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教育论文范例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道德教育重要性解读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道德素质是个人素质的关键组成

随着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和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社会对劳动者的职业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职业道德素质过硬，才能有力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的提升，才能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发自内心地对本专业或行业形成热爱之情，不断激发自身潜能，刻苦钻研业务问题，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对于调节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身体状况，提高身心素质，进而为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奠定良好的身心基础。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道德素质是行业前景的隐性动力

行业发展需要接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的人才，因而，在每年的就业季中，很多单位争相向专业学位研究生抛出橄榄枝。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的增大也意味着整个工作团队学历水平和专业素质的提升。如果说专业学位研究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当下或未来行业发展重要的显性动力，那么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就是关乎一个行业发展前景的隐形动力。这是因为，第一，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决定了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影响着他们的工作效率。能否做到扎根于自身岗位，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是体现一个员工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志，更是影响工作成绩和效果的关键环节。每个行业或者每个具体工作单位都是由其内部成员联合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每个员工都成为这个整体中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只有每个个体兢兢业业地工作，才能促进整个行业或单位的有效运转和不断前进。第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关乎着员工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推动着团队意识的提升。从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出发，把整体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员工之间在工作中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这样才能够形成融洽的合作关系，建立牢固的团队意识。第三，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素质代表着整个单位员工的职业形象，影响着员工队伍的精神风貌。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工作团队中学历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是一个企业形象和文化的“活招牌”，而且对其他同事和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作用。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道德素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道德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劳动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准，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劳动部门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享有劳动的权利也都应该承担劳动的义务，因而几乎所有符合劳动条件的社会成员都或早或晚地成为从业者大军中的一员。因此，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因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不仅是从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更是每个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从业者，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对行业和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他们自己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更是整个从业者群体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要代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集约化的发展要求，培养更多符合社会和行业发展需要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是高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提高从业者中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从业者之中的比重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专业学位研究生通过自身的知识和技能改善行业发展现状，推动社会经济进步，是提高社会物质文明的生力军。专业学位研究生通过提升自身职业道德素质，从而改善整个就业者群体的整体职业道德现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如果教育硕士都具备高尚的师德，临床硕士都具备大医精诚的品质，法律硕士都能够把公平正义作为信仰，会计硕士都能兢兢业业地不做假账，工程硕士都能把保证质量作为根本要求等等，那么在这些高素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推动下，社会文明的程度必将提升。

摘要：近几年专业学位教育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体系日趋成熟。值得重视的是数学学科教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质量的提升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文章从学生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论文写作过程管理和评价体系进行了分析，对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摘要］高水平大学建设要求注重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注重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研究生教育走向内涵发展道路。研究生院作为大学的管理职能机构，在维持研究生教育有效运行的同时，也肩负着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任。本文梳理了研究生院的管理职能、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研究生院教育管理能力的对策。

［关键词］研究生院；管理职能；内涵发展

一背景

2015年4月广东省印发《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明确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高水平学科。经过严格遴选，批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7所高校入选为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要求更加注重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更加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增强综合实力、区域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抓手，是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研究生院承担保障研究生教育正常开展的各项职责，同时推进研究生教育向专业化、制度化和组织化发展。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院制度仅有近40年历史。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已经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要实现研究生教育的顶层设计，必须进行适应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研究生院管理职能创新，提升研究生院教育管理能力。

二管理职能

“研究生院”，英文“graduateschool”或“postgraduateschool”，源于西方高等教育，在欧美有悠久历史。我国研究生院制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经国务院批准建立。1984年《关于在部分全国高等重点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几点意见》规定，“研究生院是在校（院）长领导下具有相对独立职能的研究生教学和行政管理机构，应有单独的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此概念将研究生院定位为“研究生教学和行政管理机构”。1995年制定的《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规定，“研究生院主要是指在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中组织实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同样将研究生院定位为“组织实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管理机构”。2013年国务院取消了“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审批”项目，此后，各高校设立、调整研究生院由学校自行决定。研究生院是大学的管理职能机构，各院系是承担研究生培养职能的办学实体。其作为服务研究生教育的管理部门，在研究生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围绕其职责和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目标，本文提出对研究生院管理职能提升的一些建议及思考。研究生院的管理水平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研究生管理的研究受到重视。逄索等分析了研究生教育管理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1]。张松基于研究生院的职能现状分析对研究生院管理体系展开研究[2]。徐翠华等从当下研究生教育的形势分析了研究生教育管理存在的困难[3]。周叶中等对我国研究生院的定位与功能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研究生院建设所存在的问题[4]。王少媛等分析了几所高校研究生管理的共性，由此推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5]。

三存在的问题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下，我国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日益重要。因女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在发展历程中面临着家庭与事业相冲突，自身心理压力大，成就动机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因而，需要从教师自身层面、家庭层面、学校层面及其社会层面四个层面上提出可行性对策以此促进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以此提升高校女教师幸福感。

关键词：女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对策

一、高校女教师专业发展困境

从古至今，“男尊女卑”一直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性别问题也是长此以往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女教师这一特殊群体，一方面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个人义务，另一方面，女教师作为普通的女性则要关注婚姻和家庭所带来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在教育体系下，科研及学术都以相同标准对待男女教师，迫使高校女教师在面临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的同时，承受学校及家庭，科研及生活等双重压力，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使其成功。

（一）双重身份

定位模糊女教师在学术科研及家庭上承担着双重身份，在不同岗位面临着不同的角色扮演，对于学术方面，女教师与其他男教师一样，首先的身份都是一名教师，全身心投入科研与教学中，这其中与其他男教师考核标准，评价标准都是统一的；而相对于家庭方面，女教师则是充当着贤妻良母的身份，主要的精力则在相夫教子等方面。我国历来的性别文化而言，一直流传下来的是，对于男女之间的评价而言，男人主要看重事业，女人主要看重家庭，这也足以影响着女教师所面临的身份及定位。高校女教师作为现代化女性，并且作为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高素质人才，在一定程度希望通过自己专业水平能力及自己科研成果，从此摆脱女教师的困境。但是，在面临晋升等问题方面，男性教师明显占据优势。长此以往的不平衡迫使女教师偏向家庭，从而抑制高校女性教师专业发展。

（二）双重压力

本文作者：肖来付 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职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以“通识教育”为主题检索出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数量仅占全部通识教育研究论文总数的4．8%。实际上，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研究不论是论文、论著的研究数量，还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及构成，与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与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占据国内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实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②。如果说CNKI的文献可以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广度，那么，硕博学位论文则能够反映高职通识教育研究的深度。选取“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增刊)，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得到835条结果;若以“通识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258条结果;而以“通识教育”为题名加以检索，则得到118条结果。若再以“高职”+“通识教育”为主题，在上述数据库检索，则得结果46条，去除与高职通识教育不相关的文献后，其中有效结果为10条。若以“高职”+“通识教育”为题名再次在以上检索结果中进行检索，则只有3条有效的相关研究文献，分别为“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刘秀波，2006)、“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吴地花，2007)、“通识教育视阈下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吴继红，2009)。在研究通识教育的硕博论文中，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比较，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论文仅为全部论文数的5．5%，若以“通识教育”为题名进行比较，所占的比例仅为总数的2．5%。可见，目前对普通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进行研究的硕博论文占了绝大多数，而真正对高职通识教育展开深入专题研究的硕博论文目前尚不多见，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高职院校虽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却并未真正地进入公众视线的尴尬现实境遇。

近十年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国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苏联的影响，在“一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下，我国大学也以当时苏联老大哥专业教育模式为模板，大多是以专业教育来培养当时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和研究通识教育理论。通识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考究法、调查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虽然运用调查法、比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绍外国著名高校的通识教育以及我国部分高校通识教育的实践做法)，不过，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检索、梳理与挖掘，目前学者多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因此，通识教育的研究论文中，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数仍为定性研究。同时，我国通识教育实践存在着教育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不够合理、课程体系较为分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学的通识教育理论的指导所致。当前，能够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识教育相关文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卫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启示》一文。上世纪末，当时的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随之在国内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识教育的研究人员与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如杨叔子、胡显章、王义遒、季羡林、顾明远等)，而自9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的研究群体主要是各高校的专职研究与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丽、乐毅、张慧洁、檀钊等)、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刘曙雄、甘阳、王晓渔等)、在读博硕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较多的是王义遒、潘懋元、李曼丽、甘阳等人所做的理论与调查研究。而通过对高职通识教育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进行分析，发现:研究高职通识教育的人员多数集中在高职院校系统内，多数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专门从事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研究人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职通识教育尚未引起整个教育学界的关注，当前教育学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更多的是实行专业教育而带来众多问题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

通过对检索到的论文主题进行归类分析，我国学者对高职通识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识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持技术、实践与应用等三个方面:通识教育基本理论。包括通识教育概念及内涵、通识教育理念及与其他教育理念(如专业教育、素质教育、自由教育等)的关系、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意义和价值、通识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国内学者对于“通识教育”的涵义众说纷纭。通识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是体现通识教育理念、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一种人才教育模式。李曼丽将通识教育表述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有志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1〕18。”陈卫忠〔2〕、梅醒斌〔3〕、陈智〔4〕等人对高职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对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实现途径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识教育的支持技术。这里主要是指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识教育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等，如计算机科学、互联网技术、管理制度等。“近年来我国通识教育的深化进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学的通识教育遇到了发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通识教育还缺乏足够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实通识教育理念，还是深化通识教育的实践，都必须以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为前提的。刘训华从生源、教师、社会、学校与学校管理四个角度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影响因子做了研究〔7〕。吴地花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认为:当前人们对做人与做事同等重要和对于“学会做事”的新诊释、校园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职教育目标与通识教育目标的契合、特别是高职的实践课程等，为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据〔8〕。#p#分页标题#e#

目前，对于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很少，尤其是对高职通识教育实行过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的研究更少。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檀钊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发表的《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该文随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9〕。檀钊认为，尽管通识教育似乎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必然趋势，然而，现时的通识教育已经步入了尴尬的境地。高职院校的许多特点实际上也正是其弱势所在，主要表现在生源素质不高、师资欠缺以及学制问题上，为此，高职院校应慎行通识教育。这在当前主张推行高职通识教育的众多观点中，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认知。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应用。主要包括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如课程编制、授课形式、课程评价、设置标准以及课程师资等;港澳台地区和欧美等国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当前进展、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我国大陆部分著名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调查与分析。彭振宇、向丽、韩凝等人对当前大陆的高职通识教育现状、进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对高职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盛光希对高职高专通识教育课程评价及效果检测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黄星君则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例，对湖北省高职院校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做了个案式的实证分析〔14〕;蔡景界〔15〕、徐辉、季诚钧〔16〕、陆启光〔17〕、冯增俊〔18〕等人对国外与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及其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对于高职院校应该如何具体开展通识教育，刘秀波在其硕士论文《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研究》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高职院校加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存在问题和原因作了分析，并从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体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9〕;吴地花在《高职通识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着重分析高职通识教育可行性的同时，对高职通识教育的实施内容和实施途径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吴继红则在其硕士论文中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20〕。“但国内研究者更习惯于在一种应然的状态下论述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意义、效果或方法，面对操作进程中的问题大都采用问题呈现的形式，论及实践中怎样解决或理论上怎样分析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摘要：文章从工程伦理课程发展历程出发，明确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阐述了环境类硕士生“工程伦理”课程设计、授课方式及考核策略。

关键词：工程伦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多重价值追求，不同利益诉求也会导致人们在工程行为选择上的困境与冲突，从而引发当今社会对工程行为意义与正当性的反思，人类的工程实践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关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伦理活动，这成为“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工程伦理”课程介绍

工程伦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1]。工程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哲学、伦理学与工程学、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门类，在实践意义上，工程伦理为工程师提供了价值性的规范引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工程伦理教育。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是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动下展开的。2014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程呼唤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对话”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上，企业界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不但要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延伸到价值塑造，而且要把价值塑造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启动“工程伦理”课程建设，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伦理”教材和在线课程。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并列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实施人才培养、开展评估评优工作重要依据。可以看出，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中的“标配”。

二、“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意义

传统环境类硕士生培养目标是：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科研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能力。目标对学生掌握扎实的环境专业理论和技术表述较多，而对学生今后作为环境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工程伦理素养和职业道德鲜有提及。环境类专业在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环境问题时能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社会利益公正对待问题、环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义性以及环境工程师的职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与对立引发的工程伦理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环境保护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现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二是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全球性问题，而环境工程主要是保护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会不可避免涉及甚至减损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工程伦理冲突，甚至破坏世界和平或引发局部群体性事件，例如“邻避冲突”与“邻避困境”出现；三是环境污染问题追溯和责任主体确认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典型的难以溯源和界定责任主体，这都对环保工作者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也会涉及很多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四是确立自然环境的伦理地位，工程师需要扭转一味追求技术效益和最大产出的功利观，明确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因此，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任务。

构建依据：大学职能的践行

高校国防教育是国防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体，具有两者的共同属性，不同于初等国防教育，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国防教育的一般特征和高文化的层次特征。鉴于此，高校国防教育的外延就应该包括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这四种高校国防教育实践构成了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可分割。高校国防教育是一个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系统，其发展动力来自于现代大学职能的践行。现代大学职能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历史表明，大学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演进是大学适应社会的结果。大学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人才培养上，高校通过国防教育应该提升大学生的国防素质，增强他们国防观念和意识、传授国防知识和提高国防技能。其次，在发展科学上，高校通过对国防教育研究领域理论体系、出现的新问题等进行研究，以形成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方法。最后，在社会服务上，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部分，高校要充分发挥师资等资源优势，为社区国防教育服务。因此，如何将高校国防教育所包含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大学社区建设整合，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的关键。正是大学这三大职能在国防教育领域的践行，推动着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它们是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建高校国防教育模式的基本依据。

模式内容：“四位一体”

在充分认识高校国防教育的内涵、外延以及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职能关系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高校国防教育发展模式。“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具体内容为：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大学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水平的主要标志。学科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它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二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三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国防教育学是研究国防领域里的教育现象，并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理论知识体系。这一科学认识明确了国防教育属于教育学的范畴。国防教育学对国防教育规律的探索所产生的新知识，是国防教育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专门知识。从教育部体卫艺司国防教育办到省教育厅国防教育办，再到普通高校的武装部军事教研室，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庞大的管理、教学和科研网络体系。可见，国防教育学已具备一门学科所必须的三个要素，具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何为学科建设呢？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对于一个研究领域，学科建设主要是通过理论体系的构建使其制度化，然后通过学科设置、学科建制等过程建立起该学科的训练制度与研究制度。

对于一个具体的学科或院、系而言，学科建设主要是指学科群的建设，即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学科建制，从而使得一级学科下面的分支学科不断增多，建制不断扩大，研究的经费更加充足，对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而对一个学校而言，学科建设则主要涉及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学科结构与体系，交叉学科的形成等一系列更为宏观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些有影响的学科群或一流学科，以此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是大学学术组织围绕“国防教育学”而进行的所有建设活动的总称。尤其是指设置专门的学术组织进行制度化的体育科学研究。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通过前面分析，学科建设是整个学校发展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的龙头部分，只有通过学科建设才能增强学校的科研实力，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但学科建设是宏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一般体现在课程建设上。因此，课程建设是学校实现其教学与科研发展的核心。何谓课程？课程是指一定学科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教学进程。国防教育学课程是指以促进全体学生国防素质提升为目标，由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的教学活动的总和。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涵盖了国防教育课程目标的确定、教材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师资建设、课程改革和研究等。其主体部分是教学，教学的完善与改进是课程建设的核心。

高校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国防体育是我国国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高等教育中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当代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对培养未来国家合格的建设人才，塑造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防体育高水平运动队目前主要项目有定向越野运动和射击等，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关键是训练机制和竞技机制的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国防教育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在开展大学生国防体育教育活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解决。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高校国防教育社区建设是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设以学校学生、教职工为主体、周边居民参与的“校园———社区”一体化的国防教育体系。它能够将学生的课余国防教育活动、教职工的国防教育活动和周边居民的国防教育活动整合在一起。这一措施有利于大学国防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充分整合大学国防教育工作中的教学、科研、训练、群体等工作的同时，将大学国防教育的外延一一涵盖，并将各项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以上四个部分工作内容侧重点不同，学科建设以科研为重点，课程建设为教学为关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以训练为基础，而社区国防教育建设则为群体为服务对象。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教学、科研、训练、群体”四位一体模式。科研活动能促进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能接触并创造新思想、新知识和新信息，并在教学和训练活动中传播给学生，有助于改进和丰富教学和训练活动，提高教学和训练水平。国防教育教学和高水平运动队训练也可以促进科研发展，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能发现教学和训练内容、手段、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科研活动可以围绕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活动。有了以上科研、教学和训练的基础，高校就可以充分整合并利用相关资源为社区群体提供优质国防教育服务。#p#分页标题#e#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