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范例

进入21世纪，北京联合大学坚持“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宗旨，努力实践“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办学理念，统筹学科专业布局与发展，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1]。面对北京市大众化高等教育以及建设国际大都市英语人才市场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提出了建设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本科英语专业；坚持面向首都社会经济建设，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掌握国际商务、文化交流、英语教育、外事文秘等基本技能并能娴熟地用英语服务于首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一、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   “应用型大学必须通过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来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学科要为专业建设提供支撑，专业发展要对学科提出明确的要求”[2]。学科以发展科学研究为目标，而专业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两者侧重点不同，因为两者的构成要素、设立原则以及划分方法不同[3]。北京联合大学应该“以为地方区域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原则，主动适应首都产业结构变化，建构应用性学科专业体系，大力发展新兴专业和面向应用的专业。贯彻面向应用、依托学科的专业建设理念，以应用为向导、以学科为支撑，带动专业发展”[4]。   英语语言文学是属于“文学”学科门类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在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下，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渗透、交流、碰撞和融合，社会市场对英语人才规格的要求已经从“岗位稳定型”向“岗位适应型”[5]过渡。英语专业过分单调、传统和强调模仿记忆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既然北京联合大学已经明确了“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为首都北京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原则，与时俱进地调整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建构一个融传统学科优势与应用性专业特色为一体的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最大限度地培养适应首都社会经济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二、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   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建设一支具有应用性英语学科特色的师资队伍，解决好应用性英语学科的研究方向与方法问题。2005年末，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确立为院级重点建设学科。三年多的学科建设有效推动了外语系教学科研工作，提高了教师对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责的认识。然而，我们的学科建设带有较大的专业属性，尚未形成自己的应用性特色。因此，它仍然是在为英语专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持，还谈不上以学科建设拉动或者带动专业建设。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注重挖掘传统学科建设中的创新意识，既与时俱进，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培育自己的科研特色和优势。“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所谓优势就是人有我强”[6]。   2008年，我们根据这一原则，对英语语言文学院级重点建设学科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下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两个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属于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性学科研究方向。我们强调英美文学作品的文化解读和影响研究，为建设一个应用性英语专业提供基础性学科支撑。   我们首先强调认真研读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挖掘其中的西方文化元素，强化英语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在《“从放弃中得到拯救”———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彻底的奉献>》一文中，黄宗英用史实证实了这首诗歌不愧为“一部用十几行无韵诗写成的美国历史”。当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说美国人“拥有着当时不被[他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一方面指当时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所剥夺，而另外一方面他指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爱上这块土地。这种“软弱”只有当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必须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时才能够被克服。   为了“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学会了“放弃”、学会了“奉献”，因此“立刻从放弃中得到拯救”[7]。这一研究体现了文学文本文化释读的应用性文学研究价值。   由于英语专业学生最核心的能力是文本的解读能力，因此如何通过貌似简单的文本语言外壳去解读深邃的文化意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英语专业开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类课程的目的所在。外语系近年有不少毕业论文得益于学生在“高级英语”和“英美文学”等课程上的文本释读。比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02级英语专业徐文静同学的《<女勇士>：一首由女性复仇走向自我歌唱的赞歌》（2006）、2003级张睿靖的《〈瓦尔登湖〉中的朴素意义》（2007年）和2006级侯蕾的《心灵的旅行：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的象征意义解读》（2010年）等校级优秀一等奖毕业论文，都是学生在认真研读经典原著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看到了中西文化差异或者西方文化精髓给现代人生命意义所带来的启示。   其次，我们加强翻译实践研究，打造学术著作翻译优势。近年来，外语系连续翻译出版了几部学术译著：《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三联出版社，2006）、《圣经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和《罗蒂自选集———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这些学术译著起点高、难度大，颇有影响，为打造外语系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的优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外语系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和质量。  #p#分页标题#e# 第三，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黄宗英主持完成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汉英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常用词语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外语系多位教师参与了这项任务。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先生认为它“必将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8]。以上这些科研成果都说明北京联合大学在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等方面的进步和实力，为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方向属于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应用性交叉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主要涉及对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过程的观察、描写和解释，人们通常从语言学、社会、心理、认知等角度去研究它。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外语学习者的学习、外语教师的教学、外语能力的评价有直接而显著的作用。专门用途英语是指在某一社会领域中使用的、用于实现某些特定交际功能的英语。   目前北京联合大学开设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有旅游英语、秘书英语、商务技能（商贸英语）等。这些课程着重于培养学习者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手段的能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王洪主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收录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撰写的19篇论文，为应用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黄宗英主编的《传统与创新的契合———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外语系教师教学与研究论文27篇，充分展示了北京联合大学在探索应用型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于2007、2008年两次联合举办“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之上。它将教学科研、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的新路径，既体现了继承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传统，又体现了外语系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创新精神。   三、应用性英语专业建设   1.专业基础教育   外语教育应该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高校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和课程设计已经从原来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比如，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网站介绍，该院英语专业商务方向主要培养能够“适合在跨国公司从事商务管理实践”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其办学特点是实施“英语＋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其培养目标是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将有较强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扎实的商务理论基础，较强的商务实践能力，并能有效地实现两种能力结合；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听、说、读、写、译等专业基础课以外，增加了涉及管理、经济、贸易、金融、会计、营销等方面的“主干方向课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原来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语言学概论”等高年级核心课程被列入“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然而，这种培养模式在学科和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矛盾。李赋宁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国的外语系首先要满足国家对于各方面外语人才的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打好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一定要保证做到。课程设置应是多方面的，但不可能很深，因为不可能使外语教师专业化”[9]。当然，许多综合性大学可以通过整合多学科教育资源优势来解决外语教师专业化问题，但是如何保证外语专业的教学质量问题却经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入学总成绩并不理想，且英语单科成绩总体偏低。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教学质量，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享受一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应该享受的高等教育学习过程。   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之后，我们尊重外语教育的规律，研究教学对象，注重因材施教，重视英语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想方设法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认真实施教学质量工程。2008年，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2004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58.33%，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3.05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84个百分点[10]。   2008年，外语系英语专业2006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72.22%，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0.39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08个百分点，取得了优异成绩。   2.理论联系实践   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在英语专业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英语专业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接触社会机会较少，理论与实践基本脱节，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应变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比较弱，不能体现应用性教育的特点。第二，重语言能力轻素质培养。教学方法比较陈旧，以传授语言知识为重点，忽视创新素质、文化意识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足够的锻炼。第三，学习方法陈旧。在学习上主要还是被动地吸收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资源，开拓第二课堂进行个性化自主式学习，学生的知识面不宽，难以适应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新形势的要求。第四，专业特色不明显。   大部分课程仍然以语言技能为主，虽然在高年级开设了商务文秘技能类课程，但没有形成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在专业建设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2009年建成了联合大学“同声传译实验室”，加强了商务文秘技能类实践教学环节和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初步构建了校内实践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拓展校外就业实习基地，增强学生接触与服务社会的机会，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第二，狠抓教学六个基本环节：朗读、课外阅读、备课、上课、课外作业、考试，保证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三，增强素质教育意识，强调专业基础课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培养，挖掘英语语言外壳之下的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语言世界观。第四，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学习方法，积极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办学，提高“出国率”，2010年英语专业共毕业51名学生，其中12人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士攻读硕士学位。#p#分页标题#e#   3.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为了更好地体现应用性英语专业特色，英语专业已经在逐步实施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课程体系。主要课程分为三大模块：英语基础课、商务技能课、人文素质课。4.实践教学随着发展应用性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北京联合大学英语专业积极挖掘社会资源潜力，同时充分利用校内良好的实践教学硬件环境，切实有效地开展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2008年春季，应用文理学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协议，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基地。通过实践教学，学生了解了国内外英语教材的发展态势，外语教材编写、编辑、出版的过程，编辑的职责与能力要求；通过调研全国高校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所开设的课程及使用教材情况，学生更加明确了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的基本情况、不同院校对英语教学的不同要求、所开设的课程及其教学效果等。这些实践活动对于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明确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思考就业出路和充分认识英语语言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结合北京联合大学“国家级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英语专业利用同声传译实验室开发了“新闻听译”、“秘书英语”、“商务技能”等实践教学课程，培养了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比如，“英语新闻听译综合实践”教学项目的具体教学步骤包括以下六个环节：新闻听写、分组讨论、代表发言、新闻口译、新闻笔译和评论写作。教师首先将录制的BBC/VOA/CNN/CRI等权威英语电台新闻节目分句播放，学生进行听写；然后是“分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接着进行“新闻口译”，即每4人一批分别进入1~4号译员间，对教师播放的新闻同时进行口译训练；之后，是“新闻笔译”，即用新闻体中文将所听写的新闻译成中文并进行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最后是“评论写作”课外作业环节，即根据所听写的新闻内容，自拟题目并进行调研，然后用英文写出400字以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这项练习融听力、阅读、翻译、作文为一体，不仅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听力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英语新闻文体的认识、口译能力、笔译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提出了建设“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英语本科专业的设想，并且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做了许多扎实工作。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不但能够注意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而且能够自觉地将文化意识融入应用性英语学科和专业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教学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创建一个适应培养首都社会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的基地而努力奋斗！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广告专业开设的语言文学课程在教学目的和课时安排上均与中文专业有一定差异，如何从广告专业的角度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二度设计，着力体现广告专业特色，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一、教学内容上广告特色之体现   目前广告专业的语言文学课程没有专门教材，一般分享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资源。在这种教材体系的限制下，广告专业语言文学教学必须在教学内容上作出适当调整。   在调整过程中我们本着以教材既定框架为基础，结合中外广告史和广告创意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增减教材中的某些内容。   教学重点随着教学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教学重点正是体现教学特色的关键。因此，我们在改革广告专业语言文学教学时，集中力量整合语言文学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以培养语感、掌握修辞技巧为核心，大刀阔斧地砍掉了现代汉语语法部分。同时，选取经典的广告口号、广告文案作为讲解修辞技巧的案例。把爱立信手机的广告语“一切尽在掌握”纳入双关的例证；举“格力空调‘非洲到南极一步之遥’”讲解夸张这一修辞手法。在这些案例进入现代汉语课堂后，打消了学生对于开设这门课程的疑惑，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另一方面以提高古代文献阅读能力为指针，灵活处理古代汉语语法部分的教学。以“是”为例，语言学需要说明“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和用法，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语言环境。而广告专业在讲授这个语法点时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只要交代清楚“是”的常用义项为“这”即可。   通过以上语言文学课程内容方面的改革，我们就能够在缺乏专业教材的条件下，较好地解决课时少与内容多的矛盾，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教学方法上广告特色之体现   突出广告专业特色，除了从语言文学教学内容方面着手外，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也势在必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首先，创新教学思路，变专业教育为素质教育。实际上，对于广告专业而言，广告专业的语言文学教学这些课程应该以涵养人文素为主，把文学视为认识社会人生的一个窗口。另外，“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情操，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广告语言文学教学又一重要思路。   其次，强调知识的迁移，培养学生把文学知识转化为广告创作素材和表现方法的意识。作为优秀的广告人才，必须能够把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这一点在后现代广告创作上表现尤为明显。后现代广告作品往往通过广告图像及其文案符号与古典的、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意象互转，刻意营造超脱现实的陌生感和幻觉感。   第三，在作品分析中增加“广告”这一纬度，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广告元素。比如《水浒传》，不仅描写了梁山泊众好汉的传奇故事，还透露出那个时代大量的商品经济信息。从广告学的角度介入研究，不仅彰显了广告专业语言文学课程的特色，而且开辟了语言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第四，突出文体知识介绍，帮助学生掌握可以充当广告载体的古典诗词、楹联和剧本等体裁的写作要点。在我国广告史上，从唐朝开始，诗词广告和对联广告就源源不断。因为这些广告形式契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而且在文人的参与下，提升了广告文化的品位。因此，语言文学教学应该把这些文体作为重头戏，培养学生的广告文案写作能力。   三、广告特色得以体现的理论基础   广告专业是一个交叉性的边缘专业，对理论训练和知识多样性整合有较高要求。实现学科间的融会贯通，沟通学科间的研究纽带，既是对现代教育者开阔的学术视野的要求，又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时代要求。广告是一个新兴的边缘交叉专业，其专业性质是语言文学课程广告专业特色得以体现的基础之一。   首先，尽管广告专业以广告策划、营销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但是，现代广告大多超出简单的商品叫卖行为，往往借助艺术包装，以审美遮蔽功利。为了达到令人满意的广告效果，广告创作者必须研究受众审美心理，遵循艺术创作原则和方法。   其次，广告专业与文学在研究人类心理，认识人性上有其共同的追求。广告学发源于心理学和营销学，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又分化产生了独立的广告心理学。尽管不同的心理其活动机制存在差异，但人性是永恒的。只有在了解人性、认识人性基础上制定的营销策略才有成功的保证。   最后，广告专业与文学在培养人的高尚情操上殊途同归。一个合格的广告从业人员，不仅应该具备过硬的专业技能，而且要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语言文学课程广告专业特色之体现，是因材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的要求。教学工作的复杂性主要在于教学对象的千差万别。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受众。我们在设计广告专业的语言文学教学时，应该从广告专业学生的视角出发，突出学以致用的特点，突出广告专业特色。

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糊墙纸》一直都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对于小说中墙纸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大多文学批评都集中在探讨其中所表达的女性生存困境，推而将墙纸解读为象征女主人公的意识、潜意识或是使女性沦丧为不自由的家庭奴隶的既定社会、经济模式等。这不免使小说沦为一般的“问题小说”之流，与作家自身的经历以及作家在《妇女与经济》等其他创作中流露出的自强自立颇为不合，因此，我更愿意将黄色糊墙纸解读为一面展示女性语言、文学形成的画板而墙纸背后的女人则是在获得女性语言之后可能的女性形象体现。小说本身在解构以男性“诊断（diagnosis）”为基础语言叙事的权威性同时，极力凸显墙纸的存在性，构建以其为中心所代表的女性语言文学及文学的治疗。在“一破一立”之间，吉尔曼向我们指明了建立女性自身语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希望通过语言文学最原始的作用———治病救人来实现女性自救的最终目的。   在小说中，对于“诊断”权威性的解构是通过两个层面上的反讽实现的。其一，给出诊断和保证诊断得以实施的众人姓名及其身份具有戏剧性的反讽效果。首先，约翰和玛丽是极具圣经意味的名字，在圣经故事中，约翰曾为耶稣洗礼，是主耶稣所爱的使徒并在耶稣的十字架前被嘱照顾其母玛丽。在吉尔曼的小说里，约翰摇身变为疗救肉体苦痛之医生，领医生之名，却未尽医生之责，不仅未能解除“我”肉体上的苦痛，更遏制我的精神诉求，是我身心疾病的根源。圣母玛丽为耶稣之母，本被耶稣托于约翰照顾，但在小说中沦为约翰建立的男权制家庭背景上一个单薄的形象，专门负责照顾孩子；更有詹尼（意为母骡子或驮着重负的畜生）———约翰的妹妹，被约翰派来监视“我”以保证诊断得以实施。与圣经文学进行对照，小说中维护“诊断”这一男性语言权威的众人姓名及身份的错置给权威蒙上了一层可笑的反讽色彩，于嬉笑之中不知不觉的淡化了男性语言权威的力量。其二，诊断本身及其疗效更是充满了反讽。医学上的诊断本应是关乎人命，慎之又慎的行为，在《黄色糊墙纸》一文中，“我”的丈夫兼医生约翰不听病人主诉，“不相信我身体不适”，认为我的病“无关紧要，仅仅是得了间隙性精神抑郁症———有一点歇斯底里倾向而已”，在“我”整夜无法入眠，鼓起勇气要求离开这所奇怪的古老建筑时，“他”却以医生的身份向“我”肯定他的诊断与治疗是正确的。不听或打断病人主诉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么？其荒谬之处不言而喻———“我”的丈夫原来是一位骄傲自大、草菅人命的庸医。这个男权社会的权威代表竟荒谬至此。   再来考察一下治疗所指向的终极目的。“我”被要求不得过多的谈话，静处，绝不允许“工作”，这里指女主人公从事的写作活动。所有治疗方案均指向一个目标———杜绝任何言语与文学生成。言语与文学创作在“诊断”“治疗”的名义之下被湮灭了，阻断了通向外部交流的道路。女主人公无法与任何“活的灵魂”交流，只好诉诸于日记———不会说话的纸，但这也不安全。于是，在小说开篇日记体对房屋，卧室等外部环境散漫的描述中，黄色墙纸一次又一次的与“我”对峙，逐渐凸显了出来。   在未与黄色墙纸相遇之前，“我”的日记一直保持着一种平淡，中规中矩的叙事，然而当黄色墙纸出现的时候，“我”开始直言，其后对墙纸的描述也打破了前面保持的叙事风格，语言变得丰满、富于张力。   “墙纸的图案属于那类散漫而艳丽的风格，这简直就是对艺术的亵渎。房间要么暗淡得足以使你的跟踪视线模糊不清，要么鲜亮得足以一刻不停地诱你观察使你烦躁。而且，当你的视线跟着摇晃不定的曲线在墙上游动一小段距离时，这此曲线突然间自杀了一一以疯狂的角度急转直下，在前所未闻的矛盾冲突中毁灭自己。”当“我”以一向谨守、“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墙纸时，墙纸的风格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与女性文学叙事语言给人的印象如出一辙———散漫、艳丽、充满不确定性与矛盾。这和冷峻、严谨有序、充满理性思辨的男性叙事语言形成二元对立，所以“我”一开始认为它丑陋可憎，无法接受。   在被丈夫或委婉或严正拒绝，倾诉受挫时，我开始转向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墙纸，从而开启了两者之间全新的互动感知过程。我看到了墙纸背后若隐若现的女性形象，与之并置出现的是一种新的叙事语气和新的行为方式。“我”用躺着但不入睡的行为反抗午休———约翰休息疗法中的一种。“当然了这是种欺骗，因为我不会告诉他们我是醒着的———才不呢！”那面墙纸从来都不曾美丽动人过，它仍然复杂多变，令人捉摸不定，然而这时的“我”已完全沉浸其中并决心一探究竟，找出它背后的真意。“我”发现在秩序、理性的白日，墙纸仍然是丑陋可憎的，其背后的女人娴静温顺，“我”也能保持镇静；而当日光隐去，月色满地之时，“墙纸都将变成一条条的栅栏!图案后面的那个女人则更是清晰可见”我也在夜间睡的越来越少。白日与黑夜，理性与非理性，传统语言与伤痛后形成的新语言相互对立，透过墙纸，“我”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男性叙事权威压制下慢慢艰难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语言文学形象，“她一直竭力想从图案里爬出来…她们想强行通过，然而图案紧紧扼住她们,把她们倒转过来，这样就使得她们的眼珠都泛白了!”故事发展到高潮，“我”与医生丈夫及其所代表的男权社会决裂，运用自己的小聪明避开监视“我”的所有人，准备有所作为。我撕碎墙纸，将其背后的女人解放出来，我模仿墙纸中的图案纹理传统，慢慢的爬行，并且在与医生丈夫对峙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时无名叙事者“我”已与墙纸背后的女人以及女性叙事语言文学融为了一体，挣脱了男性语言权威的束缚，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了自我拯救。尽管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代表男权的医生丈夫———约翰并未死去，只是短暂的昏厥，但此时我们还是应该向这短暂的瞬间致敬，向推动“我”通往自救的力量———黄色糊墙纸及其背后疯女人所代表的女性语言文学致敬。“我”在这种新语言中，排解释放了压抑和紧张，获得了欲望、幻想的补偿，找到了自我的声音并从对新语言的把握中获得了自救，陶醉于新生的自由。通过对女性语言文学的寻找，我推翻了约翰的“诊断”“治疗”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治疗。尽管“我”的表现在众人眼里是“疯癫”，但请不妨将这种疯癫看作是另一种超脱的理性认识，有一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况味。#p#分页标题#e#   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是因为她自出生起便被排除在了语言的象征秩序之外。在男性中心立场之中，女性找不到表达的出口，她被石化，限制，剥夺权利，常表现为“不在场”或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因而当务之急就是创造表达女性自身的新语言以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   女作家吉尔曼在其小说《黄色糊墙纸》中赋予墙纸丰富的内涵，让其在与女主人公“我”的接触中逐步引导“我”走出男性权威的压制，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并利用这种新兴的语言进行自救。不难看出，吉尔曼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唤醒女性发挥出语言最原始的作用———治病救人，让女性不靠他人，用一支笔、一张纸书写自己，拯救自己。

摘要，也称文摘，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1]。撰写摘要的主要目的是便于学术交流，使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同行能以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了解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因此，摘要必须简洁、具体、完整，即虽然篇幅短小，却能够涵盖文章的关键内容，使读者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然而，笔者近日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两个网站的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搜索近年来我国关于约翰•福尔斯的研究论文时，惊讶地发现我国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摘要中问题很多，符合规范的摘要很少，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   一、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摘要中存在的问题（1）摘要篇幅冗长。国际标准ISO214—1976（E）对摘要的篇幅作了具体规定[2]：认为多数论文和专著文摘，其摘要以不超过250字为宜；对于较长的文献如报告或学位论文，其摘要一般应不超过500字。我国国家标准GB7713—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对文摘的篇幅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中文摘要一般不宜超过200～300字；外文摘要不宜超过250个实词。如遇特殊需要，字数可以略多[3]。同时，我国国家标准GB6447—86《文摘编写规定》也规定报道性文摘和报道/指示性文摘一般以400字左右为宜；指示性文摘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   从上述几项国际、国家标准可以看出，学位论文文摘以200～400字为宜，一般不应超过500字。   可是在笔者搜索到的2000—2007年我国17所院校的35篇研究约翰•福尔斯的硕士学位论文文摘里，每篇摘要的平均字数高达721字。而字数在200～500之间，基本符合国家规范的有7篇，占总数的20%；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占总数的80%，其中超过1000字的有7篇，占20%。而字数最多的一篇竟达1500多字，篇幅明显过长。   （2）背景信息过多。撰写摘要是为了使他人能够最简单便捷地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而不是介绍或者评价一部作品。由于摘要篇幅短小，信息量大，所以文摘中一般不加入背景信息，如确实有必要，也只能简单提及，而且摘要中不能夹杂评论、说明等内容。可是，在笔者搜索到的一些摘要里几乎都存在背景信息过多或者在摘要里夹杂解释、说明和评论的现象。如下面的摘要：约翰•福尔斯是当代英国文坛享有盛名的作家，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自一九六九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大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他独特的创作理念：小说家仍是上帝，因为他可以创造一切。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上帝形象，全知全能，发号施令，而是一个崭新的上帝形象，他们的首要原则是自上而下不是权威。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的一种哲学思潮，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文学创作影响颇深。本文通过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的剖析，旨在理解约翰•福尔斯所主张的存在主义式自由，进而了解20世纪新的小说创作理论和技巧。   这篇摘要就篇幅而言符合文摘编写规则，然而摘要中占用大量篇幅（划线部分）介绍背景知识：作家，作品引起的反响，作者的创作理念等和论文本身内容毫不相关的信息，当读者终于看到论文要探讨的内容时，摘要又草草收场。事实上，学术论文的读者大多是专家或者具有相关知识的人，作者没必要不厌其详地介绍人尽皆知的信息，而应着力于概括论文的内容和创新点。否则，文章所附的摘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3）语言、内容重复。摘要的重复体现在用词和内容两方面。摘要应该结构缜密、概念准确、行文流畅、朴实无华，不应使用多姿多彩的文学描述手法。而在笔者看到的文摘中，学生往往为了凑字数，行文拖沓，语焉不详，用词重复。例如（注意划线部分）：通过对不同层面对话的分析与阐释，本文旨在说明正是由于对话性，小说才成功地重新构建出一个万花筒般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社会，而这个重构的维多利亚时代内部充满了张力和多元化因素，所以它更加立体化、动态化和丰富多彩。   内容重复是很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的又一个特征。笔者在整理这些摘要时发现，大约2/3的摘要存在内容重复的问题。在这种摘要里，作者通常先介绍背景知识，如作品成就、影响等，接着简要阐明写作的目的、方法和结论，然后逐章介绍具体内容，也就是换一种方式重复前文提过的内容。   其实这类摘要如果简化背景知识，去掉章节内容介绍，充实文章研究的要点，往往是很不错的论文摘要。   （4）摘要内容抽象。摘要应该短小精炼，可是过短的摘要不一定是好摘要。摘要作为一种提供信息的短文，其内容有比较严格的规定，通常由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构成，这四部分可以称为摘要的四要素。不过，这四要素在不同种类的摘要里详略程度各不相同，英语语言文学类论文的摘要通常写明目的、方法和结论就可以了，而且“目的”部分要详写。“目的”部分要交代为什么做这项研究，或者文章主要解决的问题。   这部分可以适当提及背景知识，但不宜过多。“方法”部分描述作者的主要工作过程、使用的研究方法，如所用的理论、分析的角度等。“结论”部分点明文章得出的最终结论，如某部作品的主题等。每个要素要尽量具体。   在笔者搜索到的35篇摘要里，每篇都不同程度地涵盖了规范摘要的四要素，但是，大约1/3的摘要存在内容抽象、信息量不足的问题。再以上文提到的研究约翰•福尔斯的论文摘要为例。   去掉第一段背景知识，第二段相当单薄，过于概括。如果作者能够具体阐述从哪个角度剖析作品和存在主义式自由的内容，以及作者探讨的20世纪新小说的创作理论和技巧包括什么，那么摘要的作用就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及解决措施   （1）加强教学管理，大力宣传《文摘编写规定》，提倡学位论文摘要标准化。硕士学位论文摘要首先必须符合本校的学位论文规范，因此其篇幅、内容与各高校研究生院论文规范有直接关系。为此，笔者对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名列前茅的院校及主要外国语学院（共14所）的研究生论文规范加以考察，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各大学基本以我国《文摘编写规定》为蓝本制定各自的文摘规范，包括摘要的内容、文体风格等，但是对文摘的篇幅却见仁见智，各行其是。其中，黑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6所高校的文摘长度符合文摘编写规范，在500字以内（还有的院校以页数确定摘要的篇幅：通常不超过1页，字数大约在500字以内）；而有的院校则要求其篇幅在3000字以内，并且中英文对应；还有的院校要求比较特殊，英文摘要不超过350词，中文摘要却要在1500字左右。#p#分页标题#e#   篇幅是摘要的重要特征之一，对摘要篇幅有争议也在情理之中。有学者认为目前的规范有待商榷，建议学位论文摘要依信息量把握在500～2000字。不过笔者认为，简短、具体是摘要的精髓，学位论文摘要通常在文章完成后所作，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论文的详细内容可以阅读全文。   这一点不同于会议论文摘要，某些会议论文摘要是在文章未完成前所写，篇幅较长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意图。也许这就是Bassey提出会议论文摘要（论文未完成前所写）一般在500～1000字之间的原因吧[4]。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摘要标准的宣传力度不够，九年前除了编辑界有人探讨文摘的规范和标准化问题，其他领域对此几乎无人问津[5]，虽然现在的状况有所改变，但还不能适应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整个学术界应该大力宣传文摘编写规范，教学管理部门应该以此为依据，制定学位论文写作要求，指导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的摘要写作，从而促进学术交流。   （2）重视论文摘要的教学与指导，贯彻学术论文摘要标准规范，改进教材。   忽视学位论文摘要的教学与指导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论文摘要存在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摘要在论文中独立成文，而且所占比例很小，摘要质量的好坏和论文质量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往往得不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甚至一些教师对学位论文摘要的写法和要求也不尽了了，所以更无从谈及指导学生写作。但是摘要写作是学术训练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学术规范的体现。规范的论文摘要，尤其是英文摘要是国际检索的主要依据。所以必须强化论文摘要的写作与教学，在内容、语篇等方面全面贯彻学术论文摘要的标准规范，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笔者也注意到摘要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教材有直接关系。目前，很多英语院系在本科及研究生阶段都开设英文写作课或论文写作课，但是多数英语写作教程和英语论文写作教程对摘要的写法和要求未作介绍，或者即使介绍也只是简单介绍，甚至被奉为经典的《英语写作手册》也未提及论文摘要的具体要求，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学生不会写摘要的重要原因。因此，改进教材也是当务之急。好在一些教材编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3）积极开展论文文摘写作的研究。摘要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有望成为一门新的学科[5]。   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明显滞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缺乏创新，重复研究过多，远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其中关注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写作，为理、工、农、医等论文的国际检索提供参考的文章较多，研究社会科学类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摘要的文章较少[6]。   因此，科研单位应该鼓励学者从事包括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在内的各种论文摘要的研究，为其提供资助，同时开办灵活多样的论文摘要培训班或讲座，为包括硕士研究生在内的不同层次的研究人员提供培训。   三、结语   硕士论文摘要写作是重要的学术训练。摘要的优劣虽然不影响学位授予，但是却能够体现出治学是否严谨规范。因此，笔者呼吁各大英语院校、院系能够重视摘要的写作与教学，大力宣传《文摘编写规定》的要求，不断充实教材内容，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尽快解决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摘要不规范的问题。

1模因论的认知   自然界中万物都有其变化的规律,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才使科技突飞猛进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由苹果坠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源自仿生学的原理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而随着人类对基因的认知和解密,它的规律也被用来指导很多学科的发展和应用。   模因论(Memetics)就是由道金斯(ClintonRichardDawkins)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经典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道金斯是一位生物学家,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也是一位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除了基因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复制因子,他将该复制因子取名为“模因”。《自私的基因》第11章“:模因:新的复制因子”(Meme:thenewreplicators)首次出现了模因的概念和理论。它的提出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它为人类研究语言文化的进化发展提供了另一崭新的途径。该理论运用基因的遗传而繁衍的规律解码说明文化进化的规律。因为与基因的遗传繁衍相仿,Meme模因是人类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也是文化遗传单位[1]。该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文化是它通过模仿而传播。在现实世界中,模因的表现型可以是语词,音乐,图像,服饰格调,甚至手势或脸部表情等等[1]。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范例比比皆是。为了便于叙述,我们用“门”这个概念来说明道金斯的“模因”理论。   2模因现象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披露了震撼朝野的“水门事件”以来,Watergate一词已远远超越了其“源语言文化”的范畴,它正是借助于社会文化传播的“模因化”之力,即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传媒化等重要因素,迅速渗透到其它语言文化语境中,成为当今颇具“全球化”色彩与“国际化”传播特征的“文化词语”。由此也证明了成功模因的三大特点之一长寿性,即模因在模因库内存在留越久,也就是在纸上或人们头脑中流传的时间越长,模因存在的时间越长,被复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水门事件”(Watergate)最早的“门”就是水门,是指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总部——水门大厦。“门”在当时并没有专指的意思,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当属意译而不是音译。   而后人们将“水门事件”引申,演变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说法,通通冠之以“××门”,用来代指极具爆炸性的丑闻或政治绯闻。笔者随机浏览网络就能找出许许多多以“××门”事件结尾的词语,如国外发生的“克林顿白水门事件”(Whitewatergate)“;伊朗门事件”(Irangate)“;F1间谍门事件”;丰田“召回门”事件。   国内的“明星代言门”事件;侯耀华“遗产门”事件“;复旦占座门事件”“;少林寺上市门”事件;上海“团团门”事件“;兽兽门”事件“,泼墨门”事件;章子怡“捐款门”事件;“宴请门”事件;南京值班医生“偷菜门”事件等等。   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身陷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就被叫做“拉链门”(Zippergate),媒体便将这最具代表性和想象力的道具“裤裆拉链”作为这一性丑闻的代名词,而后出现了艳照门(PhotoScandal);莫尼卡门(monikagate)“;安琦门事件”AffairOfTheZip“;湖南秋千门事件”。   所谓“门事件”已经演变定格成指代现在社会上发生的,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比较能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的事件,特别是丑闻,这类事件的当事人通常都是希望事件不被外人知道,结果却被曝光出来。同时“门”又被引申到更广的范围,现在已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上,而是代指任何新发生的一些丑闻或新闻(不一定是丑闻),这些新闻只要是一些极具新闻效应,能引起广泛公众关注和兴趣的事件,都被用上“门”的叫法。“电话门”是意大利甲球队尤文图斯队打假球事件,由于球队的电话被录音成为证据曝光,被大肆报道,故称“电话门”事件。甚至今天我们可以从www.kanmenba.cn(看门吧)和Mennei001.com(门内网)这些专门谈论“门事件”的网页去查找如“时政,科技,社会,财经,娱乐,教育,体育”等各种类别的“门事件”3语言文学修辞的模因而透过“门事件”的“模因现象”再结合语言文学修辞的手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语言文学的修辞就是语言发展到高级层次的“模因手段”,笔者试图从语言文学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上述的“门事件”,认为所谓的修辞手法只是用来copy语言的“模具”,而这种模因现象是在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的实践后,早已被冠以某种特定的文学修辞手法称谓而固定下来供大家使用的“模式”,故也可称为“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模因表现型”,例如:   (1)NonceWord仿拟(Awordconinedforaparticularoccasionandnotacceptedintogeneralusage.Inmordewntimes,anoncewordisoneinventedbyanauthorforaparticularusageormeaning)[2].从“gate”的衍生来看,最初“Watergate”并不是为某种特殊需要临时创造的,然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派生词却是为某种特殊用途或特殊意义而临时创造的新词,而且它们不再是由某一作家创造,而是由大众传媒创造,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仿拟的效果使得语言特别诙谐,幽默,甚至有喜剧搞笑和恶作剧的成分。   (2)Allusion(引喻)是一种与汉语引用中的暗引相近似的修辞方法,引用典故,谚语,成语格言或俗语[2]都属此类。如果我们现在把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当作一种典故看待,使用“gate”来说事就是运用了英语“Allusion”。在大家都熟悉其出处来源的前提下,引用了其大意,关键词,并将新的语义恰到好处地融合进去构成新的词汇,使得这些词汇的语义更加生动形象,使得语言更含蓄深刻,富于联想,富于表现力。#p#分页标题#e#   (3)Empathy(移情),原本是审美活动中的一种感情移入现象,[2]是由德国作家赫尔曼•洛慈提出的einfuhlung(感情注入)一词翻译过来的。如果说由“gate”派生出许多新词这种语言现象是我们强调的“感情注入”的心理现象,那么它注入的不是一种“审美”情感,而是一种“鄙夷”和“唾弃”的情感,是要把这些丑闻“物以类聚”。   (4)Litotes(含蓄渲染)又称为thefigureofunderstatement,是故意轻描淡写,缩小事态,欲擒故纵,从而收到加强印象的效果[2]。如zippergat“e拉链门”就是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说得委婉些,以达到欲扬故抑,欲彰显故含蓄的渲染效果。由此产生的Fornigate,Monicagate,Taigate,Interngate,Levinskygate等等都彰显出“含蓄渲染”修辞手法的强烈表现力。   (5)Zeugma(轭式搭配法),与汉语修辞中的拈连相似[2],即为了达到表达效果,把甲乙两个事物连在一起叙述,故意将只适用甲事物的词语拈来用在乙事物上。而在一般情况下,乙事物是不能使用该词语的,这种修辞法又称顺连和关联。Watergate一词是确有其物,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总部的水门大厦,而由此衍生出的Kreangate(南韩朴正熙集团试图收买美国国会议员,以便对国会施加影响的做法被称为“韩国门”;Muldergate(南非新闻总署主任马尔德Mulder非法挪用公款资助不明活动导致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几位部长辞职);如此等等都是使用了Zeugma,故意将“门”拈来搭配其他词语,使得这些词语更加简练,生动形象,饶有风趣。   (6)Syllepsis(同异),此种修辞手法是将一个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用来与两个和多个在上下文中邻近的词搭配,而该词的词义也随其搭配的词语而异[2]。“gate”在大量的“模因”后,已作为独立后缀出现,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新词,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将Syllepsis的修辞手法延伸扩展了,不再是“与两个和多个在上下文中邻近的词搭配”,而是将语义上已经定格为“丑闻”的gate延伸到另外多个语境中,并利用其语义上“丑闻”的关联与多个词搭配构成新词,同时借助Watergate在网络信息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该词缀搭配构成的新词产生同样的吸引人眼球的舆论效果。   4古典诗的意境模因   任何字,词,句,段落乃至篇章和意境,只要通过模仿得到复制和传播,都可以成为模因。诗是最精炼的语言,是文学的高级形式。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唐代诗人李白,不仅被后世的中国人尊为诗仙,而且迄今为止,广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坛名人所推崇。这些事实已广为认知。在此,仅举一首李白的七绝“夜思”为例,浅析一下李诗对后世一些名诗的“模因”作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千百年来,此诗连启蒙识字的儿童都能朗朗背来。唯其如此,更见“模因”之深度。此诗写了三层意思:静夜;冷月;乡愁。   于是,这几乎成了写月色的定格。宋代大诗人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写出溶溶的月色;来自冷丽月宫之拂袖夜风;热烈思念乃弟(苏辙)的亲情。写得飘逸。   另有一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更是写了断肠之凄月。写得愁苦。   另一宋代诗人周邦彦的“蝶念花”:“月皎惊乌栖不定,”写出寒月;清丽的情场;爱人离别之伤痛。写得缠绵。   南唐后主李煜的“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斩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写出残月;孤寂;万种幽幽亡国之愁。写得凄苦。至于宋代另一大诗人柳永的“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是文学传诵的名句。   这些后世的诗人虽然景况不同,心态各异,然而都写得十分出色。我相信诗仙李白的诗的因子已深深植入他们的骨髓,才能写出如此能传诵千古的精美诗篇。无论是苏轼,周邦彦还是李煜,柳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是“模因”,(也不可能知道“模因”)然而却都是绝妙的“模因”。因而“模因”不是单纯的模仿,更不是抄袭。任何矫情的模仿乃至抄袭,只能是苍白甚而拙劣。   如此等等,都可以看出“模因”的影响之深远。   5模因有助英语教学   总之模因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产物,过去童蒙入塾,往往是先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之后便是《千家诗》《,唐诗》乃至《诗经》。清代诗人孙洙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其道理无不说明模因对于知识文化传承之重要。知识是通过模仿获得的,知识就是模因,模因也内嵌于知识之中[1]。学习语言的模因有助于我们的外语教学。学习外语尤当背记单词,词组,经典的短语和句子。由此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评价曾被认为不合理或不可取的传统教学模式,应该在外语教学中大力推广背诵教学模式,应当提倡传统与启发教学相结合的模式。我们相信随着模因论的产生,它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其结果必将会给语言教学带来更多的启迪和帮助,为人类研究语言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途径,产生更多的观念,理念和方法。

作为19世纪70年代的一位留学生，辜鸿铭的西方文学背景(主要集中于西方古典语文)在他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而在三四十年之后，胡适一代留学生的出现，首先在西方文学及思想文化的教育背景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辜鸿铭对于他那个时代西方思想文化话语的垄断。因此，辜鸿铭与胡适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也就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两代留学生之间在语言、文学方面不同的观点主张与话语冲突。   一、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由文言、白话开始，自然地扩展到白话文学及新文学和新文化   运动上，并在新文化或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以及实践途径方式等领域，表现出更为激烈、尖锐和深刻的分歧乃至正面冲突。   辜鸿铭曾在一篇赴日演讲中［1］，将近代中国主要的思想力量分为“旧中国党”、“新中国党”和“真中国党”。他将自己归属于由晚清“清流派”核心人物张之洞开宗的“真中国党”。如果按照这种划分，胡适的思想源流则应划归晚清由康、梁开宗的“新中国党”［2］。辜鸿铭的上述观点，是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并在语言文学变革之倡导与实践方面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代语境中发生的，不过其基本倾向，与其19世纪80、90年代的思想仍基本一致。   如果就其思想的某一侧面而言，至少到1913年底，胡适思想似仍可归于辜鸿铭所言“新中国党”一流。   胡适在留学之初，其思想中为中国辩护，包括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辩护的成分依然明显存在，单不说他曾明确反对过男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并有“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之判断，直至1912年底，他在日记中还曾提到自己有过一个著述计划，即《中国社会风俗真诠》，此计划书之英文书名，即“为中国社会习俗制度辩护”［3］。尽管在计划中的该书目录中，已经列有“中国之语言文字”和“新中国”章节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谓语言文字以及新中国，绝非后来胡适文学改良思想之主张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中国［4］。换言之，此时胡适思想中的中国意识与现代意识，大体上与康、梁所持思想立场相近［5］，当然其中亦与辜鸿铭此间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立场有着某种相似性。不过，这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这一时期胡适思想与辜鸿铭思想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而是更深刻地反映出晚清“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对于当时知识分子之影响。同时亦更清晰地昭示出，胡适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高扬的思想主张，尤其是他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之主张，是如何超越“中体西用”观与“维新变法”主张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的［6］。具体到语言文学而言，直到1914年初，胡适对于中国语言文学问题的思考，依然没有超出在旧有的框架下予以有限改善的个人处境［7］。无论是他在当年“一种实地实验之国文教授法”札记中所述，还是他后来在《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相关内容中所阐明，都还没有全面涉及到如后来新文学思想中以白话文为本体，以现代人和现代情感、现代思想、现代审美为基本立场的相关主张［8］。   胡适中国意识与因袭思想的“改变”，在留学时期经历的第一个明确的自觉，可以从1913年10月8日《道德观念之变迁》及10月9日《中国似中古欧洲》等则札记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得到证实。前者表明，胡适在上海时期的“进化论”思想，在道德领域或道德话题上有了进一步深入，而后者则初步显示出胡适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之判断，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西方参照。   而上述思想自觉，或超越晚清“中体西用观”及“维新变法”主张在理论上的标志，就是胡适在1914年1月底数日札记中所罗列之思考，其中有《孔教问题》(1月23日)、《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1月25日)、《我所关心之问题》(1月25日)等。这些思考进一步从理论上，尤其是从思想文化的现实处境上，反映出他对中国当下思想文化之症结性困扰，已有了初步却渐趋清晰之认识。   这种具有鲜明胡适特色的“问题意识”，与他后来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倡的以“发现问题”作为现代思想之起点，以“再造文明”作为现代化运动之归结，以“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作为方法上变革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脉相承性。   而胡适思想的基本框架及整体性，至此亦初步彰显。   胡适的这种问题意识与变革思想，反过来又在语言文学层面得以具体实践落实，并最终扩展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全面的怀疑、反省与批判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性自觉”，恰恰反映出胡适式“自觉”的、两个不可偏废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变革之思想理路之支点。其一是西方参照系的确立，无论是西方社会发展观及历史观之参照，还是西方道德价值观与审美观之参考;其二是对“中国式”思维方式本身的丰富完善。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胡适语言文学思想的批评者，往往只注意到胡适思想中的“西方参照体系”，并以此作为批评胡适“全盘西化”思想的依据，而忽略甚至否定了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胡适的变革思想或现代思想中，更具有超越性与思想意义和价值的第二种理路。简言之，即他所谓“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9］。也就是胡适倡导并实践了一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胡适进一步落实上述思想学说的努力，即关注“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以及天赋人权说之沿革”，已经明显与辜鸿铭的思路相异。   就公开发表的文章而言，所谓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争论”，或者辜鸿铭对于胡适及“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批评，并没有真正全面展开。前者对于后者的批评，亦仅集中于两篇文章，即《反对中国文学革命》(1919年7月5日)和《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1919年8月9日)［10］。值得注意的是，当辜鸿铭引述胡适的相关观点时，在提到“活文学”的同时，也提到了胡适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或者“观念和思想的彻底变革”［11］等。此亦足证，胡适、辜鸿铭之间的“分歧”，绝对不仅止于文言体文学与白话体文学之间的争论，而是“蔓延”到现代知识分子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所有相关话题上。表面上看，辜鸿铭集中攻击了胡适的文言为一种死语言，这种死语言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活的文学，不可能用来表达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情感思想等观点。而其论述，却很快转移到了对于语言文学背后之道德内涵的讨论上。正如他抨击那些认为“文言不适合创造活文学”的新文学倡导者们时所言，这些人是“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12］。为此，辜鸿铭引证了西方文论者有关“诗歌需要讲求精神法则”，以及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具有传输生活之道的意义—文以载道”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并由此说明，文学革命者的观点立场，既背离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亦不符合西方精英文学思想之正道:归国留学生们对于西方现代文论思想“断章取义”或“偏颇”之汲取，不仅注定了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文化是一种道德空洞化或自我矮化的思想文化，而且也是一种反高雅的粗鄙低俗的思想文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辜鸿铭不仅偷换了胡适新文学思想中以“现代之道”取代“传统之道”的观点，亦对胡适思想的西方语境之“局限性”进行了批判，同时亦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体系中道德原则的永恒性与现代意义和价值。#p#分页标题#e#   辜鸿铭对胡适的批判或对中国归国留学生们所倡导的现代化运动之批判，所展开的路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以众所周知的传统文化—道德中心论，来反对现代留学生运动中变革中国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反激进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13］，亦可在西方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得以展开考察;二是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语境中，强调并坚持本土传统的独立价值与现代意义，对西方传统在现代的“迷失”与现代中国对于“迷失”了的西方的错误模仿与学习，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这种批评语境中，胡适以语言文学为起点的“充分的世界化”或“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与辜鸿铭所坚持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立场自然是格格不入了。   二、胡适、辜鸿铭在对待中国现代文化—文明以及西方文化—文明的认知评价上的分歧，并不像辜鸿铭有些文章中所言那么简单。   与胡适从宣扬西方现代文化—文明开始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所不同的是，辜鸿铭在近现代思想领域的出场亮相，恰是以其犀利的对西方主义批判，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为标志的。与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路亦不同的是，辜鸿铭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意图，恰在其强烈的非西方式现代化和反唯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在于他对现代化和现代运动多元化多样性的坚持。   辜鸿铭思想的“保守性“，并非只是在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倡导者之论争中才彰现出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早先辜鸿铭对李鸿章式的洋务运动以及康梁变法主张的批评，尤其是他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犀利抨击等［14］，已经反映出他有所保守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理论上大体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一致。   就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之关系而言，早在胡适归国之前，辜鸿铭就曾在致爱丁堡大学之校友、时任山东威海卫殖民行政长官洛克哈特的一封信中，不无感伤地戏称自己为一个旧派人物(oldChinaschool)，且在“现代青年中国人”［15］眼中根本无足轻重—辜鸿铭这里所谓“现代青年中国人”，在时间上还应该不包括胡适。   有意思的是，辜鸿铭对自己在现代青年知识分子中地位“偏低”之感慨或抱怨，其实还不限于中国。就连在他的影响似乎更大的在华西方人社团群体中，他那些非西方主义的思想批评，亦难博得广泛喝彩。1916年8月6日，他在写给洛克哈特的一封信中，就抱怨当时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的编辑多年来忽略自己，对他所讲述的“中国的牛津运动”(ChineseOxfordMovement)甚至自己的相关著述，亦毫无兴趣或不屑一顾［16］。   由此展开，其实辜鸿铭的现代思想文化运动批判，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仅限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思想文化，都处于一种“堕落、退化的文明时代”，因为这个文明时代偏离了甚至迷失了文化真正的原则标准。而为归国留学生们所影响下的现代教育，在辜鸿铭看来，亦走上了一条与真正的道德准则南辕北辙的道路。“就‘教育’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一个人越变得有文化和学问，他所受到的教育就越少，就越发缺乏与之相称的道德。”［17］这里的所谓“教育”与“文化和学问”，当然不是他所坚持的古典教育和文化，而是他所批评排斥的现代教育和文化。   究竟如何认识辜鸿铭对西方思想文化之立场观点?辜鸿铭在其晚年《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的演讲中，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解析，他驳斥了那些认为他是一个西方文明的笼统反对者的批评［18］: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西方文明。我在这里公开声明一下，我讨厌的东西不是现代西方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点。欧美人在现代科学上的进步确实值得称道。但就我之所见，欧美人使用高度发达的科技成果的途径，是完全错误的，是无法给予赞誉的。   他还说:“我认为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文明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就像《圣经》里所记载的建造巴比伦塔的人一样。欧美人只顾将其文明一个劲地加高，而不顾其基础是否牢固。”［19］那么，辜鸿铭所说的“文明”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呢?他说:“文明的真正涵义，也就是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圣典”［20］，也就是他更常说的“道德标准”。这种作为“道”“体”的文明，被他视为文明的基础—当然也是文明的最高标准:如果一种文明，没有或者忽略了对于这种基础的发展，没有去发展并维护它的道德标准，那么这种文明就失去了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文明的基础。而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现代思想文化和现代学问，都不应该偏离甚至更紧地围绕着他所说的道德基础。一般而言，辜鸿铭并不反对“文化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一味排斥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但他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化，并不是专力于给人们带来多少物质性的享用，而是看是否有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品质。这才是辜鸿铭所谈到的一种文化的经世致用。   对于文化的功用，尤其是涉及到现代文化及文明，包括作为现代文化及文明之“标志”的西方文化及文明，胡适的认知与态度都与辜鸿铭大相径庭。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自然地结出类似于西方现代文化及文明的果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及文明中，并不自然地包含着能够开拓出现代文化及文明的“因”。而这样的“因”，只能够由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自觉主动地“造”。   同为归国留学知识分子，辜鸿铭与胡适对如何去“造”现代文化与文明的“因”，在思路上亦大相径庭。除了他们在究竟何谓“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之正道方面理解的分歧之外，两人在文化与文明之价值判断、实现之方式方法等方面之分歧似尤为严重。究其原由，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皈依困扰乃辜鸿铭中国文化思想命题的起点，也是辜鸿铭现代文化思想中道德—价值中心论与中国—东方中心论之基础。辜鸿铭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历史处境与世界处境的认知，与他个人的中国文化认同与皈依之路基本上是同一的。#p#分页标题#e#   相比之下，虽然同为留学生，但胡适一代似乎并没有辜鸿铭那么强烈的文化认同与皈依之危机感与焦虑感。原因除了近代中国已经历过数十年之西学冲击，更关键的是，胡适留学时代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中心与权威地位的体制性存在－科举考试制度业已废止。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已经从一种体制性的关系，转变为一种个体性的思想—文化处境与自我选择。与此同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分解成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有效性、乏效性及无效性之争议。与上述争议相关的，就是如何使得传统文化的现代效用进一步明显提升。   留美时期的胡适，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恰恰体现出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效用，到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改造的自我认知之路，也基本上符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的现代文化思想运动之基本路径。而辜鸿铭远离故国文化边缘的早年经历，以及异国教育之后的回归之旅，亦被他自己饱含民族道德，激情地确定为一次朝向正统的中华文化的回归之旅。   如何看待辜鸿铭在近代中国反对西方文化话语霸权与文化侵略中中国中心主义的论述?如何看待他在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倡导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运动中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传统中心主义?   如何看待他在针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所倡导的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语言—文学运动中所倡导的以文言文为中心的贵族精英文学—文化?似可这样认为，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核心，可以简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以本土儒家思想传统为基础和皈依，反抗西方文学—文化侵略与话语霸权;二是以中西方人文思想传统为基础和皈依的反抗以西方近代科技主义和物质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文明主潮以及这种主潮在中国的蔓延。而这种非西方主义或反现代主义的立场主张，尽管彰显了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难以平等共存的现实窘境，亦折射出所谓文明多样性与多元化之思想主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与文明冲突中的实际状况。   三、作为胡适、辜鸿铭思想文化分歧的一个现实归结，在二人关系中一直存在着的一个疑问，就是辜鸿铭最终离开北京大学，其背后有否胡适的因素。   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所谓的“胡适因素”，究竟是一种当事人个人不断强化的心理感受，还是一种现实的干涉力量或话语权压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区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所扮演角色和所承担责任的关键。   胡适与辜鸿铭之争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现实话题，就是辜鸿铭“被迫”离开虽然倡言“兼容并包”，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21］。这是否与胡适的背后或底下干预存在关联?换言之，胡适是否将两人甚至两代“海归”之间的思想主张之分歧，延伸到了本属于思想学术以外之范畴?有关辜鸿铭离开北大之原因，已有不少讨论［22］。但无论是胡适应为辜鸿铭之离开北大承担一定责任的说法，还是不应过分解读两人之间的分歧及辜鸿铭离开北大过程中“胡适因素”的说法，都不能提供有关胡适在这一行为中所实际扮演角色之铁证。   值得注意的是，从1918年到1920年间，胡适与他的另一位新文学对手梅光迪之间，就征询后者是否可来北大担任英文教授的往还书信，似可作为当时胡适确实考虑过找人替换辜鸿铭的旁证材料，并多少有助于认识胡适在辜鸿铭离开北大的“事件”中可能扮演的“幕后”角色。   梅光迪在1918年7月2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回信中，曾就来信中所询归国后就职计划及赴京来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诸事一一奉答［23］:适之足下:前日由叔永转来手书一纸，谢谢。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一则今夏决不归国，二则向来绝无入京之想。至于明夏归去，亦不能即担教授之职，须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始可言就事。然亦决不作入京之想矣。   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流，以冒称人道主义派。在今世西洋最合时宜———popular＆fashionable———故云。毫无分别，眼光如是。西洋文学界近百年来如英之维利多亚(应为“维多利亚”———作者)时代数人，总之，葛脱美之爱谋孙外，皆白桧以下，何足道者。吾料十年廿年以后，须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遇之矣。草此即问起居弟迪上七月廿四日从信中可知，一，梅光迪初计划于1918年夏季回国，但对于归国之后的工作安排，却让人多少有些费解:先要在“里中”徜徉数月或半年，再出外游览数月。照理说，留学生归国，急于落实之事莫不如此:回乡省亲;完婚(如果出国前或留学期间父母已有命且已订婚的话);落实工作。而梅光迪无需像不少留学生那样，回国后急于奉命“完婚”，因为他出国之前已经与邻村女子王葆爱成婚。更何况从他后来回国后写给胡适、张慰慈(祖训)的信看，梅光迪回国之际欠了不少债务，应该说是急需工作来偿还欠款的。但他上述信中那种悠哉游哉、一身轻松的样子，实在让人有些不明就里。二，对于胡适来信中询问能否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事，梅光迪亦断然拒绝，所言理由有二，其一是不会按照原计划于1918年夏天回国，其二是即便按原计划回国，亦没有到北京高校任教的打算。至于为什么如此不愿“入京”，信中未曾言明，猜想不过是对胡适因新文学主张而“暴得大名”之忿忿不平。   参照《吴宓日记》记载，梅光迪于1919年10月离美返国，且临行前为旅费事确实欠了一些债务。“梅君迪生将首途归国，赴南开学校英文教员任。频行数日，为助足旅费，琐务碌碌。十月四日晚，共诸知友，会于陈君寅恪室中，而亦未及谈志业之正事”;又10月5日日记云:“星期。晨，偕锡予为梅君运箱搬箧。午，由锡予及施君济元及宓，共约梅君在汉口楼祖饯。四时半，送至南车站，握手而别”。不过，胡适、梅光迪之间，显然并没有因为梅拒绝赴北大任教而就此中断联系，相关话题亦未就此终止。#p#分页标题#e#   正如前言，梅光迪回国之初，经济上颇为窘困，无奈之下，只得向远在北京的老同学胡适、张慰慈借款。梅的“呼救”，显然得到了胡、张二人的及时“搭救”。在1920年6月寄自天津的一封信中，梅光迪这样写道［24］:适之慰慈两足下:借款汇票已收到，谢谢。因近甚忙，至昨日始到银行取款。未取款前，弟恐有周转不便之处(弟前闻天津各银行对于汇票取款之人种种为难)，故须俟取款到手后始敢覆书鸣谢。不料昨日在银行中毫无为难之处。愚弱书生缺乏商业经验，遇事易生恐慌如弟者，殊可笑也。   北大英文藏书多否?弟欲多阅于十九世纪文学书籍，以资参考。若尊处能助力，当于大考后来京小住。   草此即请起居弟光迪启六月四日这封短信表明:归国之后尚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的梅光迪，与胡适之间尚能如此亲密无间地书信往来，而且也坦然在胡适面前显露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梅光迪的这种“示弱”，与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坚持甚至固执相比，实在有值得关注之处。不过，梅光迪并不愿意自己这种主动“示弱”被理解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生活上的“失败者”，更不愿意看到这种所谓“示弱”，被放大发展成为一种思想学术上的“示弱”。对此，梅光迪在与胡适的关系中，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无论他的现实处境如何不堪。   不过，这封短信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梅光迪提到希望在学校期末开始后的暑假中，能来北大查阅英文资料。仅就此言，梅、胡之间在1920年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梅光迪这里，亦期待继续发展两人之间的学术交谊，毕竟那是读书人之间发展友谊的基础。而早在3个月前，在另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将去北京大学担任英文教授事介绍得更为详细［25］:适之足下:数日之谈，总于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然误会处似较从前为少，此亦可喜之事。   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spiritof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立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焉不知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势如是，为今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今日倡新潮者，尤喜言近效，言投多数之好，趋于极端，主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凡以上所言，不过兴来偶一提及，非与足下挑战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尤须不期速成，不从多数，故弟之不服，欲与足下作战者以此。若足下以为一学说之兴，能风行一时，即可称其成功，不反对者之崛起，则误矣。   此间正商开课之事，尚无头绪，此殊无聊。弟谓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焉)。政府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焉。   弟来北大授课事，究竟为足下所欢迎否?弟朴诚人，决不愿挟朋友之情而强足下以为难。若足下真能容纳“异端”，英文科真需人，则弟自愿来，否则不必勉强也。若来京，则须授课五六时，否则往返时间费用得不偿失。弟所愿授课者为GeneralPrincipleofLit-eratureorIntroductiontoLiterature;GreatEnglishProseWritingofthe19thCentury;Ad-vancedComposition;TheTeachingsoftheNo-vel等课。若能授两门，则须早日商决，俾弟能从事预备，且可向凡善堂购书，望足下速行示知。   弟此即问起居慰慈处望代通候。   弟光迪三月二日显然，从两年前梅光迪尚在哈佛期间询问起，一直到1920年初，胡适似一直有意邀请梅光迪到北大担任英文教授。而且以胡适当时在北大之影响力，包括当时正担任英文科主任，亦足以促成梅光迪的北上，当然前提是胡适愿意这样做。至于为什么最终梅光迪没有北上，却选择了南下———到南京高师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其中原由，总不出梅光迪的性格，以及与胡适实在难以走到同一个思想阵营中并肩作战等。而梅光迪1920年3、6月间两次去信查问是否可来北大任教，却未见胡适明确答复，似可说明，胡适确实曾有过找人替换辜鸿铭教职的念头，而胡适就梅光迪是否可就北京大学英文教授之征询往来两年，恰为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由语言文学之争发端的矛盾冲突逐步激化之时。而最终辜鸿铭离去而梅光迪亦未来成北大，则至少说明，胡适并没有将自己最初的一念，在梅光迪身上转换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辜鸿铭、胡适围绕着文言、白话所展开的这场争论，其实不过是一场并没有真正展开并各自得到充分发挥的“笔战”。其中当然与不少意气因素有关，但他们所代表的两代留学生在解读、理解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精神实质上的“差距”，却是明显不过的。这既与他们所接受到的那些具体的西方文学与思想文化之信息、知识及学术训练有关，亦与他们所关注的所处时代的“中国问题”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们对各自时代“中国问题”的归结与探究，反过来影响乃至成就了他们各自对西方文学与西方精神文化之路径与方法的把握，包括他们各自在中西文学与思想文化对话交流中所达到的境界及其成就。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议”与“冲突”，亦可以说丰富、扩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阶层对中与西、古与今等时代命题的认识与思考，在某些方面亦深化了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来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认识与思考。

壮族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多神崇拜构成了他们的宗教世界。在这个宗教世界里,六乌圣母便是其中的重要神灵之一。据史料记载:“壮俗每数年延师巫、结花楼祀圣母。”“按圣母不知何指,据邑中武平里诸壮所祀,则为六乌娘,又名六乌婆,庙在六乌山,壮人每遇瘟疫,则异六乌娘巡游村市热闹。”“瑶祭盘古,壮祀六乌圣母。”[1]《粤江流域人民史》亦有“壮祀六乌圣母白马令公等神”[2]之说。虽然这些祭祀形式已经明显披上了汉族宗教文化的色彩,但仍掩饰不住它与自然崇拜的渊源关系。因为壮族的主要宗教是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的源头是自然崇拜,它“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3]。另外,据史载,汉族宗教对壮族宗教的影响是在唐宋之后。因而,壮族本民族的宗教现象是早期的,而受汉族影响的宗教现象是晚期的,但无论壮族的宗教信仰如何深刻地受到汉族宗教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留下自然崇拜的蛛丝马迹。据此,可以推断,壮族的六乌圣母源于自然祟拜,它反映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反映了人们对某一客观对象的神化,因此,必有其赖于形成的生物原型。揭示这个生物原型,对认识壮族崇拜六乌圣母的成因及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贵港一带壮族人曾以六乌圣母的女性塑像为据,把她看作刘三姐。这纯粹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和想像,不足为六乌圣母生物原型的凭据。因为在宗教世界中,人的形体与非人的生物体是可以互变的,即人可以变为某一种植物或动物,反过来,某一种植物和动物也可以变为人。这样,就不可因六乌圣母的外表是女人像,就作出其生物原型是刘三姐的结论。此外,从“顾名思义”的角度看,六乌圣母名称的含义也难于跟刘三姐之名联系起来。所以,光从外在的神像去猜测其潜在的生物原型是很难达到准确性的。这样,若要在这方面言之确凿,需要从语言文学等多视角去考证。   首先,从名称的语义上看,六乌圣母所表示的生物原型主要隐藏于“六乌”二字之中(“圣母”二字是不言而喻的通称,在此不必赘述),但由于“六乌”二字的汉字形体反映不出汉语的任何词汇意义(查汉语词典无此词),所以无法直接从字面上去理解“六乌”的含义,而只能从音译词方面去考虑。因为壮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故常常借用汉字来记录自己语言的读音,形成了许多音译词,“六乌”就是其中之一。据载,“六乌”为土人之言[4]。从史载中的“六乌山”、“六乌庙”以及经常举行“六乌”祭祀活动地区分布的范围来看它们均在广西的贵港、横县、桂平一带,这一带正是壮族先民所聚居的壮语北部方言区。所以,这些地方的土人当为壮族人,其“土人之言”当为壮语。而作为“土人之言”的“六乌”,无疑是壮语中某一特定词语的音译词。至于这个音译词与壮语中哪一个特定词语的读音相一致,那就得以古代读音为准进行比较。因为“六乌庙”在太平天国以前就已经存在。由于人类的自然崇拜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所以壮族的“六鸟”崇拜也应始于远古时代。与此相应,“六鸟”的汉字标音也当早于太平天国以前,它所体现的是汉语的古代读音而不是现代读音。语音是发展变化的,汉语语音从古至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失落韵尾-p、-t、-k等。因此,我们不能以“六乌”的现代读音去寻找其在壮语中的音译对象,否则,就会失去准确性。据《汉字古音手册》[5],“六”的上古音为“来母觉部”,拟音为*lǐuk;“乌”为“影母鱼部”,拟音为*a,两者合在一起读为*lǐuk*a,即“六鸟”。这个音译词的读音和构词特点正好与壮语中“六鸟”的读音lok8a1和构词特点一致,其中“六”*lǐuk对译壮语的lok8(鸟),*a对译壮语的a1。a1是表示鸟鸣的象声词,两个词相加负载“乌鸟”的意思,整个结构体现了壮语词“通称+专称”的特点(即lok8为通称,a1为专称)。而音译词“六乌”的结构正好与这种构词特点吻合(即“六”表示通称,“乌”表示专称)。另外,从古人记音用字的习惯上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汉字“六”与壮语词lok8(鸟)的对译关系。始于古代的方块壮字就是用汉字“六”来标记壮语中表示“鸟”意思的词lok8,例如“六笔”(野鸭)①。壮语地名也常见以“六”表示壮语词lok8(鸟)的现象,例如“六居”(野鸡)、“六教”(八哥)等[7]。此外,流行于壮族民间的道公经书和山歌手抄本也用“六”来记录壮语词lok8(鸟)的读音。可见,汉字“六”在被壮族人借用过程中已经成为壮语lok8(鸟)一词的固定标音符号,所以“六鸟”中的“六”标志的是壮语词义“鸟”的意思。而“乌”的古代读音*a与壮语词lok8a1中的读音a1几乎一模一样,它们都同是模仿乌鸟叫声而产生的象声词。因此,“鸟”作壮语词a1的标音符号在情理之中。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六乌”二字就是壮语中lok8a1(乌鸟)一词的音译载体,也就是说,壮族“六乌圣母”的生物原型就是乌鸟。   壮族有过崇拜乌鸟的宗教历史,这不仅可以从“六乌”的古音词义中看出来,还可以从壮族神话传说和壮族人对乌鸟的态度以及壮族神器的鸟饰等方面得以印证。先从神话传说中看,壮族先民对乌鸟素来怀褒扬和崇敬情感。例如在壮族民间传说《岩刚河的来历》中,乌鸟被壮族先民描绘为指点“迷津”的神灵,它不畏险境,机智勇敢地帮助英雄岩刚杀死恶蜂王,除掉毒蜘蛛,为人民扑灭人间火灾。在另一篇壮族民间故事《达加》中,乌鸟的形象也处处闪烁着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勇于牺牲的光辉。每当可怜的达加姑娘遇到巫婆后娘的残害时,乌鸟就出现在达加姑娘的面前,帮助她逃避迫害,惩治巫婆,直至最后为揭穿恶人达仑的阴谋而遇害身亡。它身亡后,并未因此“偃旗息鼓”,而是变为水声,化作竹林,继续惩治狠毒的达仑。显而易见,这些作品无不以赞颂的笔调,热情洋溢地呕歌乌鸟不畏牺牲,从善治恶的美好品格,塑造了一个个令人崇敬的乌鸟形象。其间倾注着民族的爱憎感情和崇拜心理,从而历史地反映了壮族先民崇尚鸟鸟的思想倾向。#p#分页标题#e#   壮族著名的神话故事《姆六甲》更是显示了壮族先民对乌鸟的顶礼膜拜。这篇神话将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中界有一朵花,这朵花后来生出了壮族的姆六甲。姆六甲降生后就以大地造出江河湖海,以泥人制作男女众生,使世间呈现一派生机,因此被视为壮族的始祖母而受到无限崇拜。这一神圣地位使后人对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少人对此作出了种种猜测,尽管各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姆六甲的原型属于鸟类,正如壮族学者梁庭望先生所证:“姆六甲”实为壮语读音,“六甲”表示一种鸟,即“六甲鸟祖母”[8]。据笔者调查,在来宾县小平阳乡、五山乡以及武鸣县陆斡乡一带的壮语口头传说中,“姆六甲”(与记载中“姆六甲”的内容一致)的壮语读音实为me6lok8ka1。壮语me6是表示女性的量词,可以单独用在一些表示雌性动物的名词之前。   例如:me6pit7me6kai5   母鸭母鸡   me6va:i2me6mou1   母牛母猪这样,“姆六甲”中的“姆”标记me6,“六”是壮语lok8的音译字(上文已述)。“甲”是壮语ka1的通用音译字,是个模仿乌鸟叫声的象声词。显然,壮语me6lok8ka1中的lok8ka1就是“乌鸟”的意思,整个me6lok8ka1就是“乌鸟娘”或“乌鸟婆”的意思。这样,me6lok8ka1的音译字“姆六甲”也就负载“乌鸟娘”的意思,其中“姆”表示“母性”之义,“六甲”表示“乌鸟”之义。可见,“六甲”与“六乌”所表达的词义相同,两者之所以标音字形不同,是因为壮语“乌鸟”一词的读音有方言差异,在武鸣等地读lok8ka1,故标作“六甲”,在隆安等地读作lok8a1,故标作“六乌”。不同的方音必然导致不同的标音字形,“六甲”和“六乌”的字形差别就是壮语方音差异的产物。可见,“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也是乌鸟。拉法格说过“神话是保存关于过去回忆的宝库。”[9]壮族神话《姆六甲》正是以幻想的方式,保存了原始壮族人奉乌鸟为创世始祖母的历史图景。   从壮族人对乌鸟的态度上,也可见其尚乌之诚。   据《粤江流域人民史》引《岭南杂记》载,壮族人“服俱黑色,广西最多。”闻横县一带的古代壮族人喜著黑服。至今,壮族一些地区如那坡等地的人仍有“黑衣壮”之称。一个民族的祟尚色往往与其崇拜物的外观颜色合。因此,壮族人喜著黑衣当与他们所崇拜的乌鸟的黑色外观有关。相传乌鸟能反哺,束晰《补亡诗•南咳》“嗽嗽林乌,受哺于子。”苏辙《次韵宋构朝请归守彭城》诗:“马驰未觉西南远,乌哺何辞日夜飞。”所以,壮族先民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受感于乌鸟的反哺精神,以孝养父母,便树立起乌鸟的鸟神形象,并效仿乌鸟的黑色外形,著起黑服,以示虔诚。①此外,壮族人祟拜祖先,他们认为祖先死后灵魂不灭。乌鸟常徘徊于祖先墓地,必附有祖先之魂,故它们是祖先的化身。壮族民间传说《达加》中就有达加娘死后化为乌鸟的情节,反映了壮族人的“祖先之魂附于乌鸟”的宗教思想。   壮族人对乌鸟的另一种普遍看法则以为其是报丧之神。因为壮族人发现,只要乌鸟栖于谁家房顶,谁家就有人亡。古壮族人对乌鸟这种神奇的卜兆现象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恐惧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继而将乌鸟神化,对之烧香磕头,以求消灾。   壮族人对乌鸟的崇拜还典型地表现在铜鼓的鸟饰上。我们知道,铜鼓是壮族著名的神器。在壮族的铜鼓中,除了蛙饰之外,鸟饰亦占有重要地位,正所谓“成了鸟的天下”[11]。一些学者认为,鸟是骆越人的图腾。壮族是骆越人的后裔,故鸟亦是壮族人的图腾,而在壮族的鸟图腾崇拜中,乌鸟占有突出的地位。   所以,一些重要的壮族文献如《壮族文学概论》[12]视之为壮族的图腾。由于铜鼓的神灵色彩以及鸟饰的图腾意义,使壮族铜鼓上的乌鸟成为壮族人神化了的圣鸟。这些都为壮族人对乌鸟的崇拜以揭示“六乌圣母”的乌鸟原型提供了依据。   此外,从性属上也可以看出壮族“六乌圣母”与乌鸟的一致性。据《壮族文学概论》说,乌鸟是一位女神。查壮族巫经亦有“乌鸟小娘”的记载,这些记载与史料所说的“六乌娘”、“六乌婆”、“六乌圣母”的母性特征一致。   综上所述,“六乌圣母”的生物原型是乌鸟,与“姆六甲”的生物原型一致。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壮族早期的“六乌”神像必然离不开鸟的形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的出现,专职的巫觋应运而生,他们被视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能“通神去鬼”。巫觋的产生又促进了多神崇拜的发展,使神出现人格化的趋向,而神的人格化则进一步导致了神的人形化。在这种情况下,壮族的“六乌”神像也逐渐由动物形体向人的形体转变,这就造成了壮族各地区“六乌”原型的人像化。正如广西桂平一带的壮族虽“每遇瘟疫,则异六乌娘巡游村市热闹”,但却不知其为何物,只知其是一位人身女神。而贵港一带的壮族,则把“六乌娘”看作刘三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