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新论文范例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经指导研究生学员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撰写红学毕业论文。笔者在“文研班”一期学员的回忆录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导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的记录。黄泽新、李希贤的毕业论文流传下来。本文介绍了何其芳指导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红学论文写作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何其芳指导文学研究生红学毕业论文写作，在新中国红学建设史上具有首创性。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1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

1.1实施课程体系改革，为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夯实基础

1.1.1优化理论课程体系，注重创新思维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

以系统掌握基本知识点为目的，以器官系统为主线，按人体基本形态与结构→系统正常生理功能→系统用药及药理作用机制→系统常见临床疾病（按照病因、发病机制、组织结构改变、临床症状与诊断标准、治疗原则等顺序）进行梳理，将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主要课程内容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优化与整合，实现从基础到临床的全面融通[1，3]。

1.1.2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实验课程内容体系按照经典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层层递进：包括3门机能实验学（生理学、药理学和病理生理学）、2门显微形态学（组织学胚胎学与病理解剖学）和1门分子医学技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4-5]。

1.1.3改革教学方法，强化教学过程中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暨2006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年会于2006年11月18至19日在苏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主办，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来自各高校及工艺美术研究单位的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1篇。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主持会议，苏州大学白伦副校长致开幕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廖军扼要汇报了该院的发展情况。与会代表在霏霏细雨中，兴致浓厚地考察了吴中区光福镇太湖村、山墩村和太湖度假旅游区舟山村的手工艺。从大会交流情况来看，学者们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宽视野的深入探讨，大家秉承关心民间、关注社会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各抒己见，表现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和人文自觉。会议涉及的几个相对集中的问题评述如下：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内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理性思考，探寻符合中国实情的客观规律，深化认识和实践，避免盲目、机械、片面和功利。与会学者主动站在学术前沿，结合现实，从各个角度讨论了这一新课题。   张道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议》为题，阐发了独特见解。他认为，非物质文化是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的，就非物质文化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内容，而在对“非物质”性的理解。在传统观念中，像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可称作精神的和非物质的，但工艺美术和传统手工艺所表现的东西，却是以“物质”为主的。这是由于所有的艺术表现必有一个“载体”，这载体就是物质。艺术依托物质世界而成立，物质的繁杂决定了艺术的多样。那么，为何艺术在人们观念中又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呢？张先生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界限和标准，主要看艺术的倾向和人们的习惯，就像“日出日落”、“天圆地方”一样是一种感觉，实际上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地球也不是方的。由于艺术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故统称为“精神的艺术”。至于实用性的艺术（主要是工艺美术），它的物质特点显露得比较明显，人们也没有将其视为纯然的“物质文化”，一般只称其为“工艺品”，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由此再看“非物质文化”，其倾向便易理解了。其中，技艺的特点最为明显，它是一种工艺加工手段，即所谓“心灵手巧”。一方面，只有做出了成品才能显示出“巧”来；另一方面，它又是长期磨练出来的形成历史的传统。过去的师徒制传承，为了维护其传统，有些家族式的“绝技”和“秘方”不得外传，虽有其历史局限性，却也充分说明了“非物质遗产”的性质。   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艺师朱培初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由来、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意义，综合报告了近年来了解到的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情况，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他特别强调中国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在《文化白皮书》中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所持的新理念。书中指出：一种文化如果只是依赖先人的遗产自豪，是不对的，因为文化不仅是固（原）有的部分而已，它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要使文化的内涵不只是固守在传统文物和古代经典的范围，就必须使文化成为一个具有发展性的形态，让它充满生机，有转换或转型的可能。要不断有新的质素参与进来，也要不断吸纳、消融和转化这些成分，最后自我融汇成崭新的形态。所以，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可以继续兴起的新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进，对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而言，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备受学者重视。清华大学的王连海发表见解说，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积极意义很明显，首先引起了业外人士的关注，促进和提升了全民全社会对传统工艺美术及传统民间文化的再认识，发挥的宣传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促进了理论界思维的活跃，引发了专业人士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新思考；其三，对开发保护具体品种确实起了作用，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负面影响较突出的是在理论界引起了混乱，至今尚未消除；再者，概念的引进还导致了地方或地区间相互攀比、恶性造假的现象；五是对各地民间美术的破坏相当严重，有的品种被列入名录后反而毁了，形成了摧毁性破坏。西安美术学院的赵农分析了《辛巳年》生肖邮票引发的侵权诉讼民事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中民间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他指出：社会在界定民间艺术品“原创”或“复制”问题上，在保护民间艺人权利的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这与民间艺术品多被确定为“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作活动过程的产物”[1]，作者是“创作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2]有关。概念的不确定，导致了法律保护的模糊和民间艺人权益保护的被动。他进一步指出：对民间艺人权利的有形和无形的侵害剥夺，已非常严重。如一些领导和专职人员利用职务权力将民间艺术品变成私人的收藏；主流艺术家在采风过程中的非法律行为；民间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地方政府对民间艺术的粗放式经营等。他认为，对人文学者的关怀，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生态的关怀，这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方式。现阶段，大量民间手艺人的生活仅处于温饱水平，目前最迫切的就是通过手艺致富，而出台相关的法律是根本问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徐思民讲述了近几年考察齐鲁民间艺术的概况。他发现：在民间艺术的采访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假调查和卖弄、糊弄的问题。他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表示担忧，认为靠近城市或地处城内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民间艺术，通过市场经济运作尚能发展起来，延续下去，但许多地方性的民间艺术则是传不过来也承不下去。他以山东地区剪纸、泥玩具、旋木玩具、面塑为例，说明民间艺术不是萎缩，而是消失了，这是因为艺人生活艰难，民间艺术作品生存艰难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p#分页标题#e#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问题。湖南商学院的李立芳，以湘绣申遗为例，强调在进行申报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必须首先廓清艺术的历史文化渊源，比较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握自身的文化形态，才能有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守住自身的文化优势。   二、有关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传统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是工艺美术理论界长盛不衰的话题。但要探讨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首先得加深对古代工艺美术的认识，使认知有一个深厚的基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全面考察了古代工艺美术的特点，扼要而客观地陈述其整体发展脉络，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观察视角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方向。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朱孝岳，则对中国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工艺美学思想有四大特点“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一是礼乐相济，礼、乐二者统一在产品的设计、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人既不畏艰难又随遇而安的特有性格；二是线的舞蹈，中国工艺美术设计讲究线的动态、味道，以线表现气韵，将生活中的变化、情感的起伏化为线乃是了不起的加工；三是中和之美，追求含蓄，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四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性与人力的巧妙结合。   目前，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工艺美术将面临怎样的态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的李砚祖通过实际调研，对现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遭遇到的三大矛盾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首先回顾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历程，对建国以来的工艺美术发展作了分期，在归纳了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产业、就业、市场和文化价值后，提出了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其一，经济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矛盾。工艺美术的经济性和文化性，使其常游走于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间，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两者矛盾。因此有必要将工艺美术既看作经济产业，又看作文化产业，还可将其作为文化艺术事业来认识、理解、研究和扶持，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其本质和特征，从具体工作出发，加以不同处理。其二，技术更新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矛盾。工艺美术既是物质文化又是非物质文化。它从材料到产品均有显见的物质内容和形态，而工艺技术、方式方法、过程，乃至设计创意、作品功能都是非物质的。社会的变迁，使工艺美术业在技术层面上遭遇到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一些传统工艺失传或消亡的问题，形成了技术更新带来的对传统工艺技术保护的矛盾。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技艺保护，应有传统的和手工的两种限定。若不注重对手工性的保护，最终将导致传统工艺美术的消亡。其三，文化变迁与传统工艺美术传承的矛盾。工艺美术的传承是内在文化的传承，要求其不变，而文化的总体趋势则是变，这就带来了矛盾。现代社会，工艺美术传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时它亦有为当代生活服务的创新要求，因此而具有必然性。但这是有限度的创新，是在传承与保持基础上的创新。最后，针对工艺美术技艺失传、后继无人和传统技艺、工艺美术大师保护不力等现状，他呼吁：要从国家层面上关注和解决工艺美术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对传统技艺和大师予以保护，要真正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员安排及资金等方面落实到位，应在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同下，制定更为细化的具体到保护品种、技艺的方案和规划。苏州大学的诸葛铠结合纷繁的实际情况，在题为“适者生存：工艺美术的蜕变和再生”的发言中对李砚祖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他指出：中国手工艺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但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认为，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是手工艺在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脱离的产品、“推陈出新”中的误区必然导致现代工艺美术的蜕变；而再生之路则可通过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技艺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实用性的分离与移植等途径实现脱胎换骨。   此外，还有学者撰文，通过个案对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进行探讨。苏州工艺美术学会的冷坚，以苏州戏衣业为例，探究其发展及缘由。苏州戏衣业因昆曲而兴，它成型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在全国同行中占首位，行业中心地位始终未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影视业的兴盛，苏州又成为全国影视服饰的主要生产基地。仅改制后的苏州剧装戏具厂，剧装戏具的产销量就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来自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的吴元新，书面报告了近30年来对蓝印花布艺术的调查、实践经历和对其现状的认识。他说，蓝印花布已伴随江浙百姓走过了近500年历史。20世纪70年代始，蓝印花布在沉寂后借助外销而求得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工艺美术行业对蓝印花布进行了挖掘、研究、收集，开发设计了一系列新品。但近年来，蓝印花布却因缺少销售渠道而陷于困境，为此，他呼吁积极抢救蓝印花布艺术。   三、有关工艺美术教育和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问题   艺术可以解救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为此，工艺美术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湖北美术学院的张昕从文化自觉高度，就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如何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强化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在人文学科中开设人类文化遗产课程，建立文化遗产与知识体系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山东艺术学院的许大海重新审视了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阐明了建立艺术设计比较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分析了比较视野中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提出了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创新模式的新观点。苏州职业大学的濮安国，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长，介绍了该所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对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作了有益探索。   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出新，对于跳出旧框框，促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张朋川，引用最新材料，从湖南宁乡铜器群发掘谈起，以商代青铜虎卣为个案，对青铜艺术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青铜器纹样的组合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地域性，不是任意的。而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却将器型与花纹分开研究，我国的工艺美术史沿着考古思路来编青铜艺术，造成了青铜艺术研究中的一大问题。此外，中原是最早拥有青铜容器的，该地方恰恰不产铜。而湖南宁乡却出土了300多件铜器，其成分与中原的不同，并发现了古矿。这是否意味着到了商代晚期，作为一个方国会不会生产铜器呢？他独到的分析、介绍和由点而及纵横，再行融合的研究方法，对在研究方法上多加探索，由此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无疑是很好的启迪。#p#分页标题#e#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王连海以南宋画家李嵩《货郎图》中的玩具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风筝、泥人和不倒翁、扑扑噔、拨浪鼓、风车、鸟笼等六类玩具之样式、形态、材料、工艺、功能、用途、发展历史进行了解析，图文互证，体现了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深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以“一幅巨作，几点猜测—关于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刻丝大威德曼荼罗”为题，对作品完成时间、开机时间、御容织于哪里、出自哪个作坊、性质作了详细考定，将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一个注充实成了一篇新论文。态度科学严谨，重视材料的搜索考辨，细密求证，精深而有新解，对工艺美术史的治学有积极影响。   在涉及到对民艺的田野调查方法时，张道一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我们研究时，多注意于艺术的外在形式，对于制作艺人及其技艺和艺术思想挖掘不够。今后，一定要关心它的制作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关心做的方法和技巧。护树要护根，保标要保本。徐思民则提出，民间艺术很丰富，有些在文献资料中很难查到，但艺人却能自圆其说，有头有尾。搞民艺调查，就是要把民间艺人的境界、味道记录到位，而不是带着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走马观花，那样是无法把握民间艺术本质和真谛的。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袁宣萍，以撰写《浙江丝绸文化史》的体会，提出在工艺美术调查中当注重行业神崇拜、与行业相关的神话与传说、行业生产与生活习俗、古老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   四、特点、展望和发展方向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年会是一次高端会议，既有老一辈理论家，也有国内中青年一代的专家，机会难得，受益匪浅。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产业政策、宏观理论，下到具体的一件作品，既有宏观思考，也有考据派的论述，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学习。他指出，本次年会还是一次新的开端，大家集中起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问题，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民族精神留住，把民族脊梁留住，把民族传统留住。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会议闭幕之际发言，他认为本届年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明他们十分关注会议主题，还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新面孔，证明大家对热门话题非常关心。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部主任卢莹的发言反映出她对工艺美术的未来充满信心。她为专家学者都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而感动。她觉得特别可喜的是，原先大家都以为工艺美术技艺留下了，但文化失去了，工艺美术艺人很无助。现在有这么多人都来研究工艺美术的发展，工艺美术将拥有更好的前景。   综观本届年会，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举办者的预期目标。年会主题促使与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而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拓展，新方法的运用，使得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都有所深化，今后的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深入：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如何强调理性，坚持人本原则和人文立场已成为重大课题。怎样尊重民众的权益，实现理性保护和完整的人文关怀，避免因保护而牺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避免将文化保护变为文化践踏或生态破坏将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与之相关的保护中的共性与特性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地运作，张扬文化个性，体现文化遗产价值也将得到深入的探讨。   2.新时期，传统工艺美术原生态的衰落和蜕变形态的衍生两种基本态势仍将持续下去。如何在蜕变过程中保留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怎样以传统形式承载新的内容，怎样正确处理原生态与蜕变形态、手工技艺与机械生产、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变异等一系列矛盾，使传统工艺美术融入现代生活，怎样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观照传统工艺美术，都将成为探索热点。   3.理论研究方法上，加强寻因寻根意识，提倡多元方法的碰撞与互补，使研究成果富有个性也是一个动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年会上号召大家，传统工艺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对它的保护抢救研究非常重要，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存亡问题。此事迫在眉睫，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肩头的责任重大。希望我们以此召唤为动力，辛勤耕耘，并期待下届年会结出更加丰厚的学术成果。

摘要：高职生注重职业技能培养，教学具有重实际、重实用的特性，这一特性也使部分高职院校对学生的民族文化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不够重视，出现了民族文化中断、文化自觉性低、理想目标模糊、社会责任感弱化等现象。本文通过分析这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实施途径，以形成基于民族文化传承视野理想信念教育设计理论与方法，优化职业教育结构。

关键词：高职生；民族文化；理想信念

一、研究背景

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教化作用。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探究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有助于高职学生树立个人职业理想目标，促进其全面发展。近年来，诸多学者把目光聚焦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研究，从不同研究领域、视角及研究方法回顾理想信念教育的发展历程、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及实施途径，但对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首先，对高职生这个特殊群体的理想信念教育关注不足，通过整理1994年至2017年CNKI的资料发现，建国以来，对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大学生为研究主体，而对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较少。其次，对民族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融合的研究较少，篇名为“民族文化传承下理想信念教育”的期刊论文屈指可数。可见，目前较少学者将民族文化与职业教育中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进行研究，高职生民族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性研究仍具有较大发掘空间。

二、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加强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高职生受多元文化的冲击，理想呈现出矛盾性和多变性等特点，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对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例如，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中的博爱精神、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等有助于提高当代高职生的综合素质，为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教育案例。高职生通过深入学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既能受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又能构建正确的思想道德体系。利用民族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对高职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有助于提高其政治素养，健全人格素养，完善文化素养。通过汲取民族文化成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方向选择和价值取向奠定文化基础和审美基础，最终转变为行为自觉与价值追求，促进高职生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统一。因此，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加强高职生理想信念教育尤为必要。

三、高职生理想信念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前提条件

首先，授课教师本人要关注现实生活，关爱学生，了解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需。当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信仰危机、精神颓废、道德滑坡、行为失控、沉迷网络等现象十分严峻，他们缺乏对他人、对社会、对周围的关心，缺少精神和信仰，缺少承受力和责任感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意识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明显的失衡状态。人文精神的缺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古代文学课程主要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它在实用性、技能性等方面远远逊色于当今的热门专业。但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教授曾指出:“我们认为，从培养人，塑造人的任务出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接受的教育”[1]。人文科学对社会的作用不像科学技术那样明显直观，但更为根本。为此，国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甚至指出“忽视或轻视文科教育，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2]。只有教师的认识水平与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古代文学的人文教育才能落到实处。“一个既有着很高专业素质同时又有着很好的人文素质的教师，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人文教育意义，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文精神资源。”[3]因此，我们在呼唤古代文学教学要面向现实生活的时候，要审视我们的教师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我们的教育行为是否具有人文性。

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时，要把教学当作实现教师人生价值与意义的途径与方式，而不仅仅是自己谋生的工具和职业；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在与学生的共处中，不能只是作为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要使自己的人文精神得到丰富和发展，着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思想和人文精神；我们还要根据学生的兴趣，使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去，而不能一味地机械讲授、强硬灌输。其次，一个有先进教学理念的教学团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也至关重要。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曾指出：“知识的建构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是社会合作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就实际情况来看，教师最大的援助也是来自其他教师”[4]。教学团队要关注现实生活，整合教学资源，形成教学合力，从而达到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者的互动。教学团队还应该共同承担教学使命，在团队成员间培养互相协作的团队作风，逐步建立有效的“同伴互助”、团队合作机制，实现“1+1＞2”的整体超越。同时，教学团队在理念上更应该坚持以学生作为主体，“把教的创造性留给老师，把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将学生纳入到教学团队中来，形成大教学团队，不断扩展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如教学团队可以指导学生成立话剧社、文学社、演讲协会等多个相关社团，将古代文学作品搬上舞台。教学团队还可以邀请学术界知名人士常年开设“名家讲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可以开设学生讲坛，由学生主办、学生主讲。总之，只有在这种大课堂的快乐互动中，古人之心与今人之心才能连通，古代的文化生命及其文化魅力才能为当今学子所传承和延续。

二、加强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坚实基础

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曾经再三强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没有意义”[5]。我们要把古代文学教学与古代文学的专业研究区分开来，因为毕竟学生中以研究古代文学为终极目的的人占少数，我们的古代文学教学应使大多数同学感受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而不仅仅是枯燥的考据、考证和呆板的文学历史陈述。所以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喜怒哀乐和吟咏歌哭，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选取教材的开放式策略

开放式策略是指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进与所学内容相关的学习资料，使教材由单一变为多元的一种教学策略。教材开放是古代文学教学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途径。教材开放的目的是让学生拓宽阅读视野，以便能更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素材，从而更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材开放了，学生的思维也就更活跃了，开放性教材这汪“活水”为学生多角度地、深入地理解教材提供了依据。教材开放策略，能使学生借鉴课外读物，扩大知识容量和学习视野，让学生有条件、有机会从不同的区域中感知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从而提高学生辨析、思考、选择、综合的能力。其辨析、选择、综合的过程就是其科研、创新的思维发展过程。在文学作品选方面，也可采取开放性的原则。如在选择一种与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本的同时，还要向同学推荐其它有关选本，并介绍各自的特色，鼓励同学们课下根据个人兴趣，阅读有关作家的专集、选集乃至全集。这样既保证同学在各种考试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又不囿于成见，不少学有余力、兴趣浓厚的同学就能找到继续深入、拓展学习范围的途径。教师还应注意阅读国内外的学术刊物和新出版的有关书籍，关注学术会议的动态，获取最新信息，及时把学术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来，讲授有关材料的新发现、学术界的新观点，使文学史知识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教学方法不但能丰富教材的内容，而且能使古老的文学史充满现代活力。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以及移动设备的普及、各种各样的网络新兴媒体不断崛起，科技工作者获取学术前沿信息和科技知识的渠道也越来越丰富。网络搜索及各大新媒体平台对信息获取的费用也非常诱人，从而吸引了大量的科技工作者。科技期刊广告和订阅量受到很大影响，出版行业迎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期刊的生命力已经耗尽，而是需要科技期刊办刊人员在坚持“内容”是科技期刊最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处理好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一、新时代科技期刊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大多数科技期刊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只重视社会效益，而没有过多的重视经济效益，从而导致了办刊经费不足的问题。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主要侧重于科技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包括科技期刊的文章质量、科技期刊的推广力度、科技期刊阅读影响力、科技期刊的号召影响力等。为提升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纷纷采取选题策划、约稿、不收取任何出版费用甚至提供稿酬的方式来争取优质稿件，以内容为主提升社会效益。这种以社会效益为主的传统经营方式随着办刊环境的变化以及办刊经费的增加弊端日益显现。大多数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经费支撑力度不够，各办刊单位的经费很难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转，影响科技期刊质量的提升，迫使刊社和编辑部不得不另寻出路，为了争取创收而四处奔忙，办好科技期刊实在困难。科技期刊在我国的经营模式有3种：（1）很少一部分是独立核算的，自负盈亏；（2）有一部分为行政经费补贴；（3）大多数为由主办单位提供全部的办刊经费，但经费有限。随着社会的发展，办刊经费也逐渐增加，主要表现为印刷成本、邮发成本增加，编辑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支出增加，科技期刊为争取高质量稿件的稿酬支出增加，为迎合互联网和新媒体阅读的网络运营成本增加等，而主办单位提供的经费却固定不变，或者经费增长赶不上成本支出增加，不成正比。另外科技期刊传统的主要经费来源的纸质订购减少，导致收入大幅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是互联网和新媒体阅读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某些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获取科技期刊上的文章进行免费阅读，导致订购量减少，而付费阅读的习惯还没有全面建立。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一系列变化，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员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工作模式以及工作经验受到了打击。科技期刊的办刊费用越来越紧张，入不敷出的状况就会导致有的科技期刊不得不面临停刊的状况，如《中国科学文摘》和《情报科学文摘》等就是迫于因为经费不足而暂停刊的。因此科技期刊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同时要重视经济效益，只有重视经济效益，才能维持科技期刊的生命力，促进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否则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再好，也会由于经费缺乏而导致停刊。作为新时期科技期刊的编辑，必须要强化经营意识，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同时，注重经济效益，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科技期刊编辑重视社会效益是由科技期刊的定位决定着，科技期刊肩负着促进科技创新、传播学术、传播科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重要使命，科技期刊要努力把握好选题质量和文章质量，促进先进科技的创新和传播。把握社会效益就是要控制好经济效益的价值限度，不能为拓展经济效益而牺牲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即不能因为拓展经济效益而忽视科技期刊的独立性，不能降低选题策划创新性，不能降低科技期刊发文的质量标准。而科技期刊编辑重视经济效益是为保证科技期刊可持续运转的重要举措。只有科技期刊扩大经费来源，科技期刊才能吸纳高质量编辑人才和高质量作者群，为科技期刊的编辑和出版提供强大的经费保证。科技期刊编辑要懂得取舍，保持平衡，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科技期刊编辑除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出版任务外，还需要有经济创收的头脑。因此，笔者所在期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创收：打造品牌，形成办刊特色；顺应时代，新媒体时代开创多种阅读方式；以期刊为根本，打造精品会议；规范发展协办单位，合作共赢。

二、打造强势品牌，形成办刊特色

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的前提，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实现的保障。期刊必须在提高精神文化质量上狠下功夫，刊登精品文章。近年来我刊对行业的发展动态关注密切，准确地捕捉和获取行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并对紧密环绕这些热点问题进行后续报道及跟踪，同时根据热点提出有意义的预测和展望。由此《日用化学品科学》一直良性发展，并获得中国百强包括和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的殊荣，有效彰显了自身的价值[2]。在注重打造自身品牌的同时，编辑部坚持公正公平原则，牢记期刊的社会使命，认真对待所有来稿，尽可能吸引更多优秀稿源，严把稿件质量，执行稿件的三审制度，注重编辑和校对质量，做出精品内容，形成自己的办刊特色。编辑部在期刊品牌和文章质量上双管齐下，使刊物受到作者和读者非常高的评价，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顺应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精品内容从来都是稀缺资源。随着网络普及，各种新兴媒体出现，我刊编辑部坚持给读者提供精品内容的同时，及时了解和适应读者在信息时代的阅读习惯和需求，整合多种平台优势，形成平面媒体、互联网和移动阅读终端的立体出版模式，满足读者多元阅读需求。2015年本刊对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封面和内文进行全方位改版，由黑白印刷变为全彩版印刷，封面和目次选择精美图片，充分调动读者兴趣，增强阅读的艺术性和趣味性；2016年对官网进行了全面改版升级，集稿件处理系统、专业信息、已刊发文章免费浏览和下载、为广告客户免费进行广告宣传和链接服务等；开通期刊微信公众号，读者可定期接收本刊推送的最新论文，随时随地接收年度最新会议动态和行业热点。通过以上立体出版模式的逐步成熟和完善，扩大了在本行业的读者忠诚度，投稿文章逐年增多，版面费收入稳中有升；随着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点击率和注册人数的增多，吸引了更多的广告客户和赞助商，带动了平面广告和互联网广告效益的增加。期刊在保证其“内容为王”是全媒体时代立足之本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各种新媒体，最大限度提升期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清明上河图》日本展览会盛况

近年来，日本举办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常常呈现萧条景象，这次的展览会却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有很多绝品，绝品中的绝品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参观者在寒冷天排着长队，有时候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看上几分钟。不少人是看完以后又去排队，就是为了多看一会儿。人们如此热衷于这次的展览会，但画卷真迹的展览时间却很短。很多日本人表示不能理解中国方面为何不能多展览一些日子，这涉及到公元900年以前的绘画保存，不能忽略这次展览会带来画卷老化的问题。在画卷展览期间，组织者还在1月7日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台湾地区的学者参加。这次研讨会同样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参会听众达到500人。由于报名者蜂拥而至，只好提前截止报名日期，并采用抽签方式决定参会听众，包括媒体工作者。日本、中国、美国的研究者会聚一堂，披露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去年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版了《清明上河图》研究论集，展示了自己的的成果，这次中日出版的《清明上河图》研究论集作者、编者齐聚研讨会，再加上美国方面的作者与会，使之成为一个非常适合探讨宋代画卷的华丽仪式。关于研讨会的报告人，中国方面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编著《〈清明上河图〉新论》（紫禁城出版，2011年）的编者余辉，日本方面是《清明上河图与徽宗时代———光辉的残照》的编者伊原弘③，加之《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石头出版，2011年）的作者曹星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总之，与2011年《清明上河图》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关的人员均会聚东京。此外，下列学者们分别作了报告：高村雅彦（《阅读清明上河图》撰稿人之一）从建筑史角度解析画卷、板仓圣哲立足于美术史角度，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陈韵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辉、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冢本?充、日本美术史研究者的Matthew　McKelway（马休•麦克凯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多样而独特的视角展开讨论，整个会议极有意义。这一时期有不少相关书籍出版，展览会说明书及报纸均有介绍。伊原弘编《清明上河图与徽宗时代———光辉的残照》值得注意。除了学者的论著之外，还有野岛刚的《神秘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勉诚出版，2011年）。作者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围绕画卷的诸种问题。① 如上所述，目前，《清明上河图》摹本日本所藏最多，作为此次展览会会场的国立东京博物馆也藏有一幅，但未曾展览过。笔者本人也仅看过仙台博物馆、大仓集古馆所藏的画卷，希望将来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画卷。即便是单纯研究日本国内所藏画卷的文字，相信也会有很大收获。

《清明上河图》研究的开拓与事例

日本不仅藏有多种《清明上河图》的摹本，还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清明上河图》研究史上，就有加藤繁、古原宏伸等优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2012年1－3月，大仓集古馆展出了该馆收藏的仇英画作《清明上河图》。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加藤繁先生对画中所描绘的招牌、文字进行研究，判明画作描绘的是明代苏州的场景。这幅画卷以及被认定为重点文物的林原美术馆所藏《清明上河图》都是日本国内收藏的、有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②加藤先生的论文指出如何利用和解读绘画资料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他根据中国棉花生产扩大过程以及日中两国工艺的变化，考察画中的招牌、文字得出画卷描绘的是明代苏州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开辟了利用、解读画卷来研究历史的方向。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应该进一步放开眼界，利用其他的画卷来研究宋代都市、社会及其变迁，开创新的研究方法。作为两本画卷研究论集的编纂者，我就画卷研究的方法和趋势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有很多摹本。甚至今天也有被摹本制造和流布，诸如餐厅墙壁上的临摹。这些摹本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按照野岛刚的说法，日本尚有不少《清明上河图》摹本，这些画卷如何输入日本，也是今后的一个课题。④日本有这样丰富的画卷，又有加藤繁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日本的研究者不应局限于考察画卷的真伪，而是要从整体上解析作品，并考虑怎样利用画卷来研究历史。笔者曾致力于画卷的解析，也尝试将画像资料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所以我对这次的展览和有关研究抱有极大兴趣。下面就来结合我自己编纂的两本书《阅读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图与徽宗时代———光辉的残照》，同时对历史研究与画像资料应用等问题进行探讨。近年来，日本的图像研究十分兴盛。⑤ 特别是中世史学家黑田日出男的日本画卷研究一直引领着学术界。黑田氏的著作很多，基本是利用日本画卷和绘画资料而完成的。伊原弘编《阅读清明上河图》中也收录了黑田日出男关于《清明上河图》的论文。⑥ 黑田日出男利用日本中世僧侣一遍上人传教的画卷，来解析日本中世社会。与《清明上河图》相比，一遍上人的传教画卷结构很简单。可是，透过这幅画卷可以获得有关当时社会形态的很多信息。在方法上，吸收社会史研究成果参与画卷分析，也很有参考价值。绘画解析后又延伸到肖像画，在积累丰富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过去的绘画鉴定的怀疑。日本重新研讨肖像画，取得了很多成就，例如黑田日出男的研究等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开始重新探讨过去的绘画鉴定。⑦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涉及目前保存下来的图像资料的种类及其史料性。在西欧，图像史料的利用和解析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对壁毯织锦图像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中世纪研究的领域中，似乎还是东洋学更加活跃。加藤繁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画像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范本，这种开拓性的研究值得大力提倡。日本保存有大量《清明上河图》的摹本，日本研究者应该可以沿袭、引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图像解析的基本要素是要了解时代的象征性，这与画卷的精细程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研究者要有那种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

图像研究的未来前景与方法

日本收藏有丰富多彩的画卷，其数量、种类可能比中国还多。在平安时代，《病草纸》描绘了那些忍受疾病折磨（如失眠、肥胖症等痛苦）的人们。根据这些11世纪的画卷，可以了解当时患病情况和社会状态。室町末期的战国时代，出现了描绘京都的《洛中洛外图》等屏风绘。在日本绘画史领域中，这些绘画受到高度重视，拥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 最近在荷兰再次发现了描绘江户时代城市的画卷，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同时，运用这些图画资料解析当时的都市、风俗以及景观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②对于图像学的解析来说，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感情移入。在日本史研究中有对视线的分析，《清明上河图》研究中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可以从画中看到人们从桥上眺望河面，其视线的目标是鱼，或者是呈现出一种绝望的眼神等等。在国际研讨会上，当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清明上河图》作于徽宗时代的情形下，曹星原使用“心的目光”这样的表达方式，提出画卷应是神宗时代的作品，他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下面，我想介绍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外的其他图像史料。在宋代图像史料中，最有名的是白沙宋墓。③ 通过墓中壁画，可以真切地获悉宋代钱币的搬运方法。此外，在唐代史研究中也利用绘画来解析建筑物。中国建筑史专家田中淡就是通过墓室壁画复原和考察唐代建筑，研究观风行台等建筑。图像资料可以帮助人们考察那些仅凭文字资料而无法了解的东西。墓室壁画通常是以地主阶级生活为主体内容，有时也可以窥见普通民众生活的样态。《山西民俗》刊载的山西省河曲发掘的宋墓壁画，描绘有流传至今的农具和烹调法，这是探讨图像史料利用方法的最好材料。#p#分页标题#e#

摘要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国内对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几年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态势，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实际需求。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单一，对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问题性、批判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较多，如何修正、传承并发展优秀的科研成果则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问卷调查，而突出案例和实验性的研究很少。

关键词

体育教学；教育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国内中小学生的体质检测结果整体显示下降明显，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结果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体育工作一方面的问题，但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则是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并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径，也是作为学校体育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体育教育领域中各个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它囊括了体育教学中特有的思想哲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特有的教学环境氛围下实现其独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可以组成较为行之有效的体育教育教学框架。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的体育教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上，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模式。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发现，人在少年时期的体育技术水平与成年后的体育水平成正相关，尤其在12岁前参与过体育运动对成年后的体育水平影响最大。因此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对提高其运动技能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对其以后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1]。目前我国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比较广泛，但由于起步晚，发展历程时间短，体现在学校体育教学基础理论上，就显得尤为薄弱，诸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多年来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同时也有相对不错的成果，但体育教育教学的研究始终面对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尴尬窘境。

1国外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对教育教学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历经较长的时间，由于其各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国外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多种界定。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以人的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来开展。例如：《美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后简称《美国体育标准》）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自身“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为目标。《美国体育标准》中提出———“以参加体育活动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口号。认为针对学生进行的体育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其养成重视健康和主动健身的好习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能够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体育标准》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指出若想达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目的，必须能做到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能，增强其责任感，使学生学会并能够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