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范例

首先我馆加大了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独具特色的地方文献的收集和保护，屯垦戍边文化是兵团党史文化的历史源泉，让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进一步拓展创新兵团党史文化，从而正确引导舆论导向，铸造打击“三股”势力的有力思想武器。兵团人自制工具、以人拉犁，建立了大批团场城镇，繁荣发展教科文卫事业，先后建起了石河子、五家渠、北屯、阿拉尔、图木舒克、铁门关6个军垦新城。与此同时，兵团通过交流融合，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及西域文明优秀元素，进行消化吸收、改造继承，孕育产生了集各民族、各地域优秀文化为一体，以时代追求为主旋律的兵团党史文化。我馆藏有千余册，主要包括：兵团年鉴，兵团统计年鉴，各师、农牧团场、企事业单位的史志，有关兵团的政策汇编及政治、经济、文化类书籍，如兵团人在改造山河的伟大实践中，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党史文化，催生了小说《军队的女儿》《多浪河边》；介绍兵团辉煌事业的《王震回忆录》；获国家科一研成果奖的《新疆长治久安论》；歌颂支边青年的《天山脚下的北京支青》。这些优秀作品影响和感染着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转业军人等纷纷走进兵团，兵团人以兵团的多元性文化为特色,有目的、有步骤地建立了各相关单位的兵团特色文献藏书系统。这些资料具有特别的收藏价值，对继承和发扬兵团优良的文化传统起着重大的作用。50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始终以屯垦历史、文化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利用兵团文化建设的优势,开展社会文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形成一批以西域历代屯垦史兵团屯垦社会文化艺术为方向的研究成果。

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为标志，兵团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赋予兵团党史文化新内涵和要求。兵团创作出一批以对口援疆等党史题材为主的文化作品。如：歌舞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加快从“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的转变，兵团党史部门编撰出版《兵团史料选辑•城镇化专辑》，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高干部群众屯垦戍边的责任感、自豪感，兵团还陆续出版了《兵团读本》《兵团精神礼赞》《屯垦戍边理论热点面对面——职工读本》等党史文化作品。以上这些都已成为我馆今后资料收藏的主要方向。其次大力挖掘新疆民族地方文献，为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辽阔美丽的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的内涵,古丝绸之路的开通等使新疆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全疆2000多万人口中,少数民族达1000万以上,形成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2001年我校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所,开始对古丝绸之路上厚重的西域文化的历史进行探察。作为文献信息收藏中心的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根据西域文化研究以及民族学学科发展需要,图书馆与西域文化研究所通力合作，通过图书征订、馆际交流等各种手段,广泛收集西域文化与丝路文化研究的古籍新书,共同组建了特色馆藏西域特色文献库。近年来,民族学学科建设也得到学校的重视,2010年已正式被列为校内重点学科。地方民族文献既能反映地方特色,又体现了时代特色和社会发展的历程,所以它是我馆建立特色文献库的又一个收集重点。由于塔里木大学本身民族学生就占到三分之一多,今后我们在收集、保存西域民族文献时必须在西域民族界定方面准确把握,它主要涉及包括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礼仪、诗文戏曲等资料。

从目前状况来看,我馆现有文献除通过各地史志办收集整理相对完整的各地方志、各县志、各团志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文献,如西域文献、各时期、各地方史料和考古方面的文献。如维吾尔族诗人哈吉•玉素甫著有爱情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总结中外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成果，介绍“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地理、人文、科学。《走进新疆》是一部可以让您了解、认识新疆全貌的书，该书坚持“厚今薄古”的写作原则，着重介绍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其使用价值和史料价值极高。此外只有大力收集和整理有关新疆的专题和书目索引，才能够加以充分利用，体现其重要价值。关于新疆研究的史学论文索引，《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收录论述新疆历史的论文篇目8000余条，分地方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考古、历史地理和历史人物七大类。综上所述，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是地方高校差异化发展的有效举措，在特色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地方高校图书馆不仅要注重提升特色文献资源的内涵品质，还要突出专、精、深的要求，并且立足本馆特色馆藏资源开发，开展与自身特色相适应的读者服务工作。馆藏特色文献库的建设模式为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是落后民族地区高校立校强校的重要途径。塔里木大学图书馆西域民族特色文献和兵团文献库的建设工作目前尚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对于前期建设中出现的图书采集过泛、盲目追求大而全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角度较好地完成民族地方文献搜集整理工作。

作者：张玲 单位：塔里木大学图书馆

中亚五国地处欧洲和亚洲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自古以来就与我国有很深的渊源。1目前中亚地区是我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向西陆路交通的第一站，其地缘位置极为重要。2013年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肇始。此后许多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中亚国家。2中亚五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相继独立以来，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和社会制度，但目前还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期，民族宗教问题较为复杂，有许多跨境民族，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个国家与我国接壤，影响着我国新疆自治区和西部其他省份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中亚研究至关重要，对“一带一路”建设和我国国家安全都具有极大的战略和现实意义。学术期刊是“反映最新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3连接着“作者、读者和评价机构”，4是学术研究体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一个学科专业学术期刊是该学科学术成果的最集中的平台，传播和评价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该学科的发展和方向，5这些专业学术期刊的发展状况和变化是该学科的发展状况和研究格局最直接的反映。中亚研究专业期刊是中亚研究成果发表和交流的平台，本文研究中英文中亚研究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发展，分析各期刊出版的定位、内容特点和主要的研究议题，探讨中亚研究学术期刊发展变化的原因，并通过中英文中亚研究学术期刊的比较提出对我国中亚研究期刊和专业学术期刊出版的有益启示。

一、中文中亚研究学术期刊

我国与中亚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创办较晚，第一份期刊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的复兴时期，此后另外一些与中亚研究相关的期刊陆续创办。虽然最早创办的是中亚史研究专业期刊，但是总体来说中亚研究专业期刊以政治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为主，整体数量较少。另外，学术集刊作为“与期刊互补的一种学术出版方式”，目前已经纳入了我国的学术评价体制，6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从2005年就开始收录学术集刊，因此本文将集刊与期刊同等对待，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中国的中亚研究刊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的中亚研究期刊，另一类是包含中亚研究方向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中亚学刊》是我国第一个专业的中亚研究刊物，是由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创办的“不定期学术杂志”，7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1辑，第2辑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为联合主办单位，此后一共不定期出版了6辑，发表了78篇论文。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于1979年，作为成员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为发挥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靠近中亚地区的地理优势，该协会于1990年在乌鲁木齐市设立秘书处，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代管业务，8《中亚学刊》是其会刊。该刊主编马雍是西域史专家，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的编委，陈高华和余太山亦是精研西域史、古代民族史和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历史学者。《中亚学刊》所关注的古代中亚和西域之地理范围涵盖现在中亚五国的领土，9-109故该刊认定的中亚范围要大于如今的中亚五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大中亚地区，该刊所刊发的文章以西域、中亚古代史为主，同时包含古代中外关系史，多数论文偏重考据，涉及文化、语言、考古、艺术、交通、军事和政治等领域，季羡林、荣新江和刘迎胜等著名学者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自第六辑出版后，《中亚学刊》再未继续出版。1999年余太山教授又主编了另一个“不定期、连续性的学术刊物”《欧亚学刊》，到2018年底已经出版了18辑，每期会刊载若干研究中亚史的论文。《中亚研究》是另一本中亚研究专业刊物，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主办，该所所长杨恕教授担任创刊主编。该学术集刊创刊于2014年，创刊时计划每年出版两期。2014年底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辑，从第三辑开始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共出版了六辑，每辑刊登10篇左右的论文。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下设机构，是以“国际政治学科为支撑”的智库，10因此该刊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关注中亚五国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兼及民族、历史与宗教问题和与中亚紧密相关的阿富汗等国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亚研究》和《中亚学刊》都没有加入中国知网（CNKI）等期刊数据库，亦未被CSSCI收录，发表的单篇论文不易被检索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刊载文章的传播和期刊的影响力。还有两种以翻译和整理外国学术资料为主的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它们都以内刊或增刊的形式出版。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中亚研究》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内刊。该刊的前身是1981年创刊的《苏联中亚研究资料》，1983年改为《中亚研究资料》，1985年出版过一期增刊，名为《中亚民族历史译丛》，1986年改名为《中亚研究》，以季刊的形式一直出版到1998停刊。从1981年创刊到停刊，该刊共出版60期，发表了近1000篇文章，包括论文、译文和资料等，总字数约700万字，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问题。11改名为《中亚研究》后的12年间，出版了40余期，共245篇，1990年前以译文为主，1991年主编潘志平研究员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刊物进行了改革，开始以发表原创学术论文为主，“同时兼顾国外资料的披露和信息交流”。12但因为该刊是内部发行，未被数据库收录，目前已很难找到。1983年创刊的《中亚史丛刊》，由当时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项英杰教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翰笙教授题写了刊名，第1期以内部交流刊物的形式出版，第2期到第7期改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从创刊到1988年终刊，刊发的文献约250余万字。《中亚史丛刊》主要刊登外国中亚研究著作的中译文，第一期刊登了苏联学者帕·波·伊万诺夫的著作《中亚史纲》，还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关于中亚的论述》、《日本中亚史研究动态》等文章。在出版的7期中，《中亚史丛刊》刊载了译自英文的中亚史研究著作6部，译自俄文的两部，译自日文的1部，还有13篇论文译自《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和日文学术期刊《史学杂志》。13这份期刊亦未被期刊数据库收录，目前已较难查找。另外，有两种包含中亚研究方向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如今仍然在出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创刊于1981年，由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主办，创刊时名为《苏联东欧问题》，为双月刊，1981年出版了3期，以后每年出版6期，一直延续到现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相继独立，《苏联东欧问题》1992年第2期改为《东欧中亚研究》，继续保持双月刊，主要刊载研究苏联、俄罗斯和东欧中亚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主要关注现实问题。1996年，《东欧中亚研究》被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研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收录，1998年被CSSCI收录。2002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2003年第1期改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1期又改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该刊的内容主要以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为主，但俄罗斯政治研究的论文占大多数，比如2017年刊登中亚研究相关文章仅9篇，2018年有7篇，平均每期不到两篇。该刊目前是CSSCI扩展版（2019-2020）来源期刊，属于政治学类。《今日东欧中亚》创刊于1983年，原名《今日苏联东欧》，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在1981年联合成立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主办，14为双月刊。1992年改为《今日前苏联东欧》，1995年第1期又改为《今日东欧中亚》，主要刊载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评述性文章。该刊的独特之处是每期会有“研究资料索引”栏目，列出国内期刊关于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最新文章目录，供研究者参考。2000年该刊改为季刊，同年被CSSCI收录。2001年第1期改为《俄罗斯研究》，2007年改为双月刊，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刊名中已没有中亚，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该刊从2014年开始设置中亚研究专栏，每年会刊载一些中亚研究或与中亚相关的论文，2017年刊登了6篇，2018年6篇，平均每期一篇。这比改名前的状况有所好转，在改名前的1999年到2000年，该刊只刊发了两篇与中亚研究相关的文章。《俄罗斯研究》目前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是中文核心期刊，也是CSSCI政治学类的来源期刊（2019-2020）。最后，还有涉及中亚研究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原名《东欧中亚市场研究》，1996年由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创办，2003年第1期改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4年第1期又改为《欧亚经济》。目前仍会刊发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章，平均每期有一篇。还有中亚科技经济信息中心和新疆科技情报研究所主办的《中亚信息》杂志，主要刊登中亚各国经济贸易相关的商业信息，偶尔刊发研究型学术论文。这两个期刊已被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收录，但没有被CSSCI等带有评价性的引文索引收录，所以影响力较小。总之，我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刊物较少，其中大多数创办于“我国现行期刊体制形成”的1980年代，15当时随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生产力的提升，催生了专业学术期刊的产生和发展。16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在创刊初期多以内刊的形式出版，以中亚历史研究和中亚各国情况和资料的介绍为主，中亚历史研究具有极强的学科导向，主要由老一辈学者完成。在苏联解体前，我国学者对中亚的政策性研究，“实际上是在对苏联整体研究的前提下，针对其中中亚部分的研究”，在中亚国家独立后，才转变为对中亚国家自身“内生性”问题的研究。17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和包含中亚研究方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绝大多数是政治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期刊，刊发的论文以中亚五国国别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现实问题为主，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越来越具有学科导向。曾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主的刊物都在不久之后停刊。好几种学术期刊（集刊）在创刊后由于稿源不足等原因改名或停刊，这也能反应我国中亚研究的学术成果产出量较低的现状。

二、英文中亚研究学术期刊

英文学术界的中亚研究有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学术期刊亦创办较早，二十世纪初就创办了第一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此后各个时期都有学术期刊创办。大部分英文的中亚研究期刊为典型的区域研究（areastudies）综合性期刊，因为区域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集合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方法，通常由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合作完成，18所以这些期刊所刊载的文章范围也较为广泛,主要涉及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学科。另外也有一些综合性区域研究期刊包含了中亚研究方向，也在本文的论述范围。英语学术界最早的两种中亚研究专业期刊都产生在英国。《皇家中亚学会学刊》（JournaloftheRoyalCentralAsianSociety）是英文学术界的第一份中亚研究专业学术期刊，由位于伦敦的中亚学会（CentralAsianSociety）在1914年创办。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对统治中亚地区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经济上加紧了物资掠夺，19英国的中亚研究学会在这一年创办学刊更有特殊的意义。中亚学会创办于1901年，学会的章程中写到，鉴于当时伦敦还没有一个完全以“中亚问题”（包括政治、地理商业和科学各方面）为主题的学会和研究机构，因此发起者希望成立一个学会为曾到中亚旅行或对“中亚问题”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聚会场所。所谓“中亚问题”是指几乎整个19世纪，英国（英属印度）和俄国在中亚地区持续的政治和外交冲突，因此，中亚学会许多创始成员和核心成员都参与了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大博弈”（greatgame）。20该刊原名《中亚学会学刊》（JournaloftheCentralAsianSociety），前身是中亚学会发表海外会员对所在国时事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报纸及发表来学会演讲学者演讲稿的不定期公报（Proceedings），1931随学会改名为《皇家中亚学会学刊》，一直延续到1969年。在此期间，每年出版三期，共出版了56期，主要发表研究中亚和整个亚洲的论文、研究综述和书评，比较特别之处是每期都会刊发一些极为简短的书评（shorternotices）。也会发表长篇的书评，原书的作者会做出回应，产生了几次极为激烈的学术争论。该刊出版后影响力逐渐扩大，获得许多学者和政要的好评，除会员之外订阅机构遍布全世界，1922年有11家机构订阅该刊，1948年增加到89家，1958年达336家（其中美国120家，中国31家，苏联17家，日本7家），1964年更是增至454家（其中美国135家，伊朗35家，印度23家，巴基斯坦25家，中国14家）。21但随着学会研究范围的扩大，1970年该刊改名为《亚洲事务》（AsianAffairs），不再是中亚研究专业期刊。《皇家中亚学会学刊》创刊初期，主要发表一些中亚及周边地区的自然、地理、农业和社会考察研究的文章和学术动态，此后逐渐转向关注政治、社会等现实问题。《中亚评论》（CentralAsianReview）,创刊于1953年，由位于伦敦的中亚研究中心（CentralAsianResearchCentre）出版，该中心由著名的中亚史学者杰弗里·惠勒（GeoffreyWheeler）创办,并与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苏联事务团队(SovietAffairsStudyGroup)保持合作关系。《中亚评论》的全名是《中亚评论：苏联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发展动向季刊》（CentralAsianReview:AQuarterlyReviewofCurrentDevelopmentsinSovietCentralAsiaandKazakhstan），主要刊登苏联出版物文摘的翻译，以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在当时由于地理和语言的原因，中亚研究一直被忽略，该刊的出版意义重大，“突破了知识障碍，填补了空白”。22从1953年到1968年，杰弗里·惠勒（GeoffreyWheeler）担任该刊主编，他是十九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两个中亚研究专家之一，出版过《现代苏联中亚史》（TheModernHistoryofSovietCentralAsia）、《苏联中亚的民族》（ThePeoplesofSovietCentralAsia）和《苏联穆斯林亚洲的种族问题》（RacialProblemsinSovietMuslimAsia）等著作。他曾在英国海外军队和情报机构任职多年，1961年到1965还担任过《皇家中亚学会学刊》的编委会主席，伦敦的中亚研究中心由他在1953年创办，并任主任。231968年杰弗里·惠勒不再担任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中亚评论》主编，该刊在第二年与该中心出版的另一个国际研究期刊《平衡》（Mizan）合并，已不再以中亚研究为主，后在1971年停刊。非西方国家的大学也有中亚研究期刊出版。《中亚》（CentralAsia）由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大学（UniversityofPeshawar）的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区域研究中心[AreaStudyCentre(Russia,China&CentralAsia)]主办，创刊于1979年，每年出版两期，目前已经出版了83期。该刊编委由来自巴基斯坦、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学者组成，24刊发的文章主要关注当今中亚五国及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问题，因为巴基斯坦与中亚地区接壤，所以不少文章关注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每期十篇左右，篇幅通常在10页上下。虽然该刊未被国际期刊数据库收录，但文章已经开放获取（openaccess），可以在该刊官方网站下载2007年至今的所有文章。美国的第一份中亚研究专业期刊《中亚观察》（CentralAsianSurvey）创刊于1982年，每年出版四期，目前是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中央欧亚研究学会（CESS,CentralEurasianStudiesSociety）的出版物，不过现任主编和副主编都是英国学者，书评编辑是美国学者。编委中有8位美国学者，5位英国学者，同时有来自丹麦、加拿大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学者各1位。《中亚研究》是一份多学科期刊，涵盖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多个方面，是北美洲第一份中亚研究期刊，创刊时针对中亚研究分散在各个学科的状况，该刊申明旨在“连接不同学科的中亚研究”，针对的阅读对象不仅是专家学者，还包括学生、政策制定者和对中亚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25的同时还刊发书评，还会不定期设置专刊，比如2019年第3期（Vol.38,Issue3）就是“传统化在中亚的实践”（PracticesofTraditionalizationinCentralAsia）专刊。《中亚观察》主要关注中亚五国和南北高加索地区，同时关注中国新疆、蒙古和阿富汗等地区和国家及它们与中亚国家间的关系。该刊曾是全世界中亚和高加索研究领域唯一的一种同行评审（peer-review）的综合性期刊，2019年开始被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公司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还有一些中亚研究的期刊创刊时间比较短或已经停刊。《中亚研究学刊》（The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1996年创刊，由印度的克什米尔大学（UniversityofKashmir）中亚研究中心主办，目前为年刊，已出版24期。26该刊每期刊发五篇左右论文，同时刊发书评和研究评注（researchnotes），期刊主要关注中亚五国，旁及周边国家，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议题。1996年，位于美国的高等中亚研究协会（AACAR,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entralAsianResearch）27亦创办了名为《中亚研究学刊》（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学术刊物。该刊原计划每年出版两期，由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中亚研究专家鲁埃尔·汉克斯（ReuelHanks）担任编辑，但是出版了7期后于2002年停刊。《中亚事务》（CentralAsianAffairs）创刊于2014年，是由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主办的同行评审期刊，每年出版四期，目前已出版17期，每期发表五篇以上的论文和一两篇书评。主要关注以中亚五国为中心的大中亚地区当代的政治、经济事务。《中亚学刊》（JournalofCentralAsia）由巴基斯坦真纳大学（Quaid-i-AzamUniversity）的中亚文明研究中心创办，在1978年出版第一期，1997年停刊，一共出版了20期。《当代中亚》（ContemporaryCentralAsia）创刊于1997年，由位于德里的中亚研究中心（CentreforCentralAsianStudies）创办和出版，每年出版一期。从2004年开始由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下设的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CRCAS,CentreforRussianandCentralAsianStudies）主办，每三年出版一期，现已出版了18期，该中心每月亦出版研究通讯一期。28这些期刊除了印度出版的《中亚研究学刊》被数据库EBSCO和ProQuest索引外，都没有被国际英文期刊数据库收录，亦未被SSCI或A&HCI收录，所以影响力很有限。另外有一些多语种中亚研究期刊，会刊发英语的中亚研究文章。《中亚学刊》（CentralAsiaticJournal），创刊于1955年，由德国的哈拉索维茨（Harrassowitz）出版社出版，主要关注中亚前现代时期的语言、历史、考古和宗教等问题，近年也会刊登一些近现代中亚文化研究的文章，29每年出版两期，目前已经出版了61期，仍在继续出版，目前被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公司的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收录。该刊是多语种期刊，除了刊登英文和德文论文，还有中文、法文等语种的论文。《中亚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CentralAsianStudies），由韩国的亚洲文化和发展研究所（IACD,InstituteofAsianCulture&Development）主办，1996年创刊，每年出版一期，目前已经出版21期，刊发英语、俄语和土耳其语等多语种论文，主要关注当代中亚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及中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该刊大多数文章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30最后，一些综合性区域研究期刊涵盖了中亚研究方向。美国中央欧亚研究学会主办的《中央欧亚研究评论》（TheCentralEurasianStudiesReview），2002年到2009年共出版了8期，发表了不少中亚研究论文，目前已停刊，但论文都可以在该学会的网站直接下载。31《区域：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Region:RegionalStudiesofRussia,EasternEurope,andCentralAsia），创刊于2012年，由韩国外国语大学（Hankuk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俄罗斯研究所主办,每年出版两期，会刊登少量中亚研究文章。《东欧和中亚研究学刊》（JournalofEasternEuropeanandCentralAsianResearch）创办于2014年，是开放获取期刊，每年出版两期，现已出版六期，由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University）主办，主要关注中亚商业和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基础性研究。32另外，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内亚》（InnerAsia）每年出版两期，每期会刊登不少中亚研究的论文和书评。33英文中亚研究的学术期刊较多，早期创办的期刊有东方学（OrientalStudies）的背景，目前以中亚区域研究的专业期刊为主。西方的区域研究是针对某个区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是以某个区域的问题为导向，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的，34所以具有综合性和应用性，主要关注现实问题，很多期刊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亚国家独立后创刊，绝大多数对中亚历史（特别是古代史）关注较少，《中亚学刊》（CentralAsiaticJournal）是唯一的例外，其他对中亚历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历史类的期刊上。这些期刊主要由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和学术团体主办，巴基斯坦、印度和韩国也有相关的期刊，但影响力较小。英文学术期刊的数量和刊发文章的丰富性反映出了英文学术界中亚研究的产量较大，同时主要关注现当代的中亚问题，很多文章是政策导向，具有较强实用性。

三、结语与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持，因此中亚研究极为重要。我国的中亚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专业学术期刊缺乏就是表现之一。与英文学术界相比，我国中亚研究的专业期刊较少，专业性不强，较有影响力的是政治学类综合性区域国别研究期刊，作者和编委皆为我国学者，关注焦点在中亚五国的政治、民族和国际关系问题。英文的中亚研究专业期刊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是中亚专业研究期刊，作者和编委遍布世界各地，论文研究关注的范围较广，涉及以中亚五国为中心的广大周边地区，关注的议题也较为多样，不限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不过对当代中亚问题的关注是共同点，目前中英文中亚研究期刊所刊载的文章都是以现实问题和政策导向的研究为主。在中亚研究期刊发表的文章中，早期中国学者对中亚地区历史的研究是具有强烈的学科导向的基础研究，以后对中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也越来越具有政治学的学科导向，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和国际关系是中亚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现实需要，同时还因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政治学学科下国际政治的一个分支（国内大多数中亚研究机构都附属于政治学学科），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学科导向，中青年中亚研究学者主要受政治学的学术训练，而随着老一辈学者故去，中亚历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人才变得极为缺乏。这就形成了如今中国中亚研究期刊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主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学科对中亚的研究。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之间的本身就存在“普遍化”和“特殊性”的张力，35区域研究注重对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区域进行研究或深度描述，而学科的研究希望发现真理或一般性的结论。如何弥补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于学者研究的自我取向，也需要学科设置方向和学术期刊定位来解决。虽然英文学术界区域研究的产生有冷战的特殊背景，是为了解决当时美国对非西方国家历史和政治认识不足的问题，36因此英文中亚区域研究期刊发表的文章多以问题导向为主，不过越来的越多的区域研究学者更为认同自己的学科身份。37总之，我国中亚研究的专业期刊较为缺乏，目前仅有国际政治类的集刊《中亚研究》一种。在学术期刊中，综合性期刊有其自身的优势，但综合性期刊主要与“本机构、本地区优势学科的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8而专业期刊的学术联系范围更广，“传播目标更准确，传播频率（互引）更高”，39可以提供更丰富、更专业的发表平台，也更利于不同学术机构学者的交流。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亚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对“一带一路”建设、我国的国家安全保障和软实力（softpower）之提升都极为重要。40所以我国应该大力发展中亚区域研究，不仅限于政治、经济问题，更应该研究历史、文化等基础问题，相应的也应该创办更多的中亚研究的专业期刊（不限于中文期刊，还应创办英文和多语种学术期刊），为中亚研究学者提供专业和充足的学术发表和交流平台，也把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传播和推广。

摘要：佛教作为汉代时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逐渐中国化，而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的服饰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符号。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文化遗产群就是北魏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完美融合。本文通过石窟佛像与服饰的搭配分类及举例，对佛教服饰的内涵和意义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北魏；云冈石窟；佛教服饰

学术界和佛学界一致认为，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至此佛教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中国化进程。东汉至魏晋，佛教经典的翻译为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土壤，佛教开始初步流传；到三国时，佛教依托玄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西晋时期，因为社会动荡，贵族士人乃至平民纷纷期望从佛教中找到精神依托，佛教在南北方都开始盛行；东晋及之后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进和人民的需要，佛教在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译经与文学活动相渗透，佛教艺术如佛像绘画、佛寺建筑、石窟艺术、佛教音乐等都逐渐盛行。特别是石窟艺术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著名的有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这些都是璀璨的佛教艺术瑰宝，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本文选择云冈石窟中的佛教服饰进行研究，举例对其中的分类和特点进行说明。目前，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多数都是关于考古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而纯粹的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但实际上，云冈石窟是传统文化多维度的集合点，不仅有佛教文化，而且还有传统服饰文化、传统音乐、舞蹈文化、多民族文化等，因此，本文以云冈石窟佛教服饰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当时，帝王非常重视佛教，佛像艺术就是官方组织修建的，云冈石窟作为四大石窟之一，其佛像风格是佛教与服饰的完美融合。

一、石窟佛像与服饰的搭配分类及举例

（一）早期—印度服饰化（以袒肩式和通肩式为主）

佛教盛行与服饰搭配方面有密切关系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佛教与当时中国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服饰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外族风格与本土风格结合。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为汉族服饰带来了许多色彩上的变化。比如佛教一些常用的图案，如莲花纹、忍冬纹等，都被用于云冈石窟的佛像服饰设计中，这体现了宗教与文化的融合、社会与生活的和谐统一。以云冈石窟中的佛像服饰举例，不同风格佛像的服饰特点各异，基本无一重复，这使得云冈石窟的佛像服饰文化产生了很高的研究价值。袒肩式细分为袒右肩式、偏袒右肩式、斜披络腋式，其特征是袒露右肩或者右臂，穿着形式为一整块布料缠裹，袈裟左侧由左肩斜披下垂，右侧斜搭右肩一角，袒露右臂，这也是当时印度流行的服饰（参见慧远：《沙门袒服论》），而“通肩式”是将宽敞轻薄的长衣贴在身上，领口由右肩下滑至上胸回转，上披左肩，衣纹成舒缓流畅的弧线形。这种披裹全身、衣缘飘垂的宽大外袍是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在贵霜王朝时期（1~4世纪）受古希腊影响而形成的服饰。比如，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佛像上这样的服饰很多。昙曜五窟即早期的云冈石窟佛像建造代表。当时最高统治者将佛教作为统治手段，因此，这五窟的建造反映了同时代佛像设计的最高水准。在早期的佛像造型服饰上，多以雄浑、伟岸的印度造像作为特点，因为当时北魏与西域的佛教文化进行了碰撞与交融，鲜卑族积极汉化，当然也接受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图二）。

（二）过渡期—服饰胡化

摘要：旅游业已经成为拉动甘肃景泰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动力，但由于景泰地处内陆，规模小、知名度低，制约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本文对该区域内小微旅游企业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助力景泰小微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景泰；小微旅游企业；数据

甘肃景泰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通过不断地开发与建设，景区基础建设逐渐完善，旅游行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为甘肃景泰小微旅游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就此展开实证调研。

1甘肃景泰县小微旅游企业概况

1.1景泰县旅游资源

景泰县地处甘肃中部，腾格里沙漠边缘，历史悠久，遗迹众多，是丝绸之路北线上的交通重镇，更是黄河文化和丝路文化的交汇地。当地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集黄河、石林、绿洲、民俗等于一体，山水相依；敦煌影视城是我国西北最大、最完整的影视拍摄基地，蕴含着浓郁的西域风情，重现了唐宋时期西部重镇敦煌的雄姿；寿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沙漠绿岛”具有独特的森林生态；建于北魏的五佛寺石窟有着浑厚的人文景观资源；“中华之最”---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是一项跨省份、跨流域、大流量、多梯级的工程，是水利建设史上的一面旗帜等。

1.2景泰县小微旅游企业

一   周欣平主编的影印本《清末时新小说集》于2011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了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先生发起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的应征小说150部。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拒和与变法主张，一时间要求革新图强的维新运动席卷全国。时任中国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傅兰雅受到鼓舞，开始大力抨击危害中国社会、妨碍社会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缠足。他认为抨击“三弊”最有力武器当是小说，于是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的新小说竞赛。《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广告中写到:“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1］   傅兰雅痛恨抽鸦片和缠足的陋习，更认为时文是浪费时间、思想和精力，所以他在征文启里开宗明义地设定了除弊兴国是时新小说创作的主题。并且对时新小说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1］傅兰雅深信，一部好的小说能裨益世道，感化人心，具有移风易俗、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力的功效。也可以承担起唤起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周欣平在《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言》中说:在《求著时新小说启》中，傅兰雅首次使用了“时新小说”这个术语，他要求征文小说的时为“近今”，事为“易有”，词语要浅明趣雅，立意勿稀奇古怪。言下之意就是说小说应写实，描写普通社会生活，叙事要戏剧化，而不是一味地长篇议论。傅兰雅举办的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问世。它们摆脱了旧小说的模式，从而引导了晚清时期新小说创作取向。由于选取了新的社会题材，不少的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由于它们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而且它们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一九0二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七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早了八年。其实，傅兰雅当时并无意推动一次文学运动，但是他却无心插柳，使他的这次改良社会的诉求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这可能是傅氏始料未及的。［2］9－10周欣平先生在序言中不仅对傅兰雅倡导的时新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是对时新小说在晚清社会及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做了一次总结。周先生所谓的“端绪”和“先声”，提出了本次时新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他把这些小说看作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晚清新小说史具有一定的启示性。这次征文共收到稿件162份，有155人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篇幅有的长至数卷，有的短短几页，其中不乏颇具水准的小说和诗文。有些作品文字精美，还附有插图。傅兰雅在原定7个获奖名额外，又增加了13个。可以说这是开启新小说创作之风，推动小说革新，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大赛。   二   傅兰雅选定的获奖作品20部，现存仅有15部，有5部已经佚失。《清末时新小说集》全14册，收录作品148篇，按照“获奖小说”、“未获奖小说”和“议论文章”分为三部分:前5册收录获奖的15篇小说;第6至第10册收录未获奖的小说41篇;第11至14册收录议论文章及诗歌等92篇。这些小说的主题是抨击“三弊”，所以多数作者比较注重内容的针对性，开宗明义，直指“三弊”，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以下几篇获奖文章:《五更钟》，金陵李钟生撰，署名冷眼热肠人，共10卷，20回。第1回“入印度初得木棉子，跻五台山预识罂粟花”，叙述了鸦片的来历，直接指出了国人所做无益有害之事三件:“一是男人作八股;一是女人裹小脚;一是不拘男女吃鸦片烟。”第2回“黄侍郎奏本禁乌烟，林总督遭谗到西域”，叙述并称赞了林则徐禁烟的功绩，抨击八股文的无用害人。小说的主人公希世珍的父亲希献廷精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12年，于道光23年中了一等，得一知县。但是他却对着公案不知如何处置，无能断案，最后流落他乡。希献廷的朋友岳钟奇，反对八股，讲求实学。在两人不同经历、不同命运的对比中，对八股文进行了讽刺和谴责。第6回批评了女人缠足之事。在水灾中，因希夫人是小脚，逃难时行动多有不便，由此来抨击缠足对女人的残害。这篇小说故事情节完整，也较为生动，虽然形式上仍为章回体，但在当时不失为一篇比较成熟的小说。在获奖作品中排名第3。《扪虱而谈》，古润青莲后人编次，上下两卷，共10回。书前有例言8则，言明本篇创作的主旨与意图:“是书专言鸦片时文缠足之弊;是编本为醒世而作。”小说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语句不嫌琐屑，以显为宜。辞意不尚新奇，以浅为要;能于嬉笑怒骂之中隐寓转移风化之意，按时事以立言，庶几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不难家喻户晓。”此篇在批判“三弊”的同时，指出了学习西学的必要。   《时新小说》，青州府临淄县教末胡晋修撰著，10回。叙述的是青州府临淄县一人叫石成玉，有一子叫南冈，本来聪明伶俐，风流倜傥，但因吸食鸦片而潦倒，四处流浪。由此展开情节，历数了鸦片的来历、缠足对女性的摧残;科考时文的繁琐;借英国传教士之口对八股文进行了批驳。至于创作的意图和特点，作者在《序言》就已明确:作品力求“词句浅明，意思趣雅，不但学士文人喜为看阅，即妇女幼子亦爱听闻。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则心为感动，力为革弊，庶几使气习一变，焕然一新耳。”作者的初衷很好，但“意思雅趣”尚有欠缺。小说的结尾对基督教进行了宣传。《时新小说》插图本，杨味西撰，4卷，30回。前10回批缠足，说的是苏州城里有个李意诚员外，有两个女儿。大小姐蓝英13岁，自从缠足之后身子就得了病，肌肉瘦削，颜色黄黑，常常服药，病体又不见好，夜晚脚痛不断呻吟，最后不治身亡。而李夫人在贼兵入侵的动乱中，终因脚小逃难不便，不得已自缢而死。作品上附有各样缠足的图片。李员外思想比较先进，他反对缠足，但是夫人不听他劝告，后来由他的旧交陈善人来倡导放足。二小姐的丈夫因吸鸦片而耗尽家产，四处借债，最后成为乞丐，也是陈善人提出戒烟之法。陈善人怒斥八股文的误国无用，撰文劝戒考试时文，指出要以经济之才治天下，而不能以八股文才治天下。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方言较多。但立意清晰，有明显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朱正初所撰《新趣小说》，共8回。讲的是孝廉聚友游山，来到道观寺借宿，梦见老人觉世为病者医病，施药。借老人之口道出了中国得病已数十年矣，其病为鸦片、时文、缠足。孝廉决心写书以治国病。从第2回始，孝廉开始著书，批鸦片、时文、缠足。这部小说语言比较优美华丽，在获奖小说中排在第12名。#p#分页标题#e#   未获奖小说在《时新小说集》中占了很大比重，上海朱知非著《时新小说》，共8回。书名虽为小说，但是议论颇多。书的最后一段总结式议论:“真正是害，如缠足、吸鸦片、作时文。以为害者，究竟何事?缠足害生理之不全;鸦片害百事身之荒废;时文巧言之鲜仁。日复一日，不能救正，其害愈推愈广，而不可救药。”福建莆田人宋永泉著的《启蒙誌要》共两卷，12章。每章题目为《论……》，但是以故事情节推进论述。作者虚构了一个叫辅治子的人物，为深受三害之苦的人们给出整治良策。作者描绘了被“三弊”所害的“无学村”，指出种种顽疾在于没有学校来教男女读书，所以他倡导捐建书院，集“古今万国圣贤之经书，令举乡男女自幼学习期间。”在第5章“论虚学误天下”中，提出“读书必须读天文地理之书，以使吾眼界高广;读算学格致之书以使吾之心灵活泼。则读书如火轮机器，助我运动与天地间，万物皆藏于胸内，虽吾制造。且读书须于学农、艺学、商学、医学，从眼前要用之业，择一而学，则吾为天地间有用之读书人可以自立以立人。”在第6章“论女教益于国家”中，倡导女子同男子一样读书，受教育。第9章“论魔毒迷性命”指出鸦片之害，倡导禁烟运动，众人一起除此之弊。并建议建立戒烟局，将吸烟者聚到戒烟局强制戒烟。作者还虚构了一个没有任何陋习的“乐道山”，这里的人品德极好，女子如同男子一样劳动和读书，无缠足之陋习，是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王国。全篇虽然充满了虚幻的想象，但是对科学的认同与提倡是值得肯定的。   这些小说的形式基本是章回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对当时文人的文化精神与创作的影响;但是它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惩恶劝善的主题，与传统小说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后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谴责小说)创作内容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另外还有些名为小说，实则或箴言，或歌诀，或五言、四言诗。比如高阳生所撰《鸦片小说、八股小说、缠足小说》，其中“鸦片小说”:“论此鸦片，害人不浅。起初客调，讬言消遣。日久盘桓，如味不免。或因有病，藉以开展……”;“八股小说”:“八股其源头，起自王安石。可见这个人，古怪又偏僻。由是论文章，科场有程式……”;“缠脚小说”:“天地生人两脚，行动举止安详。何以妇人女子，独为缚束不逞。祸始由于妲己，商纣即以国亡。厥后潘妃莲步，东昏亦被色荒。可见缠脚无益，何必争此短长……”全篇都是这种顺口溜式。署名闲散老人华云的《论足歌、鸦片歌、论诗歌》即是四言歌诀:“人生体质，秉天而成。初无知识，神赐魂灵。造主喜爱，万物备成。……男失真道，女爱奇形。脚要真小，败坏体能。”陈恒新的《无题》，先是三论:“戒世食洋烟之十恶也，禁世效缠脚之十箴也;劝世学时文之十损也。”然后是歌诀，有“戒食洋烟歌”、“禁放缠脚歌”和“劝学时文歌”。   为什么这些作者不写小说而采用这样的文学样式?广东韶州的周梦胥在他的《时新小说》序言中说:“窃思小说之最足动人者莫若里巷歌谣。”［3］周氏提交的《时新小说》就是一部劝世歌。全篇分为三部分，其分别取名为“戒洋烟，警世人也”;“改时文，醒世人也”;“禁缠足，戒世人也。”由此可见，在有些人文学观念中，认为里巷歌谣比小说更容易打动人心。   三   第三部分“议论文章”中的作品有些篇名也冠以“时新小说”，但却完全是议论文了。这些作品批判的锋芒直指“三弊”，也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学者对改良图治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   傅兰雅先生仔细阅读了所有稿件后，在1896年3月18日《万国公报》和《申报》上刊登了《时新小说出案》和获奖人名单。《时新小说出案》说:“本馆前出告白，求著时新小说，以鸦片、时文、缠足三弊为主，立案演说，穿插成编。仿诸章回小说，前后贯连，意在刊行问世，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故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批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则轻;或演案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意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以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试论。”［2］10－11这是傅兰雅先生对本次征文的总体评价，也是本次评奖的标准。傅氏之所以倡导小说创作，是力图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使其担负起政治责任，这与后来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本意相契合。傅兰雅要求本次小说创作要妇孺皆能读懂，强调了它的通俗性和政治功能，但他也注重小说的艺术品位，更强调“趣雅”，对小说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无疑，这是有别于传统的一次小说革新。   从时间上看，傅兰雅的“时新小说”比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早了7年，比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早了8年，可以说这一次时新小说大赛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为后来的“新小说”起了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可谓“新小说”之先声。今天这些作品的问世，为近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幸事。

1．引言   佛典汉译始于东汉，终于宋朝，历时一千多年，期间佛教高僧研习佛典，讲经布道，翻译佛典近六千卷，阐述的翻译思想如同天空的星星熠熠生辉。这些是中华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脉相承的明清实学翻译和近代西学翻译具有直接的影响，是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诞生的土壤，是我国翻译学的根基和传统。所谓“典籍”，“主要指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被人们所公认的、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著作。”(魏晓红、李清源2010:109)佛典就是指佛教的根本典籍，涵盖经、律、论“三藏”。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伊始，我们一方面要吸纳西方译学精华，做到洋为中用;另一方面更要继承我国传统译论“勘称典范的学术成就”，做到古为今用。只有古今打通，中外融通之后，我国翻译学才能健康发展，我国才能从翻译大国质变为翻译强国。本论文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学术范式视角研究佛典汉译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   2．范式   范式(paradigm)，有时译作“规范”和“典范”，是1962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通常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ThomasKuhn1962)。1989年科尔勒把学术范式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缩小了范式的内涵和外延，用来指语言学史上堪称典范的成就，即那些促使一代人重新思考传统语言观念的理论体系(KoernerKonrad1989)。1984年余英时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余英时1984:19-21，77-91)。自此，学术范式在我国学术界逐渐得到推广。1999年傅勇林先生把学术范式引入到翻译研究中，采用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定义，认为“在范式的上述四个要素中，精神信念关乎译学思想与学术品位，研究传统关乎译学知识的探索过程及其‘层累叠加’，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则直接涉及译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四者藕合，才可构成译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并借以形成译学研究的学术面貌，因此绝对不可偏废。”(傅勇林、朱志瑜1999:30)本论文沿袭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定义，拟构建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   3．文章学   “文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颇具考究的词汇，锦绣文章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文人墨客才华的精髓，《千家诗》首章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之说。“文章”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其本义是色彩之间的错杂搭配。后来在《论语•公治长》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开始表现为文字作品之义，两汉时期这一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如:“汉之得人，以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义招选茂才。而肖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班固1962:58)“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才能若奇，其称不由人。”(王充1954:275)我国古代文章的范围很广，清人章学诚感叹“六经皆史”，后人对曰“四库皆文”，因为《四库》经、史、子、集无一不是文章。“中国的文章，历三千年之久，存在于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之中，举凡哲学、政治、历史、宗教、艺术、民事、风俗，以及个人抒怀述志，无不借文章以传布和存留。”(毛庆耆2002:113)这句话说明文章在我国走过的岁月之长，涵盖的范围之广。文章学是指研究文章的学问，通俗地说，文章学就是文章研究。佛典汉译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深受我国古代文章学、史学、佛学和中华文化的浸染熏陶，我国古代把翻译纳入文章学范畴，衡量译文与评价文章都采用文质标准。严复说:“(信、达、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严复1981:11)这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经典话语，文章正轨就是译事楷模，“信、达、雅”三者既是文章要求，也是翻译标准，佛典汉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章学译学范式。究其根源，合作翻译传统使然。   4．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构建   4．1合作翻译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成因   佛典汉译历时千年，一直采取合作翻译方式进行，无论是初期的私人合作，还是后来的译场合作，合作翻译是根本，佛典汉译形成了合作翻译传统。一是因为佛典汉译初期没有原本，外国僧人根据记忆口诵佛典，即使在印度本国，当时也无佛典写本。《分别功德论》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梁启超分析其原因:“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传写困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宗教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梁启超1984:53-54)竹帛携带不便和宗教禁写是造成印度佛典没有写本，佛典汉译没有原本的原因。印度佛典何时才有写本?这个问题学界尚未解决，据梁氏研究，“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梁启超1984:54)说明至少在5世纪初法显西游之时，印度等国尚无佛典写本。二是因为佛典汉译初期译者多为单语者，梵汉两种语言不能兼通，外国僧人负责口诵佛典，本土汉人负责润饰加工，形成译文，佛典汉译由外国僧人和本土僧人合作翻译完成。释赞宁对佛典汉译做过概述:“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难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內竖对文王之问，扬雄的绝代之文，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释赞宁1987:52-53)是说佛典汉译初期梵僧未谙汉语，汉僧不通梵文，加上没有原本，只能进行合作翻译。先由梵僧口诵佛经，进行传言，初步译成汉语;再由华僧笔受润饰，加工成文，这是简单的私人合作形式。佛典汉译中后期，梵僧习得汉语，汉人学习梵文，玄奘、不空更是梵汉皆通，“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释道宣1984:48)但是即使个人翻译水平达到很高境界，很多佛典原本也从印度带回，佛典汉译还是沿袭了合作翻译传统，依然采取梵文理解和汉语表达分步进行，梵僧和汉僧合作完成的方式，只不过由初期的私人合作发展为颇具规模的译场合作。以唐朝玄奘组织的译场为例，翻译程序就有十一道，包括:“一、译主:执笔人，胸怀全局，贯彻始终;二、证文:朗诵原文佛经，斟酌原文是否有错;三、笔受:根据梵音录本译出毛稿;四、度语:音译暂无对等信息的事物，据母本正音;五、缀文:按汉语字法、句法进行整理;六、证义:译出初稿与原文对照，看本旨是否偏移歪曲或有遗漏;七、参详:再回证原文是否有纰漏、错误;八、利洗:去芜冗、重复，梳整译文;九、润文:修辞、润饰;十、梵呗:由于佛经是要供人诵读的，所以再据母语(梵文)的诵经方式诵读汉译经文，看是否有不适合诵读之句;十一、监阅:最后有钦命大臣监阅(终审)。”(李全安1993:806-807)整套程序非常严谨，第二、六、七条强调原文理解，第五、八、九、十条重视译文表达，译场翻译的重心仍是加工译文，形成文章。事实上，无论是初期的私人合作，还是中后期的译场合作，合作翻译一直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梵僧负责原文理解，汉人负责译文表达，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分步进行使佛典汉译选择了合作翻译方式，而合作翻译传统的形成又进一步细化了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分工。对于汉人来说，如何根据佛典原文意思用汉语表达成文才是关注的重心和焦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p#分页标题#e#   4．2“文以载道”是佛典汉译的信念，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   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文章，视其为治国、传世之大业，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郭绍虞2001:159)我国文章学的核心思想是“文以载道”，道是文章的精神所在，是衡量文章的内在准则，因道设器、道因器显，道决定了文章的体式，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质，造成了文章学上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文与道的关系和“文以载道”的实施都以人为纽带，通过作者实现，文与道的关系隐含了人与道、人与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道———人———文’是三个紧密相连的三环，其中，人是核心与根本，以人立极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显著特色，中国文化的重文意识的根本是重人意识，因此中国文章的功能实施，是靠对人影响完成的，以文观人是中国文章品鉴论的核心，并由此推衍出鉴文知人、文如其人等相关命题。”(杨广敏2001:39)关系到人，就会牵涉到人品因素，孔子曰“修辞立其城”，是说写文章要讲心里话，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这是我国古代对作者人品提出的要求。同样，佛典汉译对译者人品也有要求，释彦琮在《辩证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八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玄，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释彦琮1991:118)“八备”是彦琮对译者提出的八项条件，其中“四备”针对译者人品。具体是:一备要求译者诚心爱护佛法，志愿救世帮人，即使历时长久，也绝不懈怠;二备要求译者牢守佛教戒条，具备良好的操行;五备要求译者宽容平和，谦虚待人，不可固执己见;六备要求译者钻研佛学，淡泊名利，不事炫耀。这四项对译者人品的要求与另外四项对译者学业上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八备”，彦琮认为译者的人品与学业同等重要，一个译者必须同时具备这八项条件，才有可能是个翻译人才，所谓“八者备矣，方是得人”。释彦琮首次把译者人品与翻译好坏联系起来，这是我国，也是世界翻译史上最早谈论译者人品的文章。“文以载道”既是文章学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国传统译学的精神信念，是佛典汉译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   4．3“文质之争”涉及佛典汉译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表征   我国古代把翻译纳入文章学范畴，文、质原是我国古代评判文章好坏的一对概念，移用到佛典汉译中，指译文语言风格的文丽和质朴。“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任继愈1981:174)“文质之争”是贯穿我国佛典汉译思想的一条主线(赵巍、马艳姿2010:93)，始于公元224年支谦的《法句经序》，终于7世纪玄奘的“新译”，历时四百多年。“文质之争”之前，我国最早的佛典汉译家安世高和支谶属于“质”派人物，其译本给人总体印象是“辞质多胡音”，音译较多，译文朴拙，不加润饰，不合汉语习惯。质派有所不足的局面为文派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支谦和康僧会是三国时期的文派代表人物，二人精通梵文和汉语，主张对译文加工润饰，所译佛典简略文丽。支谦《法句经序》拉开了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帷幕，文质自此成为译者争论的焦点。文派译风在三国和西晋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文派过于追求译文的文采美巧，有时不免脱离佛典原意，造成“理滞于文”，遭至后人诟病。之后佛典汉译又偏向质派，竺法护、赵政等都是质派代表。竺法护译经力求详尽，存真偏质，“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释慧皎1994:24)对比竺法护的译本和安世高、支谶的译本，很容易发现:虽然同属质派，但是安、支二人的“质”胡音较多，不合汉语语法习惯，只能算是“朴拙”;而竺法护的译文质量明显提高，“质”的内涵有所提升，译文流畅，符合汉语习惯，质派翻译由朴拙走向质朴，克服了译文结构僵硬、义理晦涩等不足之处。赵政也认为:“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释道安1995:382)赵政批评译者嫌弃梵文语言质朴，趋于时尚追求译文文丽的思想，主张译文应像原文一样保持质朴的语言，因为质朴是经文本身的特点，何必改之?佛学大师释道安则主张文质兼备，提倡“合本”，融合文、质两派的优点进行翻译。道安认为梵文佛典语言质朴，而当时的读者喜好文丽，佛典汉译“文质之争”变成是照顾原文，保持质朴;还是照顾读者，使之文丽的争论。质派认为“经之巧质，有自来矣”，认为译文应该保持质朴的语言风格。但文派鸠摩罗什却认为:“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絃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僧祐1995:534)原来梵文也非常重视文采，佛典原本也有文丽和质朴之分，那些繁琐的偈颂是梵文体裁的一种形式。鸠摩罗什认为“改梵为秦”不应“失其藻蔚”，主张译文应向原文一样注重文饰，翻译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意思，而且要再现原文的文采和风韵。此时的文派与三国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强调译文流畅、具有文采的基础上，文派开始重视准确传达原文意思。鸠摩罗什的译文不仅语言精美，而且内容准确，其翻译的《法华经》被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但是如同支谦一样，罗什译本依然存在“删削原文”的缺点，后人对其也有“理滞于文”的评价。关于译文是否需要文饰，语言风格是文丽还是质朴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文、质两派在争论中前行，在磨合中发展，文质矛盾得到调和，翻译质量有所提高。那么如何融合文、质两派的优势，克服不足之处?“文质之争”的出路在哪?东晋高僧慧远主张文质“厥中”，提倡文质兼备的思想，认为“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释慧远1995:391)是说文丽和质朴属于不同文体，质朴的原文若用文丽去译，怀疑的人就很多;文丽的原文若用质朴去译，感兴趣的人则很少，因此译者应该遵循原文文体，做到以文应文，以质应质，文质厥中。释僧祐也说:“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释僧祐1995:14-15)认为文过和质甚都是翻译的弊端，同样有损经文文体，主张译文“质文允正”。这一说法其实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思想在翻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此时，人们开始从翻译思想上解决文质矛盾，寻求“文质之争”的出路。不过，具体到翻译实践，直到玄奘“新译”才从根本上解决文质问题。“这是因为玄奘译文融合了文质两派的优点，真正做到了‘案本而传’，‘以质应质，以文应文’，不但传达了原文意义，而且能够再现原文风格，译文语言流畅，适合诵读，远远超出前人所译，其翻译被世人尊称为‘新译’”。(汪东萍、傅勇林2010:99)玄奘“新译”是“文质之争”的圆满结果，从此“文质彬彬”、“文质相半”成为衡量佛典汉译译文好坏的重要标准。#p#分页标题#e#   5．结语   佛典汉译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深受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浸染熏陶，合作翻译是佛典汉译的传统，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成因;“文以载道”是佛典汉译的信念，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内核;“文质之争”涉及佛典汉译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是文章学译学范式的表征。几方面藕合，共同构建了佛典汉译的文章学译学范式。这一饱含中华智慧的译学范式必将为世界翻译学提供新类型，补充新动力，我国翻译研究者应该抓住契机，深入研究我国翻译传统，吸取养分精华，借中国翻译之“道”走世界翻译之“路”，为世界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这一文化古国和翻译大国应有的贡献。

摘要：中国民族文化近年来备受瞩目,文化的自觉让人看到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中华民族元素这一宝库被各国设计师发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唤醒了情怀，惊艳了世界。如果服装的设计能够吸收陕西皮影中的造型元素,设计出个性又有艺术魅力的服饰，再借助服装传播途径,就能让大众都感受到我国民族艺术的地域文化,同时服装产业的发展还能得到发展。本文从服装与皮影造型特点出发,分析皮影的造型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提取了皮影戏中不同的人物作为服装的设计元素，通过系列服装这样一个载体进行研究和分析。论文共分三个章节：第一章是对陕西皮影的详细概述分别从人物造型，色彩等方面进行概述。第二章则具体围绕着作服装的款式、面料、色彩、工艺以及制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与解决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说明。第三章主要阐述了作品中的设计元素及其与市场需求的结合。

关键词：皮影；色彩；服装；廓形

前言

古代的“丝绸之路”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入了西域，可以说它是联系东西方文化的国道，整个丝绸文化融汇了中西，博取众长的风格特点，它更是一种中国文化不可获取的艺术文化素材。同时也为我们这些身处现代的人们带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动力和精神财富。中国的服饰犹如中国文化，它主要源自于各个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然而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其复杂又特殊的文化体系，使我国各个民族服饰之间既相互辉映，又颇具特色。因此当代设计中，特别是服装设计中融入了大多古代服饰文化元素，既扩充了当代服饰文化的的创作思维，又使当代服饰融合了民族元素及其着装理念。一些民间艺术也因此被广为流传，民间艺术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如何把它们巧妙的运用到我么现代服饰中，展现我们民族的特色成为了现代设计师以及艺术工作者的课题。而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从未停止过。皮影是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民间艺术的其中一类，皮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保留至今，富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艺术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陕西华县的皮影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它自身展现出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还有他独特的地域特色，为我们的现代服饰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参考价值。

1皮影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1.1皮影的历史

中国的皮影历史悠久，晋代小说家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皮影大约处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纪念其早逝的李夫人，命人为其招魂，将夫人的剪影放在烛火映照的帷帐前，仿佛可以看到李夫人的身影，由此对皮影的形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二种出自现代京剧家齐如山的《故都百戏图考》，则认为皮影发源于唐代的西安，因西安建都数百年，各种技艺由陕西兴起者甚多，则影戏始于此亦在意中。但也有学者认为皮影始于宋代，宋人笔记中，记载皮影戏的内容颇多，可见皮影戏当时已经相当普遍了。皮影戏究竟源于何时，由于缺乏文献及事物佐证，尚无定论。影戏在中国一直很盛行，而且随着历代人口的迁徙、战争、文化交流及宗教活动而流布于全国，并逐渐在各地形成了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

1茶叶之路   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被誉为茶的祖国（图1）。据《诗经》、《尔雅》等历史文献记载，早在3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栽种茶树，饮用茶叶。至迟在汉代，中国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饮用开始外传。世界各地的种茶、饮茶风尚都源于中国，中国茶和盛茶的瓷器（china）成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称谓。1824年，英国出于世界对茶叶的需求和茶叶贸易的需要，派人四处寻找茶叶的种植地，驻印度英军勃鲁士少校（R•BRUCE）在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北部发现了野生茶树，并利用中国的种植技术，逐渐开始对其扩大种植和利用。目前，全球约有50多个国家种植茶树，其茶树树种均来自中国。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北纬45°以南，南纬34°以北的广袤区域。但饮茶习俗却遍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国茶叶外传，一是因为茶的提神醒脑和医疗保健功能；二是茶叶是高寒地区牧民生活的必需品，是以肉食为主的民族，维生素的主要来源；三是茶与佛教融合，形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时尚“茶道”。茶叶在什么时候，从何地方开始向外传播，目前尚无定论。但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得知，中国茶叶最迟从汉代开始，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茶文化通过以下通道外传。   2茶叶之路传播途径   向东传播：由海路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国。日本人饮茶始于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在当时的日本首都，一条、正亲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都设有官管的茶园，专门种植茶叶供朝廷使用。9世纪，日本全面仿效唐王朝，饮茶随“唐风”一起在宫廷和高级僧侣中风靡。并在日本兴起了第一个茶文化高峰“弘仁荣风”。12世纪，日本僧侣荣西又从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带回了优良茶籽和宋代“末式冲茶法”，并写成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极力鼓吹茶的药用和养生价值，并将该书献给当时镰仓幕府二代将军源实朝。寺院也将茶作为药救助贫苦百姓。形成了日本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其后，日本文化与中国茶文化不断融合，至15世纪下半叶，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形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茶叶传入朝鲜半岛大约在新罗统一时期（668年~935年），唐文宗太和后期新罗大使大廉在返回朝鲜时，将茶树籽种于华岩寺。“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埋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   向南传播：从四川、云南经西藏，延伸到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形成著名的“茶马古道”。时间至迟在西汉以前，盛于明清。“茶马古道”原是边地相互沟通土产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而自然形成，后因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而大兴。茶马古道所经过的周边地区，特别是青藏高原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当地生活的藏民，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以抵抗高山严寒，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但却没有什么蔬菜，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必须依赖茶叶分解脂肪，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创造了喝酥油茶的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汉族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而藏、川、滇则盛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马互换“茶马互市”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川流不息，形成一条中外著名的“茶马古道”。   向西传播：沿续古代的丝绸之路到波斯等国。丝绸之路是由张骞在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使西域后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应该说明的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就早已存在。其起始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还需要指明的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是汉唐时期，其标志性的现象，是大批阿拉伯商人专程来中国购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经新疆，远销至波斯等国家。   向北传播：从湖北经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内蒙、蒙古直至俄罗斯的大通道。时间至迟在明代（图2）。在茶叶外传的四条通道中，向东到日本、韩国的茶主要以佛教为媒介传入，还谈不上以茶为贸易，也不是专门的茶叶贸易通道。向南到不丹、尼泊尔、印度的茶，是唐宋时期官方以茶换取战马开辟的“茶马古道”。元代和清代，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是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并不缺少战马，这条“茶马古道”就改为民间商业通道，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是一条从事多种土特产品（包括茶叶）经营的古道。向西随丝绸之路外运的茶，是中西贸易中的重要货物之一，但这条通道主要的是运送丝绸和瓷器，茶叶只是副产品。在这条路上曾有过茶马互换的专用场所，那只是封建王朝因战事需要而开设的临时场地，还谈不上是专门的茶叶贸易通道。只有向北外运的茶，是专门为茶叶贸易而开通的通道。这条通道要经过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区域，又没有现存的通道可借用，必须开辟专门的通道。这条路因茶叶贸易而开辟，又因茶贸易而兴盛，最后因茶贸易衰败而废弃，可以说是一条严格意义上的茶叶贸易大通道。   1689年，满清王朝和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建立了两大帝国间直接的贸易和政治层面的接触，从理论上说“茶叶之路”作为中俄间的贸易通道正式形成。1824年，通过恰克图进行的茶叶贸易达到了顶峰。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鉴于中俄茶叶贸易引起的巨大贸易逆差，大量白银流向中国。为此，出台各种措施，限制和打压茶叶贸易。1929年，中蒙之间最大的茶叶贸易公司大盛魁商号的关闭，从理论上标志着茶叶贸易的衰亡和茶叶之路的废止。   3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启迪   茶叶之路由南至北长达万里，纵贯大半个中国，作为文化线路，涵盖的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胜数。在茶路遗产中，以建筑为主要形式的物质文化遗产中，部分被国家各级政府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图3）、名村，使这些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更多的建筑遗存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没有列入重点保护名录。如赤壁许多小桥、石板路以及北方小关隘、骡马店等（图4~7），都因为单体建筑价值还够不上保护的标准，没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相信随着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深入开展，这些文化遗产将会纳入各级文物保护范围。#p#分页标题#e#   如果仅从单体建筑保护与重要性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应该看到其中不少遗产目前确实不够条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化遗产孱弱而孤立，如果理所当然的任其废弃，必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从文化线路的高度来看待万里茶路，这些级别较低的文化遗产便能鲜活起来，犹如散乱的珍珠被这条文化线路串联起来，成了万里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具有了一种整体的意义。而且越是这种低级别的文化遗产，就越是接近当时晋商贸易的生活现状，从而越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   我国正准备申报世界遗产文化线路的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这些文化线路的开辟大都是封建朝廷的政府行为；而茶叶之路则是为民商开辟，代表着明清之际民族商业资本的崛起。特别是晋商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塑造企业的文化依据，形成了“诚信为本，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和经商宗旨，追求质量第一，重视“和气生财”，注重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对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均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保护茶叶之路这条文化线路，刻不容缓！万里茶路上留下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铸就了万千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知道，茶文化本身，早已超越了物质层面的意义，带有浓厚的文化精神。湖北的采茶调、茶歌、茶戏、茶道等将茶乡的田园精神深深植入了荆楚文化中。特别是茶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四大发明以外的又一重大发现，对世界贡献巨大。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说过：“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在全球公认的茶叶、咖啡、可可三大饮品中，茶叶名列为首位，中国是茶叶的发源地，可以说全世界的饮茶习惯和文化都是来自中国。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岁月中，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少是因为封建王朝关闭边关，阻止茶叶贸易和外运而引发的。   另外，茶叶之路对社会安定，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作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自湖北以北地区，基本没有相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茶叶之路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社会安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特别作用。晋商推崇的忠义、诚信为本的文化和“关公崇拜”等，也说明茶文化中非物资文化遗产在精神层面的作用。茶路上的建筑在体现各民族风情的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凡此种种，只有以文化线路来统领万里茶路，才能使茶文化得到更为深刻的挖掘；也只有和茶路上的建筑遗产结合起来，才能使茶叶之路获得整体上的意义。长达万里的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连结东亚西欧，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   茶叶之路是晋商外贸活动的大手笔，是在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长途商贸，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晋商在两个多世纪内，运往俄国的茶叶至少在300万吨以上，是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重要的历史篇章。   4茶叶之路的意义   文化线路的研究是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最重要的新动态。2003年3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文件《行动指南》的新一轮修订中加入有关文化线路的内容。2008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6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文化线路被正式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范畴。   文化线路成为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和对世界文化贡献的标志。由此，世界各国纷纷将文化线路作为本国遗产保护的重点。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责任去保护那些具有价值的文化线路；同时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加强文物保护也刻不容缓；特别是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博大而厚重的文化遗产中包含着许许多多线性文化遗产。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线路都应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从湖北到莫斯科的茶叶之路作为一条线性文化遗产，历时约250多年，广泛而深刻影响着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代表了人们通过贸易活动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中国、蒙古和俄国之间，汉、蒙、俄罗斯等民族之间的交往；代表了茶叶之路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和相互滋养。中国境内茶叶之路上的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恢宏气度，蕴涵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必须把它们保护下来，这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文化自觉。针对当前茶叶之路上古迹遗址分布零散，保护层次不统一等现状，论文探讨用文化路线这一特殊的形式，研究古迹遗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对湖北境内的建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尊重多样性和线路连贯性为主的保护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   历史上“茶叶之路”所经过的城市与农村环境风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从城市整体特色的保护，历史老街区的保护，以及历史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等方面，探讨历史文化保护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强调保护和利用相结合，保存即将湮灭的建筑，并把它们带回生活，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它，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它，为保留历史城市与村镇的特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的支持,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茶叶之路建筑文化遗产研究也为现代旅游业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茶路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沿途的村寨、民俗风光和数不清道不完的缠绵悱恻的故事，以及在这条文化线路中不同的民族用自己鲜活的生命演绎了历史的悲喜剧，形成了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和旅游资源。约4000km的路程，无数建筑与废墟，印证了茶叶之路的雄伟与壮阔，并深深植于人的灵魂。其自身的博物馆作用，可以向旅游者充分展示传统建筑所带来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魅力。   文化遗产是文化进步、文化创新的母体，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是文化发展的先声。茶叶之路是中国近代国际贸易的先声和童年。随着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消失，但它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新生。广泛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茶叶之路上的建筑遗产是茶文化的真实载体，不仅具有历史与考古价值，而且具有一种精神象征。#p#分页标题#e#   5茶叶之路建筑遗产的保护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正式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并使之成为国际文化线路保护的基础性文件。   中国的茶叶之路就是宪章中强调的文化线路。它将陆路、水路或其他交通线路用一种有历史联系和文化关联的动态方式集中起来，呈现出多边的、更完整和准确的历史图景，构成跨地域、跨学科的共享构架。茶道线路遗产包括水陆运输，商贸、宗教、迁徙等特定功能的线路主体及其附属设施，以及相关历史环境和景观、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其所体现的重要历史时期中民族、国家、地区间进行的多维、持续和互惠的茶叶贸易和思想、知识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交流，不仅加深了世界民族间的了解和沟通，而且加强了国际间和地域间贸易合作。   茶叶之路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围绕砖茶的生产、长途运输和营销，形成了内地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俄罗斯与欧洲之间长达上几百年的经济交流。在这条路上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以茶治边”政治局面，造就了享誉海内外的“茶叶之路”文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砖茶所承载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超出任何一种普通茶叶，它已不是一种普通的物品，它的历史也绝不是一部的茶叶贸易史，它是中国内地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蒙古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记录和见证了中国、蒙古以及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一部砖茶史就是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以及中蒙、中俄和中欧的交往史。   茶叶之路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富于代表性的载体，其遗存的建筑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造诣和时代特征被视为一段历史的缩影，为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建筑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非凡展现。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茶叶之路时，扑面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祖先遗留至今的光彩华章，作为震动历史的茶叶之路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征服了世界。当我们在回味茶叶之路带来无与伦比的审美享受和心灵震撼的同时，我们深深的感到必须尽快将茶叶之路上的建筑遗产保护起来，保护这段历史，就是保护我们的根基。特别是当前迅猛兴起的城市化进程，使我国许多城镇“旧貌换新颜”，原来的地形地貌、乡土特征、文化特色被淹没了，换来的是“千城一面”的无个性的城镇空间，斩断了自己的文化血脉。   人类社会在进步，居住环境必然与时俱进，如何使我们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这两者关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历史精神的本质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重温历史、牢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身承担的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我们深信：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伟大而悠久的历史，就一定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