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论文范例

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功能性居住，而是希望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室内设计的焦点开始转变为“追求情感”。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并结合其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情感表达方式。

关键词：

传统文化；室内设计；情感表达

21世纪，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展现个人品味与格调的室内设计，也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如绿色设计、文化回归设计、人性化设计等。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独特的特点，且都有继承性。比如，历史上的印度文化、俄国文化、西班牙文化、日本文化等都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根据资料记载，我国室内设计在发展初期也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室内设计流行模仿国外的设计风格。但改革开放以后，富裕起来的国人又开始关注本土文化，注重在室内设计中加入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基于这些研究背景，下面主要探讨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情感表达问题。

一、我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概况

近20年来，我国的室内设计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在设计风格上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加入WTO后，我国的室内设计状况令人担忧，设计过度注重造型。值得庆幸的是，在业界设计组织与设计人员的努力下，文化最终回归到设计当中，成为了室内设计的灵魂。

摘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教育与管理，探索研究重点关注学生的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地解决好重点关注学生在学校教育、家庭生活、心理健康和社会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其营造健康、轻松的学习条件和成长环境，促进重点关注学生的健康、安全、全面成长。

关键词:三全育人；立德树人；重点关注学生

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党的赋予了“三全育人”更多的内涵，“三全育人”的内涵得到不断深化、不断完善。进一步加强高校在校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是“三全育人”的重要体现。而重点关注学生作为高校学生中需要被重点关注的部分，虽然基数少，却是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

1重点关注学生的概念与类别

1.1重点关注学生的概念。重点关注学生是指心理问题和意外事件高发、多发，需要得到密切关注的学生[2]。该类学生是高校学生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对象。

1.2重点关注学生的类别。重点关注学生可根据成因分为以下几类[3]：（1）心理健康问题学生。主要指因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失调、心理活动内部的失调、心理活动稳定性的失调，包括情感障碍、家庭关爱缺失、精神分裂、人际关系不佳等，在心理上出现不同程度问题的学生。这类学生一般表现为：有自卑、怯懦、孤僻、偏激等心理障碍，心理普测出现问题，与室友、同学关系紧张，家庭有精神病史等。（2）学业困难问题学生。主要包括挂科较多的本科生，论文未发表、超学制未完成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等。这类学生一般表现为：学习成绩下滑严重，挂科门数较多，多次无故旷课，学习基础较差或偏科严重等。（3）经济困难问题学生。主要包括原生家庭条件困难或因意外、疾病导致经济上出现困难的学生。这类学生一般表现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学生，城镇下岗职工子女，直系亲属出现重大疾病的学生，家庭遭受较严重自然灾害的一般贫困家庭学生等。（4）师生关系紧张问题学生。主要指由于自身原因与导师、其他教师出现意见不一、关系紧张、矛盾激化的一类学生。（5）其他问题学生。如出现就业困难、情感问题、身体健康问题、违规违纪、遭遇突发意外事件等的学生。

2“三全育人”背景下重点关注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从文化视角对武术“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当前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有关传承人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以硕士学位论文为主要形式;武术文化的“活态”传承特点客观上彰显了武术传承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性研究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武术传承人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武术;武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与内隐的民族精神愈发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无论是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还是区别于西方的人类身体文化和艺术,对于国人而言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目标和要求.在这种历史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武术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武术与中医、书法等能够反映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武术传承人群体文化的理念与信仰、精神与追求或可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武术作为一种活态传承,文化保护的意义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价值.而其中,作为活态传承的主体———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值得广大研究者高度关注和重视.

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研究进展

1．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关注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始.从2003年我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重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要求,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并于当年公布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其中有110余武术拳种入选目录.作为我国较早从非物质文化视角关注传统武术的学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确提出了传统武术作为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尽快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此后,更专家学者针对如何保护传统武术,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如邱丕相、王岗、吕韶钧、周伟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国家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已有60余项武术拳种入选.近年来,非遗视角或背景下和武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武术文化当展的梳理与分析,力求从文化层面上对当前武术的发展与保护提供学理层面的贡献,该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代表者如王岗(2013)、陈青(2006)等.二是运用地域学理论,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地域武术文化进行研究,该领域研究学者有郭志禹(2000)、韩雪(2002)等.三是对民间武术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研究,提出发展相关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龚茂富(2013)等.四是运用跨学科理论对武术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如戴国斌(2004)、乔凤杰(2005)、吉灿忠(2000)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武术学者开始关注武术文化及传承人相关的研究,如刘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处,关于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再进行赘述.

1．2武术“非遗”保护学术研究问题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翻转式学习作为一种推翻传统教育模式的教育理念，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视障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方式都不同于正常学生，所以我们在盲校落实翻转式学习模式时，不能盲目地模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视障学生的特点，充分发挥翻转式学习模式的优势，规避缺陷，让这种新模式的实践更加合理高效。

关键词：翻转；盲校；信息技术

中国素质教育提倡了很多年了，教育发生的变化也不少，但应试教育下的教学无疑还是根深蒂固，素质教育成效甚微。其实不止中国这样，英美发达国家亦是如此。翻转式学习模式的提出，无疑是教学上的一次巨大改革，让孩子预习学习，然后老师对孩子在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释，针对性地进行讲解教学。它弥补了传统教育模式的不足，颠覆了“教”和“学”的关系，将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在盲校的信息技术教学中应用翻转式学习模式，更好地帮助视障学生克服视觉障碍，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

一、翻转式学习的优点

（一）建立更适合的学习环境

学习知识过程可以分为知识传递和知识内化，通常知识内化过程也就是不断复习，将新知识巩固吸收，然后和原有知识融合，所以只有做好知识内化才能将知识真的学到手。视障学生因为自身学习的特殊性，在知识内化过程会遇到困难，会逐渐丧失学习激情。传统教学，老师所做的部分为知识传递，为被动学习；在翻转式课堂中，将传递知识放在课前，课上大量珍贵的时间用来内化时间，同学们的互相讨论过程和老师的引导也是帮助内化。翻转式学习的建立帮助视障学生构建了一个更为适合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学习。

（二）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

[摘要]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供安全饮用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水源水质恶化导致探索新的技术创新，以更好地管理水。纳米技术通过设计创新的集中和分散(家庭一级)水处理系统，在确保安全饮用水方面有着巨大的前景。本文概述了(家庭一级)水处理工艺的纳米技术的最新进展，其工作原理为，纳米吸附剂、光催化剂、微生物消毒剂和膜。广泛实施纳米技术用于水处理将需要克服纳米材料的高成本，使其能够再利用和再生。这也将确保尽量减少潜在的环境暴露。纳米技术的潜在进步必须与环境健康齐头并进，以减轻对人类的任何不良后果。

[关键词]纳米粒子；吸附；膜处理

安全饮用水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最近的报告，世界各地约有6.6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1]。多年来，污染和滥用地表水导致全球50%以上人口依赖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然而，地下水是氟化物、砷、铅、铬、硝酸盐、硒、氯化物、重金属以及放射性物质的避风港，这些离子极大地损害了地下水的质量，导致了健康问题[2]。此外，腺病毒、甲型肝炎、轮状病毒等病原体通常存在于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必须有效地灭活才能提供安全的水。饮用水安全是根据国家标准或国际准则来判断的，卫生组织的饮用水质量准则是最重要的准则之一，并由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报告表明，在依赖改良水源的估计62亿人中，超过10亿人继续使用不安全的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6)之一是到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水处理技术的进步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作用。在传统上用于饮用水处理的各种技术中，砂(颗粒介质)过滤是最古老的处理技术之一。砂过滤最初被认为是通过粒子间间隙的尺寸排除工作的。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慢沙过滤器(SSF)在富含细菌种群的沙粒周围形成一种活性生物膜(称为Schmutzdecke)，从而提高了介质的过滤能力。颗粒介质过滤的应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除了易受事故和流量变化的影响外，它无法有效地去除化学污染物。其他一些常规使用的技术包括化学氧化、吸附、化学沉淀/凝固、离子交换等等。最常见的化学氧化剂是氯，它为去除病原体提供了有效和坚固的屏障。另一方面，化学沉淀通过添加反离子来降低离子污染物的溶解度。这通常是絮凝和沉淀或过滤。近年来，人们对纳米粒子作为吸附剂在水处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感兴趣。纳米技术显示出巨大的前景，作为处理持久性和新兴污染物的最佳可行方法[3]。纳米材料吸附与传统吸附剂相比，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长径比，增强了反应活性，进而转化为较高的吸附容量。此外，纳米吸附剂还提供了额外的可能性，如在家庭一级以不同形式使用的可能性，例如，以粉末形式使用，涂覆在衬底上或在过滤器中使用等。颗粒的较小尺寸也提供了构建紧凑处理系统的可能性。最近的研究还表明，纳米粒子可以被工程化，同时针对多种污染物，从而可能降低处理成本。然而，人们对纳米材料的安全处置及其对公共健康和生态系统的潜在风险还表示担忧。因此，本综述详细介绍了在水处理中使用纳米粒子的现有技术。虽然对纳米粒子在水处理中的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任何全面的评论对这一主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1纳米粒子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用于环境保护和水处理的新型纳米材料的开发和使用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们的表面积与体积比更大，粒径更小[4]。纳米材料在水处理中的四个主要应用领域是(A)吸附去除，(B)催化降解，(C)消毒和(D)膜过滤。其中，吸附去除污染物和使用纳米材料消毒是主要内容。纳米技术使水处理做法有望克服现有技术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为水的经济利用提供新的处理方法。

2吸附去除

不同种类的纳米粒子被用于吸附去除研究，即用于去除砷的铁基纳米粒子、用于去除氟化物的碳和铝基纳米材料等[2]。本文综述了在各种使用点(POU)饮用水处理系统中常用的纳米吸附剂。

作者：陈红菊 严华 李国才 焦红梅 单位：扬州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重科研，轻教学，教学积极性不高大学教师为了升职称，注重科研，把大量的精力用在申报课题，课题研究，论文撰写上。对待教学，尤其是对待成教教学不够重视，认为只要把教科书内容讲解一番，不出教学事故就行。重理论灌输，忽视能力培养教学方法上，成人医学教育基本上是采用“讲授法”，教师习惯于“满堂灌”，这种“填鸭式”教学法，不能有效地调动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不能培养学员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医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的需要。监考“虚设”，对学生要求降低由于成教生大多年龄偏大，记忆力减退，绝大部分学生还肩负着社会和家庭责任，可支配的学习时间少，所以监考者往往“同情”学生，在监考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考试时作弊现象普遍。有的下级办学点，试卷雷同率相当高。如果容忍、纵容这种不良风气的话，“后遗症”十分严重，给认真学习的学生造成不公平，给后继学生树立坏“榜样”，教学质量会越来越差。对成教生的评价方法单一往往只通过期末考试对学生进行一次性、终结性的评价，而没有开展其他形式的评价。这种实为应试教育的教学评价方法，导致学生的应试行为。忽视成教生的社会评价、自我评价和实践共同体评价，会扭曲学生的价值取向，也会降低成教生自我成就感，学生创新品质被削弱。

学校方面的原因管理松弛，重视社会效益不够。目前成教的扩招现象严重，有些不具有办学资格的办学点挂靠在某大学或学院的名下，大量招收成教生。而大学对各教学点除了收取管理费外，其他的管理不到位。如有的教学点成教生根本就不上课，到时候来考试就行了。这种只注重经济效益的行为使成教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有的大学在评审教师技术职称或者在评定教学质量奖时，成教教学课时甚至不计算在教学工作量内，这严重影响了教师对成教的重视程度。

严格管理，目光长远对成教招生的资格及数量要严格审查、把关。有些只顾经济效益的办学点要停办；教学质量较好的办学点要加强管理，如大学本部教师上课的课时要占各教学点总课时的50％以上，在下级各教学点考试期间，大学、学院要派教师监考。对学生要加强学习目标的教育，定期检查到课率。另外，可考虑将医学微生物学等医学主干课程纳入全省统附页1考的范畴，使教师、学生真正重视知识的教授和学习。只有教学质量提高了，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校学习，经济效益也会相应提高。

重视教学，摆正关系高等院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教学，培养有专业知识、技能的高级人才是大学教师的主要任务［2］。科学研究可以提高教师的素质，促进教学。所以，教学、科研不能只顾一头。大学在教师升职称、评奖等政策制定时，要重视教学的地位。课题、论文固然重要，但教学的课时、效果、学生及同行的评价也应占有重要比例。普教和成教同样重要，成教课时应计算在工作量内。

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激发学习兴趣医学微生物学是基础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关系密切。由于医学微生物学内容庞杂繁多，理论生涩枯燥，难以理解和记忆，学生学习时普遍感觉压力大，兴趣不高。成教医学生大多来自临床一线，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因此，针对成教学生特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联系实际工作，使学生理解学习医学微生物学的重要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3，4］。目前，由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破坏、国际间的合作与交往增多、交通旅游频繁、人类生活习惯和食物结构的改变，以及高新检测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多年不见又再度出现的病原及所致疾病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例如结核病、霍乱和鼠疫等，另一方面新现病原及所致疾病不断被发现，例如O157出血性肠炎、艾滋病、新型病毒性肝炎、H5N1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SARS等。这些疾病来势凶，范围广、传播途径多、往往短期内造成大流行，对人类健康和安全造成潜在威胁，在医学界已引起广泛重视［5］。在讲解这些新现和再现的微生物感染时，应结合临床实际，通过对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可重点阐述结核病发病率增高的原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致病性及微生物学检查法，流感病毒的变异与流感流行的关系等。对于病原尚不清楚，但具有强传染性的疾病（如SARS），可重点介绍从微生物学角度出发，应立即采取的措施，即控制消灭传染源（消毒环境、隔离和治疗患者）和切断传播途径（严格的疫区封锁）。使学生牢固树立这些概念，在未来新传染病出现时，不至于引起无所适从，致使疫情扩散。

教学方法多样化，鼓励主动学习，提高学生各种能力医学微生物学内容繁杂，不便于记忆，以往“注入式”教学的模式使学生主动性差，不利于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应提倡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教学中可结合多媒体网络技术教学手段，综合运用启发式、答疑式、案例式和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理解力的培养和训练，使学生具有较好的思维和学习技巧［6］。教学实践表明，多媒体技术在微生物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对细菌、病毒形态结构的讲解可以通过展示大量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图片，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而难以理解、抽象的机制、过程等，可以利用一些动画模拟来生动体现。如病毒的复制周期，通过边讲解，一边逐一展示动画的方式，形象而生动，令学生耳目一新，加深了印象。成教学生具有一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例如，讲授乙肝病毒时，对于乙肝病毒无症状携带者（孕妇），如何阻断垂直传播？可采取哪些措施？对于脚底被铁钉扎伤的农民工，医生除给他进行清创并用抗生素处理外，还应给他注射什么，应注意什么？简述其机理。若皮试结果是阳性应采取哪些措施？通过病案分析，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还可进行总结和提问，如：细菌结构与药物治疗机制的关系，细菌遗传变异在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中的应用等。以此激发学生课堂上动脑思考的积极性，养成大胆提问，敢于发言的习惯，增强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两屏三带”中“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环境状况不仅影响到青藏高原本身，甚至深刻影响到全国的生态安全。   自从1987年《我们的未来》发表以来，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已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作为可持续评价方法之一———生态足迹法，自1993年由加拿大生态学家Rees和他的学生Wachernagel［1-3］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从全球到各个不同区域的时空尺度研究。总体来看，在空间尺度上，从最初注重全球尺度到注重区域尺度(国家尺度、省区尺度和地方尺度);在时间尺度上，从单纯的静态断面研究延伸到长时间序列研究;在部门尺度上，从最初的一般生态足迹研究，拓展到水资源、食物消费模式、家庭收入、消费支出、旅游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绿色大学、国际贸易、项目、土地规划、荒漠化等方面，内容越来越丰富;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表现为对初始模型的不断修正和改进，另一方面，表现为延伸与渗透，将生态足迹分析法与其它能反映社会经济的度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相结合。尤其是是近10a来，生态足迹研究进展神速。ThomasWiedmann等［4］提出将货币投入产出分析和现有国家生态足迹账户(NFA)相结合的方法，改进了原有的生态足迹和物流分析法，建立了生态足迹和物流方法与经济活动间的联系，反应了产业间依存关系对环境产生的间接影响。   由于生态足迹模型本身是一个静态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是瞬时性的，而它所要反映的经济社会系统随时处在动态变化之中。Wackernagel．M［5］、C．Monfreda［6］、JustinKitzes［7］等通过解决计算生态足迹时间序列时暴露的概念问题，给出的改进方法增强了生态足迹结果的清晰性、有效性和可靠性。V．Niccolucci等另僻蹊径，提出立体生态足迹概念模型(3DEF)(threedimensionalEcologicalFootprintmodel)，该模型有两个相关的尺度:表面积和高度，并指出该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人类自然资本存量和资源流动的需求之间的差异［8-10］。ThomasWiedmann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生态足迹，并且探讨了增强当前国家生态足迹分析的效用和强度。ShengZhao等应用能值分析理论对生态足迹的计算进行了改进，称为能值足迹法［11］。Hanley．N等以苏格兰为例，运用生态足迹模型配合绿色净国内生产、环境空间、净主要生产力、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真实储蓄等指标，测度与评价了苏格兰发展的可持续性［12］。KurtK把生态足迹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从全球碳循环系统与能量价值角度出发，构建了生态附加价值的生态经济系统投入-产出复合模型［13］。国内外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自然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法、供需平衡法、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法、状态空间法和系统动力法等。石月珍认为由于区域面积、区域人口和区域生态足迹总量的不同，仅仅取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大小差值显然不能真实地反映某一区域的生态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尝试引入生态承载度作为评价某一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指标值［14］。在牧区，尤其是北美、南美及亚洲草原地区，由于草地开垦，过渡放牧等原因，土地开始退化，为有效管理草原和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一些学者将承载力理论引人到草原管理中，于是草原承载力、最大载畜量等相关概念被提出［15-21］。但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高寒牧区，由于人口具有强烈的散布性甚至游移性，人地矛盾实际转化为草畜矛盾，而传统的游牧经济形态更加重了这一矛盾。因此，在高寒牧区，生态环境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草畜关系。这就需要对既有生态足迹模型加以修正，以充分反映高寒牧区的特质和问题。   1研究区生态环境状况   高寒牧区是地处高寒自然条件下，以经营耐高寒、耐粗饲、适应性强、具有高原特色的牲畜为主的畜牧业地区。在中国，这类牧区海拔多在4500—5200m，年平均气温0—5℃，日照充足，太阳辐射强;牧草生长期短，产量季节不平衡，植株低矮;因气温日较差大，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牧草的粗蛋白、粗脂肪、无氮浸出物高，粗纤维低，营养较丰富，适于发展高寒畜牧业。由于长期适应生态环境和不间断的自然选择，人工选择及定向培育，形成了高寒牧区特有的家畜品种。藏系羊和牦牛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畜种。   合作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北靠临夏回族自治州，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文化、经济地位，是我国黄河、长江上游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区;也是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汇区，为藏汉经济文化交流的前缘地带，向称“汉藏走廊”，是甘青宁农牧交错区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其发展状态和稳定态势对整个藏区具有强烈的示范、波及和带动作用。合作市现辖6乡4个街道办事处、8个社区居委会、39个村委会、258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26．7×104hm2，其中:草场面积17．6×104hm2，耕地面积1×104hm2，林地面积4．3×104hm2，城区面积0．1×104hm2，其它(山地、河流等)面积3．7×104hm2。全市总人口8．5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18万人，占总人口的60．4%;总人口中藏族4．6万人，占总人口的54%。特定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气候，导致合作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由于全球变化及人为胁迫，导致草场退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全市72．4%的草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面积5．8×104hm2，占草场总面积的49．1%，重度退化面积5．3×104hm2，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30．5%(表1)。   经测定，天然草场鲜草产量为3120kg/hm2，草地盖度为68%，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天然草场产草量下降了65%，与70年代相比，草场植被覆盖度下降19%，优良牧草减少20%，毒草杂草增加25%，昔日水草丰美的草原出现了片片黄沙和黑土滩。草场的大面积退化，造成湿地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水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加剧，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910．6km2，占土地总面积的23%，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2×104t，年输沙总量达到97．9×104t，水资源涵养功能急剧减弱，给黄河补给的水资源大量减少，直接威胁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p#分页标题#e#   2评价模型的选取   2．1数据来源   土地面积数据利用合作市第二次土地调查资料，其它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10年合作市统计年鉴。   2．2计算模型改进   生态足迹模型通过计算人类为了自身生存而消费的自然资源的量来评价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任何个人或区域人口的生态足迹，应该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废弃物而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总和。其计算公式为:EF=∑ni=1wi(cci)=∑ni=1(aci/pi)EC=∑ni=1wi(epi)=∑ni=1(aei/pi)式中，n为消费商品或生产生物的类型;cci为第i种消费商品的生产足迹;aci为第i种消费商品的消费总量;pi为第i种商品的生物生产单位面积产量;epi为第i种生物资源的生产足迹;aei为第i种资源生物生产总量;wi为第i种消费品或生物资源土地类型生产力权值;EF为某一地区的生态足迹总量;EC为地区生态承载力供给。生态状况(生态赤字/盈余状况)取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大小差值反映某一区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   合作市为中国典型的高寒牧区，其土地利用类型大多为草场(土地利用类型)，草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5．9%，传统畜牧业在全市六大主导产业中(畜牧、矿产、水电、旅游、商贸、工业)首当其冲，畜牧业的发展状态，既表征了高寒牧区的自然环境基质，也表征了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地域经济类型。在这里，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压力更直接地表现为草畜平衡关系。故在运算过程中需要对模型中涉及到的六大类生物生产性土地进行细化及增删，并进行如下改进:   (1)在生态足迹模型中，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目前，在国内外研究中，单位畜牧产品生态足迹多引用自MathisWackernagel等的《NationalNaturalCapitalAccountingWithTheEcologicalFootprintConcept》［22］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livePlanetReport》［23］。前者将畜牧产品划分为两类，牛羊肉和牛奶归为牧草地，禽肉蛋和猪肉归为可耕地，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93年畜牧产品数据为基础计算;后者最新的2006年版是以FAO2003年畜牧产品数据为基础计算。谢鸿宇指出，中国畜牧业生产以农户散养为主要生产方式，一方面，它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得更为精细。因此在计算单位畜牧产品生态足迹这一畜牧业生态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参数时，必须考虑到我国牲畜口粮的特点［24］。分析计算结果为牛肉足迹为139．704gm2、羊肉足迹为232．0662gm2。合作市由于地处高寒牧区，畜牧业向以草地放牧为主，受高寒严酷生境的制约，草地产草量低，载畜能力较差。据合作市草原站监测，2009年，平均鲜草单产为8250—9000kg/hm2，粮食播种面积4653hm2，平均单产2019．6kg/hm2。因此在决定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时，参照其它文献，结合合作市的实际，进行了修正(表2)。由于合作市地处典型的高寒牧区，草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5．9%，因此论文在计算生态足迹的过程中，将动物产品的生物资源消耗账户全部转化为马牛羊的需草量与草场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即将总足迹的计算转化为人口足迹和牲畜足迹两部分，使运算结果更加接近高寒牧区的实际。   (2)已有的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式用来计算合作市下属的各行政村的生态承载力状况时，还存在一定问题。首先，生态足迹法将地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分为化石能源地、可耕地、牧草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6大类，这样的划分适于计算大范围区域的承载力状况，如果计算小区域，如行政村之间的相互比较时，计算结果会存在很大误差，鉴于上述情况，将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细分;其次，6大类生态生产性土地在计算生态承载力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存在一定的生态偏向性，不能很好的反映社会经济状况，故需将均衡因子或产量因子运用主观赋权法及综合评价法重新进行定位，对部分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土地类型(包括:城市、风景名胜、公路用地、水利设施)的产量因子考虑加入经济产量的影响;而另一些土地类型(包括:采矿用地、沙地、裸地)则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阻碍作用，故其产量因子被调整为相应的负值(表2)。论文的研究区域仅为一个县级市，故而采用市公顷(Chm2)模型，结合收集到的土地调查数据，保证了本文研究可对常规6大类生物生产性土地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对于划分后的土地类型，不再单纯只借助于生物生产量转换为热量的数据［25］或者净初级生产力(NetPrimaryProduction，NPP)［26-27］来计算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而是引入各类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28］进行计算，从一定程度上消除生态偏向性，同时对于某些需要投入财力物力去治理的地类运用矢量概念考量，其生态服务价值为负值，更客观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按照现有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各个行政区区域之间的生态承载力受土地面积的限制因素很大，与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符，故最后对于评估结果采取求地均的手段，进行分析评估。其中:   生态状况(+盈余，－赤字)=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   地均生态承载力=生态承载力/区域面积   地均人口足迹=人口足迹/区域面积   地均牲畜足迹=牲畜足迹/区域面积   3结论及讨论   (1)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分布格局大致呈反向态势，说明在高寒牧区，人口与牲畜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表3、表4，图1，图2)。其中人口足迹比较大的区域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城市所辖街道办，如坚木克尔街道，当周街道;另一类是围绕市区的行政村或乡政府驻地，如新集村，美武村，仁多玛村，多河尔村，西拉村等;牲畜足迹较大的行政村主要有:美武村，仁多玛村，扎代村，多河尔村、西拉村及东北方位上除土房村之外的其余区域均为典型的牧区。这一分布态势分别对应于人口和牲畜分布态势，也就是说，人口/牲畜足迹与每个村的人口/牲畜总数成正比。从人口分布态势看，除市区人口比较集中外，广大的农牧村基本上都是典型的人口稀疏区。绝大多数中心村的人口规模都在600—800人，人口分布具有强烈的离散性。如果从自然村的人口分布情况来考察，更加分散，平均每个自然村仅31人，最小的村仅15人(表5)。因此，人口对环境造成的压力相对较轻，且只是局限在较小区域范围内。#p#分页标题#e#   高寒地区严酷的地理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外来人口的强烈介入。即使是甘南州府驻地———合作市也不例外，截至2008年建市10周年，合作市总人口89277人，10a间人口净增长8808人，年均增长速度为12．16‰，增长速度比较平缓。从人口迁居性来看，迁入人口大于迁出人口，但净迁入量非常有限。从各乡和街道人口迁入、迁出关系看，四个街道办为人口净迁入地区，而六乡为人口净迁出地区，且迁移量与距合作市的距离、区位条件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靠近市区的拉吾乡、卡加曼乡和勒秀乡人口迁出量较大，而离市区较远的两个纯牧业乡———佐盖多玛和佐盖曼玛人口迁出较少。从不同类型人口迁移上看，非农业人口的迁移性远大于农牧业人口，说明农牧业人口的滞留性仍很强，被束缚在农牧村。市区四个街道中，有大量的流动性人口，迁出人口数量远大于迁入数量，说明流动性人口存在着强烈的不稳定性。从牧畜分布的态势看，与人口分布态势正好相反。尤其是最典型的纯牧业乡———佐盖多玛和佐盖曼玛乡，是合作市典型的草甸草场集中分布的区域，也是生态类型最单一的地区，这些地区是全市牲畜集中放牧之地，因此，对环境(尤其是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最大。   (2)从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对总生态足迹的贡献度上看，总生态足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牲畜生态足迹，说明牲畜是主控因素。总生态足迹的等级分布图与牲畜生态足迹等级分布图基本一致(图3、图4)，这表明在高寒牧区，造成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是牲畜数量。也就是说，在高寒牧区，由于特殊地理环境对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基本约束作用，人地矛盾实际上转化为草畜矛盾。因此，牲畜的超载过牧是造成生态环境压力的关键因素。   (3)从地均生态承载力分布态势看，高承载力区主要位于市区和南部洮河谷地沿岸，低承载力区主要位于地势高亢的北部高原，说明人为条件的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程度和自然气候条件的严酷程度是决定高寒牧区承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由于各行政村所辖面积，聚集的人口和养殖的牲畜数量不同，如果单纯采用绝对生态足迹进行考量，那么很难真实反映人口和牲畜对生态造成的压力。因此采用地均生态足迹来进一步反映人口和牲畜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图5、图6)。低承载区主要分布于北部海拔较高的广大牧区(以佐盖多玛乡和佐盖曼玛乡为主)，这里生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以高寒草甸草原和沼泽草原生态类型为主，寒冻风化作用异常强烈，生物有效生长期非常短。而高承载区分布在市区周围，南部边缘地区也呈现高承载区，这主要是由于南部有大片林地，而目前那些林地尚未得到合理有效的开发。表明，纯牧区不仅总的生态压力较大，而且地均生态压力也较大，也就是说，地域广阔并没有成为提高生态承载能力、缓解生态压力的优越条件。地均生态足迹即为每个行政村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压力，其中单位面积承受压力较大的行政村有:木道村，坚木克尔街道，格来村，海康村，地瑞村，扎代村，地吾鲁村。   (4)从生态盈余与赤字的空间分布态势看，赤字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广大的纯牧区，超载过牧是生态状况的关键性致因。生态状况的盈余及赤字也基本呈区域性的分布(图7、图8)，与行政区界线的划分没有关系。出现赤字状况比较严重的一片区域实际上多为放牧比较集中、草场面积占有很大比重的一些行政村;并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距离经济行政中心的距离相对不是很远，故而其人口及牲畜足迹比较大，对于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相对于偏远的地区来说更大一些。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这些区域呈现生态赤字的状况。从图9看出，出现赤字状况的行政村有:仁多玛村、新寺村、美武村、扎代村、木道村、日加村等，这几个行政村辖区内所存在的共性生态问题为水域面积较小，水资源比较缺乏，并且还存在部分的采矿项目。由于藏族人民自古以来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牛羊和牧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合作市现有草场面积17．6万hm2，大部分草地集中分布于东北部山塬，草地类型有高寒草甸草场、亚高山草甸草场、灌丛草甸草场和沼泽草场四大类型，其中以亚高山草甸草场为优势类型。全市草场理论载畜量为26．53万个羊单位，但实际载畜量已达44．47万个羊单位，超载率达到了67．62%(表6)，远远超过国家规定超载30%为高风险区的标准。   4建议   如前述，在高寒牧区，人地矛盾转化为更直观的草畜矛盾。生态足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牲畜生态足迹。因此提高生态承载力、减少生态赤字的关键集结于草畜关系上。有鉴于此，必须考虑以下3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建立适宜的草畜平衡关系，将超载的牲畜转移出去?其次是如何科学的提高草场的生产能力和承载能力?最后是如何合理的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对天然放牧业的高度依赖性?   4．1实现草畜平衡   合作市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地形复杂，地势高亢，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850—3500m之间。天然草场不仅是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更是高寒牧区最基本的生产系统。在天然草场中，面积较大、草质较好的是亚高山草甸草地、亚高山灌丛草地、沼泽草甸草地，分别占天然草地的60．21%、32．67%、3．7%。受高寒气候的深刻影响，枯草季节长达7—8个月，使牲畜在漫长的枯草季节大量掉膘乃至死亡，从而造成畜牧业效益低下。而农牧民群众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和增加收入，不断多养牲畜，大量超载放牧。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草畜平衡关系。草畜平衡是指为保持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在一定时间内，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与其饲养的牲畜所需的饲草饲料量保持动态平衡。要实现草畜平衡，促进草原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要依据农业部制定的《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在牧民中间开展草畜平衡的宣传和教育，普及草畜平衡知识，推广草畜平衡技术，支持、鼓励和引导农牧民加强人工饲草饲料基地建设、购买饲草饲料、增加饲草饲料供应量、实行舍饲圈养、加快牲畜出栏，从而降低天然草原的放牧强度，实现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p#分页标题#e#   4．2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加大“三化”草地综合治理、草原鼠虫害和草场毒杂草治理、干旱草场灌溉设施建设、划区轮牧围栏封育建设，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通过围栏封育、划破补播、施肥除莠、治虫灭鼠综合治理技术措施，使重度退化、沙化及鼠害草场的植被生长发育和生态环境得到大的改善，为草场提供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草群自然更新、逐渐恢复和提高草场生产力，增加优良牧草的种间竞争力，促进植被生态顺向演替。认真落实基本草原保护、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制度，实现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   4．3推进草地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   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天然草原畜牧业是该区域的主导产业，畜牧业收入是牧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游牧民完全依靠天然草原自由放牧和采挖资源来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但传统畜牧业靠天养畜，经济效益低下，牧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在牧民人口数量聚增、物质需求急剧扩张的时期，如果仍然发展低效益的传统畜牧业，必然使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使广大牧民陷入贫困之中，使草原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必须尽快改变这种靠天养畜的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利用地区资源具有互补性的特点，在农区建立优质高产的人工饲草料基地和草种繁育基地，长期为牧区提供草实、草产品及人工、半人工草地建植的草种服务。枯草期牧区适时适量地把超载淘汰畜转向农区进行饲养育肥销售。在资源利用上实施互补与协作，促进两地以增草带动增畜致富的可持续性发展。真正实现“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区种草、牧区补饲”的基本目标。充分挖掘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专业化布局、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技能化培训，加快农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转变户户“全而杂”的养殖业和种植业结构，依托奶牛和牦牛繁育产业的发展需求，集中连片大面积种植多年生优质牧草。加大畜与畜交换、草畜互换的协调力度，促进专业化布局和种养结构调整，实现畜牧业产业化。最终形成“一心三带”畜牧加工业格局:“一心”为合作市区和那吾乡，此地为合作畜牧业加工中心和基地，应依托区位、技术、资本等优势，引导畜牧加工企业向市区集中，重点发展畜牧产品深加工产业;“三带”分别为奶牛产业带、牦牛产业带、草产业带。其中奶牛产业带以那吾、勒秀、佐盖曼玛、卡加曼、卡加道等乡和当周、坚木克两街道办为主，依托奶牛繁育基地，发展犏雌牛养殖;牦牛产业带以佐盖多玛、佐盖曼玛、卡加道、勒秀等纯牧乡和牧业比重较大的牦牛主产区为主，建立整乡整村集中连片的牦牛繁育产业带;草产业带以那吾、勒秀、佐盖曼玛、卡加道、卡加曼、当周等海拔3000m以下适合种植紫花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的乡村为主，以退粮还草示范村为单位，整村推进，集中连片种植多年生优质牧草。

一自然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流派   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传至欧美和世界各国［1］。1880年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家》两部论文集，正式将这一文学思潮命名为“自然主义”。在富尔蒂埃尔詞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地描绘现实，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龚古尔兄弟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自称是描绘当代生活的小说家，乐于描写下层阶级，偏爱于病理学的特殊病例研究。在语言上，他们打乱句法的逻辑因素，以肢解的句子、大胆的新词和有意的不符合语法的句子来表达短暂的印象。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和成就最高者是左拉。他的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丰碑。这部巨著在于描写“第二帝国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是描绘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一部编年史式的历史画卷。其中优秀的的作品包括《娜娜》、《小酒馆》、《萌芽》等。   左拉从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理论著述，系统阐述自然主义主张。除左拉外，莫泊桑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自然主义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传至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纷纷涌入日本，以真实描写为目的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因其对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反抗封建家族制度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使得日本文学界迅速接受了以左拉为首的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并一度成为日本文坛主流。最早把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介绍到日本的是森鸥外。1889年森鸥外在《读卖新闻》上发表《小说论》一文，对左拉以及西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详细、客观地介绍:“在这里，首次出现了‘实验小说’的字样，并说‘观察’与‘实验’是其理论基础”。除森鸥外的理论介绍之外，小杉天外是日本作家中最早受到左拉的影响且在文学创作中加以实践的作家。1898年，小杉天外在一家旧书店中偶遇左拉的《娜娜》，买来读后对左拉精确的客观描写大加赞赏并深受启发，从而写成小说《新姿》(1900年)。1902年，永井荷风发表小说《地狱之花》，不久，具有相同倾向的文学作品纷纷亮相。岛崎藤村的《破戒》与田山花袋的《棉被》的发表正式宣告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时代的到来。之后藤村、花袋、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等先后发表一系列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后来他们两人被称为日本自然主义理论的双壁)等相继发表一系列重要评论，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兴盛开来并很快占据日本文坛的统治地位。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全盘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在写作技巧上很注重对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借鉴和模仿，结合日本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近现代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大潮。然而，我们也看到，法国和日本自然主义虽然都强调文学的客观性和自然真实性，作品内容极力渲染人的生物属性、生理遗传和情欲，但细细品味起来，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由于其时代社会的变迁，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等，使得日本的自然主义与法国的自然主义相比有很大差异。对这种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更能体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鲜明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解。   二首先，在强调文学描写人的本性的自然性、人的本能冲动、人的生理情欲的方面，法国与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中对生理情欲的描写作为实验小说中人物命运变化发展的一条线索贯穿在作品中，作为一种因素、一种题材、内容表述的某个方面、人物形象的一种气质特征而表现出来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感兴趣的也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纯粹的情欲，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人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对生理情欲的描绘，客观地讲，理性的成分占主导地位，作家创作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生理情欲的表层描写，更在于其包含的内在的、深层的意蕴。作品或预示人物的悲剧命运，或意指社会的堕落罪恶，或启迪人生生活，常常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意义和审美倾向。对生理情欲的描写，体现了自然主义深邃的理性主义和严肃的价值取向。左拉说:“以生理学为依据，去研究最微妙的器官，处理的是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的人的最高级行为”。   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与其说是生理情欲、生物遗传的实验展示，不如说是自然主义作家以生理学、遗传学观点解释社会现象，研究人的思想行为的作品。他将生理情欲看作是人物精神解剖的记录，指出:“在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造成种种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种种不同的人态，或为自然的或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们则以善德或罪恶相称”。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肉欲描写与日本古典文学中的隐私描写、女性肉欲、爱和性主题表现一拍即合，也迎合了日本的好色审美理念。因此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生理情欲的描写不仅仅只是被作为一种题材和一种因素，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对人物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取代了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非理性地渲染人的动物性与肉欲本能，过分强调和张扬人的本能野性，即动物属性的一面。岩野泡鸣据此提出了他著名的“神秘的半兽主义”自然主义理论，认为作为人性“灵”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追求，只能导向人的痛苦和死亡。   只有作为“肉”的非理性的兽性体验，才能获得人的快乐和生存。在他的《耽溺》和自传体“五部曲”中，有着大量赤裸裸的肉欲场面。   虽然这是一种对人的感觉追求“真”的体现，但是这种不作任何价值判断的肉欲的赤裸真实描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历史和社会价值，也招致了政府的查禁和评论家的诟病。永井荷风在他的小说《地狱之花》前言中这样写道:“人类的确难免有野性的一面。此乃是因为构成其组织的肉体上、生理上的诱发所至。是有动物进化而来的祖先的遗传。在许多事情上，这种黑暗的动物性依然存在，如果要塑造完全理想的人生，就要对这种黑暗面进行研究———因此，我想毫无顾忌地描写由于祖先遗传和环境带来的黑暗的情欲、斗殴和暴行。”也就是说，通过对肉欲的描写，暴露自己最丑恶的部分，发现自己真实的自我才是符合人性的文学表现。田山花袋提出了对生理情欲的自然主义“露骨描写论”。#p#分页标题#e#   自然主义文学从生物学、生理学角度，扩大和深化文学对人的认识和描写，使文学“不仅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属性，而且要表现人的躯体和情欲的各种功能”。   法国自然主义在对生物遗传、生理情欲予以表现的同时，十分注重外部环境作用。他们认为，人作为具有生理物质机能的生命体存在，决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原生态存在，其生存与发展，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左拉说，在《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作品里就有两种成分，一种是纯人类的成分，生理学的成分，即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另一种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家族身上所起的作用，时代的狂热使它毁损，即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莫泊桑凭借《戴家楼》妓女生活的描写，揭露的是造成人物悲剧的资产阶级道貌岸然的淫乐生活环境。在他“最轻佻、最浅薄的短篇小说中，这位艺术家感兴趣的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纯粹的情欲;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则明显忽视环境与社会的因素，一味强调只要个人，不要环境，文学内容远离社会生活，渲染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的严重脱节，张扬人物内心丑陋的“公开告白”，对个人道德堕落的“忏悔”。田山花袋《棉被》中，淡化社会环境因素，一味地沉溺于时雄对女弟子畸形爱欲的个人内心心理的赤裸裸的暴露;《乡村教师》中，林清三压抑苦闷的内心、挫折失意的生活;岛崎藤村的《家》在描写封建家族没落的历程中，社会的作用、环境的因素都被淡化和隐退了，作品只是叙述生活中的细微琐碎之事，不厌其烦地描写达雄、正太与艺妓的关系，人物细腻而苦痛的心境，甚至人物的几种发型等，都被重复加以细致描写。在这里，人物内心的心理感受、情感情绪的变化与社会背景、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绝的，互不相干的。   三其次，日本的自然主义同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主张一样，都强调文学要“真实自然”、“客观展示”，要求作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以科学实验的态度原原本本地再现现实生活，忠实地描写自然与社会。左拉说:“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以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就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全部内涵。”［2］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两者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真实论的大旗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提出了“无理想”、“无解决”和对自然进行“平面描写”的理论，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放弃一切目的和理想追求，这样才能达到对生活的自然真实的感悟。他们认为，“理想妨碍了对生活现实真实的把握”，文学创作要达到“破理显实”。但是，由于日本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国和日本的自然主义真实论表现又有极大差异。法国的自然主义真实描写更多地表现为外在的、社会的真实，展示的是广阔而宏富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画幅。他们认为，真实的人除了生理遗传的因素外，还是社会时代的产物，不同的人受到社会关系和生活境遇的制约，形成截然不同的人生。客观冷静的真实描写“成为对一个终结了的朝代的写照，对一个充满了疯狂与耻辱的时代的写照”［3］。左拉的创作中既有《卢贡家的发迹》、《欲的追逐》、《金钱》、《人兽》等中的那个特定时代上流社会人士“追求金钱和肉欲的记录”，也有如《小酒店》、《萌芽》、《土地》、《劳动》中下层人民苦难不幸、堕落毁灭的人生挣扎，作品揭示的是“第二帝国的整个历史时代”［3］。   而当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东方生活模式的文明古国，家庭、家族始终是国民生活的中心，社会的主要基础部分。一切对国家、政治及对生活、人生的观念与思想，都会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日本自然主义试图摆脱精神压抑和束缚，在作品中更多地以“家”、“家族”生活的真实展示，来反封建道德、反家族制度、反因袭观念，从而体现出日本知识分子在集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压下，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向往。岛崎藤村在《旧东家》中，以女佣人阿定所见的一系列女东家与医生的猥亵卑劣丑行，形象地诠释了天皇制下的传统道德观念沦丧和旧家族的衰败，揭露出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空虚腐朽的一面。田山花袋以家族为中心的自传体三部曲《生》、《妻》、《缘》中，作者忍受着“剥皮般的痛苦”，将家庭中的母子、婆媳、兄弟间的家丑外扬，逼真地暴露出沉闷压抑、琐屑畸形的封建家庭内部的生活真相，将家庭中“自己所历、所听的现象，如实地描写出来”。诚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也写家族的兴衰变迁，但和日本自然主义创作中的“家”小说相比较，法国的自然主义作品则具有更明显、更直接的社会特征与时代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可以说是“世纪末社会生态的镜子”［4］。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这个庞大家族体系所透视的，是法国第二帝国时代自“政变”以来现代社会中的英雄和罪人，勾勒出了1851—1871年间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作品中所展示的是社会的大“家”，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性。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所描写的家，只仅仅局限于家的内部，不再拓展到家之外，作品津津乐道的是个人的小“家”。时代的专制生活氛围，使得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观察社会、希望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我的时候，只看到束缚自我个性发展的封建羁绊及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家”。他们往往一味地专致于家庭内的琐屑事务与个人情感纠葛，把生活的视野收缩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   四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都十分强调作家应该隐藏自己的思想观点，让倾向和意图从作品的事实内容表述中自然流露出来。福楼拜说:“说到底，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是不应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应该在生活里露面一样”。左拉也说:“我们不必从我们的作品中去抽取结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作品本身就包含着结论”   然而，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品中所“自然流露”的作家思想感情倾向，却有极大的差异。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创作中表现出的是积极的参与和入世的思想:莫泊桑的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龚古尔兄弟的“文献小说”则表现出对社会的批判倾向，在予以自然真实地描绘的同时，还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但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无理想”、“无解决”、“平面描写”的后面，实际上放弃了暴露丑恶后的积极态度，明显流露出消极颓废、堕落放纵、自我分裂和虚无主义的世界观，给人一种没有希望和出路的窒息感受，从整体上传达出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黯淡人生观的思想倾向。他们提出“不要对任何理想下判断，不要作任何解决，如实地凝视现实就够了。这就是自然主义”，认为文学要表现的就是人类的“悲哀精神”或“觉醒者的悲哀”。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普遍认为，“暴露现实的悲哀，才是真正近代文学的生命”。《破戒》中的丑松，就是一个沉浸在“觉醒者的悲哀”中的人物。#p#分页标题#e#   《家》中的三吉、正太无法冲破婚姻、家庭的束缚，激烈的内心冲突，导致人物的抑郁痛苦，甚至走向死亡。日本自然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自暴自弃、耽溺肉欲，堕落沉沦;或消极厌世、孤独绝望、忧郁死亡，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无论是岛崎藤村笔下在家庭婚姻桎梏中苦苦挣扎的年轻人，田山花袋小说中彷徨消沉、挫折失意的“乡村教师”，还是岩野泡鸣作品里在放浪形骸、沉溺肉欲之中寻求精神安慰的有为作家，无不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消极颓废的倾向，读来令人压抑和窒息。   五1908年岛村抱月在《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描写方法、态度角度将日本文坛上的自然主义分为两类:一是纯客观的———写实的———本来的自然主义;二是主观写人的———解释的———印象派自然主义。前者是由西方输入的左拉式自然主义，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经过日本化了的自然主义。这种在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土壤上形成的自然主义，最终走上了私小说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无疑是在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最终却脱离自然主义文学之轨走向私小说之路，究其原因，是由于国情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   明治维新在造就日本工业大发展的同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不断冲击着封建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日本，追求平等、自由等的思想与日本的家族主义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   “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种社会纽带联结的场所首先是家庭，这种家庭保留着相当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残余，成为在新时代里压抑自我觉醒的最大障碍”［5］。在日俄战争之后，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的结合对个人的压制更是变本加厉，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愈发突出。对于作家来说，“家族制度与个人主义的问题，家庭和个人的对立与矛盾问题成了最重大的问题，也成了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新文学的中心内容。”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自我的确立问题。   此外，当时日本政府对个人主义不断的压制，并且对文学作品也进行监视和控制。作家的社会理想在这一时期不断地受到挫折，因而在这种绝对主义的统治下，日本自然主义也不可避免得由反映外部社会的真实转为揭露自身。从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自然主义作家执着于“自我”而忘记了“全体”，即与社会和政治完全隔绝了。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自我意识毫无顾忌地暴露“现实”的丑恶，迫近人生的真实，但是这里的“现实”指的不是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国家的现实，而是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并且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社会的历史性的把握，个人的现实追求的结果只能走向怀疑和虚无主义。这样的背景限制了日本自然主义的主题和选材，同时也决定了日本自然主义必然走向虚无主义和宿命论，追求肉欲官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