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博士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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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博士论文

生态翻译学发展状况与前景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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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必要性策略

摘要:科研诚信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和基本问题,是学术创新的基石。研究生是学术研究的后备军,是学术研究创新发展的希望。因此,科研诚信是研究生成为合格的科研工作者必备的品质之一,也是建设良好学风的必然要求。要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诚信教育,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到研究生的必修课之中,同时完善研究生科研诚信考核与处罚制度,改变功利性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才能培养良好的科研诚信学风,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希望,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

关键词: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必要性;应对措施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越来越重视,科研诚信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措施进一步完善,科研不端行为不断被曝光和处理,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被曝光和处理者,有业已成名成家者,有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亦有准备进入科研领域研究生们。科研不端行为必须受到应有的处罚,才能净化学术环境,促进学术发展。但面对一桩桩科研不端事件,我们不仅仅叹息误入歧途者的可惜,更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新的科研失信事件的发生。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涉及到科研的各个层面,但总的来说,一靠制度,二靠教育。随着科研诚信制度的逐步完善,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作为准学者的研究生们,更应该接受严格的科研诚信教育,知道哪些行为不可为,才能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遵守学术规范,严守学术道德底线,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一、科研诚信的内涵

科研诚信是指“在开展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真实性和可信性”〔1〕,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和基本问题,是学术创新的基石。科研诚信不但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中,也体现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被认为是科研不端行为。科研不端行为包括“在建议或申请、实施研究和交流、报告和呈现成果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以及在评议、评价和报道研究及其成果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伪造、篡改或剽窃及其他严重背离广泛认同的研究行为的情况”〔2〕。在科研过程中,研究人员或因承受较大的科研压力,或受到巨大利益的诱惑,或因知识、方法、能力的缺陷,背离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从而做出科研不端行为。近年来,随着科研诚信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互联网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不端行为屡屡被曝光,产生广泛而恶劣的社会影响,给科研诚信和伦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二、加强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必要性

从事科学研究要遵守学术规范,要做到科研诚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每一个科研人员都能自觉地做到科研诚信,因为有些学术道德规范、科研行为准则需要通过学习来了解,并且在日后漫长的科研生涯中时刻告诫自己要遵守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避免懈怠,拒绝诱惑,和学术不端行为说不。因此,科研人员要自觉地了解、理解和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对于准备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们,加强科研诚信教育更具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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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研究探讨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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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办幼儿教育论文

一、我国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价值多元化则意味着在物质和意识开放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追求事物的价值趋向多元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一批富裕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有特殊的需要,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更优质的教育,或者是能够得到特别的照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上大学”不再是普通人的梦想,人们在怀揣着上大学的愿望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培养。而公办的中小学、幼儿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满足家长的这个需求方面能力欠缺。政府公共财力的不足导致许多公办学校在维持生存方面出现了资金链的中断。人才的自由流动政策和教师追求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学校的优秀教师纷纷涌入环境较好、待遇较高的民办幼儿园,再加上人性化、灵活性的办园政策,极大地满足了不同阶层人士的需求。这些都促使人们在选择教育价值方面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于是,多元化的民办园应运而生。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也曾出现过文化、教育等社会独立结构。每个独立的结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为了保障每个独立结构能够充分实现其价值,政府需要界定各个结构主体的职能,并创造条件促进各个主体实现其价值,以满足人民对价值的多元选择。“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意味着我国想通过建立和谐社会来解决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教育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集中在“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一时期,关于“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的研究较多。2004-2014年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131070篇,以“社会公平”为主题的期刊论文16671篇。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因而,成为“和谐社会”和“社会公平”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教育背景

邓小平教育思想是民办幼儿教育迅速发展的指导思想。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教育事业绝不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兴办教育事业。”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重申“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在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开始改革学前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地筹措学前教育经费,将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作为政府、社会、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为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的深化逐步波及到幼儿教育领域,体现在农村幼儿园成为幼儿教育发展的重心之一和幼儿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两方面。随着社会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增加,教育消费主体对教育需求日趋多元化,国有企业幼儿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转制成为民办幼儿园,社区幼儿园作为房地产业日益发展的产物逐渐成为城市民办幼儿园发展的主流。同时,九五期间,我国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教育经费仅占教育经费总数的1.3%,这表明发展幼儿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社会力量和民间资金,这就意味着民办幼儿教育作为公办幼儿教育的补充,在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为了进一步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社会力量办学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200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设立、组织与活动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为我国民办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10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纲要》的颁布明确了政府在发展民办学前教育的职责、民办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与目标。2010年我国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明确要求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文件的颁布,把发展学前教育提上有计划的发展日程。在国家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民办幼儿教育以一种蓬勃的态势迅速发展。据我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有民办幼儿园12.46万所,比上年增加9234万所;入园儿童865.62万人,比上年增加52.23万人;在园儿童1852.74万人,比上年增加158.54万人。研究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2004-2014年以“学前教育发展”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960篇。研究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研究民办幼儿教育的发展。

二、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民办幼儿园概念和类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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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实践探究

摘要:毕业论文的设计是学生在求学阶段学习成果综合能力的体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阐述了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导师制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的具体方案,为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并且提高本科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双导师制;毕业论文设计;人才培养;实践能力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升入,双导师制在全国各大高校已经有广泛的应用,许多教育改革的专家也争相在这些方面做相关的研究。其中,文献[1]主要构建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文献[2]主要分析了双导师制对于本科生创新创业实习模式的研究,文献[3]分析了教育类课程采用双导师制的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本文在参考了部分双导师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导师制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新型培养模式,其在毕业论文设计方面的指导价值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及其存在必要性

双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指由两位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培养方案而联合培养的一种模式[4],两位指导教师包括来自于工作在高校的教学型教师和来自于企业的实践型教师。从双导师制本身的含义来看,学生培养的过程中,可以享有两位导师不同的教学特点而带来的创新性效果,这是联合培养的较大的意义所在[5]。同时,从学生的发展角度来看,高校的培养模式对于适应社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离校毕业之前能够提前接触到企业文化及其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学生来讲是具有发展意义的,对于高校而言,双导师制背景下的校企合作形式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这是双导师制形式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原因。

二、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存在的问题

1.论文的内容与实际应用脱离。本科毕业论文不同于硕士或博士论文的书写要求[6],理工科本科生毕业论文应该在毕业设计的基础上,将整个设计过程及其重要的方法理论书写下来,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但目前高校理工科学生的毕业设计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并且形式单一,不能够综合体现学生在求学阶段所学知识,因此,传统的毕业设计培养模式不能够达到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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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教学方法初探

一、人文通识教育课教法调研

大学通识课教育的建设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国人对通识课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查询中国期刊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关大学通识教育课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共达600多篇,这说明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多有研究和讨论。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介绍国外经验或对比国内外做法;(2)对通识教育课的历史、现状的概述和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3)通识教育课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4)某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5)某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介绍和总结。

这些文章中还未见有一篇是研究通识教育课的教法的。可见,通识教育课的教法问题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诚然,每门课都应有符合本课实际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必每门课程都统一用一种教法,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然而,通过对某校的人文通识课进行调研,对该校人文通识课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本文即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探讨人文通识教育课的教法,以期获得启迪。

本文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全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的调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人文通识课有几种教法;(2)这些教法各自的特点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这些教法其缺点是什么,怎样改进?为使调研全面、深入,本课题成立了6人调查组,其中5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0级在校本科生,他们有些选修了人文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进行听课和在调查咨询时,其视角更为合理、感受更为真实,其调研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调研组员们分工负责,分别在大学城校区和五山校区进行调研,采取听课和询问选课学生的调研方式。调研成员每人负责听某一类课程,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外文化、历史或哲学、艺术、绘画、音乐、影视、考古、收藏、集邮等,平均每人要听十多门课和咨询选课的学生,调研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目的、方法、教学效果、学生反应等。

二、人文通识教育课两种教法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2013年2月~7月)共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106门220个班;本调研组调研了其中的69个班共42门人文通识教育课,其中,中外文学或文化课17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17门,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8门。根据调研,发现人文通识课大致有两种教法:(1)以教师在课堂展示的ppt为主要线索的口头讲述法;(2)以ppt为讲述线索,辅以音频或视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的综合法,这类教法的课堂,学生注意力较为集中,在有视频片段浏览的课堂里,师生互动较多。文学文化类课程以及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采取以ppt为讲述线索的讲课方式;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在ppt之外往往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进行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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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型媒体形态,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传播形态。新媒体以其快捷方便、信息海量等优势迅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但新媒体不具备传统媒体苦心经营多年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尤其在学术传播领域,学术期刊的权威性不可替代。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学术领域主要传媒的学术期刊不能置之度外,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在国家战略层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媒体融合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浦尔教授提出的,是指各种媒体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作为学术期刊核心竞争力的内容是期刊的立脚之本,学术期刊一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学术期刊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而且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国内期刊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吉海涛等探讨了学术期刊新媒体产业联盟的组建方式、运行模式、风险防范及保障制度;傅晓琴认为学术期刊应坚持内容为主、技术为辅的原则,促进期刊内容资源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发展;指出,科技期刊在与新媒体融合中要有发展战略,因刊制宜,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融合之路;徐亟等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期刊编辑部要开拓除传统的科技信息出版功能之外的市场空间,不能原地观望,要有探索的勇气,抓住一切机会,才能让科技期刊重拾市场主体地位。《机械工程学报》作为国内机械工程领域的学术期刊,承载着报道和传播机械工程领域及其交叉学科具有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工程技术应用的优秀科研成果的使命;但是截至目前,国内机械类学术刊物尚没有新媒体发展的经验可借鉴。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本文拟以《机械工程学报》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实践探索为例,探讨适应自身特点的发展对策,迎接新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考

1.1学术期刊的传播劣势

学术期刊是传播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期刊的传播方式始终比较单一,不管是通过大型的数据库出版商,还是建立期刊自身网站,其最普遍的做法是纸刊内容原封不动地数字化,而且在传播方式上与纸刊大同小异,主要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库出版商的信息资源越来越大,呈现出海量化的特点,学术期刊经历着从以纸版出版向网络出版再到知识出版为主的转变,科研工作者在搜索学术文章时,不再关心出自哪一本期刊,而是在哪一家数据库出版商可以查询到更多的相关知识点。这种传播的转变也使得学术期刊的品牌在削弱,内容特点很难有效地凸显出来。

1.2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

“内容为王”是办刊人追求的目标和采取一切办法、措施与行动所得到的结果,尤其学术期刊的内容是经过多层把关才进入发行渠道的,其优势主要依托3个方面:一是投稿文章具有较好的学术质量。目前,高等院校的师生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是学术期刊的主要作者群,他们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确保了文章的高学术质量。二是强大的评审专家队伍。学术期刊在选用文章时,通常采用同行评价的办法,只有通过同行评价的文章才能刊登,这就从评价体系上确保了刊登文章的学术质量。三是编辑部选题策划及“三审制”。优质的文章是基础,优秀的编辑是主体,良好的选题策划和出版制度是保障。这3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学术期刊不同于其他期刊的优势所在。

1.3新媒体对学术期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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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预算管理的完善

一、高校预算管理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方法失之简单。有些高校在预算编制中没有对预算项目进行细化,只是大概进行匡算,一些高校把预算只是看成一种简单的编制任务,不重视编制过程,存在一定的随意性,造成预算编制与执行相脱节,对预算支出没有进行详细考查与预测,而是盲目制定。预算编制过程也不太透明,预算编制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仓促完成等等,这一系列原因造成部门预算不太准确。结果,预算数与实际支出情况差距会越来越大,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严重虚报的情况,造成资金配置不合理,其弊端在实际管理中越来越明显,而且实际执行中也会出现只能增不能减的现象,导致单位之间的苦乐不均,又不利于合理控制支出。

2.预算执行缺乏监控。除了预算编制内容不尽完善、预算编制方法失之简单外,另一个突出问题是预算执行缺乏监控。一旦超支就要求追加经费,从而破坏了预算的严肃性,增加了经费使用的随意性。

二、高校预算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高校财务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上述各种问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1.观念落后。一般人甚至高校自身都认为,高校是事业单位,是吃“皇粮”的。国家给多少钱,花掉多少钱,只要不把钱弄到自己的腰包中,就不会存在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极端落后的错误观念。不错,高等教育是事业,还是一种崇高的事业。但事业是需要经营管理的。财务预算管理自然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此,高校财务部门和高校领导应该给予必要的重视。

2.预算编制人员素质较低。由于高校是事业单位,是吃“皇粮”的等落伍观念作祟,一般而言,高校不重视提高财务人员素质,似乎高校不需要高水平的会计师、审计师。因而,尽管不少高校拥有一流的管理学院、商学院,但管理水平却不高。财务管理人员包括预算编制人员素质较低,也是造成高校预算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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