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县域经济范例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给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传统生产要素运用不足、数据要素发展积累沉淀不够、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系统性不健全、县域发展理念与思维存在“误区”等诸多问题，要在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和思维、确立数据要素引领地位、推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县域经济；数字经济；生产要素；数据

自2015年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我国先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7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智能+”(2019年)和新基建(2020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1］。这为占全国人口68%、国土面积占90%、GDP占41%(2019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2］———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趋势下，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发展步伐，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新的经济发展体系给县域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建设与推进，以5G、AI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经济发展体系:1.市场资源配置出现新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携同算法、算力共同赋能物理世界(主要是机器)，物理世界将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将进入“数字生产力”新经济时代。2.竞争要素和机制出现新规则。竞争要素已由传统的资源、产品、技术、服务等过渡到生态圈体系竞争时代，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将向数字经济体系无限集中，将改写商业经济竞争的规则，传统经济管理被强中心、共生化、无边界、自驱动的数字经济全方位取代。3.经济发展出现新趋势。传统经济形态将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建立起高度耦合“数字联姻”关系，传统组织、物理世界将在数字化进程中进化出“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关系”及“智能产出”的新型经济关系，传统经济的智能数字化转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产出新型智能产品，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给县域经济带来全方位的机遇和变革［3］。

(二)县域经济统计和核算面临重大调整和冲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表现形式，创造出了诸如共享经济、共享知识等新型产品、新型消费和新型收益的综合经济形态和数字化产品。而现有宏观统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对具有跨界融合、免费服务、动态创新等特征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捕捉和计量［4］，这对我国传统统计、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提出新的重大挑战，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体系面临重大调整［5］。而县域在数字技术、数据积累与规范、新产业规模与集聚能力等方面与市域城市或发达区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新型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完善、实施和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都将面临不利的局面。

二、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主导因素嬗变

（一）资源因素主导阶段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的县域经济发展，主要靠资源主导。一个地方资源越丰富，发展越快。这主要是因为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基础差、底子薄，工业基础没有形成，加上一段时期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国民财富积累少，百废待兴，县域经济急需发展。各地资源禀赋具有差异性，自然条件的异质性、资源的稀缺性、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衡和不完全流动性，造成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大力发展县域产业。很多区域的迅速崛起就是通过对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的，如大庆地区的发展，依靠大规模的石油开采和加工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许多县域把资源开发作为振兴该地区经济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政策也是以资源的分布状况规划产业分布的。依托资源发展的县域经济具有如下特点：以资源为依托的产业发展较快，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其他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另外，由于资源经济的依赖度很强，县域内经济结构往往不合理。比如中西部地区很多矿山县、能源县等，发展到现在，一般都出现了科技含量低、生产方式落后、经济结构不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弊病。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县域经济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才能够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位因素主导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先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时，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区位因素。一个地方区位越好，发展越快。区位因素包含有资源因素的内容，但更注重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如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交通信息条件等。区位的不同是改革开放初期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具备区位优势的地区率先获得经济发展的资源，迅速吸引大多数人及经济活动向该地区聚集，形成“中心区”，并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迅速增长，而使其他地区不断演化为“外围区”。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一个县域来说，依靠开发社会经济资源使地区经济在短期内振兴起来成为可能。比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还是一个小渔村，但80年代以后，深圳依靠其临近香港和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特区政策等社会经济条件，在短短的20余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大城市，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张家港利用港口和当地经济社会优势，发展乡镇集体经济，形成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区位主导的经济由于外向依存度较高，空间要素不足，县域产业结构优化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政策因素主导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建立时期。国家1990年前后实行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企业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改革，企业逐渐取得全部法人财产。改革开放以前，企业产权不清，县域内企业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改革以后，企业活力增强，县域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之后的几年里，县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政策环境发展起来的。对某个区域给予的政策越好，县域经济发展越快。同时，在同样政策条件下，吃透政策、用足政策、获得政策倾斜的县域，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思想保守、犹豫不前、失去政策支持的县域，经济发展也停滞不前。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张家港着手经济体制改革，大胆进行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极大地释放了生产能力，张家港经济再次快速发展。而此时地理区位相近的灌南县却按兵不动，犹豫不前，直到1998年才开始企业产权改革，并且由于认识和措施等问题，直到2002年底尚未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企业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发挥，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这段时间里，依靠政策发展县域经济主要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引进外资，使非公有经济逐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和重要支撑力量，成为实现社会稳定的经济支柱。但这段时间国家主要致力于解决国企以及财政金融等问题，而对农村关注较少，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同时，政策倾斜会导致县域经济的极化效应（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过程的观点。他认为，最初的偏离产生的影响作用会使这种偏离得到强化，这一过程不仅不会自动地回到均衡状态，反而会强化非均衡状态）。如早期国家实施东部优先发展战略，希望通过东部地区经济先行发展来带动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湖南省是农业大省,同时也是人口大省、县域经济大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均比较突出,表现在农业大县往往是县域经济弱县、省内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等问题。可以说,湖南农业是全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缩影,比较具有代表意义,基于对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互为支撑的认识,本文希望通过对湖南省县域农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根源,并探索一条立足县域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为我国与我省解决“三农”问题,改善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提供一些参考。   一、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   鉴于农业生产主要在县域完成,县域现代农业基本可以代表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主体,因此引入“县域现代农业”的提法,以利于下文具体考察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建设的具体关联性。县域现代农业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划(不包括市辖区)的地域内,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广泛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从根本上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实现县域农工商、城乡一体化经营的农业发展形态。   (一)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   建设现代农业,首先必须对我国县域现代农业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只有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科学地衡量县域现代农业的发展程度,才能清楚地把握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进而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目前,国内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和进程测度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模型法。该方法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因而,以计算科技进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来测度农业现代化进程。这种方法以资金(X)、劳力(L)、科技(S)等为参数,经过微分、线性变形、时间序列分析及多元回归,建立公式来分析资金、劳力、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从而测度地域农业现代化水平。(2)参数比较法。比如从比较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评价农村的变迁,采用统计学中的相对数、平均数来解决多变量指数问题,并针对地域实情,参考历史数据及国外发达国家的实例,给出具体的测度结论。(3)多指标综合测度法。这种方法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介灰色关联分析法、综合指标体系法,把描述对象的多项指标、信息加以汇集,经数学处理后,从整体上确认研究对象的进程动态。多指标综合测度方法的优点是:测试过程比较规范,结果较为直观;有固定的计算格式,使用方便,经济意义明确;体现了系统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主要采用该方法,通过对所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各指标的相对得分值,赋之以一定的权重,最终综合、直观、量化地评价出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二)县域现代农业评价指标设计   根据现代农业的特征,本文根据现有的政府统计部门所能提供的统计指标,设置了一组测度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1],指标层共由四大类11个要素组成,包括X1~X11个指标:(1)县域现代农业总量发展指标。主要从农业生产总值、农村有效劳动力数量及城镇化水平三个方面考察,具体指标包括:X1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X2为农村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人数的比重(%);X3为城镇化率(%)。(2)县域现代农业人均发展指标。相比总量指标,人均指标更能反映生产率水平,三个人均指标是:X4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X5为土地产出率(万元/千公顷);X6表示恩格尔系数(人均食品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其中,X5=农业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3)县域现代农业技术水平指标。包括劳动力技术素养的提高和农业机械装备水平的提升,主要反映在:X7是各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人);X8是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X9为机耕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4)县域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指标。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前提,对县域现代农业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搜集数据的局限性,选取两个指标:X10代表农村小水电数(个);X11代表农村用电量(万千瓦小时)。   (三)湖南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实证评价   根据上面所建立的县域现代农业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选取湖南省88个县(市)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对象,资料来源于湖南省2007年统计年鉴。首先使用MicrosoftExcel中的数据运算功能,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11个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总数为1),通过加权综合处理可得出湖南省88个县(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值(满分为100分)。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与11个指标的关系中,除与X2和X6两个指标负相关之外,与其他指标均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其中,Y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值,a1~a11(0≤ai≤1)分别代表各对应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i为正整数。从表1评价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湖南县域现代农业整体水平不高,在满分定为100分的评价体系中,各县域得分普遍偏低,得分最高的长沙县也仅有62.64分,得分过60的县市仅有三个(长沙县、宁乡县、湘潭县);第二,各县(市)发展极不平衡,得分最高的长沙县(62.64分)与最低的凤凰县(1.37)之间差距悬殊;第三,农业大县不一定是现代农业强县,古丈县2006年农业产值9654万元,在湖南88个县(市)中最高,但该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仅2.58分,排名倒数第三。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得分在60分以上的县市,即基本具备了现代农业的雏形,表1的数据显示,全省仅有长沙县、宁乡县、湘潭县三个县达到这一标准。这说明湖南省的农业产业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城市反哺农村缺乏中间接续,县级层次成为断层,因此,如何将农业大省转变为现代农业强省、经济强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关键。　   　二、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相关性的规范与实证分析   (一)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相关性的规范分析   1.建设现代农业需要壮大县域经济。农业是湖南县域经济的基础产业,2005年全省88个县(市)农业总产值达1767.95亿元,占全省县域GDP的46%,农业在县域经济中比重较大,居主导地位。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农业大县往往是经济弱县,农业成为县域经济的薄弱环节。随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逐步引入,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优质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的建设成为助推县域经济大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县域经济的状况又是农业农村生产发展的集中反映,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才能更好地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要求,才能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物质保障。#p#分页标题#e#   2.现代农业以县域新型工业化为前提。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条件,包括物质装备条件的改善、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农业经营发展理念的进步,以及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等,都必须以相关工业的发展发达为前提,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可有效拉动县域农用工业改造升级,促进对农业的反哺,增强农业物质装备,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有力支撑。县域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强县支柱,发展县域经济必须重视发展工业。无工不富,对大多数县域而言(以旅游等第三产业为主的县域除外),发展工业是改造县域经济结构层次低的需要,是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范围,让更多的农民转出就业的需要,是繁荣县域经济,富县富民的需要。从长远看,县域没有强大的工业,就难有基础牢固的农业,也难有发达的第三产业。   3.县域经济可将现代农业与新型工业化发展有机结合。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产业,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建设现代农业需要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又以新型工业化为根本出路,因此,统筹现代农业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关键结合点在县域。具体表现在现代农业丰富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一方面,传统意义上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包括原料、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促进工业部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担当城市工业化的“血库”,农业生产则多停留在初级阶段,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利润率低。现代农业的发展成功拓宽了农业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了农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精深加工,拓展了农业产业领域,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在建设现代农业方针的指导下,目前很多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势头足、规模大、效益好,已经成为所在县域的支柱企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建设现代农业也成为部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有效实现形式。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建设对现代物质装备的需求,又促进了县域新型农用工业的发展。农用工业是增强农业物质装备的重要依托,是与现代农业联系最紧密的工业部门。县域新型农用工业是县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包括新型肥料、低毒高效农药、多功能农业机械等在内的新型农业投入品,既保证了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又拉动了县域工业增长和结构升级。   (二)湖南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1.研究数据选择。用表1中评价得分值衡量湖南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选取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来考察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2]。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采用县域经济的综合性、可比性、客观可行性的基本数据(总量、平均、速度等三类)进行评价的,以总人口、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P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等9个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通过规范化加权计量的方法,以100分为满分,得出近年湖南省88个县(市)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值(见表2),表2可以基本反映出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2.湖南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的Pearson相关。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统一选取2006年“湖南省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值”(表1)与“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值”(表2)两组数据,应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为直观反映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作出相关性散点图,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与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散点相对比较集中,说明相关性较强。经过进一步数据处理,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输出结果如表3。   三、结果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原意在于说明县域经济强弱对现代农业发展程度具有重大影响,理想的方法应该是回归分析,但根据目前已有的相关经济理论，无法证明县域经济竞争力与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函数关系,因此,我们放弃利用回归方法单向考察县域经济强弱对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解释力,转而选择统计意义上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于表3的统计结果解释如下:Pearson相关系数为r=0.771,应拒绝总体中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零的假设,一般r≥0.8则两个变量为高度正相关,本研究得出的相关系数非常接近这一标准,故可以认为,县域经济竞争力与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呈较强的且为正的相关性。   具体地,从两类评价得分结果的横向比较来看,进入2006年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前10强的县市,其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基本上都排在前20位,如长沙县(1)、浏阳市(5)、望城县(12)、宁乡县(3)、冷水江市(18)、醴陵市(8)、攸县(9),其中括号内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值排名,初具现代农业雏形长沙县、宁乡县、湘潭县三县,均是经济强县。可见,县域经济强县一般是现代农业强县。

摘要：县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总量较小，产业规模不够，产业发展缓慢。做优产业结构，聚焦产业发展短板是解决矛盾实现县域经济新突破的关键。推出特色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是推进县域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从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入手，剖析了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秉承绿色发展、融合发展、坚定不移走融合发展之路是县域经济实现突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县域经济也迎来了新机遇，但是随着新兴经济的进入，县域发展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转型问题也逐步凸显，那么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域来说，如何抓住机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一）经济总量小，产业机构不优，产业培育较慢。我国大部分行政县是以种植业为主来发展经济，农业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工业和新型产业的比重较小，另外，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较小，生产经营方式不够先进，产品深加工产业不成熟，缺乏精深加工企业，农产品附加值较低；县域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以加工类企业为主，以中小型企业居多，结构单一，缺少骨干企业，竞争力不强，支撑作用不明显，工业潜在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以旅游、商贸为主的服务业发展相对迟缓，与国外资源对接机会较少，对外贸易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还不强。

（二）基础设施和服务不到位。普通县城地方财力十分有限，尽管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风貌有了大的改观，基础设施趋向完善，但是总的来说，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还不够高，后续服务还不到位，依旧远远不能够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求，无法为产业发展提供更优惠的政策。

（三）制约发展的道路交通瓶颈问题严重。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受道路车流的影响，货物运输需要按照规定的线路进入城区，造成了交通成本的提高，另外，可能由于地处偏僻，加大了投资者的成本，在选择投资的时候，招商的压力就会比大中城市要大，为此制约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的智能革命时代已经到来，数字经济与县域经济领域的深度融合成为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本研究以江西省为例，分析该省数字经济与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情况。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内涵为切入点，延伸至江西省数字经济与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主要问题，为该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江西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对策

党的五中全会已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作出方向性的决定，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一系列目标建设，而这些建设都将以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基础展开，显而易见，就是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县域经济作为中国历代以来最重要的底层经济主体，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呈现突出地位，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撑点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为此不仅关系着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等战略的落地和实施，同时也影响着县域本身的质量转型。发展至今的县域经济在原有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了同其自身经济特色和互联网数字经济体系的融合，注重经济协调发展和优化转型以实现自身的创新探索与发展。在此过程中，江西省内各个县域进行数字经济的转化，为自身的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由于省内各县域经济发展呈现一种不平衡势态，从而影响到整体省域经济的转型发展，这包括县域与县域之间的横向转型失衡，也包括县域内部的垂直转型失衡，进一步导致数字经济本身对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作用难以发挥，因此，影响到整体省内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这也是该省当前在底层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对于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理解，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对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内涵都有不同的理解。美国的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主要是在各县域间通过虚拟网络与实体连接而形成一个更快捷的生产系统。德国的县域经济数字化战略集中体现在德国“工业4．0”战略布局中，在德国的《数字化战略2025》中，将十个行动领域的范围整体纳入到了“数字德国”的未来规划，落实“工业4．0”，加强各县域之间的数字技术研发与创新、实现各县域之间全阶段数字化教育。同样，英国也提出了《英国数字化战略》，从宏观经济、数字化治理、数据经济等七个方面提升各县域之间的战略任务。2019年，日本不甘落后提出“社会5．0”，目的也是从社会各个层面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数据联动万物，从而让数字化催生各县域经济之间的新价值、新服务，最终实现虚拟和现实的融合，实现“超智慧社会”。综上可知，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围绕县域各方面经济内容展开，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与县域之间各方面经济相融合，打通横竖层级之间、交叉行业之间的数据壁垒，使县域经济各产业链更加紧密活跃，产业更加高效赋能，在改变原有县域经济的商业模式、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基础上利用前沿技术再创新县域经济的决策模式和供应链协同模式，从而推动县域经济产业形态的转变，打造一个全新的县域经济新产业生态，最终实现县域经济产业生态模式的转型与升级。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为各县域传统产业带来存量的增加，即凭借高新技术引发的效率和产出的提升;二是为各县域传统产业带来增量拓展，即新商业模式基于数字化拓展出的新业务模式将引发县域间的产出增加;三是为各县域经济带来新活力，即基于数字化科技化产业的加入让各县域经济有了新产业的同时也提升了各县域经济的发展动能。

二、江西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存在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一)数字经济带动的后劲不足。无论是县域经济还是数字经济都属于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着整个市场经济的规模和成效。通过对江西省县域经济的调查，可以看到各方企业都在数字化经济转型中使出了浑身解数，每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特点和特征，但仔细梳理可以看到江西省内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特点:参加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很多，但成功且成规模的很少;企业数字化转型前期投入大，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停止了数字经济转型的计划。综合以上特点看江西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中存在问题，明显存在着数字经济带动后劲不足的问题，多数县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注重数字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落实不够、人才不足等问题，导致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未产生规模效应，反而成为县域经济转型中的短板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本研究在调查中发现，江西省多数县域在发展经济产业过程中缺乏数字经济产业的龙头企业，数字经济产业龙头带动效应很难得到体现，从而影响数字经济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摘要］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处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纽带地位。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县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河南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县域经济出现同质性竞争、外延式扩张、点式发展等问题。构建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分层有序网络格局、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外溢扩展、以多元创新驱动县域经济提质等是重要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河南;县域经济;新型城镇化;路径

一、新型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路径的一次大调整，它更多地强调人、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的协调，集中反映在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上。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更多地体现在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上，尤其是特色和个性化需求、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依据需求和供给的对应关系，必然要求供给结构做出较大调整，从而有利于化解剩余产能、提升优质产能。这些都为县域经济的再次飞跃提供了阶梯，使县域经济在更高的层次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优化县域内的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资源的活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原住居民的身份和生活场所亦发生变化，其从事的工种需要重新调整。城郊接合部的居民完全融入都市生活，其赖以耕作的土地变为城市用地，居民个人需重新在城市中就业，政府的扶持起着关键的作用。农村的居民迁入小城镇居住，由于劳作成本较高，很多人不愿从事农业生产，以转租或合作经营的方式对土地进行流转，实行集中经营。大量劳动力的融入，挤占了部分工作岗位。政府应以不同居民的多元需求为引力，引导产业优化转型，为“人事相宜”匹配关系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政策和环境条件。

一、恩施州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恩施州县域经济发展的机遇

当前，恩施州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三大机遇。一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产业转移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分工的新机遇；我们要在发展县域经济层次和质量的同时，做好这篇大文章。二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县域既是“三农”问题集中区域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载体，县域经济也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恩施州提出产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给县域经济带来新机遇。三是国家及省委省政府相关政策支持带来的发展机遇。自2001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不少国家给予的政策倾斜以及资金、技术、项目支持；湖北省也对恩施州予以“616”对口帮扶和扶贫开发等大力支持，给恩施州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尤其“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恩施州以“三州”战略为指导，坚持走特色开发、绿色繁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县域经济呈现出总量扩大、结构趋优、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加快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步伐。

（二）恩施州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

从资源角度来看，恩施州有“六大”特色资源。分别是旅游资源、生态农业资源、水力资源、风力发电资源、富硒矿产资源和绿色药物资源。全州有2448座山峰、304个山洞、44条峡谷、252条溪河、8处气势磅礴的瀑布、49种国家保护的珍惜古树、800万亩天然连篇草场、以及丰富的原始森林与绿色生态景观，拥有8个大类、21个亚类旅游资源。就产业发展而言，恩施州各县（市）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的产业基地。如茶叶基地：巴东、鹤峰、宣恩、咸丰、恩施市、利川市的规模化高标准茶园，已打造出恩施玉露和恩施富硒、鹤峰翠泉、宣恩皇恩宠赐和五家台贡茶、巴东金果茶叶、咸丰乌龙茶等茶叶品牌；烟叶基地：以烟叶基地单元项目建设为牵引，建设高标准烟叶基地65万亩；养殖基地：大力发展恩施山地黑猪、山羊、黄牛、家禽的规模化养殖，宣恩、咸丰、鹤峰积极发展大鲵、兔、蜂等特色养殖业，以及建设清江生态健康水产养殖示范基地等。在人文基础方面，恩施州有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

（三）恩施州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恩施州县域经济发展在取得很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整体竞争力较弱。2013年全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0亿元、同比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6.46亿元、增长10.2%，地方一般预算收入50.1亿元、增长23.8%。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工作考核办法（试行）》（鄂办发〔2014〕21号）的要求，恩施州全部属于第三类县（市），即限制开发区域的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2013年的全省排名中，恩施州8个县（市），除恩施市排名第三以外，其余县(市)的排名均靠后。其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难度大。恩施州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26∶34∶40，很明显农业占比较大。再次是经济自主发展乏力，生产要素大量外流。恩施州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带有较强政府政策指向的投资项目拉动，等、靠、要的思想严重，资金、人才流失严重，国有企业发展有限，民营、私营、个体企业发展严重不足，乡镇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李冬晓，2012），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着眼于农民，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王婧翱，2013）。

（一）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同于过去的城镇化

它的“新”体现在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片面地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而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标志是要在本质上实现农民身份转变过程中伴随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而不是盖了多少住宅楼、有多少农业户口转变成了城市居民户口。否者，即使在城里打工一辈子，也达不到“人的城镇化”的要求。按照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科学理念，城镇化是以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的城镇化，而不是以房地产拉动城镇化。如果本末倒置，先造城后填人，这样的城镇化是一条歧路。传统的城镇化，是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城镇化，其基本路径就是开发区、房地产，忽略“乡下人”，忽略了土地要素、提高效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如果新型城镇化像过去一样演变成房地产化，不仅不能驱动城镇经济增长，还会产生巨量的房地产泡沫，出现所谓的“鬼城”。因此，深入推进统筹城镇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引导人口向城镇聚集，才是广大农民想要的新型城镇化。

（二）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农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动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现代服务业所涉及的各类主体。过去一提到城镇化，有一种观点是把城镇化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的一种延续。这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工业企业及房地产企业，要靠工业产业升级及房地产业的发展来拉动城镇化，这是一种将城镇化与城市化同质化的错误观点。从我国国情和已有国内外城镇化经验看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定位应该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全面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所带动的城镇化。城镇化要遵循城镇化的科学发展思路，不能忽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的农业人口，离开了农业人口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一定是围绕农业经济产业升级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农业经济产业升级所涉及的各类主体，包括地方政府、现代农业企业及上下游产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等。

（三）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