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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患关系作为医疗诊治活动中最主要的关系，是以医护人员为核心的群体与以患者为核心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近来，医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公共事件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旨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医患关系的启示，结合社会现实和医患关系实际，从医患双方生命至重的理念统一、防病治病的过程统一、平等尊重的人文情怀统一以及权利义务的关系统一等方面，对当前医患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对“和谐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加以阐释，以期对医患关系的深入探讨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支持。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命运共同体，生命伦理
世界范围内，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疾病治疗水平的显著提高，特别是现代医疗设备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许多长期困扰人类的健康问题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解决。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生命伦理领域的道德问题，如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爆炸，有利有弊，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医疗知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不实信息，使得广大患者被误导。信息上的不对称、不对等，使医患关系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从而造成患方过度强调权利而做出一些过激行为，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医患关系实例的深入思索与现实考量
医患关系是指以病人为中心的群体与以医务人员为中心的群体在疾病诊断、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是医学诊疗活动中最重要的关系。两个偶发典型案例引发社会公众对医患关系的深刻思考。2019年2月，河南省项城市范集镇卫生院张贴的一副春联“好生意（招财进宝）开门红，大财源（日进斗金）行旺运，横批：生意兴隆”引发网友热议，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对联本身的内容无可厚非，属于中国人过春节传统的对生活的期许和愿望，但张贴在救死扶伤的公立医院门前，与“但愿世间人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的理念严重不符，是非常不妥当的，随后范集镇卫生院针对此事件向社会发表了致歉声明。2019年4月，“仁济医院专家因拒绝接诊插队病人，被警方拷走”的新闻一时成为舆论场的热点。在医疗机构内患者不遵守诊疗秩序引发医患纠纷并报警，医生“救死扶伤”，警察“执法必严”，从医患纠纷到警医冲突，警、医、患三者各据其理，原本不应发生的风波一时间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间三方互相理解、加强沟通、协调一致、换位思考更有助于事件的解决和风波的平息。正如《中国医师协会就上海仁济医院4．24冲突的声明》中指出，医疗机构医患冲突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冲突。尊重医生和健康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一项具体行动。以上海仁济医院4．24冲突为例，应该引起一些思考：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学者认为，只有医疗行业向社会做出承诺，社会和患者才能信任医务人员。因此，医务人员有义务维护职业道德，这是一种信托关系。然而，医患双方在学识、地位等方面均有显著的不对等性，且须维护共同的诚信，一旦诚信不存，信托关系便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它不是一种信托关系。医患关系应以何种关系自处更有利于医患和谐、社会和谐，这是风波平息后应迫切需要思考和尝试解决的重要问题。
2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1］，2012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提出，其推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被提出，强调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要建立相互依存、团结一致、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其内容涵盖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方面，是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社会新秩序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人类社会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其特征是利益融合、患难与共。健康问题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从医学发展史上来看，以及从医学发展的目标、医学的目的、医学治病救人的过程来看，医生和患者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也不能分割的。医患之间如果“和”则共生，同幸福；如果“争”则共损，同悲哀。所以，医患关系应该是属于“共生长、共相连、共荣辱”的“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关系［2］。
2．1敬畏生命、敬佑生命、生命大于天的理念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生命是一条单行线，生老病死的进程不可逆且是唯一的，因而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是弥足珍贵的，对于医患双方而言亦是十分宝贵的。生命至上，并不意味着只有我们自身生命的重要，而是所有生命的重要性和唯一性，敬畏他人的生命也意味着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在疾病面前，生命既展现它的脆弱、艰难和不堪一击，同时也展现它的坚强、力量、崇高和神圣。患者就医是为了实现战胜疾病、恢复健康，进而恢复生命的生机和活力，实现生命价值，这与医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天职目标归一、目的归一。作为医生须敬畏患者的生命，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基于此，医患之间系命运共同体关系，应倡导于医患之间、医疗机构中乃至整个社会中实现敬畏生命、敬佑生命、生命大于天的理念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2．2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人道主义践行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生命科学技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实现疾病治疗和生命延长。同志曾为中国医科大学学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为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应只是医生群体的使命和责任，还应是诊疗过程中医患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在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老百姓的参与、没有患者的参与是实现不了的，因此它的过程应该是统一的。
2．3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医学人文主义情怀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医学的本质是人学。若抽去了人的本性，医学就失去了灵魂；若抽去了人的特性，只剩科学，那就成了科学主义。相互尊重不仅要求医生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尊重和保护患者的生命权和隐私权，采纳患者提出的合理建议；同时，患者也应该理解和信任医务人员的医疗诊断措施，尊重医务人员的工作和自身的疾病康复规律。平等互信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和医学实验中的平等地位和相互信任。在医学诊疗和医学实验中，医务人员应认识到病人作为社会独立个体的权利不因病人的疾病而改变，不在心理和行为上歧视病人，患者生命尊严的价值和恢复健康的权利需要得到尊重和维护。对于现代医疗设备的诊断数据，不仅要作为重要依据，而且要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尊重患者在自身疾病治疗中的知情同意和知情选择，做出合理准确的判断。良好的医患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具有心理学意义的“信任”基础上。患者方面首先应对医护人员为自身疾病康复所付出的劳动给予充分的尊重，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诊疗措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接受医护人员的疏导，对其中的疑问和不解应及时地提出，科学合理地面对疾病治疗的风险，要杜绝因疾病治疗失败而造成的对医务人员以及自身的身心伤害。“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在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和医务人员的疾病诊治上。这就要求不仅要重视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建设，加强“以人为本”理念的培养，还要提高医务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沟通能力和心理咨询技能［3］。既规避了医院、医患之间的风险，也维护了医生的尊严和声誉，实现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医学人文主义情怀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2．4真诚合作、利益共享，推进权利义务公正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医患关系是社会上非常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在诊疗环境中，作为医学诊疗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医患双方都有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厘清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建立正常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医患分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长期以来，在诊疗环境中，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医生群体的义务和责任，而忽视了部分医生群体权利的争取，而在患者方面，又出现了过分强调患者权利，对患者的义务的关注较少。事实上，二者在医患命运共同体中均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医生的权利是由其职业性质决定的。这也是中国法律对医生医疗活动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社会对医生的专业认可。医生的权利是对病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治疗方案的最终决定权，主要包括诊断权、治疗权、特殊干预权、死亡宣告权、病人隔离权、工作学习权和参与建议权。医生的权利义务意识与人文素质和业务素质水平密切相关，对患者疾病的治疗有着重要影响。医生权利的实现应以医生义务的履行为基础。医生的义务包括诊断、治疗、维护健康、解释疾病状况、医疗保密、宣传健康知识、发展医学科学、参与社会急救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患者的权利，即基本医疗权，是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与劳动权一样应当受到保障。具体来说，是指患者在医疗和康复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包括基本医疗权、疾病意识权、知情同意权和知情选择权、隐私权、休息权和求偿权。患者的义务是指患者在患病和治疗康复过程中应履行的相关义务，主要包括维持和恢复健康、配合诊疗、及时提供病情变化信息等，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支持医学科学发展，遵守法律法规。患者不仅要保持自身健康，还要反映病情变化，配合医生治疗。患者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医疗诊疗过程中，患者只有满足上述要求，才能实现自身疾病的顺利治疗和合法权益的保障。因此在诊疗活动中，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来看，医患既应该行使和保有各自的权利，同时为了更好地诊治疾病、恢复健康，医患双方须共同履行各自的义务，真诚合作、利益共享，确保诊疗的有序进行和完成，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医患为命运共同体。
3医患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展望
构建和谐医患命运共同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多个社会主体的参与、合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医疗机构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医疗机构的伦理管理，将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后勤人员、患者群体统一纳入到医院伦理管理的范围中去，将医院伦理管理作为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在医院管理中强化并实施。在整个管理过程中体现一种伦理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既关怀和渗透患者本身，也关怀和渗透全体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形成浓郁的人文情怀和氛围［4］。当然，也应增强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和道德自律意识，加强正确宣传和正面舆论引导，提高患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信任度。
参考文献
［1］张妍婕，段志光．基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大健康人文层级结构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7）：840－844．
［2］金寿铁．医生开业是具体的哲学：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现代医学理念［J］．社会科学战线，2018（11）：24－33．
［3］张婧婧，吕一军，赵国靖，等．医学人文教育的价值理性回归及其构建路径探析［J］．温州医科大学学报，2018，49（5）：381－383．
［4］朱慧，刘群英．医学生生命伦理教育融入医学人文精神培育的路径研究［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6（2）：1－4.
作者:孙莹炜 李义庭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