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范例

自杨丽萍领衔的大型原生态民族歌舞集《云南映象》问世并火爆以后，云南出现了“原生态热”。紧接着，李怀秀姐弟夺得全国青歌赛原生态唱法金奖，“原生态热”再次升温。霎时，“原生态”一词风靡三迤大地，从广场走上舞台，从舞台登上屏幕，从屏幕绕进课堂，甚至钻进了货栈、跑进了餐馆……当这个新名词被赶时髦者们牵强地拿来戴在头上时，当“无知就是无畏者”贸然地涉足之后，鱼龙混杂现象也就随之出现了。原本以自然为美而有别于都市女郎的淳朴村姑也涂上胭脂搽上粉，粘上睫毛烫了发……变味了、走样了!为此，本文就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歌舞“被原生态”后的一些“异化”问题阐述几点个人之见，以求教于大家。   在2009年云南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期间，笔者曾受评委组委托回答过观众对于“原生态”的界定问题。所谓原生态，笔者以为:1.是在当地文化土壤中衍生并世代相传的;2.其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3.基本保持传统的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任何事物都不是凝固的而是在相互联系中运动发展的”。原生态也不例外。由此我认为:把原始素材照搬来用肯定不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但是在加工整理甚至改编中必须要保持其传统基因和精神特质，用“移步不换形”的手法来使其精练、集中、强化、放大，成为当代的真原生态。若为了“提高”其艺术性或观赏性，为了迎合观众、迎合东家而主观植入一些外来的新手法和新元素，必然会走形跑味，成为“伪原生态”。而“真”、“伪”这两种现象在云南舞台上都曾有过表现，这里各举三例:   (一)1988年首届云南省民族艺术节由云南省文化厅组织，陈彬彬、钱康宁、尹菊秋、苏燕等人操作的一台从全省各基层县挑选后剪裁串联而成的《云南民族民间歌舞》晚会一炮打响，演出效果和观众反应大大超出组织者的期望值，此台晚会加演十几场仍然场场爆满，被观众称为“雅俗共赏的土风舞集锦”。之后，云南省文化厅将这台节目交由云南省歌舞剧院学习排练后连续出访亚、欧若干个国家，均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以整台晚会形式展现的“原生态”歌舞在云南的开山之作。   (二)受上例启示，在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云南省文化厅重点打造尽量“往上拔”的舞剧《阿诗玛》和尽量“往下沉”的民族民间歌舞《跳云南》两台节目。由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聂乾先、康瘦华、钱康宁、廖大昆等人具体实施的《跳云南》一上演就火爆异常，创造了一口气连演44场都爆满的纪录，同时获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一等奖。国家级舞蹈大师戴爱莲、资华筠等多次观看并用顶级的语言来赞美这台浓缩云南民族民间歌舞之精华的节目，这是云南原生态歌舞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扛鼎之作。在2006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周培武、康瘦华、刘太平、刘晓耕等再次将《跳云南》中的一批节目与部分新节目组合，形成了新版《舞彩云》，参加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汇演，获全国金奖。   (三)2003年，杨丽萍精心打造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横空出世，又创造了多项原生态民族民间歌舞演出的新纪录，成为了七彩云南的靓丽名片，同时也成为了云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范例。而在《云南映象》中，杨丽萍的创新和可贵之处在于“原始的和现代的有机融合”，提升了原生态歌舞的艺术品位和艺术魅力。这应该是云南原生态歌舞的巅峰之作。   以上所举成功之例均是由一批造诣颇深的敬业人士历时几年苦心熬成的“重磅炸弹”。但是，当原生态被普及开后，很多专业人士没时间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仅凭专业技能改编的“短、平、快”之作应运而生，“伪原生态”节目也就诞生了:   (一)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云南各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省文化厅共同举办了两年一届的“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这也是持续弘扬原生态歌舞的一个重大举措。前几届的节目都还很不错，推出了一大批基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后重新挖掘、整理、改编的好节目，形成了原生态家族中一串串漂亮的珍珠。但是，在之后的两届中却出现了“异化”苗头，即有的州、县为了提高自己的节目水平去获得好成绩，到省城里请老师当“外援教练”，由此一来，“舞台腔、学院派、脂粉气”的痕迹出现在某些节目中，在其从广场艺术向舞台艺术的提升中，民族民间歌舞的独特性、草根性、淳朴性都淡化了，而所谓的专业性水平提高了，这种节目有她自己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创作成分，所以放在“民族民间(原生态)”这个范畴里却会显得有些“冒牌货”的感觉，反而给评委工作带来什么是真正的“民间歌舞”的新问题，好在这个现象及时引起了组委会的重视并重申了创作导向，这个倾向才没有继续漫延。   (二)当李怀秀、李怀福姐弟和纳西姐妹组合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披金戴银后，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原生态唱法是云南的强项，所以各州市在备战全省“青歌赛”时也就特别重视原生态节目，尤其是各种组合节目的创作。但是，有些具体操作者们为了创新出彩，把那些本来是单声部旋律的优秀民歌加工成多声部重唱，虽然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过错，可其忽略了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在音乐审美上的差别，把在学院里学到的西洋和声技术套到了东方民族旋律上，个别节目甚至带有西方宗教合唱色彩，这样就成了“土腔洋调”。这种节目剧场效果可能会不错，可以参加其他性质的演出，可来参加“原生态”唱法比赛就因其有“伪原生态”之嫌而难为评委们了!   (三)坐落在滇池之畔的云南民族村不但是云南省旅游界的重点，同时也是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点，而更重要的还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由此，在其各民族村寨里表演的民族歌舞就理应与其环境一致属于“原生态”的。但实际状况却有点参差不齐。在民族村里的大多数村寨，如佤族村等的演出是非常不错的，演员、服饰、音乐、舞蹈等都体现出原汁原味的佤族风格，让八方来客能就地领略到佤族特有的神韵和魅力。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我为佤族兄弟姐妹们自豪。而个别村寨(如白族村)的演出却令人失望，人们看到的是轻飘的服装、清淡的表情和漫不经心的表演、听到的不是特色鲜明的白族唢呐、白族三弦、白族八角鼓，而是用MIDI录制的电子音乐。面对远道而来观赏的同行朋友，我为白族同胞着急、为白族兄弟喊冤。#p#分页标题#e#   对于原生态节目之“真”、“伪”的甄别，虽难以划定严格的标准，但我认为是有据可循的，下面梳理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简述如下:   1.歌曲:民间歌曲的结构大多是以对仗、排比、问答等二句式为基架的各种变体及相对固定的甩腔、夹腔(衬词)、尾腔等;旋律依据唱词的该民族语言声调走向展开，绝大多数是单声部，少数多声部是以横向线性思维为主的四、五度关系交错重叠的支声复调，演唱用嗓则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充分体现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个性特征。反之，如果编导者是以汉族文学“起、承、转、合”的结构来设计唱词，再把原始民歌的旋律套上去，而旋律形态难免受汉语声调影响而有所变异，在配置多声部时又把艺术院校通用的“和声学”那套西方人重视纵向思维的三、六度叠置的功能性和弦序进套上去，显得丰满而有动力，而演唱者又以学院里从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洋为中用的格式化教学的“拉通、竖起来”等方法来用嗓。这样的节目有自己的创新性和艺术性，但属创作节目而最好不要涉及到“原生态”领域，因为你一旦进来就是“伪”的，会对“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干扰!   2.舞蹈:具原生态意义的民族民间舞蹈的表演结构在民间是依民俗活动的程序而顺应变化的，普遍都偏长过大。所以搬上舞台的都是把其单调的、重复的、冗长的和铺垫过程等共性部分甩掉，将其精华部分和个性段落集中起来，在熟知并尊重其自我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剪裁拼接后组装成浓缩版。其表演形式大多是歌、舞、乐一体的，即舞蹈者同时也就是歌唱者和演奏者，从而进入到舞、唱、吹、拉、弹、敲融为一体的忘我境界，少数舞乐分离的也是用民族乐器在现场伴奏(我曾带队参加过在欧洲举办的国际民间艺术节，所有参演国家都是用自己的民族乐器现场伴奏舞蹈和声乐节目，绝不会出现用录音伴奏带(碟)现象)。而最重要的是表演者们穿着以天然材料为主并用传统工艺制作的、会让自己产生民族自信心的服装，充满民族自豪感地全身心投入到洒脱不拘的纵情舞蹈中，这样的舞蹈才会产生特色浓郁、激情四射的原生态魅力。   反之，如果编创者是很有才气的，但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知之甚少的当代“潮哥”，年轻漂亮的表演者们拿着道具式的假乐器，穿着低廉的化纤服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带着通用的职业微笑，很有分寸感地在电子立体声的伴奏录音下翩翩起舞，那么，即使这个节目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来自原生态品种，但如果贴上“原生态”的标签，也应被视为“伪原生态”。因为原生态舞蹈是神形兼备的“活态”表演，而你仅仅是有形无神的“动态”表演而已。   对于真原生态节目和伪原生态节目的制作者来说，且无须说谁对谁错，因为后者也是在做发扬民族艺术的事，只因为他生在城市、长在学校，尚缺乏民族地区的生活积累和民族文化的学习积累，在某种功利的驱使下忽略了责任心和使命感而做了扬短避长之事。但是，希望好心没做好事的伪原生态节目制作者们认识到:好的原生态节目能起到在遵循规律、顺应自然的运动发展中，根深路正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正面作用，而伪原生态节目则在客观上不同程度起到了:(1)民族形象被扭曲、民族文化被异化;(2)以诈传诈，误导观众;(3)助长急功近利，影响可持续发展等负面作用。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发挥导向作用，如果放任“伪原生态”节目成长甚至蔓延，那一旦出现“量变引起质变”，导致我们民族艺术传承中的文脉和基因变形，传统文化形态被“异化”、被“西化”之不利局面时，我们将上愧对阿公阿祖，下愧对子孙后代啊!   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由不同民族多元文化构成的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艺术大观园里，每一个民族的每一束花之存在价值均在于其特色。而任何一个民族在向世人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时也都是多层次、立体化地表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既有打破规矩，充分张扬艺术家个人灵感的纯创作型的、现代的、前卫的“阳春白雪”，也有循根沿脉的充分彰显民族特色之原生态的“下里巴人”。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唱法各有自己的风采;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原生态舞也各有自己的魅力。她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而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和艺术品种才能让世界丰富多彩，才能满足人们的多种精神文化需求。在这个多元的艺术世界里，原生态处于基座地位，看似位置低实际价值最高，因为有些品种可能是随波逐流的过眼烟云，而原生态是持续永恒的。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100多个参展国在自己国家馆日的舞台上展示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民族的原生态艺术。这足以说明原生态歌舞已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而需要受到尊重和呵护。   这里，我期盼朋友们在推出冠以“原生态”之名的歌舞节目时要树立自己既不是文化程度偏低的民间艺人，也不是急功近利的文化商人，而是承载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精华的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并怀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踏踏实实打造既符合历史，又适应时代的优秀原生态作品，杜绝为片面追求创新而过量地注入个人主观和外来技法后而产生出难寻存身之地的“混血儿”。让原生态这个艺术品种既能与时代同步，又能保持血统不受“异化”地健康发展。同时呼吁曾经的“伪原生态”们，返璞归真吧！

一、引言   “文化人类学是关于文化的起源和演进的科学”，它“不仅研究原始文化、部落文化，也研究现代文化和城市文化”。随着现代社会学术研究向开放性、多元性发展，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各个研究领域，音乐研究也不例外。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这一音乐形态的影响，管窥文化人类学对中国民间艺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什么是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它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而且，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变迁通常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更确切的说是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的改变”。文化变迁总是与之相随的，所以文化变迁也常常称作“社会文化变迁”。它可能由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也可能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基础”，它所包括的进化、发现和发明、传播或借用、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主要途径。原生态民歌作为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音乐形态，必然也会因文化变迁而引起生存及发展状况的变化。   三、原生态民歌的现状   原生态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过程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它是以口头创作、口头传唱的方式存在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筛选、加工、提炼，随着岁月的流逝日趋完美的声乐形式。是一种以原生性为主、衍生性为辅的，以古朴的风格向人们呈现各式各样源于乡土的鲜活艺术形态。中国原生态民歌的种类非常丰富，主要有内蒙古的长短调牧歌，朝鲜族的抒情谣，陕北和山西的山曲、信天游，甘、青、宁地区的花儿，新疆的十二木卡姆，陕南、川北的姐妹歌、矛山歌，江浙一带的吴歌，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客家山歌，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以及其他民族的山歌等。[1]   原生态民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的内容贯穿人生的各个阶段，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了解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原生态民歌也是中国民族声乐创作的源泉；同时，它本身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在“青歌赛”上的倍受瞩目就是有力的证明。然而，从目前的音乐现象来看，原生态民歌的现状并不乐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碾米的石磙、笨重的水车、手划的渔船等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引退，与此相随的是劳动号子的逐渐弱化并消失；现代的恋人们已不再爬上山头、用对歌的方式来谈情说爱了，手机、电脑等现代化的工具使人们的联系更为便捷；日常生活中自娱自乐的小调也受到了流行歌曲的冲击，并渐渐被人们所冷落；节庆、歌会、及各种仪式中原生态的歌唱也越来越多地被现代化的音乐手段所代替，等等。从这些现象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原生态民歌处于没落的边缘，且有失传的危机。   四、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生存的影响   原生态民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学院派”演唱标准对原生态民歌生存的压制，使得它难以得到专家的认同、社会的支持；原生态民歌本身与现代社会不协调的内容及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流传和生存发展。除此之外，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生存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其没落、消亡的本质的、主要的原因。 我国原生态民歌主要是华夏农业文明的文化结晶，过去的农业社会的各种民俗生活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农业结构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改革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全球化的力量的猛烈撞击，由自给性组织向商品性组织转化。与此相随的是文化的变迁。   首先，民俗文化的变迁导致原生态民歌逐渐失去生存的根基。在经济改革、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生产民俗文化首当其冲地发生变化。由于现代化生产秩序的建立，旧有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摒弃，与之相依的原生态民歌所特有的组织和鼓舞劳动的功能随之消退，原生态民歌本身作为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产物也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如：公路的修通、机动船的使用使曾经气吞山河的船夫号子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生活民俗文化发生巨变也是不可避免的。电视、电话、网络等现代化的产物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缩短了人们的距离，与此同时，同落后、艰苦的生活条件长期共存的民俗文化模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年轻恋人不再通过唱情歌来互诉衷肠使对歌的形式悄然消失；用流行音乐为节庆、婚礼助兴又使得传统的民俗仪式及与之相随的原生态民歌渐渐退出主流。正是民俗文化的变迁使原生态民歌的实用功能渐渐消退，并最终失去生存的根基。   其次，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者趋于萎缩。原生态民歌作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其特有的生态“土壤”中形成了自然传播的方式。这是一种没有技术媒介的介入，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一种面对面的、直接的传播方式。通常是年轻人向自己的长辈或当地的歌师、民间艺人学习，由这些人把他们知道的民歌传播给年轻人。在现代文化意识的支配下，农村的年轻一代——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者被五彩斑斓的消费文化所吸引，审美取向发生了转移。他们不再像上一辈的老人一样，将演唱原生态民歌视为传承祖辈荣誉的历史责任，而是沉醉在流行音乐之中，充分享受其带来的与单调、乏味的原生态民歌完全不同的新奇快感。我们不能责备年轻一代“败家”，是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构筑了一个新的、不适于原生态民歌的文化语境，农村年轻一代新的选择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适应。   此外，文化变迁使现存的原生态民歌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年来，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大潮中，原生态民歌因其所独有的文化韵味正在悄然复兴。但因文化氛围的不同，此民歌已非彼民歌。一方面，原生态民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实用性文化产物，更多的具有表演性、消费性，在日渐兴旺的旅游、商业演出中成为一种谋利的商品。#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由民间转向舞台，原生态民歌离开了与其唇齿相依的生态环境，其行为不再是自然的民俗事象，而是供人娱乐消费的谋生手段。这样，它便失去了特有的真实质朴与原汁原味。当然，这样的转型使濒临灭绝的原生态民歌有了一线生机，使祖先的这份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但是，它毕竟是“流”而不是“源”，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性质的改变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是原生态民歌生存状态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我们还看到，同样的原因又使原生态民歌以别样的形式活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情形，对于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我们似乎可以借用黄翔鹏先生的一句话“发展中的保存和博物馆式的‘本源’的保存应予并重而取双轨进行的路向”。   本文从文化变迁这一音乐本体以外的视角来研究原生态民歌，只是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方面，但也足以看出它探寻到了原生态民歌这一音乐事项的发展的本质。由此可见，文化变迁及文化人类学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研究具有解释现象、探寻根源、保护传承的重要意义。

关于原生态文化现象，不仅是一个文化概念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事实存在。因为没有离开了现实而独立存在的观念，任何观念的发生都是现实物质实践的反映。马克思说过:“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2就原生态文化，它当然包含着人们认识形成的和发生的一种观念，不过这种观念是人们对一定的实践内容和方式的反映。因此，关于原生态文化现象的认识，应基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去理解它的发生，只有这样的学理才能真正把握这一现象的实质以及梳理其作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对象。   一、当前原生态文化现象认识的一个盲点   原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已经发生，但是如何认识它，目前国内无论赞成它的还是否认它的各种研究都存在一个理论盲点，这个理论盲点就是不能明确原生态文化研究的对象。赞成派虽然承认原生态文化是一个文化事实，但对原生态文化对象的认定采取传统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实体对象的角度进行界定，把原生态文化当作某个对象确定下来。按照这种逻辑，必然会在撇开主体即在主体之外对对象进行确认。那么，这个对象应是什么呢?就此，学界一般地从原生态文化最初使用的场合、内容和方式去梳理和关联。这样，最初使用原生态文化概念的杨丽萍舞剧《云南印象》和中央电视台“青歌赛”成为这一现象发生的源头。云南省舞蹈家杨丽萍基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为内容的舞剧即《云南印象》在2003年就启用“原生态”的命名，中央电视台2006年“青歌赛”就民族民间歌曲的演唱使用了“原生态”命名和设立“原生态组”，这二者是被考证为原生态文化这一概念最初明确使用的证据。关于原生态文化的研究，在对象的确认上就以此为线索来进行梳理，从而也就与民族传统文化关联起来，一般地指民族民间所保留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事象。现在，对原生态文化现象的认识，虽然在对象上还没有获得学科式确定，但把民族民间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事象作为它的对象具有普遍的共识。这样的确认，虽然表面上似乎解决了问题，但其实不然。因为在学科归属上形成了难点，即它在对象上与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发生了碰撞，它的理论对象没有与这些学科区别开来。事实上，把原生态文化归结为民族民间文化，那它的研究对象与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是相同的，它们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也仅仅是其研究的对象可能更狭窄一些罢了。那么，可以在一个学科内部建立另外的学科吗?显然是不行的;而基于研究对象同等的情况下，把原生态问题作为其中某一学科的下级学科处理，那又能成立吗?显然也不行。原生态文化问题正因在学科对象上没有与这些传统学科区别开来，以致使一些人们把它当着虚拟现象并加以否定。目前，在传统学科领域内有人并不认同原生态文化，形成了研究中的反对力量，这是问题之一。另外还有现实的关键问题，即原生态文化或原生态的概念使用并不局限于民族民间文化或纯粹的传统文化，当前一些现代科技企业及其产品也用原生态概念冠名。如生产“活性炭”(用于吸收室内废气和清洁空气)的山东省青岛市的原生态活性炭公司，生产的产品是高科技产品，但它不仅公司以原生态命名，而且产品也全以原生态命名。目前国内类似的公司、厂家及其产品还有很多。这个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原生态概念的使用范围突破了民族民间文化领域，使原生态文化在对象指称上局限于民族民间文化就成了不合理。以上的问题所造成的诘难是，按照实证主义的方法，原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现象上升为理论研究无法对其对象进行明确的界定。一个现象不能进行对象界定，它还能顺利研究吗?显然不能。这就是原生态文化问题目前研究的硬伤处，也是其研究的理论盲点。诚然，原生态文化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按照目前的思路还不能准确回答。那么，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在于方法论，即以怎样的方法来理解原生态文化现象，这才是问题解答的起点。从上述看，实体化的实证主义理解必然导致上述对象的模糊和理解的困难。而产生这个难题，在于原生态文化在本质上不是某种客体可感的对象，而是主体的再生产实践，即基于一定文化资源的人的再生产活动。因此，必须变换理论坐标，从主体的文化再生产去理解原生态问题。原生态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活动，它是实践的，因而应在辩证法层面上才能够理解和解释。这样，关于原生态文化问题的研究，必须把握其发生的现实背景，才能来揭示问题的实质和梳理其研究对象。   二、关于“原生态文化”发生的现实背景   关于原生态文化现象，它不是关于过去的特定文化要素的认定问题，而是以文化资源进行当代再生产的现实活动问题，而且文化作为观念的发生和关系的存在在根本上不过是物质生产的反映，即决定于物质经济的生产，它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的表达，虽然文化包含人在交往和观念形态上的相对独立性。马克思指出，社会是生产的，包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自我生产(繁育)、社会制度即交往关系的生产和精神文化的生产，而且这些生产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内在相互媒介和联系。因此，对于特定的文化方面而言，其他层面的生产就是发生的背景，其中核心方面是物质经济的生产。诚然，文化活动是基于一定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关系转变而发生的。我们必须从这一层面充分理解社会的本质来把握文化现象的产生。那么，就原生态文化现象看，它的发生是现实性的，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把握这个背景是理解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此，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明白的，如民国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比现在的更接近于古代，但为什么那时没有把它称之为原生态文化，而现在则称之为原生态文化?显然，这里不在于对象的古老与否，而在于比较，仅所谓原生态是一个比较概念，是以现代化为背景进行规定的东西并包含了现代性的内涵，即向现代性转型的涵指。原生态不是关于过去的概念，而是关于当展的概念，是关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文化问题和现象的指称。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国现代化的真正发端应在近代社会，即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但真正的全面启动应该是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现代化的核心是生产的工业化，与此相关的就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和生活的世俗化等，这就是原生态文化活动发生的现实背景。原生态文化活动就是发生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过程中，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因:#p#分页标题#e#   1．市场经济转型和文化产业化。诚然，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路径。但它的实现根本上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扬弃而言，就是工业化及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市场经济生产的基本特点是分工和交换，以货币这种媒介为财富形式进行积累的生产，它在财富形式上必然不断同质化，即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社会财富因素都通过交换并以抽象劳动为内质的数字化来获得表征。市场经济的这种生产，按照“价值”增值的活动和发展规律把一切生活要素都纳入市场之中，在不断开拓原料和市场的过程中打破一切社会壁垒，传统社会和传统领域变迁就是这种生产的结果。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地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了不可能，于是由于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我国近现代的工商业发展当然发生于近代社会，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以及几十年的战乱，没有形成工业体系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使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任务延后并实际上启动和形成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并延续至今。最近的30余年来，中国社会实质是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即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型。在这个转型中，一切传统资源要素必然按照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配置来进行，文化要素也是其中的方面，我们现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产业化”，许多文化资源已经作为市场生产的要素，以商品的形式进行生产、推销。因而，传统文化资源在市场经济中以新的生产方式进行配置，它不仅是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而且是资源价值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原生态文化现象发生就是源于这种生产转型的文化资源发现和价值重构活动之中。从目前我们进行国内调查的资料看，从2003年到2011年以原生态冠名的企业就有330多家，至于产品则更多。其经营的理念在于以原生态的意涵来表达企业和产品的特定功能和价值。可以说，原生态文化现象的发生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和文化产业化的产物。   2．新经济分工体系的深化。以交换为机制的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推进分工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两个方面的生产互动，一是客体的再生产，表现为大量商品的堆积;二是主体的再生产，即不断创造人们的需要形成消费能力和提高人的素质、能力等。虽然市场经济服务于资本积累，从而使在再生产中出现生产资料投入的不断扩大和生活资料分配的相对缩小的资源配置特征，但是以交换、消费为中介来实现资本的形成的经济体制，以消费带动生产构成了其运动的机制，以致生产内在地形成一种矛盾和张力。这种市场经济的内部矛盾在于，一方面在分配环节上弱化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在生产环节上却不断创造消费能力。因此，在第二个方面上，投资功能就是以社会需要为前提并推进新的分工，再生产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分工及其深化过程。这种分工的推进一般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而文化资源不断被资本化和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产业的分工过程就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而分工的深化不仅在纵向方面要实现推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水平方面实现推进。原生态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生产活动的新现象出现，就是文化资源资本化和产业化中“文化再生产”的内部水平分工的结果和特定形态的反映。按照活动关系的结构，文化可以划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基本层次;而按照时代性可以划分为现代与传统两个层次;按照异域性特征可以划分不同民族的内容等等。原生态文化活动就主要是对民族传统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利用，基于市场生产的方式来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并资本化，从而形成现代的特定层面的文化商品生产事象，它的发生不过表现了文化产业化中分工深化的性质罢了。在市场化进程和分工深化的实践中，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异域性和异质性，在传统性和独特性方面显得突出，因而具有作为商业资源的要素功能和推入市场的条件，从而形成特定市场的分工板块。当然，原生态文化的商业使用不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化领域，只要把过去的传统的文化理念运用于现代产品也是原生态文化再生产性质的，如青岛市原生态活性炭公司的产品，它只是以传统室内的清洁空气环境为目标表达了为产品价值理念和功能，其生产活动和产品也就以原生态冠名了。因此，一般地文化遗产的经营活动，往往被纳入原生态文化领域进行归类，有时文化遗产和原生态文化交叉使用。总之，原生态文化现象是一个新经济分工体系深化的体现和产物。   3．民族和传统文化流失的因应。近现代化在本质上是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这个过程除了生产的工业化、市场化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生活上的世俗化也是其中的方面，以致必然对过去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乃至价值观发生全面的扬弃，并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新的交往形态及其文化价值观。因为市场经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276。“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275“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275“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275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市场经济的革新力量的情况。我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现代化的进程，促使人们在新的关系上进行生产、交往，传统文化也就必然成为了革新的对象。而财富生产的“同质化”，社会的一体化，文化体之间也必然地不断涵化和发生趋同的变迁，传统文化及其多元性面临消亡。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才几十年，就出现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断层和沦为被抢救的对象的缘故。但是，文化也是不断扬弃地发展的，所谓的传统也必须在现实条件下重构才能形成。因此，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一个创造性转换的过程，而不是原本不变的保存。而在现实上，传统文化必须参与并纳入新的生产过程。原生态文化活动的发生就是因应民族和传统文化流失而出现的，只是作为生产过程它是基于市场经济背景进行的再生产，核心是传统文化因子的价值重构。#p#分页标题#e#   4．生态压力应对及其价值重构。以工业化、市场化为内容的近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环节，具有客观性。但是，近现代化也是历史范畴，因而又具有局限性。主要在于工业化的生产形成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消费，资源过度开发，工业污染激增，造成生态环境压力。这是过去传统生产没有出现的现象，也是传统生产方式相对于现代生产方式的优势。这样，如何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压力，借助传统生态知识和技能就成为人们实践探索的一个层面。原生态文化活动也包含这个内容。当然，实际的生产中在生态的价值维度上是不断扩展的，不仅指力图在具体的生产形式上采取生态模式，而且指研究发明新的产品来消除因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灾害和环境治理等，以传统生态原型建构生态价值并力图运用于生产也是原生态文化的内容。原生态文化现象作为具体范畴是一个多元含义的概念，具体范畴不同于抽象概念，它是多样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2］18总之，原生态文化概念的涵盖较广，以解决工业化中的生态压力并形成相应的意涵是特定的方面。从上面的背景分析看，原生态文化的发生具有近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前提，而与这一前提相关来把握和理解，它就不是纯粹的观念现象，而是一个实践范畴，它是蕴涵着现实目的的生产活动。因而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它是包含着相应的意义和形成现实任务的，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文化资源参与生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首先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原生态文化是一个文化的经济范畴，它是基于市场经济这个前提以文化的产业化为路径展开出来的。虽然，像中央电视台等举办的歌曲演唱大赛等所涉及的原生态文化，其似乎是纯粹文艺活动的，没有经济性质，其实不然。文艺作为意识形式是没有独立历史的，它根植于实践的生产，有怎样的生活(生产)就会有怎样的意识即文化观念。文化尤其文化观念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实践去理解，即使是单纯的文化项目，那也是时代生产方式的观念反映，也属于一定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精神生产，何况许多冠名原生态的文化活动都是产业化的经济项目。原生态文化活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藉以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经济生产的现象。而原生态文化的实践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更具经济性的意义，因为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制约和历史开发不足，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水平很低，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在进入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处于弱势，于是比较地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近现代背景下却成了特定的资源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基于优势选择，以传统、独特的文化进行经济活动就表现为原生态文化现象。具体上，提出原生态文化就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重构，是把文化产品推向市场的经济行为和措施，文化资源担当了经济发展的媒介。其次，虽然在根本上把原生态文化的发生归结于以经济性质的主体再生产活动，而主体的发展必须基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客体生产为中介，因此，客体的存在就是主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样，在生产过程中，把民族传统文化当作原生态因素保护、保存并创造性地运用成为了要求，于是把民族民间文化作为原生态文化加以保护就变成了一种新的需要，从而就产生了原生态文化的保护问题，并作为许多地方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社会目标。其实，原生态文化现象的发生，其所包含的经济发展维度和传统文化保护的要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同构的，必须关联地理解它们的规定。   三、“原生态文化”现象的实质和特征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原生态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历史现象，即历史范畴。而任何历史范畴都是人的实践现象和产物，不能离开人的活动去理解;同时作为历史范畴，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并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原生态文化活动是当代我国社会转型而发生的文化现象，具有当代性。因此，原生态文化不仅是文化生产的活动的“对象化”空间概念，而且是“对象化活动”的时间(历史)概念，即关于历史进程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有的人反对使用“原生态”这一概念，主张使用“活生态”［3］。   诚然，概念的变更固然有其内涵揭示的指示性意义，但是，一个概念的形成具有约定俗成的稳定性，随便改动是不可能的，因而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改变概念或名称的使用，而在于对其内涵的真正揭示和把握。这样，我这里就回到了开头言及的问题。什么是原生态或原生态文化?就此，就是关于原生态文化的本质的揭示，即原生态文化发生的实质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一般有两条思路:一是传统认识论的逻辑实证主义，二是唯物史观的实践认识论。关于“文化”的理解，长期以来我们常受西方传统认识论的逻辑实证主义桎梏，对于事物，一般地都是从“客体”的视角并当作“实体对象”去理解的;也就是说，一说到“文化”，人们就把它当作可以去领会和操作的某种对象。产生这个倾向，与形式逻辑通过“定义”来把握事物的方式有关，因为“定义”中实现内涵揭示的前提是对“外延”的界定，在“外延”的界定中前提性地把“文化”处理为“对象”，然后揭示其“属性”并当着本质把握，因而“文化”一出场就被“客体化”了。如我国对文化的定义，一般指为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这个定义，虽然关涉到“人”，但不是以“主体”及其活动去理解，而是从主体活动的“结果”去理解的。显然，“文化”常常是以“客体出场的”，予以了一种“他者”的逻辑规定。对于这种认知路径和方法，马克思批评为形而上学“抽象直观”。“抽象直观”，在方法论上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范畴，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改变世界”的立场去把握事物时，对“对象、客体、感性”，必须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关于“实践”理解，它不是单纯地对外在自然界的改造(生产)，而实质上是人以自己对外在自然界的改造作为中介来改造自己的过程，使自己更好地得到生存与发展。因而，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5#p#分页标题#e#   实际上，客体不是离开主体而存在的，实质上它是主体活动的关联对象及其产物，因而，在客体的社会性上必须把它归结为主体活动和发展去把握。关于“文化”也应如此。文化的本质不是某些外在的客体，而是人的自我发展的实践活动或生产行为，是人以物质世界的改造、利用中作为中介来实现自己的生产并表现为社会过程和观念把握的一种特有形态。为此，关于原生态文化，它并不是一个离开人们及其生产活动的独立的某种东西，而是根植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以及在认识上形成特定观念和以之把握的物质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识原生态文化必须考察其发生的现实背景的缘由。   那么，关于原生态文化的实质揭示不能采取形式逻辑的方法，即以“实体化”的概念去揭示其属性形成知识命题，而是基于生产活动揭示其内在联系的规定，即当着“关系范畴”来认知。我们得出上述这一结论，表明原生态文化的当代保护与传承，不是对外在于人的生产或生活活动的某种“客体”保护和传承，即没有什么可以游离于“主体”之外的某种“文化客体”并需要去保存和传承，所谓保护和传承就是特定人们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使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新的价值并发扬光大。文化保护与传承，就是维护自己的传统并实现为当代的生产和运用于生活。因而，原生态文化作为生产活动———基于市场经济的重构利用，实质就是传统文化的再生产。这一点，从文化传承的动态角度来看，可以简称为“传统构制”。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筠泉先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概述，认为传统就是过去的文化积淀在当代的体现［4］。这个概述是一种“关系性”的表达，即一方面，它是指“过去的文化积淀”，即传统是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传统”不是定格在某一历史时间的东西，而是指“当代的体现”，是一种活的形态，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上手的东西”。关于原生态文化活动作为一个生产的事实来把握，就其生产的本质而言，就是特定人们以传统文化资源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再生产活动，它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的联系，一是原生态文化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实践关系，即人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加工和利用、消费;二是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要素改变生产环境、生产目的形成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关系，表达了不同历史价值内涵的建构和规定。从农耕文明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看，就是文化事象基于农耕文明的生活、交往的价值规定与工业文明的生活、交往的价值规定的差异，前面一般地仅以使用价值形态发生，后面则上升为价值即资本作为中介来关联着人的生产的辩证环节。这里，从单纯的使用价值活动到交换价值活动的转换就是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重构。作为重构，具体就是文化要素在使用价值上如何保留传统的特性，而在交换价值上如何变成现代范畴，即成为资本要素。这个转换包含了文化资源的价值扬弃，具有实践的发展关系，呈现为历史范畴的性质。因此，原生态文化活动就是如何让“传统”实现为和获得“现代性”的形式。这样，所谓当下的“传统构制”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塑造，实质就是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获得创造性转换与发展。   原生态文化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层次的变革，而是现实的生产活动，而作为观念发生不过是这种活动事实的反映。因此，它作为现实生产的传统文化重构，具有如下特征:   1．主体的实践性。原生态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实践的文化形态，即基于一定主体活动而发生的，具有主体性。关于这种主体性，不是指文化对象所包含的人文性及其抽象直观的理性知识，而是特定主体作为自我发展的社会性生产行为，即藉以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这个主体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或社会组织。原生态文化发生和存在，它是以这些主体开展着传统文化重构而体现出来的，没有他们的生产，原生态文化就不是一个事实。而所谓事实，就是生产的实践行为，以致从特征上看，其具有主体的实践性。   2．客体资源的传统性。人的社会存在是生产性的，即生产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人的生产具有自然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并互为媒介，在自然关系中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形成着主客体的实践关系，同时社会关系的主体际也因自然关系的媒介而具有主客体关系的特征。客体就是人进行自我生产所依赖中介范畴，包括自然物质、各种物质生活资料以及精神、思想作为对象化的客体的内容。但是，它们作为历史范畴，都是与人的生活实践相关而构成的，具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质。而过去积淀的仍然在当代体现出来的实践对象就是传统文化。而在当代社会的转型期，人们为了利用它们并保存它们而形成的生产重构，就是原生态文化现象。原生态文化活动是基于过去文化要素的利用，因而在生产资源的客体上反映了传统性的特点。   3．对象的再生产性。原生态文化现象是基于传统文化资源重构的生产活动，因而是一种再生产。这里的再生产有特定的含义，指对客体重新改造和利用，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上关于生产与消费循环的再生产，不过也是这个基本原理内部的特殊具体形态。这种再生产称为重构，其重构的实质是价值功能重构。而作为生产的范畴来理解，在客体形态上就是对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及其关系的建构、拓展等。重构的第一个层面是，把农耕文明的文化形式从单纯的使用价值提升为交换价值进行生产和消费;第二个层面是，基于分工的重构，交换价值实现又以其使用价值的当代性表达为前提，因而又要进行文化内容或形式的现代改造，使其在现代社会的消费观下以商品呈现。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央电视台第十三届“青歌赛”中，评委在回答观众提出“原生态音乐是不是越古老越有价值”问题时，专家不仅把原生态解释为民族民间文化的性质，而且也解释为当代的甚至后现代性的性质的缘故。总之，原生态文化具有特定对象的再生产性质。   4．内容关联的多样性。原生态文化在概念使用的核心范畴上是文化，文化又往往通过学科划分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科学、法律等区别开来，以致人们也习惯于学科的角度去把握原生态文化现象，从而进行学科归属的分类和研究，进而形成着一种学科上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同研究角度相互否定。事实上，简单学科的划分是形而上学的做法，是静态、实体范式的，以此对待原生态文化现象是不科学的。原生态文化本质上是实践范畴，作为历史的事实范畴具有综合性，在具体上是多样性的统一。实践是多样性联系的，原生态文化活动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多元的关系特征，如它是一种文化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学相关;它又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问题而关涉文化学;在文化学领域内又涉及民族文化，从而又关涉民族学、人类学，至于音乐、舞蹈、绘画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环保等，它能以单一学科的归类吗?显然不能。为此，对其本质的把握作为一种“关系”的揭示，要多方面的辩证的研究才能观其全貌。诚然，原生态文化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具有多样性的规定，如果以学科方式进行研究，那也应是多学科的和不同侧面的观察而已，不能在学科之间相互排斥。#p#分页标题#e#   四、“原生态文化”问题研究的对象   原生态文化是实践的历史范畴，具有实践关系的综合性，可以进行多学科研究，但不能单一地归结为某一学科的研究领域而在对象上采取学科式的封闭性规定，必须是开放性的，相对的学科方向研究只是特定方面或联系或属性的观照，而不能把它们当作整体的研究对象来表述和确认。因此，我们这里提出原生态文化的研究对象，不是学科语境的，而是以问题为语境的，以此保证逻辑的整体性。那么，在整体性上来理解原生态文化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又如何确定呢?这是原生态文化研究必须回答的。   原生态文化现象发生了，而作为以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该如何研究它?而这一问题的推进就是解决它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界研究存在偏执，以致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盲点”。这个“盲点”的不足缘于方法上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把原生态文化“实体化”了，只是在单纯的客体对象上进行确认，而不当作主体的生产活动，从而形成单一客体关注的“实体化”解读。它的理论形态只是对原生态文化进行解释，把它当作特定的知识门类来加以把握，以求的一种理性知识。这样一种进路，必然采取传统学科的研究方式，进行单纯的学科归类处理，把问题片面化了，进而出现以偏概全地解释原生态文化的情况。理论的片面化就必然出现认识的缺陷，理论本身就缺乏说服力。实际上，原生态文化现象是一种生产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多样性的历史范畴，对它的研究应该是辩证法的。那么，原生态文化作为生产行为，其作为问题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根据辩证法，认为它应该包含以下层次:   1．原生态文化活动的主体及其需要以及实践形式。原生态文化现象在本质上不是对象的实体物或客体的什么东西，而是特定主体的实践活动形态，是基于传统文化资源重构利用的再生产，即使存在作为生产活动存在的客体，在辩证关系上，这些客体也不能脱离主体去理解，离开了主体的客体是不存在的。原生态文化现象的要素，首先是主体要素，原生态文化的发生源于主体的生产活动，因此，主体层面才是原生态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原生态文化活动的主体基于生产关系，它也是具有结构性的，即有原生态文化生产的主体和消费的主体，并且这两个主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分布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和相关组织。从个体看，从事原生态文化的特定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以原生态冠名的企业主和产品生产人以及产品的消费者，原生态文化艺术表演的艺术工作者和作为消费者相应的观众等等;从组织机构看，涉及原生态文化活动的政府、企业、媒体和研究机构等，而且还可能包含进行原生态文化活动的特定民族尤其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原生态主体的构成。而生产与需要是直接相关的，因而原生态文化活动不是与生活无关的问题，而是密切联系的，关联着他们发展的需要。原生态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生产或实践形式，这些形式也是原生态文化问题研究的重要对象。   2．原生态文化活动的客体资源形式与特征。原生态文化活动是以传统的特定的资源来进行，与一般的生产活动有区别，尤其现代科技、文化产品，因为这些技术和产品具有创新性、开发性。原生态文化活动的生产资源是传统的，在对象上包含传统的原料、工艺、价值理念或审美趣味等，即使是现代产品使用了原生态的冠名，往往也在价值理念和审美趣味上赋予了传统因素的规定。但是，原生态文化活动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原本移用，而是进行了当代性的加工，或者是原料的或是工艺的或是理念的加工等等。而这些资源分布在不同的民族之中，人们按照不同行业进行再生产。从2011年我们对全国原生态企业及产品的调研看，涉及歌舞、绘画、食品、医药、医术、环保产品、建筑、房产、养殖、果蔬、服饰、化妆、工艺品、体育活动、出版、旅游、教育、摄影乃至选美活动、电影频道、网络邮购等。这些资源或活动分布于不同的区域和民族，有的用于或发生于传统行业，有的用于或发生于现代高科技项目。原生态文化活动的客体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冠名广泛，但什么情况下它们才能真正为“原生态的资源”呢?以及具有什么特征呢?这些问题关联方面就是需要从客体角度对原生态文化进行研究的问题层面。   3．原生态文化活动中社会生产的活动规律和方式等。原生态文化现象是一种生产活动，作为一种现实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符合理性的”，这是讲变成为了现实的东西所具有的发生的必然性即客观性，没有必然性否则不会存在。原生态文化也一样，它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发生就有它出现的必然性即规律性。这些规律性应是多元的，包括特定生产主体在社会转型中向现代性过渡的特征，包括传统文化因素和资源在现代经济背景中价值转型的特征，还有传统文化传承构成社会发展的特定范畴和需要等等。同时，原生态文化是一个综合范畴，它的多样性规定包含了多样性的联系，所以，研究它要面向它各种联系以及不同领域的发生、发展和存在方式，等等。   总之，原生态文化不只是意识观念上的特定概念或某些文化实体，而首先是一种现实的生产活动，要从当代文化再生产的实践立场去关注它、认识它。而以上的论述就是笔者关于原生态文化现象的实质和问题研究的对象的一个基本梳理。

一、前言   原生态民歌是一种活态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文化价值，在人们对民族本土文化的回归情结中，越来越显出崛起的态势。高校的音乐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这种文化产业是一个地区、一些族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的载体，民族音乐教育应该体现民族音乐特色，在保持原生性的基础上，用音乐美学的理论指导，传承发展地方民族音乐，使得我们的学生都喜爱自己家乡的民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桂东地区是汉、瑶与客家文化相融合的地区，这里有《蝴蝶歌》《嘛哈咧》《长鼓舞》等瑶族歌舞音乐，有《月光光》《鸡歌》等客家民歌及客家山歌剧，有地方语言的蒙山话歌圩等，这些优秀的原生态音乐文化，过去没有被高校教育所重视，社会认知度不高，这明显和当今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不协调。可喜的是，近年来，一部分专家学者意识到，必须对原生态民族音乐进行挖掘保护，文化部门也在大力着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各地高校也积极开展原生态音乐传承保护的课题研究，我们期待有一天原生态音乐能再现异彩纷呈、生机盎然的局面。   二、地方高校开展原生态音乐教育的优势   贺州学院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的桂东地区，北和湖南江华、江永接壤，东与广东怀集、连山相邻，这里是瑶族的聚居地，长期的汉瑶文化交融，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岭南文化”，有独特的人文背景、生态景观和多语方言生境，形成特有的瑶族、客家优秀的音乐艺术原生环境。因此，高校音乐文化教育是必须以地方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根基，做到立足地方，面向全国，服务社会。立足地方：以地方特色音乐文化为平台，建立地方民族音乐文化教学体系，这是特色音乐教育的源泉；面向全国：推出地区民族特色音乐文化，使之走出大山田野，城镇乡村，让民族音乐文化信息得以连续传输，给国人一同领略精美的民族音乐艺术精华，这是特色音乐教育的作用；服务社会：弘扬地方民族音乐，传承音乐文化，保障其自身不断向前发展，给世世代代能够享受到优秀的音乐艺术，这是特色音乐教育的价值。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到：“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更好的培养音乐专门人才”，这些民族音乐的发展依托高校教学资源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三、原生态音乐在地方高校音乐教学中的现状   纵观我们的音乐教育，至今都是借鉴了欧洲音乐体系，自学堂乐歌的开展以来，引进了欧美、日本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大力倡导学习西乐，“从实践上完全突破了清政府当初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音乐教育已经不属于‘中学’的范畴，而成为‘西学’的领地。”［1］因而我们的声乐、器乐、乐理、作曲以及音乐美学等课程都沿用西方的标准。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大量吸收国外先进音乐教学法，如铃木教学法、达尔克罗兹教育体系、柯达伊教学法等方法融入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甚至于提倡要统一实行五线谱教学，用西方音乐理论诠释中国民族音乐，用国外教学方法促进国民音乐教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西洋音乐理论观念，没有形成一套本土民族原生态音乐教育独有的教学体系，使得原生态音乐难以进入学校音乐课堂。贺州学院艺术系成立于2004年，音乐学专业课程设置有：声乐、钢琴、乐理、基础和声、视唱练耳、民族民间音乐概论、钢琴伴奏编配、合唱指挥、曲式与作品分析、中外音乐史与欣赏、电脑音乐制作等，这样的课程设置参照了专业音乐院校的做法，符合当前高校教学常规习惯，但是这些课程设置一统天下，基本没有原生态音乐的一席之地，也没有体现出地方民族特色，它极大地制约民族地区特色音乐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本科学院，音乐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师资、设备、生源素质都不能与音乐专业艺术院校相媲美，说西方音乐、古典音乐、美声唱法等专业音乐教学根本没有资本，也没有能力，更谈不上培养音乐家，只有跟在别人的后面模仿性办学，长此下去，办学前途不容乐观。因此我们教育培养目标必须走服务地方为宗旨，走自己民族特色之路，担负地方民族音乐的传承保护重任，让更多的原生态民族音乐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否则办学的意义就不大了。从当前的课程设置来看，一味追求高、精、专的教育模式，势必失去自己的优势，迷失办学方向，而打造地方特色的音乐教育是当前地方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构建民族原生态音乐艺术教育体系，做到人无我有，着力培养服务地方的音乐艺术人才。   四、原生态音乐在地方高校音乐教学改革中的实施   原生态音乐教育要体现出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桂东地区有丰富的客家、瑶族民俗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如盘王节、瑶绣、瑶锦、对联、壁画、古戏台等，这些虽不是音乐艺术，但是它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原生态音乐文化。贺州学院坐落在瑶族文化、客家文化以及多种地方方言文化区域，这里的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教育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让这些原生音乐艺术资源与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相融合，构建桂东地区原生态民族音乐文化生态圈，让原生态音乐促进民族音乐教育，用民族音乐教育促进原生态音乐发展。我们培养的对象是社会音乐工作者而非专业音乐家，是普及性的大众音乐教育而非特殊性的精英音乐教育，因此，立足原生，加强创新，回归社会，服务人民，这应该是我们地方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的目标，使受教育者获得一种分享喜悦的体验。历史上国外一些成功的音乐教育都是从自己民族的音乐开始的，如匈牙利的“柯达伊教学法”，它结合自己的国情、民情和民族音乐特点，抢救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和创建匈牙利音乐教育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国民音乐教育纲领。原生态音乐教育实施，应建立原生态音乐教育教学社会实践体系，走进蕴育“原生态”音乐生长的土地，将原生态民歌教学课堂延伸到山寨、乡村、田野、社区，拓展音乐课堂教学视野，这是原生态民族音乐艺术教育非常非常之重要的环节，因为音乐的学习与技能掌握必须在大量的实践中获得。原生态民歌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流传的，是通过民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它不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提炼，人们必须深入到它的存活环境里方能领略它的芳容。如“蒙山话”民歌（目前还没有正式名称，只是因其用蒙山话演唱，姑且就称之为蒙山话民歌），它是在文化部门引导下，民间自发形成，由民间歌手对歌活动演唱的民歌；而“飞溜飞”则是贺街联东瑶语区域瑶族民间祭祀盘王活动演唱的民歌，这些原生态音乐离开了这些特定环境则很难体现出它音乐艺术的风格。从贺州学院艺术系2007级学生在富川进行教学实践来看，经过一个多月的田野实践，来自全国各地，如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地的学生，都能唱出原生态的富川瑶族二声部民歌《蝴蝶歌》，也能舞起很地道的瑶族《长鼓舞》，将原生态瑶族歌舞再现舞台，既保持《蝴蝶歌》《长鼓舞》的原生态风格，又注入现代音乐美学的元素。#p#分页标题#e#   五、原生态音乐在地方高校音乐教学改革中的课程建设   桂东地区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原生态音乐艺术，能让学生了解地方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以及地方的民族文化，继而热爱自己家乡的民歌。在此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他们的科研课题项目《教学生唱家乡的歌———广西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各类学校共建“教育实训基地”，推进民族音乐艺术进入课堂等系列教研活动的开展，邀请社会上的曲艺等表演艺术家到系里讲学表演，给广大的学生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地方民族音乐文化的机会，从而推进原生态音乐艺术教育。搞好原生态民族音乐教学应该抓好以下几个主要课程建设，探索出地方民族原生态音乐的教学路子。   1．民歌演唱教学（声乐）。高校声乐教学较多地采用美声唱法，有人称“学院派”，一些声乐专业教学追求西洋化，学生以唱意大利语歌为炫耀，美声唱法固然好，但毕竟是别人的东西，它替代不了我们自己民族的特色。当然许多民族唱法也借鉴或融入美声的发声方法，使得我们的民歌演唱更优美、动听。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考虑的是，怎么样使得我们民族原生态的民歌，也能形成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规范性的演唱方法（不管称民族唱法还是原生态唱法，或者地方特色唱法），演唱时获得更加美妙的声音，从而提升原生态民歌的美感，提高与民众的亲和力，从而获得民众的青睐。因此，地方风格民歌演唱教学应该成为贺州学院声乐演唱教学的主要方向，以学习西方声乐科学的发声方法为前提，并适当借鉴，结合民族演唱风格，形成民歌演唱教学体系，以服务地方民族民歌演唱。   2．器乐教学。乐器的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千姿百态，除了乐队使用的正规乐器以外，还有更多的民间乐器，甚至于日常生活用品都能成为乐器，如锅碗瓢盆，杯子酒瓶等器皿，甚至野草树叶也都能成为演奏工具，这些“乐器”虽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但能开阔学生音乐视野，激起学生的创造思维。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一至两种乐器的演奏技能，当前的器乐教学基本是以钢琴为主的专业必修课，这样的做法耗费钢琴资源，又达不到预期效果。钢琴可以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不宜统一作为专业课，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民族的，或带有地方性的乐器，如二胡、马骨胡、长鼓、唢呐、古筝、八音、民间锣鼓等民间乐器灵活办学，我们应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与个人特长来选择器乐教学，这样才能培养出音乐艺术专业多面手，让学生能够做到学以致用。   3．视唱练耳教学。从当前的教材内容看，普遍是用著名民歌、艺术歌曲及外国歌曲改编的练习曲，多用五线谱记谱，采用固定唱名法，以训练学生绝对音高。虽说视唱练耳是训练学生音高、音准、节奏、节拍、调式、调性等专业技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训练学生对音乐感知、理解、表达、创作的综合能力。而我们民间原生态民歌都是首调概念，以突出多样性的民族调式，如果以地方音乐旋律作为试唱练习，采取首调唱名，不要过于强调首调绝对音高，更多地加强民族调式概念，加强地方民族特有的和声训练（如《蝴蝶歌》还有大二度和声），在获得试唱技能的同时，更能拓宽民族音乐视野，提升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   4．开设地方语言课。地方语言是原生态民歌的生命之源，是形成原生态民歌风格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原生态民歌动人的魅力，都是潜藏在方言特色之中。像蒙山话民歌《哭嫁歌》中唱的：“欧啊！个日入房郑见妹啊，朝日入房只见铺床啊”。（蒙山土话发音“欧啊”即“妈啊”，“个日”即“今天”，“郑见”即“还见”，“妹”即“女儿”，“朝日”即“明天”）它是在讲蒙山本地土话的小范围区域内传唱。再有大家熟悉的《刘三姐》：“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这里的“歌”要唱“（guo）锅”，“和”要唱“（huo）活”，它在整个讲桂北方言区流传。还有用瑶话、壮话、客家话等方言演唱的民歌，适当地学习地方语言，有助于理解原生态音乐，且能更好地演绎原生态民歌。   5．民族歌舞身韵训练。身韵训练尽管是舞蹈、戏曲的教学成果，然而，许多原生态民歌的演唱通常是边唱边舞歌舞结合的，正如《毛诗序》所曰：“咏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说明肢体语言是民歌表现的延伸和补充，给人以生动的直观形象，使得唱歌神形兼备，给原生态民歌增添感染力，原生态民歌很多是在婚庆、祭祀、庆祝等民俗歌舞活动中渲染气氛，因此民族歌舞身韵训练显得格外重要，如蒙山长坪村的一种瑶族祭祀活动歌舞，就有手持砍刀、铜铃，表演赶龟、抓龟、串龟、破龟等一系列舞蹈动作。在瑶族还盘王愿活动中，师公、歌郎在《飞溜飞》的歌声中，犹如步罡踏斗般的舞蹈表演程式，也充分体现出身韵在原生态音乐中的重要性。   六、结语   加强桂东地区高校原生态民族音乐教学改革，能促进民族音乐教育进步，提升地方民歌的知名度，是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有力手段，在大力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的高校音乐教育在这方面应该更多地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如果每个地区的高校都能根据自己民族特色办好原生态音乐教育，那么我们国家未来的民族民间原生态音乐将会是一个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缤纷世界。

大学英语课堂上利用英文电影进行教学已越来越多为教师们所采用。正所谓“教书育人”，在利用英文电影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了对学生品德方面的教育。在当今环境恶化的大主题下，生态问题不乏是个好的话题。其中两部影片《小鹿斑比》和《小马王》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主题。   《小鹿斑比》，英文名“Bambi”，以小鹿Bambi为主线，描述了Bambi从踉跄学步开始，与森林伙伴们一起历经季节迭换，在神奇的大自然里学习成长的故事。影片对森林的和谐气氛与动物们善良本性的描写十分深入，以此来映衬人类带枪闯入森林后屠杀它们亲人、摧毁它们家园的残酷。《小马王》，英文名“Spirit”，借一匹向往自由的野马Spirit(汉语译名:斯比瑞特)几次从被捕到逃脱的非凡经历来展现人类对美国西部原始大草原入侵的罪恶。影片从讲述一只初见世面的野马在美国西部大草原奔跑开始，刻画了动物与人类的初次接触，即人类的入侵。小马王在不知危险的情况下被白人军官抓走。顽强的小马斯比瑞特没有被驯服，它在土著印度安人LittleCreek(汉语译名:利特尔•克里克)的帮助下逃脱，并跟随克里克来到了他们的部落。在那里小马斯比瑞特结识了母马Rain(汉语译名:小雨)。正当这时，白人军官暴力入侵土著人的家园，母马小雨为了保护主人受重伤，而已坠入爱河的斯比瑞特舍身保护小雨，再次被白人军官捉走。英勇的小马王在白人军队久经危险，终于通过自己的顽强抗争逃脱敌军，重获自由。《小鹿斑比》(1942)和《小马王》(2002)这两部影片出现在不同时期，但却反映了同一个问题———生态问题。   迪斯尼选取小鹿和小马两种可爱的动物为主人公，深刻反映出了人类文明推进过程中对原生态造成的破坏，并极力呼吁人们的觉醒。   一、美好的原生态   《小鹿斑比》和《小马王》两部影片都通过动漫的形式给人们展示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小鹿斑比》1942年8月首映于英国伦敦。当时被二战蹂躏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满目疮痍的景象，它的出现给人以生机勃勃的画面，似乎是为了带给人们重生的希望。故事一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美丽的春之画面:湛蓝的天空，嫩绿的草地，漂亮的花朵，苍茫的森林，猫头鹰也醒了，再伴以燕子的呢喃，黄雀的欢啼，到处洋溢着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气息。柔和的阳光照着鸟儿五彩斑斓的羽毛，给人以无尽的美感。夏天，雨儿滋润着万物，雨珠滴到树叶上又滑落水中，映出圈圈漂亮的圆晕。草儿长高了，映着周围宽大的树叶，呈现出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动物们在丛林中嬉戏、在水中玩耍……尽享着无限乐趣。秋天，树叶变黄，随风飘落到地上，飘洒在池边，天地在一片黄色中融为一体。一场洋洋洒洒的大雪迎来了冰封的冬季。世界万物顿时被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银白的世界透射出动物内心的纯洁。就在这种美丽的四季更迭中，动物们在森林中快乐地成长。小鹿斑比、小兔鼓手和小花狸鼠都非常可爱，它们在大自然中相互扶持、彼此关心、和睦相处。就连动物与植物之间也显示出莫大的和谐。兔妈妈在教育兔宝宝时，告诉它们在吃花果时一定要把绿叶留下。也正是这种精神维护了大自然的平衡，从而使森林中这无人触及的生活显得如此祥和、宁静。   同样，影片《小马王》(2002年)也把我们领进了一个美好的原生态。跟随着代表自由的雄鹰走进生机盎然的森林，我们看到的是:奔腾的马群穿行于广阔无际的草原，小马王随着马群一起奔驰，马的秀发跟悠悠的绿草融为一体。无尽的草原上，小马追赶着雄鹰，驱逐着母狮，这一切无不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界动物的生气。与《小鹿斑比》不同，《小马王》把人类的原始部落印第安人也描写为原生态的一部分。土著的印第安人世代生活在空旷的大草原上，以游牧为生，与周围生物融洽相处，过着平静和谐的生活。   这两部影片的问世相距60年，却隔着浩渺的时间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两部影片呈现的美丽画面，把人们通过时间隧道带回到了古老的原生态。   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好。但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那就是人类文明的推进……   二、人类文明对原生态的破坏   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改善了劳动工具，作为狩猎必备的“枪”于是应运而生。这成了森林里最大的“危险”。   小斑比的妈妈一直在告诫它，森林里存在着“危险”，可是懵懂的它却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危险”是什么，直到有一天在森林里见到一个两条腿直立的动物“从挨近它脸部的高处伸出了一条腿”，它才第一次感受到了“危险”。斑比本能地逃跑了，从后来的经历和母亲的教导中它才领悟:那个动物就是“人”，那伸出来的一条腿，就是能顷刻间置它于死地的“枪”。在接下来人类的一次捕猎活动中，斑比的妈妈被杀害了。接着就是狐狸被猎狗咬死，戈波和其他一些动物也死在猎人枪下……人类的一次次入侵破坏了原生态的宁静，使整个森林处于恐怖的气氛当中，以至于动物们都会谈“人”色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当森林里出现骚动，动物逃跑四窜的时候，小斑比也随妈妈躲藏了起来:“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躲藏呢?”妈妈意味深长地回答:“……这是因为人类来到了森林。”人类的出现，使森林危机四伏。他们在使用猎枪时还无意间引起了森林火灾，给森林里的动物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该影片出现在二战之时，无疑更加重了枪给世界带来的破坏色彩。   在西进运动中，“枪”作为征服一方的暴力工具，同样显示了它的罪恶。《小马王》这部影片就反映了这一史实。   充满野性的小马斯比瑞特一天晚上在远处看到微弱的火光，那是一堆营火，在那里它第一次见到人类，也正是在那里它被那些牛仔抓走，开始了它的磨难历程。人类的到来改变了草原原来的面貌。他们在那里修建铁路，建造高楼，并筑起了工厂，实施着他们所谓的“社会文明”。大量的动物被赶跑。生活于此的游牧民族印第安民族作为和谐生态的一部分也遭到迫害。他们以各种野生动植物为生，西部大开发使得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濒临枯竭;白人带着枪支来到这片土地还对他们进行直接的掠夺，屠戮无数。影片中有一幕让我们永远难以忘记:印第安部落中，人们谈笑风生，孩子嬉戏玩耍……突然遭白人骑兵偷袭，顷刻间房屋被毁，在枪林弹雨中人们四散逃跑……整个部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马克思有句话说得好:“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三、社会文明的推进———一场对自由的角逐《小鹿斑比》的主人公小斑比是一只聪明、善良的雄鹿。它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它热爱自由，向往着森林和草原自由自在的生活。人类的入侵使森林陷入一片恐慌。为了寻求自由，小斑比跟随父亲鹿王来到了森林深处，试图通过躲避的方式在那里找到宁静。但人类步步紧逼，当它们实在无路可退时终于选择了反抗。在突出重围时，鹿王也打死了一个猎人，幸运地脱离劫难，从而真正获得了自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隐藏在表层故事下的真正含义:自由是通过反抗获得的。世界的和谐一旦被破坏就只能通过反破坏的方式重新获得和谐。《小鹿斑比》的创作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逻辑:“和谐———和谐被破坏———躲避破坏力量———重新获得和谐———和谐再次被破坏———战胜破坏力量———和谐。”(李玫，2005:18)影片中通过在大火中逃脱的动物也给了人们一种希望:森林在休养生息以后又恢复了美好与平静，再次达到了它的和谐状态。#p#分页标题#e#   另一影片《小马王》进一步展现了世界的这一规律。   当“文明人”为了扩大自身自由来到小马生存的这片土地，用自己“文明”的方式改变了小马生存的环境并掳获它们大量同类作为劳力时，小马斯比瑞特奋起反抗。它坚决不被白人征服，几次将爬到马背上的白人军官摔下，并且多次从军营救出自己的同类。它桀骜不驯，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有人把小马比作印第安人的化身，不管怎样，当地的印第安人作为原生态的一部分跟它们具有同样的命运。   白人的到来改变了印第安人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并试图强迫他们服从西方的价值观。不堪忍受的印第安人起来反抗。从影片中印第安人克里克奋力打断系在自己颈上的铁链就可以看出他们积极维护自己自由理想的尊严。他们要作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挺立在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上。就这样，一场“文明人”与原生态之间为自由的角逐就开始了。小马王英勇顽强，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或者即便是万丈深渊，它都不会向敌人屈服。小马王的勇气征服了白人。故事的结尾以白人的让步而告终:小马王被赶到一个悬崖边上，悬崖底下是拿着枪的白人军官，而悬崖的对面便是它向往已久的充满自由的家园。小马王凝视着对面，向后退了几步，毫不犹豫地向对面跳去。   这一举动连马背上的印第安人都被惊呆了。白人军官见此情景没有开枪，转身离开了。小马王和印第安人又各自找回了自由，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地方。原生态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和谐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得到警示:在我们追求自由时，要尊重大自然的发展规律、时刻不忘以平等的姿态审视生命。只有这样，社会的文明才会真正地推进。海啸、地震、雪灾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类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开始关心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并希望这种影响不会恶化自然环境。人们开始减少甚至准备拆除一些大坝，还河流以历史的原貌，让它们“自由”地流淌。   对有些由于人类肆意捕杀而濒临灭绝的物种，很多国家也都在对它们进行人工繁育，以期合适的时机把它们放归自然。人们正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作出弥补。不过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有些弥补工作为时已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一定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深刻反思历史，从自身做起，在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尊重周围的一切，从而真正地推进社会文明，达到世界的和谐。   四、结语   《小鹿斑比》和《小马王》两部英文影片深刻反映出了生态问题。从原生态的美好到人类为了自己文明的推动而无视它类的生存，无不反映出人类对原生态的破坏。社会文明的推进就是一场对自由的角逐。在利用这两部英文电影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一定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进一步明确:人类在维护自身文明的同时，要尊重、平等地珍视其他生命，才会免遭自然的惩罚，实现社会文明的推进、达到世界的真正和谐。

1引言   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草原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2005年监测，全国90%以上可利用天然草原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57%，中度退化面积占31%，重度退化面积占12%。虽然近年来国家对草原生态问题有所重视，启动了一系列草原保护建设工程，完善了各种草原管理法规制度以及推广和应用了多项草原保护建设技术，但草原生态环境仍呈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历史演变规律来看，两者之间会表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的倒U型关系，即草原退化程度会随经济发展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趋势［2］。对于经济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来说，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更大的伤害，还是会有助于改善其环境质量?显然，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与草原资源环境关系问题，对我国采取适宜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991年，GrossmanandKrueger在NBER工作报告中，利用42个国家的截面数据研究了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空气中SO2和烟尘的含量在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国家比较高。相比之下，在富裕国家其浓度则有所下降。1993年，Panayoto通过参考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将这种反映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它表示: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质量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之后，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多种方法和环境指标对EKC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此做出相应的理论解释。不过，大多数研究主要探讨了环境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涉及生态破坏(森林、能源、草地等)的研究比较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态数据的可得性问题，许多生态指标无法量化，只能定性描述［3］。   生态足迹法分析法是由加拿大学者William和其博士生Wackernagel提出的一种评估可持续性的方法，是一组基于虚拟土地面积量化的指标［4］。该方法由于数据相对容易获取，计算过程的可操作性，使得EKC理论用于研究生态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Boutaud，NatachaandChristian首次采用生态足迹指标对生态环境压力进行衡量，通过利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从全球视角考察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并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提高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为代价［5］。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和数学分析手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Marco，GiangiacomoandSilvana在以人口数量作为权数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LeastSquares，WLS)进行估计时，发现含有变量人均GDP三次项的生态足迹EKC非对数模型拟合情况最好［6］。JillL，DustinandJamesR利用1961～2000年14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DynamicPanelModel)来检验EKC理论，研究表明，总生态足迹值与人均GDP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但草地生态足迹的变化趋势却符合EKC理论［7］。Mohamed基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算法原理，分析了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数等多个因素的关系，其中，人均GDP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并未显示出EKC关系，而是呈现U型关系［8］。   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尝试引入生态足迹概念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区域而言，向书坚，卢小兰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湖北省GDP总值与各类生态足迹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从模型分析结果得出，GDP总值只与部分生态足迹存在协整关系［9］。何蓓蓓，梅艳选取江苏省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该省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呈倒N型的三次曲线，而在实际观测值的区间内则表现出倒U型EKC关系的上升阶段［10］。在国家层面，郭军华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来描述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动态关联性，二者之间显现出较强的相互响应作用［11］。钱文婧，贺灿飞在测算出中国1952～2007年生态足迹值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对数形式的人均GDP二次曲线模型，检验EKC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经过协整检验，得出了我国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倒U型关系［12］。另外，也有学者以草地退化率作为草原退化程度指标，利用11个省与5大牧区的截面数据以及典型牧区内蒙古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经济发展与草地资源退化之间的EKC关系，发现以上省区的草地退化程度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13］。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一般采用跨国的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而对一国或地区的实证分析则不多见，虽然国内部分学者针对此问题做出了有关探讨，但对草原生态问题与经济发展的EKC关系的研究还是很少的。因此，该文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出草地生态足迹值，并以此作为草原生态压力的表征指标，重点研究草原生态问题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接下来的安排如下:首先是对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以及模型设定进行相关说明，其次是实证分析过程及其结果的理论解释，最后是本文研究所得结论陈述。   2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生态足迹分析法是在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据土地生产力的不同，地球表面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可分为化石能源地、耕地、草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六大类。其中，本文所要用到的草地指标是指支持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土地利用，其生态资源所转换的肉类畜产品主要是供应人类消费，包含的消费项目为猪肉、牛肉和羊肉［12］。在建模之前，应先对草地生态足迹进行计算，由于本文研究所用到的数据是从全国性的统计资料中获取，故采用综合法来计算生态足迹。该方法由Wackernagel提出，适用于全球、区域和国家层次的生态足迹研究［4］。它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利用国家级的数据归纳得到地区消费总量的数据，再结合人口总数得到人均消费量.在(1)式中，i为消费商品的类型，i=1，2，…，n;fi为等量因子;Ai为第i种消费商品折算的人均生态足迹分量;Ci为第i种消费商品的人均消费量;Pi为第i种消费商品的年平均土地生产力;ef为人均生态足迹;N为总人口数;EF为该类型生态系统的生态足迹总值。草地生态足迹计算要用到的数据，包括畜产品(猪肉、牛肉和羊肉)消费量，草地生产力及人口总数等来自世界粮农组织(FAO)、《中国统计年鉴(2010)》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等量因子随年份的变化幅度较小，故本文假设等量因子不变，数据沿用Wackernage关于等量因子计算的研究成果［13］。为了分析经济增长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该文将EKC理论引入到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两者关系的研究，参照标准EKC模型原理，利用我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对数形式减小异方差的干扰，建立包含人均GDP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的生态足迹库兹涅茨曲线回归模型:lnGEFt=C+β1lnPGDPt+β2ln2PGDPt+β3ln3PGDPt+μt(2)在(2)式中，PGDPt表示t时期的人均收入水平，用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GEFt表示t时期的草地生态足迹值，衡量的是草地资源消耗程度或者草原生态压力大小;C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是牧业经济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弹性系数，它表示当PGDPt每变动1%时GEFt变动的百分比。在该文中，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并以1978年的价格水平为基期对名义GDP进行了平减处理，草地生态足迹值则是通过公式(1)计算得出。#p#分页标题#e#   3实证分析   3.1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在回归分析之前，应先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是否满足平稳性条件。采用比较普遍的方法为ADF单位根检验法，在EViews6.0软件下，对lnGEFt、lnPG-DPt、ln2PGDPt和ln3PGDPt4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于lnGEFt、lnPGDPt、ln2PGDPt和ln3PGDPt4个时间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这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但这四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新序列ΔlnGEFt、ΔlnPGDPt、Δln2PGDPt和Δln3PGDPt都是平稳序列，说明原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采用协整分析方法，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2协整检验   由于该文所研究的EKC模型具备多个变量，各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多重协整关系，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利用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从lnGEFt与lnPGDPt的散点图(图1)可以看出，待检验的EKC协整方程带有明显的截距项和趋势项，并且根据AIC和SC准则，最后确定此协整方程的VAR模型最优滞后期阶数为4，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以检验水平5%判断，Johansen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与最大特征值都通过了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性检验，表明lnGEFt、lnPGDPt、ln2PGDPt和ln3PGDPt之间存在着4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根据因变量lnGEFt与自变量lnPGDPt散点图(图1)所反映出的关系，分别对人均GDP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草原生态足迹EK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草原生态足迹与人均GDP关系的最终函数形式。   3.3回归分析   首先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OLS)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这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设条件，会导致变量的t检验值失去原有意义。为解决模型序列自相关的问题，采用广义差分法(GeneralizedDifferenceMethod，GDM)对原模型进行估计.以上结果表明，广义差分处理后，D．W．值有明显提高，且都落入残差项无自相关的范围内，说明模型的序列自相关问题已被消除;但3个模型的变量系数，只有lnGEFt与lnPGDPt、ln2PGDPt、ln3PGDPt关系式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系数都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系数β1=－10.67＜0，β2=1.81＞0，β3=－0.09＜0，表明草原生态压力与经济增长呈现倒N型(∽型)曲线形态，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进一步求解得出该曲线的两个转折点分别为4.38与9.03，其图形如图2所示。   4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   根据已有的观测值，可以知道，1978年和2009年人均GDP的对数值分别为5.94和8.54，与图3倒N型曲线的两个转折点相比较，不难发现，1978～2009年草原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倒N型曲线的两个转折点区间内，这也表明，在该文所研究的样本区间内，草原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质反映的是倒U型曲线的EKC关系。通过与实际观测值的散点图(图2)相比较，该文的实证结果也与事实基本相吻合。在这一时期内，草地生态足迹与人均GDP大致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这可能是由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类对草原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了草原生态的恶化，据中国科学院的有关报告显示，超载过牧滥垦滥挖对草原生态破坏的影响占到56%以上。另一方面，从曲线斜率趋向变缓的走势来看，近年来经济增长对草原生态造成的压力上升速度也在逐渐变小。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4.1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   大多数EKC模型都强调了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分析的重要性，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由于贫困问题，人们首先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较少考虑环境问题;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富裕的消费者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逐渐提高。McConnell通过建立反映消费者对环境质量需求偏好的最优化模型，研究了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在EKC关系中的作用［14］，结论表明，在假定资源消耗对总产出不发生影响的条件下，环境破坏对收入的弹性大于1，并且方向为负，即环境保护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根据该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β1︳=10.67＞1，方向为负，符合McConnell的理论解释，说明在高收入群体中，为了防止由草原生态退化，草地资源枯竭引起的沙尘暴，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威胁，人们会更重视对草原生态环境加大保护力度，草地环境质量由此得到改善。   4.2生态环境工程   自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在中西部地区有计划地进行草地生态保护项目，主要包括2000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2003年退牧还草工程以及2006年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试点工程。根据《2010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对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等8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退牧还草工程地面监测结果显示，工程区内的平均植被盖度为71%，比非工程区提高12个百分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监测表明，2010年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区域的严重沙化草地约为23.3万hm2，比2000年减少约12.2万hm2，该工程的实施，有效遏制了严重沙化草地的扩张;在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试点工程方面，2010年调查结果显示，受春季旱情影响，改良草地工程区比非工程区植被盖度、高度、鲜草产量分别提高了7个百分点、39.2%和42.7%;围栏封育工程区比非工程区分别提高5个百分点、26%和30.8%。总体来看，1978～1999年草地生态足迹平均增长率约为8.1%;2000年以后，这一数据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大约为2.3%。可见，完善的环境政策或生态项目极其有力的实施可以对改善环境，减小生态压力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4.3技术进步   由于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技术研究开发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先进技术的使用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环境质量随之改善。我国对草原保护建设提供的技术支持主要体现在研发和推广两个方面［15］:技术研发方面，主要包括人工草地建植技术、天然草地改良技术、南方草地高效利用技术和草地信息技术，“九五”和“十五”期间，草地保护建设技术专利数逐年增加，特别是2001年以后呈直线增长趋势，2004～2005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大;技术推广方面，地方草原工作站是草原技术推广的主体，通过采取示范、培训和项目带动等方式，组织广大牧民接受新技术知识，从而更好合理利用草地资源，维护草原生态建设，据《中国畜牧业统计(2009)》显示，到2009年，我国省、地(市)以及县(市)级地方草原工作站数已有1241个，草原技术人员共有7650人。#p#分页标题#e#   4.4法律与产权制度   从以往的历史来看，草原所有权和使用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草牧场使用过度，从而造成草原沙化、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1］。改革之初，草原地区实行的承包责任制只是将所有牲畜承包到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干预下，草场开始承包到户［16］。2003年新的《草原法》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草原集体使用权的属性，草场分给牧民长期承包，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原无主、破坏无罪”的局面，有利于调动广大农牧民投资建设草原的积极性，改善草原生态。另外，新的《草原法》完全取消了过去“小规模开荒”的规定，明确禁止开荒，任何人不得批准，即使人工饲草饲料地也要有监督，防止草原的破坏。这条规定实行以来，草原上开荒的现象大幅度下降。   5结论   该文在EKC理论的基础上，以草地生态足迹作为我国草地环境质量变化的衡量指标，研究了经济增长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利用1978～2009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表明: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下，人均GDP与草地生态足迹的关系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倒N型曲线关系，在经过广义差分消除序列自相关后，只有三次项的倒N型曲线关系符合样本数据的拟合结果。但进一步分析样本区间与曲线转折点的位置，1978年与2009年人均GDP的实际观测值分别大于和小于三次项曲线的极小值和极大值，并且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草原生态压力上升速度在逐渐放缓，有向EKC曲线转折点逼近的趋势，所以在该时期内，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实质反映了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特征，这种关系目前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这与陈秋红的研究［2］结论基本相同。从协整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环境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说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对草地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原因可能是我国牧区经济发展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牧区经济增长方式属于资源、能源消耗型，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增长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大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近10年来草原生态压力出现缓解迹象，EKC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回归方程系数计算出的倒U型曲线转折点位置的人均GDP为8350元，大于2009年的实际观测值5099元，这表明我国草原生态压力仍未跨过EKC曲线的上升区间。在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带动政策法规的完善，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草原生态压力将越过EKC曲线的转折点，改变草地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倒型关系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草地环境恶化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如果草原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就会变得不可逆，草原生态环境将会随经济发展呈现同步正相关关系持续恶化。因此，在此阶段必须积极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响应调控，以实现经济与草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草原生态补偿是促进农牧民增收和草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不但可以在制度上保证农牧民的生计，也可以从行为上引导农牧民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从而实现草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1我国草原生态现状   我国各类天然草原总面积近4×108hm2，约占世界天然草原总面积的13%，占我国国土面积的41.7%，在我国农田、森林等绿色植被生态系统中占63%，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主体生态系统。草原资源不仅直接或间接的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在调节气候、保持水土、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生态服务功能，尤其是在防止土地的风蚀沙化、水土流失、盐渍化和旱化等方面起到极其重大和不可代替的作用。由于我国主要的天然草原集中分布在年降水量小于400mm的北方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再加上一些地方满负荷、超负荷的开发利用草原，致使我国草原不断退化，草原生态系统功能严重受损，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草地退化最为严重的国家。   1.1草原退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草原退化面积15%，80年代中期达30%。近期地面调查和遥感调查结果显示，中度及其以上草原退化面积占到总可利用面积的50%～60%，已沦为次生裸地或实际利用价值极低的“黑土滩”退化草原面积约占总退化面积的40%；南方草地退化面积为1400×104hm2，占南方草地总面积的30%，其中重度退化草原为280×104hm2。   1.2草原沙化问题   我国沙漠化面积正随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扩大，沙漠化面积平均年增长率为1.49%，其中80%的土地荒漠化发生在天然草原。沙化草原主要发生在半湿润、半干旱地区，而最为严重的是开垦活动频繁的农牧交错区。中国大部分草原由于植被被严重破坏、过度放牧、水资源匮乏、沙丘移动引起沙化而失去利用价值。据调查，我国沙漠化潜在发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27.3%，全国目前已有风蚀沙化的土地面积为160.7×104hm2。   1.3草原盐碱化问题   目前，据调查显示，我国草原盐碱化面积已达930×104hm2以上，大面积发生于东北地区的内蒙古西部、松嫩草原、甘肃、新疆、青海等地的干旱荒漠区绿洲边缘草地及干旱大水漫灌的改良草原。   1.4草原水土流失问题   水土流失也是我国草原面临的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据《全国牧区水利规划》统计资料显示，全国牧区水土流失面积为33.7×104hm2，相当于牧区草原面积的14%，是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24%。   1.5草原生物多样性问题   随着人为干扰程度的增强，生物资源的破坏速度加剧，引起了大批生物资源的丧失。一方面，许多优良牧草数量大幅减少，经济植物数量显著下降。在1991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编写的《第二批中国稀有濒危植物名录》中共收入了627种、10个变种，这些稀有濒危种大都分布在草原地带，现今，已有不少种类的栖息地缩小，许多物种濒临灭绝。另一方面，由于生境破坏和食物数量减少，大量草地野生动物被迫迁徙或消亡，旱獭、狐狸和狼的数量大量减少，野骆驼、野牦牛等珍稀野生动物濒临灭绝，鹰、雕、猫头鹰及鹤等野生珍禽的数量也急剧下降。   1.6草原鼠虫害问题   我国北方和西部牧区发生鼠害面积年均在2000×104hm2以上，灾害严重，面积在300×104hm2以上的有四川、青海、内蒙古、甘肃4省。虫害发生的牧区，牧草损失比例达50%～90%。一直以来，我国坚持草原灭鼠、治虫，但是防治面积的比例仅占发生面积的20%多，约350×104hm2。此外，草原地区生态保护限制了资源开发，部分牧区放弃了发展经济的机遇，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和当地的总体经济发展。我国的草原发展已经进入生态保护的关键期，面对草原区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加强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草原生态服务功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达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重要举措。   2实施草原生态补偿的意义   草原生态补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现实需要。草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它不仅具有发展农牧业的生态价值，还具有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等生态价值。但这些巨大的生态效益却没有在市场交换中体现出来，从而导致了代内不平等，实现真正的代内平等的最好途径就是建立生态环境价值补偿制度，由中央政府或受益者向草原生态环境建设者提供补偿，从而实现公平的原则[1]。草原生态补偿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公共物品性质，使得环境资源保护的“代价付出区”与环境受益的“生态收益区”在地理范围上往往是不对应的。而恰恰是这种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不合理分享，加剧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协调。建立相应的草原生态环境价值跨区域补偿制度，一方面有助于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发展能力的积累和提高，从而加快结构调整，改善环境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缩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另一方面有利于促使区域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对资源环境的损耗成本，从源头上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调节生态保护背后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均衡发展。草原生态补偿是保障草原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利用社会宏观管理手段，从整体上对草地生产活动进行调节，达到对草地破坏及受损生态系统修复和管理的目的。通过解决受益者无偿或低成本占有环境利益与保护者得不到相应经济补偿的矛盾，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创造性，改变其传统的生态资源使用习惯。   3国内外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实践   3.1国外草原生态补偿实践#p#分页标题#e#   国际上许多国家在其农业政策中，都加入了生态系统保护及生态补偿的相关规定以鼓励农场主实施休耕和农业生态保护。对于草原，国外采取的是对草原和耕地一视同仁的政策。美国联邦政府在《农业法》中制定了“农地保护计划”，美国的生态补时在美国农业部的总体监督下，对容易受到侵蚀的耕地，推行10年时间的规定期休耕或者限定永久性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美国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投入一定数量的补助金，对于永久性退耕的农牧民，一次性付出相当于他本人种植树或草费用的一半金额，该计划起到了巨大的生态补偿效益，对美国草原生态功能补偿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拿大联邦政府所实施的“公共牧场计划”是其在草原地区实施的最大、实施时间最长的土壤保持项目，由本国农业部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管理费用并补偿他们的损失，这一项目迄今为止已实施了几十年，加拿大牧场开垦的比率正在稳步下降，很多过渡地带的耕地已经永久性的退耕、还林还草，不宜耕种的土地全部退耕。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3.2国内草原生态补偿实践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非常重视草原生态建设，投资力度也逐步加大，先后实施了草原保护方面的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天然草原植被恢复、草种繁育基地、草原围栏、牧草种子基地等生态建设项目。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我国首次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工程采取补偿措施，工程主要对水土流失严重或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定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以及生态地位重要的耕地实施退耕、植树或种草。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面积，实行退耕还林资金和粮食补贴制度，在一定期限内无偿向退耕还林者提供适当的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费和现金（生活费）补助，以补偿农户粮食损失和造林的各种投入。   退牧还草工程是我国实行的最大规模的草地生态建设工程，同时也是我国进行草原资源生态补偿的一次重要实践。工程始于2002年，重点在蒙、甘、宁西部荒漠草原，内蒙古东部退化草原，新疆北部退化草原和青藏高原东部江河源草原，通过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集中治理草地，以保护、修复草原生态环境。国家对项目区的政府和民众给予一定标准的物资（粮食和饲草料补助）、资金和技术补偿。其中，蒙、甘、宁西部荒漠草原，内蒙古东部退化草原、新疆北部退化草原按全年禁牧每亩每年补助饲料粮5.5千克，季节性休牧按休牧3个月计算，每亩每年补助饲料粮1.375千克；青藏高原东部江河源草原按全年禁牧每亩每年补助饲料粮2.75千克，季节性休牧按休牧3个月计算，每亩每年补助饲料粮0.69千克。饲料粮补助期限为5年。   当前我国的生态建设工程大部分由相关国家部委推动，生态补偿以国家政策形势实施。但近年来，符合地方实际的探索也逐步增多，目前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禁牧休牧补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部分旗县规定，以草原为单位，全年禁牧区每年每亩补贴3元，休牧区每年每亩补贴1元，以粮代补，按季发放，解决禁牧、休牧期间饲草料的短缺问题。锡林郭勒盟对禁牧、休牧牲畜发放补贴饲料，并实行供应卡和公示制管理。包头市达茂旗从2008年1月开始，以草原承包面积为依据给予常年禁牧牧户草原禁牧补贴，每亩每年给牧民补贴5元，补贴期10年。   （2）牲畜出栏补贴。西藏那曲地区为了鼓励出栏，安排专项资金对牲畜出栏上市进行补贴，每销售一头牛补贴5元，一只羊补贴3元。同时为牧民提供交易场所，免收工商、税务等费用。   （3）人工种草补贴。宁夏自2003年5月1日起实行全区草原禁牧封育。为此，自治区人民政府每年筹集补助资金5000多万元，按照多年生牧草地每亩20元、一年生牧草地每亩8元的标准对牧户进行补贴，积极扶持人工种草，增加饲草料供应量。   （4）饲草料加工机械补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筹集资金统一购进粉碎机、揉碎机1600多台，发放给实施草原禁牧休牧的牧户。科左后旗采取养畜户每购一台秸秆加工机械政府补贴500元的方式，发放加工机械1000余台。   （5）棚圈及青贮设施补贴。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筹资1900多万元，用于标准化棚圈、窖池建设和饲草料加工机具的补贴。宁夏自治区为实施全区禁牧，也出台了一些帮助农牧户建设棚圈、青贮窖、改良畜种的优惠政策。   4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现状   呼伦贝尔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盟，是欧亚草原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和北方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牧业四旗——新右旗、新左旗、陈旗、鄂温克旗和海、满二区市及额尔古纳市南部、牙克石市西部的草原。呼伦贝尔草原是迄今保护相对完好的一块天然草地，其天然草场面积达1.69亿亩，占全国天然草场总面积的2.8%，可利用草场面积1.1亿亩，占呼伦贝尔市土地面积的29.9%。呼伦贝尔草原的天然草场以干草原为主体，植物种类繁多，有植物930多种，其中饲用价值高、蓄积比重大者约有200种，这些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成为呼伦贝尔草地畜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由于气候持续干旱、虫鼠害频发等自然因素，加之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开发、过度利用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草原牧区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漠化、盐渍化现象[2]。   4.1草原退化现象严重   根据相关统计，在1965到1985年之间，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退化速度是每年约0.96%，而在1985至1998年之间呼伦贝尔草原的退化速度是1%～2%，其退化速度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12%上升至80年代末的21%。现已达到399.3×104hm2的退化面积，该面积已占到可利用草场面积的约40.2%，不仅如此，其退化状况仍在加剧。该地区的草场已达到211×104hm2的轻度退化面积，该数量约为总退化面积的52.76%。其草场中度退化面积已达138×104hm2，约占总比重的34.46%。该地区的草原重度退化面积达50×104hm2，草原退化情况已呈现出速度快，等级高且范围广的显著趋势。由于草原退化情况严重，从而导致了草群结构的变化，进而使得优良牧草所占比重不断减少。其中优良牧草在重度退化的草场面积中仅占约10%，其产草量每年降低的比重约为15.65%；该地区的草原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较来看，植被覆盖度降低的比重约为10%～20%，草层高度降低了7～15cm，该地区草地初级生产力降低比例达到28.84%～48.19%。草原植被组成方面，优良禾草降低了约10%～40%，而低劣的杂草所占的比重却上升了10%～45%，其退化速度已达每年1.27%。该地区呈现出草原退化由人口密集区逐渐向外扩展的态势，而像羊草、牧冰草等优质牧草的比例和产量却在逐年下降，严重退化草场的产草量已不到原先的20%；相反，那些适口情况差的杂草却在不断增加，该地区草群不断变得稀少、矮小，植物的种类也大大减少，甚至有些退化严重的地区已沦为荒凉的裸地、沙地，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性能面临丧失的处境。#p#分页标题#e#   4.2草原沙化日益严重   在草原退化的同时,呼伦贝尔草原沙化也在加重。地处内蒙古呼伦贝尔高平原中部的呼伦贝尔沙地是我国第四大沙地，同时，呼伦贝尔沙地也是我国四大沙地中目前唯一在不断扩展的沙地。根据2004年全国第三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表明，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总面积已达131×104hm2（约占呼伦贝尔牧区六旗市区土地总面积的15.6%）。该地区流动沙地的面积已经达到了2.8×104hm2，固定沙地面积75×104hm2，半固定沙地也已经达到了9.2×104hm2，而裸露沙地面积达到了44×104hm2，另有较为明显的沙化趋势的面积约111×104hm2。该组数据与1999年全国第二次荒漠化普查数据相比较，不难发现土地沙漠化面积已经在5年之间增加了约43×104hm2。草原沙化严重地威胁着当地牧民们的生存和生产，同时也挑战着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安全。   4.3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近年来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和森林的减少，导致草原境内水侵蚀沟越来越多，水土流失问题突显。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每年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水土流失能达到1.4×108t，其中最严重的是大兴安岭东农业三旗地区，大兴安岭莫旗水土流失的面积也已占到全旗总土地面积的47%，而扎兰屯市的水土流失面积为每平方公里2069t，阿荣旗水土流失面积为102.2×104hm2，已占到全旗土地总面积的92.2%。在以上三旗中，有63.8×104hm2的二级以上水土流失面积，约占总流失面积62.4%，被侵蚀地区总长度已达到8865.5km，呈现出沟壑交错的地貌，被侵蚀的沟密度也已经达到0.8km/km2。顺山垄就占耕地总数的40%以上，由此导致了耕地表土的严重流失，每年流失表土已达到近2400000t。水土流失问题的加剧不仅造成土壤的营养成分在逐年减少，土层也变得越来越薄，更令人担心的是几乎年年发生旱、涝、风灾等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同时，该草原境内的很多河流的储水量也在明显减少，有些河流甚至出现了断流。其中，在大兴安岭岭北地区的很多河流，如克鲁伦河、伊敏河、莫日格勒河等都曾经出现过经常断流的情况。综上所述，水土流失不断加剧对该地区农牧业生产以及牧区人民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4.4湿地面积急速萎缩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地带，呼伦湖湿地、辉河湿地、莫尔格勒河湿地、二卡湿地是当地四个较大的湿地，同时也维系着当地草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四处湿地为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着重要的环境支持。然而近年来，由于人们对该湿地的过度开发，再加之连续多年干旱的大环境影响，导致该地区湿地面积正在急剧减少，大面积湖泊甚至裸露为盐碱滩。以呼伦湖为例，2003年时，呼伦湖的水位比历史最高位下降了约3m，为近40多年来的最低值；该湖的蓄水量也比1965年减少了50×108m3（资料显示1965年为138.5×108m3），主体湖面面积也减少了350km2。四大湿地蓄水量的急剧减少导致流进湖中的泥沙和盐碱的逐年增加，有关数据显示，湖底的泥沙每年抬高一厘米，与此同时，湖中的盐碱量也在大量增加，湖水出现了富营养化问题。目前，该湖水已不适合人饮用，与此同时，呼伦湖渔业资源也面临着枯竭。   4.5动植物资源破坏严重呼伦贝尔草原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主要有黄羊、早獭、狐、兔狲，此外还有马鹿、袍子、灰鼠、麝鼠等，仅新巴尔虎右旗达贲湖珍禽、候鸟及湿地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就有200多种留鸟及候鸟。但由于多年来采用杀鸡取卵的捕猎方式，再加上乱垦草场，肆意破坏草原的生态环境，使野生动物资源的数量明显下降，一些珍禽异兽正在减少和消失。如今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黄羊贮存量只有约30万只，而且大批黄羊都在中蒙边境间移动。除黄羊之外，旱獭和狼也成为人们猎杀获取动物毛皮的对象。此外，樟子松、甘草、内蒙黄芪、防风、柴胡等许多野生植物资源也同样难以幸免，进一步加剧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5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生态补偿实践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大大缩小了牧民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制约畜牧业发展的同时影响到了农牧民经济收入[3]。从2000年以来，国家及地方政府从加强草原管理和建设，改善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力度。截至2009年，呼伦贝尔市实施的国家级和区级生态保护建设项目资金总规模达到74589万元，从天然林植被保护恢复建设项目、天然草原退牧还草项目、优良牧草种子繁育基地建设项目三方面推动草原植被的恢复，改善草原生态环境。   其中，以天然草原退牧还草项目持续的时间最长（持续8年），投资量最大。从2002年开始，呼伦贝尔市结合国家的项目投入在牧区实施了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工程期限为5年，期间国家将连续给予饲料粮补助。每年每亩草场补助标准为全年退牧5.5千克，半年退牧2.75千克，季节性退牧l.375千克。围栏建设资金由国家一次性每亩补助11.55元，不足部分由地方和个人筹资解决。截至2009年，中央投资达5亿多元，呼伦贝尔市退牧休牧面积达到3200万亩，项目区通过5年的休牧、禁牧后，使重沙化、退化的草原植被得到明显恢复和改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草群高度提高10～15cm。   同一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呼伦贝尔市启动实施。退耕户达到国家规定的退耕还林验收标准要求，就可以获得国家的现金和粮食补助。每退耕还林1亩，国家每年向退耕户补助现金20元，原粮100千克（每千克折款1.40元），还生态林补助8年，还经济林补助5年。2004年国家将粮食补助调整为现金补助。“十五”期间，呼伦贝尔市共完成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任务117.6万亩，为计划的100%，其中退耕还林47.6万亩，荒山荒地造林58万亩，封山育林12.0万亩。获得国家投资33081万元，其中种苗造林补助5865万元，生活补助3402万元，粮食补助23814万元。工程覆盖扎兰屯市、阿荣旗、莫旗、牙克石市、海拉尔区、额尔古纳市、鄂温克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鄂伦春旗、满洲里市11个旗市区和海拉尔、大兴安岭2个农管局的95个乡（镇、苏木、农场），有42866户，14.8万农民受益，平均每个退耕户增收1700元。而且呼伦贝尔市牧区利用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和改造严重退化草场的项目，共建设人工草地近60万亩，有效保护了天然草原。#p#分页标题#e#   此外，为治理沙化草原，2009年呼伦贝尔市将沙地综合治理列为全市公共公益项目一号工程，工程计划在呼伦贝尔市牧区重点沙源地带连续5年每年治沙100万亩，努力将400万亩活化沙地全部治理完毕。2009年当年共投入各方资金1.56亿元，完成沙地治理面积110万亩，其中人工造林44.8万亩，封育65.2万亩。目前沙化草原治理已在呼伦贝尔市全面展开，并已取得显著效果。同时为确保治沙效果得以巩固，年内还将完成沙区移民650户。   6实施呼伦贝尔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实施了多项草原生态保护与补偿工程项目，取得了比较好的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困惑，比如由于草原生态建设投资具有周期性，其持续有效性面临挑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配套资金不足、后续产业建设滞后，生态建设成果难以巩固，无法实现对农牧民的适度补偿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完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4]。   草原生态补偿应落实好草原承包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合理载畜量，在补偿方面以草畜平衡、管护、燃料替代等方面为重点，逐步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第一，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制度的落实，尤其要强调后期保护工作。全面推进“双权一制”工作进程，实行有偿使用，将所收取的费用，取之于草，用之于草，充分调动农牧民自觉管理和保护草原的积极性。积极采取休牧、禁牧、划区轮牧和改良等措施改善草原生态环境，轻度退化的草地要围栏封育，实施阶段性休牧；中度退化的要长期封育；重度退化的要长期封育；尤其重度退化和沙化的草地要利用浅翻、免耕补播和飞播等先进技术措施进行改良；在退耕地建设高产优质人工草地。   第二，严格载畜量标准限制，实行草畜平衡制度，保护草原生态植被。引导、支持和鼓励农牧民增加人工饲草料种植，推进牲畜品种的改良，通过畜群周转等形式，保持天然草原的草畜平衡。   第三，加大投资力度，保障草原地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政府要保证草原监理机构的财政经费，包括人员经费、仪器设备购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另一方面，加大在草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利用保护、草畜种改良、人工饲料地建设、农牧民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投入，确保草原地区的长久发展。   第四，高度重视健全依法保护草原资源的监理机构。合理配置专业性强的监理人员，强化人员的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同时要加强同地方公安、工商局、森警部队等部门在草原执法过程中的工作协调，合理监管草原环境保护，切实防止和遏制人为破坏。   第五，加强农牧民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将草原环境保护政策及途径宣传至每位牧民。与此同时，加强农牧民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为保障工程移民生产生活以及实施相关后续产业政策提供空间。此外，也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重点企业负责人和有关技术人员的环保培训和知识更新，努力营造全社会的草原保护氛围。

一、现代公共艺术设计   公共艺术起源于欧洲国家，发展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多年的发展历史让它在艺术上、社会上都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公共艺术是以公共空间为基础，在公共空间中创造出来的艺术，该艺术的最大特点是既具有艺术性，又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它的存在不仅增加了环境的美观度，更增加了环境的协调度和可观赏性。该艺术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末期，1965年伴随汉代石阙的出土，我国出现了第一件公共艺术品。由于公共艺术具有公开、开放的特点，因此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创作范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场所等地方放置了各种公共设施设计，其中不乏富有创意和启发性的设施，它们本质是属于公共艺术，但公共设施设计和公共艺术设计在出发点和表现形式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过去科技生产力都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进行公共艺术设计的渠道都是纯手工，可供创作的载体相对单一，这种单一的载体和简陋的工具限制了人们思维的发散和创作能力的激发。公共艺术建立在环境空间的基础上，它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的存在必须满足群众的要求，对人们有启示意义，对社会的和谐要起到积极的作用。公共艺术的出现不仅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其中更蕴含着传统文化和人文思想，因此公共艺术对人们了解历史文化和各地特色也都一定的帮助。公共艺术是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因此，它的设计和意义都要满足大众的情感需求，它不能只是一件纯粹的艺术品，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才能在精神和心灵方面都满足大众的需求。因此，公共艺术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它要展现的不仅仅是审美观和作用，它更注重的是艺术在人们情感上的满足。一件作品被设计出来，要能与观众进行情感的交流，传递创作者的思想，需要引起观众的共鸣。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这种实例，如候车站的电子导向器、马路上的盲道、公厕外的风干机等这些应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在设计造型上多变，增加了观赏价值和生活的趣味性。   二、现代公共艺术设计原生态设计理念   淳朴、自然一直是我国追求的品质，这种品质既可融入到我们的价值观又可融入到人生观。在现代人看来，淳朴、自然是一种难得的品质和状态，因此又被称为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无论是建筑物的设计，还是诗画的创作无一不是以追求自然淳朴为最高境界，因此自然、生态对我们生活还是存在一定的引导意义的。公共艺术表现的形式是通过各种介质构成艺术性景观，出现的位置是各种公共场合，如火车站、码头、机场、地铁站、广场、街道等；与农民雕塑家邬良英追求的通俗、朴实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如何让生态环境的思想与公共艺术紧密结合，而这结合的过程是每个艺术家需要思考的问题。生态环境和公共艺术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公共艺术是把人生观、价值观作为设计的目的，因此，在设计一件作品时，不仅要考虑作品与环境协调度，同时还要考虑该作品中蕴含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否满足大众的心里需求。若把这个作为创造公共艺术的理念，那公共艺术的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广阔。   原生态艺术设计理念是一种追求，一种对美、对自然、对艺术的追求，它重在突出自然，和谐环境。原生态艺术设计最早出现于民间，由于各地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气候的差异，其产生的生态艺术也是千姿百态，各具风格。无论生态艺术的形状、风格如何多变，它必定是与周围环境相互融洽的，只有与自然和谐，公共艺术才能展现自身的美。在现实生活中从不缺乏这种实例，如我国首都的奥林匹克公园，它的中间部分设计了一个下沉广场。这个广场主要用来展示我国特色文化，若把某个部分进行特别展示，这种展示方法不仅无法传扬我国的特色文化，反而会让作品显得突兀，其主要原因是作品与环境之间不和谐。从上述实例分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公共艺术作品创作的前提都是与环境融洽，只有融洽才能被大众和环境所接受。其次，作品本身蕴藏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是吸引观众的手段，只有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作品才会在公共场合保存较长的时间，但前提是与环境和谐。汉字是我国特有的符号，它本身具有的结构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都让人回味无穷，将这些特点融入到公共设计当中是一项不错的创意，不仅改变了公共场合的美观程度，还传播了我国的汉字文化。原生态艺术设计理念重在突出人、自然和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看重的是艺术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传播的效果，艺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是为了改变观众的视觉，让艺术的存在更有意义。比如说“深圳人的一天”，这就是一种公共艺术活动，本次活动的宗旨是艺术来自群众，从广大的民众中获取艺术作品，这不仅增加了活动的感染力，也丰富了参赛作品的风格特色，不再只是单一的由艺术家创作，其思想、文化和价值都来源于市民，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的心理需求。   三、原生态理念对现代公共艺术设计的启示   公共艺术可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生活、对环境的看法，加上现代技术的协助，让公共艺术的形式逐渐走向多样化。公共艺术设计中可融入文化、历史和地方特色，让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突出公共艺术的主题思想，让作品与现实环境相符合，把理想艺术转化成生活艺术，让生活艺术中带有古香古韵，让城市的整体环境更加和谐，文化更加丰富。面对发展如此迅速的社会，若一味地用历史来塑造艺术，恐会让人生厌，因此，我们需要学会用时尚现代的艺术语言来阐述历史文化，加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发扬，呼吁人们在关注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城市公共艺术的感染力。   （一）现代公共艺术设计要体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再阐释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频率越来越高，而随着交流的增多，照搬照抄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为了改变常用的题材，许多艺术家直接从西方获取素材，导致民族素材的缺失。有位名人曾说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风土习俗都反映着某个地方特有的文化沉淀，这种文化沉淀是某个地方的代表，其中蕴涵着特别的情感，因此，它与其他地方的文化是存在一定区别的，把这种文化融入到公共艺术设计当中，在翻新艺术的同时，还传扬了我国特有文化。如图1所示为严威创作的“中国风”，这件作品是把戏曲脸谱作为创作元素，用雕塑的形式对脸谱的结构进行塑造，而该元素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以此作为创作素材一下就突出了我国特有的文化，该作品的出现让周围环境充满文化气息的同时，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热情。从这件作品看来，公共艺术的展示不应局限在生搬硬抄上，应该用另外一种艺术语言来转换，让作品富含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p#分页标题#e#   （二）现代公共艺术设计要求与装饰物的和谐交融由于公共艺术来源于生活，因此，它反应的大多数都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状态，它挖掘的是自然生态中存在的美，讲究的是作品与环境的协调度。如图2所示为背景地铁奥运支线站内设计，它是把我国特有的青花瓷作为设计主体，青花瓷花纹造型多样，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产物之一，把它应用在公共艺术中，让搭乘地铁的人感受到强烈的中国文化气息。公共艺术的发展需要事物的推动，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一味地搬取、套现会让公共艺术越来越衰败，独立思考、不断创新、体验感悟和自主创作这些都是促进原生态公共艺术发展的动力。   （三）现代公共艺术设计要体现时代需求公共艺术品是放置在公共场合的，那么它所接触到的人和物是各种各样的，如何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这需要做一定的调查。首先公共艺术来源于生活，它要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就必须具有市民的情感思想，其次它要服务于大众。公共艺术是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基础，再融入现代的生活和时尚的语言来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状态。每个时代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都不相同，因此，每个作品都具有时代的特色，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社会状态和生活水平。人们对于事物的追求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方面，另一个是精神方面，当物质得到满足后，人们就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于是就产生了原生态的公共艺术这一说法。   总之将原生态设计理念融入公共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审美的心理需求，但这个程度还是处在一定范围内的，为了尽可能地增加这个范围，需将这种理念变成一种无意识，就是不做作、不限制，随意发挥，让它自然渗入，形成一种自然潮流，才有利于艺术魅力的散发。对原生态公共艺术的喜爱，要像我们对原生态环境的追求一样浓烈，这对原生态公共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原生态设计是一种理念，是理念就需要实践来证明，而一种理念的证明需要有载体的展示，公共艺术就是原生态理念设计的最好载体，二者的融合对艺术家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开拓视野的机遇。伴随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艺术追求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单一的追求美观，而是追求更深层次的东西，即精神方面的需求。艺术家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基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现在生活状态、当代语言进行处理，让公共艺术中包含多种元素。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不仅具有艺术性、民族性，还具有国际性，作品的表达能力变强，产生的艺术效果也更好。   四、总结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生产力的发展，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大，而改变后的环境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在钢筋水泥中呆久的人们，开始想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因此，对于各种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增加了更多的需求。首先公共艺术作为一门艺术须具有艺术特色，要有观赏价值，看起来要赏心悦目；其次它要有文化价值，要具有人文特色，发扬各地民族文化，传承文化精神，这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说价值观，人生观等。李乐山曾说过，以人为本，是指在不影响生产需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使用机器，彻底清除机器那是不可能的。李乐山这句话是在提倡自然设计，把生态融入设计，作品与环境和谐，这都是在走可持续发展路线，因此，从思想上来说，李乐山的话是在提倡原生态和公共艺术的融合。所以，公共艺术的发展不仅要具有艺术性，更要满足人类对生活环境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