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论文范例

一、新闻评论节目特质对主持人语言的要求

（1）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灵活。

电视新闻评论集图像、声音、文字于一体，有时还运用多种表意符号来传递思想。在节目中，经常会插入现场再现、嘉宾访谈、现场采访连线等，其内容十分的丰富，形式多样。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除了具有传达信息的能力外，还能够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跳出自己已备好的语言模板，用自己更加灵活的语言，去串联各方，确保节目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

（2）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亲和。

传统的评论总喜欢摆出一副讲大道理、教训人的姿态。而电视新闻评论则不然，无论是主持人、嘉宾、记者、事件当事人，上了镜头，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作为各方的衔接者，要使节目参与各方都能够以最佳状态投入节目，顺畅地传递信息，首先在语言上要做到有亲和力。

（3）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具分寸。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的回归，新闻评论节目对主持人自我语言特点和人性化表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主持人要顾忌人性，该高要高、该低要低、该怒要怒、该喜要喜、该伤要伤，这样才能拉近受众、吸引受众。同时，在评论中要特别注意分寸，应兼顾大多数人的接受水平有的放矢、有分寸地把握语气、节奏，使自己的评论能够更多地得到接受和认可。

本文选取《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中国图书评论》《中国编辑》《编辑学刊》《出版参考》《现代出版》《出版广角》等13种编辑出版类期刊。其中，《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现代出版》等8种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习称北大核心）收录，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习称南大核心，英文缩写CSSCI）来源期刊；《中国编辑》《编辑学刊》《出版广角》等3种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收录，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图书评论》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扩展版”来源期刊；《出版参考》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开设理论探讨、海外市场等学术栏目，具有前瞻性。这13种期刊在我国编辑出版类期刊中具备代表性。笔者于2018年4月13日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JN=出版科学ORJN=中国出版ORJN=现代出版ORJN=编辑学报ORJN=中国科技期刊研究ORJN=编辑之友ORJN=出版发行研究ORJN=科技与出版ORJN=中国编辑ORJN=编辑学刊ORJN=出版参考ORJN=出版广角”为检索式进行检索，共得到13种编辑出版类期刊的107610条论文数据。

一、期刊载文量和作者发文数量

将这13种期刊按照CNKI数据库2017版复合影响因子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科技与出版》《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科学》《中国编辑》《编辑学刊》《现代出版》《出版广角》《中国图书评论》《出版参考》。首先，统计这13种期刊自创刊以来的载文量。期刊载文量是指期刊在一定时间内所刊载文章的数量。[1]载文量常被用作衡量期刊吸收和传递科学信息的能力，也往往被作为遴选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2]根据这13种期刊创刊以来总载文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为：《出版参考》（23445篇）、《中国出版》（16930篇）、《出版广角》（12353篇）、《中国图书评论》（10891篇）、《编辑之友》（9415篇）、《出版发行研究》（8826篇）、《科技与出版》（8218篇）、《中国科技期刊研究》（6978篇）、《编辑学报》（6276篇）、《编辑学刊》（5078篇）、《出版科学》（3896篇）、《现代出版》（3238篇）、《中国编辑》（2866篇）。再统计在这13种期刊中发文较多的作者。根据作者发文数量排序依次为：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159篇）、南京大学张志强（117篇）、武汉大学徐丽芳（114篇）、华中师范大学范军（112篇）、《防护工程》编辑部朱大明（80篇）、美国佩斯大学练小川（79篇）、新乡医学院刘雪立（78篇）、武汉大学黄先蓉（77篇）、原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69篇）、北京大学肖东发（60篇）、武汉大学方卿（60篇）、西北大学姚远（58篇）、人民出版社林穗芳（58篇）、北京印刷学院叶新（53篇）、百花文艺出版社徐柏容（48篇）、西安交通大学赵大良（48篇）、中国人民大学周蔚华（45篇）、第三军医大学冷怀明（44篇）、北京印刷学院严晨（43篇）、中国药科大学郑晓南（42篇）、武汉大学罗紫初（42篇）、长安大学赵文义（42篇）、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41篇）、上海大学鲍国海（41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石朝云（41篇）、苏州大学吴培华（40篇）、湖北警官学院陶范（40篇）、中国编辑学会邵益文（39篇）、北京师范大学陈浩元（38篇）、东北大学米戎（38篇）等。

二、高被引论文研究

为进一步评价这13种编辑出版类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笔者对这13种期刊中引用20次及以上论文进行了统计，发现这13种期刊在CNKI数据库中被引用20次以上的论文有1563篇。

1.高被引论文期刊分布

将这13种期刊按照高被引论文数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为：《编辑学报》（604篇）、《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97篇）、《编辑之友》（137篇）、《出版发行研究》（130篇）、《中国出版》（103篇）、《出版科学》（72篇）、《科技与出版》（72篇）、《中国图书评论》（36篇）、《中国编辑》（35篇）、《编辑学刊》（26篇）、《出版参考》（22篇）、《现代出版》（21篇）、《出版广角》（8篇）。其中，《编辑学报》的高被引论文数量遥遥领先，说明其刊发的论文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若从高被引论文出版年份来看，刊发高被引论文较多的年份均在2000年后。（见图1）其中，2007年发表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为115篇，2011年发表114篇，2010年发表113篇，2005年发表110篇，2006年发表107篇，2002年发表105篇，2003年发表101篇，2009年发表100篇。2000年以后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数量较多，一方面说明2000年后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论文质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编辑出版类期刊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刊发论文的引文增多。

学术期刊是服务于知识推广，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的媒体。作为媒体，就要研究传播效果、传播力。国内最早界定传播力概念的是刘建明于2003年提出的，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1]。他认为，从外在层次上看，传播力包括媒体规模、人员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覆盖率及社会效果，其中传播效果是媒介传播力的主要表征[2]。传媒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周志懿认为，传播力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的覆盖面以及影响效果，可以用传播的速度、强度、宽度与精度四个指标去考察[3]。因此，加强学术期刊传播力的建设路径要以经营的思维，围绕传播的内容、方式、规模、人员素养、营销策划等方面来进行。

1大数据理念赋予“内容为王”新含义

传播力的大小归根结底取决于传播内容的好坏。学术期刊是内容产业，有一流的内容，才有一流的效益。要确保好内容，就要建立一支好的作者、编辑、专家队伍。然而在大数据理念下，“内容为王”在传统内容之外又有了新含义：一是以“全产业链”的模式，对内容资源进行整体的集约整合，将内容、作者群、读者群、网络出版平台、数据库、OA处理系统等整体推出，形成学术期刊内容传播的整体效应、规模效应、平台效应。二是深度挖掘科技信息内容，开发衍生信息。在大数据时代，用户的需求呈现定制式、多层次、差异化的特征，学术期刊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仅提供论文的目录、摘要、正文，还要提供与论文相关的作者信息、科研信息、点评信息、行业信息等扩展内容。针对这些衍生信息，可在网站增设读者交流社区、专家在线咨询、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模块等，也可灵活办刊，栏目设置多样化，出增刊、副刊，设立科研动态报道信息。《英国医学杂志(BMJ)》的“新闻”栏目、《NEJM》设置的“视点”栏目，主要报道医药领域的政策、事件、科研成果等动态新闻信息，便于读者了解比较全面的信息。《中华医学杂志》设有《医学动态》，向读者介绍国内外的医学科技新闻。《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每年出版一期增刊，介绍科普知识[8]。这些个性化的办刊方式，加深了信息的传播强度和深度，满足了一些用户的个性化、边缘性需求，提高了服务的互动性、高容量性、实用性、时效性。三是学术期刊编辑对内容的主动引领，即在编辑过程中，在不改变原稿基本信息的前提下，根据学术期刊传播的需要，适当加工，赋予新角度、新含义，既引导稿件的内容方向，体现办刊的定位、理念和策划要求，又让读者接受到更加权威、明确、全面的信息。

2注重利用新型传播方式

2.1优质论文优先出版

传播的速度决定了学术期刊信息的时效性和价值。信息传播越快，时间越早，其价值就越大。学术期刊要克服纸质期刊发行周期长、容量有限等不足，实现优秀论文和热点论文的快速传播是吸引读者，扩大传播效果的可行做法。快速传播的做法有：①利用自建网络、合作网络或新媒体在线发表。将学术论文先进行信息化处理，然后在第一时间，实现期刊的预出版。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学术刊物都开设了这样的平台，如Science的“Express”、《Nature》的“AOP”等。②在第一时间将科技期刊论文交给中国知网等优先出版数字平台，可以出版单篇优先、整期优先。排版格式可不同于印刷出版，根据各种数字出版传播载体的特点与优势灵活设定。现在国内通过此数字平台实现优先数字出版的期刊已有一千多种。③推荐到有影响力的网站或微信平台上，扩大关注范围。例如《煤炭科学技术》就用此方法作为加快传播速度的手段。

2.2发挥新媒体灵活多样的特点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演进特点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演进与同时期各种戏剧运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成都的戏剧期刊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任务、与各种戏剧运动结合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规律。

（一）从分布时段上来看，抗战时期成都涌现出的戏剧期刊最多，而之前或之后的戏剧期刊则较少。从概述中可看出，在共计24种戏剧期刊中，抗战之前为5种，抗战之后为4种，分布时段以抗战时期最为鼎盛，共15种之多，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是成都（乃至四川）戏剧发展的鼎盛阶段和黄金时代。对此，耿祥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说：“与以上城市不同，四川与重庆的期刊发展呈现橄榄型的特点，从分布上来看，该时期正好覆盖整个抗战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一直处于后方，没有沦陷，也相对较为稳定，同时，该地区一直又是抗战爆发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为戏剧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温润的土壤。因此，将成都和重庆说成是整个抗战阶段中国戏剧期刊发展的“双塔”，亦不为过。”

（二）从编辑和作者群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的编辑和作者人数众多，和分布时段一样，也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即抗战时期编辑和作者人数最多），其中不乏翘楚之才。从编辑群来看，先后有刘念渠、刘振美、徐昌霖、熊佛西、周人、冷然、王徐、龚圣俞、刘明扬、费文兆等人，他们大多热爱戏剧或直接进行戏剧创作。刘念渠曾是山东省立剧院的教师，撰写有《一九三五年国内剧坛》，1943年4月《戏剧月报》第1卷第4期曾刊有他的《论历史剧》一文，重庆图书馆现在仍藏有1940年由中央青年剧社出版的他的作品《北地狼烟》。刘振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投身抗日反蒋爱国斗争，被反动当局无理逮捕。1936年回川，从事进步文化宣传活动，写了不少充满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艺评论等作品。1939年10月，考入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不久，又创办《戏剧教育》月刊，任编委主任委员。1945年到江安，任国立戏剧学校讲师和省立江安中学教员。徐昌霖被认为是中国影视导演、评论家。生于杭州，就读于杭州三江大学（1937）、成都剧校（1940）。历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1940），上海中电三厂编剧导演（1947）。著有：《向民族文艺探胜求宝》、《电影的蒙太奇与诗的赋比兴》、《电影民族形式探胜》、《论早期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龚圣俞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尤以打鼓板著称，亦是文艺界名人。刘明扬民国六年（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民国九年（1920年），学成返川，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历史教员。民国廿七年（1938年），在重庆筹建抗战建国协进会。其中最有名者当推熊佛西，他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戏剧文学，后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任、兼燕京大学教授，后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戏剧系主任。1932年前后，在河北省定县主持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戏剧实验，并举办了戏剧学习班，成立了数十个农民剧团。“卢沟桥”事变之后，他率领师生奔赴长沙成立了抗战剧团，进行抗战宣传，并赴多地巡回演出。1939年初他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并出任校长，为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作者群来看，先后有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萧红、曹禺、陈白尘、夏衍、吴祖光、洪深、熊佛西、田汉、宋之的等大家的参与。以《戏剧新闻》为例，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间，洪深就写有《戏剧的突击》和《导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见》两文、田汉发有《第三期抗战与戏剧》、老舍写有《照样儿办吧》、宋之的写有《怀乡曲》和《关于“全民总动员”》。抗战爆发后，正是由于大批剧作家来到成都，他们不仅带来了早期创作的优秀剧目，而且在成都期间也创作了许多好的戏剧作品，使当时成都的剧作家队伍的面貌得到改观，使这期间成都的戏剧作品质量、样式、品种等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飞跃，成都戏剧舞台也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

（三）从刊物的审美倾向、内容、性质来看，民国时成都戏剧期刊在其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审美倾向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苑囿于本地意识，其俗野之气更浓，对川剧的关注更多一些。像《戏剧周刊》主要登载影剧杂谈类作品；《戏剧新闻》主要刊戏剧消息与评论；《阳春小报》主要刊戏剧电影研讨与评述，其中第3版主要刊登川剧消息（有演员艺闻、演员轶闻，演员小传、新编及修改的川剧剧本或唱段等栏目）；《蓉风三日刊》主要刊登川剧新闻。这些总是同蜀地的生活、习俗、语言、审美趣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着川人的意识和情感。抗战爆发后成都的戏剧期刊趋于文雅。如《战时戏剧》刊载戏剧理论文章占主要篇幅，剧本较少；《戏剧战线》则“主要发表短小剧本，兼及戏剧动态报道、评论及演出知识，共发表各种形式的剧本近50个，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抗战主题．代表作有《飞》、《未死的人》、《牧师之家》、《战时婚姻》(契诃夫著)等。该刊以戏剧为武器，以抗日为目的，以鼓励人们投入抗日洪流为己任，具有鲜明的进步性。”[8]从刊物的内容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较为轻松活泼，有的专发愉悦性的剧本，有的登轶闻掌故；抗战后的戏剧期刊偏重于戏曲理论的探讨，更多地关注各地的抗战剧运，承担了更多的抗战宣传任务。从刊物的性质来看，抗战前成都的戏剧期刊中纯戏曲刊物居多，像《阳春小报》和《蓉风三日刊》更多地关注于川剧；抗战后的戏剧期刊更倾向于办综合性的文艺期刊，常常将电影、戏剧、文学、娱乐融于一体。像《戏剧精英》杂志研究戏剧理论、探讨戏剧各流派的艺术手法，介绍戏剧舞台百科知识，报道戏剧界动态消息和艺人的生活，刊载剧本并发表分析评论。以川剧为主，也涉及平剧、昆剧等其他剧种。栏目有剧艺知识、特写杂述、剧本等。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的贡献

民国时期成都戏剧期刊是当时四川乃至全国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的主要阵地，是当时戏剧文化传承、戏剧艺术积淀和戏剧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50年代中期，《新闻学译丛》对“大众传播学”的最早引进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mass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该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2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65亿元之巨。”［1］61－67《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MassCom?munications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将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见《王中文集》第38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957年6月《新闻学译丛》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32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100页左右。1979年第4期达180页。该刊到1978年12月出了两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1979年12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7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作者：宦晓渝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研究缘起：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克•贝克（Ul-richBeck）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逐渐“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①美国著名学者乌里尔•罗森塔尔在1989年指出，“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重要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②。从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开始，危机传播逐渐进入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如何进行危机传播，往往反映出政府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态度。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甲型H1N1病毒（以下简称“甲流”）同为危及公众的公共卫生事件，且均具有一定典型性，本文要探讨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是否更加成熟，更加公开透明，报道手段更加多样化。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危机事件发生后纸质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报道内容上所采取的措施为研究重点，以《人民日报》作为研究对象，将该报2003年对“非典”事件和2009年对“甲流”事件的报道作为对比，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同时结合定性研究得出结论。

三、个案分析

（一）报纸的选取

［摘要］网络舆情是新时代高校提升管理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在阐述高校网络舆情内涵和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南京地区高校网络舆情案例分析当前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从加强工作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工作机制建设、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提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处置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一、引言

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产生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互联网生态重要特征。在思维方式差异化、利益诉求多元化、观点观念冲突化、信息交互便捷化的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数据显示，2020年涉高校全国重大舆情同比增加33%。从舆情类型分布来看，学生安全、校园管理话题走热，相关事件占比最高，均为18%；学术不端类舆情占比为15%；违纪违法类舆情占比为10%；同时，招生录取、学籍管理、师德失范等舆情也时有发生[1]。如何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处置工作，降低其负面影响，切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成为新时代高校提升治理能力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内涵与规律

（一）舆情内涵

近年来，舆情研究持续深入开展，学者们从政治学、社会学、行为学视角，对舆情概念进行阐述，张克生（2004）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舆情是国家的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客观活动，以及民众在认知和情感基础上对社会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观政治态度”[2]。舆情是公众意愿的体现，是舆情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舆情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但并非所有人的意愿；舆情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互联网出现后，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传播主张更加便捷高效，网络舆情受到重视。结合现有文献，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3]。网络舆情的主要载体是网络空间，针对的是社会公共事件，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高校网络舆情概念还存有争议，第一，舆情主体是普通网民还是高校师生；第二，舆情客体是高校突发事件还是社会热点事件；第三，舆情载体是互联网还是校园网。本文采用的定义是“普通网民和高校师生以互联网为载体，对高校相关事件及其社会影响所表达的意见、态度和观点的总和”[4]。

进入21世纪，北京联合大学坚持“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宗旨，努力实践“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办学理念，统筹学科专业布局与发展，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1]。面对北京市大众化高等教育以及建设国际大都市英语人才市场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提出了建设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本科英语专业；坚持面向首都社会经济建设，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掌握国际商务、文化交流、英语教育、外事文秘等基本技能并能娴熟地用英语服务于首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一、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   “应用型大学必须通过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来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学科要为专业建设提供支撑，专业发展要对学科提出明确的要求”[2]。学科以发展科学研究为目标，而专业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两者侧重点不同，因为两者的构成要素、设立原则以及划分方法不同[3]。北京联合大学应该“以为地方区域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原则，主动适应首都产业结构变化，建构应用性学科专业体系，大力发展新兴专业和面向应用的专业。贯彻面向应用、依托学科的专业建设理念，以应用为向导、以学科为支撑，带动专业发展”[4]。   英语语言文学是属于“文学”学科门类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在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下，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渗透、交流、碰撞和融合，社会市场对英语人才规格的要求已经从“岗位稳定型”向“岗位适应型”[5]过渡。英语专业过分单调、传统和强调模仿记忆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既然北京联合大学已经明确了“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为首都北京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原则，与时俱进地调整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建构一个融传统学科优势与应用性专业特色为一体的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最大限度地培养适应首都社会经济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二、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   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建设一支具有应用性英语学科特色的师资队伍，解决好应用性英语学科的研究方向与方法问题。2005年末，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确立为院级重点建设学科。三年多的学科建设有效推动了外语系教学科研工作，提高了教师对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责的认识。然而，我们的学科建设带有较大的专业属性，尚未形成自己的应用性特色。因此，它仍然是在为英语专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持，还谈不上以学科建设拉动或者带动专业建设。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注重挖掘传统学科建设中的创新意识，既与时俱进，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培育自己的科研特色和优势。“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所谓优势就是人有我强”[6]。   2008年，我们根据这一原则，对英语语言文学院级重点建设学科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下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两个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属于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性学科研究方向。我们强调英美文学作品的文化解读和影响研究，为建设一个应用性英语专业提供基础性学科支撑。   我们首先强调认真研读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挖掘其中的西方文化元素，强化英语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在《“从放弃中得到拯救”———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彻底的奉献>》一文中，黄宗英用史实证实了这首诗歌不愧为“一部用十几行无韵诗写成的美国历史”。当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说美国人“拥有着当时不被[他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一方面指当时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所剥夺，而另外一方面他指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爱上这块土地。这种“软弱”只有当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必须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时才能够被克服。   为了“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学会了“放弃”、学会了“奉献”，因此“立刻从放弃中得到拯救”[7]。这一研究体现了文学文本文化释读的应用性文学研究价值。   由于英语专业学生最核心的能力是文本的解读能力，因此如何通过貌似简单的文本语言外壳去解读深邃的文化意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英语专业开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类课程的目的所在。外语系近年有不少毕业论文得益于学生在“高级英语”和“英美文学”等课程上的文本释读。比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02级英语专业徐文静同学的《<女勇士>：一首由女性复仇走向自我歌唱的赞歌》（2006）、2003级张睿靖的《〈瓦尔登湖〉中的朴素意义》（2007年）和2006级侯蕾的《心灵的旅行：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的象征意义解读》（2010年）等校级优秀一等奖毕业论文，都是学生在认真研读经典原著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看到了中西文化差异或者西方文化精髓给现代人生命意义所带来的启示。   其次，我们加强翻译实践研究，打造学术著作翻译优势。近年来，外语系连续翻译出版了几部学术译著：《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三联出版社，2006）、《圣经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和《罗蒂自选集———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这些学术译著起点高、难度大，颇有影响，为打造外语系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的优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外语系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和质量。  #p#分页标题#e# 第三，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黄宗英主持完成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汉英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常用词语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外语系多位教师参与了这项任务。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先生认为它“必将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8]。以上这些科研成果都说明北京联合大学在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等方面的进步和实力，为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方向属于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应用性交叉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主要涉及对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过程的观察、描写和解释，人们通常从语言学、社会、心理、认知等角度去研究它。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外语学习者的学习、外语教师的教学、外语能力的评价有直接而显著的作用。专门用途英语是指在某一社会领域中使用的、用于实现某些特定交际功能的英语。   目前北京联合大学开设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有旅游英语、秘书英语、商务技能（商贸英语）等。这些课程着重于培养学习者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手段的能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王洪主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收录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撰写的19篇论文，为应用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黄宗英主编的《传统与创新的契合———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外语系教师教学与研究论文27篇，充分展示了北京联合大学在探索应用型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于2007、2008年两次联合举办“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之上。它将教学科研、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的新路径，既体现了继承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传统，又体现了外语系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创新精神。   三、应用性英语专业建设   1.专业基础教育   外语教育应该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高校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和课程设计已经从原来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比如，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网站介绍，该院英语专业商务方向主要培养能够“适合在跨国公司从事商务管理实践”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其办学特点是实施“英语＋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其培养目标是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将有较强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扎实的商务理论基础，较强的商务实践能力，并能有效地实现两种能力结合；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听、说、读、写、译等专业基础课以外，增加了涉及管理、经济、贸易、金融、会计、营销等方面的“主干方向课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原来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语言学概论”等高年级核心课程被列入“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然而，这种培养模式在学科和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矛盾。李赋宁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国的外语系首先要满足国家对于各方面外语人才的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打好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一定要保证做到。课程设置应是多方面的，但不可能很深，因为不可能使外语教师专业化”[9]。当然，许多综合性大学可以通过整合多学科教育资源优势来解决外语教师专业化问题，但是如何保证外语专业的教学质量问题却经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入学总成绩并不理想，且英语单科成绩总体偏低。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教学质量，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享受一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应该享受的高等教育学习过程。   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之后，我们尊重外语教育的规律，研究教学对象，注重因材施教，重视英语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想方设法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认真实施教学质量工程。2008年，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2004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58.33%，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3.05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84个百分点[10]。   2008年，外语系英语专业2006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72.22%，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0.39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08个百分点，取得了优异成绩。   2.理论联系实践   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在英语专业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英语专业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接触社会机会较少，理论与实践基本脱节，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应变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比较弱，不能体现应用性教育的特点。第二，重语言能力轻素质培养。教学方法比较陈旧，以传授语言知识为重点，忽视创新素质、文化意识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足够的锻炼。第三，学习方法陈旧。在学习上主要还是被动地吸收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资源，开拓第二课堂进行个性化自主式学习，学生的知识面不宽，难以适应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新形势的要求。第四，专业特色不明显。   大部分课程仍然以语言技能为主，虽然在高年级开设了商务文秘技能类课程，但没有形成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在专业建设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2009年建成了联合大学“同声传译实验室”，加强了商务文秘技能类实践教学环节和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初步构建了校内实践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拓展校外就业实习基地，增强学生接触与服务社会的机会，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第二，狠抓教学六个基本环节：朗读、课外阅读、备课、上课、课外作业、考试，保证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三，增强素质教育意识，强调专业基础课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培养，挖掘英语语言外壳之下的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语言世界观。第四，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学习方法，积极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办学，提高“出国率”，2010年英语专业共毕业51名学生，其中12人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士攻读硕士学位。#p#分页标题#e#   3.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为了更好地体现应用性英语专业特色，英语专业已经在逐步实施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课程体系。主要课程分为三大模块：英语基础课、商务技能课、人文素质课。4.实践教学随着发展应用性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北京联合大学英语专业积极挖掘社会资源潜力，同时充分利用校内良好的实践教学硬件环境，切实有效地开展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2008年春季，应用文理学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协议，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基地。通过实践教学，学生了解了国内外英语教材的发展态势，外语教材编写、编辑、出版的过程，编辑的职责与能力要求；通过调研全国高校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所开设的课程及使用教材情况，学生更加明确了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的基本情况、不同院校对英语教学的不同要求、所开设的课程及其教学效果等。这些实践活动对于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明确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思考就业出路和充分认识英语语言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结合北京联合大学“国家级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英语专业利用同声传译实验室开发了“新闻听译”、“秘书英语”、“商务技能”等实践教学课程，培养了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比如，“英语新闻听译综合实践”教学项目的具体教学步骤包括以下六个环节：新闻听写、分组讨论、代表发言、新闻口译、新闻笔译和评论写作。教师首先将录制的BBC/VOA/CNN/CRI等权威英语电台新闻节目分句播放，学生进行听写；然后是“分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接着进行“新闻口译”，即每4人一批分别进入1~4号译员间，对教师播放的新闻同时进行口译训练；之后，是“新闻笔译”，即用新闻体中文将所听写的新闻译成中文并进行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最后是“评论写作”课外作业环节，即根据所听写的新闻内容，自拟题目并进行调研，然后用英文写出400字以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这项练习融听力、阅读、翻译、作文为一体，不仅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听力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英语新闻文体的认识、口译能力、笔译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提出了建设“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英语本科专业的设想，并且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做了许多扎实工作。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不但能够注意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而且能够自觉地将文化意识融入应用性英语学科和专业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教学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创建一个适应培养首都社会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的基地而努力奋斗！