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探讨论文范例

一、高等教育转型背景下高师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的职业思考

(一)是语文教师的素质基础

语文教育的重要性从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大量的文学知识(包括古代文学知识)及写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侧重培养的就是写作中的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及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有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无疑是对本科生知识与技能的检阅与训练，并将惠及今后的教学。

(二)有益于语文教师的晋职论文写作

作为未来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最实际的问题是，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职称评聘，教学科研论文是其晋职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完成一篇有质量的学士学位论文，将会为他们日后的职称论文写作打下良好的写作基础。

(三)与语文教师的教学内容关系密切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的分量增加了;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语文总分将大幅提高;随着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出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尤显重要。这些都要求语文教师具备充分的古代文学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的写作恰恰给毕业生提供了一次专业知识梳理与综合运用的机会，这对毕业生今后教学知识的积累、教学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大学物理实验中阶段性论文撰写的必要性

（一）阶段性总结

大学物理实验中阶段性论文撰写正是一种阶段性总结，它可以将那些很多在大学物理实验中已经复现在课堂上的所学物理理论知识的原理与结果再一次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实现自我分析和思考的目的，这是一种深度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大学物理实验，很多物理知识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展示和呈现，增加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而进行及时的阶段总结式的论文撰写可以使得学生将实验中的种种物理实验现象进行纪录和分析，加深其对有关物理知识的理解，给出一个相对来说是客观和真实的总结。

（二）阶段成果固定

大学物理实验中阶段性论文撰写可以使得其阶段性成果得到巩固。大学物理实验不应该只是按知识分类简单串联起来构成的一系列的实验，而是一个有着确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的能力培养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物理实验来感知物理知识的应用并亲身操作和体验，此后，学生需要将自己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得到解决的问题都得以记录和反思。这就是一个阶段成果固定的过程。在此阶段，学生可以将物理知识在实践中的反映以论文的形式总结并巩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为学生今后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

（三）阶段性修正

大学物理实验中阶段性论文撰写也是一种阶段性修正。在物理实验中，为了实验结果的客观和准确，往往会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许多干扰或是影响因素，突出其中的主要因素，其目的是使得物理知识的获取既要源于实践又要高于实践，可以说，它是一种发现物理学理论而又检验物理学理论的标准且具有唯一性。然而，在物理实验中，学生会发现自身在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即是对于物理知识本身的理解或是对于实验中各种结果的分析等，这些都可以在大学物理实验中阶段性论文撰写中得到修正。

1．语类分析与学术论文引言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语类(genre，亦译为“体裁”)曾经一直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自从Bakhtin(1986:60-102)将语类概念引入非文学领域以来，语类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目前已被用来指所有的语篇类型。同一语类的语篇在研究目的、语篇结构、文体风格和目的读者方面都呈现出类似的模式(Swales1990:58)。与应用语篇分析的其它三个层面(语域分析、语法修辞分析和交互分析模式)仍停留在对语言进行表层描写相比，语类分析层面则超越了对语篇语言特征的简单描述，力求解释语篇建构的理据，探讨语篇结构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从而揭示实现交际目的特殊方式和语篇建构的规范性。因此，语类分析具有了解释性的特点，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紧密结合在一起(Bhatia1993:5-22)。当然，文体的分类是必要的，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各种文体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王晓军2008:32)。学术论文是受专业学科语篇社团所制约的专业语类，论文作者既需向读者客观地传达研究结果，又需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读者取得情感上的认同(高霞2015:30)。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阅读学术论文有助于了解相关领域内的研究历史和最新的研究动态，而相对快捷有效的信息获取方式就是阅读引言。论文引言(Re-searchArticleIntroductions，简称RAIs)位于论文正文的开头，起着引领读者了解论文后续部分的详尽信息并提供解读视角的作用(Weissbery＆Burker1990:20)，相当于全文脉络的“路线图”，已被确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集聚说服/推广力的论文组成部分(Loi2010:267-279;Swales2004:226;Samraj2008:55-67)，具有阐明研究目的、综述当前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评估标准等功能。但引言也被认为是一篇论文最难写的部分，作者必须采用规范的撰写方法和组织形式来阐述论文的主题，同时必须在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大量研究信息，反映本研究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有关引言语类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是Swales(1990:137-166)采用其语步—步骤(move-step)分析法建立并逐步完善的CARS(CreateaResearchSpace:创建研究空间)的语篇研究模式(PrototypicalModel)，该模型是Swales在其代表作GenreAnalysis(《语类分析》)一书中首次提出的。CARS模型从三个语步、11个步骤(每个语步包含数个步骤，每个语步都是通过具体的步骤而实现)解析了学术论文前言部分的交际过程，即语步1:确立研究领域;语步2:确立合适的研究地位;语步3:占据研究地位，这是Swales基于其建立的110篇学术论文引言语料库的研究成果。CARS模型中的三个语步通过不同的功能划分，环环紧扣，构成了相互衔接、相互承启、相互支持的一个整体，借助于言简意赅的语言和清楚严密的修辞结构达成了作者劝说和推广自己学术成果的目的。Swales尤其强调论文引言的推广作用，指出:论文引言推崇研究的原创性，论文竞争趋于激烈，而引言对学术的推广性和助推作用更加凸显”。此后围绕该分析模式的引言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外众多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实践或验证CARS模型的真实性。Ahmad(2012)对60篇伊斯兰论文引言的修辞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严格遵循CARS模型的引言数量很少;Samraj(2008:55-67)在美国对三个学科(biology，philosophy和linguistics)的硕士论文引言进行了对比性话语分析。根据研究实践，Swales(2004:232)后来又将CARS模型中的第三语步调整为“呈现当前的研究”，并将三个语步中的步骤进行了从内容到顺序的调整，改进后的CARS模型在引言必备的几个步骤之下，增加了一些必须的和可选的实现各步骤的具体小步，更加完善了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结构分析模式。近年来国内有关引言的语类研究也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涉及广泛，主要两个方面:1)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譬如，徐有志等(2007:47-51)依据Swales提出的CARS“三语步”语篇分析模式，对我国北方六所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引言部分的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蒋婷、徐娟(2013:203-208)采用语料库方法，选取30篇中外法律权威学术论文，探讨了语类分析的框架，对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对比分析，并探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等。2)从不同的视角对引言语类的研究。譬如，何建敏、于建平(2006:104-108)基于系统功能语法有关经验功能的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英语学术论文引言部分实现经验功能的途径，通过对实际语篇的量化分析，归纳、总结和描述了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语域特征。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重理论轻实践，实证性研究比例偏低，且样本量偏小。有些研究只注重理论评述，缺乏实际步骤分析，应用研究力度不够深入。近几年国内实证性研究虽有上升趋势，但非实证性研究仍居垄断地位。其次，对论文引言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学科或领域的(中英)语际对比，缺少进行语内对比研究或者跨学科的实证对比研究。迄今为止，从语类分析的视角，把引言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类，用大样本的实证性语料库方法综合研究引言语类特征的研究依然为数甚少。因此，有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论文引言的对比研究，由可比的或等价的语料构成的较大型可比语料库的创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引言语类的相关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2．研究思路与框架

研究采用了Swales(1990:141，2004:232)的关于引言语类分析的CARS语步模型。在分析具体的语篇时，研究人员通常以语步和步骤作为语篇分析的出发点。语步这一概念可被表述为由一组表现同一意旨取向的语言特征组成的，表达一定交际功能的语篇片断。在语类分析中，每一语步都从语篇功能和语境出发，通过语篇中的语言线索来辨认和确定。如果一组句子传达同一类交际信息，那么他们就被认定为同一语步(Swales1990:58)。Swales＆Feak(2010:167-180)认为，语步是一组完成特殊任务的文字，是一个功能性而不是语法概念。语步的长度不同，可以是一个短语或句子，也可以是一个段落。一个语步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步骤组成。步骤也是一个语义单位，由句子的一部分、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来表达。

2．1引言语类的修辞结构

Swales(2004:232)的CARS原型模式由三大语步组成，这三个语步又各自包含一个或多个步骤。CARS模型体现了人们可以在不破坏语类基本结构或者语类原型(prototype)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即作者可以在这三个语步的框架下根据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的不同来选择不同步骤的组合而传递个人意图。在这个模式中，语篇按照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语步构成，每一语步由几个可供选择的步骤来实现。

2．1．1Swales的CARS引言模型

本文作者：朱启臻 曾富生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大庆石油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在技术革命日趋显著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创造性、应用性、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产业部门、应用部门和管理部门的需要。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过小与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存在着巨大的矛盾[1]。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尽管目前高校培养的大量学生更多地走入应用性强的岗位，但培养模式依然沿袭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惯性，导致长期以来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从2009年开始，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范围；认为开展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需要[2]。但是这一转变的实现，除了社会的需求等外部环境外，还依赖于高等学校自身条件的建设，本文结合农业推广硕士多年的培养实践，对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培养质量的途径进行探讨，旨在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依据。

一、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面对的生源行业背景十分广泛，但其培养方向很明确，主要是为农业与农村管理机构、农业企业、农业服务等岗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和管理人才。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以来一直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要生源，这些研究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职业实践经验丰富，而全日制的农业推广硕士生源没有这样的优势。在生源缺乏职业经验而又要按职业需要来培养学生的前提下，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均提出了新的挑战。把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应用型高级人才来培养，在教学内容上应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有所不同。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学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缺少优秀教材与案例，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没有显著差别，有的培养单位甚至直接使用普通研究生的教材或将其简化后使用，或直接照搬国外案例或教材，这种做法难以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特别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极易出现学术化倾向，与学术型人才教育难以区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我们对其要有全新的认识，而且需要做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目前特别迫切的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就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而言，我们认为必须强调综合性。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普遍达成这样的共识：农业推广硕士的知识结构应涵盖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行为学等理论与方法。但是这种综合性并不是把不同学科课程简单拼凑起来就能体现，因为简单地拼凑不可能产生综合效果以形成培养特色。综合性体现着创造性，多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在形成综合性课程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如“农业推广学”就是体现应用性的一门综合性课程，它综合了农业科学、信息传播学、社会心理与行为学、组织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形成了实践性很强的操作方法，被评为农业推广领域的国家精品课程。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农业社会学”也是一门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综合性课程。农业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重新审视农业，综合了现代农学、农民学、农业经济学、制度学、组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属于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特别是把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制定作为该学科的落脚点和归宿，使得这一学科具有了很强的实践性。如果每个专业学位类型都能够形成3~4门具有创新性且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综合性课程，对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容的创新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农业推广硕士教育的教学方法，我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案例教学和参与式教学模式。特别是参与式教学方法对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十分有效。研究者概括了参与式教学的许多特点，诸如参与性、互动性、民主性、合作性、开放性、激励性、发展性、反思性等[2]，但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式教学方法最基本的要点有三个：

1.问题导向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1研究生作者的“两个需要”

1.1研究生作者需要编辑耐心细致，点对点地指导修改论文

在高等院校开设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有学者进行充分研究和探讨[6-7]，研究提示，高等院校应依托自身优势,全面开设科研论文写作课程。然而，根据笔者自身经历以及对周边在读研究生的调研，在高校开设科技论文写作课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要么没有专门的科研论文写作课；要么科研论文写作是选修课，并非全体学生都能够学习；要么该课程开设的时段偏早，研究生尚无写作需要故而没有切身感受；要么课程内容枯燥，授课形式古板。实践发现，很多研究生作者缺乏基本的科研写作素养和经验，写作基本功较差。具体体现在，研究生对生物医学类论文的基本写作规范不了解、缺乏总结科研结果的能力、量和单位表达不合规则、图表设计不适宜、语言表达不规范、文献著录规则不合要求等方面。从整体到细节，从论文框架到每一个字词，加上研究生作者个性化的研究领域、写作习惯等，编辑难以统一通过投稿须知等方式一一告知作者，只能依靠一条条审稿意见，一个个批注修订来表达，有时还需要电话沟通，或请研究生作者到编辑部由编辑当面指导。尽管可以请研究生作者参考样稿或范文撰写，但是很多研究生作者还是不知道写作应该关注什么，也没有真正理解编辑想要传达的意思。因此，对于作者，特别是研究生作者，编辑字斟句酌的修稿指导十分必要。在实际修稿中，大到文章框架，小到标点符号，编辑只有一步步引导着研究生作者，研究生作者才能在若干遍的修稿中，汲取营养，获得知识和经验，创作合格的规范的文章。因此，编辑字斟句酌的指导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效果最好的。

1.2研究生作者需要了解领域内期刊特点、编辑处理稿件的流程，了解出版伦理的相关知识

对研究生来说，做科学研究和寻找合适的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是两件不同的事。每个期刊都有自己的办刊宗旨和收录范围，如果研究生不了解自身领域科技期刊的特点，不仅会盲目投稿，也会造成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浪费。一般而言，特定学科领域内的期刊种类和数目是有限的，如果编辑能够提纲挈领地从宏观层面给予研究生作者指导，将大大有助于研究生选择适合的期刊进行投稿，并提高投稿命中率。以针灸学科的两本顶级期刊《中国针灸》和《针刺研究》为例[8]，《中国针灸》旨在全面收录针灸学科领域的科研进展，重视临床研究类型论文，而《针刺研究》是我国唯一集中收录针灸作用机制相关文章的期刊，重在集中报道针灸基础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由此，对于临床研究论文而言，投前者更为合适，对于动物实验论文而言，投后者则拥有更高的命中率。对于大多数研究生作者来说，编辑部处理稿件的过程就是一个“黑箱”，不清楚稿件所处的环节意味着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投稿后，往往只能被动地等待编辑部的处理结果。如果处理结果是退稿，也不知如何获得审稿意见或如何转投文章，整个过程较为盲目。此外，一些研究生作者对出版伦理这个概念[9]并不十分清楚。有些研究生作者认为，只要科学严谨地做研究，详实有逻辑地写文章即可，至于文章如何署名、基金项目如何标注、如何投稿等则是“微不足道”的。对出版伦理认知的缺失，可能会造成赠予文章署名、随意标注课题基金，甚至一稿多投等问题。因此，研究生作者应在学习阶段就了解出版伦理的相关知识，明确学术不端的行为，这也有助于研究生作者从源头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端正治学态度，从而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学术生态环境[10]。

2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期刊中心的实践

鉴于研究生作者普遍存在的“两个需要”，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期刊中心身体力行，组织了“针灸科研论文写作培训精品班”，集中宣讲的方式，为研究生作者讲解针灸科研论文的写作方法，以及写作中的常见问题，同时，邀请研究生作者深入编辑部，观摩编辑如何使用投审稿系统处理稿件，如何审稿，如何编辑加工，如何校对，让研究生作者切身感受并了解期刊出版的整个过程。写作培训精品班的学员均由编辑部根据调查问卷作答情况选择，课程设计为两天。第一天集中授课，杂志副主编、执行主编、资深编辑从实例出发，系统讲授不同类型文章的写作体例和规范，一字一句地带领学员们发现文章的具体问题。第二天实际操作，每3名学员为一组，每组由1名资深编辑负责。学员们近距离观摩了稿件的实际处理流程，看到编辑们如何不辞辛苦地对每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反复、逐字逐句地修改。此外，学员们带来的论文也得到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本次写作培训精品班充分考虑到研究生作者存在的“两个需要”，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培训课程设置巧妙。集中授课的授课者将满满的干货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现给学员，从编辑出版的视角为学员讲授如何解决科研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既通俗易懂，又有实用性。实际操作则邀请学员深入编辑部，与编辑们一同进行实际的论文处理分析演练。写作培训精品班学练结合，授课老师水平一流，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将多年总结的科研论文写作经验倾囊托出；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课程安排充实，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也有扎实细致的写作、投稿方法，还有个性化写作指导。这是学员们第一次系统学习和了解论文构思、写作、加工、投稿整个过程，实地接触了针灸科研论文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学员们收获颇丰，编辑们也在写作培训精品班中受到启发，获得了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