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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课教学方法初探
一、人文通识教育课教法调研
大学通识课教育的建设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国人对通识课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查询中国期刊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关大学通识教育课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共达600多篇,这说明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多有研究和讨论。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介绍国外经验或对比国内外做法;(2)对通识教育课的历史、现状的概述和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3)通识教育课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4)某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5)某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介绍和总结。
这些文章中还未见有一篇是研究通识教育课的教法的。可见,通识教育课的教法问题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诚然,每门课都应有符合本课实际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必每门课程都统一用一种教法,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然而,通过对某校的人文通识课进行调研,对该校人文通识课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本文即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探讨人文通识教育课的教法,以期获得启迪。
本文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全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的调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人文通识课有几种教法;(2)这些教法各自的特点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这些教法其缺点是什么,怎样改进?为使调研全面、深入,本课题成立了6人调查组,其中5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0级在校本科生,他们有些选修了人文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进行听课和在调查咨询时,其视角更为合理、感受更为真实,其调研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调研组员们分工负责,分别在大学城校区和五山校区进行调研,采取听课和询问选课学生的调研方式。调研成员每人负责听某一类课程,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外文化、历史或哲学、艺术、绘画、音乐、影视、考古、收藏、集邮等,平均每人要听十多门课和咨询选课的学生,调研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目的、方法、教学效果、学生反应等。
二、人文通识教育课两种教法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2013年2月~7月)共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106门220个班;本调研组调研了其中的69个班共42门人文通识教育课,其中,中外文学或文化课17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17门,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8门。根据调研,发现人文通识课大致有两种教法:(1)以教师在课堂展示的ppt为主要线索的口头讲述法;(2)以ppt为讲述线索,辅以音频或视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的综合法,这类教法的课堂,学生注意力较为集中,在有视频片段浏览的课堂里,师生互动较多。文学文化类课程以及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采取以ppt为讲述线索的讲课方式;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在ppt之外往往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进行讲授。
学术期刊媒体融合的新模式
媒体融合的概念,源自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2006年之后,我国的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并具有一定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的衰落已成不争的事实。为了摆脱困境,传统媒体业终于放下了权威的架子,开始探索转型的路子。然而,假转型、乱转型的现象随处可见,有的传统媒体即使真转型,也常常以失败告终。互联网不相信眼泪,传统媒体如果不弄明白要朝哪个方向转型,很难实现自我救赎和后续发力。长此以往,即使是金字招牌也只能成为墓志铭。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业界因此将这一年称为中国的媒体融合元年。媒体融合为传统学术期刊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可以提高学术期刊信息传播的速度,增加学术期刊信息的渠道,扩大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增加学术研究成果的获取途径,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面对一条新的起跑线,传统学术期刊抓住媒体融合的窗口期,通过加强跨媒体融合,探索纸媒与互联网、纸媒与手机终端、纸媒与微媒体等多种媒体融合方式,加快了转型发展的步伐,趟出了不同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些新的模式。
1.刊网融合模式
刊网融合是近年来学术期刊界研究与实践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学术期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目前形成了三种刊网融合的模式。第一,合作模式。学术期刊与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合作,利用这些数据库的技术优势、资源聚合功能和市场占有率,间接实现刊物的数字化。这种模式只需与数据库平台签订相关协议,即可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与网络传播。这就回避了传统学术期刊缺乏网络技术人才的劣势,极大地降低了网络运营和管理的成本,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第二,自建网站模式。学术期刊主动创建和运营网站,自己管理,自行,努力实现一体化的资源整合和转型发展。社科学术期刊独立建网站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学者在线”、浙江大学学报网站、新华文摘网、上海大学期刊社网站、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期刊网等。科技类期刊自建网站的较多,这些网站主要的技术支持方为西安三才科技、北京勤云软件、北京玛格泰克、中国知网等。第三,联盟模式。联盟模式是由业内公认的品牌期刊牵头,创建同行专业学术期刊数据库。比如《中国激光》牵头创建的中国光学期刊网,2004年正式上线,“它集中了国内光学期刊论文最为全面的数据,发表速度快于任何一个平台,检索功能、二次挖掘功能都实现了人性化设计,并初步实现了文献数据一次制作、多次的预期。不仅能在电脑上使用,同时也能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使用。这个平台的平均排名约为全球网站前6万位,进入全球网站排名的前1%,是全球文献浏览和下载量最大的光学专业网站。”[1]此外,还有中国地学期刊网,其汇集了235种科技期刊,涉及40余家主管单位、110家主办单位,是以专业平台带动期刊汇聚的典范。
2.开放存取模式
开放存取(OpenAccess,简称OA),原指图书馆领域的“开架借阅”,后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在互联网环境中以自由、开放、共享和免费方式获取并利用学术信息的一种出版、交流模式。国内OA期刊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特别是自科类期刊的发展速度令人刮目相看。早在2010年,1868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就有461种在自建网站上实现了OA出版,可让用户免费浏览期刊全文,加上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首席医学网、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平台实现OA出版的期刊,据保守统计,中国OA期刊的总数接近1000种,约占中国期刊总数的10%[2]。有学者将实现OA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归纳为三大类11种具体模型。第一类为传统印刷期刊+后印本存档模式,具体包括个人主页开放存取、个人博客开放存取、网络集成开放存取和电子印本开放存取仓储4种模型。第二类为混合型OA期刊模式,包括双重模式开放存取、延迟开放存取、部分开放存取、开放存取索引4种模型。第三类为创建型OA期刊模式,包括基于作者付费的开放存取、受资助的开放存取和多元融资模式的开放存取期刊3种模型[3]。中国社科类期刊的OA出版远逊色于自科类,但仍呈现增长趋势。有学者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2—2013)535种来源期刊做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8月,其中73种期刊实现了OA出版,占总数的13.6%[4]。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533种来源期刊,有120种期刊实现了OA出版,占总数的22.5%。尽管社科类OA期刊还存在地区和学科分布不均、上网时滞严重、全文回溯时间有限等不足之处,但开放存取已经成为获得学术信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3.微信公众号出版模式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2012年8月23日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开启了个人、企业或组织通过公众平台面向特定群体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和图文消息的模式,实现了个人、企业或组织与目标用户全方位沟通互动的变革。根据腾讯的2017年第三季度财报,截至2017年9月30日,微信用户达到9.8亿,日发送的消息数约为380亿条,月活跃公众号为350万个,月活跃公众号关注用户数为7.97亿。“微信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推送平台,更是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和数字出版模式”[5]。随着微信的风靡,专家和学者对其有过很多阐述,比如微信内容传播就有十大特征:第一,内容自由度高;第二,受众黏度强;第三,多媒体传播;第四,系统开放免费;第五,传播互动及时;第六,阅读可选择性强;第七,受众可辨认度高;第八,碎片化内容过多;第九,垃圾信息泛滥;第十,安全性脆弱[6]。目前,微信公众号在学术期刊领域已经得到普及应用,许多期刊开始与腾讯合作,开通微信公众号,通过信息揭橥、内容、优先出版、稿件查询、在线投稿、审稿、编辑加工、读者关系维护等方式来扩大手机读者群,拓展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截至2015年5月30日,1200种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简称CSCD)期刊,共有283种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占全部期刊的23.6%,且比例在不断递增。”[7]在学术期刊与微信的媒体融合过程中,科技期刊的微信公众号结构相对完善,服务比较有序。《中国激光》《中华医学杂志》等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更是凭借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得到专家点赞。2014年11月,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人大书报资料中心148种学术刊群,推出“壹学者”微信学术平台,提供“壹阅读”“壹科研”“壹社交”“壹传播”的一站式服务,可谓独树一帜。“壹学者”微信学术平台有几个主要功能,一是实时推送学科资讯,二是建立学者交互空间,三是提供各类科研服务,四是扩大科研传播渠道,比如可以查看周边会议、沙龙信息,快速结识参会学者。“‘壹学者’坚持用户价值导向,着力于满足用户社交与传播需求,打造‘内容’+‘工具’+‘社交’的移动互联网产品架构,并开展了丰富的用户运营探索,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生态系统”[8]。
文学价值考量方法
当今文学价值已进入学术视野。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大李春青先生著述《文学价值学导论》一书,对文学价值做过系统探讨,富有启迪性。本文试从文学影响力、文学传播力、文学增值力三个普适性向度切入,考量文学价值。 一、文学影响力 文学影响力,是指文学作品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感染效应、震惊效应、辐射效应、证同效应、启迪效应、净化效应、弥补效应、幽默效应、谐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诱导效应、象征效应、心理对应效应、美感效应。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一部文学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为社会公共精神财富,人们消费它、臧否它。越是经典名著,文化品位越高,其影响力就越大。任何作品,都要在公众参与、时间检验的文化坐标上接受考验、评定价值。时间成就经典,读者点评价值。 考量文学价值,基本条件要看文学作品是否体现了文学永恒性元素。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创作,有许多本质相通、相同或相近的永恒的思想蕴涵,如历史感、民族感;人性美、人情美、个性美;爱情、生死、苦难;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等,这些跨越时代与国度的共同的文学因素,称之为文学永恒性元素。[1] 丹纳在《艺术概论》中讲,一部作品要吸引人,必须写出时代、地域、种族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作品里表现出广阔的空间。 审视文学影响力,应关注读者参与、社会环境融入两个向度。 1.形成读者群。文学传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以作品为中心,以作家、读者为基本点。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艺术家、艺术品、欣赏者和世界”的文学四要素说。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消费群体,离开了读者,文学作品就会失去文化消费市场。 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读者群、阅读场。譬如儿童读者群、青年读者群、妇女读者群、老人读者群、知识分子读者群等。离开了特定读者群,作家作品等于失去人脉市场。作品培养了特定的“追星族”“粉丝”。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学作品当数小说、民间传说、故事。拥有广大观众群的文艺当数影视剧、戏剧、相声、小品。 2.融入社会度。文学反响力由其融入社会度来考量。文学作品问世后,大致产生以下三种传播效应: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冷冷清清。轰轰烈烈者,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后风靡京都,民谣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又如被称为“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及“全世界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群众诗歌总会”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有些文学作品,由于不合时宜,被列入“禁书”惨遭封杀,此属文学影响力的反例。大部分作品由于读者群小,或无人问津,而泯没于世。 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融入度,涉及多维要素。 《唐诗排行榜》前言,推出的评价唐诗排行榜标准是:“为了统计唐诗在后代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关注度,我们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并依此标准评出了唐诗中关注度知名度最高的一百首诗。[2] 凡能入心、入目、入口、入耳、入用、入评(评论、评奖)的作品,即使产生一次性审美效应,也可算做有影响力。读者人群、文学评论、文学运动、文学事件、小说点评、诗话、创作逸闻轶事、文坛花絮等,都可视为考量文学价值影响力的切入点与参照系数。 二、文学传播力 1.出版率。出版发行量大,反映社会需求强劲,覆盖面广。名著与时尚读物,发行量较大。有的作品曾多次再版,说明文化消费市场畅通。 2.翻译率。翻译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津梁,许多文学名著是通过翻译走向世界的。通过翻译,拓宽了传播途径,繁荣了文坛,实现了文化资源共享。 3.评介率。评价推介是为作品做广告,把文学作品广而告知大众,起着导读领航作用,促进作品尽快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是出版发行中的造势行为。历代流传的诗话、文学轶事,当今的《中华读书报》《中华书目报·社科新书目》《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等即是。 4.阅读率。文本只有经过阅读,进入阅读期待视野,才能转化为作品。阅读率高,说明作品有市场占有率,作品魅力大,辐射力强,有人脉。 5.解读率。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决定文学作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识。对于作品的解读,是读者参与阅读的反馈行为。解读是深度阅读,是二度创作,是践行“对话理论”,从而发现意义、创造意义,从“显文本”中发掘“隐文本”。古代的小说评点、现代的文艺评论即是解读行为。 6.摘抄率。阅读过程中,好作品常能引人入胜,有人寻章摘句、探赜索隐,精心摘录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整理成名人名言录、编成描写词典、比喻词典、议论文大全类的压缩饼干式辞书,供青少年学生作为写作参考工具书。近年来,剪报、文摘报之类的媒介,专事摘录工作,为读者提供阅读快餐。 7.转载率。经过阅读市场筛选,有价值的好作品被人们认可选择,被纷纷转载应用,扩大了作品影响,实现了信息共享。 8.收视率(上座率)。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或戏剧,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千家万户,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收视率、上座率成为追求票房价值的衡量指标。 9.点击率。在互联网时代,文学作品进入网虫视野,任由人们曝晒浏览下载。因此,点击率成为透视作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窗口。#p#分页标题#e# 10.引用率。在写作、交谈、演讲活动中,人们采取“拿来主义”,常引用诗文佳句、文学典型,既开发了作品的使用价值,也契合了学术界影响因子之说。 11.争鸣率。有的文学作品问世后,引发强烈争鸣,叫好者有之,叫骂者有之。毁誉参半,置身焦点。从传播角度分析,这种争鸣有利于扩大作品知名度。那些被打成“毒草”、列入“禁书”的作品,尤能引人关注。 12.获奖率。获奖是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可评价,具有一定荣誉效应。譬如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家、茅盾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相对而言,能入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品位。 13.反弹率。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沉寂一段后,又“梅开二度”,显示出新的价值。文学反弹,是一种文学资源开发、价值再现。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功能潜力”,即具有发挥某种社会功能的可能性,但功能的实现,是在接受的过程中完成的。 14.入教材率。某些经典作品,作为范文入选教材,成为文学启蒙读物:载入文学史,供读者研习欣赏。语文课程,为青少年涉猎文学提供了文本、时间、师资保障,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人们通过语文课程走近名家名著。 15.传承率。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否则就会中断“文脉”。作品不仅要有老读者,还要培养新生代读者。唯此,作品才有生命力。文学作品的常青藤,是靠前赴后继的读者群接力打造的。民间文学是靠世代口耳相传维系生机的。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奇”、哈萨克族的“阿肯”(民间歌手),就是本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人。传播形式多样,如哈萨克族民间文化艺术有“木沙依拉”(诗歌朗诵)。 三、文学增值力 1.续编率。作品续编是指后续作者在阅读原著基础上,遵循“空筐结构”“召唤结构”理论,运用发散性思维,在原著基础生发出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踵事增华或狗尾续貂式的工作。一则表明作品的辐射效应;二则表明续编者的灵感创意。名著孕育续编,不乏范例。作品的文化底蕴越厚,孕育新作的概率越高。 2.改编率。根据原著改写成另一种著作,叫做演绎作品,如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改编是再创作。最近几年,文学作品借助大众传媒,实现美丽转身。例如,把小说、神话传说、民间史诗、报告文学等文本,改编成电影、电视、动漫、戏剧、相声、小品、广播剧、舞蹈、歌剧等形式,快速传播到民众之中,寓教于乐。作家蒋子龙指出:“经典是经得住改编的,中国的所有戏剧门类都从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无尽的营养,仅京剧就有200多部‘三国戏’。经典同样也经得住糟蹋,无论现代影视作品怎么随心所欲地改编和解读,都伤害不了经典,并让他们照样能大赚其钱。[3] 互联网普及千家万户,许多人不看书,往往通过观看影视了解作品。今后,作品的传播,唯有与大众传媒联姻,走改编之路,才能畅销。 3.戏说率。大众文化时代流行俗文化,年轻人以讽刺、幽默、搞笑的视角戏说名著。恶搞是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解构传统、颠覆经典、自娱自乐成为网络风尚。戏说拓展延伸了原作的传播,戏说运用剥皮诗、仿词、套用修辞手法寓庄于谐,催生谐谑效应。 4.研讨率。文学作品一旦发表,便进入评论家视野,任人评说。文学评论家们撰写文章,臧否作品,褒贬得失。有的作品竟然引发研讨会,评论家们激扬文字,或美化,或恶评,探究其文化意义。 出乎意料,有时一个作家、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本书,被演化为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符号,或形成一个流派。无疑,能引起人们敬畏的作家作品,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能跻身“?学”或“研究会”的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5.商业率。近年来,人们不仅追求文学的社会效益,更追求文学的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开发文化产业,从中“淘金”。鲁迅作品中的许多地名、人名成为注册商标,就是明例。 总之,考量文学价值,文学影响力是表象,文学传播力是过程,文学增值力是结果。
设立影视艺术鉴赏课的意义
作者:罗伟文 单位:集美大学文学院
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影视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它不仅是文化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影响和塑造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现象之一。因此,如何发挥影视艺术的综合优势,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是我校进行教改的一项迫切任务。
一、开设影视鉴赏课程的必要性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在高等教育的探索历程中,素质教育对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已成为我党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发文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该文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既然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那么如何造就这样的人才也就成了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综合素质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1996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该通知强调指出,各大学应该把影视鉴赏等艺术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和指导下,全国各高校都纷纷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据有关部门统计,至2005年,全国开设影视鉴赏公选课的高校已达到75%。[1(]P208)令人遗憾的是,在全国许多高校积极探索影视鉴赏课程的教学改革时,我校却至今还没有把影视艺术鉴赏课程列为公共选修课提到议事日程,这种发展现状是明显滞后于党的教育方针的。
2、时展的需要。必须正视的是,当今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传播学者米歇尔就直接地指出,全球化的视觉文化时代将不可避免地来临。这一时代所特有的视觉文化特色必然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人的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和书面阅读逐渐受到冷落,而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手机通讯等现代媒体受到大众的追捧。因此,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书面阅读兴趣锐减,并将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视觉文化享受。文化欣赏和接受模式的改变必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当前影像文化的强势推进,不仅早已打破长者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且对权威、经典发出了挑战。青年人借助影视和互联网完全能够实现自我教育,还可以向年长者传播文化信息。”[2]身处大学校园的青年学子们,无疑正是这种文化潮流的生力军。影像文化带给青年学生自我教育的便利,必将极大地丰富他们的知识和视野,从而最终对教师的权威地位构成挑战。既然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文化受众,那么站在时代前沿的高等学校更应该顺应这种需要,采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去传播知识和文化,这样才能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渴求,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美国影视教育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系统的影视教育不仅能有效地模塑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在提高人才的综合素养和竞争力方面,都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我校适时开设影视鉴赏课程,是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我校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3、人才培养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对整个民族自我发展的重要性。李岚清曾精辟地指出,“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确,在世界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加全面。传统意义上那种专精型人才显然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为知识的快速更新会从根本上打破人们习惯固守的狭隘领域,这样,适时更新知识对每一个从业者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每一个从业者都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和健全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精神人格的健康,这样才能应对复杂的社会境况。而影视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它涉及到人类多种的艺术种类,其中包括文学创造、艺术表演、戏剧舞蹈、摄影艺术、后期制作等诸多方面。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不仅能有效改善知识结构,有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且它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培养健康人格方面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美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推动了一项旨在提高青少年精神人格的“媒体素质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帮助青少年有效地抵制影视等媒体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一运动客观上陶冶了青少年健康的审美情操和人格旨趣。正是看到了影视艺术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教育部才制定和出台了多项措施,以切实推进高校影视教育的落实。既然影视教育对高校学生的素质培养如此重要,那么,集美大学要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在全校开设影视教育的课程就刻不容缓。
4、课程改革的需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科领域的边界日益拓展。在这一拓展历程中,传统的课程设置必然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挑战。显然,固守已有的课程设置是难以适应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的。在全国众多高等学校中,新学科、新课程的建设成绩斐然,就以影视教育所涉及的课程建设来说,在全国竟然有500多所高校开设过一门以上的影视课程,它们分别包括《电影艺术》、《影视艺术鉴赏》、《电影评论》、《经典影片分析》、《影视制作技巧》等。集美大学在实质性合并以后,课程改革一直是各学院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使得课程设置进一步合理化,课程结构日趋丰富,有效地强化了学校的综合实力。但全校公选课的课程建设却未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公选课的设置一直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课程设置的随意性非常大。很多公选课的开设都是因为老师课时量不够,然后为了满足工作量的需要临时开设。这种随意性既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没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因此,适时地调整课程设置,下大力气地建设好学生喜爱的公共课拳头产品,是学校提升综合实力的迫切需要。影视课程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属性,使这一独具魅力的文化形态能够赢得学生更多的喜爱。而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又能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大量的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而且在对它的鉴赏中又能有别有洞天的独特发现。通过直观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丰富他们的文化素养,又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比如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就集艺术性、思想性和娱乐性于一体,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同时,影片所采用的现代高科技手段,又会激起学生的极大震撼和遐想。一门涉及人类想象力的如此生机勃勃的艺术形式,受到各高等学校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集美大学要形成课程特色,达成跨专业培养的目标,影视艺术课程的开设必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古代文学研究型学习理念
一、综述意识
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平时研究小论文的撰写中,对古代文学选题的文献综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综述意识,这其中就应该包括针对某一问题下的知识点,可以有选择地辅以代表性话题,罗列并阐述学界对该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引导学生如何查引学术论文,如何把握论证主旨及要点,从而让学生知道关于这个话题,已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培养综述意识,还可把视野投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这样,在做文献综述时就能达到较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综述意识,那么深入学习及研究时会大有裨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综述意识是有连带关系的,综述意识强,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引出问题,从而做细致研讨。问题意识应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全过程,教与学中应抱着探问的态度,这样才能获益更多。鼓励学生本着求同、求异的思路读书,从中寻找问题点,往往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的东西。数年教学实践证明,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过程中萌发、成长的。如循着这样的思路,学生在课堂中针对所教学内容,提出“难道真正诗死于宋、词死于明”、“为何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诸如此类问题,教师会倍感到欣慰。这就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前提下,进行更细致的阅读、研究,刺激创新欲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胡适所谓:“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前贤妙论,实际阐述的核心是要有问题意识及怀疑态度,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因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的组织者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有目的地往问题探索方面靠拢,采取举一反三的方式训练,这样,整个课堂教学中就会弥漫着问题气氛;同时,学生要发挥主动性作用,“业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当“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观众”。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做笔记,将所思所想书之于卷册或笔记中,这样就能把有时灵光一闪的想法记录下来,累积下来,长此以往,就会是一篇论文,甚至是一部论稿的基础。在教师和学生合力作用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氛围就会越发浓厚。
三、前沿意识
前沿意识是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环节。只有关注学术动态、发展,站在学术前沿,才能对学科中某一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适当涉及知识点的前沿情况,让学生心中有数;向学生推荐相关刊物或研究文章阅读,以及邀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增强大学生学科意识。本科导师制对培养学生前沿意识是一个有创意的探索,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组成“教师—学生”团队,将研究型学习切实推广,导师更能依据学生兴趣、特长,因材引导,将创新意识培养落到实处。比如我班一学生对岳飞词颇感兴趣,我建议其阅读有关词集与论文,该生拟写的《岳飞〈满江红〉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较好的选题,既有问题意识,又紧扣当下学术前沿。学生前沿意识的培养,对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有前沿意识和前沿视野,才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总览全局,对学生做出积极有效的导引,否则只会是空谈。
四、理论意识
科技期刊与文化资源融合发展
1科技期刊与文化的融合发展
为落实《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科技部编制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加强文化科技创新,增强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伴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杂志社紧跟国家的战略部署,以期刊影响力和策划团队为核心竞争力,通过成立各类工作室、举办特色活动、参加境外交流等措施,实现期刊和航空文化的融合发展,加强航空文化的国际交流,大力推广中国航空文化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1.1成立宫浩钦工作室,以航空文化为纽带加强国际交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宫浩钦是中国航空绘画领域的知名艺术家,因《航空知识》而对航空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已出版和展出多种航空绘画作品,如《画布上的中国航空》。2016年正值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援华参加中国抗日战争75周年,为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美国瑞德福大学计划联合举办“飞虎队”主题画展,以文化为纽带纪念中美两国人民的情谊。杂志社承接了这一任务,策划绘画的展现形式和内容,宫浩钦主笔作画飞虎队的故事,杂志社将绘画背后的故事译为英文,与北航出版社合作出版画册,于2016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弗吉尼亚瑞德福大学美术馆举办了“飞虎情缘—宫浩钦航空绘画展”,展览反响热烈,极大提升了期刊策划团队的声誉和知名度,为后续进行国际参展奠定了基础。
1.2成立魏福波工作室,展示中国元素的航空文化
在发达国家,航空文化常以平易近人或大众易接受的形式公之于众,航空知识杂志社受到这一启发,着力挖掘航空文化的展现形式,与国画名家魏福波教授合作成立工作室,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形式展现看似神秘高端的航空文化和艺术,凸显中国元素,寻求航空文化的多元化创作。魏福波教授在中国国画领域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曾在行业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出版多本画集和专著。杂志社与其合作,将编辑的策划水平、专业知识和对航空的理解融入其国画的创作,进行多次开发,形成文化艺术商品,还将计划进行版权输出,参展、巡展。杂志社将魏福波创作的展现中国历史以及近现代航空大事件的国画推荐给国外有关人士,引起了英国相关展会和博物馆的收藏兴趣,目前正在推进中。
1.3成立影视工作室,寻求航空文化的多元展现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探析
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形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回归经典,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与传承,提升学生的感悟能力、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迅速崛起与飞速发展的视图传媒使影像文化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对传统的文学教育造成巨大冲击。长期应试教育的扭曲与外界通俗流行文化的吸引,使高校学生对经典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淡薄,真正能够沉潜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视觉文化的热衷亦远远高于对古典文学经典的阅读,那种涵泳吟诵、自得其乐的经典阅读被各种影像文化所取代。
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淫妇”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
动漫的科学传播功效
作者:楼旭东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一、动漫与科学传播的概念及模型
动漫,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所以一般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称为动漫,但是两者之间同时又存在着很多差别。动画所指的是由许多帧静止的画面连续播放时的过程,其静止画面可以由电脑制作,也可以通过手绘,抑或只是黏土模型每次轻微的改变,然后再拍摄,当所拍摄的单帧画面串连在一起,并且以每秒16帧或以上去播放,使眼睛对连续的动作产生错觉,误以为看到了活动的画面。通常这些的影片是由大量密集和乏味的劳动产生,就算在电脑动画科技得到长足进步和发展的现在也是如此。动画可以分为三种:传统动画、定格动画与数字动画。
漫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指笔触简练,篇幅短小,风格具有讽刺、幽默和诙谐的味道,而却蕴含深刻寓意的单幅绘画作品。另一种是指画风精致写实,内容宽泛,风格各异,运用分镜式手法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多幅绘画作品。两者虽然都属于绘画艺术,但不属于同一类别,彼此之间的差异甚大。但由于语言习惯已经养成,人们已经习惯把这两者均称为漫画。为了区分起见,把前者称为传统漫画,把后者称为现代漫画。[1]科学传播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与传统科普和传播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一般看来,科学传播的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首先科学应该得到传播,得到效率更高、范围更广的传播。然后,再讨论谁来传播,通过什么传播,传播什么,以及向谁传播。[2]科学传播典型模型的划分根据科学传播本身的分类可以分为4个,其中一个是针对科学共同体的,称为“同行评议”模型,跟传播学中所讲的“把门人”理论很相近。“同行评议”制度指的主要是关于某一领域的科学问题,只有相关的同行专家说了算,研究论文是否应当发表,要同行评议后才能决定。[3]这样虽然在某些层面上可以保证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是因为主观性和局限性较强,因此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就目前而言,尚且没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替代。这个模型只直接设计科学家及相关科研管理部门,更广大公众则联系不大。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上,存在着“三段学说”,即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有反思的科学传播。[4]伴随着这一学说,就出现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3个模型,分别是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对话模型。这3种模型分别基于国家立场、科学共同体立场和公民立场。
二、动漫与科学传播结合的必然性
上文所提到的“三段学说”,在我国只能在逻辑上成立,从历史角度讲,我国并没有经历这样的进程。我国的科普教育机构大多是被纳入政府序列的专业科普机构,所以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只需要面对政府,而并不需要面对群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从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方面就开始有很大的缺失,我们的科普推广仅仅还是停留在教育阶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公益活动或者教育课程,远远不能达到科学的广泛和有效传播。在很多时候,中国科普已经不是政府立场,而是蜕变为科普机构立场了。科普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势在必行。[5]科普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结合需要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大众传播在科学传播中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将成为科学传播的中坚力量。首先,大众传媒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是舆论的引导者,是言论自由的推广者和实行者,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这些理念符合科学传播的要求。其次,大众传媒拥有丰富的媒介资源,是大众传播的既有渠道,如果科学传播于大众媒介相结合,就能保障科学传播渠道的畅通。另外,科学的发现是具有前瞻性和偶然性的,这就使得一般大众很难即时接受最新的科学发现,同时,科学事业具有其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很多专业术语会让受众感觉晦涩难懂,这样一来,就不能达到有效的传播,所以需要传播从业者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打造桥梁,运用专业素养将科学语言化繁为简,传播给受众。动漫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方式,它具有轻松幽默、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寓教于乐等特点,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无论是从传统漫画到现代漫画,还是从传统动画到数字动画,动漫产业一直处在不断地发展中。这种发展反映出了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为科学传播提供了途径。动漫可以从视觉和听觉等方面对人们产生影响,影像与声像的结合带来的震撼会使得语言和文字都变的苍白。另外,一想更利于人们去理解,去体会,可以将原本复杂的科学现象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增加传播的有效性。基于科学传播的媒体转向倾向,科学传播需要找到一种或几种有效的传播方式,它的这种需求可以为动漫在新的领域———科学传播领域搭建一个发展的平台,使动漫不再以娱乐为主。
三、动漫在科学传播中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