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服务范例

作者：李海威     单位：广东省计算中心

1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由于存在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供需不平衡等情况，从医疗卫生信息化角度看，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实现各级医疗机构间、城市与县乡、城市与农村间的区域协同医疗和信息共享。但由于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各异，底层数据结构和网络规划状况也不同，导致医院内部和医院间出现很多信息孤岛，增加了区域协同医疗的难度。探索整合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形式，逐步建立统一高效、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透明公开、使用便捷、实时监管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显得尤为必要。基于信息共享与协同的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实现社区不同区域卫生信息在医院、社区之间的共享以及基于协同的开展实施，让我们对协同医疗信息化建设的共享模式逐渐的清晰化。

2平台技术架构

卫生信息共享与协同平台是为卫生信息化提供一个医疗信息数据为核心的开发和运行平台，可以使用此平台快速的定制、开发和部署卫生信息平台项目，来满足日益增加的电子医疗信息共享与管理需求。其包括以下方面：基于卫生信息共享与协同平台主要包括数据中心数据层、业务服务层、数据交换层，硬件网络基础设施层四个层次，还包括贯穿四个层次的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两大体系。数据中心层主要是实现基于卫生信息共享与协同平台的数据存储，需要解决数据存储的结构、模型、内容、数据库管理软件的选型等。数据交换层和业务服务层主要实现基于卫生信息平台的数据采集、交换与共享，数据交换层是直接与外部系统进行沟通的技术层，业务服务层是基于数据交换层根据数据结构设计各种业务服务组件来完成平台数据的采集，存储与共享。硬件网络层是指支撑平台的硬件设备和网络平台。标准规范体系是平台中必须遵循和管理的数据标准，是平台运行和应用的数据基础。安全保障体系是从物理安全到应用安全保障整个平台的正常运营。

3平台详细解决方案

3.1卫生信息数据中心

上海市自2005年开始逐步推行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通过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医保总额预付制度，建立绩效考评制度，实现“提高质量、规范功能、降低费用及加强管理”的目标[1]。在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背景下，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对2008—2010年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资源配置和服务状况分析，以期了解社区卫生服务的运行状况，为进一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研究内容与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课题组通过浦东新区卫生统计资料的查阅、浦东新区医疗机构管理中心有关数据的收集，对该区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生资源（包括人员、床位、固定资产及设备金额等）和医疗卫生服务量（门急诊量、出院者占用床日数及公共卫生服务量）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人均服务量、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的服务量及每万元设备金额的服务量）进行了分析。

2研究结果

2.1卫生资源配置状况2010年浦东新区4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在岗人员为149人，比2008年增加了11.69%；平均编制床位数和平均实际开放床位数分别为81.77张和59.73张，基本与2008年持平；平均房屋建筑面积为6613.93m2，比2005年增加了7.53%；固定资产及设备金额分别达到2172.36万元和831.38万元，比2008年增长了14.59%和12.70%（表1）。数据还显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较大。

2.2医疗卫生服务量2010年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门急诊量为33.96万人次，实际占用总床日数为2.50万床日，公共卫生服务量为11.93万人次，比2008年分别增加31.50%、10.68%和72.49%（表2）。在2010年公共卫生服务中，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纳入计算机管理的建档人数为1.18万人，平均提供健康教育的人次数为5.19万人次；平均提供0~6岁儿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和0~36个月儿童保健的人次数分别为4.31万人次和6134.43人次；平均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的人次数分别为2637.77人次和1315.43人次；平均为5007.89名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保健服务；平均规范管理5547.09名慢性病病人，其中管理高血压、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病病人分别为3033.11人、1063.36人和1173.05人（表3）。与2008年相比，2010年原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增长明显；其中，平均0~6岁儿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人次数增长36.30%，平均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人次数分别增长52.60%和21.94%，高血压、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病管理人数分别增长了1.74%、80.26%和236.67%。

2.3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按照在岗人员、建筑面积和设备金额分别计算，44所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门急诊增长了15.79%~19.05%，住院服务增长了-4.64%~2.13%，总体医疗服务增长了13.06%~15.73%，公共卫生服务增长了47.14%~82.34%（表4）。

1内蒙古自治区牧民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

1．1地理可及性方面

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疆域辽阔狭长，和8个省及自治区接壤。调查显示，由于牧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原因，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半径达到几十公里，有的个别牧户甚至达到100多公里。许多牧民看病不方便，急危重症无法及时得到救治，导致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可及性较差。

1．2经济可及性方面

内蒙古自治区的牧区绝大多数处于经济落后地区。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卫生投入不足，有的苏木卫生院一年的收入仅仅能保证购置过冬用的煤炭。这样的条件既无法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也无法留住优秀的人才。医改以来，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空前加大了，房屋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设备得到了增加，内蒙古自治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对于多数服务半径达到几十公里的苏木卫生院却远远不够。苏木卫生院无法依靠提供服务来增加收入，反而是提供的服务越多，越有可能倒贴各种费用，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制度建设和投入力度，创新改革和发展的模式，逐步改善牧区看病难问题。

1．3服务可及性方面

牧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低。卫生院和嘎查卫生室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卫生技术人员待遇低下，难以留住具有较高素质的卫生技术人员。部分地区财政困难，卫生经费较少，功能设施投入不足，诊疗手段差。而且，受气候变化、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牧区传染病发病率较高，尤其是结核病、布病等控制难度较大的疾病近年来又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牧民对部分药品的需求量急速上升。

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试图以政府直接供给的形式满足公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但公益性的提高是否会牺牲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一直是各种医改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而效率的改进则是以对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可计量和可考核程度为前提，如果不能对服务提供者团队成员的工作数量和质量进行有效的甄别和考核，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作为全国较早的新医改试点地区，上海市长宁区一直试图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系统进行完善，特别是引入全科服务团队模式之后应如何细化之以提高团队成员的激励水平是制度创新的关键点。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服务模式与之相适应，服务模式也决定了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的方向。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是社区卫生全科团队服务模式的深化和发展。2011年4月，上海市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在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周家桥卫生中心”）成立。通过工作室这一服务载体的实践探索，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显然重塑和优化了社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本文将对“家庭医生工作室”这一新兴服务模式的制度含义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2005年起，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引领的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改革，抓住了卫生体制改革中“公益性问题”这一症结，并围绕着社区卫生公益性实施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国家新医改找到了重要突破口。2006年，国务院召开社区卫生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方向、基本原则和执行框架。2010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中，先后提出“家庭医生”服务的概念。2011年国发〔2011〕23号文《国务院关于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从全科医生制度顶层设计上描绘了全科医生制度的蓝图。2005年底，作为上海市首批实施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的长宁区，率先创新推广全科服务团队模式，并推行家庭签约制服务，但当时的服务基础、人才队伍、政策环境尚不能完全支持签约制服务；上海徐汇、闵行、青浦、金山等区也从2007年起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索“责任制医生”的健康管理模式；2008年，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区内试点居委责任制医生健康管理模式探索；2009年，家庭健康责任制工作纳入区卫生局重点工作，并制定《长宁区家庭健康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试点探索；2010年8月10日，在“城市与健康国际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首次提出上海将全面推行建立家庭医生制度；2011年，上海配合国家新医改方案，试点推进五项重点工作，试点家庭医生制就是其中一项，全市有10个区县参与试点工作。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上海市最早试点家庭医生制服务的社区卫生机构之一，早在2008年下半年，在全科服务团队模式基础上，开始实施全科医生居委责任制工作模式试点，并于2009年6月在中心全面试点。目前，中心家庭医生18名，分别承担19个居委会的家庭医生制服务。2011年4月，成立全市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陈华工作室”。在上海尤其是长宁区，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内涵深化的方向和共识，国家对全科医生制度的设计更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正当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的探索热火朝天地进行时，周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提出了“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概念，并迅速得到了政府、舆论的响应，业内的关注以及居民的认同。那么，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成立究竟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是一种可行的操作模式还是一种暂时性的炒作手段？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程及家庭医生工作室成立的背景上进行分析。

二、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实践需要服务载体来适应

家庭医生工作室是社区卫生发展和全科理念深入实践的产物。社区卫生服务在国内起步较晚，大体经历了以功能转型为主的框架建设期、以公益性改革为主的体制机制改革期、以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为主的内涵发展期等三个时期，而在三个不同时期，卫生服务的载体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框架建设期期，地段医院、部分二级医院及企业医院等逐步转型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逐渐成立了“三科一室”的工作模式，即医疗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后勤保障科及办公室。然而，这仅仅是功能定位的调整，这些医疗机构的主要服务载体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内科、外科等专科。

（一）在体制机制改革期，社区卫生逐渐引入全科理念，提出“六位一体”的服务理念然而在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全科医生，只能通过组建全科服务团队，即由若干经过短期全科岗位培训后的专科医生和若干名公共卫生人员、社区护士组成全科服务团队，通过知识的整合及专业的互补来达到服务的整合，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来的专科医生转为全科医生后，而客观上却没有真正涵义上的全科医生的矛盾。全科服务团队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诊室等载体，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随着社区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规范化培养的全科医生不断充实到社区卫生服务的队伍中，社区卫生服务人群的不断扩大，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不断拓展，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水平不断提高，全科服务团队“医”“防”分家、专业化分工的弊端开始逐步显现，“六位”难以真正“一体”。“防”“治”分工也局限了全科团队服务效率与服务效果的发挥，全科医生往往除了家庭病床、出诊等医疗服务外，较少参与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工作，例如，管理慢性病患者的是社区的预防保健人员，给慢性病患者诊疗开药的是社区全科医生，即浪费了人力资源，又降低了服务效率。这也促使了社区卫生服务发展逐步进入内涵发展期。据此，周家桥卫生中心率先试点实施全科医生居委责任制管理，明确一个家庭医生负责1个居委，2500～3500服务人口，从而促进全科医生下沉社区，探索居委责任制医生（家庭医生雏形）工作模式，家庭医生承担责任居委所在的慢性病患者、离休干部、早期归侨、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管理对象的基本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并参与居委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活动，落实防治结合的一体化管理。随着居委责任制医生工作的不断深化和家庭医生制服务概念的提出，居委责任制的全科医生开始逐步向职业化的全科医生过渡。家庭医生制服务的特点是以建立契约式服务关系为基础，以健康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以就近服务为原则，为居民提供防治结合又具个性化的卫生服务。而健康不仅包括生理健康，而且包括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健康；居民的需求导向则是希望家庭医生能提供有价值的卫生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契约式服务关系的延续；有价值的卫生服务也必然是因人而异、具有个性化的卫生服务。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就近原则也局限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作用的发挥。这种新的服务特点必然催生一种新的服务载体与其相适应。“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提出，既具有创新性，又为家庭医生制服务寻找到了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载体。#p#分页标题#e#

【摘要】

本文阐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职能定位的关系，分析了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直接原因，提出了强化政府职能，推进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对策。要以绩效为导向，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优化政府的卫生职能。

【关键词】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政府责任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目标，而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新医改的重要目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在公平原则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理念，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状况却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总结与提高。

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职能定位的关系分析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过程包括三个紧密联系却又彼此不同的阶段：第一是投入阶段；第二是产出阶段；第三是基本效果阶段。政府在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作用重点体现在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投入阶段，政府通过政府支出结构优化，将社会资源向基本医疗卫生领域倾斜，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支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比例，优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与质量。但是，政府在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产出阶段与结果阶段也非常重要。如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那么政府很难对参与主体不规范或者违法的行为予以纠正，也无法在投入阶段对财政资金进行必要的调整，阻碍了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摘要：经过4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是广大居民生活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背景之下，对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公共管理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就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提出对策。茶文化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蕴含丰富的思想价值，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意识形态等形成均起到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茶文化视角将新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与医疗服务现状相结合，多角度的进行分析，试图提供较为可能的改革内容，旨在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公共管理水平提升贡献微薄之力。

关键词：茶文化；新形势；卫生服务公共管理；改革

客观来看，医疗卫生服务它是构成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区别于一般的社会服务项目，医疗卫生服务兼具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两种属性，换句话说医疗卫生服务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两重特性。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改革不是从近期才开始的，早在1985年已经医疗卫生服务趋向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改革已经初见端倪。具体到我国来看，最初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代单一化的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模式转变到逐步扩大市场化、民营化医疗的服务范围，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也从最初的分工协作转变为开展竞争，这些年来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止。站在供给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医疗服务基本上形成了市场化、竞争化的商业服务模式；站在需求的立场上看，医疗卫生服务慢慢具有更多的私人消费属性。现有的成果表明，现阶段我国的整体医疗水平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医疗改革初见成效，然而由于区域间的经济水平等客观差异造成了现阶段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不平衡，还存在着很大的上升空间。在这种背景之下，多角度的分析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现状，研究行之有效的提升策略，是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下文就此展开论述。

1茶文化在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中的作用分析

茶文化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茶事风俗习惯。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茶文化有着重大的文化价值、德育价值及历史价值，其在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中的应用会引领医疗卫生服务改革理念的发展，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现状。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茶文化以茶德茶品为中心，倡导无私奉献，主张义重于利，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而且，提倡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注重修生养德，这利于保持人的心态平衡，解决人的精神困惑。所以将茶文化引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中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大家团结合作。茶文化具有知识性、教育性，其应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中可以提高人的思想品质与文化素质，引导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改变不正当的行为习惯，更好促进医疗卫生服务改革的进行。

2竞争不足的单一化医疗服务的弊端

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市场竞争不足的单一化医疗服务呈现出许多弊端，这种单一化体现在供给和市场模式两个方面，下文从这两个方面就单一化的弊端展开叙述。一般来说，目前世界上存在两种形式的由政府提供的单一化的卫生医疗模式，一种是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将医疗卫生服务纳入政府组织结构，由国家出资投入，由政府统一规划，实行免费医疗。另一种是像瑞典等福利国家，由政府直接管理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由国家财政支付公民的医疗费用。这种由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导致了诸多问题。首先，直接导致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缺乏对人民群众需要的倾听，只是一味的实行等级制管理。在这种单一化的供给模式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政府的一部分，这样的医疗服务机构运行起来完全依靠指令，而非患者的需求。因而进一步导致医疗机构的运行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医疗机构不具备自主经营权，另外，从医疗机构的内部看其自身也是依赖于等级管理的，进一步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差。就此，医疗机构的社会服务属性难以发挥，公众对医疗服务私人化、个性化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其次，缺乏竞争的单一性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使得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缺乏激励刺激，这就导致了系统本身难以获得活力。长期以来医疗卫生服务被视作一种公益性的服务，缺乏生产的属性。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医疗服务机构的日常运营受到政府的管理，政府的财政预算决定了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没有自主权。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里面的从业者是在编人员，其薪资待遇与编制相关。这种局面导致了，医疗机构自身日益进取，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长此以往缺乏竞争的活力。在次，这种局面也导致了，医疗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和低效率。缺乏市场这个无形手的调节之下，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难以反映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造成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不足。

摘要：随着新医改的深入，我国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卓有成效，但仍面临主体供给机构服务能力待释放、供给结构不合理、儿科医学人才总量不足以及儿童基本药物制度缺失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路径：加快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儿科建设，加强儿科医学队伍建设，制定儿童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加强与学术组织的合作。

关键词：儿童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新医改以来，在政府和社会对儿童健康的关注下，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绩斐然。2009—201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从13.8‰下降到8.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7.2‰下降到10.7‰，7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身体发育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二孩政策的落地使儿科医师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根据《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千名儿童仅有0.52位儿科医生[1]，而国际配置标准为每千名儿童拥有1名儿科医师[2]。这为我国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敲响了警钟，有待进一步改革。

一、我国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1.主体供给机构服务能力待释放

（1）综合性公立医院儿科发展萎缩。由于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儿科科室的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儿科日益沦落为医院的边缘科室，有的医院甚至已经取消儿科科室。即使部分一、二级综合性公立医院按规定设立儿科,通常面临着资金和人力匮乏问题，儿科科室规模小、诊疗水平有限，导致病源少，反而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2）儿童专科医院发展受限。“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儿科也需要二级专科细化发展。目前，我国儿童专科医院的分科设置已逐步细化，基本与国际接轨，但大部分设有儿科的综合医院往往只是设置单一儿科科室，没有建立儿科二级专科。然而目前我国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设有儿科的综合医院承担，儿童专科医院只是起到补充作用。2016年，我国共有儿童医院117家，占医院总数的0.4%，承担门急诊量为5551万人次，占设有儿科的医院门急诊量的19.2%[1]。儿童医院数量和资源有限，导致患儿过多集中到提供综合性儿科服务的综合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有学者认为，与以成人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和其它专科医院相比，儿童专科医院的设备配置和空间环境要求相对复杂，且支出多，运营成本高出其它医院约三成，而业务收入一般只有其它医院的1/3[3]。另外，2016年我国儿童医院获得财政补助347972万元，占儿童医院总收入的10%，占我国医院财政补助的1.6%[1]。在运营成本较高和财政补助有限的情况下，虽然儿童专科医院支撑自身的生存不成问题，但不足以推动儿童专科医院谋求发展。（3）基层机构职能有待深化拓展。我国儿童健康管理服务主要由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并以当地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指导单位。2017年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详细列明0～6岁儿童健康管理内容涵盖新生儿家庭访视、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和健康问题处理。其中，身长、体重、头围的测量和基本项目的体格检查贯穿儿童健康管理的全过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的变化，儿童疾病谱也悄然发生变化，以呼吸道疾病为主的疾病谱越来越宽，预防保健工作显得至关重要。而当前儿童卫生健康服务的要求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且缺乏对体格测量和检查结果准确性、客观性的有效保证，儿童疾病筛查效率和质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容易造成医疗资源浪费，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儿童卫生保健需求。另外，流动性儿童健康管理、儿童心理行为等应纳入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内容范畴，对此，政府关注不够，政策缺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拓展受阻。

2.供给结构不合理

摘要：

浙江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绩效管理制度已经全面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建议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绩效工资的总体水平；引进第三方考核机制，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建立完善医疗分级就诊制度，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执业能力和水平进行分级管理；引进医疗保险机制，用保险机构的监督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最大化。

关键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管理；建议

乡镇卫生院作为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主体，能否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对于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至关重要。所以在乡镇卫生院建立和完善绩效管理机制，能有效激励基层卫技人员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从而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效率，为基层居民提供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目前推行的绩效管理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效益这一矛盾的关键问题，仍需进一步调整措施加以完善。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绩效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

从新中国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依靠国家和集体经济的支持而维持运行。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逐渐“断奶”，转而依靠业务收入来维持发展，通过诊疗、检查、开药等方式获取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后，进行员工工资和奖金的发放，这一扭曲的补偿机制，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渐失去了其公益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通过加大公共卫生经费补贴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从而减少乱开药、乱检查的不合理医疗现象，但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收支分配上的绝对自主权，使得其对利益的诉求无休无止，公共卫生经费的投入并没有使其趋利意图有所改观，导致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为此，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探索。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一2011年）》相继出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成为了“新医改”的重点对象。“新医改”的目的是以公益性为基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改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工作者的趋利行为，从而维护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为切断医生与药品的利益联系，国家陆续出台了“收支两条线”、“基本药物制度”、“药物零差价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绩效工资改革”政策，旨在扭转“以药补医”带来的扭曲激励机制，将医务人员收入与服务数量、质量、效果以及居民满意度等标准挂钩，实现新的激励导向。这一政策在保障基层医务人员总体收入不降低的基础上，以绩效考核为主要手段，逐步形成合理的绩效工资水平、完善的分配激励机制和健全的分配宏观调控机制，从而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促进基层卫生事业发展，提高其公益服务水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