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论文范例

【内容摘要】“双创”新常态下，文化艺术管理人才培养面临多重挑战。其中，师资的能力结构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的现实契合度问题。文章旨在通过艺术管理类双师型师资在“双创”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审视及其素质能力分析，引起相关教育人士对艺术管理类专业双师型师资培养的关注。

【关键词】“双创”;双师型师资;人才优势

2015年由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从此，“双创”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常态。毋庸置疑，人才是双创的硬核，是新常态的第一动力。为回应时代需求，各级各类高等院校都积极踊跃地探索实践，为双创人才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案。为适应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培养能够在各级各类文化艺术机构从事创意、经纪、管理、教育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将双创教育有机融入文化艺术管理专业教学体系，进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重要保障之一。

一、文化艺术管理双创人才培养中双师型师资的优势和价值

2019年初，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界定双师型教师的概念：“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师”[1]。因而，文化艺术管理类应用型本科专业的双师型师资，其意涵也应该是双能力型教师，既具有文化艺术管理相关理论的教学能力，也具有某种类型文化艺术机构管理或某种门类文化艺术项目管理的实践教学能力的人才，同时还应兼备思政教育意识和教书育人能力，能把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道德培养高度融合。

（一）互动汇通——理论与实践有机互补

目前，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师资多来自于学校和各类文化机构。来自学校的师资，虽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教学培养，但缺乏文化艺术机构实践经历，知识和技能与行业的实际及最新发展存在脱节。而来自文化艺术机构的师资，虽实际工作经验丰富，对文化艺术管理现状了解，但在专业理论修养及教育教学上缺少系统的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经验层面的动手能力较强，理论层面的系统归纳、研究能力弱。两者各执一端，都不能适应文化艺术管理双创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作为具有双能力结构的双师型师资，他们的学缘背景及行业实践经历能有效克服上述弊端。双师型师资的知识素质结构多维融合，理论思维与实践能力的互动汇通，给传统教学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双师型师资的优势还在于可以创新项目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更贴近行业实际，根据行业需求开发多个新的专业方向，为专业建设做出贡献，提高双创人才培养的有效性。此外，双师型师资由于具有行业机构工作经验，对行业有深度了解，与行业机构的对接更有效，融入得更迅速，也能更准确地判定合作目标与可能性。通过他们的引领，学生的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能更好地有机融合。

一、元素解构

元素解构是指根据自身的需求，把传统景观符号中不同体系、时代和地域的一些单体符号按一定规律或随机地加以组合，形成一个新的体系，代表某种新的含义。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解构,就是在本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对元素进行分裂、片断化、不完整化和持续变化的创作手法，使原有的视觉元素产生新的形象与新的语义符号。元素解构打破了原有结构的整体性,强调结构的不稳定性和不断变化的特性。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解构与重新整合体现出朴拙、大气的文化内涵以及强烈而浑朴的生命本质,加之动感丰富的空间构架,形成全新的空间语境。保留文化符号的某些肌理,通过对元素符号的重新解构,使人们在感受设计创新的同时也领会到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元素解构的设计手法为医院公共艺术设计提供了新的空间表述方式，从而使地域文化具有了全新的视觉面貌。如杭州市下沙医院门诊大厅背景墙上的不锈钢浮雕取材自被誉为“天下奇观”的汹涌壮观的钱江潮，既提示人们，医院位于被誉为浙江“母亲河”的浙江省第一大河钱塘江边，更提示人们要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勇敢精神面对病痛，又告知人们要以“世人历险应如此，忍耐平夷在后头”的坚毅精神战胜病魔。在钱江潮的浪花中还加入了C、H、O、N、P这五种构筑生物体的基础元素，丰富了浮雕的文化内涵。

二、夸张变形

以当代的艺术手法,将元素意象加以夸张放大,产生具有震撼力的效果，夸张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在某种限度和原则指导下的夸大和强调。在设计中,夸张往往是对符号的提炼、分裂与变形处理,无论是尺度、形状,还是材料、色彩等形式要素,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融进了新的内容和含义并加以强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象征符号,以此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夸大的结果使人明白作品的“形”所强调的意义。如杭州市下沙医院住院厅背景墙石材浮雕“富春山居”意境清和，悠闲自在，宁静致远，取材于元朝书画家黄公望以杭州富春江为背景所创作的、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

三、借代手法

将地域文化元素中的局部、片段按照今天人们的审美情趣投射到当代医院公共艺术设计中,使其带有传统的文化信码,这样设计出来的公共艺术作品能起到新旧沟通的作用,并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西溪湿地是位于杭州市区西部的城市中次生湿地，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文化积淀深厚，曾与西湖、西泠并称为杭州“三西”，也是目前国内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内河流众多，水渚密布，植被繁多，生长着形形色色的水生植物，如睡莲、莼菜、菖蒲、野慈菇等。杭州市西溪医院门诊大厅背景墙上的石材浮雕取材自医院所在地——西溪湿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水生植物睡莲，有着矜持超脱、芳华四溢、迎着朝气、抛去暮气的意境。杭州市下沙医院门诊大厅的挑台阳角选用具有杭州地域历史文化气息的“良渚玉琮”造型，通过现代手法演绎，使空间凸显杭州地域特性。

四、场景再现

一、服装艺术教育现状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传承文明，教育的重要职责是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人才。艺术学科属于大人文学科范畴，其教育模式不仅包括专业教育，也包含通识教育，必须以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双重教育为支撑，首先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思想、如何创造。陕西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主阵地和当代教育大省，以陕西传统文化激发青年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和价值观十分必要。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作为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分支，服装艺术教育经历了重大变革，服装专业的名称与涵义不断变迁，从20世纪初期的“图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艺美术”、再到“装饰艺术”和“染织设计”，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服装艺术教育和学科体系。陕西是20世纪80年代率先在全国创立服装设计高等教育的省份之一，服装设计教育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服装设计专业院校，服装人才的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学科体系逐渐完善，目前已形成大中专教育、研究生教育、职业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的有序教育结构，使服装设计人才的培养更加专业化、职业化和产业化。服装设计艺术教育基本依托艺术院校，有的院校把书法、刺绣、茶艺、编结等纳入课程，把培养学生的文化根基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作为教育使命与责任。服装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与定位为服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陕西服装院校的办学理念和意识不断更新，真切认识到服装设计教育只有以传承民族传统、地域文化为办学定位，充分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把陕西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分层次、有计划地融入教学体系中，呈现出科学化发展方向，才能使服装教育与时俱进、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现代服装艺术教育正在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于一体，集艺术性与技术性、综合性与交叉性而良性发展。服饰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应用必然涵盖服装文化学、服装设计学、服装工艺学、服装色彩学、服装材料学、服装造型学、服装生产学的整合知识，涉及人体工程学、解剖学、构成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美学、市场营销、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必将为陕西传统服饰文化产生新的创造性教育成果提供契机。

二、陕西传统服饰文化对于服装艺术教育的作用

陕西传统服饰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文化）代表着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将其渗透到服装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突出地域特色教学，对于提高素质教育质量、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丰富和引领服装设计创意思路，可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陕西传统服饰文化统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更新教育观念，以科学文化知识、专业基础与知识为载体，其中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是知识、能力、素质的统一出发点，特别是陕西传统服饰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代表，为陕西高校学生提供了亲历、亲为、亲识文化资源的环境。对陕西传统服饰文化特征的掌握也是服装艺术人才必备素质之一，因此，在服装艺术教育中要以陕西传统服饰文化为办学切入点，统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结构，才能避免办学的同质化、课程的雷同和学生设计作品的千篇一律，从而使学生系统掌握服装设计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服装创意设计、传承民族服饰、掌握流行时尚的知识结构和素质，成为有文化底蕴的服装设计专业人才。陕西传统服饰文化可以与服装艺术教育、人文相契合，从而贯穿课程整个体系，包括服饰图案、民族服饰、服装史、服装创意设计、服饰效果图、毕业设计等。通过课程教学与作业训练潜移默化地渗透、提炼，将陕西传统服饰文化的特质、造型、色彩、纹样、传统工艺、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创新，结合当前服装设计国际流行趋势进行再设计，使学生了解到三秦大地曾经存在的辉煌的周秦汉唐文化、民间美术特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等。课程之间由于陕西传统服饰文化的贯穿而系统完整、交叉融合，使教学与作业不再空泛。

（二）陕西传统服饰文化是教学实践的切入重点

摘要:民间艺术是人民大众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深信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拜的艺术形式，有着悠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和重要食物来源，猪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了有着丰富内涵的“猪文化”。伴随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猪的图腾崇拜也经历了从神力到财富、再到吉祥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民间艺术;图腾;猪文化

在我国传统民间艺术中，有着丰富多彩的装饰着猪形象的生活用品，如给孩子做的猪头鞋、猪头帽，脚踩元宝的猪形存钱罐，春节时糊在窗格上的小猪剪纸，贴在大门上的肥猪拱门年画，这些猪形象无一例外都整体丰腴圆融、色彩丰富艳丽、造型憨厚可爱。在现今社会人们的观念中，猪是懒惰、蠢笨、肮脏、不思进取的代名词，为什么在有着丰富历史传统和广大民众基础的民间艺术中却被塑造得如此多姿多彩、可亲可爱呢?

一

猪，在古文中称作豕，《尔雅•释兽》有“彘，猪也。其子曰豚，一岁曰豵”的说法。可见，彘、豚、豵、豕都是猪的意思，区别在于成长的不同阶段。在悠远的原始陶器中，以猪作为造型和纹饰的就有大量发现，如出土于甘肃秦安县王家阴洼的猪面纹彩陶壶(图1)，腹部绘有一圈猪面纹，憨态质朴。出土于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黑陶猪纹钵(图2)，两侧各阴刻一猪纹，身上刻有花纹，脊背上鬃毛直立，猪的头部前伸低垂，双目圆睁。出土于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玉猪龙，双耳直立，两眼圆睁，吻部凸出且鼻间有横纹，具有明显的猪头特征。商代青铜器同样也有以猪为造型的尊形器出土，如出土于湖南湘潭的豕尊(图3)，头部细长、嘴巴向上拱起，露出尖利的牙齿，塑造了一头凶猛的野猪形象。同一时期，还有出土于上海炼艺铜厂的豕卣、出土于湖南汨罗的豕磬以及出土于山西的西周猪尊(图4)，等等。这些都说明，在早期人类社会生活中猪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猪的形象在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较少见，多存在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社会生活中。每逢新年，农家小院自然红红火火、张灯结彩，映亮了窗花里憨厚的小猪、大门上憨态可掬的肥猪拱门，洋溢着喜庆气息。厨房里热气腾腾的面花礼馍之中，也少不了肥嘟嘟的猪形象。屋子的墙上必定悬挂着背驮元宝、张大嘴巴的肥猪，意寓招财进宝、财源广进的美好希望。此时在北方、尤其是陕西农家，小孩必定会脚穿猪形鞋，头戴猪形帽，吆三喝四、成群结队地放着炮仗。到了晚上，玩累了的孩子抱着满身绘花、憨厚稚拙的泥塑猪形玩具，头枕绣着花朵的猪形布枕酣然入梦。正如原始人以虎、熊等动物的面孔装饰自己一样，用猪装扮的习俗同样因为猪有着超越自然的能力，与虎头帽、虎面具、虎玩具一样有着相似的驱邪功能。民间美术的主体是普罗大众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深信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拜的艺术形式，既不同于精工细作、装饰华美的宫廷艺术，也不同于畅神抒情、含蓄蕴藉的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鲜明的功利色彩，体现着强烈的目的性，是以具体对自然的要求为导向的。原始时期，人们对极端的自然现象如惊雷闪电引起的山火、狂风暴雨引起的山洪、生老病死引起的的离别等现象无法理解，企图用某种仪式去控制自然，使自然服从人的意志，这种仪式就是巫术。当巫术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便转而对自然产生敬畏，对那些具有超越人的特别能力的动物产生图腾崇拜。比如勇猛无比但又威胁人类安全的老虎，作为重要食物但又难以征服的野牛、野猪，具备强大生育繁衍能力又能够在水里自由游动的鱼、水陆两栖的蛙等等。图腾是以图像符号为手段的原始崇拜，因此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这些图像符号包含了人类长久以来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民间美术最核心的内容。

二

猪是勇猛的象征。在东北民间有句俗语叫一猪二熊三老虎，意思就是山林中最危险的动物是野猪，第二是熊，老虎第三。原始时期，动物是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但工具很落后，今天猎人拿着枪去打猎，原始社会则拿着石头、木棍与动物较量，捕猎成本很高，动物对于人类来说是既爱又恨。《淮南子•本经训》就有“封豨修蛇皆为民害”的记载，封豨就是野猪。因为青面獠牙、勇武剽悍，由畏惧而产生敬畏，希望借助它的力量避邪镇妖，抵挡自然灾难保护自己，野猪就有了超自然、超人性的神格功能，成为人们战胜邪恶、驱疫祛祟的精神图腾。《庄子•大宗师》列举古今得道之神，其中就有一个与猪有关的狶韦氏，列在伏羲、维斗、日月等之前生天生地，是名副其实的创世猪神。“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1］汉代也有治水猪神张渤，他在治水时变化为一头大黑猪，用长长的大嘴巴拱掘泥土、引水疏流。《山海经》中有许多以猪为形象的山神存在。如《山海经•北山经》:“凡北次三经之首，……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2］98《山海经•中山经》:“凡苦山之首，……其十六神者，皆豕身人面。”［2］161“凡荆山之首，……其神状彘身人首。”在今天四川北部地区乡村，路边的神龛里仍然能够看到被当地人认为能够消除猪瘟的“猪神土地”。俗语说人如其名，人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家族对他的希望，既然野猪是具有神力的，自然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二十五史中，以野猪命名的人物就层出不穷。《晋书•石勒载记》中就有“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的陈猪，因为妻子产下三胞胎男孩而得到政府奖励;也有赫赫有名的燕云十八骑的“孔豚”，豚泛指小野猪。《陈书》记载有被高祖斩于建康的傅野猪，“己未，斩刘归义、徐嗣彦、傅野猪于建康市”［3］。《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立庆绪于户外，庄持刀领竖李猪儿同入禄山帐内，猪儿以大刀斫其腹。”李猪儿操刀入室，刺死了安禄山。《金史》中有“元帅完颜猪儿”。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汉武帝刘彻，刘彻原名刘彘，彘就是野猪，据《汉武故事》记载:“景帝亦梦高祖谓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4］。彘是汉高祖托梦给景帝的。除人名以外，也有以猪为军队命名的。《汉书•王莽传下》记载:“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5］王莽将敢打敢拼、不怕死的勇士和死囚及奴隶作为精锐部队，取名“猪突豨勇”，希望他们像野猪一样勇猛、所向无敌。《南史•王琳传》记载:“琳将张平宅乘一舰，每将战胜，舰则有声如‘野猪’，故琳战舰以千数，以‘野猪’为名。”［6］无独有偶，日本语里，“猪”有“乡村狮子”的含义，猪突猛进(ちょとつもうしん)，意思就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猪是灵异之兽。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器皿上雕刻或涂绘的纹饰图案，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或崇拜、或图腾、或神灵。不管在河姆渡遗址、仰韶文化遗址抑或马家窑文化遗址，都有猪纹或猪形塑品的出现，这本身便说明猪在原始先民思想意识中有着不寻常的地位，是作为某种吉祥之物或灵性的化身而受到崇拜的。《山海经》里面记载了大量具有灵异征兆神力的猪形动物，如《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2］118当康是兆丰穰的瑞兽，样子像小猪，有大牙齿，这个叫当康的动物一叫，天下就会大丰收。《山海经•中山经》:“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有兽焉，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号，名曰蠪蚳，食之不眯。”［2］130这种叫蠪蚳的动物像猪，头上长角，叫起来像人哭，吃了它就不会做噩梦。《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凡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兽焉，其状如彘，黄身、白头、白尾，名曰闻獜，见则天下大风。”［2］198这种叫闻的动物形状像猪，身子是黄色的，脑袋和尾巴是白色的，它一出现就必定有大风。《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鸣自叫。”［2］104名字叫狪狪的动物外形与一般的猪相似但体内却有珠子。《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见则天下大水。”［2］103形状像猿猴却长着一身猪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如同人呼叫，一出现天下就会发生水灾。《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2］119身形像猪，长着人的面孔，全身是黄色的，尾巴是红色的合窳，一旦出现天下就会发生大水灾。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猪与龙相通，是雷神的象征。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了一件玉器，整体弯曲呈C形，双眼突起，鼻端齐平有鼻孔，背部近头处都有一小孔，与传说中龙的造型相似，被称为C形大玉龙，又因为头部像野猪，有的学者称其为玉猪龙。根据《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墓中随葬三件玉器，一玉箍形器横置于头骨下，二猪龙形玉饰并排倒置于胸骨上，背靠背，吻部向外”的描述［7］，冯时先生认为墓主“应为巫长一类的人物”，而墓主“胸前摆放的两件猪形礼玉便是巫长交通天地的道具”［8］。除玉猪龙外，女神庙还出土了泥塑猪形龙，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陆思贤认为，泥塑猪形龙是雷泽中的雷神形象。［9］《山海经•海内东经》有“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2］252的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2］265的记载。“鼓其腹”“其声如雷”都说明雷神与鼓是一体的。不管是C形大玉龙，还是泥塑猪形龙，都具有猪一样的大长肚子，“鼓其腹”，目的是用来擂鼓打雷。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受尊崇的神灵，龙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雨水决定着农业生产的丰歉，而下雨往往伴随着雷电，龙作为雷电云雨之神，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既不是对某一种图腾的神化，也不是对多种图腾形象的融合，而是以多种动物特征综合表现的图腾神灵。红山文化的猪形龙，头部像野猪但没有角，身体像蟒蛇但没有鳞片，背部有鬃鬣飘扬外卷，与中原地区原始文化的龙神形象和商周时期的玉龙造型有所不同，应该是具有东北原始区域文化的某种特性。这也说明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对猪的崇拜早已形成。猪是财富的象征。虽然凶猛、强悍，相对于老虎、熊却易于捕捉驯化，而且肉质肥美、易于储存。随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野猪的神力对于人们来说不再重要，经过驯化的肥美家猪成为生活的保障和财富的象征。从新石器时期主要遗址出土的“六畜”遗存统计数据看，不论是绝对数或百分率，都以猪为最高。［10］猪已经是“六畜”中经济地位最重要的一畜，成为家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家”字，甲骨文写作“”，由一个尖顶房屋和一头“豕”构成，“豕”就是猪，可以理解为有家必有猪，有住的，有吃的，才能安身立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家”。民间俗语“教子不离书，种田不离猪”“耕田不养猪，等于秀才不读书”，既包含农耕文化下猪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涵盖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寄托，带有质朴的原始思维痕迹。清代张英等人的《渊鉴类函》中有一句古老的民谣:“猪入门，百福臻。”［11］《墨子•非攻上》记:“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12］犬豕鸡豚比桃李价值更高一些，所以偷盗猪狗鸡家畜损人更大，不仁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3］542“羊彘千双……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13］542《礼记•曲礼》说:“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14］可见，猪的多少显示着财富的多寡。在民间美术中，猪形象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聚宝盆、蝙蝠等福瑞符号，年画中的“肥猪拱门”的“拱”字，不管是寓意还是形象，更是表达了福财堆聚、向上的美好愿望，深入民心。

一、楚文化艺术内涵在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现状研究

（一）楚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1.楚文化的概念

楚文化作为我国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代表，起源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也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延续。楚文化吸收借鉴了华夏文明和南蛮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着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借鉴，楚文化自身的风格更加突出，文化艺术成就显著。楚文化的文化性质源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创造。楚文化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并独具风格。楚文化作为一整套文化系统，包括历史、文学、经济、科技、文艺、人文等重要方面。楚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是古代中国人民发挥丰富的想象创造的结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古代中国人民审美意识的发展。因此楚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之一。

2.楚文化的内涵

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内涵十分丰富。最杰出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楚文化是一种神秘想象力的象征。

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培养团队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实现。艺术教育能够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替代的一门重要学科。为了促进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实施，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实行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意识课程指导方案》等条例，加快了公共艺术教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程，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取得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整体情况来看，基本上都设置了相关课程，但是得到的重视程度却比较低，甚至没有配备专业的老师，存在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的情况。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够合理，教学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落后，只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的环节，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上课的目的主要是凑学分或者是单纯地觉得好玩，很难达到艺术教育原本的教学效果。

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以一个悠久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古代中国到现在经济、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很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积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社会礼仪、节日、风俗等方面，与艺术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国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这样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热衷于追求快节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少，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无法体会到优秀非物质文化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保护与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之魂在世界上长盛不衰。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引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还能发挥艺术的熏陶作用，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应当实现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让文化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艺术教育的效果。

（一）树立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理念

一、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

黑龙江省除了拥有我国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例如冰雪覆盖的平原、森林和绵延不绝的山岭，此外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位于黑龙江西部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满族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着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不仅在黑龙江省内，在整个中国内陆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资源发扬光大。一般情况下来说，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都囊括了博大精深的静态文化，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也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服饰、食物等动态文化。因此，在科学开发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必须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产品进行开发。

二、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内容

（一）渔猎文化景观

包括赫哲族的椴木图腾柱；赫哲族进行渔猎活动的器具以及渔猎文化、鱼皮衣等；绣有各种花草团的大襟长袍、具有赫哲族民族特色的套裤和被褥、各式各样包括优美图案的生活器具；鄂伦春族的古典狩猎文化和饮食文化；无论是赫哲族还是鄂伦春族其渔猎狩猎文化都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特色，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开发尚属空白，因此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游牧文化景观

在我国黑龙江西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具有很丰富的生态资源，除了有各式各样的植物，还有国家珍惜保护动物丹顶鹤；此外，少数的蒙古族部落，也带来了非常具有蒙古族特色的饮食文化，烤全羊、奶茶等。

本文作者：任力 单位：陕西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

“踢鼓子”流传于榆林地区西北部横山的一种民间舞蹈。表演时在场中大鼓的两旁，又放置着数量相等的小鼓，舞者可用鼓槌击鼓作舞。舞至高潮，表演者可跳上大鼓，用脚踢鼓作声。动作刚劲有力、洒脱大方，气势不凡。颇象陕北出土的汉画象石中的“盘鼓舞”，纵跳盘鼓之间，时而“却蹈”、时而“反弹”的舞蹈形象。“安塞腰鼓”流传于延安市区安塞县。它以其热烈欢快的节奏，粗犷奔放的形象而闻名中外，观后给人以振奋和鼓舞。“安塞腰鼓”是反映古代驻守边塞军旅征战、习武时的一种军阵乐舞，传说古时的将士征战，人人皆备两件武器，即“弓箭”和“腰鼓”。腰鼓的作用在于击鼓报警、击鼓助战和击鼓欢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具有强悍粗犷的民间舞蹈形式。安塞县位于延安北部，古代因其是边陲要道，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因而史书上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据考古专家对由陕西咸阳至内蒙阴山秦直道考察结果证明，最具有代表性的安塞腰鼓，出自安塞县西河口乡的山王河村，该村立于秦直道的边缘地段。就目前该村的建筑风格民俗习惯来看，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秦汉风格。

“小缠腰”、“十梅花”等典型动作，更是热烈奔放，大有古代将士驰骋疆场之势。另外鼓手的服装和头饰，都具有古代将士英武古朴的风姿，与驰名中外的安塞民间剪纸艺术、农民画等粗犷豪放的秦汉艺术风格，颇为一致。“洛川蹩鼓”是新近从延安南部洛川县挖掘出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舞蹈。洛川蹩鼓可由几十人组成，舞者个个头扎英雄巾，背扎四面靠旗，腰束战裙，扎裹腿，胸前横挂一面大鼓，双手握槌，上下频频击鼓的同时，双腿呈马步蹦跳不止。舞至高潮，大有猛虎下山和万马奔腾之势，犹如一幅古代军卒操练、习武布阵的壮丽画卷。仿佛将人带到在古时军卒征战的沙场上，观后颇使人为之振奋。洛川在历史上就是关中通向边塞的交通要道和战略重镇。该县至今尚留存着春秋战国时期的魏长城和汉墓群、烽火台等古代文化遗址。广为流传的洛川妇女群众的剪纸、面花、刺绣等民间美术工艺，更以其独特的秦汉艺术风格而著称，受到了中外美术家和考古学者们的的赞赏。“龙灯舞”是长期流行于陕北各地秧歌队中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至今我们常以“龙的传人”、“东方巨龙”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而“龙灯舞”则明显的具有我国古代图腾舞蹈的印记。黄帝的氏族原本以“蛇”为图腾。

由于诸多氏族的不断联合，给“蛇”的身躯又不断地增加了诸如鹿角、马尾、鱼须、鱼鳞、鹰爪等，使“蛇”成了一虚拟的综合性神灵———即“龙”，做为我们华夏民族最受崇拜的图腾。在民间流传“龙灯舞”，以及在陕北大秧歌中经常出现的“龙摆尾”、“双龙出水”等队形图案，均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古代图腾影响的一种表现。“厉鬼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祭祀性舞蹈。它流传于陕北米脂、绥德、子洲、子长等县，由古代“傩舞”演变而成［1］。据《论语•乡党》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阼阶”。就记述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已身着朝服敬立在迎候宾客的阼阶上，观赏过乡人所跳的“傩舞”。“傩舞”传至汉代宫廷，被称为“大傩”。唐代的“驱傩”其规模较之汉代有所发展，宋代宫廷的傩仪，将传统的方相氏率十二兽改为土地、门神、判官、小鬼等人物，使傩仪更贴近现实生活。这种古老的驱傩一直流传至清末，并在民间也广为传播。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的“装神鬼”与至今流行于陕北民间的“厉鬼”，就是“傩舞”的一种活动形式［4］。

“厉鬼”是由吹鼓手于每年秋收之后，受人之邀去进行表演的。表演“厉鬼”时只有四人，一个吹唢呐，一个击马锣，一个口中念念有词，另一个身着红袍，头戴面具和鬼帽，手拿黑虎鞭，狂奔乱跳，以求祈神祭祖、消灾免难、欢庆丰收、保佑平安，这和宋代民间舞队中的“装神鬼”非常相近。说明当今陕北流行的民间“厉鬼”，和古代“傩舞”是一脉相承的。陕北绥德、米脂等地曾挖掘出土了四百多块我国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它不仅再现了东汉陕北的社会生活和礼仪风俗，又栩栩如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乐舞和百戏等许多形式，是研究我国古代舞蹈和陕北民间舞发展的珍贵活史料［1］。1982年在绥德出土的一尊东汉舞俑，高达9．5cm，系一北方胡人形象，其造型颇似当今“踢场子”中挂鼓表演的“金鸡独立”动作。它的出土既证实汉代的陕北亦有类似当今“踢场子”的舞蹈活动，又说明陕北舞蹈与北方少数民族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证明限陕北民间舞蹈所具有的民族多元化因素。东汉画象石中还有“七盘舞”、“建鼓舞”以及“巾舞”等形式。

“巾舞”源于周代的“?①舞”。郑玄注《周礼•地官•鼓人》说:“列五彩缯为之，有秉(柄)，皆舞者所执。”［5］说明周代“舞”，以五彩缯为道具。“舞”传到汉代，据郑玄注《周礼•春官•乐师》说:“、析五彩缯，今灵星舞之持之是也。”［5］说明汉代的“巾舞”是由周代“舞”演变而来的。“巾舞”传至汉唐时所出现的“长袖舞”“白?①舞”，以及当今陕北秧歌中的扭红绸、舞彩绢、红绸舞等，均具有古老“巾舞”的表演遗风。1983年在延安地区南部的甘泉县距离城百余里外，雨岔乡李圪崂村出土的宋金秧歌画象砖，是陕北秧歌渊源考证的一件重要文物史料。砖上画有一陕北小伙子手握彩绸扭秧歌的形象，栩栩如生，非常类似现代陕北秧歌的风姿神韵［1］。由此可见，古代的“巾舞”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繁衍过程后，又从宋代“扑旗子”演变为甘泉宋金画象砖上所表现的陕北秧歌舞绸形象，不仅证实我国宋金时代的陕北已有类似当今民间秧歌活动的存在，还可以进一步证实陕北秧歌的绸舞与汉唐时代流传的“巾舞”有着密切关系。宋代的民间舞队，是我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广为民展的一个高潮，也是在继承汉唐乐舞艺术的基础上，走向更为通俗和普及的过程。宋代民间舞队表演不仅规模大，而且已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教仿十三部中“色有色长，部有部头”［3］。#p#分页标题#e#

当时无论表演百戏或杂剧，先后次序均有严格的规定和形式。从百戏杂剧表演中派生出的“竹竿子”，即由一个人或二人，手执竹竿拂子，执行着勾放的使命，念“口号”、“致语”、“祝辞”与“花心”问答等，这和当今陕北人秧歌中“伞头”(一或二人)执伞领唱、对唱、轮唱、祝辞、指挥高度犹为类同。“竹竿子”和“伞头”不仅是表演的组织指挥者，同时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起着桥梁作用。1943年，在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剔除了秧歌舞中原有的封建迷信、打情骂俏等内容，代之以革命内容和积极向上的内容，使其贴近实际，反映革命斗争生活，表达了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娱人育人的功能集于一身，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2］。新秧歌运动是在《文艺座谈会讲话》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发掘整理，修编改革的结果，如安塞腰鼓被带回延安后，改编为集体舞———“胜利腰鼓”，之后这雄壮的腰鼓舞舞向全国，被称为“解放秧歌”、“胜利腰鼓”，那震天的鼓声，飞舞的红绸，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走向解放的决心，也成为陕北民间舞蹈走向舞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