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导论范例

作者：丁进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一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二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

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

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

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

一、两类专业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比较

（一）培养方案比较

传统英语专业较看重学生：（1）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2）掌握英语语言和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3）有一定的阅读和分析鉴赏各种体裁的英语原著的能力；（4）了解我国国情和主要英语国家的历史和现状；（5）掌握英语教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商务英语专业则更注重学生：（1）具有较强的商务英语专业能力；（2）熟悉和掌握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3）具有较强的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能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从事国际贸易、商法、金融、营销、电商等工作。

（二）核心课程比较

以浙江工商大学2014级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为参考，其低年级（一、二年级）的核心课程均以专业基础课为主，与英语教学大纲相匹配，旨在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基本技能。两专业共同核心课程有：基础英语、英语语音实践、英语听力、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实践等。有所区别的是，商务英语专业更侧重于学生对基础商务知识的掌握，口语与阅读均为商务方面，并增设了综合商务英语课程。不同于低年级对英语基础技能的培养，两专业高年级（三、四年级）核心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涉及英语文化、语言学的深层次课程，二是专门用途英语。传统英语专业更注重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学的掌握，而商务英语专业偏向商务方向的专门用途英语，二者核心课程的设置存在的不同主要为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如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导论等课程偏重于学生对于文化、文学类知识的掌握，这类必修课在商务英语专业则为选修。反之，国际营销英语、国际物流英语则是典型的商务方向英语，在传统英语专业则为选修。在实践类课程方面，商务英语专业对实践类课程更为重视，而传统英语专业则更多地注重语言文学能力。二者高年级的课程设置也均与其培养目标相一致。

（三）侧重能力比较

在低年级教学中，二者均采用通用英语（EGP）培养模式，即开设课程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基础课为主，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专业基础能力。而在高年级教学中，两专业采用专门用途英语（ESP）培养模式，其所测重的学生能力培养则有较大差异。传统英语专业侧重于英语语言文学方向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与掌握英语国家语言文化，偏重于学术。而商务英语专业则以商务方向英语为主，如商贸、物流等，更注重学生对于商务方面知识的熟练运用。

作者：郭昭第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不仅关系着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复兴中国汉语文化的伟大使命。虽然高师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尤其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这些高师承担着比重点大学更加突出的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任务，所以高师课程体系的改革必须充分体现学生就业制度的变化，科学研究和学科专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人类全面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承担着全球化时代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实现中国汉语言文化伟大复兴的特殊历史使命。所以加强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公共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目标的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

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培养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而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和谐人格的人。爱因斯坦指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1]37马克思将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知觉、情绪，看成人类成为和谐的完美的圆满的人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活动只是为了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甚至私有财产，而这种导致私有财产的劳动常常存在强迫性，甚至是以摧残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为代价的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不但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反而使其愈加严重地受到物质利益的压迫，日益成为片面发展的单面人或者单向度的人，甚至成为占有私有财产的机器和商品消费的奴隶。虽然人的解放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设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误读甚至曲解。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私有财产的时代，人类是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所以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只是完成了人类解放的初步工作，并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至多是获得了初步解放；其次，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仅仅体现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层面，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完美的人的标志。所以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仅仅是有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因而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目标，而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但是许多人将其理解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因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人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乃至成为“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人”，也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等个体的一切器官获得全面发展的人。[2]19而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人的标志。

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的转型，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必须调整现有繁杂、臃肿、僵化、刻板、低效的公共课体系。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是和谐教育，而不是愈来愈专业化、学科化的专业教育，但是在长期以来高师教育之中，专业教育却愈来愈受到强化。有些高师仍然坚守专业教育的观念，甚至将任何压缩专业课程，增加公共课程的课程体系改革看成是舍本逐末；虽然也有些高师开始仿效重点高师的做法，增加一些公共课程，但是限于师资尤其认识的局限，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类公共课程在和谐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明显存在随意、凌乱、缺乏系统设计和规划的缺憾，甚至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教育损失，虽然实现了淡化专业，削弱专业的效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的更加神圣的教育使命。一些高师虽然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了一定关乎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培养的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但是并不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性质，常常是专业选修课的变种和移位，不仅没有突破狭隘的专业学科疆域和界限，反而加强了学科堡垒；有些则只是诸如果树栽培、围棋技巧之类更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并不能够真正起到拓宽专业知识视野、打破专业学科疆域，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人文素质乃至综合素质，乃至培养和谐人格的目的。

公共课的设计和建设，既要高屋建瓴，充分展示学科研究的进展和前沿问题，又要体现一定的学科交叉性、互涉性、兼容性，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趣味性、创造性，力求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教学风格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兴趣，促进学生人格的和谐发展，尤其要选拔真正有丰富教育经验和学术造诣的资深教授开设。公共课设计应该以具有学科专业的前沿性、集成性、方法性，甚至跨学科专业和超学科专业性的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科学、合理、完整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人格和谐发展的课程作为公共选修课。不能将专业学科性质十分明显，不能有效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和人格和谐发展的专题研究课程作为公共课。公共课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格的和谐发展。为此，素质类公共课可以包括自然科学素质类、社会科学素质类、人文科学素质类三类，其中每一类涉及学科概论、学科方法论、学科名著导读三个系列。无论学科概论系列，学科方法论系列，还是名著导读系列都不可偏废。如果偏重学科概论系列，忽视名著导读系列，就可能导致诸多先入为主的既成观念和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如果是以不庸置疑的所谓科学原理、法则和规律的姿态出现于学生的头脑之中，就可能严重束缚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创新的精神；反之，如果仅仅重视名著导读，也可能使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专业观念；而且学科方法论系列，涉及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更不可忽视。

甚至可以开设诸如大学人文精神导论、人文科学导论、国学经典导论之类的课程。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集中在第一、二学年设置，也可以循序渐进，分散设置在四个学年之中。另外，高师公共课课程体系的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教育学、心理学之类的课程，有些甚至为了突出所谓教师教育的特点，而将本来综合的课程细化为诸如新课标解读、案例教学法、考试命题与作业批改、多媒体课件制作之类的专门课程，所有这些内容实际上在语文教学论课程都均有涉猎。至于开设诸如教育哲学、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教学、班级管理、中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中学学科教学设计、中学生认知与学习等概论类课程，实际上并不比开设诸如中外教育理论名著选读、语文教育名著选读、教育研究方法、中小学语文名师名课之类综合性课程能更为直观便捷、切实有效地达到和谐教育的目标。#p#分页标题#e#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外围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p#分页标题#e#

同年，陈?、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进入21世纪，北京联合大学坚持“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宗旨，努力实践“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办学理念，统筹学科专业布局与发展，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1]。面对北京市大众化高等教育以及建设国际大都市英语人才市场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提出了建设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本科英语专业；坚持面向首都社会经济建设，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掌握国际商务、文化交流、英语教育、外事文秘等基本技能并能娴熟地用英语服务于首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一、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   “应用型大学必须通过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来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学科要为专业建设提供支撑，专业发展要对学科提出明确的要求”[2]。学科以发展科学研究为目标，而专业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两者侧重点不同，因为两者的构成要素、设立原则以及划分方法不同[3]。北京联合大学应该“以为地方区域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原则，主动适应首都产业结构变化，建构应用性学科专业体系，大力发展新兴专业和面向应用的专业。贯彻面向应用、依托学科的专业建设理念，以应用为向导、以学科为支撑，带动专业发展”[4]。   英语语言文学是属于“文学”学科门类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在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下，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渗透、交流、碰撞和融合，社会市场对英语人才规格的要求已经从“岗位稳定型”向“岗位适应型”[5]过渡。英语专业过分单调、传统和强调模仿记忆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既然北京联合大学已经明确了“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为首都北京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原则，与时俱进地调整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建构一个融传统学科优势与应用性专业特色为一体的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最大限度地培养适应首都社会经济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二、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   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建设一支具有应用性英语学科特色的师资队伍，解决好应用性英语学科的研究方向与方法问题。2005年末，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确立为院级重点建设学科。三年多的学科建设有效推动了外语系教学科研工作，提高了教师对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责的认识。然而，我们的学科建设带有较大的专业属性，尚未形成自己的应用性特色。因此，它仍然是在为英语专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持，还谈不上以学科建设拉动或者带动专业建设。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注重挖掘传统学科建设中的创新意识，既与时俱进，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培育自己的科研特色和优势。“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所谓优势就是人有我强”[6]。   2008年，我们根据这一原则，对英语语言文学院级重点建设学科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下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两个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属于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性学科研究方向。我们强调英美文学作品的文化解读和影响研究，为建设一个应用性英语专业提供基础性学科支撑。   我们首先强调认真研读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挖掘其中的西方文化元素，强化英语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在《“从放弃中得到拯救”———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彻底的奉献>》一文中，黄宗英用史实证实了这首诗歌不愧为“一部用十几行无韵诗写成的美国历史”。当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说美国人“拥有着当时不被[他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一方面指当时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所剥夺，而另外一方面他指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爱上这块土地。这种“软弱”只有当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必须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时才能够被克服。   为了“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学会了“放弃”、学会了“奉献”，因此“立刻从放弃中得到拯救”[7]。这一研究体现了文学文本文化释读的应用性文学研究价值。   由于英语专业学生最核心的能力是文本的解读能力，因此如何通过貌似简单的文本语言外壳去解读深邃的文化意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英语专业开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类课程的目的所在。外语系近年有不少毕业论文得益于学生在“高级英语”和“英美文学”等课程上的文本释读。比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02级英语专业徐文静同学的《<女勇士>：一首由女性复仇走向自我歌唱的赞歌》（2006）、2003级张睿靖的《〈瓦尔登湖〉中的朴素意义》（2007年）和2006级侯蕾的《心灵的旅行：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的象征意义解读》（2010年）等校级优秀一等奖毕业论文，都是学生在认真研读经典原著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看到了中西文化差异或者西方文化精髓给现代人生命意义所带来的启示。   其次，我们加强翻译实践研究，打造学术著作翻译优势。近年来，外语系连续翻译出版了几部学术译著：《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三联出版社，2006）、《圣经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和《罗蒂自选集———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这些学术译著起点高、难度大，颇有影响，为打造外语系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的优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外语系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和质量。  #p#分页标题#e# 第三，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黄宗英主持完成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汉英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常用词语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外语系多位教师参与了这项任务。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先生认为它“必将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8]。以上这些科研成果都说明北京联合大学在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等方面的进步和实力，为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方向属于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应用性交叉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主要涉及对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过程的观察、描写和解释，人们通常从语言学、社会、心理、认知等角度去研究它。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外语学习者的学习、外语教师的教学、外语能力的评价有直接而显著的作用。专门用途英语是指在某一社会领域中使用的、用于实现某些特定交际功能的英语。   目前北京联合大学开设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有旅游英语、秘书英语、商务技能（商贸英语）等。这些课程着重于培养学习者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手段的能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王洪主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收录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撰写的19篇论文，为应用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黄宗英主编的《传统与创新的契合———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外语系教师教学与研究论文27篇，充分展示了北京联合大学在探索应用型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于2007、2008年两次联合举办“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之上。它将教学科研、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的新路径，既体现了继承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传统，又体现了外语系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创新精神。   三、应用性英语专业建设   1.专业基础教育   外语教育应该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高校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和课程设计已经从原来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比如，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网站介绍，该院英语专业商务方向主要培养能够“适合在跨国公司从事商务管理实践”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其办学特点是实施“英语＋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其培养目标是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将有较强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扎实的商务理论基础，较强的商务实践能力，并能有效地实现两种能力结合；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听、说、读、写、译等专业基础课以外，增加了涉及管理、经济、贸易、金融、会计、营销等方面的“主干方向课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原来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语言学概论”等高年级核心课程被列入“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然而，这种培养模式在学科和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矛盾。李赋宁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国的外语系首先要满足国家对于各方面外语人才的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打好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一定要保证做到。课程设置应是多方面的，但不可能很深，因为不可能使外语教师专业化”[9]。当然，许多综合性大学可以通过整合多学科教育资源优势来解决外语教师专业化问题，但是如何保证外语专业的教学质量问题却经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入学总成绩并不理想，且英语单科成绩总体偏低。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教学质量，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享受一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应该享受的高等教育学习过程。   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之后，我们尊重外语教育的规律，研究教学对象，注重因材施教，重视英语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想方设法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认真实施教学质量工程。2008年，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2004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58.33%，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3.05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84个百分点[10]。   2008年，外语系英语专业2006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72.22%，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0.39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08个百分点，取得了优异成绩。   2.理论联系实践   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在英语专业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英语专业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接触社会机会较少，理论与实践基本脱节，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应变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比较弱，不能体现应用性教育的特点。第二，重语言能力轻素质培养。教学方法比较陈旧，以传授语言知识为重点，忽视创新素质、文化意识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足够的锻炼。第三，学习方法陈旧。在学习上主要还是被动地吸收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资源，开拓第二课堂进行个性化自主式学习，学生的知识面不宽，难以适应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新形势的要求。第四，专业特色不明显。   大部分课程仍然以语言技能为主，虽然在高年级开设了商务文秘技能类课程，但没有形成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在专业建设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2009年建成了联合大学“同声传译实验室”，加强了商务文秘技能类实践教学环节和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初步构建了校内实践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拓展校外就业实习基地，增强学生接触与服务社会的机会，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第二，狠抓教学六个基本环节：朗读、课外阅读、备课、上课、课外作业、考试，保证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三，增强素质教育意识，强调专业基础课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培养，挖掘英语语言外壳之下的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语言世界观。第四，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学习方法，积极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办学，提高“出国率”，2010年英语专业共毕业51名学生，其中12人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士攻读硕士学位。#p#分页标题#e#   3.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为了更好地体现应用性英语专业特色，英语专业已经在逐步实施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课程体系。主要课程分为三大模块：英语基础课、商务技能课、人文素质课。4.实践教学随着发展应用性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北京联合大学英语专业积极挖掘社会资源潜力，同时充分利用校内良好的实践教学硬件环境，切实有效地开展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2008年春季，应用文理学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协议，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基地。通过实践教学，学生了解了国内外英语教材的发展态势，外语教材编写、编辑、出版的过程，编辑的职责与能力要求；通过调研全国高校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所开设的课程及使用教材情况，学生更加明确了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的基本情况、不同院校对英语教学的不同要求、所开设的课程及其教学效果等。这些实践活动对于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明确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思考就业出路和充分认识英语语言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结合北京联合大学“国家级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英语专业利用同声传译实验室开发了“新闻听译”、“秘书英语”、“商务技能”等实践教学课程，培养了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比如，“英语新闻听译综合实践”教学项目的具体教学步骤包括以下六个环节：新闻听写、分组讨论、代表发言、新闻口译、新闻笔译和评论写作。教师首先将录制的BBC/VOA/CNN/CRI等权威英语电台新闻节目分句播放，学生进行听写；然后是“分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接着进行“新闻口译”，即每4人一批分别进入1~4号译员间，对教师播放的新闻同时进行口译训练；之后，是“新闻笔译”，即用新闻体中文将所听写的新闻译成中文并进行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最后是“评论写作”课外作业环节，即根据所听写的新闻内容，自拟题目并进行调研，然后用英文写出400字以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这项练习融听力、阅读、翻译、作文为一体，不仅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听力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英语新闻文体的认识、口译能力、笔译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提出了建设“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英语本科专业的设想，并且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做了许多扎实工作。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不但能够注意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而且能够自觉地将文化意识融入应用性英语学科和专业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教学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创建一个适应培养首都社会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的基地而努力奋斗！

【摘要】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在教育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课程德育目标上存在较大的融通性。本文在分析思政教育和英语文学教育的融通性、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程思政融入英语文学教学改革的措施，以期真正做到思政内容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课程思政；英语文学；教学改革

英语文学课程作为外语教育的基础课程，一直以来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英美文学史课程内容侧重文学史的梳理，而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课程仍以文学史加文学作品文本分析为主，教材内容和测试题仍偏向对文学史知识的考查，导致大部分学生认为英语专业文学课程学习的关键在于知识点的机械记忆。但受语言水平制约，学生又很难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普遍欠缺批判性思维。针对这一问题，将课程思政引入英语文学教学，以思政教育引领英语文学教学，为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在教育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课程德育目标上存在较大的融通性。在英语文学教学改革中，教师应深挖英美文学、文学理论和批评课程的思政内容，找到英语文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具体落脚点，建立英语文学课程群，以培育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为核心，改革课程评估形式和课堂教学模式，真正做到思政内容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

一、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的融通性

思政教育一般被认为是思政课教师和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与注重英语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英语教育有一定的距离。但英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文学教育，在育人目标和育人理念上与思政教育有着共通之处。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程思政建设的规定，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的要求，英语教育同样需要以思政教育为引领，从思政理念、教学设计、学生能力培养和教学评价等多方面开展课程教学和改革。2020年5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从课程所涉专业、行业、国家、国际、文化、历史等角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1]。而在《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以下简称《指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国标》中提到，“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2]。《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中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3]。英语文学教育除了与课程思政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育人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之外，在文学教育的人文伦理、价值观塑造与培养方面也存在着共通之处。文学本就是“人学”，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大都是活生生的人，并且承载着教化世人的作用，能够从人文伦理、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这一点在经典英语文学作品中尤为显著。经典英语文学作品蕴含的观念和语言表达已经成为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文学理论家仍在努力从中挖掘对现代社会伦理和价值观有益的成分。比如，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深入分析了狄更斯的小说，主张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崇“诗性正义”，以推动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和公共决策的开展[4]。由此可见，英语文学教育在育人目标、人文伦理、价值观的塑造和培养方面与思政教育有着内在的共鸣。

二、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维度

英语文学教学中课程思政应该如何开展？理念上，教师要明确“课程思政意味着教育观、知识观和课程观的根本改变，要求知识取向转化为价值取向，凸显课程的精神向度、文化向度和方法向度，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5]。实践上，教师首先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要深入梳理英语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结合课程特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到英语文学课程改革之中。

摘要

内容与语言融汇式学习（以下简称CLIL教学法）是欧盟提出的用外语来教授非语言类学科知识、同时兼顾外语学习的教学模式，“整合”是其定义性特征。本文分析CLIL教学法在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教学的应用，并提出CLIL教学法在解决学习者个体差异、提高学习者语言能力，增强学习者信心、发展多样化技能、提高跨文化和全球意识等方面具有优势，为相关教学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内容与语言融汇式学习；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4C原则

0引言

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软实力增强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英语专业由单一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拓展为现在的包括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在内的英语类专业。其中，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为社会输送既懂英语又懂商务的人才，但现阶段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模式仍是英语+商务专业课的拼盘模式。如何平衡英语和商务知识之间的关系并实现培养目标是困扰教师们的核心问题。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听、说、读、写、译）和丰富且有一定深度的商务知识（金融、外贸、法律、营销等），能够在国际商务实务中灵活担当多种角色，包括但不限于翻译、谈判、接洽、争端解决等等。多年来内容教学法、合作学习法、认知学术语言水平指导等等被相继提出，虽各有长处，但为了达到培养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和有深度理解的商务知识，融汇式教学法更为合适。本文将在介绍CLIL教学理念的和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课程定位及教学分析的基础上，以李浚帆、梁雁编著的《新编国际商法英文教材》为例介绍CLIL教学法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适用。

1CLIL教学理念

非形式逻辑课程源于西方，在欧美高校逻辑学教学中，由于符号化的数理逻辑系统脱离日常推理，很难有效帮助大学生构建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问题紧密相关的论证以及识别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谬误，因此非形式逻辑课程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一般来说非形式逻辑课程的内容应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论证中如何使用语言。   第二，论证结构（包括结构的类型、图解技术）、论证评估（评估的标准、规范）等。   第三，非形式谬误，包括关联性谬误、弱归纳谬误、预先假设、含糊不清和语法类比的谬误。[1]下面笔者主要结合我国地方高校实际，讨论非形式逻辑课程在地方高校中文专业素质教育中的功能。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地方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能说、会写、善交际是一项基本功，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由于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每年毕业的中文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除了少部分读研、考上公务员、去中小学任教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外大多数须到企业就业或自主创业，而企业对中文专业学生看重的是他的实际能力，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说、会写、善交际”，往往有的学生平时考试成绩不错，但是当面对用人单位面试时，却很紧张，不能有条理地回答问题；有的学生不会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写应用文，如开幕词、工作总结等等，这些存在的问题说明中文院系在培养学生时，除了传授基本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更应在培养学生“能说、会写、善交际”上下大力气。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这里提到的“逻辑”主要指非形式逻辑（论证逻辑），培根的这句名言一语中的道明非形式逻辑在培养、训练人的能言善辩才能方面的独特功能，事实上能言善辩是善于交际的基础，能言善辩的人往往也擅长交际，例如中国战国时代的辩士，凭三寸不烂之舌周旋于列国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西方非形式逻辑专家约翰逊和布莱尔指出：“非形式逻辑是从规范观点研究论辩（论证）逻辑（logicofargumentation）的学科，即决定论辩的好和坏的逻辑，好与坏的特性并不依赖论证（argument）的逻辑形式。”[2]论证（论辩）在口头上的表现就是“说”，在书面上就表现为“写”，非形式逻辑对“如何说”、“怎么写”才有理有据，使对方心服口服，为对方接受，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希契柯克列举了非形式逻辑关于论证研究的五大问题域：论证的辨识、论证分析、论证评估、论证批评、论证构建。[1]交际，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其中语言交际有口语交际、书面语言交际、体态语言交际、副语言交际。口语交际有口头辩论、演讲、法庭辩论、商业谈判、外交谈判等；书面语言交际有笔墨官司、学术论战等等。无论何种交际总是涉及到语境、预设等因素，要想使交际取得成功，必须要彻底把握这些因素。   （一）交际因素。交际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现的，是高度依赖语境的，如果在交际中，不考虑受者的语境和话语系统，只按照自己习惯的语境和话语系统说话，就不能使自己的交际成功。   （二）预设因素。预设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同知道或相信的命题，在交际中，如果一方对隐藏在论证中的可疑预设不能识别并加以驳斥的话，就有可能陷入对方设计的陷阱里。总之，非形式逻辑课程所提供的知识、技巧对培养“能说、会写、善交际”的大学生是有用武之地的。   二、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辨别谬误的能力   美国逻辑学家帕特里克•赫尔利认为，谬误（fallacy）是论证中除虚假前提之外的缺陷。[3]柯匹、科恩在《逻辑学导论》认为，谬误是一种看似正确但经过检验可证其为错误的论证类型。谬误问题也是非形式逻辑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虽然谬误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自从形式演绎逻辑成为谬误分析的基本模式，就日渐凋零，正是非形式逻辑专家汉布林开启的对谬误标准处理的批判，催生了谬误研究的老树新枝。[2]非形式逻辑对谬误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理论，如谬误还原论、生成错误信念的程序论，对具体谬误类型的分析也提出许多新的模型，这些新的谬误理论、谬误分析模型大大拓展了识别、分析谬误的视角，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对交际中的谬误的识别、批驳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的核心是创新思维能力，所谓创新思维，指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突破固定的逻辑通道，以灵活、新颖的方式和多维的角度探求事物运动内部的机理的思维活动。[3]而非形式逻辑是批判性思维中的非形式部分[5]，因此我们可以把探讨非形式逻辑对激发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问题转换为探讨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上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讨论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一）创新思维以批判性思维为前提。如果对某个结论或论证的缺陷没有较强的质疑、识别能力，何来的创新？只会墨守成规。英国心理学家澳勒斯提出，科学创造一般都呈现出“准备-酝酿-明朗-验证”四阶段的结构模式。准备期是发现问题和提出新课题，显然，只有具备很强的批判思维能力，才能突破固定逻辑通道，提出新课题。当然要想突破固定逻辑通道，除了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外，还要具备辩证思维能力。   （二）对运用创新思维所激发的新想法还需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质疑、检验、论证。当你运用创新思维提出新想法后，你仍需运用批判性思维考虑一些现实问题，例如，这个想法在实际中行得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如何根据现实因素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