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哲学论文范例

摘要：从培养惯例来看，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的课程通常以专业选修课为主。但在实践中专业选修课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客观原因在于，高年级学生的时间有限，必须针对这一具体情况设计信息更加密集，转化效率更高的课程。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门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视和优化。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1遴选高水平导师队伍

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创新培养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研究生导师既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功底，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也要在学术上有独到的思想和丰硕的成果;既要有站在学科前沿、洞察学科发展趋向的见识，能够高效地指导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要在思想、品德、科学态度、人格等方面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对学生有人格上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南京医科大学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建设高校，在研究生导师的选择上遵循“按需设岗、坚持标准、择优聘任、宁缺毋滥”的原则，根据学历背景、科研项目、学术影响力等多重标准，遴选高水平导师队伍。南京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系导师队伍均满足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或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条件，对已遴选为硕导或博导的导师，每年也会定期考核，核查其是否具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如博士生导师下一年度招收博士生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①目前正在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主持国家级以上科研项目(含省、部及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子课题);②近3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影响因子≥5的SCI论文1篇。以此为研究生创新教育奠定良好的导师基础。除满足学校导师的遴选条件外，我系导师很注重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通过定时定期的查阅大量文献，参加有影响力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清醒认识自己所从事学科的思维局限性，从宏观、转化医学的角度掌握学科前沿发展方向，形成自己的科研优势和学术特色，有了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学术“栖身处”和学术“生长点”。此外也极其注重自身的品德建设、学风建设和人格培养，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2构建和谐的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师生关系问题是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过程中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给学生创设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有利于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探索，从而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于努力营造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民主平等、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融洽相处的环境。因此，学系导师在研究生入学之后，会让其了解各个研究方向的情况，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鼓励其阅读相关方面的文献，指导、提供实际的设计方案、设计思路及实验平台，在整体实验理论规划和实践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上给予最大的保障。此外，导师对实验时间无强制性要求，允许学生自己合理安排。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目前一些临床医生的收入远高于从事基础医学教学和科研的教师收入，使得基础医学研究生生源少，质量良莠不齐，男女比例失衡，感情心理问题易发。因此学系鼓励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将部分经费以助研经费形式发放给研究生，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类项目基金的劳务费预算落实到位，一方面解决了研究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生的科研动力。学系导师针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交流手段来构建和谐关系，如对性格内向、被动交流的学生，导师会每周去了解其思想、生活、科研动态，对其出现的问题、困难给出指导、建议或帮助;对于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同学，导师会选择性地给予文献阅读导向，将文献的难易程度逐渐提升，并在此期间认真讲解主要的难点和重点;对于学生出现过失甚至错误时，导师不会进行严厉的训斥，而是先了解事情发展始末、了解学生出现过失的原因和理由，然后进行得当的教育，但不会迁就、姑息学生的过错，做到批评到位、教育到位、策略到位，这样学生才能进步，和谐的气氛才能产生，才有利于整体研究生的创新教育。

3完善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良好的知识结构，而研究生知识结构的形成主要通过一系列课程教育来实现。制定科学、合理、完整、互相衔接，并且在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及其他环节上层次清晰的课程体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力保障。通过全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在充分了解、调研国内外著名院校相应各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点及实际情况，制定适应当前本学科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培养方案。

3．1校园文化、实验室文化对于人才培养的影响非常重要

蒙古文学术期刊是我国蒙古族聚集地区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交流和传播科技、信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互联网时代，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期刊的传播力必然成为评价期刊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理应看到互联网技术带给期刊界的巨大变革，有必要改变传统观念，拓宽传播途径，扩大期刊的传播速度与范围，提高期刊的影响力。然而，蒙古文学术期刊的网络化传播平台建设进程较滞后，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数据库包含的信息量小，数据库的各种功能还处在陆续研发实现中，关于蒙古文学术期刊互联网传播途径的相关论文甚少。这对广大基层作者、读者乃至教研工作者造成了诸多不便。从互联网上获取丰富的科技文化信息是每一位读者的需求。他们购买蒙古文学术期刊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靠出版商或书店、邮政系统或快递服务来完成。由于充分利用不了海量的网络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查阅新近的科研成果和相关学术动态，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发展步伐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因此，迫切需要利用互联网和各种电子终端，创建蒙古文学术期刊的多元化传播平台，用于扩展蒙古文学术期刊的受众面，满足各层面蒙古族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而提升蒙古文期刊的影响力。这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科技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内蒙古地区蒙古文期刊的数量与种类分析

内蒙古地区有151种期刊，其中自然科学类65种，哲学社会科学类29种，文教类17种，综合类14种，文艺类21种，少儿类5种。内蒙古地区蒙古文期刊有48种，占总期刊的31．8%;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有10种，占蒙古文期刊的20．9%;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中双月刊约占20%，季刊约占50%，半年刊约占30%。由此可见，蒙古文期刊尤其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存在刊发周期长，内容更新迟延，传播速度缓慢等问题，这对期刊的时效性传播和受众面的扩大有着很大影响，很难满足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需求，迫切需要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播信息量大的互联网多元化传播途径。作为高校蒙古文学术期刊，我们根据自身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热点问题，给作者及早提供科研动向和热点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利用现代化移动互联网手段，创建编者、作者、读者三位一体的互动平台，实时收集反馈信息，提高作者的学术论文质量，根据受众关注的聚焦点针对性地组稿或约稿，不断提高蒙古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论文质量。

二、蒙古文学术期刊的互联网传播现状

蒙古文学术期刊的传播途径较为单一，除了传统的邮局发行和交换外，主要依靠中国蒙古文期刊网、维普网和超星期刊网等三大数据库的互联网传播。

(一)中国蒙古文期刊网

中国蒙古文期刊网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创办的蒙古文学术期刊网站，本数据库把蒙古文期刊的全文内容以PDF格式的形式上传到互联网上，满足了读者随时随地网上查阅蒙古文期刊的需求，也为蒙语教学和蒙古语言文字的科研工作者搭建了便捷的交流平台，并制作了蒙古文字检索引擎，填补了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蒙古文期刊网现全文收录12本用蒙古语言文字出版的优秀学术期刊。收录内容包括蒙古文期刊的PDF格式全文内容以及蒙汉英论文题目、中文提要、关键词、刊名等。本数据库全文收录的12本优秀学术期刊是《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中国蒙古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蒙医药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蒙古文版)》、《西部蒙古论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古文版)》和《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等。中国蒙古文期刊网基本涵盖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的蒙古文版学报，在全国数据库中最为权威完整的蒙古文期刊信息资源的服务平台，目前提供免费下载全文的服务，真正做到了蒙古文期刊的信息资源共享和互联网传播功能。中国蒙古文期刊网有比较成熟的检索功能，有基本检索、高级检索、汉文检索、蒙文检索和英文检索等功能，单一条件的基本检索和同时满足多个条件的高级检索给读者节省了大量的查找时间，蒙文检索是有别于其他网站的独特功能，数据库的日均访问量逐步上升，给广大蒙古族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蒙古文字版的科研成果，也在蒙古文期刊的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摘要］国家的综合素质以及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哲学教育的普及性以及效果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哲学教育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功利化、政治化等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失去。因此必须要进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定位、目标会受到哲学本性的限制，因此本文就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创新的原则以及策略进行介绍与研究。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创新

马克思主义对无数的工人运动进行指导，并且在运动实践中不断完善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传授给人们，指导人们辩证地看待问题，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今社会经济发展，时代进步，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已经被耗尽，其方法论与世界观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能将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并且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人类优秀的成果，不断丰富与发展。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阵地，也应积极发展与创新。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创新遵循的原则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在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论性比较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封闭的理论，它与时展相适应，并不断创新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善于捕捉社会特点，对社会热点以及焦点问题进行研究，满足时展需要。同时注重哲学教育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内容以及研究的创新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需要在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发展作为依据，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化，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实效性。

(二)逻辑与历史相结合

作者：庄中文 单位：安顺学院

数学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和人文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思维素质和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功利思想盛行，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往往只看重数学的计算方法和具体结论，很少关注数学推理证明和思想，没能很好地体现数学的文化和教育功能，这无疑背离了数学教育的应有目的。国内在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时间不长，且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思想和方法，以期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能够从数学教学和学习中受益。

一、数学文化和教育概览

“数学文化”，狭义的解释，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解释，则是除这些以外，还包含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数学文化教育在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改变数学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现状、提高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这些教育目标的实现，数学文化教育在其中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数学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数学哲学、数学史的研究之中。最早系统提出数学文化观的是美国学者R•怀尔德，在他的著作《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从文化生成的理论、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数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及有关理论。将数学文化研究推向高潮的当属哥廷根学派著名的数学家M•克莱因，在其传世之作《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自序中写道“：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克莱因的另一巨著《古今数学思想》被誉称是“就数学史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中着重论述数学思想的古往今来，努力说明数学的意义是什么，各门数学之间以及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和力学、物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克莱因的继承人，同属哥廷根学派的德国数学家R•柯朗与哈佛大学的著名拓扑数学家H•罗宾合著的数学名著《什么是数学》是探寻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完美之作，爱因斯坦评论说：“本书是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彻清晰的阐述。”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内较早从事数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是著名数学哲学家、教育家郑毓信教授，在数学•哲学•文化•教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数学教育哲学》中就已经开始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数学教育的哲学基础，提升了数学教育的理论地位。另一力作《数学文化学》从数学的文化观念、数学文化史的研究和数学的文化价值这样三个方面构建起了数学文化学的初步理论框架。郑毓信教授在他的《数学文化学》中指出，西方数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数学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很不相同，数学文化的研究也必须有中西数学文化的差异与比较性研究的内容。最近几年，关于数学文化的研究专著也越来越多，比如游安军、黄秦安、齐民友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给数学文化以新的解读和发展。笔者也曾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数学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现状和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给出了粗浅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数学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渐渐地渗透到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特别是2003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数学史、数学文化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着手把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推向全国，随后国内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相应的选修课。在本科生数学文化教育中开展较早的应该是南开大学的顾沛老师的课题组，并且得到了听课学生的广泛认可，数学文化课程已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组后来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是公选课，受师资和办学条件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摘要】

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还是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中，对于课堂教学缺乏应有的发散与延伸。在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中，对于教学资源的挖掘可以从很多方面展开。教师应该能透过小组合作，挖掘有效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开发有效教学资源。也可以鼓励学生撰写政治小论文。

【关键词】

高中；政治；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如何能够有效的对于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资源展开合理的开发与利用，这是很值得探究的一个教学问题。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还是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中，对于课堂教学缺乏应有的发散与延伸。在这样的前提下首先无法吸引学生的教学参与积极性，也很难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与吸收也并不深入。教师要转变自己的一些陈旧的教学观念，并且加深对于课程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才能够真正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

一、透过小组合作，挖掘有效教学资源

开发课程教学资源的方法有很多，教师可以发挥学生的教学主体性，让学生透过有效的合作交流来对于很多内容展开思考与探究。小组合作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能够让学生们在过程中极大的锻炼自身的思维能力与问题分析能力。教师可以给学生们创设一个相对开放的活动任务，并且给予学生充裕的发挥空间，让学生自己来组织与设计活动的内容与形式。这首先就是给学生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挖掘教学内容的平台，能够让学生发现很多相关的教学知识点。同时，学生们在针对具体问题展开合作探究时，也会对于很多知识点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并且会对于很多问题有更透彻的研究。这不仅极大的拓宽了课堂教学的知识维度，这也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促进学生能力的不断提升。如：在讲“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地位”时，教师可以给学生们创设一个开放性的学习任务，让大家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来探讨国有企业中经营者的具体地位。课前教师可以将本课的提纲和主要内容提前交给学生，让学生考虑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上课时，由小组推荐四位同学演讲，角色分别为厂长、工会主席、党委书记、企业职工，内容分别为厂长、职工代表大会、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职责和功能。然后可以进一步创设相应的情境，若某企业因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导致企业亏损，职工因拿不到工资情绪低落等，请四名演员按自己的角色表演并处理好以上问题。这个教学过程首先会很有趣，学生将自己放在具体的位置中时，对于国有企业中经营者的具体地位会有更直观的认知。这便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教学资源展开挖掘的过程，并且很好的锻炼了学生的知识领会与吸收能力。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提升”①。2017年10月18日，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构成，开展并深化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满足读者需求及进一步提升出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这方面研究还不深入，②本文尝试从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形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及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给侧改革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还要从组成结构、编辑人员专业构成等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改革，只有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约的不合理因素，才能达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组成结构改革

1．增加专业性期刊数量，限制综合性期刊数量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格局是以综合性期刊为主。综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几个学科，学科边界模糊，影响了读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与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设，继而影响期刊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专业性学术期刊因其专注某一学科，期刊定位更为准确、整体结构更为合理、栏目设置更为细化、选题更为前沿新颖，从而对特定学科学术水平的推进更为有力，更能彰显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命。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加大对专业性期刊的审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督促和指导现有综合类学术期刊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变。比如，高校综合性学报，要从为学校办刊向为学科办刊转变，即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影响力积极向专业性期刊转变。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学科影响力于2018年更名为《安全与管理学报》，成为安全、管理及交叉学科突破性理论进展和创新成果的发表阵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学术期刊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