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传播论文范例

【摘要】新媒体出版让学术期刊由原来的单向传播过渡到现在的立体式多向传播，传播渠道也呈现多元化、交互化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信息传播形式。文章首先阐述了新媒体时代的出版特点，其次剖析了新媒体出版在学术期刊知识传播中的三种典型形式，分析了新媒体出版对学术期刊知识传播的影响，最后深入探讨出版社在新媒体视域下强化学术期刊知识传播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新媒体；出版；学术期刊；知识传播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让信息传播方式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很多行业的商业模式与运行机制均出现颠覆性的改变，出版行业亦是如此。出版行业对新媒体的应用还处于不断摸索与尝试的阶段，但新媒体出版已成为出版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1］。新媒体出版让学术期刊由原来的单向传播过渡到现在的立体式多向传播，传播渠道也呈现多元化、交互化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信息传播形式，既让读者与编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更加便捷，又满足了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领域读者的阅读需求，推动了学术期刊知识传播进程［2］。本文就新媒体出版在学术期刊知识传播中的应用路径进行探讨。

一、新媒体时代的出版

1．新媒体的定义

“新媒体”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但其蓬勃发展还是在互联网技术逐渐成熟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进行了定义：新媒体是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其载体是互联网，其基础是数字技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出版单位通过移动媒体终端、网络媒体终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与信息。在新媒体面前，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均处于同等的地位，在对等的情况下开展互动交流［3］。

2．新媒体出版的特点

[内容摘要］本文从全息影像技术的发展历程入手，以该技术与现代商业广告设计的结合案例为研究背景，从应用现状、应用分析和应用展望三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思索，深入浅出地剖析和归纳了该技术在现代商业广告设计中的应用形势。这对促进未来全息影像技术和现代商业广告设计的融合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关键词］全息影像技术;现代商业广告设计;应用

现代商业广告设计逐渐从传统静态设计发展到互动式设计模式，全息影像技术的出现为现代广告提供了新的设计空间和展示途径。这种现代时尚的交互手段给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过程。将全息影像技术引入到商业广告领域并加以应用推广，其良好的互动和逼真的体验过程将是现代商业广告设计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一、新媒体时代的全息影像技术

1.新媒体时代的缘起

“新媒体”一词最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1967年，时任美国CBS技术研究所所长的P.Goldmark在开发EVR的商品计划当中首次提出“新媒体”一词，之后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世界扩散开来。“新媒体”中“新”的概念是相对的，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新媒体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产物，相对于电视、广播和报刊等传统媒体而言，它是以移动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字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为媒介，以卫星、无线通讯网、互联网等渠道为途径，进行娱乐和信息供给的传播媒体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内部的相互交流增多、相互依赖加强，信息传播迅速，广泛缩短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在全球范围内，信息化俨然已经成为时展的主流，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已经将新媒体推到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之位，它在迅速蔓延的同时也将我们的生活引入了一番新的天地。

2.全息影像技术的产生与原理

摘要:

新媒体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了新的传播时代，越来越多的传播模式与技术支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从开始单一的网络、手机，发展到现在的数字、网络、移动电视，手机报，电子杂志等等，这都深深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艺术的设计方式、思维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欣赏方式，在新媒体这个时代背景下，实质性的东西或多或少的都被影响到了。新媒体是由声音、文字、图形、影像等等共同构成的复合体。新媒体具有的一些独特传播方式，像多媒体融合和实时交互等，这些为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更广泛的设计内容和表现方法。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新渠道的出现，让人们开始学会运用新的艺术语言，这为环境艺术设计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使得景观设计的更加的多元化，表现方式也更加的丰富。从而为景观设计开辟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

新媒体;景观设计;新媒介

前言

如果有人问，现如今最有潜力的艺术语言是什么?我想答案一定是新媒体，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渗透到与艺术有关的各行各业之中，不管是在摄影摄像，还是音乐和绘画，甚至是网络之中，都能发现它的身影，它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如今，快速的科技发展拉近了全球的距离，人们利用信息通讯技术进行的交流将更为广泛和便捷，这也促使信息更加快速的传播。正如大家所了解的，现在人们的信息输入也从原来的文字信息，慢慢转变进入了读图时代。新媒体因为具有科技含量高，互动性强，传播性广，信息易接受，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等诸多的优点，俨然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逐渐地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1研究背景

1.期刊内容的数字化出版

很多期刊社只是照搬期刊电子版到网上，这样对期刊的利用率是很低的。期刊社必须立足于传统数字化的基础，根据网络期刊的特点做好对内容的选题、分类、加工和整理等工作，对原数据做好标引、标记等技术方面的处理，从而让索引与查询更加便捷[2]。此外，还要加入多媒体信息，通过对数字化处理技术的应用，整合影像、声音、文字、图像等内容，让期刊数据库更有深度、内容更加丰富，让数字化期刊的网络出版要求得到满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个人用户与机构。科技期刊在数字化出版过程中，要按照不同的传播媒介软件系统，将制作为不同的数字格式，在计算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手机等媒体上进行传播，随时随地为读者提供阅读、下载服务，这样既能够让读者获取更多信息，同时也扩大了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2.构建数字化的采编系统平台

采编系统能够为读者、编辑、作者、审稿专家提供交流平台。该系统一般有六大功能模块，分别为期刊网站建设、文档管理与统计、编辑部内部办公、专家在线审稿、编辑在线办公和作者在线投稿等。此外，采编系统还具有以下几个功能，即OA推送功能、网刊、DOI自动生成系统、参考文献辅助编校系统、学术不端检测和网络推送等。在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中，其采编系统还要对网络化资源加以利用，实现在线与作者、审稿专家、读者的在线交流，这样无疑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工作时间。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1）OA出版是一种学术信息共享的出版机制与理念，处于OA出版模式下，能够通过利用互联网，访问他人研究成果，并且还可以在线进行全文免费下载，这让信息传播更加畅通无阻。通过对推送技术的应用，能够让潜在作者与读者接受到最新研究的论文成果，让论文出版变得更加迅速，并让其传播范围得到扩展，实现论文引用率的提升；（2）现阶段很多期刊社所使用的采编系统与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公司，都独立运行，耦合度不高。编辑先要到采编系统中下载文件，之后上传到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中，工序十分复杂，并有着重复的地方。但采编系统可以提供检测服务，供采编系统调用[3]。作者在上传文件时，学术不端检测也同时进行，如果稿件超过了设定阈值，就不能投稿，从而节约了作者与编辑的时间；（3）通过对网络出版平台的运用，能够在采编系统数据库中自动关联参考文献，自动加载论文引文数据。同时参考文献辅助编校系统可以自动修正错误数据、修改符号格式、补充缺失数据等；（4）DOI主要是存在于因特网环境中，有效保护并管理知识产权，是一种标志互联网中数字对象的重要方法。比如在采编系统中封装DOI自动生成系统，对优先出版文章与期刊自动生成DOI号，让文章引用率得到提升，同时有效对应正式出版文章与优先出版文章；（5）网刊系统能够将编辑部重要通知、各期刊目录与摘要快速的出来，及时对期刊进行推广与宣传。能够实现科技期栏目定制、数字期刊、在线出版、信息维护、期刊查询等大量服务功能，极大减少了期刊出版周期，让期刊更具影响。

3.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新方法

（1）手机出版。近年来移动互联网、3G技术发展很快，普及范围很广，手机除了发挥语音通话功能以外，还实现了朝传播媒体的领域跨越，网络出版商对手机出版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4]。相比于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手机有着以下优势：第一，便携性。用户只要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利用无线网阅读网络出版物，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在线搜索阅读资料；第二，交互性。在用户阅读手机出版物时，可以反馈自己的评价，也可以在线与其他读者交流阅读心得；第三，多媒体性。手机出版物是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响的结合体，能够发挥出网络与电脑的优势。（2）云出版。近年来云概念开始兴起，在实现数字化科技期刊出版后，云出版是其主要发展方向。在云出版之下，可以整合并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多人和多机构的共同管理，对接近、同类学科的科技期刊出版优化和整合极为有利，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用户需求，让利用信息系统与资源的效率更高。当然，通过对目前网络方式与计算平台的运用，能够提升信息安全系统，避免发生数据丢失的问题，或者避免病毒被攻击，为用户提供快捷、安全和可靠的数据存储中心，减少服务器出错的概率，让科技期刊数字出版更加可靠安全。

4.实现科技期刊的网上出版

作者：罗伟文 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

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影视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它不仅是文化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影响和塑造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现象之一。因此，如何发挥影视艺术的综合优势，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是我校进行教改的一项迫切任务。

一、开设影视鉴赏课程的必要性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在高等教育的探索历程中，素质教育对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已成为我党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发文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该文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既然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那么如何造就这样的人才也就成了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综合素质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1996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该通知强调指出，各大学应该把影视鉴赏等艺术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和指导下，全国各高校都纷纷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据有关部门统计，至2005年，全国开设影视鉴赏公选课的高校已达到75%。[1（]P208）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许多高校积极探索影视鉴赏课程的教学改革时，我校却至今还没有把影视艺术鉴赏课程列为公共选修课提到议事日程，这种发展现状是明显滞后于党的教育方针的。

2、时展的需要。必须正视的是，当今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传播学者米歇尔就直接地指出，全球化的视觉文化时代将不可避免地来临。这一时代所特有的视觉文化特色必然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的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和书面阅读逐渐受到冷落，而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手机通讯等现代媒体受到大众的追捧。因此，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书面阅读兴趣锐减，并将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视觉文化享受。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的改变必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当前影像文化的强势推进，不仅早已打破长者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且对权威、经典发出了挑战。青年人借助影视和互联网完全能够实现自我教育，还可以向年长者传播文化信息。”[2]身处大学校园的青年学子们，无疑正是这种文化潮流的生力军。影像文化带给青年学生自我教育的便利，必将极大地丰富他们的知识和视野，从而最终对教师的权威地位构成挑战。既然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文化受众，那么站在时代前沿的高等学校更应该顺应这种需要，采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去传播知识和文化，这样才能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渴求，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美国影视教育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系统的影视教育不仅能有效地模塑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养和竞争力方面，都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我校适时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是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我校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3、人才培养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对整个民族自我发展的重要性。李岚清曾精辟地指出，“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确，在世界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加全面。传统意义上那种专精型人才显然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为知识的快速更新会从根本上打破人们习惯固守的狭隘领域，这样，适时更新知识对每一个从业者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每一个从业者都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和健全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精神人格的健康，这样才能应对复杂的社会境况。而影视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它涉及到人类多种的艺术种类，其中包括文学创造、艺术表演、戏剧舞蹈、摄影艺术、后期制作等诸多方面。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不仅能有效改善知识结构，有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且它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培养健康人格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美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推动了一项旨在提高青少年精神人格的“媒体素质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帮助青少年有效地抵制影视等媒体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一运动客观上陶冶了青少年健康的审美情操和人格旨趣。正是看到了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教育部才制定和出台了多项措施，以切实推进高校影视教育的落实。既然影视教育对高校学生的素质培养如此重要，那么，集美大学要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在全校开设影视教育的课程就刻不容缓。

4、课程改革的需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科领域的边界日益拓展。在这一拓展历程中，传统的课程设置必然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挑战。显然，固守已有的课程设置是难以适应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的。在全国众多高等学校中，新学科、新课程的建设成绩斐然，就以影视教育所涉及的课程建设来说，在全国竟然有500多所高校开设过一门以上的影视课程，它们分别包括《电影艺术》、《影视艺术鉴赏》、《电影评论》、《经典影片分析》、《影视制作技巧》等。集美大学在实质性合并以后，课程改革一直是各学院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使得课程设置进一步合理化，课程结构日趋丰富，有效地强化了学校的综合实力。但全校公选课的课程建设却未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公选课的设置一直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课程设置的随意性非常大。很多公选课的开设都是因为老师课时量不够，然后为了满足工作量的需要临时开设。这种随意性既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没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因此，适时地调整课程设置，下大力气地建设好学生喜爱的公共课拳头产品，是学校提升综合实力的迫切需要。影视课程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属性，使这一独具魅力的文化形态能够赢得学生更多的喜爱。而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又能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大量的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而且在对它的鉴赏中又能有别有洞天的独特发现。通过直观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丰富他们的文化素养，又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就集艺术性、思想性和娱乐性于一体，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同时，影片所采用的现代高科技手段，又会激起学生的极大震撼和遐想。一门涉及人类想象力的如此生机勃勃的艺术形式，受到各高等学校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集美大学要形成课程特色，达成跨专业培养的目标，影视艺术课程的开设必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摘要：为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及快速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科技期刊的智库功能，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养殖与饲料》《长江蔬菜》等农业科技期刊为例，根据其不同定位，挖掘其办刊特色，探讨了科技期刊助力我国科技创新的具体路径：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加强主题策划出版，掌握尖端学术动态，快速宣传科技创新活动，更好地吸收优质稿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产学研平台，关注行业发展的热点问题，更好地服务农业产业；发挥科普宣传作用，传播行业专业知识，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促进高科技成果的传播，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

关键词：科技期刊；乡村振兴；农业科技创新；主题出版；产学研平台；新媒体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如今农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农药化肥过量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堪忧，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农村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环境与生态约束趋紧等。由于农业产业质量效益竞争力不强，加之各国对“农业技术芯片”保护和贸易争端日益加剧，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我国农业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1］。作为科技成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科技期刊的繁荣促进了我国国防、科技、建设、工业、农业等领域相关技术的快速转化和应用。农业科技期刊是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报道农业新成果、推广农业新技术、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任［2］。为积极融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本文选取湖北省内3本不同类型的农业科技期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养殖与饲料》《长江蔬菜》，根据其不同定位，挖掘其办刊特色，探讨了科技期刊服务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具体路径，为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及快速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和提升科技期刊的智库功能提供参考。

1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加强主题策划出版

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落地。科技期刊的作用是紧跟学术前沿，及时、准确地反映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3］，通过刊发相关领域最新科研成果、方法、理论的文章，可以感知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信息，从而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决策部门、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和落实环节、为科技创新成果的展示应用提供参考［4］。对于学术期刊来讲，在争创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中，应特别重视科技创新活动在刊物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可通过挖掘自身特色，扩大期刊品牌影响力，加强主题策划工作，争取高影响力作者及高水平稿件，促进期刊高质量发展。《华中农业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属于学术期刊，聚焦于综合性农业科学领域研究。学报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围绕国家重大研究方向和区域发展需求进行选题策划，及时报道了校内外的各项重大科研成果，为这些成果的传播、成果转化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铸就华中农业大学“六个一”品牌的6个院士将本人从事科研的首篇论文和团队的主要研究成果都首发在学报上。学报报道的“湖北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湖北白猪研究”“根瘤菌类菌体繁殖能力”“波利马油菜细胞质雄性不育”等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为了更好地服务农业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2021年学报加强了主题出版工作，在选题策划、栏目创新、专家约稿、特色封面设计、优先出版、新媒体传播等方面不断突破，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依托本校优势学科资源，积极关注农业的科研动态，追踪重点项目的进程，走访国家重点实验室，同领军学术人才保沟通交流，快速发表本领域前沿学术成果，在农业绿色生产、种质资源开发、粮食安全、科学施肥、生态保护、环境治理、食品安全等领域进行相关专题策划，邀约高质量论文。开辟快速通道，稿件录用后优先出版，同时在微信公众号相关学术论文的宣传介绍，配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加精美插图及短视频等方式在学术社群进行大力推广，提高论文的关注度。此外，学报还为特色专题文章量身设计精美封面，并开辟版块介绍优秀创新团队。现已出版4个特色专题栏目：柑橘产业研究、油菜产业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农业和马铃薯产业研究，还发表了一批高水平作者的文章。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教授的《保障粮食安全促进营养健康：黑米主食化未来可期》［5］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后，阅读量达2269次。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发现《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进展》《水稻生产碳中和现状及低碳稻作技术策略》《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分析》等［6－8］，这些论文刊发不到半年时间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均超过500次，为专业读者带来了丰富翔实的学术信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传播成效。

2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科技期刊不仅扎根学术研究，同时服务行业产业，与全产业链的上下游都联系紧密，但作为第三方平台又具有客观中立的属性，由科技期刊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是非常合适的。科技期刊通过紧跟行业热点、举办行业论坛和展会、开展产品评选及组织技术考察团等活动助力行业交流合作，可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因此，科技期刊已成为在行业和企业中“看得见”“摸得着”“说得上”“用得上”的重要成果创新传播平台和宣传平台。由华中农业大学主办的《养殖与饲料》杂志，是我国畜牧类技术期刊。面向“三农”，传递畜禽水产和饲料科技信息，交流生产、经营管理和致富等先进经验。该刊通过媒介内容、行业活动等不同形式，将养殖及饲料领域科研院所专家、管理部门领导、农技服务人员、农民等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人群聚合起来，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一是面向管理部门，协助宣传国家行业政策，上传下达［9］；二是面向基层农户、农场和合作社，分析市场现状并预测行业走势，为企业营销和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宣传优秀技术和产品，扩大企业经济效益；三是面向广大农民，提供科学健康养殖和用药指导，同时将农民的需求反馈给管理部门和企业，从而促进产业升级。武汉种猪拍卖展销会和中国规模猪场智造高端论坛是该刊成功打造的2张亮丽名片。截至2021年7月18日，种猪拍卖会已成功举办19届，主要是产品展销与种猪竞购，吸引了养猪、饲料、兽药、动保、器械等名优企业参展及相关人员到访。展销猪种包括杜洛克、长白、大白、巴克夏等。猪场智造论坛则通过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产业界的企业精英互动交流，共同探讨我国养猪业创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致力于为养猪业发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贡献智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为产学研合作平台搭建了更为广阔的舞台。2021年第三届中国规模猪场智造论坛围绕“智控非洲猪瘟，智造未来猪场，智造生猪产能，智造创新价值”主题，首次以“互联网＋”举办会议，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罗锡文和姚斌）通过互联网做视频报告，众多高校知名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纷纷就非洲猪瘟和疫情的叠加影响下的行业痛点、焦点问题做了一系列高水平的主题报告。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企业家等300多人参会，该论坛线上直播访问量突破12万人次。该会议新闻分别获得新华社、湖北日报、腾讯大楚网等主流媒体的报道。

摘要：梳理了出版机构以及作者以外的出版相关者(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的伦理责任。国内行业学(协)会、出版机构和出版相关者应开展更多维度的探索，在期刊出版相关者层面进一步完善治理，制定伦理政策，形成完整的期刊出版伦理生态，促进期刊出版活动全方位规范、多方协调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出版相关者;伦理治理;伦理责任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

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

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形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回归经典，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与传承，提升学生的感悟能力、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迅速崛起与飞速发展的视图传媒使影像文化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对传统的文学教育造成巨大冲击。长期应试教育的扭曲与外界通俗流行文化的吸引，使高校学生对经典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淡薄，真正能够沉潜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视觉文化的热衷亦远远高于对古典文学经典的阅读，那种涵泳吟诵、自得其乐的经典阅读被各种影像文化所取代。

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淫妇”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