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论文范例

一、声乐教学理念的革新

文化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声乐教学也应该顺应时展的潮流进行改革。为适应时展的要求，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有必要改变旧的教学理念，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探索新的教学理念。一方面，从我国博大的声乐文化中摄取精髓。我国很早就展开了声乐理论研究工作，研究成果颇丰，如唐代《乐府杂录》中就有“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及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既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我国声乐理论中自古就有“气为声之本，气乃音之帅”的说法。我们应当潜心研究并继承和发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声乐文化，吸收其精华，才能推动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的声乐教学理念。“对于声乐训练的本身，科学唱法和技巧是共性，是中外各种唱法共有的。在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中有科学性，在外国声乐中也有科学性。”因此，我们改进声乐教学理念，仅仅继承民族声乐文化还不够，更应吸取国外各种风格声乐学派先进、科学的演唱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丰富和发展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声乐教学。

二、声乐教学模式的改革

目前我国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课沿用“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教师对每位声乐专业的学生一周安排两节小课。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针对性强、因材施教，但是也有弊端，如费时费力、学生之间缺乏探讨、束缚学生的视野等。时代在发展，我们面对的授课对象与过去不同，如果仍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势必制约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根据授课对象的年龄、学习程度等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和改革。

1.对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应采取“一对二”的教学模式。

如今，中等艺术学校声乐专业学生的入学年龄为14~16岁，比以往学生的入学年龄小很多。学生正处于变声期，如果一节课之内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声乐训练，他们的嗓子容易疲劳、沙哑，影响其发声器官的健康发育。因此，我们对他们应采取“一对二”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在训练当中不仅使学生的发声器官得到休息，而且能使两位学生互相观摩，有利于他们对技巧的掌握。

2.对二年级的学生要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模式。

本文作者：李荣有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现状简析

关于艺术学门类下相关一级学科的设置，最初国务院学位办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提出最好设置3个一级学科的意见。应该说，从传统的学术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角度，此意见无疑有着深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为了解决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各种矛盾，经不同层面的多番研讨和论争，最终突破了这一限制，通过了艺术学科评议组提出的艺术学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艺术学、美术设计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的议案。之后，为了兼顾相关学科的需求和要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又将美术设计艺术学一分为二，成为美术学和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共计五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确定后，我们亟待解决的是艺术学理论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艺术学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建设，属于史无前例、无从参照的新事物，这就只有依靠艺术学理论界集体的智慧，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审时度势，迈好关键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传统学科发展完善的理论理念及其长期实践的经验，兼容并蓄、提炼升华，客观科学、扎实有序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接轨这一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命题。在此用“史无前例”一词，可能会遭到质疑，因为百年前西方国家就有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中国的艺术学也是得益于西方艺术学理论理念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学科。但若进行系统地分析即可看到，处在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中西方艺术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定义、对象、范围及其精神实质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如贡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3］

比如说西方人口中的“艺术”惯性指向于美术，中国的“艺术”则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西方的艺术学仅仅作为造型艺术的一般性理论，中国的艺术学则包含着多个艺术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实体运作系统。故此“艺术学”与彼“艺术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属于世界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仅要尊重二者之间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起步之脚才能踏向实处。在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设置的酝酿过程中，如凌继尧先生所强调，大约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传统的原则，第二个是现实的原则。所谓传统的原则，即根据传统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学术名称、研究对象、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和问题域等设置相关二级学科。现实的原则，即拟设置的二级学科，一是能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并且确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研究;二是在现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业绩，我们应该给予它合法的地位，从而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三是这个学科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而不仅仅涉及某一种艺术门类。根据以上关系准则，提出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学两个传统意义的基础理论二级学科，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创意和艺术管理”应用理论二级学科的主张。［4］目前统一的学科设置标准尚未出台，不过据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中，已经涉及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教育、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学等多个相关二级学科。

些许思虑

负责任地说，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既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艺术学科确立自身价值的大好机遇，又是对中国艺术学人的智力、魄力与理智的严峻挑战。因为学科建设是百年大计，起始阶段尤为重要，最要紧的是要选准方向、定好目标，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2011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暨对策研究高端国际论坛”主题发言中也再次强调:“作为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学应该为民族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体现中国社会、时代的文明水准，改变当下令人堪忧的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的现实情状。”［1］8并谆谆告诫老师们“千万不要去抢地盘”，不要“为了整合资源，把人家人文学院的、历史学院的、哲学院的等其他学院的老师全部拉过来申报。本来就是独立门户了，要以我为主了，结果又反客为主，这不行”。“有的时候，本校校内的资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这得有个度，不要搞成了拼凑。”［1］14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等多种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如仲呈祥等学者担忧的一些抢地盘、拼资源等现象。比如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在现行的普通高校办学水平评价机制中，拥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故各高校无不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学科点的数量，以致在学科设置过程中出现“化整为零”、东拼西凑现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检讨的是，艺术学理论本是旨在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贯通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内容与本质特征，探索体现各门类艺术共同性发展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学问。这一学科的突出特征是综合性。

按照传统的一般性学理结构原则，人们常有“史、论、评不分家”的说法，因为三者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而在这个学科尚未拧成一股绳的初级阶段，就简单化地将其拆解开来，或者更多地将一些本来的三级学科(专业方向)强化为所谓的“特色性”二级学科来建设，极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学界都以崇尚学理规范、学术规范等为基本标准的时代，在作为“百年大计”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起跑线上，中国艺术学界需要清醒头脑，谨慎从事，不能够让暂时的利益冲破了理智的防线，因为这个天平一旦倾斜，矛盾和困难不但不会消减，而且会纷至沓来。目前值得思虑的核心问题约有以下几点:顾名思义，艺术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艺术理论，也是学术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支配下，经我国许多代人共同努力而开创的一个新局面，二、三级学科的设置更应体现综合性原则。然而，倘若我们在做法上继续沿袭已经过时了的“科技文化为中心”模式进行切块分割，则恰恰是违背了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学科宗旨，形成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走向。我们可以草草地算一笔账，比如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可设置六到八个，音乐舞蹈学等一级学科则可设置十四五个，那么，同一所学校如若同时建设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起码要建50余个二级学科，按每一个二级学科设一个三级学科(专业方向)需3位教授计，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国普通高校传统建制的音乐、美术及至新建的设计院(系)中，能达此指标者恐怕寥寥无几，必然出现空巢现象，这就势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资源等不应该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战国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5］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据悉，在关于学科设置问题的酝酿过程中，艺术学差一点被取消了资格。除诸多客观原因以外，本学科在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关注表象上的繁荣，缺乏学科内聚力的夯实打造应是内因所在。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度，自古就有“礼乐之邦”“礼仪之邦”等美誉，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国之礼仪“五礼”，截至如今，许多传统的伦理纲常，依然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理念之中，成为约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保持社会群体间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码。艺术学理论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理应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关系准则，不能够成为无“礼”取闹，如若伦理关系错位亦将贻害无穷。#p#分页标题#e#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些知识领域对它进行研究。但是,专门研究艺术的科学———艺术学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而艺术学在我国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则是近几年的事。90年代中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增列了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与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电影电视学、艺术设计学等并列)。在此前后,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建立了艺术学系。由于学科初创,我国的艺术学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怎样从事自己的研究?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我们的艺术研究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保持纯正的品位,并从自发走向自觉。   我们欣喜地看到,如今依然困扰着艺术学研究者、或者在实际操作上令人含混不清的这些问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由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美学家、现年94岁高龄的马采先生作了确切而明晰的回答。我国最早关注艺术学独立运动的学者是宗白华。1925年他从德国留学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旋即更名为中央大学),1926~1928年他作过艺术学系列讲座,并写有两份相当完备的艺术学讲稿。不过,这些讲稿在他生前未能发表,90年代才收进《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马采于40年代初期写了6篇艺术学散论,其中带有纲领性的第1篇于1941年发表于《新建设》第2卷第9期。这6篇论文都收入马采的《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这6篇论文迄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它们表明马采不愧为我国艺术学研究的先驱者。   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过程直接制约着它在相关学科中的定位、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及艺术学的产生,人们都会提到德国学者德苏瓦尔于1906年出版的名著《美学与一般艺术学》。这本著作中译本收入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译本和它所依据的英译本都很不妥当地把书名译成《美学与艺术理论》。殊不知对于德苏瓦尔来说,“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不仅是一个书名,而且是他高高擎起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他开展了艺术学对美学的独立运动。在他的这部著作出版的同一年,他创办了与他的著作同名的刊物《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该刊现更名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年刊》。作为国际上权威的美学刊物,它反映了德国20世纪美学发展的历程。1913年,他又在柏林主持召开了题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第一届国际美学会议。翌年,出版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会议报告》。德苏瓦尔认为,传统美学研究两组问题:审美价值和艺术活动。由于这两者的区别,现有必要把艺术活动单独归入艺术学的门下。尽管对德苏瓦尔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尽管美学仍然继续研究艺术活动,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艺术学是作为美学的一部分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而最初主张艺术学独立并从事艺术学研究的,正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批美学家。马采艺术学散论之一的标题《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就表明他洞察国际上这股学术潮流的发展,并极力主张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过去以为美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一切美的对象,并不限于艺术,即凡是能够给予我们美的感受的自然物以至人类的行为,无一不在研究之列。”“因此,就是美学者自己,也不得不提出限制研究对象范围的要求,主张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应该获得独立。”(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第1页。下文凡引述该书的,只注页码)。在这方面,马采的观点和宗白华的观点相吻合。宗白华在20年到:“艺术学本为美学之一,不过,其方法和内容,美学有时不能代表之,故近年乃有艺术学独立之运动,代表之者为德之MaxDessoir(马克斯•德苏瓦尔———引者注),著有专书,名Aesthetikandallgemeinekunstinseeschaft(《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引者注),颇为著名。”(《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511页)。   一门学科只有确定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它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才不会被其他学科所代替。顾名思义,艺术学就是研究艺术的科学。那么,凡是对艺术的研究,是不是都可以称作为艺术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理解德苏瓦尔的一般艺术学的概念。   一般艺术学是相对于特殊艺术学而言的。“特殊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个别的本质、创作、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事实的科学”(第8页)。它们是音乐学、戏剧学、诗学、美术学等,其中有些已具悠久的历史。关于一般艺术学的对象,马采作了一个相当精到的说明:“一般艺术学就是研究那些关于艺术一般的本质、创作、鉴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创作和种类的原理和事实的科学。特殊艺术学的知识,即各种艺术史和各种艺术学所提供的资料,虽然不断被参考被利用,但一般艺术学的研究决不是对戏剧、音乐等特殊现象的直接的探讨,也不是对宋代绘画或顾恺之等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具体作品的解剖分析,而是以艺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为对象作理论的考察”(第9页)。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学就是这里的一般艺术学。显然,远非对艺术的一切研究都可以称作艺术学,只有对整个艺术现象的综合研究才配的上艺术学这个名称。马采具体研究了艺术、艺术家、艺术活动(创作与观照)、艺术美的类型、艺术源流(发生与发展)等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他提出“创作与鉴赏正是艺术理论不可分割的两面。没有不被创作的艺术,也没有不被鉴赏的艺术。鉴赏便是创作,创作便是鉴赏”的见解(第695页),曾得到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人的赞赏。   艺术学和美学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除艺术学外,美学对艺术最为关注。美学和艺术学都研究艺术,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它们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马采缓引了格罗塞在《艺术学研究》中的有关论述:“艺术学为了最后认识艺术的特质,必须采取和旧的艺术哲学完全不同的方法。”“艺术的真正科学的认识,只是从对艺术的实际感情产生出来。因此不论是创作者或鉴赏者,只有能够认识艺术的人,才能真正感受艺术”(第17页)。艺术学研究既要反对“集满堆庞杂的资料”,又要反对“设计其冒险的空中楼阁”(第7页)。马采强调指出“还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这在当时是美学,同时也是艺术学———之所以能永葆其不朽的青春,而布瓦洛之所以不堪莱辛之一击,就是因为前者是以艺术的事实为基础的归纳的理论,而后者却只不过是演绎的空中楼阁而已”(第18页)。这些使我们想起德苏瓦尔的观点,他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中既不满意哲学美学“自上而下的”方法,又不满意心理学美学“自下而上的”方法。他主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所谓“自外向内的美学”,“即以相同的分量去艺术地感觉和科学地思考”(德苏瓦尔《美学与艺术理论》第6页),从分析具体艺术出发,走向艺术哲学的高度。例如,被日本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事典》称为“艺术学之祖”的德国艺术学家费德勒在分析同时代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形式理论。他把自己的理论看作为一种实践美学,他的理论首先面向艺术家,对20世纪初期西方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认为,美学研究各种审美价值(包括艺术)的普通规律,艺术学研究作为审美价值的艺术价值的特殊规律。这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美学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艺术,其研究带有哲学意味,美学研究比较思辨、抽象。#p#分页标题#e#   而艺术学研究艺术时,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涉及美学范围,具有不自觉的美学性质,艺术学研究比较实证、具体,它比美学更加关注艺术实践。马采为艺术学作了准确的定位:艺术学是“联系美学和其他特殊艺术学的一门科学”(第2页),“艺术学到了艺术哲学,便最后进入到本来的美学的领域了。艺术哲学在艺术学中是最接近美学的,即受美学影响最深的科学”(第18页)。   半个多世纪以前,马采就对艺术学的独立坚信不移:“目下正在发展过程中的这门新兴科学,难免不受一些眼光短浅、思想保守的人的非议和反对。但只就方法论方面说,这门科学独立的必要性却是毫无疑义的。”(第1页)在大力倡导人文素质教育的今天,在兄弟院校已经建立了艺术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的逼人形势下,在艺术学研究中曾着先鞭的中山大学是否有新的举措和动作,我们且拭目以待。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摘要：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对提升学生的专业文化素养、设计实践能力具有指导作用，但因该课程教学内容的庞杂性、知识覆盖的广泛性、学科交叉的综合性，以致在教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基于现阶段艺术院校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安徽艺术学院设计史论课程教学实践，该文作者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考核四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以寻求最合适的教学方案。

关键词：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学思考;艺术类院校

一、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学现状

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是设计学科的公共课程，在综合型院校和艺术类院校均有开设。其课程名称由于不同院校办学特色、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及专业方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有设计史、设计概论、设计美学、设计心理学、中外工艺美术史等名称[1]。笔者基于自身的教学经验与同行的交流经验，发现部分学生对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学习兴趣不浓、积极性不高，缺乏学习主动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难以理解并掌握课程知识，进而产生畏惧心理，丧失学习信心和学习兴趣

目前，国内艺术设计专业的生源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学生来自各大美院附中或美术学校。这类学生接受过长期正规的美术技能训练，具有扎实的美术功底，但文化课成绩相对薄弱。第二类学生来自普通高中。在这类学生中，一部分学生从小就对美术感兴趣，将美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定期参加美术培训机构的培训，进入高中后，因文化课成绩不够优秀，鉴于自身的美术基础，参加专业的高考美术培训机构集训，进而考取理想的院校。一部分学生对美术兴趣淡薄，没有参加过美术专业技能培训，但因文化课成绩不够理想，考取理想中的本科院校有一定的难度，为了升学选择以美术生的身份参加高考。这类学生在高中阶段甚至高中后期阶段才参加专业的高考美术培训机构，经过长期或短期的美术培训或集训考取相应的院校，在大环境下接受艺术氛围熏陶，对艺术设计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艺术设计史论课程作为一门知识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面广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不仅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综合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而且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思辨能力。部分艺术设计类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薄弱，思想较为活跃，逻辑思维能力不足，难以理解与掌握复杂、系统的艺术史论知识，久而久之容易对美术学习产生畏难心理，丧失学习艺术史论知识的信心和兴趣。

2.课程课时设置少，导致轻视态度，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摘要：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对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价值。近年来，学者对于民间手工艺研究不断重视，对刺绣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发现，刺绣艺术包含的各种内容被不断挖掘。文章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少数民族；刺绣；研究综述；文化；图案

中国独特的刺绣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间刺绣的研究与介绍成果颇丰，特别是对汉族四大名绣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民族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少数民族刺绣所蕴含的各种元素中，图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历史、审美以及对生活的期许，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中。刺绣图案作为一个载体，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对于刺绣图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图片、图集、专著、硕博论文等。内容涉及图案、纹样、文化内涵、图腾崇拜、文化渊源、传承保护、比较研究、刺绣技法、刺绣产业化发展。除了汉语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研究。笔者通过在知网上查询，发现截至2016年6月，学术界对于刺绣只有一篇研究综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献总结，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各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整体研究

我国各少数民族刺绣都有系统而成熟的审美创作体系，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进行研究时，对于刺绣进行综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胡蓉、周卫主编的《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刺绣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钟茂兰、范欣、范朴编著的《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这些专著或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整体特点作出总结，或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刺绣文化所体现出的审美价值及其他特质进行分析。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对多个少数民族的刺绣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以综合视角解读了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以综合视角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陈默溪的《黔东南苗族戳纱绣》（《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杨文斌的《黔东南苗族刺绣艺术》（《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3年第00期），韩恒威的《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剪纸与刺绣》（《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吕霞的《土族刺绣艺术》（《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热娜•买买提的《维吾尔族的刺绣艺术》（《美术观察》2011年第3期），杨晓辉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蜡染与刺绣》（《美术》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维吾尔族传统刺绣工艺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并结合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对新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的技法、渊源、美学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摘要：营造良好的来华留学环境，增强“一带一路”等各国国际学生教育与国家战略的融合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增强艺术类国际学生的学术能力和实践水平，扩大艺术视域，加快艺术学国际学生培养的提质增效，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化内涵式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国际学生；艺术学；人才培养

国际学生学历教育历来是“留学中国”极其重要部分。当前中国已明确了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的工作重心，并于2015年3月正式启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从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条件、教育培养、管理服务、办学成效等方面对高校的来华留学教育进行质量评估。这是一个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推动高校来华留学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的举措。随即国际学生教学培养模式的研究成果显著,但由于各门类学科的差异性，特别是国家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艺术学科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加快了艺术学科教育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进程。现国家公布的艺术学下设五个一级学科，33种专业。这大大吸引了来自各国学生的学习兴趣，但随着申请来中国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国别的增多，使得原有传统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与国际学生的学业背景存在差距，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学生其各自的文化背景与其接受的教育体制，特别是在艺术教育、培养模式上与中国不同。在来华留学发展以质量为先的方针下，既使中外学生在平等一致的教学资源下，以相同的教学管理和考试考核制度，又能考虑到国际学生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等存在的差异，以合理、公平、审慎为原则，探索国际学生艺术教育的培养，建立有效的教学辅导体系，向国际学生提供学业帮扶。助推国际学生不仅了解中国国情文化，融入学校和社会，把中国故事、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融入整个培养过程中。因此研究国际学生艺术学科的教育培养，首先从我国艺术类国际学生的培养现状分析，有以下主要三个问题：

一、国际学生的专业汉语能力薄弱

来华学生在入读专业前都通过了教育部以及中国各高校对其汉语水平能力的测试，进入专业学习后，与中国同学同堂听课、考试，渐渐出现了不适。这主要是国际学生的汉语普遍是在申请中国专业学习前经过一至两年的强化汉语学习，虽掌握了一定的汉语基本交流能力、阅读和简单写作，但与母语是汉语的中国同学比较，在写作和学术性的阅读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另外学习艺术类各专业，虽然实践课程相对通过肢体动作可接受，但也存在着许多专业性互动，且至少有40%的理论课程，第一年课程对国际学生而言，往往就出现了对课程学习的困难。

二、高层次国际学生的培养模式单一

现今艺术类来华高层次学生越来越多，特别是来自“一带一路”及非洲国家，他们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而现有的教学模式一是缺少专业方面的社会实践的参与，二是缺乏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条件，三是高层次国际学生汉语能力的局限。因此既不能很好在学术层面上提升更高，且毕业后很难满足其国家对艺术人才应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