材框架的研讨能够从一个侧面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观念的承继和更新。   一、80年代：在承继中发展   （一）“板块”模式的延续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在编写上呈现出明显的承继倾向。在体例框架的建设上，8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及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传统模式及主要理论的延续。在以群本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除了绪论四节以外，将教材分为三编，即“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文学的鉴赏和评论”。其中，又分为十一章，章下以节的形式开展论述，为“编•章•节”的方式。[1]   而后同时期出版的易健本及王先霈本、童庆炳本等都基本是沿袭这一体例，将其按照“编•章•节”或者是“章•节”开展文论梳理。例如，1981年1月，14院校编写组的《文学理论基础》中，采用了“章•节”的体式，把教材分为十二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第一章至第三章，讲文学的特征、本质、作用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第二块是“第四章至第十章，讲文学自身，包括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体裁、内容与形式，文学遗产问题”；第三块是最后两章，讲文学的批评与鉴赏问题。虽然在组织安排上略有变动，但是总的框架是不变的。直至1981年郑国铨、周文柏、陈传才编著的《文学理论》问世，使以群和蔡仪两个经典教材的体系框架特点变得更加清晰，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五大板块”的体系框架———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作品论、发展论。[2]   “五大板块”的框架模式一直持续影响到现在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例如，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8月出版的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修订本），该书即是按照“绪论•编•章•节”的方式论述五大部分，是继承“五大板块”传统的典型个案，只是在具体的章节中增加了新的内容。新世纪以来，某些教材的编写也是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的杨春时等人著的《文学概论》，把全书分为四编十七章，其中四编分别为“总体论、文本论、创作论和接受论”，虽然“五大板块”的传统未被全然承袭，而事实上具体的内容都被融会到章节中。所以，从体例框架的构建上来讲，虽然有些教材对其进行了修改调整，但是总体还是没有大的变化，这种承继特点是很清晰的。   （二）文学理论观点的承继   上文提到，文学理论教材体例框架的建构是一本教材编写的逻辑起点和思路的最直观显现，编写者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在体例框架的建构上反映出来。   80年代的诸多文学理论教材在观念上也是对60年代文论的承继。教材的稳定性特征不仅表现在框架结构上，也表现在内容上。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内容，所关注和论述的焦点大致相同。例如“，美学的观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典型理论”“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等问题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讨论的，直到新时期的教材中依然在研究探讨，而且大部分教材在章节的设置上是雷同的，所探讨的问题和研究的范畴也呈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又如，1985年刘叔成主编《文艺学概论》第三编第一章和1986年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第三章都以“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为标题，这与1978年蔡仪主编《文学理论》第四章与1980年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问题》（修订版）第六章所谈论的问题相同，虽然在具体“节”的内容上不尽一致，但雷同情况可见一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时期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存在很多重复现象。有统计显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教材超过50部，虽然教材在数量上取得了突破，但是质量上却不尽人意。#p#分页标题#e#   二、9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更新   （一）编写模式的多元化尝试   和社会的发展一样，进入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有了很多新特点。在体例框架的建构上，表现出努力突破常规的“板块”模式，推陈出新的意识增强，教材编写具有了多元化尝试。   以童庆炳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要略》为例，在框架建构上，分为“上编理论”和“下编历史”两个部分。在具体内容上，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则梳理中国古代文论和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整体上来讲，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五大板块”的模式，而更加注重内容的融会贯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中，编者虽然也采用“编•章”体式，但是在具体论述中也打破了传统的“五大板块”模式，把教材分为四编二十七章，包括“文学的构成”“历史与理论“”文学与文化”“批评与阐释”，新的框架体例的构建能让读者打破常式，以新的角度和思路看待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学理论》也独树一帜。最新的教材在这方面的努力则是2010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一改《文学理论教程》的体例框架，每章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经典文本阅读”和“相关问题概说”。前者是文本本身，后者则是理论阐释。二者结合，可以使那些枯燥、抽象、空洞和教条化的理论有具体可感的文本作为支撑，因此，更有宜于学生把握和领会。这本教材力求在编者与作者间、作者与读者、文本与文本、问题与问题之间构成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关系，而且冲出了传统“板块”模式的束缚，不能不说是一次大的突破。   （二）研究视域的拓展及观念的更新   在内容上，与新时期初的文学理论教材相比，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文论教材编写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域的拓展和理论观念的更新上。   在体现时代感上，观照现实的力度增强。有的学者把我国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段时间定义为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转型所引起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将很快被作家捕捉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相比之下，文学理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会迟滞一些。但虽迟滞却显现出了对现实的观照力。在近年来，文学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也被反映到教材中来，对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边缘化”“影视文学与网络文学”“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等问题作出了反应。如南帆本“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二十七章”等，分别论述了“传播媒介“”大众文学“”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   中西文论的吸收上，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很难发现专章专节对古代文学理论的探讨，有的只是零星的例证。随着文学理论中国化的不断开展，在文论教材的建设中体现出对古代文论去粗取精式的吸纳，这本身也是一种理论观念的更新。最典型的是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一书中采用我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作为例证的名篇比比皆是。如果说童庆炳只是有意识地在吸收古代文论的精华，那么2004年3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导言中就提及了“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在第二章“文学的思维方式”中专列一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文学思维论”开展论述，可以看出我国文艺界在探讨“古代文论现代化”命题上所做的努力。面对西方文论，也应扬弃适当，去粗取精。中西文学传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具体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中应该显示出独特性。当然，文学也是没有国界的，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对待西方文论，应接纳那些已经定型的、被检验为真理性的东西，扬弃糟粕，丰富我国文学理论的资源。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以承继为主，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则以发展和突破为主的特征。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由形式单一、内容重复陈旧到多元发展和理念更新，一本好的教材的编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但只要能够把握文学自身的规律以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整合梳理并合理吸收多种资源，相信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

从克罗齐起，关于比较文学的争论似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争论的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展开的。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恰好是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发出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的谶语，并为比较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级学科，其中含有比较文学，后者是一个有价值的但却是从属的领域。”[1]（P161）2004年，作为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起草人的苏源熙，也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像比较文学这样一个由例证（及例证引取理论）构成的学科，很难说有学术上的独立性”。[2]（P12）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已经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动下，巴斯奈特又对自己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否定，直接宣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3]（P6）巴斯奈特等人与比较文学的“较劲”，再次激起了人们讨伐的冲动。在反对者看来，巴斯奈特等人简直是在睁眼说瞎话，君不见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多么庞大、人才培养多么富有成效、学术成果多么令人瞩目。但是，反对者似乎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种层面上认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认为“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3]（P6）也看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确有其繁荣的一面，数十个国家设有分会，相关的杂志、学术会议、研究生项目，以及各种学术组织的繁荣景象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坚实的研究领域而存在”。[3]（P4）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否认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而是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他们否认的只是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避开这一切入点，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对待比较文学，应该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首先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那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观念，其实是对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误解，人们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问，是假定在这种误解成立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同类其他学科的特殊品格，换言之，它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4]（P56）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学科理解的共识。比较文学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一般认为，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不是“比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可以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吗？在此，我们得分析一下我国的学科划分。根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分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11个二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解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话，比较文学就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因素，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学因素的话，其实就是僭越了学科界限，在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苏源熙的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课程的进步倾向本质上已经是比较性的了’，那些被认定为搞比较文学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2]（P21）比如研究韩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与佛教的关系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外来影响。研究英国文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此一来，其他学科的相关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都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令人瞩目”的原因。

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5]（P12）#p#分页标题#e#

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6]（P143）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间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

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7]（P14）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8]（P78）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

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9]（P5）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

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①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10]（P178）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11]（P44-45）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p#分页标题#e#

【摘要】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在教育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课程德育目标上存在较大的融通性。本文在分析思政教育和英语文学教育的融通性、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程思政融入英语文学教学改革的措施，以期真正做到思政内容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课程思政；英语文学；教学改革

英语文学课程作为外语教育的基础课程，一直以来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英美文学史课程内容侧重文学史的梳理，而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课程仍以文学史加文学作品文本分析为主，教材内容和测试题仍偏向对文学史知识的考查，导致大部分学生认为英语专业文学课程学习的关键在于知识点的机械记忆。但受语言水平制约，学生又很难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普遍欠缺批判性思维。针对这一问题，将课程思政引入英语文学教学，以思政教育引领英语文学教学，为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在教育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课程德育目标上存在较大的融通性。在英语文学教学改革中，教师应深挖英美文学、文学理论和批评课程的思政内容，找到英语文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具体落脚点，建立英语文学课程群，以培育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为核心，改革课程评估形式和课堂教学模式，真正做到思政内容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

一、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的融通性

思政教育一般被认为是思政课教师和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与注重英语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英语教育有一定的距离。但英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文学教育，在育人目标和育人理念上与思政教育有着共通之处。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程思政建设的规定，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的要求，英语教育同样需要以思政教育为引领，从思政理念、教学设计、学生能力培养和教学评价等多方面开展课程教学和改革。2020年5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从课程所涉专业、行业、国家、国际、文化、历史等角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1]。而在《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以下简称《指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国标》中提到，“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2]。《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中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3]。英语文学教育除了与课程思政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育人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之外，在文学教育的人文伦理、价值观塑造与培养方面也存在着共通之处。文学本就是“人学”，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大都是活生生的人，并且承载着教化世人的作用，能够从人文伦理、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这一点在经典英语文学作品中尤为显著。经典英语文学作品蕴含的观念和语言表达已经成为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文学理论家仍在努力从中挖掘对现代社会伦理和价值观有益的成分。比如，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深入分析了狄更斯的小说，主张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崇“诗性正义”，以推动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和公共决策的开展[4]。由此可见，英语文学教育在育人目标、人文伦理、价值观的塑造和培养方面与思政教育有着内在的共鸣。

二、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维度

英语文学教学中课程思政应该如何开展？理念上，教师要明确“课程思政意味着教育观、知识观和课程观的根本改变，要求知识取向转化为价值取向，凸显课程的精神向度、文化向度和方法向度，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5]。实践上，教师首先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要深入梳理英语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结合课程特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到英语文学课程改革之中。

一、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跨界的必要性   1．课程改革之需要   根据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世界（自然、生活）、作家、作品、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文学的这四个要素就是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文学概论课程讲授的主体（包括本科院校），其内容与形态又可概括为所谓的五论：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源流论，这些知识基本上是先入为主。可近年的文学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要素当中的世界或许还是那个世界，但其他三要素却发生了很多变异，以至于出现了“文学消亡论”。作者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文字上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而扩大为文学艺术从业者，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文联、作协等体制内的作家，也包括凭借宽松自由的市场和科技逐渐壮大的作家、网络和文学粉丝（或说创作大众）。作品在大众传媒的冲击或包装下也不再纯粹是以终极关怀和审美为价值取向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是以商业利润为旨归、依托现代传播技术复制的大众文化产品。读者也不再是充满梦想和激情、寻求阅读享受和审美愉悦的读者，而是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遣者，文学的休闲化、娱乐化、视听化和偶像化等是当前的主流。   作为以讲授文学四要素为己任的文学概论教学要正视这些文学现实语境之变异，不能再单纯地依靠传统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介绍的方式来进行讲授，而应该跨越理论框架与当前文学现实生存语境的界限，努力使理论教学与文学现实语境形成视域融合。有学者就曾直言，我们的文学概论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较为封闭的束缚人的心灵自由的知识传授和思想规训，而非一种诗性智慧的启迪”［1］。而作为讲授文艺理论的文学概论课程如果确实是这样，如果不能关注或解释当代的文艺现状，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变得可疑，就无法为学生所接受，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更别谈什么实现师生间的视域融合，难以为继就真正到来了。所以，我们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不能再孤芳自赏，必须要跨界。朱自清曾说：“‘概论’这名字容易叫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2］   ”高职的文学概论确是如此，它不像本科院校除了文学概论还有其他相关或外延的课程，大多只有这一门讲授文学理论的课程，所以只好“什么都是一点点”。另外，文学概论本身就具有融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于一体的交叉学科性质，所以又“好像什么都有”。   高职文学概论教学窘境很大程度就在于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依本科院校的瓢来画葫芦。我们的文学概论教学应该一方面要跨越理论与现实语境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跨越文学理论与其他课程以及学科的界限，不能像本科院那样固守着文学理论本体进行讲授，而应尽量使它们融合，满足高职汉语人才的职业需求。   2．专业建设之需要   国内著名职教学者姜大源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开放的教育类型，跨越了职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与普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往往只在学校这个“围城”里办教育，而职业教育必须跨越“围城”，跨界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和特征，目前，职业教育所强调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就是对跨界教育的最好诠释［3］。学生在学校是受教者身份，必须接受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制定的理论知识教育，而顶岗实习则以“职业人”的身份参与相关工作。可见，我们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不仅要遵从高等教育所必备的认知规律，也要遵循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跨界需求，遵循学生职业成长、发展规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扎实的知识储备，也要有较强的实践运用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作为文科类的汉语专业也不例外。   高职的汉语专业大多是以“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文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应该培养具有一定开拓精神、创新能力和知识储备的交叉型“跨界”人才。相比本科院校而言，学生不一定要做到专精深入，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但必须要广博通达，具有把所学知识与社会运用综合汇流跨界的实践能力。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专业课程是照搬本科院校，在专业改革和建设上除了对专业课程精简门类和压缩课时之外，似乎还没找到行之有效的突破口，文学概论自然也难逃被压缩课时的厄运，以至于我们许多教师无所适从。为了适应专业建设的需求，文学概论教学必须改变传统封闭的教学思路，要根据社会需求及社会发展变化，因地制宜适当进行跨界探索。相反，我们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教学如果仍旧局限于文学理论本体的圈圈，而不寻求跨界探索，就会脱离“宽口径”的培养目标，也会违背高职教育要面向社会需要的基本准则。   3．人才培养之需要   在早些年的精英教育时代，汉语专业的前身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培养的是专门从事语言、教学的人才，而在现在的大众教育时代，高职院校的汉语专业培养的则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跨界人才。依据笔者所在学校的就业统计，近年的毕业生从事教学的在逐年减少，而从事企事业文员和各种文化、经济传播性质职业的占大部分。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学生所从事的职业与纯文学关系不大甚至没关系，但与文化有关的职业日益增长，尤其是近年“文化产业化”的提出，让汉语专业的毕业生充满憧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学概论教学就不能局限于对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纠缠，去玩什么“玄虚之理”，我们应跨越文学与现实文化的界限、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引导学生从多元视角和方法来观照当下的现实案例（尤其是文化案例），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探讨来提升理论素养，不再让学生有“学习文学概论有什么用”的感慨。   客观地说，高职生源素质比本科院校要差，相对而言，理论基础不扎实、学习动力不足、厌学情绪浓、钻研意识淡薄等表现更胜。他们是伴随着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他们情愿享受时尚杂志、影视、网络等视觉盛宴，不愿进行文学文本的阅读（有阅读也是消遣式的阅读）。他们手里拿的或包里背的不是所谓的经典文学文本，而是流行泛滥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时尚生活期刊或流行视听产品，他们介入的不一定是纯粹的审美活动，而是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p#分页标题#e#   对这些产品的追求，学生也呈现出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学概论教学需要跨界，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与其他课程相比，文学概论与学生热衷的这些日常文艺生活和大众文化产品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天然联系。为了吸引学生，我们可以跨越文学与文化的界限，利用“主体间性”和“互文性”，通过对这些大众文化的批评分析来促进学生对文艺理论知识的掌握，让学生通过切身体会式的学习来奠定将来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二、文学概论课程跨界教学的内容   跨界又被称为“互涉”“交叉”，也有“综合”之意。   跨界思维不是封闭的，而是灵活多样、开放的，一方面要多视角看问题，另一方面要寻找它们的关联交叉点，要把多领域知识进行融合。跨界作为突破文学概论教学困境的一种思维向度，它要求我们教师应与时俱进，要多关注社会现实、要有扎实的理论素养、宽广的视野，要多接触学生乐于接受的东西，并给以指导。鉴于现在高职院校文学概论的教学现状，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跨界融合：1．理论与实践间的跨界结合文学概论的宿命是讲授比“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隐蔽和费力得多的理论知识，而其色彩的灰暗和抽象往往会让学生望而却步。但众所共知，理论是来自实践又要回归实践的，理论与实践就像一间房子的两扇窗户，虽各自独立，又相互贯通，二者之间保持着和谐有度的张力。由前所述，高职院校不同于本科院校，我们的文学概论教学更应打破理论与实践间的壁垒，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间的跨界结合。应采取的举措有：一是教学要走出狭窄的审美领域而跨界进入到开放宽泛的文化艺术领域，将文学概论的教学适当扩大到文艺以及文化概论的教学，让学生从社会、文化、消费等方方面面的不同视角来理解文学理论，引导学生“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由文学实践获得审美情趣；二是对庞大文学理论进行“减肥”“消肿”，把那些晦涩难懂又没有实用价值的章节进行简化、淡化处理，精简出最为基本的教学内容，内容以对高职学生“必需、够用”为度，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而定。从某种角度上说，教学的意义和效果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法，也取决于所讲授的内容，更取决于教师与学生的视域融合。我们文学概论的教学内容如果仅仅停留在从定义到定义，对概念只作抽象的讲解，这无疑会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紧密关联的张力平衡关系，拔高理论的抽象玄虚，阻拒学生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就更谈不上视域融合，这样的教学无异于作茧自缚。跨界思维意味着我们在传授文艺理论知识时一方面要有理论节点，另一方面也要大量运用实践案例做支撑，包括经典名著也包括他们喜闻乐见的现实案例。   2．文学概论与其他基础课程间的跨界融合   高职院校汉语专业基础课一般分为三大类课程，即：语言类课程、文学类课程和写作理论类课程。   作为中介的文学概论课程与其他课程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些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有些是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它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尽管如此，但在现实教学中，这些基础课程基本上是各自为阵，就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文学史课程教学只停留于史的传授，不注重理论更新阐释，而文学概论课程则注重从理论到理论、从定义到定义，有些甚至跟随本科院校玩弄术语游戏。写作课与文学概论课本是紧密相依，但各自为阵的教学现实难免会重复相撞，不同的教学侧重、教学演绎肯定也会让学生无所适从。其实，汉语专业教学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各课程之间是互相关联的，专业教学应使学生获得整体性知识与技能。跨界思维提醒我们，在高职院校专业基础课程课时减少的背景下，各课程间应协调合作，实现跨界融合。如基础写作侧重在训练学生的“写”的能力，文学概论侧重训练学生的“接受分析”的能力，文学概论教学要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课程之间的关联性角度来学习理解理论就会事半功倍。   3．汉语专业与其他专业间的跨界辐射   从文学理论的产生来说，文学理论是无法脱离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专业学科的，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专业学科理论之间的跨界互动与融合才为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门在不同专业学科知识间跨界融合而成的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生态学……还有批评模式如社会批评、心理批评等莫不如此。文学概论的教学是无法脱离不同专业学科之间的跨界融合的。专业间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一清二楚的界限，各专业间有时是交互融合、互相渗透的，20世纪80年代，自然科学就曾被大规模应用于文学研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风靡一时，数学与诗的关系也曾引起一阵热烈的尝试。跨界思维意味着我们在传授文艺理论知识时一方面要引文学的经、据文学的典，另一方面也要大量运用正在发生的现实大众文化实例，要实现汉语专业与其他专业间的跨界辐射。因此，我们不应固守文学的语言属性、审美属性等界线，而应跨越这种界限，教学应辐射至现实生活中大众传媒文化的种种超文本、超语言、超审美的现象，如艺术表演设计、广告宣传策划、公关形象、传播策略以及消费时尚等。或许这些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更具有吸引力，也更有实用性。我们的教学可以适当拓展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外延，把教学视野适当辐射到其他专业如艺术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   4．学校与社会间的跨界合作   高校人才培养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人文素养培养目标，一个是职业需要培养目标。高职院校的教学对象与培养目标均有别于本科院校，在笔者看来，高职更注重职业需要的显性目标，现在所强调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既是对职业需要培养目标的最好诠释，而这也是对跨界教育的核心所在。虽然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是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它也不能像某些理工科课程那样方便地开展跨界合作，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现有的身边资源，模拟进行“工学结合”，来实现学校与社会间的跨界合作。#p#分页标题#e#   如可以在课堂上开展诸如读书比赛、诗文朗诵、影视佳作欣赏等活动来拓宽他们的审美视野；也可以利用学校的学术讲座和各种活动（如文化节、辩论赛、话剧等校园文化活动）来训练学生的理性思维和鉴赏能力，还可以带领学生参与地方上的文化文学活动，如地方作协、文联等举办的文化沙龙、诗会、读书会等等，有条件的话还可以与传媒合作开展些文艺评论活动。这或许有点难度，但“文化产业化”的提出为我们文学概论教学实现学校与社会间的跨界合作提供了可能，相信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一定会做好。   三、结论   跨界思维的价值在于让看似不相干的元素放在一起擦出灵感和创意，它的核心在于创新。对文学概论教学而言，跨界思维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的教学思路和模式，从而使我们的教学走出泥淖。跨界思维不能仅停留在理念上，关键在于我们要努力尝试。它实际上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善于将各处知识和信息加以融合。当然，在跨界教学的同时我们又要切忌误入另一个极端，即将文学理论完全置换到文化、传媒、产业等视域中，要防止文学概论无限越界而名存实亡。另外，跨界思维只是一种教学思路和模式的探索，笔者并非寻求而且它也不可能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策略，提出跨界思路的目的在于提示我们教师要在教学中融会贯通各种文艺理论知识，使我们的教学在教与学相长的过程中实现视域融合，令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不再让学生望而生畏，使之真正成为学生人文素养成长和职业需要的一部分。

1《文学概论》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本科高校的学生来说，学习《文学概论》让人感到头疼，对新建本科高校来说，教与学困难更大。要想提出切实可行的教改手段，先要理清教学中所要面对的矛盾。

1.1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性质矛盾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初步具备从事教育、文秘、宣传、管理等相关职业所需要的基本素养和基本能力，特别是能说会写与交际能力，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并富有创新精神。这一目标看似简单，可要实现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从课程性质来说，《文学概论》是一门理论课程，重点在于传授给学生具有逻辑体系性的文学基本概念、原理及规律，同时培养学生的理论意识、理论思维能力。刘安海、孙文宪等认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其他文学课程不一样，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理论课程由于其自身的理论性，而理论又都是来自实践的，其表述的概念、范畴、命题、框架又都是抽象的、概括的、系统的，其论证又都是归纳的、演绎的、论证的、推理的。”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将理论品格的课程性质和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目标结合起来，避免出现重理论轻实践或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实现理论化实践，确实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1.2教学内容与教学安排矛盾

《文学概论》课程选用的是国内很多高校使用的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该教材主要按照艾布拉姆斯“世界、作品、作者、读者”四要素建构理论体系，共有十六章，体系完整、内容庞多。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下的该课程教学时数一再压缩。原先是一学年每周4学时，共为144学时，后来压缩一半，一学期每周4学时，共77学时，现在减少到一学期每周3学时，共54学时，几乎为原来的零头课时了。在这么有限的教学时数里如何讲解这么多的内容，还要保证学生学有所懂、学有所悟，还能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文学现象和问题，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消除臃肿、消化精髓，是没办法有效开展教学的。

1.3学生的认知状况与课程要求矛盾

一、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

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高校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不仅要使其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同时也要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英美文学课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其在提升语言技能的同时成为性格健全、完整而幸福的人。然而，当前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却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教学受市场经济影响，趋于功利化，课程设置不够科学。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些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的现象，学生入学后关注的是将来谋生需要的各种证书考试，大学已然演变成岗前培训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过度理性，容易带来人的异化和物化，不利于人才整体素质的提升。席勒认为，只有美能赋予人以社会性格。审美能在个体身上确立和谐，它能带来社会的和谐。英美文学课的教学正是提高学生审美鉴赏能力和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此外，在课程改革影响下，英美文学教学偏向于工具性的语言教学，而忽视了人文教育的一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作为英语专业的全称，实际上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语言和文学并举，而不应重语言轻文学。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的熏陶有利于其更好的适应社会，绝非一日之功，教师应在日常教学中一点点地渗透人文教育。另一方面，教学方式单一，文学理论缺失。英美文学课的授课对象通常是英语专业大三大四的学生，学生多将重心放在课堂活动中。正如程爱民等对我国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所显示，超过60%的教师仍在使用那种传统的“四段论”的教学模式，讲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往往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开始，然后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学生参与度不高。现代文学理论向多元化发展，批评家们分析作品有的偏向精神分析批评，有的偏向读者反应批评，还有的偏向后殖民主义批评，举不胜举。若采用文学理论缺失的单一教学方式，就会置学生于失语境地，使学生失去从多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机会，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只有将文学理论灵活运用于课堂教学，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文学作品的意义，才能带领其触及文学的真正领地，提高其人文素养。

二、融人文教育于英美文学教学模式的实际策略

(一)在选材上挖掘人文思想

英美文学教材蕴含丰富的人文价值和社会道德，教师应在把握教材，深入挖掘所讲作品的人文意义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独特人格魅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并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如在讲解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驻脚》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诗人雪夜赶路的象征意义。人生就像一场旅行，而诗人在大雪冰封的夜里长途跋涉正是对艰辛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树林深处的黑暗可以理解为彼岸世界或是死亡的象征，诗人被黑暗吸引驻马林间，体现了他潜意识里对脱离污浊尘世纷扰的渴望。然而诗人及时被马儿摇铃惊醒，重新赶路，显示出他对人生的执着和责任感。在教学时中，可以让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谈谈成长路上的责任与诱惑，还可以对比诗人的《未选择的路》，体会诗人在人生道路选择时的那种踌躇和困惑，探讨普通生活情景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感受文学的艺术魅力。

(二)在教学中营造人文氛围

教师既要主导英美文学课堂，又要突出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应以人文教育为出发点，营造积极的英美文学学习氛围。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主动思考，主动质疑，自我表现，个性化发展。在指导学生阅读作品时，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如影视片段欣赏、提问、讨论、戏剧表演等，提高参与度，让学生畅所欲言地交流思想，体验文学作品中的感情思想，促使其产生情感共鸣。教师与学生共同挖掘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丰富内涵，如历史、文化、宗教、价值观等方面，使学生学会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并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感悟生活，进而真正理解英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人文内涵，实现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的提升。师生之间不仅要相互合作，还要相互尊重，通过这种多样性、开放性、灵活性的教学过程，实现英美文学课堂教学环境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