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博士论文范例

一、人文通识教育课教法调研

大学通识课教育的建设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国人对通识课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查询中国期刊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关大学通识教育课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共达600多篇，这说明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多有研究和讨论。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介绍国外经验或对比国内外做法;(2)对通识教育课的历史、现状的概述和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3)通识教育课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4)某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5)某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介绍和总结。

这些文章中还未见有一篇是研究通识教育课的教法的。可见，通识教育课的教法问题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诚然，每门课都应有符合本课实际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必每门课程都统一用一种教法，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然而，通过对某校的人文通识课进行调研，对该校人文通识课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本文即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探讨人文通识教育课的教法，以期获得启迪。

本文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全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的调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人文通识课有几种教法;(2)这些教法各自的特点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这些教法其缺点是什么，怎样改进?为使调研全面、深入，本课题成立了6人调查组，其中5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0级在校本科生，他们有些选修了人文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进行听课和在调查咨询时，其视角更为合理、感受更为真实，其调研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调研组员们分工负责，分别在大学城校区和五山校区进行调研，采取听课和询问选课学生的调研方式。调研成员每人负责听某一类课程，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外文化、历史或哲学、艺术、绘画、音乐、影视、考古、收藏、集邮等，平均每人要听十多门课和咨询选课的学生，调研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目的、方法、教学效果、学生反应等。

二、人文通识教育课两种教法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2013年2月～7月)共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106门220个班;本调研组调研了其中的69个班共42门人文通识教育课，其中，中外文学或文化课17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17门，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8门。根据调研，发现人文通识课大致有两种教法:(1)以教师在课堂展示的ppt为主要线索的口头讲述法;(2)以ppt为讲述线索，辅以音频或视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的综合法，这类教法的课堂，学生注意力较为集中，在有视频片段浏览的课堂里，师生互动较多。文学文化类课程以及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采取以ppt为讲述线索的讲课方式;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在ppt之外往往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进行讲授。

近40年来，语类分析，特别是对国际期刊论文的语类分析，一直是语篇分析中的一个焦点。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国际期刊论文是前沿学术知识的集散地，也是其传播的重要渠道。其次，它的发表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声誉直接相关。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有的语类，也有其特有的话语社团和交流机制。想要加入这一话语社团，就必须在此社团的规约下从事写作活动。但跨文化研究发现，众多二语或外语科研人员虽已掌握了英语的词汇、语法等特征，但是对交际和修辞策略的使用常常达不到本族语者的期待。在语类分析的背景和理论框架下，交际和修辞的策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结构上，表现为语步和步阶的选用;第二，在实现方式上，表现对为特定短语序列地运用。在这两个方面中，学术界对第一个方面研究得较多，而对第二个方面研究得较少。本文从短语学的角度，对应用语言学类SSCI期刊讨论部分中“结果与文献对比”步阶进行分析，希望建立这一步阶和某些短语序列的关联，为学术英语的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语步

‘语步’这一概念最早由Swales在提出语类分析时提出。Swales把语类定义为“一组交际事件，其成员共享一组交际目的。这些交际目的可以被相同话语社团的专家成员所识别……”［1］(P58)因此，语步也被命名为“用于实现连贯交际作用的语篇或修辞单元。”［2］(P228)与语步这一概念直接相关的，是步阶这一概念。步阶是“一起或以某种组合实现某一语步目的的多个文本片段。”［3］(P24)语步和步阶的区别在于，它们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对文本片段的阐述更概括，而后者更具体。换言之，步阶是实现某一语步的具体修辞策略。Swales最早使用语步和步阶分析了期刊论文引言部分的写作结构，并提出了著名的CARS模型，也即“创设研究空间”模型。随后，这一分析方法被众多研究者不仅用来分析其它多种语类，如硕博士论文，申请信，编辑信函等的写作结构，还用来揭示期刊论文其它部分的写作结构。Yang和Allison借助Swales的语步和步阶分析方法，分析了应用语言学领域期刊论文讨论部分的写作结构，并对其提出了一个写作模型。［4］这一模型把讨论部分描述为七个语步，它们分别是:背景知识、报告结果、概括结果、评论结果、概括研究、评价研究和研究推论。这几个语步中，只有语步四“评论结果”是必要语步，其余都为可选语步。由此可见，这一语步在讨论部分写作中的重要地位。Basturkmen也指出，这一语步是论文讨论部分最重要的一个语步，因为作者通过这个语步，表述自己对该领域知识的贡献，并展开学术话语交流。［5］这一语步可以由四个步阶来实现，它们分别是:阐释结果、结果与文献对比、解释结果、评价结果。遗憾的是，Yang和Allison虽勾画出了讨论部分的语类结构模式，但并没有对实现这些语步或步阶的语言机制进行分析，而后者也是语类分析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Moreno和Swales把实现语步或步阶相对应的语言机制的研究称为语言功能与语言形式的联结研究。

二、短语学

短语学是“对词语组合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的研究。”［7］(P31)因此，长期以来，它一直被列入词汇学的一门子学科，用以对词语组合而非单个单词的研究，直到最近它才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词语组合的方式和长度有所不同。这些多词组合也就被用不同的命名方式来命名。就组合的方式而言，有些多词组合，相对固定，已成为人们熟知的习语，而有些在不同的语类中有不同的表达序列(如，正式语体表达中，常有这样组合的表达decisionastowhether)。这些连续的或非连续的词语组合在不同文献中的名称包括“词块”，“复现词语组合”，“短语学单位”，“多词表达”，“短语序列”，和“程式语”等。本文遵循李晶洁和胡文杰的研究，使用“短语序列”这一术语。［8］对短语序列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根据语意和句法，对文本进行的人工分析方法，另一种是借助于语料库和软件的频率驱动方法。前一种方法为多数研究所用，因为学界对语类分析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语类分析需要业内人员人为操作，因为它是一项复杂的认知任务，而去交际目的的理解和阐释需要涉及到复杂的理解和推断能力，这一点计算机软件很难做到。后一种方法于最近十几年内开始流行，它是一种通过在语料库中检索出多样的词语组合，然后筛选出那些达到设定频率的词语组合的方法。前一种方法的优点是直接，由于是业内人士人工分析，对实现某一交际功能的短语序列地辨认会更加准确，也不会遗漏出现频率低，但也同样实现相同语篇功能的短语序列。但缺点是，它属于劳动密集型方法，耗时耗力，因此所能分析的语料有限，而且也缺少量性的数据支撑。后一种方法的优点是，研究结果有大语料支持，也有量性的数据支撑。但缺点是，它考察语言功能与语言形式联结的方法是间接的，因此很难把那些真正能够反映步阶语篇功能的短语序列和那些仅仅是因为高频共现的多词序列区分开来。其次，由于它是一种频率研究，未达到研究所设频率，但却能反映相对应的语篇功能的短语序列会因此被排除在外。再次，这些研究通常把多词组合的“多”设定为四，考察多词组合也因此变成了考察共现的四词组合。这一设定，忽视了两词或三词，以及多于四词的组合在实现语篇功能中的作用。如实现期刊引言部分的步阶之一“表明研究之不足”的语篇功能的短语序列可以是两词组合，如welack。但这一两词组合在这种研究设计下会被排除在外。

三、短语学与语步的关联

众多研究表明，语言特征和修辞语步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短语序列自身所带有的词汇语法特点，能够反映出某一语类的语篇功能。Swales是确立这一关联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勾画出了期刊论文引言部分的语步特征，还人工分析了每个语步和各步阶的语言实现形式。如，他分析出语步一，“确立研究领域”，主要靠三点语言形式来实现。第一点，通过对该领域重要性的评价性陈述(itiswell－knownthat);第二点，通过提及前期研究(recently);第三点，通过引述动词(show，establish，claim)。［2］(P89)利用相同的分析思路，语类分析家们还分析了多种语类的语步或步阶的语言实现形式。在期刊论文中，由于受到Swales的影响，对其引言部分的研究最多，而对其它部分，尤其是讨论部分的研究较少，对讨论部分各语步或步阶的语言实现形式的研究则更少。其主要原因是，这一部分语步较多，之间的结构较复杂，且语步之间的界限有时也并不清晰。这些原因都为分析具体语步和步阶中的短语序列带来了困难。因此，对这一部分短语学的研究，通常采用的都是间接的语料库和频率驱动的方法。这些研究中，一部分研究把整个讨论部分的短语序列作为研究对象，但并不把它们对应到某个具体的语步或步阶中。例如，利用语料库方法，Gledhill发现，在期刊论文的讨论部分，that大部分被用于that从句中，充当句子的补语成分，且具有评价结果或阐释结果的语篇功能。［9］(P231)另一部分研究，根据设定的频率，首先从语料库中提取出短语序列，然后再把它们对应到不同的语步或步阶中。例如，Le和Harrington根据一定的频率，首先在语料库中提取出14个关键词，然后利用协同工具检索出带有关键词的三到八词短语序列，之后再把它们对应到“评论结果”这一语步的前三个步阶中，以此用来分析这些短语序列与步阶的关联。［10］如前所述，频率驱动的方法虽然证明了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之间的关联，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其对理论的贡献比对教学的贡献更大。正如Moreno和Swales所言，虽然数据证明短语序列atthesametime与“总结方法”这一语步关联密切，但我们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必然关联。这些缺乏微观语境的短语序列对学术英语的教学贡献也因此相对有限。相反，由于人工对短语序列的分析方法更机动，更全面和准确，提供的微观语境也更多，从教学的角度说，它的研究成果对教学的帮助更大。本文从教学的角度出发，根据Yang和Allison关于讨论部分的语类结构，人工分析其语步四“评论结果”中第三个步阶“结果与文献对比”中出现的短语序列，以期为学术英语的写作提供指导。选择这个步阶的原因有二。首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已有文献进行对比是期刊论文讨论部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步阶，它实现着重要的语篇交际目的。通过这个步阶，研究者加入学科知识的对话，展示自己对学科领域的贡献，也确立自己在本研究领域中的威信和地位。其次，众多关于期刊论文引用模式的研究，基本使用地都是频率驱动的方法，得出的数据都较宏观，本文期望从微观层面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补充。

“范畴”一词可以指“类型”、“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是个用途很广且含义模糊的术语。一种事物及其类似的成员(如椅子)可以构成一个范畴,一类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构成一个范畴”[2]55。因此,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是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2]55。“同一范畴的成员总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质属性,在认知语言学上称之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畴内不同的成员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畴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个范畴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员是该范畴的典型成员或中心成员,即原型,其他成员则是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范畴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渐近的、模糊的。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还往往带有相邻范畴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界限或边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汉语外来词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这就是汉语外来词范畴某些成员的外来词资格有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视角,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和模糊理论,对汉语外来词范畴加以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研究现状   从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来探讨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学者主要有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史有为教授在其专著《汉语外来词》(2000)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据量化结果讨论了外来词范围问题。李彦洁博士在其博士论文(2006)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进行了研究,文中对汉语外来词进行了重新分类,对其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对各类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进行了研究。   (一)语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为教授在《汉语外来词》第三章“外来词的性质”中提出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来词是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接触的产物。汉语外来词承载着外民族和汉民族两种语言文化信息。“两种语言文化在外来词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为教授从模糊理论的视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确定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该研究将外来词构成因素分为三类:内容,形式,文字。三类构成因素又细分为五项: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书中将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为0—10分。各项的分值分别为:词义(2分),词音(5分),构成(1分),词形(1分),字形(1分)。   史有为教授对包括意译词在内的22种外来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果连上汉语固有词和外族词这两个极端,则整个系列就有24种,形成一个由固有词到外族词的完整的连续系统”[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汉语外来词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几类外来词进行探讨。按照史有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顺序分别是:纯意译,仿译,日语音读,日语训读,音译+意译,谐意音译,纯音译,拼音借形词。在史有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类外来词依其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长排列,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根据不同种类的外来词的得分情况,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断它们在外来词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外来词资格问题。   (二)运用原型范畴理论与模糊理论的分析   李彦洁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第二章“汉语外来词的范畴”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在肯定史有为教授研究的价值的同时,指出了该研究在分类方面、评分方面和结论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彦洁认为其在分类方面虽然已经比较详细,但仍有某些种类不能包括进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观性。他还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李彦洁博士的论文根据汉语吸收外来词的“音译、意译、形译三种基本形式”[5]37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种处理方式,确定出22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文中根据原型理论确定汉语外来词中纯音译词是“外来词范畴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来词,是外来词的原型”[5]35,然后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这些词进行量化评分。为了使量化结果更为直观,李彦洁博士还以音译词为原型,进行了各种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确定外来词的范畴,得出结论:意译词和仿译词不属于外来词[5]55。   并对外来词作出了相应的定义。   二、上述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价值   史有为教授提出的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这一概念,明确揭示了外来词所具有的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他进一步从模糊角度对各种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两种语言文化在汉语外来词中的融合及各种外来词所具有的“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对外来词语言文化性质的研究和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彦洁博士在探讨汉语外来词的范畴时,运用语言学原理探讨了汉语外来词的类型,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外来词集合进行了隶属度研究,使得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具体,拓宽了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研究视野,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   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语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词义赋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对“词义”一项只赋2分,而“词音”一项是5分,两项分值差别太大,显然失之偏颇。第二,对外来词的文化因素考虑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等五个方面,可以认为这些方面都属于语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称为“语言二重性”。#p#分页标题#e#   三、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重新审视   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语言文化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两位专家关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两位专家在研究语言文化二重性时都是将语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虽然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文化,但是语言与文化又各有其独立的内涵,它们对外来词的影响途径也是不同的。本文试图将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区分开来,分别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的模糊性   世间万物是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类属分界与性态有其不确定性。同时“人类自身的认知机制本身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因而对范畴的划分常常也是不明确的,带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畴往往是模糊的,相邻的范畴之间常常有交叉或重叠部分,处于这些部分的事物,它们的类别归属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动物分类中有“鲸鱼不是鱼”的说法,因为虽然鲸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却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属于哺乳动物。伍铁平教授的《模糊语言学综论》一文中谈到亦果亦蔬的西红柿。“一对概念之间常常存在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现象。例如在水果与蔬菜之间,苹果和梨等可称为典型的水果,无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红柿则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间”[6]89。在食物与药物之间也有许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药、山楂、姜、大枣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常用的食物,它们又是很常用的中药材。它们具有食物与药物双重身份,我们既不否认它们是食物,也不否认它们是药材。   汉语外来词范畴也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尤其是从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因素和汉语固有语言因素是不同的。处于外语和汉语之间的汉语外来词范畴,一头连着外语词,如拼音借形词,一头连着汉语词,如意译词。其边界是模糊的,处于两端的边缘成员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从文化二重性来看,则情况有所不同,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类别不同而不同。   (二)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据   外来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带有外民族和本民族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对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据外来词的构成要素来进行。高明凯、石安石认为:“词除了具有一定的语音特征之外,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7]105这一论述强调了词的语音和意义。叶蜚声、徐通锵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符号。”[8]138这一论述除了强调词的语音和意义之外,还强调它是一种“符号”。符号自然是书面符号。人类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义、形三个方面的要素。   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它的构成要素有音、义、形三个方面。其中音和形属于形式,音是语音表现形式,形是书面表现形式,包括词形、字形、结构;义则是内容,是词所表现的意义。音和形与义之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因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间传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适当的语音和书写形式形成新词。如此看来,在外来词形成过程中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是外来词的核心。没有意义,文化传播将成为不可能,外来词将无从产生。   由此看来,外来词的意义在外来词的音、义、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外来词的音与形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鉴于外来词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在对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进行量化分析时应适当提高词义的分值。   2.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认识对事物类别的划分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人们从什么角度认识该事物,人们在判断其分类时依据什么标准,采取什么方法,都会对事物类别的划分产生直接的影响。   为避免量化赋分的主观性,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我们做了两种问卷,问卷一用来调查有关专家对外来词的音、义、形各方面分值范围的意见。调查对象有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等课程的相关研究者五人,外语系讲授翻译课程和语言学课程的相关研究者六人。通过问卷调查,各类外来词分值范围被确定为:词音4分,词义和词形各占3分。问卷二用来为外来词的音、义、形每一项打分。我们在上述人员中发放问卷,分别赋分,得出下表所示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纯意译词外来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汉语词的一端。拼音借形词外来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外语词的一端。中间几类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渐变化,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由于分值分配有变化,各类外来词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与本文前表(史有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变化。   如纯意译词的外来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词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总体来说,表中反映出的各类外来词的相对位置与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从上表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量化统计中,已经可以看出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探讨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下面根据上表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确定外来词范畴的原型,构造汉语外来词的隶属函数。   “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好、最典型的成员”[2]60,是“处于中间部分的”成员[6]89。因而,确定“原型”时,应在外来词范畴的“中心区域”选择。所选原型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应该分别接近它们的平均数,更重要的是两种因素分值应该相近或相同。这样才能够代表外来词范畴的基本特征,才能够作为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原型”。#p#分页标题#e#   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是音、义、形同时借用,外来因素最高。但它同时也是完整的外语词,在汉语外来词集合中处于连接外语词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译词是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标志性比较强的一种外来词,外来因素较多,固有因素较少,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处于接近外语词一端,也不适合作“原型”。从上表来看,“谐意音译”词最符合条件。它是汉语外来词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来词研究的重点之一。它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较接均值。可以认为它在外来词集合中处于“中心区域”。因此,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设外来词范畴为模糊集合A,那么,谐意音译词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别为a2、a3、…、a8。以谐意音译词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来因素为x,固有因素为y。用坐标系方法计算出其他7种元素与谐意音译词的距离。然后,根据这一组数值,用倒数法求出各元素与谐意音译词之间的相似度,作为它们对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然后按照该距离和隶属度顺其次是音译+意译词,然后是日语音读词和日语训读词,二者隶属度相同。隶属度较低的有仿译词、意译词和拼音借形词,拼音借形词隶属度最低。   外语中有很多同类的词,但进入汉语并成为稳定成员的拼音借形词只是少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百多个[9]1831,它们在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被接受为汉语外来词。纯意译词处于连接汉语词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时,因意译而产生的新词才是外来词。而且部分纯意译词随着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词。仿译词比意译词隶属度稍高一点,也处于接近汉语一端的位置。这一结果与前面两表的结果是一致的。整体来说,从汉语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在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属于边缘外来词。   (三)汉语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文化因素的消长   外来词是异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文化交流中,外来词带着外民族文化因素进入本民族中并获得新的文化因素,构成外来词的双重文化因素,亦可称之为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外来词也是一样。外来词一旦形成并进入日常使用之中,成为本民族语言的一部分,就会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断变化。下面我们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一下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   从外来词的文化含义来看,各种外来词的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音译词“沙发”,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两人坐的长沙发”[10]1443。而汉语中“沙发”的意义已经演变,可指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沙发”。   其含义在原英语词sofa的含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义也在淡化。沙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获得了汉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夹克”译自英语的jacket,但与jacket的意义有所不同。在现代汉语中它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紧的短外套”[9]652。英语中的jacket是指“夹克”、“短上衣”[10]798。实际上包括汉语中的“夹克衫”和“西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它的图解是一件“西装”[10]798。由此可见,“夹克”一词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   有的意译词却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诞节”作为一个意译词,早已经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近些年来,圣诞节前后在中国也有很多活动开展,“圣诞老人”、“圣诞树”等随处可见。然而,“圣诞节”代表的仍是一种西方文化,并非我们自己的节日。“总统”、“议会”等词最初被音译为“伯理玺天德”、“巴力门”。后来,意译词代替了音译词,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种社会制度,对中国大陆来说仍然是异域文化,语言是汉语化的语言,却并没有获得本土文化因素。   来自日语的音读词“手续”一词,已经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释义是“(办事的)程序”,并举例“报名手续│借款手续│办理转学手续”[9]1256。但是,手续和程序显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比如我们可以说“办手续”或“办理转学手续”,却不能说“办程序”或“办理转学程序”。显然,这里“办手续”是指“按程序办理相关事宜”。如果在网上输入“手续齐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条有关信息。显然这里的“手续”已经具体化为“按程序办好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   如此看来,“手续”一词的含义及用法在汉语中别的词已经无法替代。而同为日语音读词的“物语”,在汉语中却使用范围很小。《汉语外来词词典》对它的释义是“童话,故事”[11]364。   但是因为汉语中有“童话”、“故事”等这样的同义词在广泛使用,所以“物语”一般仅限于与日本的“物语”有关的表述中,对汉语的影响不大,无法获得很多汉语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没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其他种类的外来词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译入方式决定的。音译词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来文化因素,意译词也可能保留其外来文化因素。同一类词中,有的词没有广泛流行开来,有的词却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它们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2.汉语外来词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类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与本土化程度,我们将上述几类外来词引入时的文化因素与现在的文化因素对比,进行量化分析。我们再次邀请了前述接受“语言二重性”问卷调查的十一位有关研究者,经过讨论将文化因素的分值定为0—10分,然后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表。#p#分页标题#e#   由表中可见,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其本土化程度,取决于它们进入汉语以后的发展变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长,而不是取决于其引入方法。同类的外来词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来文化因素及所获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展现了同类外来词内部词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类别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在文化层面的相似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外来词是一个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畴。   从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们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谐意音译词的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别接均值,处于范畴的“中心区域”。   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计算其他各类外来词与原型之间的距离及它们对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隶属度较低的有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从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两种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本土化状况。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综合起来看,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每一类词都属于外来词范畴涵盖的对象。但是,不能否认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的地位是不同的。谐意音译词处于中心区域;纯音译词、音译+意译词、音读日词、训读日词都处于接近中心的区域;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处于边缘地带,是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边缘成员。

在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此次印发的是调整后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关儿童文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发展，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动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些经验，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学科设置问题做一番探讨。   首先，从国内外设置儿童文学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是关系到民族阅读能力提升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   在我国国家标准GB/T13745—19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中国儿童文学”是“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在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下的二级学科。   近些年来，我国每年也都会有若干儿童文学研究的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例如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涉及儿童文学研究的，分别是“中国儿歌的审美艺术与现代演进”、“现当代美国少年小说类型研究”、“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等。   在美国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简称CIP)中，儿童与青少年文学(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编号为23．1405)是英语语言及文学(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学科门类下，文学(Literature)一级学科中，与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美国文学［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学［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国及其他英语文学［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级学科。它的宗旨在于“关注儿童及青少年文学的学术研究，以促进教师、图书馆员、出版者、图书经营者和写作者的专业工作，也包括对某个时代、某种体裁的文学研究，作家论，文学批评，以及对各种文学文本、对书籍装帧设计者、对儿童电影的研究”。同时，还在图书馆科学(LibraryScience)门类，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级学科 下专门设置了儿童与青少年文学服务(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编号为25．0102)的二级学科。这一国家行为，足以彰显美国对儿童文学发展、对儿童阅读的高度重视，也显示出了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长远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警醒。   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儿童文学学科的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在实际儿童文学研究生培养中较为通行的办法是挂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之下进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置儿童文学二级学科、下设儿童文学研究和科幻文学研究两个方向外，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招收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就是在现行学科制度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方卫平认为，“这一安排既为儿童文学学科在主流学术制度设计中争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在事实上也维系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在各项学术指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最基本的学术体面”，但是“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内部知识构成和学科组合上看，它同样包括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等分支领域”［1］。因此在总体定位上，笔者认为，包含儿童文学研究与儿童阅读推广研究等内容的儿童文学学科，应该成为“中国语言文学”(0501)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等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   这样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虽然不能排除儿童阅读成人书籍和成人喜爱儿童文学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在艺术上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现代儿童文学的预设读者首先是儿童。在学科设置中没有儿童文学的存在，实际也就是对人生旅程中十几年的阅读生命的漠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可以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IP)中，要在文学(Literature)、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两个一级学科之下设置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二级学科，也可以从中体会到美国从国家总体战略的层面对儿童阅读的重视程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认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体系”这样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为职业发展需要参加成人教育和培训，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功利性目的。而学习和阅读作为一种享受审美愉悦的过程，一种人生的姿态，当然也是一个国民素质培养、造就和提高的过程。《纲要》指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养合格、健全的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而阅读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美育、阅读也是与“生命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等命题息息相关的。儿童阅读能力的提升对儿童的成长，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所面临的事关民族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正是从这个方面讲，从与世界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儿童阅读整体上还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届21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郑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在世界的景象中，属于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学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开始了，进行着，而更多的地方，还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旧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捧在手里的，是经得起抚摸、珍惜的，书页中飘出的味道是纯正的真快乐、真智慧、真诗意的，仍旧很稀少，很零零落落。这照样还是贫穷。所以，请注意，我们要认识‘贫穷’这个词，我们要很真实地看着它，要继续行动。要热情持续，行走持续，大声疾呼持续，大声朗读持续，娓娓讲述持续”。事实上，阅读习惯的养成，更多的依赖于童年时期的阅读习惯和体验，也仰仗于儿童文学学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认为，儿童文学不仅仅是阅读而已，其实它是一门学科，应当从学科的角度认识它的作用，给儿童文学以学科的地位，对于儿童阅读的推广具有深远的意义。［2］#p#分页标题#e#   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探讨儿童文学学科设置问题，有些杞人忧天，好像现有的状况，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来讲，产生的也许并不都是负面影响，就像韦勒克所说的比较文学学科中“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完全可以弥补缺少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3］。但是，从中国教育事业的宏观角度来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学科设置和目录常常是各个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对国家发展全局在教育层面和人才培养层面的“顶层设计”。我们在看到儿童文学学科现有的发展水平的时候，还是需要想一想，这是在儿童文学学科多么被忽视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全局来看，儿童文学学科在极少数高校取得的长足发展的同时，在绝大多数高校中，对这个第2期齐童巍:中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研究11预设读者的年龄跨度达十几年、对培养一生的阅读习惯和人生姿态十分重要的学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视。这不能不说是学科设置中的一个缺憾。《纲要》指出:“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实际上，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和提升国民素质的“顶层设计”。有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名目，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学术土壤中得到良性发展，也能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因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实际发展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相对明确的研究方向。   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中，因势而为，在不同高校已经取得了不同情况的长足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学科知识系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出现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当代儿童文学思潮、图画书研究等领域众多的研究成果。［1］   从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来看，“儿童文学是具有自己独立学科体系的，它包括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文体学、中国儿童文学、外国儿童文学、民间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学等”［4］。而学科知识的积累、学科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学术建设在视野、话题、方法、知识生产、学科推进等方面，显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学位论文中也有体现，如《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1999年)、《“训诫”到“交谈”———中国新时期童话创作发展论》(2003年)、《儿童文学的童年想象》(2004年)、《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2004年)、《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2004年)、《植物与儿童文学研究》(2005年)、《中西童话的本体论比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与儿童主体的生成》(2005年)、《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2006年)、《轻逸之美———对儿童文学艺术品质的一种思考》(2006年)、《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2006年)、《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研究》(2006年)、《荆棘路上的光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6年)、《成长之性———中国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的文化阐释》(2006年)、《论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以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为个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2007年)、《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2007年)、《马克•吐温青少年题材小说的多主题透视》(2007年)、《格林童话的产生及其版本演变研究》(2008年)、《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译介学视野下的晚清儿童文学研究》(2008年)、《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来影响———以安徒生童话为个案》(2008年)、《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2008年)、《中韩现代儿童文学形成过程比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国的图画书》(2009年)、《当代儿童文学的十年———1966—1976年儿童文学史研究》(2009年)、《类型视野中的儿童幻想电影研究》(2009年)、《伪满时期的蒙古族儿童文学研究———以伪满洲国蒙古文机关报为中心》(2009年)、《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2010年)、《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2010年)、《另一种现代性诉求———儿童文学中的图像叙事》(2011年)、《日本儿童文学中的传统妖怪》(2011年)、《论安徒生童话里的“东方形象”》(2011年)等。这里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个年份授予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博士论文，而没有列举出所有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积累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近年来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教育等各个研究方向上的广泛而深入的掘进，已使得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日渐丰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趋势与面貌。   第三，社会对儿童文学学科有很大规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这些年，儿童图书出版事业飞速发展，其码洋在整个出版业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成为出版业中增速最快的业务。“中国少儿出版在经历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环比高速发展后，2010年继续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领涨’中国出版业”［5］。行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儿童文学专门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儿童文学专业“毕业生大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还有用人单位已经向明年毕业的儿童文学研究生‘订货’了”，因为“全社会关注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长的相关用人单位，学校、少儿出版社、报刊杂志、影视传媒动漫等，都急需懂得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儿童心理的专业人才”［6］。另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列入了语文课程的学段目标之中，并在“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列出了“童话，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叶圣陶《稻草人》、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谣、儿童诗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等等。［7］#p#分页标题#e#   这对小学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师资培养中，重视儿童文学学科知识的传授。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儿童文学和那些预设读者并非儿童的文学是血脉相通的。儿童阅读习惯和兴趣的培养，对整个语文教学都有着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认为现在没有把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教是一个突出问题，其根源与儿童时期缺少人文性的阅读有关。［2］   第四，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开始于1979年。   方卫平指出:“1979年，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在中国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体制中首次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强在东北师范大学以学位论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位以儿童文学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台东大学先后招收并培养了多名儿童文学博士研究生，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高端人才的培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2008年开始，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又创新地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培养儿童文学研究生。这些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也为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壮大、成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2009年9月“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项目获得了教育部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在总体上代表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进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显示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儿童文学学科积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依据《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1〕12号)，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作为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在教育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进行了公示。根据该论证方案，我们看到该校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将进一步细化为中国儿童文学、比较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三个方面。这也是二级学科设置自主权交给高校的新形势下，儿童文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工作要点》指出，2011年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工作包括“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写一级学科简介，编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目录》”。但是根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厅〔2010〕1号)，今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的二级学科目录将不再是体现国家权力的指令性目录，而是根据各个高校设置的二级学科进行统计汇编而成，是指导各个高校设置二级学科的参考性目录。［8］   这既意味着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自主设置的儿童文学二级学科有可能进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但同时也表明今后我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主要还是依靠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的自主意识，依靠社会对于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主动意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由于发展历史等原因，在我国主要还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当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但儿童文学学科却成为了这些学校的特色学科。《纲要》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儿童文学学科的现状其实正符合这样的办学要求。因此，当前，儿童文学学科既可以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9］的切入点，同时也是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所面临的重要机遇。

摘要:借助信息化手段推进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顺应时代潮流，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保持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是其使命。通过介绍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概念及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优势，分析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探索基于微课的采购管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并以“采购需求确定”教学任务为例，研究具体实施方案。

关键词:微课;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2015年4月28日，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肯定了慕课、微课等新型在线开放课程和学习平台的优势，同时也指出了在线课程给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高职高专院校，培养人才是重要任务，教学工作是中心工作，教学改革是各项改革的核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永恒的主题。

一、研究现状

在知网输入“高职微课研究”主题进行检索，期刊检索出523条结果，硕博士论文检索出9条结果;以“高职翻转课堂研究”为主题，期刊检索出1735条结果，硕博士论文检索出31条结果。可见，国内对微课与翻转课堂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国外对微课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因为微课涵盖的学习资源较广，且具有无界性、互动性、趣味性等特点，使其一经推出就受到教育从业者及学生的欢迎。国内对微课的研究稍晚于欧美发达国家，从对课程的介绍、对微课的价值讨论、基于微课的课程改革等方面展开，大多处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对基于微课进行的课程改革实践研究较少。

二、概念解读

(一)微课介绍

摘要:人工智能新的浪潮正在教育领域引发深层次的变革，技术正在重塑教育的形态。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归结为处理谁来研究、在哪研究、研究什么、研究成果等问题的4W模型。通过对2017—2019年公开的论文和专利等文献的检索与分析，反映出教育人工智能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总体上成果颇丰，在关键技术上侧重于学习算法的研究，而在应用领域更加关注智能机器人和教育游戏;相较于企业，高校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

关键词:教育人工智能;文献分析;4W模型;产业发展

人工智能的概念是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确立的，指让计算机像人那样思考、学习和认知，即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智能［1］。大数据智能的出现、群体智能引起的关注、混合智能在人机一体化技术中的引入、跨媒体智能的兴起、无人系统的迅速发展等都初步崭露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锋芒。

一、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多个国家已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相关政策和规划，力争抢占科技的制高点。2017年，国务院首次将人工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部署了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重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即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全力助推人工智能的发展。2018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旨在进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人工智能新的浪潮正在教育领域引发深层次的变革，技术正在重塑教育的形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应用新技术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发展概况与文献综述

2006年Hinton等人提出的深度学习技术拉开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序幕。ImageNet竞赛代表了计算机智能图像识别领域最前沿的发展水平，2015年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图像识别准确率方面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肉眼，人工智能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伴随着机器视觉的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深度学习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不同研究领域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年，微软将英语语音识别错词率降低至5.9%，可与人类相比肩。如今，人工智能已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无人驾驶、智能助理、新闻推荐与撰稿、搜索引擎、机器人等应用已经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教育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相关研究，闫志明团队概括了人工智能的内涵、技术与应用等内容，侧重对美国政府两个人工智能报告的解读，分析了教育人工智能的内涵、关键技术与应用趋势;探索了机器学习在教育中的应用［2］;贾积有探讨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热点问题［2］;唐烨伟团队分析了人工智能与STEM等课程的融合［4］;吴永和团队构筑了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系统［5］。

摘要:目的系统分析信息化在护理学专业中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为今后护理学专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为统计源，选择高级检索，对护理学专业信息化文献从作者分布、文献分布、文献类型、研究内容等进行计量学分析。结果共检索到110篇文献;作者单位遍布我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文献类型以科研论文数量较多，在科研论文中以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方法为主(21.82%);文献共引文653条，被引论文共55篇;25.45%的文献有基金资助。结论护理学专业信息化已引起了护理专业人员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相关探讨与实践，但由于信息化模式发展时间较短，还需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增加相关高质量科研论文的产出，探索适合护理学专业的信息化模式，从而更好地为基础护理学及临床护理提供循证依据。

关键词:信息化;护理;文献计量分析

护理学专业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与技术，各个环节和要素得到科学安排，为学习者创造良好的信息化学习环境，实现教学、临床与信息技术三者之间的优化整合［1］。信息化模式利用信息技术的介入，开辟了一种新模式，它能充分激发个体积极性，主动对知识有效构建，深刻认识、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为实现专业培养目标提供有力的支撑。信息化教学模式现已逐渐运用到护理教学及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教学效果，培养了自主学习意识，提高了评判性思维能力、沟通合作能力等。但信息化模式在护理专业的具体实践应用中还会受到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网络教学平台的构建不够完善;计算机辅助教学工具不够先进;对护生自学能力要求较高等。因此，构建高效的适合护理学专业的信息化模式，还需广大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为更好了解护理学专业信息化模式研究的发展趋势，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发表的有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信息与借鉴。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数据库，选择高级检索，在“主题”字段或“题名或关键词”字段分别检索“信息化教学”AND“护理”。结果共显示130篇文献，删除无关和重复文献后，共检索到符合标准的文献110篇。

1.2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文献信息

［摘要］

多媒体资源的应用在日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将共享的网络资源如何科学，有效，系统地运用于日语教学中成为日语教师必须深思的问题。基于此，通过对日语学习者的网络资源应用的采访调查，总结出学习者在使用日语学习网站资源时的使用目的，学习方式，使用习惯以及常用日语学习网站有哪些。并对常用学习网站的特征加以分析，从而对日语教育中应如何应用网络资源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网络；多媒体；日语学习；日语教育

一、日语教育与多媒体网络资源

目前为止，利用互联网进行语言教学的实践主要在英语教育中展开。日语教育界也与英语同样主要从两方面开始对多媒体的利用等问题进行研究。其一是将其应用到学生的学习中。另一方面是应用对媒体技术来支援教师的教学工作。如提供教材制作及授课所需素材，管理授课计划、成绩等。在论及多媒体的有效性时，通常有两方面的观点。首先，多媒体具有语言方面的有效性。通过利用多媒体，扩充以往教材无法覆盖的内容以及扩大授课活动的范围。近年来日语教育越发重视交流能力的培养。特别对于在国外学习外语的学习者来说，通过互联网、e－mail、CD音频等来实现电脑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多模态学习得以成立，以此达到促进学习者应用目标语言的目的。其次，如加藤（1996）中所论述的，日语学了学习言语构造方面的内容外，还需学习社会言语学方面的关于日本文化等内容。多媒体可以为这类学习提供有效的手段。而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网络资源使得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维度信息成为师生共用共享的资源。如何将这些共享的资源科学，有效，系统地运用于日语教学已经成为日语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简（2012）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利用网络进行学习通常要使用互联网和多媒体，如果能活用这两个元素的话，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本文将从多媒体网络在日语学习中的应用现状及问题点出发，探讨网络资源应如何应用于日语教学以及学习中。

二、学习者对网络资源的利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