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医疗保健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医疗保健信息学专利思考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数据挖掘技术已逐渐应用到各个领域,如金融、医疗保健、零售业、保险业、制造业、电信业等。其中,对于医疗保健信息的数据分析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医疗保健信息的分析涉及到多个维度,如医疗诊断、健康监测、医疗图像处理等。本文对相关专利进行分析,以得到医疗保健信息学专利申请现状。
1.专利申请数据分析
IPC分类号中G16H小类下的专利申请涉及医疗保健信息学。该小类下至2022年1月为止,全球已公布的专利申请为132707件,国内涉及41522件。本文对上述专利进行了如下的分析:(1)国内外专利申请趋势分析;(2)技术构成分析;(3)技术分支申请趋势;(4)申请人类型。
1.1申请趋势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全球专利申请的数量在2003年到2009年间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1000件左右。从2009年后至2015年开始逐渐上升,这个时期专利数量的缓慢增加和数据分析技术的逐渐发展相关。到2016年后,专利申请的数量开始暴增,特别是2017年到2018年的专利申请量增加了110%,这个时期,数据分析技术开始更紧密更深度的应用到医疗保健信息的分析中。相比较而言,国内申请在2009年以前,申请量较少,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和全球申请量趋势一样,从2009年到2015年开始缓慢上升,2015年后也开始快速攀升,到2020年,国内申请量接近全球申请量的一半。国内外申请趋势清晰的表明了,医疗保健信息学近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1.2技术构成
医疗保健信息学的相关专利大多都涉及到其他分类号,本文对其他分类号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G06F(电数字数据处理)、A61B(诊断、外科、鉴定)、G06Q(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三个小类较多。其中,G06F主要是针对医疗保健信息分析的过程及实现的手段;A61B主要是医疗保健信息分析的目的为诊断、鉴定等;而G06Q更侧重于医疗保健信息分析结果的应用,比如养老服务、预约挂号服务等。此外,《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了: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随着数据挖掘算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采用数据挖掘算法来进行医疗保健信息的分析,并对某种疾病进行预测识别。这种预测识别方法是否属于疾病的诊断方法呢?例如:一种基于kinect骨骼数据的帕金森症计算机辅助判别方法,其在采集人体骨骼数据后,先对其进行预处理,再计算得出步幅参数序列和运动学参数序列,最后利用相应的学习模型判断分析对象是否患有帕金森症。该案虽然是对某种疾病进行识别,但是其识别结果本身不能够直接得出疾病的诊断结果,其结果仅仅是为医生或其他用户提供辅助的参考,这种结果不是以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的。因此,这种疾病的识别方法并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疾病诊断方法。然而,如果某一手术规划、治疗方法的实施对象是有生命的人体,且与治疗过程直接相关,其目的是帮助医生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指定合适的手术计划、使得手术的效果更佳,那么该方案是属于治疗的方法,将不授予专利权。可见,在A61B和G16H领域进行专利申请时,需要排除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老干部医保经费保障调查
为了解干休所医疗保健经费管理使用情况,最近我们对其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保障现状 1.1经费需求较大 1.1.1大病经费压力大 现行老干部医疗保健经费能够满足老干部一般性医疗和疾病预防等开支,但大病、特殊病、疑难病经费保障不足。老干部“两高期”后,患大病、重病、急病日渐增多,给经费保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1.2用药需求大 现行的《军队合理医疗药品目录》,基本能满足老干部一般医疗需求,但肿瘤晚期使用的人血清蛋白,治疗前列腺癌的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药、比鲁卡胺片等不足。此外,由于老干部的年龄普遍偏大,慢性疾病多,需要中医中药治疗,但一些常用中成药不在目录范围内,少数老干部不满意。 1.1.3镶牙配镜经费标准低 现行镶牙每颗不超过20元、配镜不超过150元的标准,与老干部对镶牙配镜需求实际价格差距较大。据调查,目前每颗牙平均价至少200元,配镜平均价至少600元。 1.2使用管理薄弱 1.2.1管理不严 医疗保健经费的使用管理是做好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的关键,也是老干部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1]。上级明确规定,老干部卫生事业费使用管理应当遵循统筹共济原则。调查发现,绝大多数老干部对于上级的规定表示支持,但部分老干部对经费如何使用持有不同意见,个别老干部建议将经费发放到个人使用。 1.2.2用药不合理 个别老干部盲目追求高档药、广告药,存在着用药不合理、不科学的现象。少数干休所卫生所不是帮助并引导老干部树立正确合理的用药观作者单位:100820北京,第二炮兵后勤部卫生部(彭鹏);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一所(殷小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卫生事业管理学教研室(熊林平);北京,66018部队财务股(布和)通讯作者:熊林平,E-mail:xionglinping@yahoo.com.cn念[2],而是“迎合”老干部的喜好,致使老干部用药品种多和重复用药,不仅浪费了卫生资源,而且影响了用药安全。 2建议 2.1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应充分发挥卫生政策在老干部经费使用管理中的导向作用,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水平、提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一是政策措施应紧贴老干部实际医疗保健需求。老干部医疗保健经费保障能否满足需求,如何进行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地发挥经费效益,是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调整、改进,要以老干部的健康为基点,充分考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需求。如应适度放宽老干部住院条件,合理扩大老干部用药目录,提高老干部遗属医疗费标准和镶牙配镜经费标准等。二是建立老干部医疗保健经费的长效增长机制。近年来,老干部医疗保健经费逐步提高,经费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但是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存在。应从老干部的医疗保健需求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长效增长机制,以便从经费保障上确保老干部医疗保健工作有效开展[3]。 2.2加强管理制度建设 一是建立健全和落实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做到卫生经费收支公开透明;二是让老干部参与卫生经费使用管理,调动老干部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对经费使用管理进行监督;三是建立多部门联合审查卫生经费的机制,定期对老干部卫生事业费进行审计,并公示审计结果,以确保经费合理开支。
军区机关门诊部医疗服务
一、主要做法
按照二级甲等医院标准,在自行筹资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地方优质资源和资金,购置了一批先进的检查检验设备,如多维立体彩超、奥林巴斯无痛显微胃肠镜、DR及CT等医疗设备;完成了临床、医技共17个科室的建设,其中建成了5个特色科室:功能齐全的保健中心、体检中心、特色中医针灸小儿近视科、手足显微外科、泌尿结石碎石科等,为首长、官兵就诊和医疗保健提供了便利,做到了一般疾病诊疗、检查不出营区,减少了转诊。
1、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门诊部整体技术力量
门诊部在转型前,主要承担部队内部人员的门诊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医疗服务范围对象单纯,病种单一。同时,受部队编制的影响,医务人员技术力量薄弱,人才结构与门诊部建设需求不相适应。一是医务人员编配较少,技术力量薄弱;二是聘用人员由于待遇和发展受限,往往人员队伍不稳定、素质参差不齐,流动性大,而高学历人才和有影响力的专家型人才引进和留用困难。门诊部领导充分认识到,这些因素是严重制约门诊部转型和阻碍门诊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着力加强门诊部人才技术队伍建设。
(1)多渠道引进技术人才,增强门诊部技术骨干力量
门诊部建设的关键是人才技术力量建设,只有加强人才技术力量,才能为全面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支撑。一是从部队和上级医院选调技术骨干。近年来,门诊部在各级党委、首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按照二级甲等医院的发展和建设需求,先后从部队和上级医院选调优秀技术人才近20人,大大加强了门诊部人员技术骨干力量;二是聘请军内外退休专家坐诊,增强医院的技术力量。近年来,聘请了军地退休有一定资历的专业医师20余人,增强了医院整体技术力量。
(2)开展在职人员继续教育,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水平
加拿大卫生政策及对国内的启示
作者:郭有德
一、引言
加拿大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而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口相对稀少,约相当于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全球相对领先位置,2008年加拿大人的期望寿命为81•16岁,婴儿死亡率为4•82‰,孕妇死亡率2005年为6•3/10万人。[1]加拿大能取得如此好的健康指标,与其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不无关系。加拿大的医疗卫生系统有其显著特点,其中公共筹资、私人运作是其最基本的组织运行模式,全民覆盖、可及性、可携带性、综合性与公共管理等是其医疗卫生系统的5个基本原则。英国和美国学者通常把加拿大的医疗卫生系统与本国进行比较,以汲取经验与教训。可见,加拿大卫生系统与政策对全球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当前,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和政策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由于受到公众的强烈批评和不满,新一轮的医改自2006年正式拉开序幕,医改方案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全民医疗保险。2009年中加两国政府间决定建立部长级的卫生政策对话机制,首轮对话于2009年6月在上海举行,第二轮于2010年9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中加间部长级年度卫生政策对话机制的建立使加拿大卫生政策的经验对当下中国深入开展卫生改革的借鉴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文章系统回顾与总结加拿大的卫生政策及其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以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改革有所启发和贡献。
二、影响加拿大卫生政策的重要立法进程
加拿大的卫生政策与其立法体系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对加拿大卫生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进展。1867年不列颠北美法[2]即今天的宪法(Consti-tutionAct)仅有很少的条款涉及健康,但却明确了联邦和省两级政府对于健康维护的权力,赋予联邦政府检疫的立法权以及建立和维护海军医院;而各省则负责建立、维护和管理医院、庇护所、慈善机构等机构。1948年,健康津贴计划[3](TheHealthGrantsProgram)提供了联邦的费用分担财政支持,这是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发展的第一阶段,为联邦制健康保障筹资奠定了基础。1957年住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4]标志着全民住院保险的建立。联邦政府向各省有条件地提供补贴来发展住院保险。要求住院保险计划必须覆盖全省居民,同时要具有可携带性和公共管理,标志着加拿大医疗卫生体系5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已经得到立法保障。各省必须确保足够的住院标准,保持完整的住院记录和账户。1964年EmmettHall领导下的皇家健康服务委员会(TheRoyalCommissiononHealthServices)要求全民健康服务全覆盖、综合性、可及性、可携带性和公共管理。而1966年的医疗保健法[5]为全民保险覆盖医院外服务提供了基础,这意味着健康保障由住院保险向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进一步扩展。1977年联邦-省财政安排与项目筹资法[6]改变了有条件的医疗保险费用分担资金安排,取而代之的是固定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关联的整体性基金,含税收转移与现金支付,提供了健康保障资金来源的政策基础。1984年加拿大健康法[7]巩固了以前的联邦立法并加强了联邦承诺的5项原则:全覆盖、可及性、可携带性、综合性以及公共管理。1996年预算执行法[8]为向各省的财政转移制定了新的标准,为各省在医疗保健、高等教育和社会帮助的资金分配方面提供了更多管辖权。从上述的立法进程可以观测到,加拿大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立法是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它有力地保证卫生政策的稳定延续性。
三、加拿大医疗卫生体系的基本特征
在加拿大,医疗保健长期以来成为国民骄傲的源泉,健康保险计划被加拿大人称之为“社会之宝”。[9]医疗卫生系统采用公共筹资、私人运作的模式,基于全覆盖、可携带性、综合性、可及性和公共管理等5个基础性原则,提供全民覆盖和在就诊(医)点的免费医疗保健。
卫生政策效率的平衡性
本文作者:周靖 张孜孜 朱衡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涉及公平价值的几种意识形态
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先声,最早提出社会契约论,主张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来管理社会事务,其把自由和财产权、生命权(不会遭到非正义的杀害)同列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权利[3]。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于是,在卫生保健的问题上,自由主义通常将有机会享受医疗保健看作“社会奖励系统”的一部分,它的基本主张是,国家不应该包揽卫生事业的供给,卫生保健应主要依赖于医疗保险完成,通过医疗救助来完成对弱势群体医疗不足状态的改善,保证他们的生命权,政府干预应该最小化[4,5]。
平等主义是基于所有个人要求在社会上的平等政治主张,以及所有人应平等地得到社会的保障,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的平等。从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有机会享受医疗保健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如同投票的权利和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这不应该受限于收入和财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如Gillon所认为的“按需分配”原则不仅存在于平等主义,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不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常常还伴随“各尽所能”,在医疗背景下,它可以被解释为“各人按各自的能力来进行支付”。这说明在医疗享有权等医疗公正问题上,两者存在一致性[4,5]。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在罗尔斯的哲学里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表现出来,为了解决正义原则内在价值的冲突问题,罗尔斯提出了“词典式序列”的方式。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第一个正义原则优先于第二个正义原则,即自由优先于平等[3]。与自由至上主义相对,德沃金主张平等的优先性。德沃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一致同意一条抽象的平等主义原则:政府必须让它所统治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必须对每个人的生活给予平等的关切”。这表明,平等在现代社会中是最重要的必须实践的价值。按照德沃金的说法,平等是社会的至上美德[4]。以上两种带有争论性的观点分别指向了不同的卫生保健系统。平等主义建议公共筹资体系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医疗服务按照“需要”分配,医疗筹资则按大众的支付能力来进行支付。而自由主义观点则指向一个主要依赖私人筹资的医疗保健部门,医疗服务主要按照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进行供给,公共参与程度比较小,限于为穷人提供最低标准的保健服务。一般来说,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在医疗保健问题上则更倾向于平等主义,强调国家致力于所有公民均有享受医疗保健的机会,而美国似乎较少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公平目标问题上存有一致,也没有明显提出人们有普遍和公平的医疗保健使用机会。
意识形态变化与卫生政策变迁
政策制定者(一般指社会的管理者)的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或者说政策的受众对政策制定者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这一身份的认同和拥护。只有具备了合法性,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政策才具有权威性,才会为人民所接受和遵守[3]。关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在琼斯看来有以下几个步骤:观念的形成和定义、观念的集聚、组织、寻求政策的政治代表人、让政策议题进入决策议程、政策形成、合法化、资源配置、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改进或变化。显然,卫生政策制定的前阶段是一个观念意识上的选择过程,一项卫生政策的出台,必先得到人们的认同,而这种意识认同不断地制约着政策制定者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卫生政策。古德诺认为“政治是民意的表现,亦是政策的决定,行政是民意的执行,亦是政策的执行”。也就是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非同一部门,因此实施新的政策时难免受到执行部门主观意识的影响。另外,社会的意识对卫生政策理解程度也决定着该政策的走向。因此卫生政策的实施要不断动用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重要工具———社会动员和舆论导向,与政策的实施者达成共识,同时也要制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宣传新卫生政策,让人民充分理解新的卫生政策,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当现有卫生政策不再适应意识形态变化的时候,两者就会产生冲突,开始激烈的博弈。在社会意识形态可承受范围内,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修正或被强行接受政策;在社会意识形态可承受范围外时,政策制定者将主动地或者被迫地调整政策以解决两者矛盾,这便促成了卫生政策的变迁。
增快妇幼卫生发展及思索
作者:郭晓俭 单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科
探索构建以社区妇幼卫生服务为基础,社区妇幼卫生与Ⅲ级妇幼保健机构分工合理、工作衔接、层级分明、协作密切、资源共享的新型妇幼卫生服务体系。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妇幼保健服务存在的问题、难点问题,认为:社区妇幼卫生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社区妇幼保健服务补偿机制,充分利用Ⅲ级妇幼保健机构的人才、技术、品牌、资源优势,强化妇幼保健服务网络建设,完善社区妇幼保健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妇幼保健人才队伍建设,配套改善社区妇幼机构硬件设施,改善妇女儿童生活环境,保障妇女儿童享有基本健康保健服务。
1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现状与妇幼卫生工作目标
我国妇幼卫生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形成了良好的运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公共卫生资金的分散,投入纯公共卫生项目服务开展不到位,导致了中国基层卫生服务网络的中断或逐步萎缩,妇幼保健网络运转出现一系列问题。我国妇幼卫生的筹资基本依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卫生资源分配原则,在妇幼卫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国内外的相关机构依据项目投入了大量的技术和经费,这些卫生资源的补充对妇幼卫生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推动作用。但是以妇幼卫生管理的某一种模式为例[1],发现目标人群的受益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以降低孕产妇死亡管理模式为例,有一系列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的措施,如健康教育、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这些管理措施对保护孕产妇健康和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均是非常有效的,但对贫困人群,这些有效措施与目标人群接受这些措施的能力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目标人群需要以可负担的经济方式改变她们所面临的高危境地,如就医经费、所付时间等,为此,对一系列降低孕产妇死亡的措施的评估要同时兼顾其老百姓受益程度,希望社区或各政府投入人、财、物时以户为单位的,采取个性化的措施。成功的妇幼卫生管理可以起到增加当代和下一代的健康储量的作用,反之则会损失代际的健康储量。目前我国社区的工作都是与政府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政府的支持和社区工作体制的支持,妇幼卫生管理的目标工作是难以进行的[2]。为实现联合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等提出的妇幼卫生工作目标,降低孕妇产、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到201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40/10万,婴儿死亡率降至17‰,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殖健康需求,要将妇幼卫生工作依托到社区,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开展基本妇幼卫生服务。把适宜社区开展的妇幼卫生工作交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妇幼保健机构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为社区居民以及流动人口提供安全有效、方便、经济的妇幼卫生服务。
2目前的难点问题
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在历经多年的政府强力推动后,正在步入体系框架建设时期,作为政府主导的社区卫生服务其发展一方面面临优质资源不足,居民认可度低,规模效应低等瓶颈问题[3]。另一方面,资源结构处于分化和调整过程当中,基本公共服务投入薄弱,使其无法有效承担社区公共卫生系统网底的作用,软硬件条件与区域内的Ⅲ级医疗机构相差甚远,在较短时间内很难真正担当起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费用昂贵、高端医疗资源浪费的医疗供需矛盾。显而易见,亟待根本改变目前形成“强者愈强”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在政府主导下构建妇幼机构Ⅲ级网络与社区妇幼保健工作合作的新型妇幼卫生服务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捷径。
2•1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缺陷
加拿大卫生革新状况及启示
作者:杨颖华 张天晔 庄悦红 张炜 王惟 陈文 孙晓明 单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局
加拿大是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发达、人口稀少、文化多元、联邦制的移民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排名,其2008年人均GDP位于全球第12位,2007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位居世界第四。卫生行业是加拿大第三大劳动力部门,卫生从业人员数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0%,2008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10.8%。2008年,加拿大健康期望寿命为81.16岁,婴儿死亡率为4.82‰,孕产妇死亡率2005年为6.3/10万。[1]1加拿大全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发展及其特征在加拿大所有社会政策中,全民医疗保健制度最受重视,它不仅是卫生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内容,而且被加拿大人视作高品质生活的支柱和社会核心价值乃至国家特征的体现。该制度在1919年首次提出,1947年沙士卡其湾省率先推出全省医院保险计划,1966年联邦政府公布的《医疗保健法案》标志着全国性医疗保健制度的初步建立,1972年在各省区全面实施,但是直到1984年《加拿大卫生法》出台,其指导思想和运行原则才得以全面确立。[2]该制度40多年来历经多次修改,但“公平、公正”的基本价值观保持不变,即为全体国民提供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并且,这种服务是基于国民的需要,而不是支付能力。《加拿大卫生法》确定了五项原则:全民性,即省区内符合条件的所有公民在同一标准和条件下享有全民医疗保健;广泛性,指必须涵盖所有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即公民不需付费、不受歧视,合理享有同等的基本医疗服务;便携性,即公民在省外、国外均可享有医疗服务;公共管理,指必须由公共部门以非营利形式管理运作。[3]该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省区政府和联邦政府两级财政筹资,非营利性医院和开业医生等私人部门提供,全民免费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单轨制(不允许私人医疗保险涉足)和公共管理。
2二十世纪末加拿大卫生改革概况
2.1改革背景与特征
加拿大现代卫生改革始于1984年《加拿大卫生法》的颁布。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加拿大卫生改革的主要压力是,在通货膨胀、经济衰退,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和公共预算不断消减的背景下,卫生保健支出受到明显限制,其中1993—1996年公共部门卫生支出连续出现负增长。[4]改革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并日益认识到卫生系统外部诸多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5]第一阶段卫生改革的特征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改革主题是削减卫生设施和人力资源,整合各阶段卫生服务,增加卫生质量和可及性,从疾病治疗转向健康维护。[6]2.2主要改革内容
2.2.1削减卫生支出
一是医院大批关停并转,形成大型外科手术中心,实行总额预算,严格限制医院支出,减少床位数;二是减少卫生人员的岗位、储备和报酬,护士成为医院总额预算削减的目标,政府强制医生退休,严格控制国外医务人员移民加拿大。减少护士和医学生的招收数量,增加培养年限。改革付费方式,对医务人员的年收入采取封顶限制措施。
人性化在妇幼保健机构建设的实践
摘要: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建设为例,从设计理念、总体布局、色彩运用、服务流程、人文服务等几个方面对妇幼保健机构人性化建设进行分析与探讨,旨在为妇幼保健机构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妇幼保健机构;人性化;建筑设计
2015年,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的通知,明确了妇幼保健机构由四大部组成,这种业务结构决定了妇幼保健机构采用的是以人群为中心的健康服务模式,新的服务模式必然要求妇幼保健机构的建筑要针对妇幼人群进行设计、布局,在建筑空间和环境上突显妇幼保健的特色,适应妇女儿童的健康需求,从而进一步提升医疗保健水平。下面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为例进行相关探讨。
一、项目概况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建设项目被列入市政府民生工程,是该院“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项目选址于秦东门大街以北,郁洲路以西,经二路以东。项目占地面积为139.6亩,一期总建筑面积约为92720.3m2,设置床位600张,总投资约4.5亿元,于2016年5月18日开工,建设周期为3年左右。建成后,学科、人才、高层次科研将有新突破,医院技术水平、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功能与职责得到进一步发挥,全市不同层次妇女儿童就医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患者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百姓对妇幼保健公共卫生满意度也将得到大幅提升。
二、设计理念人性化
人性化设计重在“以人为本”,不仅要为妇女儿童创造一个方便、温馨、优美的就医环境,还要为医务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1]。该院新院区不仅在功能设计、建筑装修、设备设施上体现人性化,还在室内家具配置、色彩运用、照明设计等各方面体现出人性化。新院区的建设以“人群+健康”为中心,力求建立全新的医疗保健服务模式。对新院区建筑而言,其平面功能实现三大群体的医疗保健,并围绕三大群体对建筑空间进行个性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